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3600，刚落地没几天的育儿补贴政策热度甚至还不如武汉大学以及它的“优秀”毕业生杨小姐。
我家孩子现在刚满9个月，每年3600元的补贴金额，和在青岛这样的城市实际养育一个孩子所需的高额支出相比，是极少的。
更何况政策一出，奶粉尿不湿集体涨价，一如家电国补一样。
但是，是什么导致出台了这样的补贴政策呢？
还记得庄子在《逍遥游》中描绘的鲲鹏吗？
庄子写的是：“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但是鲲鹏也需要凭借风的力量才能起飞，“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
风是什么，鲲鹏又是谁呢？
制度过去构建出了很多东西，这些东西被设计出来，目的是为了托起他们想象中那样发展的人和社会，以著名的“bi-wealthy”论为典型代表。
但是现在，现实印证了马克思的观点：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状态是在加深的。生育率下降不可逆转的原因，正是这种相对贫困加深的状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不可逆转。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了不去做，或者干脆就是买不起那个被制度设定好的样子。那么，制度过去提供的那些东西，又还能托举起谁呢？
过去那套曾经能自我维持的体系，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默不参与的情况下，暴露出了自身的问题与应对的困难。
老子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
长久以来，制度实际上是在按照这样的逻辑运转的：它预设了每个人必定会按照既定的路径去买车，于是车市就把价格定得很高；它坚信血脉传承和家族延续的重要性是无法动摇的，那么天价彩礼就在“爱情”与“责任”的名义下，变得理所当然而且难以撼动；它认定了繁衍后代是每个人不可推卸的人生使命，于是家庭传承就变成了对人的要求、督促和施加压力的核心依据。
制度在推动人去追寻这些目标时，无形中强化了这些路径的“刚性”和“必需性”，仿佛它们必然会被无限“张之”、“强之”、“兴之”。
然而，现实情况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
现在的车市，热度已经不如从前了，即便是那些非常昂贵的汽车品牌，也不得不放下原来的姿态，开始大力提供折扣优惠，厂家表现得非常着急了；在很多地方，彩礼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结婚时背负的沉重负担了，甚至一些地方的政府主动废除了高额彩礼的习俗。
当出生率大幅下降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时，那份经过很多呼吁和等待才出现的补贴政策，它的补贴额度之少，恰好反映出了制度在这种焦虑之下的两难困境。
一方面，补贴少了没什么用；另一方面，补贴多了又担心“高福利陷阱”、担心三年后弃养、增加杠杆率等问题。
年轻人集体选择了一种疏离的态度。
这并非消极怠惰，而是在压力下的一种策略性退出。这种选择，在精神气质上，与庄子所说的摆脱外在依赖（“无待”）的境界有某种跨越时空的呼应。
他们都试图拒绝被某种强大的、预设的规则完全定义和束缚。庄子追求的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超然逍遥，是一种在清醒认识的状态下，摆脱了功名之累的心灵自由。
当结婚、生育、买车买房这些事情，被不断地渲染描绘成人生必需的基础时，一部分年轻人却选择悄悄地离开了这场预设好的生活游戏。
“爷不要了。”
这并非在困难面前消极地认输，而是不再愿意把自己的精力和资源，消耗在与那些不合理规则的周旋纠缠上。也就是说，当拒绝合作被选择成为一种策略手段时，掌握规则的权力体系就只能放低姿态，尝试用给予的方式去寻求缓和了。
“大道甚夷，而人好径。”
年轻人集体选择“不为”，不再对规则所构建的复杂路径俯首顺从，而是以清醒的认知去识破“人好径”这个陷阱，开始挣脱制度提前设定好的路径。
这份沉默无声的拒绝行为，实际上比那些口号喧哗的反抗，包含了更深的意味和力量，它像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迫使运转了多年的既定机制偏离轨道，甚至停顿下来。
年轻人选择退出的力量，虽然起初并不引人注意，但最终使得原先设定只有“鲲鹏”才能“乘风而起”的规则发生了变化。
3600元育儿补贴这个东西，它的象征意义和具体数额一样微薄，反映出了制度试图进行自我调整的努力是笨拙的。
在权力体系无法单纯依靠施压和规训继续有效运转的情况下，改变才被迫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
老子说，世间万物的运动规律是“反者道之动”：制度如今表现出的这种被动姿态，恰恰是整个体系受到反向力量冲击后，被迫转向寻求某种新活力的表现。
年轻人其实不需要高声呐喊，也不需要公开地对抗。
庄子推崇心灵能够在虚无缥缈的“藐姑射之山”自由遨游的境界，其本质就是不依赖于任何外部价值评判也能获得内心的真正解脱。
年轻人集体采取的清醒疏离行动，如同柔弱的流水持续拍打坚固的堤岸。当这种选择“不为”的趋势汇聚了足够大的力量时，自然能让阻挡它的障碍开始松动。
真正的社会变革，其源头常常在于那些被规则所限制的人们，所采取的那种无声却坚决拒绝配合的退出姿态。
当我们决定不再按照他人写好的剧本来扮演自己的角色时，世界的运行规则也就开始被迫地修改它自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