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可以说，嘲笑王左是我们的天性。这个时代的人喜欢观察他人出丑，也会在他人的苦难之中得到欣慰的愉悦。当网左们激烈斗争、做出种种奇异行为，最后又被铁拳痛打一番，赛博柜台后的鲁镇居民们总是笑个不停——这就是洼地年轻人的样子！
但我们许多人忽略了一个问题：如果说网左——这里主要指那些「胡乱实践的未成年人」——只是一群小丑的话，恐怕有失偏颇。那些以自贱为生、以自渎为生的人并不可悲；而那些拼尽全力生活，却把日子过成小丑的人，却是最为不幸的人。而嘲笑那些不幸的人，恐怕是文明世界公民的罪过，更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当我们看到这些人有模有样的当起左圈皇帝、搞这些滑稽不堪的报刊、发表着一些不切实际的豪言壮语之时，或许我们应当做的是去思考：
为何这些有精气神的青年、这些在百年之前的革命年代去做了红小鬼、最有冲劲的人，把这一场行动的浪漫剧演成了一出闹剧？
因此，我们也许应当想清楚：这些网左的激情是正当的、甚至是宝贵的。任何一个进步主义者、或是一个对社会的不公有所感知的人，都会珍视这一种宝贵的激情。而一旦激情被社会的压抑覆灭之后，恐怕它就再难燃起了。毕竟如同法国总统克莱蒙梭所说，那些年轻之时去做左翼的人，定会在步入中年之后嘲笑起自己当年对公理与正义的呼吁——那时候他们老得油滑了、安坐在社会的看台上发出朽木般的干笑——这些年轻人真的蠢，怎么去死了呢？
我相信，当年那个人若没有踏出橘子洲、走上革命之路，恐怕也会成为这样的中年人吧！
二．
归根结底，网左的病症是一种「手段与目的的失调」：倘若激情与社会义愤走上了正确的道路，那么它会成为变革之矛；而倘若这些激情与行动有失方略、甚至误入歧途，那么恐怕就只剩下闹剧与悲剧供我们赏玩了。
又是什么造成了「网左」无法为自己的激情找到一种方向呢？可以说，至少存在两方面：一来是观念与教育的残缺；二来是行动空间的逼仄。
我们先来探讨教育的问题。所谓的网左，多半是一群不成熟的社会主义者，用着学生年代的见识，想要创造出一个没有压迫与剥削、平等而自由的社会。这些人也许为此拉了群聊、搞了些所谓报纸、甚至有些人还煞有介事的设计起了组织架构。这些行动方向，对于所谓的社会活动者毫无疑问是必要的；但他们却做得狼狈不堪，甚至有一些行为还走向了社会主义的反面。譬如说、我听说了不少关于「左圈皇帝的故事」，这些人被自己身边的孩子们捧出了高傲感，在自己的群聊里面弄起了个人崇拜，享受着认同与权力的愉悦。
所有明眼人都知道，这样的行为与左翼的精神背道而驰，但他们却不自知——可以说网左所设计出来的每一个群聊与组织结构都充满着等级制与官僚制的味道，而他们称一切为先锋。
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想着的确与王左解读意识形态的方式有关系，因此，一些经典似乎要背上原罪，但我同时看到的是一个更根本的不可能性，这种不可能让王左永远成为了困在玻璃瓶中的蚂蚱——这个社会之中的年轻人是无法想象官僚制之外的组织的。
这一代年轻人生活在一个公民社会干涸凋敝至极的环境之中，从小到大，这些学生所见过的唯一组织形式就是官僚制与等级制。他们在家中服从父母的权威；在学校中听着老师的喝斥；在外出办事的时候忍受着官僚机构的冷眼；就连在所谓最自由的互联网上，都被迫学着向从不做解释的审核去低头。于是在网左眼中，这个世界只是一座又一座的金字塔；而所谓的平等主义，只是偶尔才被大人提及的谎话。那么也就不奇怪，网友所创造出来的架构、总是他们所最反对的一切的模样。因为在他们的眼中，不存在一个平等的会议、更不存在真正的民主主义。所谓的左翼运动，无非是一个又一个领袖带着人民完成自己的浪漫神话罢了。
而这一点上，我确实深感国人政治教育的匮乏。相较于我们而言，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孩子虽然同样要接受意识形态的质询，但却至少见过另一种不同的组织形式——平等的组织：
