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5日，沈阳某中学举办高考动员仪式。图文无关。（视觉中国/图）
解决教师负担过重问题是近年教育管理与决策的重点。2019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此后各地、各级部门将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作为工作重点之一，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是，教师负担问题不是简单地从形式上做减法，而是要通过教师减负来实现学校教育系统的提质增效。
治标还需治本，了解中小学教师面临的负担困境及其背后动因有重要意义。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教师负担调查组成员，曾深入中原地区某市一线教师群体，寻找问题症结。
“行政终端”：多线事务下沉学校
在某些地区，多线事务下沉学校的现象仍然存在。教师工作负担的这一源头是基层政府不同的“口子”，本可用于提升教学、发展自我的时间被挤压。
应芮（化名）是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的道德与法治老师和教务处主任。接受采访的那一周，应芮说她一口气接收到十多个文件，有一天更是从早八点到晚九点和学校办公室、政教处等部门协调文件涉及的工作。“教务处对接的部门非常杂。照理说我们对接的是教育局，但很多其他行政部门都在给学校下达任务。有天我们办公室主任说，除了畜牧局没有下过任务，其余的基本都下过。”
陶伟（化名）是一所初中的道德与法治老师，并承担教务处工作。和应芮类似，陶伟日常工作的重要一项是接收通知并安排工作。“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我都会接到上级的一个通知。每一个通知，我都得用半天或一天时间做个评选或交个材料，我已经习惯晚上加班了。”
陶伟一直希望自己成为一名“较真”的老师，当学生在课堂内外出现问题时，能够深入探究背后的原因并进行针对性的干预。但行政负担让他的时间碎片化，“我从其他许多老师身上看到的‘较真’是我欠缺的，但现在我管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而在那些本身不承担行政任务的教师看来，杂而重的行政事务也干扰了他们的教育教学工作。通常，学校遇到各级考核、检查和评比时，会将任务分配给教师完成。这类工作费时费力，张望（化名）是一名小学数学老师兼班主任，他对此就颇有微词。
“国检两年或几年检一次，但区教育局每年到学期末会检一次。学校要准备的材料很细。主任会根据需要检查的东西列一个条目然后分配，哪个老师负责这部分，哪个老师负责那部分……我们主要是做一些展板和册子。做这个特别费时间，因为要精选照片、组织文字，然后反复修改……这些检查有重合的地方，但每次还得根据主题修改一下，要是完全修改的话，说实话确实没那么多精力。”
张望并不清楚这些检查是为了什么，只是执行学校布置给的任务。另一位数学老师石伊（化名）的表达则更直率，“每个检查都有不同标准，我们就得应付不同的标准。我们不知道这些材料和日常工作中哪些是对应的，如果上面规定好了我们平常教学时要注意什么，平时就做了，也不至于应急地去补，这很费时间。”
“上头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尽管教师减负政策明确要求地方政府精简对学校的行政负担，但任务仍然层层加码下沉到学校，再由学校组织、分配到教师身上。对不少教师来说，这些任务繁复且意义不明，他们便采取应付了事的态度和做法。那么，这些行政项目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初衷呢？
2019年3月22日，天津某小学，校长通过各班级家长群给大家发送街舞分解动作教学视频。图文无关（视觉中国/图）
“全能选手”：课堂外任务的挣扎与内卷
当前，我们将教师减负的焦点放在了社会事务、报表填写等方面。然而，教师负担过重的症结要复杂得多。其中，学校教育内容的不断扩张一定程度上也促生了教师，尤其是班主任的工作负担。
樊芝（化名）是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和班主任。她有17年教龄，在处理课堂内外事务上经验丰富，但面对越来越多的班主任工作要求时，她仍有些力不从心。
