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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锡良:脱离群众的风险要警钟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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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小学的时候,我就看到村子里的砖墙上写着“为人民服务”的宣传大字,这些字直到九十年代村舍逐步改造后才消失于视线之中。

  这几个字的含义永远不过时,只要有政府在,就得把这五个字落到实处,它比任何其它的什么说法都要更直接和更实际。

  怎样才能做到为人民服务?

  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复杂,实际上也很简单,跟服务对象在一起,相信服务对象,依靠服务对象,让服务对象来监督评价服务,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观察现实生产生活,出发点很好,群众为什么体验感差?为什么群众希望解决的普遍性问题始终在路上?为什么部分官员还敢顶风作案?为什么部分基层干部得不到群众信任?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那就是基层脱离群众。

  我清楚地记得,十四年前,我写了篇《党的最大风险是脱离群众》。文章发出后,首先是给我这个群众造成了巨大风险,只差一步就被开除。幸运的是,2011年,胡先生在九十周年庆祝大会上提出了“四大风险”,其中就有一个“脱离群众的风险”。大会开完,我的风险随之解除,因为这样高规格的严肃定性是对我这位吹哨者的正面肯定。

  十四年过去,经过艰苦的整治改正,情况已经有所好转,很多方面有了明显改善。但我为什么又要再次提出相同问题?因为我感觉在“脱离”与“不脱离”之间仍然存在风险,干群间的“鱼水关系”仍然没有明显改善,群众最为关心的难点热点问题仍然未得到根本解决。

  密切联系群众的要求提了这么多年,群众仍不满意,问题出在哪里?

  一句循环语:还是基层脱离群众。

  如何找联系群众的路径?必须先找到脱离群众的表现,把这些脱离群众的表现找准了,一条条去补足,“不脱离”自然就实现了。

  根据对基层小事的观察,部分基层单位的工作表现为八个“不”字。

决策不听群众意见

  新中国成立后,咱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做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它是决策科学性的重要保证,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的决策必然会更有利于执行和操作,反之则表现为“好经常念歪”,心是好的,事却办不好,症结其实就在于它没有群众基础。

  一个地级市,投资八个多亿建有轨电车,运行个两三年,发现亏损严重,还持续给补贴,最后又花大价钱拆了它,两头都浪费,群众的意见非常大。只有一个城市这样搞吗?今年曝光的拆停线路至少有5条,最惨的线路日均客流量只有578人,这样的工程难道不是严重脱离群众的产物?

  一个小村子,花上千万元建公园,结果刚开放半年又被铲平,群众看后目瞪口呆。

  一个地方机关广场,占地近两百亩,花费7000多万元建景观,群众一边看一边骂娘。

  花85亿治理湖堤,洪水一到就垮堤了。这么个大工程,有群众参与讨论吗?该重点修哪一段?该轻度治理哪一段?生活在那里的群众不是更有发言权吗?有人认为,那个地方本是泄洪区,淹就淹了。不是这样的,如果是有意泄洪,那倒也无妨,关键问题在于是自然垮堤,不是有安排的行为,这是质量问题,不是预案设计。

  活人有活人的难,死人也有死人的难,火葬场火化炉还分个一、二、三级,墓地也有个三、六、九等,咱社会主义国家,至死总该来个平等吧?能不能别老盯着钱,把“墓地产”给降下来行不?群众关于这方面的呼声也挺大。

  车辆年检,基本上都是走形式主义流程,群众的意见极大,但这个“强制”始终还在执行中,养肥了一批懒人,养肥了一批害人精,专害私家车。私家车都会主动定期保养检查,比这个形式主义年检要仔细得多啊!

  一年一度的学法考法,看起来是不错,但试卷的题目却是把每个公职人员都当法官和律师在考,能考好吗?过程全是在走形式主义,人力物力财力花费巨大,效果约等于零。

  一个借调干部一年开800次会,反映出来众多基层机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严重性,这种文山会海的决策模式里能包含多少接触群众的时间?

  诸如此类的事情极多极多,负面影响极坏。

  现在各基层单位都有一种误解,只要是班子集体做的决定,谁都可以不担责,至于群众怎么想,他们不会在意。部分基层领导在给群众传达一个冷漠的信息:怎么干是我的事,怎么看是你的事。

遇事不找群众帮助

  公职部门会遇什么事?这里讲的“事”肯定不是容易的事,容易的事自然不需要帮助,不容易的事才需要帮助。啥事不容易?比如说反腐败,比如说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比如说查假冒伪劣,比如说找满天满地的诈骗,比如说阶层固化和年轻人内耗,比如说乡村治理,等等。

  有个单位的纪委书记,曾经信誓旦旦地讲:“我的单位绝无腐败问题,我花很大精力去查,想找一个坏典型都困难。”结果,群众一举报,一次性抓走了19个腐败分子。

  有个姓仇的副书记,一路被举报,一路往上升,因为群众的举报都被视为“不可信”,“随波逐流者昌,逆势清流者亡”的套路被抬到高于群众路线的位置。早点听群众的话,他到不了那么高位置。像他一样的人多吗?恐怕不会少吧!

