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最近，社交平台上关于“课间十分钟”的讨论非常热闹。许多小学对课间进行严格管制——不允许蹦跳，不允许大声讲话，不允许快步行走，有些干脆要求学生除了上厕所外不能离开教室。
严苛的管理下，许多荒诞的现象正在发生：小朋友们只好进行“厕所社交”，甚至在厕所交换零食。
但无论规则如何严密，孩子们总能在其中找到间隙，进行微小的“反叛”——有人发明了原创游戏，有人洞悉老师的视野盲区，有人主动承包了班级扔垃圾的脏活儿。
文|殷盛琳 编辑|王珊瑚
“厕所社交”
如果有“课间十分钟小红花”评选，按照三年级小学生陈晨的说法，他们学校的标准有些严苛：除上厕所外不能到走廊闲逛，更不能跨楼层，要安安静静坐在座位上，看书，或者神游。控制自己以“互相能听到就行”的音量讲话。在规定范围内和同学聊天，不能“跨列”——班内接近40位学生的座位分为6列，课间只允许和左右两侧的邻列同学来往。
这位9岁的男生每天最期待第二节课后的做操，或者如约进行课表上的体育课。只有这样的时刻，他们才被允许到操场活动。但冬天到了，北方多雾霾，学校这两天的课间操地点改为了室内。聊起这事，陈晨沮丧到语调都低沉下来。
想偷偷溜出去玩几乎不可能，“我们课间走廊里会有监控的，班级里也有人监控”。陈晨说，每节课下课铃声响起之前，班主任会准时到教室来。十分钟里，她就坐在那张黑板大屏幕下的书桌前，一边看着大家，一边批改作业。有时，班队委也会协助维持纪律，管理大家自习，到走廊上查看有没有人大声喧哗或蹦跳，记下名字交给老师。
陈晨印象里，同学们都很听话，“已经习惯了在班里”。也许心里不认可，但至少没人公开违抗规定。“一旦被抓到现行，那就芭比Q（完蛋）了。”
很难说清学校对课间管理的变化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实上，即使相同城市里，每所学校的规定也有不同——有些严格到在教室也不允许讲话，有些分年级，有的则完全放养——基本依据校方的自由裁量。
陈晨已经习惯了这种管理。从一年级第一天入学开始，就是这样规定的，没有人告诉他们为什么。每到课间，除了上厕所，他就坐在四四方方的课桌前，拿出自己的陶泥捏一捏，或者沉浸在《猫武士》小说里。在那个虚构故事的开端，宠物猫拉斯特向往自由，主动离开了被束缚、豢养的人类家庭，选择进入充满争夺、险象环生的丛林世界。
现实里，他十分羡慕爸爸的童年。那是一种他从未感受过的人生经验：拥有不被约束的、能和同学自由玩闹的课间，老师鼓励外出，大家甚至可以在铃声响起前的短暂空隙里滑轮滑。
陈晨爸爸站在旁边，无奈地笑了笑，欲言又止。他是八零后，穿牛仔裤与运动鞋，微胖，已经冒出白发。这个冬日傍晚，他骑着电瓶车来接孩子放学。之前天气暖和一点时，他会带孩子在学校旁边自由活动半小时，弥补一下白天运动不足。
“我们的观点肯定就是希望他们下去玩”，但作为家长，他也没向老师或学校提出过反对。可能大部分学校都是这样的，他接着解释。另一位家长说，她也不大可能带头提意见，担心得罪老师。
远在辽宁锦州的家长王宁倒是向孩子班主任提出过诉求，但对方显得有点为难。
在锦州这所公立小学，对课间的限制更为严格。据王宁说，孩子们在教室和走廊都不能讲话。非必要不发出声音。如果想交流，需要慢慢下楼到操场去（但也不能大声喊叫）。对教室在五楼的儿子来说，十分钟的时间显然不够用。但儿子是忍不住爱讲话的性格，10月底，儿子因为在教室里讲话被值周主任扣了两分。班主任明显不高兴，这可能影响对她的考核，给王宁发私信，让她管教一下孩子。
儿子告诉她，学校现在流行 “厕所社交”。几个好兄弟会躲到厕所聊天，整座校园里，那儿是最自由的地方。十一二岁的孩子正长身体，容易饿，学校又不允许带零食和牛奶，同学们就干脆把东西偷偷带到厕所吃。一位北方一线城市学校的小学生也验证了这种说法，同学们有时会在里面偷吃辣条，“整个厕所里全是那个（辣条）味儿”。
王宁觉得这样的圈养是学校“懒怠式”的管理：不想承担可能出现的安全事故责任，于是一刀切，“干脆大家都老老实实的。”
一位北方城市的家长担心，课间十分钟缺失对孩子们的影响或许比想象中更严重。户外活动不足对身体的影响显而易见：据公开报道，儿童青少年近视、超重肥胖、血压高的检出率逐年增长。而另一些影响则在“水面之下”，隐秘、深远。
她的女儿读一年级，从来没有过课间的概念。有次她跟女儿讨论自己以前课间玩什么，孩子觉得不可思议，问她，十分钟那么短，能玩什么？她才惊觉，孩子不仅被剥夺了自由支配课间的权利，同时失去的，还有如何规划时间的想象力。
