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台军闹出了重大泄密事件。在申报个人财产的过程中，台军办公人员不小心以内网电子邮件的方式把将部门内所有必须申报财产的人员名册，随着个人申报数据，当做附件进行群发，导致包括台军情局在内的大批防务官员资料大范围曝光，不光包括个人的资料，甚至包括家属和财产的详细信息。
台湾地区已经有30年清查公务员财产的传统，根据规定，台湾当局有几万人均需申报财产
但根据台湾省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第5条第2款规定了对社会公开的范围，包括伪总统、副总统、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各院院长、副院长、政务人员、立法委员、直辖市长、县（市）长、直辖市议员、县（市）议员，应定期刊登政府公报并上网公告。
国防部的官员财产并不是公示项目，只需要申报内部监督即可，军情局特工的身份更是机密。这次误发邮件造成了大范围秘密扩散。
这是一个相当低级的错误，根据台军方军事秘密与国防秘密种类划分，本次泄露的情报属于第5条第4款中规定的，从事特种情报工作人员信息。这份如此详实的名单，如果要按照解放军内部的保密条例来看，定绝密级没有问题。
对于这样一份高密级文件，要么是根本不在乎保密规定，没有规定秘密级别，要么是伪国防部内部违规操作，存储在能够连接台军内部互联网的计算机上，无论是哪一种可能性对于台军都不是好消息。
伪国防部长顾立雄在去年10月23日面对质询时强调“资料都还在内部军网，没有流至外部”。
当时就有质疑，谁能保证信息不会进一步外泄？果然怕什么来什么，今年1月底，新竹市立法委员，国民党中常委郑正钤对公众表示，在暗网平台Nulled已经可以直接购买。
2月9日已经有香港媒体公布了名单列载958名台伪国防部军官的个人资料。
军情局的人员，长期使用化名，至于真正外派的间谍，更是要在社会上进行一段时间染色之后才能正式启用。真实身份外界很难得知，算是台湾最高保密级的资料。以前要收集台军方如此高密级的资料，需要买通间谍进行侦查，历史上，我方收买的台军方间谍被抓住的也确实不少， 根据台湾省媒体相关报道，往往购买到的高级人物还是退役居者多。这份名单的含金量相当可观。
从战略上藐视对手战术上重视对手，抛开意识形态的标签化叙事，从实际运作逻辑切入，这起事件的原因远远不止表面上的“误发邮件”这么简单，牵扯到台军内部管理混乱、保密机制失效等一系列问题。
这起事件当中涉及到的最顶级名单，来自于所谓军情局，绝大多数人对于台湾省的情报体系并不了解，这个所谓的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到底是干嘛的，也并不清楚这份泄密名单有多大价值，但我如果要说他的前身，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听过这个名字。
军统，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但这个组织和统计不能说没什么关系吧，但确实是一点不挨着，是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及内战时期的情报特务机构。
1946年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1955年改组为国防部情报局。
也就是说今天的军事情报局就是当年的重庆军统，逃往台湾之后也一直在台湾省的政坛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1955年，国防部情报局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事件，意图暗杀周恩来。
1984年，情报局还有依然保持着离岸制造暗杀事件的能力，在美国加州勾结台湾黑帮，暗杀了华裔作家刘宜良，制造了著名的江南案， 仅仅是因为他在1983年出版《蒋经国传》，揭露了蒋经国的私人生活和国民党政府的黑幕。也是在这一次事件之后，台伪政府在内外压力下被迫开始推动政治改革，最终在1987年宣布解严，开放党禁和报禁。
1992年，彼时军情局正是全盛时期，1982年开放台胞证以后，军情局在大陆安插了大量间谍组建情报网，解放军最著名的间谍案刘连昆案，在这一年由军情局系统一手操办策反，至今仍然有江湖传言说。96台海军演本来准备打过中线去，却被叛徒出卖了作战计划，导致不得不终止统一进程。我们无从查证历史传言的真伪，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军情局的谍报系统，几乎贯穿了整个台伪政府历史。客观地评价，军情局的情报系统曾是国际间对大陆间谍侦察最直接、最快速、最权威、也是时间最长的间谍系统。
然而到了21世纪，这样一个大名鼎鼎，甚至贯穿近代中国和台湾省历史的特务机关，是怎么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连全部的名单都被泄露出去的？
