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冬天，越来越多30岁左右的年轻人，选择彻底离开互联网，离开北京。他们大多在2018年到2020年间，被“互联网红利”所吸引，只身来到北京，成为“互联网北漂”，寻找赚钱的机会。但是，当了三五年“大头兵”，他们想要在互联网更进一步的时候，财富的风口停下了。
这些听着上市、股票、期权、财富自由的故事进入互联网行业的人，大多处在一种尴尬的状态，时代的丰厚奖励已经被更早入行的前辈们尽数瓜分，在新的形势下，对他们来说，保住工作都变成了一种奢望。
站在30岁的当口，他们开始重新审视工作和生活。互联网不再让他们遐想，北京也不再让他们留恋，这些为红利而来的人，终究选择离开，成为互联网北漂的“最后一代”。
文 | 饶桐语
编辑 | 赵磊
运营 | 虎鲸
赶在30岁之前，离开北京
离开北京，比想象中匆忙。
在这个城市读书、工作10年，李尹峰设想过很多种离开的情境，比如留出一个月的空余时间，把北京的大小景点全看个遍，再和朋友们一一吃饭、道别。那个时候的他，应该“已经月薪三万”，回老家的状态，是轻松的、自如的。
但在今年10月，他只花了两天时间，就结束了这一切。
308.5公斤行李，从北京寄往杭州，只需要花费700块。“我的青春，重达308.5kg。再见了，北京；再见了，青春。”在社交平台上留下这句话后，他连夜坐高铁离开，火速住进刚刚找好的一个出租屋里，“几乎是匆忙逃窜”。
离开本不需要如此紧迫。李尹峰今年30岁，在北京做了5年程序员。去年底，他被裁员了，换了一个工作，没干多久，到今年4月，又一次被裁了。原本，他心态还不错，打算一边看机会，一边搞搞副业，身边有靠投资股市赚钱的人，他也学着去炒股。三个月过去，他在股市里被套牢了，等他从暴富的幻想里醒来时，找工作的难度又提升了不少。
投资失败、在家待业，李尹峰的压力越来越大。他的生活好像突然叠加了好几重困境：互联网行业寒冬依旧，自己还gap了半年，找工作的希望愈发渺茫；年龄迈入30岁的关头，没房没车，很难在北京立足，炒股又赔了一些钱。
“再也不能浪费一点时间了。”恐慌感笼罩着李尹峰，就像“随时会有蝙蝠来吸我的血”。离老家最近的杭州，成为他的避难选择。
陆远也是在这种紧迫感的驱使下，在这个冬天离开北京。他是一位30岁的程序员，奋斗5年，没有卷进大厂，没有当上管理层，也没有外界眼中互联网成功人士标配的年薪百万。他的第一份工作月薪8000元，几番跳槽，终于涨到了18000元，但最近一份工作又降了一些。
等到了今年，陆远和很多互联网人一样，在降本增效的大潮中失去了工作，在听到裁员通知那一刻，他先是有些错愕，但很快，他竟然感觉到放松——在北京继续奋斗，职业的天花板近在眼前，或许被裁是一个契机，可以离开北京，换一种生活。
陆远的老家在山东一个小县城，没有互联网的工作，回去就意味着彻底转行，从零开始。因此，他不再犹豫，决定“必须赶在30岁之前离开北京”，不能真的等到“35岁门槛”才考虑出路，那就太晚了。
这个冬天，越来越多30岁左右的年轻人，选择彻底离开互联网，离开北京。他们大多在2018年到2020年间，被“互联网红利”所吸引，只身来到北京，成为“互联网北漂”，寻找赚钱的机会。但是，当了三五年“大头兵”，他们想要在互联网更进一步的时候，财富的风口停下了。
这些听着上市、股票、期权、财富自由的故事进入互联网行业的人，大多处在一种尴尬的状态，时代的丰厚奖励已经被更早入行的前辈们尽数瓜分，与自己隔着一两层的小领导可能就是那些故事的当事人。在新的形势下，对他们来说，保住工作都变成了一种奢望。
30岁的产品经理陈可为，还不知道离开北京后要去往哪里。从2020年到现在，他一共换了三次工作，被裁员一次，部门解散一次，公司倒闭一次。在这些经历里，他学会了预判谁最危险。有一个不怎么加班的同事，“领导找她两次，她都不在，估计快了”；另一个默默干活的女孩，虽然勤奋，“但不是领导的嫡系，努力也没有用”；还有自己，所在项目的数据不好，也没有什么人脉。通知裁员的时刻，三个人都上了名单，准确地验证了他的预判。
陈可为觉得自己好像失去了参照系。他来自内蒙古满归，一个靠近中国最北端漠河的小县城，如果跟老家的人比收入，“好像也不差了”，但“拉通了看”，家乡的同龄人们吃喝玩乐，自己却还没有成家，没有稳定工作，没有一个确定的未来，这让他感到焦虑。“都说三十而立，但实际上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样才叫‘立’。”
