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城市归来的小镇青年们发现，曾经的大宗族早已经七零八落，而如今的小家庭还在负隅顽抗，妄图在时代的狂风巨浪中死死坚守，在原子化社会中游刃有余的年轻人，想击碎这最后的纽带，于是，一场关于责任与去责任化的战役，就在春节打响了。
为什么要在春节聊去责任化的话题呢？因为在这个时间节点，关于封建与现代，保守与自由，围绕着婚姻、血缘和宗族集中对抗，年轻人要对老一辈的思想债务进行清算，老一辈要对年轻人的思想解放进行阻拦。
不管是春晚屏幕上的龟训，还是家族长辈们的胁迫，春节大舞台，有胆你就来。
这两年关于去责任化的讨论比较多，女性率先完成了版本晋级，从婚姻的束缚中挣脱，在性自由方面探索，对社会角色重新定位，基本把过去的女性形象砸得稀碎。而男性版本最近才勉强跟上，但在版本更迭方面，始终落后一步，把不当沸羊羊和拒绝传统婚姻，当成了解放自己的终极奥义。
到底什么是去责任化，又怎么实现去责任化，现在的讨论非常混乱，咋一听，还以为去责任化是对亲人不负责，对工作不负责，对社会不负责，把自己的锅甩给别人，吃喝嫖赌，为非作歹。
实际上，遵纪守法，有正式工作，不搞零元购，拒绝黄赌毒，在全世界都是模范青年，在我们这里却成了去责任化。我们要一些路径，也要对外表达，然后达成共识，这样才不至于被污名化，才有利于整体向前。
大家好，我是丰兄，这期给大家聊聊去责任化。
当资本主义扩张加剧，原子化时代下，孤立无援的底层孩子们生活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在破裂的家庭和不伦不类的学校中苟且成长，年轻人蓦然回首，发现已经没有可以依靠的人。
在工作中要和上司斗智斗勇，经济波动下随时可能被裁，回到那个如狗窝一样的出租房，纵然城市浩荡无垠，却只剩下这么一张床了。
在婚姻中要和对象来回交锋，彩礼谈判不断加码，转账一停，爱情归零，纸糊的感情随风摇曳。在社会中，既没有组织可以申诉冤屈，也没有地方可供躺平，终日劳作，身心俱疲。
去责任化，似乎成了年轻人获取自由的唯一出路， 我们主要从婚恋方面来谈谈，在这点上男女版本差异也很大。
今年春晚，沈腾马丽的小品《金龟婿》，最能反映时代版本的变化。“我不给彩礼，我给她我的全世界”，这句台词让男女双方都很不爽，在男性看来，这是典型的爹味式发言，人心不足蛇吞象，连彩礼还不够，居然还要付出全世界。在女性看来，你连彩礼都没有，能给什么未来，将来是步步高升，还是庸庸碌碌，谁知道呢。
这个小品恰恰就是去责任化的最佳演绎，它的破题点不并在于彩礼，事实上，中文互联网现在关于彩礼的争辩，已经不是它的合法性，而是简单的暴力对抗。如果从合法性出发，是自古以来也好，是当地风俗也好，是要个态度也好，永远无法统一。
当婚恋市场进入存量博弈后，彩礼成为了镰刀式收割的筹码，在男性识破这种超级单向转移支付的本质后，直接亮明了态度，那就是不给，自己揣紧了钱袋子，不管对方如何撒泼打滚，巧言令色，威逼利诱，都是无济于事的。
解密《金龟婿》的关键就在于，既然男女都在向后现代发展，都在进行去责任化，你就不能既要又要还要，你说封建儿媳不要当，但封建彩礼疯狂要，这看起来就很精分。
这是系统故意留下的“零日漏洞”，女性抓住了这个BUG疯狂套利，源源不断从里面汲取财富，久而久之，甚至认为这是应得的，就地躺平，坐吃山空，传统男性供养不起时，就迎来了去责任化。
这在婚恋领域最明显，“三不策略”普及化，不主动追求，不承诺婚姻，不承担彩礼，一些年轻人甚至进行反向筛选机制，刻意保持或者隐瞒收入状态，规避婚姻市场估值。
存量时代，金钱焦虑传导到每个阶层，炫富的二代们隐匿了踪迹，捞偏门的新贵们，也不再大撒币。至于黄脖子老保，作为中华基本盘，真的是没有油水可榨了，只能勉强维持生计。
所谓的去责任化，本质就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因为对方能利用裁判优势，在牌桌上占据主导权，只要上了牌桌必然会输，那么还不如拒绝游戏，虽然没有了收益，但保本不成问题。
老一辈会指责年轻人没有责任，是因为他们还停留在旧工业时代的社会共识，男性具有社会生产上的优势，同时也获得了大多数财富。而女性社会生产效率低，更多需要通过承担家庭生产来与男性分享财富，在这个过程中，男性要上进有责任心，女性要勤俭持家。
而且，在过去，集体主义存在强力社会担保的传统契约，为婚姻的稳固加上了一层保护罩。然而，老一辈人丝毫没有意识到这种契约担保，在自由主义指导的现代法权秩序下，已经荡然无存。无数的胖猫和燕冬萍事件，告诉我们，原来毁约的代价几乎为零，不会受到任何惩罚。
对异性、家庭和婚姻有着不切实际幻想的人，最终为了这份幻想，支付了天文数字的账单。
老一辈人的陈腐价值观与年轻人的清晰认知，展开了激烈对撞，每到春节，这场争论就会到达高潮。站在旧工业时代的沉船上，老一辈人自欺欺人，说这艘结实的巨轮一定会把我们带向目的地，年轻人却发现大海上的滔天巨浪，已经快把船撕个粉碎。
沉湎在幻梦中的老一辈人，并不会挪动脚步，而年轻人只能无可奈何地离开。
