刚看完这段，脑子里就俩字：乱麻。卧槽，一堆组织名来回倒腾，什么山大主义兵、山师串连兵、山红联、山工总，看得人眼睛疼。这要是当年在山东想站个队，光记名字就得记半年吧？更别说搞明白谁跟谁是一伙的，谁又跟谁翻了脸。真服了，群众组织这玩意儿，比现在粉圈撕逼还复杂，起码粉圈还知道自家正主是谁，这派那派一天一个样，上午还战友呢下午就武斗了，闹着玩呢。 不过说真的，文章里有一段我反复看了好几遍，就那个晨练带操喊口号“翻案、翻案，为‘山工联’翻案”。绝了，这画面感太强了，一帮学生早上出操，不喊一二三四，扯着嗓子喊翻案，跟练气功似的每天给自己洗脑。你说他们到底图啥？为了一个已经被定性成反革命的组织翻案，天天喊口号，喊到跟王效禹都产生矛盾了还不肯停。这要是没点真信仰，怕是坚持不下来吧。可回头想，这信仰又挺脆弱的，王效禹一句话就能把他们从战友变成“翻错误的老造反派”，一句话又能让他们去支持反逆流。闹了半天，群众组织折腾来折腾去，最后还是看上面那个人的脸色过日子，跟提线木偶似的。 再说王效禹这个人。文章里写他57年反右时为了保下属被打成右倾，撤职降级。到了文革初期他又紧张，攀上中央文革的关系，靠支持造反起家。我忍不住想，这人到底是个啥底色？说他怂吧，他敢在青岛夺权，还敢杀到济南去。说他勇吧，老底子是个右倾分子，在政治运动里栽过跟头的人，那种怕劲儿应该刻在骨头里了。所以他后来拿到权力，估计第一反应不是怎么把山东搞好，而是怎么保住自己别栽第二次。你看他操作，公安厅事件一出来，立马抛弃主义兵派，转投串联兵派，这动作快得让人目瞪口呆。前一天还并肩作战，后一天就把人家卖了，翻脸比翻书还快。但你要说他是坏人吧，他又只是顺着中央文革的杆子往上爬，在那个环境里不这么做可能早就完蛋了。王效禹这个人，说白了就是时代夹缝里蹦出来的一颗政治火星子，踩着风头上了天，又忙着跟杨得志没完没了地斗，斗来斗去不还是把自己斗塌了嘛。我看他那套“姿态”很高，说白了就是心里没底，嘴上硬撑。 但我更想说的是立场问题。文章的叙述本身倒是挺中立，一堆事件、日期、组织名，看得人眼花缭乱，但字里行间能感觉到那种冷冰冰的距离感。比如写到2000多名山大学生被捕，就说了一句话，没提这些学生后来怎么样了，判了多久，家里什么反应。这些信息去哪儿了？咱们这代人，在课本上看到的文革往往是几行字带过的。真要靠这种文章去了解当年那些活生生的人，还是太费劲了——他们不光是被捕，被捕前怎么被抓的，有没有被打，有没有逃跑又被抓回去，关在看守所里那些日子吃的什么，身边人怕不怕。全是一片空白。我就挺想问问作者，你写这些组织跟派系写得这么细，可是那些跟我们差不多大的年轻人，他们的一生就像纸一样被翻过去了，您心里就没点儿想法？ 还有一点我觉得有点不对劲。文章说山大“主义兵”是造反组织的中坚力量，后来又跟王效禹闹翻了，但自始至终没说这帮人到底持什么观点、纲领是什么，就说他们“翻案”。那他们翻的是谁的案子？就翻山工联的案子？山工联又是怎么被打成反革命的？是不是可能里面也有无辜的人？这些都没说。我觉得作者好像默认读者对这段历史已经很熟悉了，但我这种普通读者就看得云里雾里。哦，我想起来了，文章里提到公安厅武斗是两派互殴，然后“主义兵派”冲击公安厅，最后被定性为反革命。问题是，公安厅自己就参与武斗还关人，算什么？这个部分作者就一句带过，没有追究这种反转，好像“冲击专政机关就是反革命”在当时天经地义。可要我说，这操作放在那个年代，就跟现在的“钓鱼执法”一样荒唐，先把你关起来，你急了冲进来，然后反手一枪“袭警”，性质直接变，全看人家怎么玩。这不叫革命，这叫套路。 另外，那个“地方出了个王效禹，军队出了个李再含”的说法，也挺耐人寻味。地方和军队各出一个造反名人，看文章里面济南军区和王效禹的关系就知道了，开始帮着他夺权，后面又打着支左旗号复活保守组织。