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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节与东亚婚姻困局:性别对立背后其实是制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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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看中文互联网,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一场“性别战争”。有人说男性越来越艰难,有人说女性仍然被压迫。有人批判“父权社会”,也有人讽刺“田园女权”。

在情绪与对骂之间,很多人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性别对立往往不是性别问题,而是制度问题。在三八国际妇女节这一天,与其继续争论“谁更惨”,不如认真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东亚社会的性别矛盾会越来越尖锐?答案很可能并不在男人或女人身上。而在于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东亚式婚姻制度。

东亚婚姻,本质是一种经济制度。在很多西方社会,婚姻越来越被视为一种情感关系。但在东亚社会,婚姻长期以来更像一种经济制度。中国、韩国、日本乃至部分东南亚社会,都存在类似的婚姻逻辑。结婚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情,而是两套家庭资源的整合。因此婚姻往往附带一整套经济条件,房子、彩礼、稳定工作、社会地位、家庭背景……换句话说,婚姻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种资源匹配机制。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东亚社会,婚恋市场看起来更像一个高度理性的商品交易市场。当婚姻被高度经济化时,它就很容易产生一个结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被价格化。

过去二十年,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现象——婚姻与房地产深度绑定。在很多城市,结婚几乎默认意味着男性需要准备一套房子。这种社会共识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在房地产高速上涨时期逐渐固化的。房价越高,婚姻门槛就越高。于是,婚姻开始变成一种典型的资本门槛制度,男性需要积累资产才能进入婚姻市场,女性则在婚姻市场中面临年龄焦虑。这套结构最终制造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矛盾,男性觉得婚姻成本越来越高,女性觉得婚姻风险越来越大,于是双方都在抱怨对方。但真正制造矛盾的,其实是制度结构。

东亚社会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结构,那就是传统角色仍然存在,但现代竞争已经全面到来。换句话说,女性被鼓励接受现代教育和进入职场,但家庭角色的期待却没有消失。这就形成了一种典型的双重压力,女性既要在职场竞争,又要承担大量家庭责任。与此同时,男性也面临另一种压力,社会仍然期待男性承担“主要经济提供者”的角色。于是出现一种奇怪的局面,男性压力越来越大,女性压力也越来越大。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被要求太多。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这其实是一种结构性矛盾。

为什么“田园女权”和“男性主义”会同时崛起?当社会结构出现矛盾时,极端思想往往会出现。在中文互联网里,我们可以看到两种越来越明显的声音。一种是所谓的“田园女权”,另一种是越来越激烈的“男性主义”。表面上看,这两种思潮互相对立。但实际上,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在把结构问题解释为性别问题。当房价太高、婚姻成本太高、社会压力太大时,人们很容易把矛盾归因于另一种性别。于是女性抱怨男性不愿承担责任,男性抱怨女性要求太高。双方在网络上互相攻击。但没有人真正去讨论更核心的问题——为什么婚姻会变成一种如此沉重的制度负担?

如果观察日本和韩国,就会发现一种趋势,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不结婚、不生育。中国社会也正在逐渐出现类似现象。这并不是因为年轻人突然不相信爱情,而是因为婚姻的制度成本已经高到难以承受。当婚姻从一种情感关系变成一种高风险经济制度时,人们最理性的选择往往就是退出这个制度。于是,东亚社会开始进入一种新的阶段,晚婚、不婚、低生育率。这不仅是人口问题,也是社会结构问题。

真正的女权主义应该反对什么?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真正的女权主义其实应该关注的不是“打败男性”。而是改变不公平的社会结构。例如减少婚姻中的经济门槛、改善女性在职场中的机会、减轻生育对女性职业发展的惩罚、建立更完善的家庭支持体系……这些问题本质上都是制度问题,而不是“男人 vs 女人”的战争。

在今天这个性别对立越来越激烈的时代,很多讨论都陷入了一种简单粗暴的逻辑——把所有问题归结为性别。但现实世界远比这复杂得多,男性不是女性的敌人,女性也不是男性的敌人。真正需要改变的,是那些让每个人都疲惫不堪的社会结构。在三八国际妇女节,也许最值得纪念的不是某一种性别的胜利。而是一个更成熟的社会能够逐渐理解,性别平等,从来不是一场战争。它是一场关于制度、文化和文明进步的长期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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