王宁不知道该怎样在严密的校园规则里，保全儿子的好奇心和社交能力。回到家，儿子会像“十万个为什么”一样抛出他的困惑：为什么不让玩耍？为什么不让说话？为什么这么多限制？
她没有答案，只好搪塞过去：“我们只能遵守学校的纪律，因为每个人都没有绝对的自由。如果你想拥有更大、更多的自由，可能要你有更强大能力的时候，能制定规则的时候，才能改变它。”
断案、巡逻、赔偿，老师的十分钟
社交平台上，关于“课间十分钟”的讨论热度居高不下。一位同时在做教育博主的小学生家长在9月发起了一项网络小范围调查，数据显示，有1560位网友参与了投票，“大小课间均比较受限（除去厕所等不太能离开教室）”一项的占比高达56%。
孩子们被困在教室里，老师就轻松了吗？
事实上，作为夹在校方与家长之间的角色，老师们也早就烦透了课间的种种规则——他们要做“课间护导”看顾学生、要在教学楼之间巡逻、要应对各种意外事件、要做最直接的“责任人”。有年轻老师说，讲课本身是她庞杂工作内容里，最轻松的一件事。
于浅2022年研究生毕业，在转年的新学期入职河北一家公立小学，教三年级语文，同时担任班主任。春天还没过完，她就提了辞职。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正是课间十分钟的糟糕经历。
她记得，当天班里的两个孩子在楼道里面跑的时候，撞到一起，其中一个孩子流了鼻血。这在小学是常见的事。但学校的医务室还没太完善，于浅就给家长打了电话，让他们先带小孩去医院看看。对方一接电话，态度就非常强横，“他说，我首先要看到监控，我要第一时间看，是不是你们老师不负责才导致我们孩子出现问题的。”
当时正好赶上于浅的课。她让学生们先上自习，自己躲在讲桌后面偷偷哭了起来。下课后，她就找校长当面提出了离职。
情绪爆发之前，她已经连轴转了大半天没有休息，断断续续处理了好几起意外事件。其中包括但不限于——盯着全班学生吃午饭；别班的孩子被她们班孩子撞到了，但孩子太小不记得是谁，她帮对方找到了“肇事者”；两个孩子在楼道里打到了对方，她找学生当面还原事件，判断谁是有意的，谁是无意的；课间十分钟的时候，她要帮值班老师一起看管学生，不然一个老师盯四个班的学生根本盯不过来。
于浅说，她所在的新校区大部分都是年轻老师，大家还保持着未被磨灭的教育理想，所以在课间不太会限制学生们自由活动，大家可以到走廊玩耍。但这同时意味着，老师们的监管责任增加了。
今年春天，于浅辞职后，和学生们告别。她记得那天流鼻血的孩子哭得特别惨。她隐约感觉到，小朋友心里可能明白，自己的离开和他妈妈有关系。
在苏州一所私立小学，一旦遇到冲突，班主任则有可能会被推向对立面。
李慧琪是副科老师，几个年级的音乐、美术课都由她负责。一天至少要上4～6节课。像她这样的副科老师会被排班，轮流派去做课间巡逻。那所小学一共十几个班，每天的值日老师会有2～4名。
李慧琪记得，有次课间，两个男生跑着去洗手间，在拐角撞上了，其中一位鼻骨骨折。学生买了“学平险”，报销了一部分医药费，但仍有需要自费的部分。家长找碰撞的另一方家庭承担责任，对方家长完全不配合，说自己家孩子也被撞上了，说不定会有后遗症。
两方争执不下，最后矛头对准了学校。校方出面，为了息事宁人，将责任推给了两个学生的班主任，要求一人赔偿一半费用。每人赔4000多块钱，包括学生的医疗费用、营养费以及精神损失费。且当年考核降到最低。
“那个（骨折）学生的班主任还要拎着水果去看望学生，在医院哭得可伤心了，既心疼学生又心疼自己。”她说，自从那次事故发生后，学校要求学生课间上厕所要分流。
李慧琪觉得压力太大，提出了辞职，换到了武汉一所公立学校。这里对课间的管理更严格，班主任要在课间坐班，要求孩子们尽量不要出去。公立学校的师资有限，她说，除了班主任之外，只有一位副科老师被派去值班，但看管的范围是整个校园。意思是十分钟里要在三个教学楼之间穿梭，每栋教学楼有4层，根本不可能完全监管。“只能说赌一下运气了，不出事就还好。”
在这所公立小学，课间发现学生追跑打闹，实行扣分制，如果被抓住扣分，班级会失去评流动红旗的机会，也会影响老师的考核。
她从业6年，从第一年当老师开始，课间安全事故就已经是被重视的问题了。家长们会不停投诉，哪怕只是很小的磕磕碰碰，甚至只是孩子被蚊子咬了，家长都会投诉到校长信箱，现在会直接投诉到教育局。
层层压力下沉，老师们为了“自保”，只能更严格得看管小孩。