  江西有个年轻的官员最近落马了,他的上级疑问:“这个人挺不错啊!怎么就出问题了呢?当时不是这样子的人啊?”当时是啥时?你怎么知道他当时很好?接触一下就能看准他?群众当时说他没问题吗?

  基层反腐这个事,一旦脱离群众,就只剩下一个字——难。

  某市曾经有个豆腐加工基地,按理讲,专门搞的加工基地,又是职能部门花了心思搞的民心工程,应该说是可以让市民放心的。然而,它却不是。有群众举报加工基地用腐烂变质的大豆加工成豆腐,监管部门不管,最后是记者冒险化妆成交易老板混进去拍了视频才引起重视。

  最近,看到某县开放的矿山,到处采挖放炮,山体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居民生活遭到严重侵扰,闭着眼睛都能闻到处处是危险,但监管人员满嘴里都是“还要调查,还要研究,还要找证据”。调查个啥呢?受苦的群众就在眼前你视若不见,你在想啥呢?

  今年,一下暴雨就造成山体垮塌,多次出现大量人员伤亡事件,已经听到让人麻木。灾难为什么会这样高频发生?因为环境被破坏,看面看起来很美的山体其实已经到处是风险。

  假冒伪劣多吗?是个人都能看见,知名的大网商网店也经常卖,想查它容易吗?如果群众的举报有实用,一个月内可查个精光,谁也躲不住。但是……那个“假一罚十”看起来好,却有变相纵容卖假嫌疑。

  明骗,暗骗,无孔不入,越查越多,近乎无能为力。部分地区经济失速、停滞,乏力。找谁要办法?应该要找群众,到群众中去找办法,不要天天开形式主义会议。

有利不与群众分享

  实事求是地讲,这几十年,中国在经济上的速度还是非常不错的,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可以认为是改革的红利。

  改革红利,照我看,其实就是人民群众努力奋斗的红利,房产地也好,其它产业也好,最终都要归结于群众的劳动创造,没有群众的奋斗,就不存在红利的产生。

  有许多到过欧洲的人讲,欧洲整体上是个福利型社会,尤其是北欧更像社会主义,收入差距并不大,社会和谐,公职人员无特权,弱者受到了最好的照顾。

  什么叫福利型社会?本质上看,就是红利分享的社会。

  现在,看体制内人员收入水平,再看全社会平均水平,从劳动量和收入适配度看,能够反映发展红利之于群众相对公平和谐的价值分享吗?体制内与体制外在医疗、养老等领域的差距是否符合红利分享的原则?

  不管是什么行业,咱们要让群众满意,最低标准是不能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平性表现更差,否则的话,咱们的优越性就无法在群众身上得到体现。

  再进个最小的事,西安火车站门口的花坛边石板,不允许乘客坐,说是影响市容。这种“微利”都不愿意给群众分享,大利面前如何处?

  怎么分享才算合理?参照一下欧美日韩等国家即可,咱们要学先进,不能学落后。

有难不让群众省心

  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一位女士买台奔驰车,还没有开到家就坏了,是发动机的问题。按理说是可以换新车的。但是,执行起来可不顺了,监管机构也来了,4S店不服从,“监管”流于形式,买方哭也没用,只能等“调解”。调解个啥呢?群众有困难,法律在摆着,结果最不省心的是群众。

  小区物业管理问题,可能是当下打市长热线最多的投诉类别。

  管用吗?表面上管用,实际上不管用,重复的问题永远找不到解决办法,只能陷在无尽的循环中。这里面的问题多到无法用一篇文章说尽,因为它在不停地涌现。

  我们有志为世界提供治理模板,但在为世界做出好榜样之前,能把让群众不省心的物业管理难题解决一下吗?国外物业公司有那么牛逼的权力吗?

  近两亿人的股市投资者集体遭遇十年的不正常市场,再往远点讲,一直就没正常过,血淋淋的损失逼出了无数呼救声,与此同时,不管发达市场还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甚至是战争国的市场,都要好于大A,问题在哪里?群众是看到了,但这个“难点”似乎看不到省心的时刻。

  群众的难,真不只有这几点,教育、医疗、养老、就业权、失业保障等难题还困扰着相当多的群众,资本市场的难题三十年无解,投资者损失惨重,仍然没看到治理良策,大家的心何时能放下?

