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善美，“真”排第一，“真”是“善”的基础。这个顺序若乱了，可能就是“伪善”。
若有人不谈“真”，大讲特讲“善”和“美”，就要小心了。
最近，央视名嘴白岩松采访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微，当谈到2024年促消费的话题时，白岩松再次眉头紧锁，向专家提出了一个颇有深度性的问题：“如何解决老百姓有钱不敢花，不愿花？”
这个问题，我也是众多普通老百姓之一，可是我无法回答。
白岩松出版过一本书名叫《白说》，我觉得白岩松还可以出一本书，书名我帮他想好了，就叫《白问》。
在我多年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中，常常会遇到一类人。
用谚语来讲，就是“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和“披着羊皮的狼”。
他们表面上装腔作势，一副“谦谦君子”的模样，用尽冠冕堂皇的口号和华丽的道德辞藻来标榜自己、装饰自己 ; 背地里却借道德之名行贪利之实，与他们口中说的道德要求格格不入，是一种典型的“人前君子，人后小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伪君子”形象。
这类在别人面前表现出道德的样子，而实际上他们背地里做的是跟自己提倡的道德标准相悖的事情，就是道德虚伪，又叫道德伪善。
唐代的宰相李林甫是道德虚伪的典型，被人称作“口蜜腹剑”，因为他总是嘴里说着某个人的好话，而背地里却想着如何陷害对方。金庸小说《笑傲江湖》中的岳不群亦是此中翘楚，西方的不少政治家，包括与水门事件有关的尼克松以及跟莱温斯基有染的克林顿，都被认为是道德虚伪的政客。
德国心理学家Lammers 做了一项研究，模拟办公室环境，随机指定受试者担任“老板”或“下属”角色。他发现，多数临时升至更高级别职位的人会变得更虚伪，他们在谴责他人的不道德和利己行为时，反应会很快，却认为自己同样的言行是可以接受的。
权力高的被试者做出了更多的作弊行为，同时他们对于别人虚报差旅费也表现出了更强烈的谴责态度。
Lammers发现在不同道德两难问题上（为了重要的约会闯红灯；缴纳个人所得税时漏掉兼职收入；保留被小偷偷来又扔掉的自行车),权力高的人会对别人持有更严格的道德标准，倾向于依靠道义论做出道德判断，并乐于维持现有规则。而权力低的人则一视同仁，认为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别人来说这些做法都是同等程度的不可接受。
权力高的人会表现出更强的道德虚伪倾向，这可能因为权力是跟获取资源的渠道联系在一起的，权力高更有可能获取额外的社会资源。
而权力低的人获取社会资源的渠道更少，他们采取阳奉阴违的道德虚伪策略很可能带来较少收益，招致更多损失。
当某人的地位比你高时，或者哪怕只是他认为而已，他的大脑都会告诉他，你需要他多于他需要你。因此对方会更倾向于满足短期需求，而不太担心不讲诚信带来的长期后果。
与此同时，一个有意思的研究发现，当人们对着镜子做决定时，他们的道德虚伪心理会大打折扣！就好像镜子有种魔力，让人觉得自己正在被盯着，一有虚伪的苗头就可能被揭穿。不得不说，在没有别人在场独资决策的时候，确实更容易“两面派”。
道德虚伪并不会因为道德标准启动而减少，只有同时自我觉察的提高才会抑制道德虚伪，促使人们在实际选择中做出道德行为。
因此，单纯强调道德而没有自我监督和社会监督，不能有效地减少道德虚伪。道德虚伪的普遍存更加说明道德监督跟社会监督的重要性。
道德监督意味着个体需要有良知有良心；而社会监督则意味着需要他人和社会对于某些人（比如高权力者）可能的道德虚伪予以监视。
道德虚伪常常是解决利益冲突的欺骗策略，与羞耻有着密切关系。
羞耻通常起因于核心自我由于不道德行为而受到损害，因而试图避开他人关注进而减少这种损害。
他们很少感到羞耻，因为羞耻可能引起明确的自我觉察，进而把自己的行为跟道德标准进行对比，因此会抑制道德虚伪。
通过逃避羞耻，道德虚伪者也就避免了反思性的自我觉察，进而否认自己做了不道德的事情，或者把不道德的行为合理化为无关痛痒的小事，从而保护核心自我不受损害。
老百姓有钱不敢花，或许是老百姓钱太多了，钱包堵住了，或许是钱烫手，取不出来，或许是老百姓还不明白消费的重要性，一定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