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为什么，抨击南方周末新年献词变胆小了在这几年几乎成了一种固定节目。每到年末，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一发出，就会有人站出来叹息，说它不如从前锐利，说它失去了“风骨”，说它变得圆滑、保守。
这些评价听起来那叫一个义愤填膺，那叫一个正义，可惜还是差点火候，如果能把“你为什么不出来伸张正义”的指责变成“我可以自己来伸张正义”的以身作则就更好了。
把“勇敢”当作一种道德义务随手甩给他人，是一件很无耻的事。
比起批判一篇献词有没有满足某种想象中的勇敢标准，我感觉更值得批判的是那些热衷于要求他人站到风险前沿的人。
勇敢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需要付出代价的选择。要求别人去承担代价，而自己只负责情绪宣泄和道德审判，这种姿态与其说是公共精神，不如说是一种廉价的道德消费。
在一个结构性风险高度不对称的环境里，最安全的人往往最热衷于高举勇敢的道德标尺，而最接近现实风险的人却被指责为不够纯粹。
公共空间收缩、制度性表达渠道受限我想是一件不言而明的事情，自媒体时代看起来大家发言的渠道变多了，但是尖锐程度可能还不如上一个时代的一张报纸来的多。
可是有一些个体并不会自动转向建设性行动，反而更容易陷入一种“替代性道德满足”，个体无法改变结构，就通过审判具体对象来彰显自身的清白与正义。南方周末恰好是一个足够知名、又足够安全的靶子。
它不像个体那样脆弱，也不像克苏鲁那样不可触碰，于是被赋予了一个并不存在于现实中的角色：一个应当代替公众承担风险、代替社会完成表达、代替制度承受后果的道德代理人。
这种期待本身就是不正当的。
在这种期待下，一个又一个个人和机构被不断推向前台，成为判断公共空间是否存在的证据，而真正决定空间大小的制度与机制却反而被巧妙地隐身了。
有些人要说了，“法律并没有禁止”“一切都是自我审查”“都是你们自己吓自己”，轻描淡写地否认现实风险。
这种说法不知道是太天真了还是太险恶了，任何接触过实务的人都明白，社会运行从来不只依赖成文法。窗口指导、口头沟通、资源调配、隐性预期，本就是制度的一部分，只是它们不写在条文里，却写在后果上。
南方周末作为一家市场化、自负盈亏的媒体机构，他不是被纳税人供养的清闲衙门，它的每一次表达都牵连着具体岗位、具体家庭、具体风险的现实处境。
要求它“更勇敢”，却拒绝讨论它要为此付出什么；要求它“更尖锐”，却不愿替它承担由此带来的任何成本
这种姿态，与其说是理想主义，不如说是一种不负责任。
说到底，要求别人勇敢，恰恰是一种不愿意面对自身无力的表现。
当个体无法改变结构又不甘于沉默时，最省力的方式就是把希望、期待和愤怒，一并投射到某个仍在说话的人身上。只要他还没做到“极致”，就可以不断指责，只要他还存在，就可以暂时免除对更深层问题的追问。
这并不会扩大公共空间，只会加速它的耗损。
因为在这种逻辑下，表达不再是一种被珍惜的行为，而是一种随时可能被道德追责的义务，生存反而成了原罪。
一个社会如果只能靠不断逼迫少数人站到更危险的位置，来维持“还有人敢说话”的幻觉，那它真正失去的早已不只是锐气，而是最基本的责任伦理。
把勇敢外包给别人是这个时代最廉价、也最无耻的一种道德姿态。
真正的公共讨论应该允许不同位置的人在不同约束条件下，做出不同程度的表达；应该讨论结构性的空间如何扩大，而不是反复拷问某一家媒体、某一篇文章“为什么没有做到更多”。
要求别人去撞墙，自己站在墙外鼓掌或叹息，这不是理想主义，这是旁观者的道德优越感。
如果真心期待一个更开放、更有活力的公共舆论空间，那么至少应该从一件事开始：停止把“勇敢”当作一种可以随意施加给他人的义务。
勇敢如果存在，只能是自愿的；一旦被强迫，就已经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暴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