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和奴隶主历来是势不两立的，一切被剥削者和剥削者都是不共戴天的。早在两千多年前，奴隶在推翻奴隶主残暴统治的同时，就曾对孔丘这个维护奴隶制的反动思想家进行严厉的批判。著名的奴隶起义领袖跖，就义正辞严地痛斥孔老二：“作言造语，……多辞谬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罪大极重，”是莫大的“盗丘”。(《庄子·盗跖》)正是由于奴隶们不屈不挠的斗争，才使孔丘的复辟阴谋遭到了可耻的破产，推动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
整个封建社会中，劳动农民的反孔斗争，特别是曲阜一带农民反对孔丘和孔府的斗争，一天也不曾停止过。尽管历代反动统治者大力宣扬孔孟之道，要人民“听天由命”，“安分守己”；尽管历代“衍圣公”们玩弄假仁假义，要户人“克己”“忍讼”，“戴德感恩”，但是，哪里有压迫剥削，哪里就有反抗斗争。劳动人民反对孔丘和反对孔府的斗争，象大海的怒涛，长空的狂飚，谁也无法阻止，谁也无力抵挡，它横扫“孔家店”，涤荡“圣公府”，把“衍圣公”们和他的老祖宗，打得个人仰马翻。落花流水。
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响亮地提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革命口号，与孔孟之道的“君权神授”针锋相对。揭竿而起的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要用农民阶级的“天”代替地主阶级的“天”，实质上也是对儒家“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的有力批判。宋代初年王小波、李顺起义，提出要“等贵贱，均贫富”。元末红巾军起义，提出“杀尽不平”。明末李自成起义，提出要“均田免赋”，等等。这些口号是对那种永恒不变的封建等级制度的有力冲击，是对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孔孟之道的深刻批判。太平天国起义时，公开指责孔丘的书“甚多差谬”，正式宣布《四书》、《五经》为“妖书邪说”，规定：“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盾鼻随闻录》)太平天国发表了一系列革命文献，制定了一系列革命的政策和措施，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荡涤了孔丘的反动思想，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制度，把农民的反孔斗争推向一个新高峰。
劳动人民不但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坚决反对孔孟之道，而且还以直接的革命行动，用刀枪冲击孔丘的“圣灵”，批判孔孟之道。
十五世纪中叶前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河北人刘六(刘宠)、刘七(刘宸)于一五一○年(明正德五年)揭竿起义，发展很快，第二年已有十余万人参加。他们打着“重开混沌之天”的革命大旗，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重新开辟新天地。一五一一年二月，义军进驻鲁西一带，孔府佃户纷纷携械参加。二十七日，起义军打到曲阜(当时曲阜县城在今曲阜城东郊)，“焚官衙，……县治为墟”，当晚冲进了封建思想堡的孔庙。
孔庙历来被统治阶级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庙中大成殿卫供奉着孔丘的泥胎像，更加不可侵犯。但这些造反的英雄们，就偏在大成殿前喂马，敢于蔑视地主阶级的“圣灵”。庙里有个奎文阁，又叫“御书楼”，藏着历代皇帝赐给孔丘后代的书籍。这些被地主阶级奉为金科玉律的《四书》《五经》，这些所谓的“圣人”之言，是地主阶级压迫劳动人民的理论根据。英雄们毫不看在眼里，把它扔进了污水池塘。第二天他们路过那所据说是孔丘讲过学的洙泗书院，一把烈火烧了它的大门，干得痛快淋漓。起义军的反孔怒涛，冲击了封建“圣人”的老巢，吓坏了大小封建官僚。为了保住孔庙这个顽固堡垒，反动政府决定“移城卫庙”，把曲阜城从几里外迁到阙里，修成了一座以孔庙、孔府为中心的封建城堡，即现在的曲阜城。孔庙内至今还存在的一块《城阙里记》碑，就记载着这次反孔壮举和地主阶级的惊恐丑态。碑文说：“正德辛未，盗入兖，以二月二十七日破曲阜，……是夕移营犯阙里(孔庙所在地)，秣马于廷，污书于池，……族属散走，神木震恐，岌岌乎危亦甚矣！”读起来真叫人拍手称快。
