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需要脱困。其实说脱困是言过其词了，那是指脱离贫困。现在说中国贫困就和说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一样，全世界都笑了。但中国经济确实在困难之中。疫情的影响超过预期，恢复的势头低于预期，原因是多方面的。
中国经济有三大动力：投资、出口、内需。现在三方面都在开顶风船。
疫情对各级政府的负债率是很坏的影响，一方面工商营收剧减，税入减少；另一方面抗疫开支增加。一进一出，各级政府债负急剧增加。与一些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有举债的空间，但一是不想过度依赖举债，中国人对债务有刻骨铭心的抵触；另一方面投资的回报率在降低，容易产生回报的投资机会越来越少了，这是和人们“生意难做财难发”的印象是一致的。
无效投资要避免。商家如此，政府也如此。政府拨款勉强拉动不仅效果不好，负担最后还是回到老百姓头上。政府是不能变钱出来，所谓政府只要开动印钞机就解决问题，要么是说笑，要么是无知，不能当真。
房地产拉动城市建设、钢铁水泥，但过度依赖就成了本末倒置，见效快，祸害也深。这剂药尽管还有人跃跃欲试，但就全社会而言，不敢多吃。新近的政治局会议对房地产市场的定调也说明问题：居民基本住房需求已得到满足，新房市场进入见顶后的回落阶段；城中村改造和平急两用设施建设创造了新需求，房地产市场转向存量更新和保障也一样，还有盘活改造各种闲置房地产，但这些最终不能补足传统房地产经济的滑落。
铁公基的大头已经完成，有序补缺还在做，但继续大手笔投资不必要。新基建在高速推进中，同样需要与消费端的发展衔接，避免浪费。
芯片投资不是砸钱的问题，而是需要时间和积累，否则砸钱就能设备到位、生产线开转的话，政府到民间倒是都跃跃欲试。闲话一句：如果没有美国的芯片封锁，现在的忧虑应该是各地重复建设、无序扩张了。这对国内投资和进口倒是好事，但现在这不可能了。
出口也疲软。
疫期大放水造成的欧美通货膨胀现在还余威未消。美国通胀降下来了，但还是显著高于2%的目标。欧洲通胀都没有怎么降下来，还受到能源危机的打击，能源消费降低到2002年水平，代表实体经济和生活水平的实质性滑落。
前一段的出口大涨还是受到疫后需求反弹的影响，这种反弹是注定不能长久的。美国失业率降低没有解决高质量就业降低的老大难，勉强糊口的低收入就业是谈不上拉动消费的。
欧美的升息压涨还在继续，通胀与衰退并存的局面在短期内难以逆转，中国出口再度强劲的短期前景并不美好。欧美经济一旦恢复，第一件事极有可能也是供应链去中国化的继续。换句话说，对欧美的传统出口较难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拉动力量。
中国对全球南方的出口在迅速增加，但全球南方现在还是潜力股，增量显著，存量不足，这与欧美的增量不足、存量庞大正好相反。这也意味着对全球南方出口的增长还不能补足对欧美出口下滑的影响，更何况一部分对全球南方（尤其是越南、孟加拉、墨西哥等新兴制造业出口国家）的出口实际上最终流向地是欧美，受到同样的拖累。
三驾马车剩下一驾：内需。不难理解为什么各界都对内需寄予极大期望，也对到目前为止内需未能拉动经济很是失望。
一段时间以来，央行不断降息，放宽银根，但成效不大。在国际上，这与美欧的升息压涨是背道而驰的，因为中国和美欧面临完全不同的经济难题：中国只有经济不振问题，没有通胀问题。
坊间各种主意不断，包括向消费者直接撒钱，但没有变成行动。原因无他：不管用，或者后遗症太大。
且不说直接撒钱的财政负担，在中国，直接撒钱只对少数上顿不接下顿的人有用，更多的人一手把消费券用掉，另一手把置换下来的收入存入银行，并不能起到增加消费总量的作用。
未雨绸缪是农业文明的固有思维定势，中化文明是农业文明的极致，中国人也有极致的储蓄心态，永远追求“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年景好的时候要未雨绸缪，前景晦暗的时候更要“深挖洞广积粮”。
中国人无限的“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思维与欧美思维很不相同。欧洲进入农业时代也很久了，但渔猎和游牧文明的印记更深。有鱼获猎获就大吃一顿，没有就饿一顿。几百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循环也钝化了人们对经济起落的敏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自有明天路。
政府和媒体对经济顶风船、改革发展深水区的警报拉了几十年，实际上中国没有遇到过真正的经济危机。即使在90年代大下岗的时候，GDP增长依然是正的，而且绝对值不低。这些年来“经济不好”，实际上只是增速放慢，而西方经济确实是时不时进入负增长的。