“学校里边要求正常上课教学，还有教案、教学笔记、培训活动等，已经把一天工作时间排满了，再有一些活动基本是利用休息时间来完成。最近一段时间学校还组织武术操，都需要班主任去教。如果是辅助管纪律这些工作我觉得挺好，但需要专业技能的任务，本身就是赶鸭子上架，怎么能教好孩子？”
除了武术操这类体育活动，樊芝还表示，每个年级会开展不同的文艺活动，如故事会、朗诵比赛等。针对长期以来“弱于体、抑于美”的教育现象，当前“五育并举”的理念注重学生的健康体魄和审美情趣，但在形式上如何将“五育”真正融入学校生活仍值得探讨。学校音体美老师数量有限的情况下，自然需要班主任承担起指导责任，这就要求班主任“无所不能”。樊芝略带自嘲地说：“只恨自己不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才。”
孙杰（化名）是一位从教6年的小学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他认为，自己作为班主任有责任把学生文体节目指导好，但也充满了无力感。他提到了一次班级合唱比赛前，他连续一周带着学生排练。他说：“我也不懂，只能带着学生一点点练，但不可能在节奏这些方面指导，毕竟音乐是个专业的事，这对我这样不专业的人来说是个很大的负担。”
孙杰投入大量时间、精力，主要是作为班主任的责任感与良心使然，但也有竞争与绩效压力的驱动。他说：“每一个老师都不希望自己的班级落后。但如果我费了很大劲却没做好，最后还得被批评，甚至会有种负罪感。”和孙杰类似，不少教师传递出这种“不想受批评”的心态。并且，由于部分学校将这类评比纳入班主任工作的量化考核，很多教师不得不加入“内卷”。
教师尤其是班主任越来越被期望成为“全能选手”，能应对各种各样的学生活动。 “有时我们私底下开玩笑，就说现在‘不兴教学’了。”樊芝说。
这不禁引人深思：课堂外学生活动的数量不断增加、内容不断丰富，但这些活动是切实指向育人实质的，还是形式主义的？如果没有厘清这些活动的意义，也只会徒增教师的负担感。
“谨小慎微”：家校共育中的掣肘
在强调家校共育的背景下，家长的学业参与越来越被重视。然而，一些不健康的家校合作状态，既让家长感到疲惫，也令教师觉得负担沉重。调查发现，不少教师和校长指出有家长“投诉举报”和“甩手掌柜”的情况，这使得教师不得不小心翼翼应对。
刘俊（化名）是一所公立小学的副校长。他很推崇家校共育的理念，但也指出在当下，孩子在学校里出现的任何问题都可能引起家长的问责。这样的关系也使得教师更注重“自我保护”并产生了很多心理负担。
“学校有监管权，出事了学校要负责，有些家长这种意识特别强……所以现在咱们这儿新来的老师，我都会告诉他们一定要沉得住再进班上课。要搞清楚这个班的情况，不了解的情况下不要随便处理一些事情，要是处理不好会惹很大的麻烦——这些都是老师的责任。学生出问题了，老师的惩戒权在哪里，没说得很明确，真要处理的时候也束手束脚。”
调查中，也有教师提到了部分家长“教育卸责”带来的困扰。王莉（化名）是一名小学数学教师，她觉得有家长“反感”教师联系自己。“这些家长不希望老师说自己孩子有多么不好，他们多多少少会有种想法：孩子学习、行为出问题是老师的原因，不是孩子的原因。”她说。
王莉班上有个孩子，家长都忙于事业，孩子主要由保姆照看。他经常不写作业，也会欺负同学。有一次，他连续几天没完成作业，王莉不得不盯着他写，但直到放学，家长出于各种原因也没来接。考虑到学生的安全和健康，王莉推掉自己的事，带着学生吃饭，等到九点，家长才来。
当前，由于家校社教育责任边界缺乏明确的法律支持和规定，学校和教师会面临“责任无限大”的处境。尤其在涉及家校矛盾的社会事件中，学校和教师的责任往往被放在放大镜下审视。为了尽量避免因学生安全事故等被问责，学校常常通过扩大教师职责范围来保证学校和教师工作的安全，使得教师更谨小慎微。然而，部分家长不当的教育理念和方式也应得到关注，避免过度责任化催生教师过大的心理压力。
“数字烦扰”：“至少两节课才能出一个美篇”
如今，越来越多的数字技术被整合到学校和教师工作中。在看到起到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看到它一定程度上为教师“创生”了新型的工作负担类型和形态。
微信、钉钉等通讯工具带来了信息沟通的便捷，却也引致教师工作边界的消解。调查显示，教师手机中的业务群繁多，并且教师还需时时关注群里的信息，避免遗漏任务。肖琦（化名）是一位小学语文老师，从教5年多来，她随时要听候群里的指示。“你得好好看各个群，学校每天通知你，通知很密集的，有教导的、政教的，有教研的、工作室的……”对担任行政职务的教师而言，工作群带来的负担更是沉重。