寒冬中，资产越多、积累越足，御寒能力才越强。但这些年轻的互联网人，几乎没攒下什么家底，买不起房、没有人脉、难以升职，如今又频繁地失去工作。权衡之下，这群带着梦想来闯荡的“互联网北漂”们，开始抓紧时间离开，寻找出路，也想要在30岁的当口，重新审视自己的职业和生活。
互联网不再让他们遐想，北京也不再让他们留恋，这些为红利而来的人，终究选择离开，成为互联网北漂的“最后一代”。
▲ 图 / 视觉中国
在北京，追互联网的风
2017年，李尹峰只有23岁，还是个刚出社会的年轻人。他从北京一所211高校毕业后，找了一份月薪5000元的工作，没干多久就辞职了。他发现，一位学计算机的朋友，刚毕业就拿了35万的年薪，这让他既震惊，又后悔，“当时我为什么没去学IT”。
李尹峰打算半路出家，自学代码。他搬进了北京房山，租住在一个小房间里，每当在LeetCode（编程平台）上刷题到深夜时，他感到信心满满，整个人都很兴奋。李尹峰说，虽然还没有找到工作，但那时，他觉得有大把的好机会在等着自己。形势好的时候，令人忧惧的“不确定性”，反而会被当做一种“可能性”，后来回想，那是他毕业后最快乐、最有盼头的一段时光。
程序员薪资待遇动辄过万的消息，也传到了陆远耳中。听到让人震惊的数字后，刚从山东一所二本学校毕业的陆远，没有丝毫犹豫，就跟父母借了7000元，报了一个编程培训班，连夜坐火车北上学写代码。
坐到教室里，陆远才发现，自己不是个例。位于一家物美超市二层的狭小教室里，坐满了对未来充满向往的年轻人，他们中的三分之二，都是转专业过来的，“每个人都想好好学，都想赚大钱”。从8点开始上课，到超市10点关门，都有人没离开，“一直学，直到保安来撵”。
赚大钱，就是此时“互联网红利”最直接的体现。每季培训课结束的时候，教室门口会贴上红色的喜报。陆远说，喜报和高考战报长得很像，不一样的是，一个是展示学生们的高考成绩，一个是展示学员们的offer和毕业薪资，看着它，所有人都感觉到“有奔头”。
2018年，互联网行业旧的战争刚刚过去，打车、外卖告一段落，但下半场才刚刚开始。那时的字节跳动还没有成为宇宙大厂，抖音还没有赶超快手；拼多多还在五环外默默成长，还没有被阿里和京东当成致命的对手；互联网双子星阿里和腾讯如日中天。巨头们的触角不断向本地生活、影视传媒、健康、旅游等各领域延伸，资本支持下，大大小小的战事不断，创造出无数岗位。
▲ 字节跳动北京总部大楼。图 / 视觉中国
中国互联网迎来第三次上市潮，在香港排队敲钟的公司有近百家都来自新经济企业，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百万富翁。年轻的创业者们也想借着资本的力量一跃而上，成为新的弄潮儿，他们四处招人，烧钱扩张，壮大业务，梦想早日上市或卖给巨头。
从编程培训班毕业之后，陆远很快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进了一家起步不久的创业公司。他几乎没有感觉到招聘的门槛，即便自己毫无经验，还是获得了每月8000元的薪资。陆远也成为培训班喜报上的一员。
入职之后，陆远发现，这家做线上教育的新公司，创始人很年轻，从清华毕业后就开始创业，公司只有几十个人，老板会对外说，“我们现在已经融资了几千万”。
陈可为也被掘金者们的大手笔震撼过，一家看上去规模并不大的公司，在年会上宣布：“我们有几十亿的现金，明年要开5个项目。”
在一个追求创新的行业里，有更多的试错机会，对新人也更友好、更包容。
来自四川的冯佳，是一所985高校生物能源专业的研究生，2017年曾在一家互联网企业实习。她交付第一项需求的时候，内心满是忐忑，带她的Leader却笑着鼓励她：“你不用做这么快，可以慢慢来，跟上节奏就好。”
此前，冯佳从没有了解过互联网的工作，但她觉得，选择一个行业，就要去看行业里的前辈们是一种什么状态。没什么比在这里的真实体验，更像互联网行业的宣传广告——工作氛围很好，随时有正反馈，Leader不过三十出头的年纪，自信、从容，看不到一点疲惫。
原本，冯佳的职业规划是继续做科研，但对比之下，实验室里的导师们有着非升即走的焦虑，早上5点半，就要坐第一班校车抵达学校，然后做一天实验。巨大的落差改变了冯佳的职业规划，找工作的时候，她果断放弃本专业，留在北京，转行进入互联网，做了数据分析的工作。