这就很黑色幽默了，你支持的人夺了权，紧接着又要拆他的台，是嫌山东不够乱吗？我猜更深层的原因是：军队和地方造反派压根儿尿不到一个壶里，夺权是为了清零旧班子，军队出动是为了稳定，一个要砸烂旧世界，一个要保住新秩序，这不打架才怪。所以王效禹后来跟杨得志斗，与其说是他跟谁过不去，不如说是军队跟造反派之间的矛盾集中在他身上爆发了。写成王效禹的个人斗争，把这种结构性矛盾完全人格化，好像所有事儿都归结到首长们的恩怨上，群众组织只是棋子，我总觉得这视角太懒了。 还有那些站在两边的普通工人、学生、机关干部，他们到底图什么？文章里提到“文革初期反对造反派的群众”在1967年4月22日召开大会要求恢复名誉，另一边4月28日又开大会支持王效禹。这俩大会相隔六天，六天里济南的大街小巷是什么气氛？有没有人吵架、打架、拉横幅泼油漆？作者一个字都没写。我为什么在意这个，因为我爷爷当年就是省城一家工厂的车间工人，他跟我说过文革那几年，厂里分成两派，他每天上班前要先开半小时会，表态支持谁打倒谁，有时候昨天还一起抽烟的工友，今天就为了一句话拿扳手互抡。他说那阵子人心惶惶，连做梦都在喊口号。我倒不是想用我爷爷的话去验证文章对错，就觉得这种有血有肉的细节，文章里太少了。全是组织名、日期、名单，唯独没有“人”。 再说说王效禹倒台那事。文章说他1969年5月就倒台，原因提都没提。一个省的一把手，权力大到能定谁反革命、谁平反的人，突然就没了，总得有个说法吧？他得罪了谁？犯了什么错？是真的贪污腐化还是政治站队站错了？还是说因为跟杨得志斗得太狠、把军队惹毛了，上面只能叫他走人？这些关键信息全不写，让人感觉文章写到最后，像一个突然断电的电视，画面一黑，全剧终。反正我被吊在那儿，心里堵得慌。 其实我本来想做一个中立的读者，把文章当成一份资料来看。可看着看着，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去脑补那些画面：公安厅门口黑压压的人群，有人举着棍子有人拿着旗子，墙上刷着大标语。两千个学生关进去，学校空了，教室里桌子倒了，书本踩得满地都是。还有人站在那儿拿着大喇叭喊“翻案”，早晨六点钟，宿舍楼之间的空地上，回声撞来撞去。你看，我就是忍不住往里头填细节，因为文章给的骨架实在太干了，干得让我觉得缺了点活人味儿。 不过反过来想，作者也不可能去采访当事人了，五十年过去，很多人都走了。能把时间线、组织关系梳理成这样，已经算是尽力而为。我嘴上说得轻巧，真让我去写我还写不出来，光那堆组织缩写就能把我绕晕。所以有些话，我是说给自己听的，不是真骂作者。 但我还是不喜欢那个“姿态”很高的说法。王效禹一直把山大“主义兵”当“翻错误的老造反派”来“正确对待”，这句话读起来特别刺耳。什么叫“正确对待”？就是居高临下地施舍。他把人家当工具用的时候怎么不提正确对待？人家要翻案了就开始讲姿态了。这种用词上的微妙感，虽然可能是作者无意中的选择，但恰恰暴露了那个年代的权力逻辑：谁掌权，谁定义谁正确，谁就有资格去“对待”别人。放在今天看，这不就是典型的上位者pua吗？嘴上说“正确对待”，心里想的是“老实点，别忘了你是谁”。我还真见过这种场景，以前在单位有个领导，每次开会都笑眯眯地说“我对年轻人一向宽容”，结果稍微提点意见就给人穿小鞋。跟王效禹这路数，异曲同工。 算了，越说越远了。总之这篇文章给我的感觉就是：信息量够大，但太干，像压缩饼干，啃得腮帮子疼。要让我给它打分，我打七分，剩下三分扣在人味儿上。但怎么说呢，能记下来总比空白好。就跟那些晨练喊“翻案”的人一样，不管到最后翻没翻成，起码他们喊过，而且喊了一整个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