旧时代的共识已经消失了，在新共识还没出现的真空时期，保卫自己的利益就成为了最明智的选择，在当下也被称之为去责任化，它的真正内涵是解除旧时代的身份认同，规避形形色色的道德迫害，在别人都在用力向前跑的时候，不要做掉队的那一批。
那么，到底该怎么践行去责任化呢？腾讯访谈类纪实节目《和陌生人说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样板。
北京的菖蒲河公园，这里聚集了丧偶或者离异的大爷大妈们，老年相亲界领先时代，与年轻人的遮遮掩掩不同，他们往往单刀直入，率“性”而为。
大家只会关心眼前，对话敞亮，思路清晰，直击要害，以及了解对方的筹码： 男方的房子、户口和钱，女方的长相、年龄和性格。
主持人问：“你做过做浪漫的事是什么？”老大爷毫不避讳地回答说：“就是在大栅栏电影院，我们就那什么了。”
老大爷是目标明确的，他想过性生活，旗帜鲜明。因此，他与相亲对象初次见面，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身体怎么样。老大爷对性的渴望，让年轻人自愧不如，主持人问：“你谈恋爱的时候做过最疯狂的一件事是什么？”大爷回答：“一天四次”。
在跟现任女友是否领证结婚的问题上，老大爷的观点是这样的：提结婚一切免谈，能处处，不能处拉倒。在这场老年狩猎游戏中，他们或许会有失手，但却从来没负过责。在年轻人瞠目结舌时，你大爷还是你大爷。
之所以讲这个例子，是想告诉大家，夕阳红老年团都可以打出强劲输出，而不少年轻人却还想当体面男，扯不下面子，想靠自己温柔理性来赢得异性欢心，属实是又傻又天真，体面男是上层和大V们的专属标签，他们可以捞流量和好处，但是你在后面跟风，就是愚蠢而不自知了。
跟大家直觉相反的事实是，欧美的传统婚姻曾经比中国还要根深蒂固，60年代，性解放运动席卷欧美，男女同时都对传统婚姻表达了不满，但女性的声音比男性更大。很多欧美男人，并没有选择迎合和挽留女性，而是与女性一起重构婚姻，在新秩序中找到自己的生存策略。
1953年，从小就对新闻业感兴趣休·赫夫纳，认为清教徒的禁欲主义非常可笑，决定做一本男性娱乐指南，创办《花花公子》杂志，用来作为一种反抗男性家庭责任的声音。
它倡导的理想生活方式是这样的：
“在自家公寓中，调上一杯鸡尾酒， 准备两份开胃小吃，唱机里放上一段符合心境的音乐，邀请一位红粉佳人，静静地谈论毕加索、尼采、爵士乐，还有性。”
赫夫纳怂恿男人去“享受女性提供的快乐，而无需情感上的投入，也无需承担更糟糕的经济上的责任”。
在创刊号里，文章《1953年的掘金小姐》直接拉满嘲讽，攻击那些指望男人养活自己的女人，另一篇文章更加露骨，“可怜的、受到严格管制的丈夫，艰难跋涉在这个女人支配的国家的每一条由女人支配的街道上”。
赫夫纳给《花花公子》定下了基调：“国家事务不在我们关心范围之内。我们不希望去解决什么世界性的问题，或去证明什么伟大的道德真理。要是能向美国的男性提供一些额外的欢笑、分散一下对原子时代焦虑的注意力，我们觉得就证明了自己存在的合理性”。
这段话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男性对去责任化的理解。这次中美大对账，有几位美国本土的单亲妈妈爆红，其实这在美国已经比比皆是了，她们工作努力、生活勤奋但是收入微薄，而另一边却还有收入高昂的医疗费用和生活成本等着。
四五十年前的美国，绝对没有这么多非婚生育，由于男性的纷纷去责任化，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在东亚，日本和韩国是先行服，放在全世界，兔子要对准老鹰，摸着石头过河，老美踩过的坑，咱们还是避免不了。
现在主流的声音是，一边鼓励女性挣脱传统束缚，另一边却对男性的传统责任层层加码，最受欢迎的话题是与外国保守男对应的婚姻补偿，而不是与外国现代男对应的去责任化。
中国去责任化的历史进程比较晚，而男性比女性更晚，这样权责就不对等，所谓的男性觉醒版本就有了各种参照，日本用沉默躺平，韩国用魔法对攻，欧美用AA制和不结婚来制衡，搞不好我们同时进化到这几个版本，国服的精彩程度，令人期待。
上个版本家庭模式破裂原因复杂和多样，但是从胖猫跳江到东萍一笑，最近很多趋势都表明，天庭并不维持正义。不管天庭及护法者，再玩文字游戏，再搞各种概念，再把自己塑造成口含天宪，中国人都会本能地感觉到严重不适。
结果就是，红遍神州的女权扛旗人王慧玲，这边无数铁粉殉道，而对立面也响应去责任化，逆炼真经，效果更显著。王在女性那里只是个大喇叭，将她们想说的话说了出来，但在男性这里，王成了思想来源，成了真正的启蒙大师，真是居功至伟。
走出婚恋之外，年轻人崇尚轻资产奋斗，拒绝升职加薪换取清闲，主张灵活就业依赖，短视频博主、游戏代练越来越多，去KPI化生存已然成为时代显学。
一个人的世界可怕吗？其实你从来都只是一个人。漫漫人生路，每个人都有自己出走的决心，姨可往，叔亦可往，愿大家在新的一年，多吃饭，少喝酒，锻炼身体，守护好财产，悠然向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