不管是薪资、前辈的状态，亦或是实打实的工作机会，都让这群刚刚入行的年轻人们感觉到前途无限——即便自己还年轻，但更大的红利，一定会在未来如期而至，这是他们甘愿留在北京的原因。
陆远形容那种确定感：“今年拿1万的薪资，明年就能拿2万，三年之后一定能拿3万。”连带着他的父母，都隔三差五地劝他在北京买房：“我们咬咬牙，把老家的房子卖了，给你攒出一个首付，再靠你自己的工资，慢慢还贷款就好。”
在父母的想象里，身在互联网的儿子，工资会一直涨，北京的房价也永远不会跌。
▲ 北京天际线夜景。图 / 视觉中国
赶上末班车了吗？
很快，冯佳就感觉到，自己赶上的，是“互联网行业的末班车”。
经过几份实习后，2019年，冯佳正式毕业，进入互联网，开始了她的第一份工作。冯佳错过了烧钱百亿的百团大战，错过了共享单车带来的共享经济潮，这一回，她不想错过这个高歌猛进的风口——在线教育。
像冯佳所旁观过的那样，最初的时候，互联网愿意为所有的机会买单。冯佳记得，当时一个付费学员的客单价大概在8000元左右，但获客成本远超这个数字。从引流到注册，公司在每个用户身上就得花300元到500元，到付费转化这一步，即便是一位最普通的销售人员，一个月也能赚5万块。对此，公司高层并不在意，甚至在分享战略时提出，“要不惜一切代价获取用户”。
2021年初，冯佳跳槽到字节跳动，这是唯一一家大力投入在线教育，甚至前几年不打算盈利的大厂。在这里，公司的投入更是让冯佳咋舌。一条创新业务线，要打磨一款新产品，为此专门设立了一个用户访谈部门，针对学生们做付费调研——在当时，这款产品的客户只有2000人。用现在的眼光来看，“ROI低到不可思议”。
几乎是同一时间，陈可为也进入到快手一个做美颜特效的部门。跳槽前，陈可为的朋友告诉他：“公司内部是一种向上的状态，同事们都希望团队好、自己的产品好，福利待遇也不错。”很快，快手在香港上市，成了“短视频第一股”。这是陈可为第一次进入大厂，他很庆幸，觉得自己终于抓住了机会。
站在2020年末的节点看，在疫情宅家红利的刺激下，互联网行业迎来了第二春，在线教育、生鲜电商、社区团购、直播带货，都迎来爆发式的增长，在开城拓地的战争中，更多的新人从疫情中受挫的各行各业涌入互联网，他们从全国各地汇聚到北京，成为新的“互联网北漂”。
陆远在工作三年、辗转三家公司之后，如愿成为了一家装修App创业公司的团队负责人，这是他努力的回报，也是他赶上“末班车”的证明。但2020年底，陆远还在跟组员们开会，钉钉群里突然弹出一条消息，“公司因为疫情，资金链断裂，直接解散”，各个小群里的信息疯狂刷屏，陆远瞬间懵了。他不敢相信，去递交仲裁申请，希望能够获得一些赔偿，折腾了两个月，最后只赔了1万元，除掉律师费，只剩3000块。他突然开始怀疑，自己真的上车了吗？
▲ 图 / 视觉中国
越来越多的迹象开始预示这个行业的巨大变化。
陈可为进了快手后发现，同事们都很谨慎，他们所在的美颜特效部门并不是核心业务，为了保证数据不下滑，自己的KPI不受影响，他们在设计滤镜的时候，不再像以前那样各种风格都去尝试，慢慢培养用户的喜好，反而被用户带着走，“他们喜欢甜美，我们就疯狂做甜美的特效”。但后来他才明白更本质的原因——站里都是喜欢甜美的老用户，鲜少有新用户进来，所以不需要探索新风格了。最后，这个部门也因高层变动被裁撤掉。
冯佳也意识到，“要不惜一切代价获取用户”的背后，是获客难度的大幅增加。来自甘肃的产品经理于威曾经是58同城的管培生，他刚毕业的时候，师哥师姐们还忙着进创业公司，做基础架构设计。那个时候的地推大军，只用送鸡蛋、送小礼物就能收获一个新客户。但到自己找工作时，最火的求职关键词变成了“用户增长”，又过了两年，懂得“深度运营”的人，才更好找工作。于威说：“以前遍地是机会，后来局部有增长，如今，只能做好运营了。”
疫情红利终究没能阻挡增长停滞的到来，监管的态度转变，也让巨头们开始收缩战线，好像一夜之间，互联网行业就入冬了，“降本增效”四个字，成了全行业的共识。
离开快手之后，陈可为去了另一家创业公司做游戏，“报销的流程变得很长”，团建从公费变成AA制。有一回，他们想买个百度网盘的会员，方便大家传阅资料，结果老板说，“买一年会员也太久了吧，买7天的就够了”，听得陈可为瞠目结舌。