因此，即使几年前就有主流媒体呼吁课间十分钟回归，2021年教育部公布《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并施行，一些学校仍然不愿意放开管制——一旦发生校园安全事故，学校和老师是责任承担者。
李慧琪说，这种更严格的管理，对老师们来说反而是一种“安全”。而且这一阶段的小学生，正赶上2016年“二胎”放开政策，学生数量多，公立学校几乎都是大班教学，一个班里四五十个孩子，如果都出去玩，老师根本盯不住。
她每天要处理很多教学外的事情：被派去给学校交电费、写校园微信公众号推文、为各级迎检写材料，因为学生压力大，她们还要在周末参加学生心理健康培训。
她说，对孩子们来说，课间十分钟很重要，但对老师来说，那只是超负荷工作里的一小块积木。
隐秘的反抗
即便再细密的规则里，仍留有缝隙。在学校关卡重重的课间十分钟，孩子们的“反叛”行为隐秘而微小。
有人总能避开老师的巡查，在走廊与教室偷偷讲话。有人发明了室内原创小游戏，起名“门卫”。大概就是两个人坐着，把腿伸起来，当作栏杆，另一个人刷卡，或者人脸、衣服识别过杆，落杆有时限，过去的太慢会被腿夹住。
有人则精准找到“合法”路径，光明正大在校园闲逛。那是三年前的事了，时任三年级小学生的女孩桃子，怀揣一个秘密。按照她的说法，这事在整座学校应该只有她和卫生委员知道。
她所在的学校课间规则是，在教室里可以自由发挥，“只要没有老师就无所畏惧”。但不允许跨楼层，除了上厕所或打水，“楼道里要绝对安静”。只有教室在一楼的同学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能出来到操场上玩会儿。
三年级的时候，她们教室在4楼，按理说没事只能在教室。但桃子发现，卫生委员每天都有下楼的机会——他需要去操场的垃圾桶倒垃圾。分中午、放学倒两次。
桃子主动承包了这个“脏活儿”。她只想出门透透气。一般来说，她们教室在走廊的最右侧，下楼到操场扔完垃圾再回来，快的话只需要5分钟。但她会主动放慢脚步，绕最远的路——从教室绕到最左侧楼道下楼，上来的时候再绕回右侧楼道——尽量卡着上课铃的点回来。
整整一个学年，这件事都没有被老师发现，“倒垃圾对他们来说是特别小的事，他们应该不会注意。”
一位北方城市的学生说，他掌握了以老师能接受的最慢速度去厕所，每天多去几次。路过走廊时，他会转过头去看外面的天空。他盼望厕所排队，这样可以和朋友“秘密私语”一下。有学生在教室的方寸之地玩“规则怪谈”游戏，每个人的任务是在规则里“活三天”，规则类似于——
本校生活每一扇窗户都安装防跳网，每天早晨检查完好程度，如有破损请报告老师。
不要带饼干，糖果，方便面等非学校出售加工食品以保证身体健康。
除睡觉外，请任何时候都穿着本校校服。
王宁的儿子用最笨拙的方法在和无聊做抵抗：他会和好朋友提前约好，下课铃响起就起身迅速下楼，溜达几分钟再爬回五楼。
王宁讨厌这种无意义的消耗。她不能接受儿子慢慢变成没有个性、习惯服从的人。她在能承受的前提下，尽力给了儿子最大自由。儿子是班上唯一没上“延时服务”的学生，“我宁愿让他自己在家里写作业、弹钢琴，甚至看电视玩手机都可以。”她也会跟孩子平等沟通，告诉他，你将来愿意结婚生小孩可以，不愿意也行。你可以喜欢女生，也可以喜欢男生，只要你开心就行。
儿子有些不好意思。12岁的男生说，我连小女生都不想喜欢，太麻烦了。他告诉王宁，哪怕学校不允许聊天，不允许发出声音，他的那些兄弟仍然有喜欢的对象。“有时候就是一个眼神，或者趁老师不注意聊天，反正情感来了，肯定不是规则能挡住的。”她说，孩子们会见缝插针地互动。
王宁不确定自己作为家长的抵抗能持续多久。如果到了学业压力更重的初中、高中，又该怎么取舍和平衡呢？毕竟孩子仍然要在这个社会生存，无论是否愿意，都得接受一套“主流”评价体系的审视。
一位90后家长做出了更决绝的选择：明年春节后，他们这个小家将移民加拿大。她的小孩读一年级，被要求除了上厕所、喝水之外都要在教室里待着。在教室也要保持安静。孩子感觉很无聊，跟她吐槽过不想去学校。
“我觉得这样培养，会对权威很尊重，甚至妥协，对自己个性是压抑。当然，也有好的一面，这样可以迅速培养一些效率很高的，有专业技能的人，但为了效率要牺牲掉个人的很多东西。”
她决定离开这条轨道，让孩子去感受放养式的，“流着大鼻涕都没人给你擦”的教育。比起效率与成功，她更希望孩子按照自己的意愿，长成他想成为的大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