近年来GDP增速降低，甚至隐隐约约出现货真价实的萧条可能性，自然引起人们极大的警觉，加倍刺激未雨绸缪情节。这决定了中国人只有积蓄足够高、负债率足够低而且有足够高的增长前景的时候才可能达到消费的舒适区。
也就是说，消费不振的根本原因在于消费者心理，而不是真没钱了。要是普遍性没钱了，就不存在躺平和“全职儿女”了。躺平族也是要吃喝用的，“全职儿女”还需要父母给“发工资”呢，没钱是做不到这些的。
但消费者捂紧钱包也是真的，靠刺激都不能真正拉动内需。一般认为，可持续地增加内需需要：
一、良好的就业率
二、良好的收入增长预期
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就业是巨大的心理压力。即使现在有工作，也会担心哪天裁员了，哪天生意做不下去了，收入就没有了。这肯定是不利于扩大内需的。
就业压力一直存在，但过去几十年来，就业压力尽管在增大，人们对就业还是有良好预期的，否则没人敢动辄贷款几百万买房子，家里再多的钱袋子都补不上失业断供的大漏洞。银行也不肯放肯定还不出的贷。
收入增长预期是与就业相连的，这也是未来消费增长的底气。东西越来越贵，生孩子、孩子长大都要花钱，而且现在的标准越来越高，收入不能稳定增长是不行的，如果还有下降的可能，那真是天都要塌下来了。
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个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比不上北欧，但比美国好。社会保障体系是重要的。人们挣了钱，但要现在就花掉，需要无后顾之忧，否则“如果生一次病，住一次医院我就完了”，是不敢花钱的。
实际上，城市居民有医保的为多，但他们同样收紧钱包，因为永远担心万一，担心医保不够用，担心医保不报销的部分。
还有失业保障、养老保障。悄悄说一句，农民的养老还是没有保障，但城市居民的养老保障似乎做得不错，竟然有“全职子女”可以啃到父母的养老金，想起来一些人的养老金足够养两代人的。
失业保险只管一段时间，后面还是要接着找工作的。说起来，在加拿大，房贷也有失业保险选项，要是失业了，房贷供不起，在一定时间里保险公司接着付，当然，平日是要交保险费的，保险公司可不义务劳动。
那么，“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管用吗？不断有人指出，只要社会保障提高了，人们就敢大胆花钱了，消费就上去了。这是似是而非的。
个人储蓄率和个人消费是成反比的。美国在发达国家里是社会保障系统最差的，但美国人可能也是世界上最不忌讳花钱“脱底”的，当前个人储蓄率大约在可支配收入的4-4.5%，这还是新冠疫情后的现象，历史平均还低一点。相反，在社会保障好得多的瑞典，个人储蓄率反而在9.25%水平。
必须指出的是，美国人均GDP高于瑞典（63000 vs 55000，后者随瑞典克朗币值大幅度波动，在2021年达到过61000，现在又跌下来了），税率低得多（10-37% vs 30-56%），物价也低得多。也就是说，假定同样消费习惯的话，美国人应该可以比瑞典人能存下多得多的钱。但实际上没有，反而是缺乏社会保障的美国人买买买，得到最好社会保障的瑞典人反而相对抠抠索索。换句话说，社会保障并不促进消费。
在现实中，中国人一方面拥抱高水平社会保障的憧憬，另一方面拒绝无差别服务。换句话说，人人瞄准高干病房、超级中学、干休所的待遇，在很多情况下也愿意花钱购买这样的服务。换句话说，追求的是“高于平均”的相对水平，而不是足够高的绝对水平。这没有错，问题是这也意味着再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依然不能消除储蓄情节。
这不是说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降低消费门槛没用，而是作用不宜高估。即使中国社会保障提高到公认为世界最高的瑞典水平，中国人依然会找出足够的理由存钱，而对扩大消费舒适区的作用有限。
民族消费心理是无所谓对错的，经济波折只能加剧人们的财产保护和转移，而不能刺激消费。“赶紧花光，反正不过了”是不存在于中国人心态中的。走近人生终点的老人尚且念念不忘把养老金多存一点下来“以防万一”，更不用指望上班族吃光用光了。
事实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哪怕存款丰厚，日常消费需要动用储蓄的话，引起的也是恐慌：“这就要坐吃山空啦！”即使山实际上离空还差十万八千里。
怎么办？“发展是硬道理”。
只有广泛提供高质量就业，广泛提供健康的收入增长前景，辅以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才能有效扩大消费。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深水区，过去几十年的粗放耕作、简单扩张型发展已经难以为继了，需要精耕细作，经济升级。中国继续发展需要大量投资。