ROI也变得越来越重要。陈可为的游戏项目，一直没有上线，预计要做两三年，但老板失去耐心，要求他们不要再细化，“没有时间给你们这么做”。林菲在一家电商品牌做运营，前几年的大促，他们还要“疯狂冲销量”，后来目标改成了“保利润”，于是，砍掉大半营销成本，“就是不增长了，付出100分的努力也没用”。
增长能掩盖一切问题，但是增长停滞后，所有问题都开始暴露出来。
这工作有什么意义？
来北京之后，李尹峰很少和父母联系，高强度的互联网工作里，没有什么人际往来，很难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和时间，他所有的生活都和工作相关。
离开北京时，他卖掉了一辆滑板车，是他在第一次被裁的那家公司上班时买的，公司降本增效，因此紧抓考勤，为了不迟到，他买了这辆车代步。陆远则是卖掉了他的自行车，那是他闲暇时为数不多的爱好，即便加班到很晚，他也会骑30分钟车，从西二旗返回天通苑，从一个满是程序员的区域，到另一个满是程序员的区域。
为了保住工作，大多数人不得不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工作里，陷入无效的内卷。
在大厂的最后一段时间，冯佳的精神变得很差。她说自己是典型的“小镇做题家”，不需要外界提醒，也可以足够努力。但难熬的是，努力没有价值，“很多业务做无可做的时候，就会为了绩效，强行去挖掘一些价值”。
很多工作，单纯是为了排解焦虑。有一次，公司有个新业务，要求看某个数据指标，冯佳的团队加班加点做了一个月，最后，业务人员看了一眼说，“知道了”，这个数据就再也没有作用，也没有人再提起。
冯佳曾经羡慕的前辈们，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自信、从容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年人的卑微”。一位新挖来的高层，常常小心翼翼地征求她的意见。另一个35岁的前辈，此前的职业曲线一路上升，能直接向管理层汇报，但突然之间就转了岗，手下没有团队了。
对于冯佳而言，价值感、获得感，乃至对于未来的向往，都是她前进的燃料。“当它们存在时，即便压力再大，也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但当它们消失，我就会选择后撤，寻求一个更加平衡、舒缓的生活。”
▲ 图 / 视觉中国
重新审视生活的不止她一人。
这几年，陆远时常会想起一个陌生男孩，他也是程序员，住在陆远楼上。一天夜里，男孩加班到很晚，没带钥匙，为了节省100块的开锁费，男孩选择从窗户爬过去，后来失足摔下。等第二天上午被发现时，男孩的身体已被冻僵。
每次想到这件事，陆远会感到痛苦，也为这个男孩不值，“如果能早点被发现，说不定他还有救”。陆远代入了自己，“如果我去世了，第一个发现我的应该是公司，因为没有及时去上班”。
他也为自己的变化而难过。有一回下班之后，陆远看到小区门口的公园里，有一群小孩跑来跑去，是充满朝气的样子，他第一个反应是疑惑：“这些小孩在干什么呀？光是跑来跑去，有什么意义？”
这个念头浮现出来的时候，陆远觉得不可思议。很早之前，“做没有意义的事情”，是外人对他的评价。高中时，他偷跑去学校里的大湖里游泳，游过来，又游过去，只是因为好奇那种感觉；读大学的时候，他自诩为“文艺青年”，骑着自行车去了西藏，只是因为“想去看看”。
在互联网的世界，陆远是最普通、最容易被忽视的那种人。他原本以为，自己可以加入这个行业创造的伟大奇迹，但没想到，更多是目睹包括自己在内的人，一步步成为耗材。
在北京的几年里，陆远没有太多朋友，只和当年同一个编程培训班出来的同学有一些往来。如今，他跟其中关系最好的几位，租住在一个三居室里。陆远是其中最小的，在他们身上，陆远好像看见了自己留在北京的将来。
有一位朋友一直单身，相亲了好几年，今年终于结婚，怀孕的妻子留在老家，朋友独自留在北京工作，过着周末夫妻的生活。另一个朋友，快35岁了，还没有成家，晚上下班后，就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刷一晚上短视频。
路远说，他不知道朋友们是否幸福，但知道，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 下班后独自在家刷手机的人。图 / 视觉中国