虽然美国的学生议会主席上头没有团委，但他自己也不能说了算，甚至没有说话的机会。这个主席确实坐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但不能表态，说话的全都是那些议员，你一言我一语，主席就像个拍卖行里的拍卖师，点了这个点那个，专门管着分配发言权。这个主持人在会场上，虽有权威，但无威权。
大伙嘁哩喀喳说一阵，主席问：“还有没有人要发言？”没有，如果是大家的发言次数都已经用尽或者不再有人申请发言，好，现在表决。然后议会主席计票，宣布投票结果。不管表决的结果怎样，是赞同还是反对，一件事儿就这么过了。从头到尾没听到主席自己的意见是什么。敢情这个主席，就只是个主持人哦。有时候，主席本人对某个议题确实有话要说，那就必须把主席的职位（其实就是主持权）暂时出让—由别人代行主席职务主持会议，然后再发言。这个有意思，只有被限制的权力才有可能是公正的。这个主持人自己不表态，不发言，才能保证公亚。 （袁天鹏 《可操作的民主——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全记录》
当然，我们都知道，只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中产阶级以及上层体验过这种平等，美国的底层民众依然要习惯在一个官僚主义的迷宫中生活。但看到这些平等化的学生会组织，在国内演变成官僚机构的一环，我还是痛感：这一代的年轻人缺了太多！
而除了教育之外，恐怕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缺失在于社会环境与实践空间的逼仄。
或许我们都清楚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社会化的必要性。一个没有父母抚养、社群教育的孩子在野外有狼带大会变成不会说话的狼孩；同样的、一个完全去政治化环境之下长大，只学会了服从上级压迫下级的孩子，恐怕也会成为一个政治上的残疾人，一个在第一次拿到投票权之后就会把选票投给兴登堡与阿道夫先生的人。而如果说家庭与学校作为社会化的机构，可以帮助孩子学会语言交流乃至社会道德；那么社会上的社群、社团、学生组织乃至于「同伴关系」(peer relation)，只会成为一个孩子政治社会化的平台。而想来在当前的社会上，我们的政治社会化机构是一应俱缺的。那么又怎能苛责这些蹒跚着学会行走的孤儿行为不当呢？
那么这样看，我们的王左一代，反而是那些从零起步探索、文明世界的不幸者——因为没有一个学生组织来教他们如何管理、如何行动、如何去张贴海报，如何去做一个合格的社会活动家，甚至恰恰相反，社会上的每一个声音都在极力阻挠与压制他们去如此作为。那么很显然，这些不幸的孩子要把人类政治历史上的所有错误重新走一遍，才能成为一个健全而阳刚的政治人。
而其中的大部分恐怕倒在了黎明之前，或是被自己招来的压制吓破了的胆，早早熄灭心中的火焰，十几岁就变得老气横秋。而这些落败的、死去的青年人，就成了我们口中的网左、众人眼中的笑料。
三．
我曾经一度嘲笑过王左，是指曾经还写过不少文章来批判他们。但在今天看来，我更愿意感到惋惜，甚至一丝微小的期待。
在这个社会之上，历史似乎每十年都会终结一次，带走我们所有的努力与尝试；但这个社会上的人、这个古老国度的那些义士，又总是用他们的生命向世界宣告——这个国家的国民敢去牺牲与流血。而当社会上的所有架构与文化都试图摧毁这些义士的时候，大部分人放弃了、一些人倒下了，但却总有一些人能够留下来挺到下一个年代、把火种延续下去。
那么在当前这激烈的斗争之中，在这片寒冷冬野上的火与硫磺的漩涡中，是否会历练出下一代的新青年呢？
我总归是一个乐观的人，因此我愿意相信：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