第一个原因要归结于是台湾情报系统的严重内斗
20世纪末，军情局安插在大陆的大量间谍被大量抓获，由重庆军统逐渐改组过来的军情局，失去了自己在大陆深耕细作的情报网络，逐渐被上级领导部门台伪国安局所取代。
21世纪初伪总参谋长汤耀明曾经一度想收回军情局，甚至规定。收集的情报未经伪参谋部同意，不能私自呈报伪国安部。斗争的结果是21世纪初到2013年，军情局情报归国安局管理，人事则归国防部管辖。直到2013年彻底转隶到伪参谋部领导，军情局已经由战略级别的情报单位已经调降为战术层级。
所以，目前台湾有多主要情报部门，久居人下郁郁不得志的老军统军情局、民进党一手扶正的国安局，隶属于法务部的调查局，芝麻大点地方加上情报部门复杂的相互关系，导致彼此之间和部门内部内斗甚至已经不是什么新闻，而是台湾社会日常谈资。上下整个一副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样子。
一个例子是台伪国防部长邱国正的儿子邱晃年曾经在情报局工作，化名到土耳其留学，然而却身份暴露紧急返回台湾，当时就有媒体指出是因为军情局内部对时任局长刘德良的不满，甚至不惜公开散播内部情报进行打击。
多说一句，这并不是邱晃年最后一次登上新闻，因为身份暴露，不能在军情局继续工作的邱晃年转到国安局工作，而就在去年，邱晃年被爆出嫖娼，多家媒体掌握了20多张照片和8部自制视频，在互联网大肆传播，台湾舆论哗然。结果被记过开除，结束了自己在军情局和国安部的政治生涯，还差点把亲爹逼的辞职。
2007年，为台湾军情局搜集情报而遭逮入狱的台商郑炽远和宋孝廉，在大陆服刑出狱返台后，到台“国防部”讨说法，痛批军情局必有内贼，导致2003年12月期间，共有36名台商间谍在同一天被大陆方面逮捕，他们要求伪国防部和军情局调查并公布真相。军情局执行长是李乐明，事后公开宣称不敢保证排除内部泄密可能性，几乎等于公开承认，是军情局内部泄密导致间谍被捕。
搞情报的本事没有，搞内斗的本事很强，完全继承了国民政府派系林立，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优良传统。
当然，瘦死骆驼比马大，军情局作为有近百年历史的特务机关，其衰败责任完全归结到系统内斗也并不客观。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客观原因，台湾的政治经济环境本身就不利于长期维持军情局活动。
蒋介石带着大批军队败走台湾之后，1951年台湾的军费占财政支出比例达到了80%，也就是说财政收入10块钱，有8块钱都要花到军费上。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穷兵黩武，但蒋家王朝为了维持对内独裁，还是舍得给军队花钱的，到87年解严的时候，台湾的军费支出仍然要占到财政支出的1/3。
解严后，由于政客需要向普通民众争取选票，在在军事上的改革主要有两个方面，第1个是大幅下调义务兵役的时间，在2022年之前，台湾的义务兵役时间快速从两年一路下调到4个月。第2条则是想方设法削减军费。台军的军费从1990年代至今大致保持恒定，基本稳定在100亿美元这个级别，军费占地区GDP的比例从1988年的5.0%逐渐下降至2011年的2.1%，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从1/3快速下降到15%。哪怕近十年来，台海局势逐渐紧张，台当局大举对外军购的条件下，也只是提高到2.5%，考虑到美元的通货膨胀速度，台湾的实际军费开支是一直在倒退的。
虽然台军军费少，但是台军的窟窿多，一方面是老旧的坦克飞机等技术装备亟待更换，另一边是导弹和防空阵地，也得提上议事日程，唯一的办法就是裁撤人员和编制，精兵简政。
1994年台北国防部提出了裁军规划，计划将总兵力削减至40万人以下，同时削减机关编制，但改革有阻力，台军方推出了“精实案、精进案、精粹案”三阶段的裁军计划。
前面说到2013年，台军情局不再受伪国安部管理，而是收归到了伪国防部管辖，也是受到了精粹案的影响，进行了大裁员，将军编制从十一二名直接砍掉一半，相比于1996年台海危机期间的22名将军编制，已经是砍到膝盖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台湾一定会削减间谍开支，这是朝三暮四的障眼法，把预算从军费当中挪到行政部门。从这一点上说，军情局的确是吃了军人身份的亏，而国安局和调查局的情报费用看起来没有那么扎眼。
有那么二三十年的时间，军队要忍耐，台湾方面只需要拿出一二十万就可以买的通少将级别人物出卖高级情报。但现在却反过来，大陆方面开始大量吸收台商以及台湾的退役军官来获取台方情报，几十年之间攻守之势异也。
军费收缩、人事架构裁减，军情局能保持多少情报能力还确实值得怀疑。
除了经济因素以外，民进党和国民党的政治斗争，也在军情局实力衰退的过程中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前面提到的台海危机期间的少将间谍刘连昆之所以被抓，就是因为李登辉在选举公开称解放军的导弹不是实弹，是空包弹，引起了大陆方面反间谍部门的注意。