站在斜坡上
失业的大半年时间里，李尹峰经常觉得后悔。他甚至回想起填报志愿的时候，“从这一步就开始错了”，错在没有直接学计算机，这样毕业后就能直接进入互联网行业；后来，他又后悔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为了求稳，选择了薪资更低的那份，但那时互联网的行情好，起点本来可以更高；回想起2022年遭遇的第一次裁员，他又后悔，没有早点对互联网死心，放弃留在北京的奢望，又白白消耗了一年时间。
这些90后互联网北漂，都是为了追逐红利、半路出家。最开始的时候，互联网对学历、年龄、背景，卡得还没有那么严格，他们能够很快找到工作，身边不乏90后的高管，或能力欠缺但入行足够早的领导。
陆远花了5年时间，在各个创业公司辗转，但直到今天，他依旧是互联网里最普通的一名码农。反观同一个培训班里，有从985、211高校毕业，学习能力强的学员，一毕业就直接进了大厂，也有运气比较好的，比如一个进了创业公司的同学，没多久，这家公司就被大厂收购，“他的年薪能开到接近50万”。
目睹过前人的胜利，没人不想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李尹峰总觉得，明明就差一点点，一切就会不一样了。
没工作的那几个月，李尹峰把大量积蓄投入了股市，最开始的两个月，的确很顺利，“一天就能赚一万”。这让他感觉到兴奋，他停止了找工作，起得比996的时候还早，在吃早饭的时候看市场新闻，然后在9点钟时，准时坐到电脑前等待开盘，到了晚上，就在雪球上复盘，写下的心得获得了几百万的浏览。
这种充满希冀的生活，和5年前在房山出租屋刷题的时候如出一辙。在互联网的几年，他错过了很多时机，这一回，他再一次觉得，“自己还有机会”，能成为那个幸运儿，最终如愿在北京买房、留下。他也没有感觉到自己在追逐一个幻影，“我身边是有炒股成功的例子的”。
但就在连续盈利两个月后，第三个月，李尹峰被套牢了。工作几年攒下来的钱都打了水漂，他忍不住自嘲，“我这几年，总是很拼命地跑，跑完一抬头，才发现这条路不太行”。
陈可为也挣扎过。有一段时间，他觉得产品经理容易被裁掉，也去学了一个月编程，但“不是那块料”，他学不会。在几家公司周转的间歇，他还去了一次泰国找机会，结果疫情中的东南亚更加萧条，他亏掉所有存款，血本无归。如今，陈可为评价自己，“干什么都很难成功”。
李尹峰有一种感觉，“站在斜坡上”。他形容和自己相似的这群90后，“可以往上爬，但更容易回到原点。我们是基础薄弱，在大环境下行的过程中，又重新停滞不前，或者滑下来的一群人”。陈可为也遗憾：“哪怕用了很多年的努力，一步步爬到半山腰，但还是晚了。”
陈可为的父母在内蒙古满归，做普通的林业工人，一个月工资2000元，没有办法帮助他买房。为了增加留在北京的可能性，他想过很多办法。他尤其能攒钱，来北京8年，他从来没有跟任何人借过钱（倒是被骗走过十几万），一个月2万元的薪水，他只在公司吃饭，不点外卖、不网购，除了交房租的钱，其余的几乎能全部存下来。但这样的时间长了，他会问自己：“我要这样工作到什么时候才行？”
对于家庭，他们没办法选择。失业之后，李尹峰从没想过把这件事告诉家里人，“即便是说了，也不会得到帮助”。父母只是普通工人，从小到大，家里都是“各管各的”。在北京多年，李尹峰习惯了自己去解决问题，“没有后方，只能自己去攀登”。
但总有攀登到一半，再怎么努力，也上不去的时刻。
▲ 图 / 视觉中国
寻找生活的锚
陆远描述了自己所向往的生活：回老家，有妻子，有孩子，买辆自行车，平时和朋友们骑车、打打篮球。这是一种很容易想象的生活，但在互联网北漂眼里，却很难实现。
结束北漂后，很多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新生活的基石，这是此前的北漂生活最为稀缺的东西。
比如买房。2022年，31岁的数据分析师冯佳，决定离开大厂，回到离家更近的重庆。一年的时间里，冯佳结了婚、买了房，140平米的大平层，不到300万。如果在北京，同样的价格，只能买到一个50平米的老破小，她和伴侣去看过这样的房子，没有配套设施，距离地铁都有2公里，两人面面相觑，还是决定放弃。
产品经理于威在离开北京后，也转道去了成都，落户、买房，在闲适的老城区散步时，他笃定，这样的生活才是自己想要的。