前面提到各级政府债负沉重、投资回报降低的问题，继续依赖政府投资最终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好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已经积攒起第一桶金。不仅在企业和机构层次，在民间也有巨量的资金。
投资回报率降低则是指按照原有思路的情况。简单扩展型发展到头了，老思路投资回报率不足，但开拓投资思路，天地还是很广阔的。
经济下行的时候，人们的直觉是捂紧钱包。实际上，考虑到经济是波浪形前进的，下行时投资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疲软，更有利于降低投资成本，并在上行时取得更大的利益。也就是说，只要有能力，现在其实是投资的好时机。胡锡进说是一辈子不炒股，最近也入股市了，还时不时报告一点涨跌。老头还真会挑时机。
从投资的角度来说，不管是高位还是低位，四平八稳是最不赚钱的时候。追涨当然是赚钱的好时机，杀跌其实也是，只是名声很糟糕。在犹太人阴谋论里，犹太人喜欢“无事生非”，经常在经济上炒作出一点起伏，然后追涨杀跌，从中赚钱。这当然是阴谋论，但道理还是没错。
中国经济几十年来一路涨，从没有真正跌过，所以人们对于增速放慢都充满恐惧。但经济发展程度提高后，增长的驱动力会自然降低。一桶水要涨一寸水位不难，一池水就难了。家大业大，水大流大，增速时快时慢甚至有时跌落是正常的，需要习惯起来。在这里，依然是先下海的人捞得到鱼吃。
继续扩大政府债负有增加投资的效果，降低税负也是，但最终是回旋镖，要伤及整个国家经济和发展。中国经济发展要避免短期刺激的思路。美国不断有人想做新罗斯福或者新里根，最终都缩了回来，因为今天的债负极大超过罗斯福时代，今天的税入则使得里根式减税难以为继。中国好不容易走上崛起道路，不能把自己弄伤这样进退维谷的绝境。
政府也在鼓励民间投资。7月19日，中央和国务院共同发布《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在7月24日出台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抓好抓实促进民间投资工作努力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的通知》里，要求各地组织推介项目清单，做好投资保障和融资支持，以及鼓励民间投资项目发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等。
《通知》进一步提出17条建议，包括在交通、水利、新能源、新基建、先进制造业、新农业等领域里，选择一批市场空间大、发展潜力强、符合国家重大战略和产业政策要求、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细分行业，鼓励民间资本积极参与。
在接着推出的28条里，支持民营企业参与重大科技攻关，牵头承担工业软件、云计算、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基因和细胞医疗、新型储能等领域的攻关任务；提升民营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的供应能力，在全国县域范围内培育一批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推动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持续推出平台企业“绿灯”投资案例；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在当地的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进行备案，开展快速预审、快速确权、快速维权。
平台经济还可以有新质服务业，包括数字化、网络化的高科技服务业。平台经济远没有发展到头，个性化服务在数字化的支持下，大有可为。比如眼下有些地方遇到困难的公交，如果在传统的定点定线定时模式基础上，在运行地域里增加接近于嘀嘀打车的呼叫服务，公交车不拘泥于固定路线，而是可以按需偏离基本路线和站点，可以大大增加覆盖率和使用便利，可能大大提高上座率。传统的站到站可以按照现有的公益收费，呼叫服务适当增加收费，增加公交营收。移动应用和自动规划已经做得到这样的服务了。
家政服务也可以像嘀嘀打车一样，呼叫服务。平台负责资源配置和资格审核，包括安全审核。胆子大一点，接送孩子上下学、接送老人去医院都可以，都是定位定时到人，甚至容许加费指定专人，有安全保障。这样大大解放了上班族，增加全社会劳动生产率。