用人不经群众推荐

  选人,用人,重要吗?重要得要命啊!没有什么事比这更重要,人决定一切。

  选人选得准,用人用得好,最根本的依靠是什么?是群众,绝无其它。

  看形式,在基层,群众推荐的流程有没有呢?似乎是有的,但似乎又是没有的。

  为什么会这样?说有,那是真走了流程。说没有,是因为那就只是个流程。

  看谁的脸色行事最可靠?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群众的脸色如果不被任何人看,那选人用人也就不关群众的事,群众的脸色只能给群众自己照镜子看。

  郑州那位给银行储户随意赋红码的官员撤职后又升职,群众知道吗?群众满意吗?对群众的心理影响大吗?他们只顾自己的“程序”,完全不在乎群众的感受和意见。

  袁昊然这样吃里扒外的干部本就活得很奢侈,反过来还仇视国家,他是怎么被重用的?

  李薇薇,从一个普通年轻老师到正厅只用了七年时间,几十年的官路上没干多少正职,一直升到很高很高,然后就落入深渊。她的一路,有群众的推荐吗?有群众的参与吗?

  一个干部,连续腐败23年,如果每一次提拔都能听听群众意见,他能否长腐不衰?

  在基层,有前面提到的边腐边升,还有高压下部分干部的冒险前行,还有高压下的年轻人塌方,根子在哪里呢?在“被用者”跟“群众”两者之间有一条鸿沟,两方不发生直接关系,出了问题,最后都只能把责任往鸿沟里扔。

  本条还有一万字没有写完,暂时留着。

花钱不经群众讨论

  小时候,生产队要花个什么钱,每次都让社员带个小板凳去开会,争论一番之后才决定钱怎么花,这是我小时候体验到集体民主思想的雏形。

  工作以后,我曾经也参与过小单位班子的决策,花大钱,都得讨论并公开,让每个员工都知道自己的责任和未来可能面对的情况,彼此有个看齐效应和监督作用。

  后来,发现情况在不断变化,不管是近处事,还是听说其它单位的情况,大体差不多。花钱的事,群众都不知道,一个人或几个人大笔一挥就花了。

  西南某县的一个部门年接待安排超300天,除了节假日,天天有公务接待。都是接待谁呢?花谁的钱呢?花多少钱呢?“三公消费”管了这么多年,为何还是管不住吃?普通群众是否能参与一起吃?

  最近,又听说,某市把市长热线外包,每年的费用高达近1500万元,真是闻所未闻啊!接这种电话要花这么多钱吗?这个真得讨论讨论啊!

  工程建了拆又拆了建,惊人的浪费现象其实也是因为花钱可以脱离群众,不是别的原因。

分配不让群众知道

  过去,只是花钱不让群众参与,现在,发钱也不公开了,你只知道自己拿了多少,别人的一概不知道,学着私人企业搞的那一套,说收入是秘密,是隐私,别人无权知晓。

  有人讲:“你拿你的就行了,干嘛要管别人呢?”

  不,这不是管别人的事,是大家必须知道的事,尤其是公职人员和公姓企业,你们身上都带着个“公”字,那就意味着时刻必须与“公平,公正,公开”紧密联系在一起,只要是阳光的行为,就不应该怕阳光的公示,结果怕阳光,那过程就可能不阳光,不阳光的事不敢公开,说明还是害怕群众的监督。

  据说,外国的公职人员被要求申报财产。咱们还是初级阶段,大家伙都不富,不要求申报也可以理解,但每个人拿了多少阳光收入公示一下应该不属多余吧?

用权不愿群众监督

  监督,这两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别的什么机构监督咱不太懂程序,也不知道效果有多好。但是,群众监督绝对是个好东西,比任何其它形式都好的好东西。为什么是这样?因为群众数量多啊!眼睛多,看得宽,看得准。

  曾经有个工程,说是不大,只有几百万,做完之后,跟没做之前无两样。小老百姓看不过眼,就打了个电话举报,接电话的人问:“你是谁啊?”“我就是个普通群众,实在看不下去才打这个电话。”“是你的事吗?”挂了……

  还有一次,那是涉及某省厅的一个事,还涉及到某种信仰,是个超大工程,于是打电话到某某厅问情况。五分钟之后,接到另一个书籍电话:“你是某某某吧?在办公室里等我一下,咱俩聊聊,你怎么能讲这个事呢?”

  关于群众监督的话题,不宜讲太宽泛,本条也留一万字,暂浅举两个例子而已。

  以上的“八不”,讲的都是相对的小事,只希望大家能够以小见大,小事脱离群众,大事自然也有这种可能,脱离的事越多,风险也就越大,这个风险不是一般风险,是致命风险。

  以上的“八不”,就是脱离群众,脱离了群众,反腐就无解,方向就迷失,改革就遇挫,发展就停滞。

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可以用在人类发展未来的永远,没有比这更好的说法。

  要把这五个字落到实处,唯有联系群众和依赖群众,如果脱离了群众,那就不可能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

  写于2024年9月8日星期日

【文/孙锡良,红歌会网专栏学者,独立时评人。本文为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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