但是，逃离北京并不能解决所有的人生问题。冯佳说，压力换了一种方式存在。在收到的offer里，她选择了一家小互联网公司，入职前，她特意查询了这家公司近几年的现金流，确定它的盈利状况之后，才敢入职。但整个行业都在提降本增效的时候，新公司还是没能成为例外，前段时间，产品和技术各裁掉了20%。
整个就业环境，也让冯佳不敢辞职。“我对目前的工作很满意，但是你不可能在这家公司干一辈子，出来的时候，重庆可以选择的岗位，寥寥可数。”
于威最终也没有长久地留在成都。不久前，他接到了北京另一家大厂的offer，他觉得这个工作机会很好，因此决定再次北上。他重新在北京租了房子，过上两城通勤的生活，有节假日的时候，他都会开车回成都的家里，把从大学时就开始养的植物来回搬。
“这不也是一种北漂吗？”我问。于威想了想说，那还是不一样的。在成都安家之后，他感觉自己好像“心安定了”，如今租住在北京的时候，他只觉得自己是出了一个长长的差，没有了以前那种漂泊感，其中一个表现是，他不会拿出手机去搜索周边小区的房价，纠结自己是否能够买得起这个地段的房。
冯佳也有类似的感觉。后来，有前领导来询问冯佳，是否考虑回北京，她突然觉得没问题，随时打算再去北京“卷”一段时间，赚几年钱。她说：“在新城市获得了安定感之后，不会让生活只有一个锚定物。”
还有人在继续寻找安定感。失业后，陈可为不敢闲下来，于是把自己的爱好发展成工作，在北京一家球馆里，教人打羽毛球。他计算过，一个小时100元，一个月也能到手1万块，可惜客户不稳定，也没有社保。他不满足于此，又马不停蹄地辗转到杭州，寻找各种有可能的创业机会。
回杭州后不久，李尹峰尝试了换赛道。他最开始想考公，结果发现，建筑专业出身的自己，不能报考计算机相关岗位，原专业又只能报“三不限岗位”。他尝试去做培训机构的数学老师，但去了之后发现，“其实是做销售”。几番思索之后，他还是决定回归程序员的队列，准备面试，找一份互联网的工作，“起码我自己是喜欢这个的”。
最大的改变是，他告知了父母自己这段时间的遭遇，这是李尹峰第一次尝试跟他们沟通。和以往一样，父母依旧没有给出任何建议，“但起码知道了我目前面临的困境”。
坐在图书馆里刷题的时候，李尹峰尝试把这段时间的烦恼慢慢清空，尝试重新相信，30岁的人，依旧年轻，他总有一天，会慢慢落地。
（文中所有人均为化名）
炒股那段真没忍住笑 跟风进去被套牢 这也能赖红利没了 风口在的时候也没见你飞起来啊 认清自己是普通人比啥都强 北京不欠谁的
看了这篇，我第一反应是——“最后一代”这词也太丧了。 我表哥就是2019年来的北京，学计算机的，二本，在回龙观那边租了个隔断。他当年选计算机就是因为看了那些“毕业三年年薪百万”的帖子，觉得这行来钱快。结果呢，去年年底被裁，今年三月找了个外包，工资还降了两千。他没走，还在北京耗着。我问他为啥不回老家，他说“回去干啥，做公务员考不上，开滴滴不甘心”。我说你这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吗。他没说话。 所以看到文章里李尹峰那个“308.5公斤行李”的时候，我笑了，笑完又觉得挺不是滋味。700块钱把五年青春寄走，听起来像个段子，但你真要搬过家就知道，那点东西打包起来，胶带缠了一圈又一圈，纸箱子在楼道里堆着，跟个逃难的似的。我去年换房的时候，光书就装了六个箱子，搬完腰疼了三天。那些行李里其实没多少值钱东西，就是衣服、书、锅碗瓢盆，再加点乱七八糟的纪念品。值钱的东西从来就带不走，比如那些年加过的班、熬过的夜、掉过的头发。 文章说他们是“被互联网红利吸引来的”，这话没错，但我觉得没说透。吸引他们的不是“互联网”这三个字，是“钱”。2018、2019那会儿，谁身边没几个在互联网上班的亲戚朋友？回老家过年，饭桌上问起来，“哦在北京啊，做啥的？”“互联网。”“那工资不得两三万啊？”那种语气里带着羡慕。我表哥那时候月薪一万二，在老家亲戚眼里已经是“混得不错”了。可他自己知道，一万二在北京刨掉房租水电吃饭，一个月能剩三千算好的。但他不说，因为说了也没人信。 现在好了，裁员的裁员，降薪的降薪，那些当年羡慕他的亲戚又开始说风凉话——“早说了嘛，北京房子那么贵，早晚得回来”。这帮人就是这样，你好的时候捧你，你不行的时候踩你，反正他们永远正确。 但话说回来，文章把这些人写得太惨了，惨得有点刻意。什么“随时会有蝙蝠来吸我的血”，这个比喻我实在没绷住。