这些新质产业可以成为新的增长点，提供高质量的新质就业，成为消费者信心的来源。很多新质产业也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吸收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理工科人才，当前谈虎色变的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迎刃而解，甚至可能形成改革开放初期劳动力供给高峰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创业高峰的完美结合的新质再现。
但是过去几年教培、手游、房地产行业的大起大落经验也表明，政策是有用的，法律保障才是根本。要避免野蛮生长，需要在法律指引下的系统管理，法律基础有必要先行，而不是总是依靠“先干起来再说”。
同时，必须避免经济发展的政策“保x”和短期化倾向。法律和政策的出台不能为了当年“保x”，而需要有长远意识，才能保证行业发展的可预期性和长期稳定性。中国吃急转弯的亏已经够多了。
必须避免产业发展和社会管理的政策化，政策代替法律容易在野蛮生长和一棍子打死之间震荡，于国于民都不利。产业发展和社会管理的法律保障和可持续性是就业稳定性和收入增长预期的可靠保障，最终反映必将到消费舒适区的扩大。
中国居高不下的储蓄率也不是坏事。日本经济长期衰而不倒，巨大的储蓄池是重要因素，提供了足量的低成本、长回报投资资金。只是日本反复爬错科技树和产业树，始终没有利用好这个优势。
储蓄一方面有挤占消费的缺点，另一方面也是低成本长回报的投资基金。储蓄以长期为主，银行以储蓄池为投资资金，短期利润压力低，不必像投资机构那样追求短期回报，这对长线价值投资是有利的。中国必须利用好这个独特优势。
银行要为储蓄支付利息，更是有盈利期望，所以将储蓄贷出去盈利是刚需。过去银行贷款大量投入房地产，现在需要转向实业了。而且不光是政策性投资清单，还需要转向大量小微企业。在欧美，小微企业才是银行的主要业务方向，中国银行该转这个型了。
传统上中国银行热衷房贷，对小微企业冷漠，很大原因是因为房贷简单、保险。在最坏情况下，借款人断供，银行收回房子拍卖，在中国房地产价格持续暴涨的时代，保本轻易做到，暴利都是有可能的。但房地产市场转型了，增量大大放慢，未来房价也可能随经济循环、供需循环而有升有降。房贷需求下降，也未必能保本，银行的海量储蓄反而成为“堰塞湖”，而小微企业嗷嗷待哺，供需双方都要求银行转型。
电视剧里经常有创业融资难的情节，创始人求爷爷告奶奶到处“拉钱”，通常是找某种风投，很少找银行。这并不是捏造出来的情节。中国民间投资渠道不畅，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银行很少涉足风投。银行偏好低风险，但风投分风险大小，不一定需要一味回避风投。小微企业和新质产业具有风险较高的特点，需要完善信用和抵押制度，这方面欧美有现成经验和法律法规可以借鉴。
投资只是新质产业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新质的企业文化。随着中国经济的精耕细作化，技术密集型、创意密集型产业越来越重要，不管是从用人要求，还是从劳动力对自己的期望，都不再可能停留在低成本简单劳动力的时代。
现在，知识产权就是竞争力已经是常识。但知识产权不光是产品设计、专利，更是团队的经验和技能。推而广之，团队的默契也是核心竞争力。企业不仅应该善待员工，还要把留住员工看成与保护品牌一样重要的事情。这最终也是转化为消费舒适区的，拉动起来的消费最终对企业也是大好事。
中国经济更上一层楼的关键在于双循环，外需的增长最终可能来自共同富裕起来的全球南方，内需的增长也不能靠急功近利的刺激，而必须靠结构性的经济升级，以此可持续地提升财富水平和消费者信心。
这需要时间，需要人们把眼光超越当前的困难，不拘泥于立竿见影的“速效药”。各种短期刺激都是试图在老路上再冲一把，但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模式走到头了。以为可以把老路无限外推是不对的，从老路眼下受阻而简单外推中国发展到头了也是不对的。
中国崛起是长期的，挑战也是长期的，不能指望短期刺激解决长期问题。中国经济在疫后增速没有达到预期，彭博社还从5.5%下调到5.2%。但在任何主要经济体里，这依然是很高的发展速度。这是从2022年疫情低谷里爬出来的增长，但尽管遇到空前困难，2022年中国依然有3%的增长。相比之下，近些年GDP增长的新星越南在2023年Q1也减速到3.3%，只有印度靠神力维持了6.1%的奇迹。
老路走不动了不可怕。中国在换赛道中，这才是大画面。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不是说说而已的鼓劲话，中国经济再次起飞的条件其实悄悄就绪了。但要避免过于纠结于短期增长，甚至为短期增长而助长结构性的缺陷。投资和发展动力的民营化是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