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无AI摘要 最高检于近日发布《刑事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其中提到了强奸罪在2025年的起诉人数35008人，这和我之前所引用数据存在较大偏差，因而进一步根据此权威数据进行分析，避免可能存在的误解。
我常年在刑事一线工作并对强奸罪有着很深入的研究，也写了很多文章分析和建议。
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各类犯罪1265013件1759410人，人数同比下降19.3%，为近五年来受理人数最低值。
一、大趋势是下降，且比例不低。
- 严重暴力犯罪持续下降。坚决严惩严重犯罪，依法从重从严从快惩治重大恶性犯罪。起诉严重暴力犯罪[1] 54300人，同比下降9.9%，为本世纪以来最低；占起诉总人数的3.9%，占比自2017年降至4%以下后，持续维持在较低水平。
[1] 含放火罪、爆炸罪、故意杀人罪、强奸罪、绑架罪、抢劫罪。
二、在严重暴力犯罪持续下降（本世纪最低）的优越治安环境下，强奸罪起诉人数仍位居高位，达35008人，仅此一项就占严重暴力犯罪近65%。相较于2024年的38874人，下降了10%。可以说起诉严重暴力犯罪下降的9.9%要归功于强奸罪。
如此高的强奸罪起诉人数，与中国实际情况不符，也明显违背其他严重暴力犯罪显著下降、强奸罪维持高位的客观规律。
强奸罪持续位居高位，和一些司法实践将事后反悔、身份误解、目的落空但并未对性关系本身产生误解的情形认定为违背妇女意志（大同订婚强奸案、南昌锜振东恋爱强奸案），以及偏听偏信“非亲历不可知”、无视客观证据or嫌疑人辩解、不积极审查排除基于财物利益、公报私仇的诬告可能（房洪彪强奸女儿案），等错误做法有密切关系。
在这篇回答里作了对比，包括境外的案件。如何看待最高检称：「严惩侵害妇女权益犯罪，去年前11月起诉强奸犯罪嫌疑人2.8万人」?
我在多篇文章中也提到，自从大同订婚强奸案、南昌锜振东恋爱强奸案、房洪彪强奸女儿案等一系列引发全民讨论的典型案件引发讨论后，公检法/司法实践对强奸案变得更“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了（对比之前几年）。
这样的观点不讨喜，并且在下降幅度仅有10%的权威数据面前也难有说服力。但我还是要讲求实事求是，根据我的实际经历和感受来看，我判断司法实践更审慎的基本分析没有变。
数据的下降幅度小确实有多方面原因。一方面是效仿者变多，打算以强奸罪的控告来实现自己经济利益、名誉等情况变多了，我为何开始写文章，并且第一篇就是写新时代男性版本指南—从订婚强奸和诬告案说起，就是因为我在那天值班晚上（正值大同订婚强奸案二审宣判不久），看到了这一起极其夸张的强奸控告。我具体写入了上述文章。
男女方因学车认识，男方系驾校教练。多次在不同的地方自愿发生性关系，后奸情被女方未婚夫发现，未婚夫要求退婚、退还彩礼，女方遭到父母严厉斥责。
隔天晚上，女方以难过、害怕为由，反复要求男方前往家中。男方担心被打，再三推脱，最终拗不过请求，还特意让出租车司机在楼下等候，上楼时全程手机录音。
男方上楼后发现女方未婚夫不在家，入座后女方邀约其饮酒，并莫名其妙地说“喝酒，就不要录音录像了”，男方缺乏经验，上厕所时竟把录音删除，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已进入圈套，偷录行为如何能被知晓？
饮酒后，女方哭泣、指责男方，咬伤其肩膀，随后两人发现性关系。过程中女方再次咬男方，两人变换了两次姿势。
次日早上8点，男方打算顺手将垃圾袋提走扔楼下（其中有昨日避孕套），被女方突兀阻止。
男方离开十余分钟，女方立即报警：
“昨晚喝醉，被男方强奸。”
警方半小时内抓获男方，从早上9点审讯至晚上9点。
我看完笔录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一起诬告陷害。
男方的陈述细节完整、符合生活逻辑与常理，很多情节根本“编不出来”，也没有时间。更何况，当时奸情已然败露，男方岂敢再肆意妄为？
而女方的陈述，前后矛盾、违背常识。先说自己喝醉、不清醒，又能精准描述发生关系时咬伤男方的位置。
男方表示，女方本无饮酒习惯，他在笔录里还天真的以为女方突然饮酒是情绪失控。综合所有细节，女方为掩盖私情、转嫁矛盾而诬告，具有高度现实可能性。
后续办案民警也察觉异常，与我沟通梳理后，再次对女方询问，果然取得了矛盾重重、近乎悔过的笔录。遗憾的是，受制于当下法治建设水平和司法理念，该案最终未能像澳门、英国一样，办成一起扎实的诬告陷害案。
这也是我写下普法文章的初衷，试图担负起刑事法律人应当承担的责任与使命。
控告变的更多了，因为越来越多人发现虚假指控并没有任何成本，还可能带来很多收益。我在2025年就经手作出了多达几十起强奸案件的不予立案，还有更多的控告在办案人接警后不久就识破并处理。
相较于往年，2025年的控告变得变多，在此情况下，2025年的起诉人数仍下降了10%。所以我认为我此前结合自身工作作出的判断没有大方向的错漏。
而对于未来强奸罪回归正轨的展望，我认为可以努力的方向是。
一、对于社会来说，最主要靠司法机关提高水平，不能再犯那种将事后反悔、身份误解、目的落空但并未对性关系本身产生误解的情形认定为违背妇女意志，或是偏听偏信”非亲历不可知“。
更不能举证责任倒置，要求被控告方自证自己无罪。我在劳东燕对谈视频里说要男的录音表示了反对，录音当然是用来防范诬告风险的好举措，但绝不能将这种充满智慧的做法转化为男性的义务。如何评价劳东燕回应与法山叔的对谈视频所引发的争议？
社会对于“奸出妇人口”这种错误的传统观点也要有新的理解，明白古代告发强奸是妇女将自己置入社会性、生理性死亡一般的情境，有约束的“奸出妇人口”出现的诬告比例相对小，而现在没有任何约束，绝不能简单将女性告发就当作违背妇女意志的依据。另外，司法机关也要真正做到“不枉不纵”，要激活“诬告陷害罪”在强奸控告中的使用，避免诬告零成本，坚决打击诬告陷害，避免让真正的受害人和诬告犯纳入同一社会评价中。
对于男性来说，要明白版本情况和有效防范方式，不要在悬崖边起舞。具体可参见我所写的一些文章、回答。
这是今天一位朋友看到最高检发布白皮书后跟我的聊天。
对于我来说，继续在工作中严格践行法治，提高水平作更大贡献，虽人微言轻，但总要尽自己的努力去倡议变得更好，也继续做一些类似的普法工作。在两性信任危机、男女对立等问题浮现的社会新形势下，让强奸罪和诬告陷害罪回归正轨，真正实现“不错不漏、不枉不纵”，是这一代刑事法律人的使命和责任，也是法治建设在刑事领域取得成功的关键问题。
以上，感谢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