李尹峰炒股被套牢那段，说实话我一点不同情。你一个被裁了的人，没收入，还敢把钱往股市里扔？那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吗。文章里说他“学着去炒股”，学谁不好学这个，2023年A股什么德行心里没数？当然这话说出来有点不厚道，但事实就是这样。他在股市里亏的钱，跟他被裁这件事，其实是两码事。一个是行业问题，一个是个人选择。文章把这两件事揉在一起，搞得好像他倒霉透顶，其实不是的，他就是在错误的时间做了错误的决定。 陆远那段倒是挺真实的。“听到裁员通知那一刻，他先是有些错愕，但很快，他竟然感觉到放松”——这个细节我信。我有个前同事被裁的时候，当天晚上就发了朋友圈，配了张喝酒的照片，文案写的是“终于解脱了”。底下好几个前同事点赞。那种感觉我懂，就是一根弦绷了太久，断了反而踏实了。但他后来找工作的那三个月，我跟他吃过一次饭，整个人瘦了一圈，白头发都出来了。他说“没想到这么难”。我说“你不是挺高兴被裁的吗”。他苦笑，说“高兴个屁，银行卡里的钱一天天少，谁高兴得起来”。 所以文章写“被裁是一种契机”，这个说法我持保留意见。契机是事后总结出来的，当时只有恐慌。陆远放松是因为他早就想走了，裁员只是给了他一个理由。但那些不想走、还想在北京再搏一把的人呢？被裁对他们来说就是纯粹的打击，不是什么契机。文章把裁员写得太诗意了，加了太多滤镜。 还有那个“赶在30岁之前离开北京”的说法。我明白他们的逻辑，35岁门槛嘛，怕再晚就来不及了。但这个说法本身就挺荒谬的。30岁怎么了？30岁就老了吗？我今年32，还在北京待着，也没觉得天塌下来。当然我说的可能不算数，因为我不是互联网的。但我觉得这些人给自己设了一个倒计时，然后被这个倒计时追着跑，越跑越慌。文章里说李尹峰觉得“再也不能浪费一点时间了”，这话听着耳熟，跟那种传销洗脑的话术差不多。好像时间不等人，必须马上行动，否则就完蛋了。但事实上，你慌慌张张做的决定，往往比什么都不做还糟糕。 我表哥现在还在北京，在一个小公司做运维，工资一万出头，活得挺拧巴。他最近在学什么云计算，说是想转行做运维开发。我说你学得会吗。他说学不会也得学，不然更没出路。他老婆在老家当老师，两个人异地三年了，孩子放在老家让父母带。我问他打算怎么办，他说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这话听着窝囊，但我觉得比那些“逃离北上广”的故事真实多了。哪有那么多说走就走的洒脱，大部分人就是卡在中间，走也走不了，留也留不下。 文章最后写陈可为“还不知道离开北京后要去往哪”，这个结尾挺典型的，就是留个悬念，让你觉得这些人很迷茫。但我倒觉得，不知道去哪才是正常的。你要是知道了，那还叫迷茫吗？迷茫不是他们的错，是这个时代的问题。互联网这行本来就这样，来得快，去得也快。2010年到2020年那波红利，是特殊时期的产物，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现在只是回归正常了。那些听着财富自由故事进来的人，其实就是被故事骗了。故事没告诉他们的是，财富自由的人确实有，但一万个人里面可能就一个。剩下的九千九百九十九个，就是文章里写的这些“大头兵”。他们不是最后一代，他们是绝大多数。 说“最后一代”其实是给自己加戏了。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困境。80后当年也有人说“错过了下海经商的机会”，90后说“错过了房地产”，00后说“错过了互联网”。永远有人觉得自己没赶上好时候。但你要是往回看，那些赶上了的人，也未必就过得好。我认识一个在阿里待了八年的老哥，期权兑了不少钱，在杭州买了两套房，但去年体检查出来甲状腺癌，做了手术，现在天天吃优甲乐。他说“钱是赚到了，命也搭进去半条”。所以这事没法说。 文章里有一句话我觉得写得挺好——“时代的丰厚奖励已经被更早入行的前辈们尽数瓜分”。这话听着残酷，但确实是实话。问题是，谁规定你入行晚就得有奖励？人生的规则就不是这样的。你2018年才入行，凭啥跟2008年入行的人比？人家熬了十年，你才熬了三年。当然我不是说这些人不努力，他们也很辛苦。但辛苦和回报本来就不成正比。工厂里的工人比你辛苦多了，一个月拿四五千。餐馆里的服务员站着干十个小时，一个月三千五包吃住。