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翔宇事件看官僚的领主化
我和马翔宇有过类似的遭遇，能够理解他的处境，也很钦佩他的勇气。这件事不只是一个热点事件，从政治学和组织学的角度看，也很有价值。
马翔宇的举报和之后官方的回应反映出了三个问题。
一是系统对外封闭
通报运用了经典政治讽刺英剧《是，大臣》里提到的方法“主动公开一切百姓自有办法查明的事”。
六个问题中，围标串标问题马翔宇作为经办人给出了佐证材料，只能认下来；学历问题有依据，直接公布。其余四个问题，群众没法查询民主评议会议记录、翻票箱看选票，也没法把祝欢押过来问话，更无法调阅派出所的出警记录、询问经办警官。
整个事件就是一个巨大的黑箱，外人看不到里面的门道和操作。既然百姓无从查证，那随便怎么说都可以了。
调查的目的，《是，大臣》里也早就说得很明白，“从来不是为了弄清真相，而是为了在公众面前说‘经过全面的调查，我们发现查无此事’。”
“当然不能真查了，没准会查出什么呢。”
二是单位内部的封闭
马翔宇的举报材料纲举目张、行文流畅，但坦率地讲，除了围标串标外，没什么“实锤”，仅这一条也够不上法办。这显然不是因为没有把柄，而是马翔宇坚守底线，没有深度参与其他涉及违法违纪的事，也就不掌握证据。
单位里每个下属只了解与自己工作相关的一点情况，单位规模越大、越“正规”，内部就越封闭，每个人掌握的情况就越少。这就像那个经典笑话，某小户人家的新媳妇是相府的厨师，想让她露一手，媳妇拿起菜刀切了一盘完美的葱花，说我是相府厨房里专门切葱花的，只会这个。信息即权力，不掌握情况，也就对领导形成不了威胁。
想有实锤，就必须得把手弄脏，跟领导一起违法违纪，否则抓不到什么把柄，想告状都不知道告什么；可一旦下水，就白纸点墨，再难回头，只能跟着一条道走到黑，也没法举报了。
这是一个悖论。
三是一把手的绝对权威
正常来讲，对于一言堂和打击报复下属的问题，是有相应预防程序和制度的，就此事来说，至少有两个环节可以让马翔宇避免基本称职：一是单位投票时，其他班子成员实事求是；二是上级组织部门启动复核程序。
可这两个环节全都失守：班子成员或许会为自己利益和一把手博弈，但绝不会为了普通干部和一把手唱反调，民主集中制只见集中不见民主；组织部门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你怎么报我怎么批，不愿为了一个小干部的事投入资源。
内无制衡，外无监管，于是形成了一把手予取予求的局面。
现在让我们暂时抛开事件本身，想象一下，什么组织对外封闭、内部封闭、一手遮天呢？
是不是像中国电视剧里的王侯将相府邸、大户人家庄园，和西方影视剧中的贵族城堡。它们被高高的院墙包围，外人难窥门径；每个下人和领民都只能在指定区域活动，从事规定的工作；领民和领主间是人身依附关系，领主在自己地盘里说一不二，就算是上级大人也无法越过领主指挥领民。
现在，一个21世纪的机关单位居然呈现出封建社会中宗法组织的特征，点明了一个现实问题：官僚（bureaucracy）会转化为领主（lord）。二者看似对立，实则同源，毛泽东就此指出：“官僚主义的思想根源、阶级社会根源、历史根源、思想根源，是剥削阶级的思想作风，既有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实用主义，也有封建的家长制。”
今天，像这样的“封建土围子”不会只有这一个，马翔宇的举报仿佛火把，照亮了这个庞大怪兽的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