2003年，民进党的陈水扁也如法炮制，为了竞选，在公开场合直接点名解放军对台导弹的精确部署数量和位置，半个月的时间，中国大陆国家安全部门就逮捕了36名涉案间谍，另一名间谍少将刘广智也因此被捕，军情局系统的间谍网络从此一蹶不振。
更要命的是，台湾政府一边需要情报，一方面又忌惮特务头子戴笠式的人物，之前说过，80年代在江南案事发之后，蒋经国决定情报局局长应该让没有情报背景的部队将领出任，也就是说，让听话的外行来指导内行。宁可损失情报部门的独立性，也不要再搞个大新闻，威胁台湾的统治集团在美国这个保护伞内部的声望。
这也并不是蒋经国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办法，苏联政府长期限制特务机关的独立欲望，由最高决策层派一个党干部去专管克格勃，但是不允许他参与决策层，避免他使用秘密警察扩大权力。蒋经国对于军情局的管理，确实有几分苏联的影子。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国安局等部门，这些情报机构的首长往往是现退役军方将领空降担任，至于机构内部出身者、甚至文职出身者可以说凤毛麟角，这其中也有故意打压旧军队体系内国民党派系的意图。
内斗严重、资金短缺、编制被砍、外行指导内行，主客观原因之下，军情局系统的业务水平也争气不起来，这是军情局衰败的最后一块拼图。
21世纪初，随着军情局系统在大陆的间谍网络日渐被查获，时任军情局局长薛石民就坡下驴，下令停止所谓基干赴陆政策，也就是说，不再大批量直接派遣军情局的干部人员前往大陆直接组建情报网窃取情报，军情局系统在大陆的的情报网从直接窃取转为间接勾连窃取。情报质量就大幅下降，
这里我们要介绍一下军情局的情报等级。军情局的平时情报评定为A、B、C、D 四个等级，A 级是直接送给伪国安会秘书长、国防部长、国安局长等几个有限的高级官员，B 级则是送给伪国防部、国安局等相关情报单位，C 级除送伪国防部、国安局外，也可以发送到其他部门使用。D 级是内部留存与研究使用，价值不大。若有A+级的情报则是直接送给伪总统。
2018年7月罗德民上任军情局长后，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将所有资源投入军事动态情报收集，结果是这两年军情局年度被评定为A 级情报数量，还不到过去一个月的量，甚至连要呈给蔡蔡子的A+情报都没有
长话短说，军情局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到了2023年，军情局一桩腐败案被揭穿，大陆研究室的中校苏薪明和上校苏永玲两个人开始通过捏造并不存在的大陆间谍，编造假情报，违规骗取奖金和工作经费逾千万新台币。通过编故事的方式骗取了大量间谍经费，实现了字面上意义上的动动嘴就把钱赚了。
因此台湾上下都对此舆论哗然，虽然涉案金额并不高，甚至还没有一个县级干部贪的多，但当代政治当中，最重要的或许不是官员是否真的廉洁，而在于百姓是否有认为政府透明，哪怕是一种错觉。作为秘密部门的军情局，哪怕仅仅是贪污了200多万的奖金，也必将引起舆论震动。
因此台湾立委会以冻结预算的方式要求国防部和军情局进行改革。在压力之下，现任军情局长台军中将杨静瑟在去年4月被迫开展了改革，将军统一以贯之的单线领导的活动原则，改成了团体协作。
经常参与间谍活动的朋友应该知道，单线领导是最稳妥最隐蔽的形式，情报网的上下线之间往往只知道一两级的联系人。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国共两党都不约而同地选择这种领导体系来构建情报网络。
而台湾选择放弃单线领导，让专案组之间彼此相互监督，好处是能够有效减少腐败风险，坏处就是行动更复杂，更低效，泄密的风险更大。
这或许对于几十年前的台湾政府来说，低效的情报部门是个不可接受的缺点，会影响台湾向外出售大陆情报，影响台湾作为棋子的价值。但从军统，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军情局，这个老牌特务机构在一次一次犯错和打压下，已经是国防部的一个边缘部门，只要不出事就是成功。
从重庆军统到军情局，再到历次裁撤缩编，这个中国历史上曾经浓墨重彩，也是臭名昭著的情报机构，如今已经成为了历史的阑尾。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军情局连带着整个台湾情报系统的衰弱绝非偶然，而是近现代两岸国力兴衰、社会结构变迁和国际环境变化的必然产物。对于情报工作，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小黑屋里的密谋，也也不是谍战片里的勾心斗角，而是两岸综合实力的体现。
当台湾社会走向解严，结束一党独裁专政之后，军情局的命运几乎就已经注定了走向末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