你跟人家比，你已经算好的了。 但这话说出来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我知道。我要是李尹峰，被裁两次，炒股赔钱，我也慌。人在慌的时候是听不进道理的。所以他离开北京，去杭州，我觉得没问题。换个地方重新开始，说不定就好了。杭州也有互联网，也有机会。虽然机会不如以前多，但总比在北京干耗着强。他说“我的青春重达308.5kg”，这话有点矫情，但也能理解。人在告别一个地方的时候，总得说点什么。就像分手的时候，总得发条朋友圈。 我想起我离开老家来北京的那天，我妈在火车站哭了。我爸没哭，就说了一句“混不好就回来”。我当时觉得他看不起我。现在想想，他就是实话实说。北京确实不好混。但不是因为北京不好，是因为在哪都不好混。你在老家一个月挣四千，觉得北京挣两万能过好日子。但北京的两万，交完房租吃完喝完，可能还不如老家四千存得多。这个账，很多人没算明白就来了。等算明白了，已经过了三五年了。 文章写的是互联网北漂，但我觉得不光是互联网。所有来北京的北漂都一样。做媒体的、做广告的、做教育的、做文化的，哪个不是被“机会”吸引来的？哪个不是耗了几年发现机会跟自己没关系？我有个朋友做出版的，在北京待了六年，工资从五千涨到八千，然后公司倒闭了。她现在在老家开奶茶店，一个月挣的跟在北京差不多，但不用交房租，每天还能回家吃饭。她说“早知道就早点回来了”。但她当初来的时候，也是满怀期待。 所以问题不在北京，也不在互联网，在于我们被灌输了一种观念，就是你必须去大城市、去热门行业、去拼一把，才算没白活。这个观念是很害人的。它让很多人忽略了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只盯着那些别人说好的东西。等撞了南墙才回头，但那时候已经三十岁了。三十岁其实还年轻，但你自己觉得老了，那就真的老了。 文章里说这些人是“为红利而来”，我觉得更准确地说，是“为想象而来”。他们想象北京能给他们一个未来，想象互联网能让他们翻身，想象三十岁的时候能月薪三万。但这些想象是别人塞给他们的，不是他们自己长出来的。所以当想象破灭的时候，他们连自己想要什么都不知道了。陈可为不知道离开北京去哪，因为他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他一直以为北京就是终点，没想过终点之后还有路。 我说这些不是要批评他们，我自己也是这种人。我当年选专业的时候，家里人说学金融好，我就学了金融。毕业了发现金融不好干，又转行做别的。一路走来，大部分决定都是别人帮我做的，或者说，是我看着别人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现在我三十多了，有时候半夜醒了也会想，我到底想干啥？想不出来。所以看到文章里这些人的迷茫，我特别能理解。不是他们不够努力，是他们从来没被教过怎么为自己做选择。 但话说回来，迷茫也不是什么坏事。总比稀里糊涂地过一辈子强。知道自己迷茫，至少说明你还在想。那些不想的人，反而过得挺乐呵的。我有个同学，在老家当公务员，每天朝九晚五，周末钓鱼打牌，他从来没迷茫过。你说他过得不好吗？他觉得自己过得挺好。你说他过得好吗？他有时候也羡慕我在北京见过世面。所以这事就是个围城。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想进来。文章写的这些互联网北漂，就是从围城里出去的那一批。但谁知道呢，他们在杭州待几年，说不定又成了新的围城。 最后说一句，文章标题里的“最后一代”，我觉得说得太绝对了。明年后年，还会有新的年轻人来北京，来互联网。他们也会被新的故事吸引，也会以为自己能赶上什么。等他们三十岁的时候，可能又有一篇文章出来，说他们是“最后一代”。一代又一代，没完没了。这就是北京，这就是互联网。人来人往，谁也不欠谁的。
什么狗屁财富自由，全是前辈们编出来割韭菜的鬼话。你俩被裁，股市套牢，最后灰溜溜跑杭州，不就证明我们就是那批最惨的燃料吗？真要认命，闭嘴走人最好，别逼逼什么青春重量，没人在乎。
三十岁就自称最后一代，早了点吧，风口这东西谁说得准呢。
说好的月薪三万轻松回老家，结果两天跑路，这落差看得人有点想笑又笑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