夏淑（化名）是一所公立小学的政教处主任。她说自己主要的业务群有十几个，涵盖创城、学生资助、学籍、法制、舆论、网格化管理等诸多方面。以舆论群为例，夏淑说：“舆论群每天要登，放假也是。每天要在几个网络平台上看看，然后报学校有没有负面舆论。”一个群尚且如此，十几个群所对应的工作量可想而知。
“这十几个群我每天都拨拉看一遍，有什么通知属于我们口的，马上就往上和校长报，往下就得安排。校长他们的群更多，他经常和我说，这些群你们都得留心，哪项落下都不行。”
此外，使用App、公众号、美篇等的e化留痕也是教师负担来源。校园活动后的美篇、公众号推文，都需要仔细编辑。调查显示，有教师认为活动后推送美篇比活动本身更麻烦，但即便麻烦，这类e化留痕活动不得不做，否则“就好像没做工作一样”。夏淑说：“留痕是关键，什么都要留痕。你知不知道做完一个美篇得用多长时间？它不是一节课能做出来的。你要选照片、弄文字，至少要两节课才能出一个美篇。”
作为语文教师的肖琦在学校美篇团队中负责文字工作，不仅是规范语言文字用法，而且要凸显活动意义。她说：“检查材料的时候会看学校的核心理念，比如科技特色，那要在语言文字中突出这些内容，把活动和我们的理念挂钩。”
可见，美篇看似简单，却需要繁复、细致的工作。但这类工作意义有多大，许多教师心里是打问号的。樊芝对此感触颇深：“现在都得有美篇不是？无美篇不工作。好多是白天搞活动，晚上做美篇，也是得花费一个晚上的精力，做好之后也不一定有人看。”
2021年1月27日，四川广安，一名教师在家长群视频直播散学典礼。图文无关。（视觉中国图）
从制度根源治理教师负担
教师减负政策的出台和实施一定程度缓解了教师负担过重的问题，但调查结果显示出了教师负担的深层问题。除了自上而下的行政负担以外，课堂以外的学生活动、家长参与、数字工具都可能是当前教师过重负担的动因。不难发现，造成教师负担过重的不仅是工作的繁重，还有这些工作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教师关于工作的意义感不断受伤。应从根源治理教师负担，使教师更好感受工作的价值。
第一，优化协同政府机构部门设定，深化政府服务改革。当前中小学教师负担来源“口子杂”、条线多的现状与基层教育行政部门权力分散有直接关系，也与地方政府机构职责重叠、分散交叉等问题密不可分。应厘清各基层部门权力和职责边界，合理统筹基层教育行政部门权力，减少其他条线部门对学校的非教育相关干预。精简各机构内部门、单位设置，提升政府决策效率。加强教育行政部门和其他条线部门之间、教育行政部门内部各单位、处室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协同决策，避免下达各学校的任务和信息意义不明、重复雷同。
第二，扎实推进育人为本的学校教育，变革教师评价理念。当前，学校组织的学生活动看似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但“为活动而活动”的现象仍较为显著。教育行政部门应引导学校注重学校活动与日常教育教学的有机结合，将学校活动作为学生课程学习的合理调节与延伸，避免“刻意”地开展活动。教育行政部门也应弱化检查、考核和评比中学校活动宣传报道的权重，引导学校将学生核心素养发展作为活动评价的重点。此外，还应引导学校科学评价、激励教师在学校活动中的参与，避免唯活动结果论的绩效主义。
第三，健全学校责任立法，促进家校社互信协作。调查结果反映出学校责任边界模糊不清，以及社会力量对学校教育功能的过度依赖，导致了学校因为家庭、社会责任转嫁而陷入权责不对等的困境。应通过法律明确界定、规范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责任和义务，保障学校自主办学有效运行，明确教师的职责空间。建立健全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教育协作分担机制，协同支持学生发展。
第四，以技术赋能治理体系变革，数字化支持教师工作。调查结果显示，数字技术增负与数字媒介嵌入压力型体制密不可分。应明确数字技术治理的价值取向，警惕数字形式主义。引导建立工作群发布内容规范和“群规群矩”，简化、有序化群内事务流程，最大化发挥社交App的辅助和服务功能。此外，教育行政部门还应联合其他部门、第三方机构促进地方信息化平台建设，简化教师报表、统计、宣传等方面的工作。
（宋萑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师教育研究中心教授，周深几系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博士后）
宋萑 周深几
责编 吴筱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