一六二二年(明天启二年)，山东巨野人徐鸿儒领导的农民起义，在邹县活动时，就打进了孟庙，冲击“亚圣”，并杀死拚命保护祖宗的孟轲六十代孙孟承光，然后乘胜向曲阜进军。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领袖洪秀全，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捣毁了私塾里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公开向孔丘宣战，向整个封建制度宣战。为了启发农民群众的觉悟，他还编了一个故事，让“皇上帝”作为革命农民的化身，借“皇上帝”的权威宣判孔丘的罪行，孔丘再三讨饶，哀求不已。孔丘的威风扫地以尽。
捻军配合山东各地农民军起义时，起义军在孔丘的出生地大造其反，他们放火焚烧祭祀孔丘母亲的颜母祠，还占据了尼山书院(祭孔之处)，在那里安营扎寨，把看山八户、看庙小甲、看祭祭头，统统赶走，不准祭孔。还冲进了洙泗书院，砸了祭器和孔丘牌位，表现了他们对反动阶级“圣人”的深仇大恨。
至于直接受孔府压迫，剥削的佃户、庙户，更是经常不断地以刀枪、棍棒、以实际行动冲击“圣灵”，批判孔孟之道，对孔府和反动统治者勾结，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罪行，进行了前仆后继的和各种形式的英勇斗争。
拿起武器，参加起义军
据现有材料证明：明清两代凡活动在曲阜附近的农民起义，均有孔府的户人参加，刘六、刘七之外，还有：明朝天启年间的徐鸿儒起义，明末李自成起义，清朝康熙年间的盐民起义、榆园军起义，嘉庆年间的天理教起义，咸丰、同治年间的太平军、捻军起义，光绪年间的义和团起义，等等。孔府的户人怀着对“圣人家”和整个剥削制度的仇恨，拿起武器，走进浩浩荡荡的起义军行列。
佃户们了参加起义军，往往是整屯整庄出动，把屯、庄变成了起义军的根据地。一八五二年(清咸丰二年)，邹县及驸近农民起义，官军屡吃败仗。后来，“衍圣公”向官军提供了情报，兖州镇武将富新率兵“围剿”，起义军突围；官军紧紧迫赶追到孔府官庄（即佃户庄)，全庄青壮年，立即拿起鸟枪、铡刀，同起义军一起杀退官军，狠狠地教育了富新。富新吃了败仗，向孔府报告说：“与匪接仗，先毙匪数十名，该匪窜至官庄，聚集大伙，我军众寡不敌，未能得手。”(《孔档》6047号)
“衍圣公”只看到武装起来的一支农民起义军，以为一“剿”即灭，却根本不能懂得，起义军是武装起来的农民和佃户，而官庄的佃户，则是一触即发的农民起义军。
佃户参加义军，当然是一律抗了孔府的租差的。清咸丰、同治之际的十余年间，在太平军、捻军影响下，鲁西南一带，农民纷纷起来造反。“捻旗竖在庄，不纳银子不纳粮。”在这个时期，孔府佃户抗租的也最多。一八六○年(清咸丰十年)，孔府管勾官刘德昭报告说：“赴屯(郓城屯)开征，当无一户完纳。”一八六一年(清咸丰十一年)，孔府自称邹县的情况是：“所有祀银，无从催征。”一八六三年(清同治二年)，管勾官又报平阳屯的情况说：“差役下乡，不见甲首，以致祀银碍难催办。”一八六六年(清同治五年)郓城屯屯官报告：“曹属屯民，皆已四散(参加义军去了)，一时难以征收。”(以上见《孔档》4143号、4111号、4117号)
佃户一旦参加义军，不仅抗租，抗差，还把斗争矛头指向孔府的大小官僚。一八五四年(清咸丰四年)郓城屯官衙门的财物，被起义军公开“车拉马驮而走。”（《孔档》4116号)孔府原设在巨野县赵家河的管勾衙门，因怕起义军清算，移到管勾官的村中，并设团练保卫。但结果还是被佃户参加的起义军“抢劫一空，房屋烧毁”。(《孔档》4111号)一八六一年(清咸丰十一年)捻军打到曲阜，在九龙山战役中打死了五品圣庙执事官孔昭颖。(《续修曲阜县志》卷五)至于佃户参加起义军后，殴打孔府狗腿子的事，更是司空见惯，难以列举了。
在平时，户人们也不断通过抗租抗差，殴打、惩治孔府爪牙，集体退佃等多种形式，反对孔府，反对祭祀孔丘。
组织起来，抗租抗差
孔府对户人的剥削、奴役，向来挂着祭孔的招牌，什么“圣祖血食”、“祀租”、“祀典攸关”，一颗也不能减，一刻也不能缓。但是，户人们也针锋相对，抗租抗差，反对祭孔。仅就清一代的有关材料看，户人的斗争经历着从个别到集体，从分散到有组织，从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
一七五八年(清乾隆二十三年)，滕县佃户有组织的发动了集体抗租。这年佃户陈凯在租的孔府一分园地上种了黄瓜、茄子。麦收时，孔府牛管事带领差役来分收麦子，不问青红皂白就硬在菜地上垛起麦秸。陈凯的老母和牛管事讲理，管事反而打了这位老人。佃户宋之荣上前劝阻，牛管事又把他打骂一顿。宋之荣对这种野蛮行为，忍无可忍，也还了手。管事打佃户，在他们看来是“天经地义”、符合“劳心者治人”的道理，佃户还手打了管事，岂不是“犯上作乱”，翻了天吗？管事通知县衙门，县太爷赶忙把宋之荣、陈凯押了起来。
孔府佃户世世代代饱受孔府剥削和压迫，本来就有满腔怒火，这次事件，更激起了他们对“圣人家”的深仇大恨。于是，一场有组织的抗租斗争展开了。
六月二十八日，佃尸陈荣、宋珍、王坦、丁士则等四十余人，代表各村佃户，在宋之荣家开会。他们决议“共同一局，抢劫官场”，把被孔府霸占的劳动果实，全部收回，绝不留下一颗一粒。如果管事来阻挡，就群起共同对付，大家出钱、出力和他们斗争。这个决议，最后由宋珍的儿子宋兴礼执笔，写成了誓约。
七月，秋谷成熟，孔府又派来了爪牙，照例进屯分谷。没料到，佃户陈荣带头，各村一致行动，将谷子全部运回自家场内。爪牙们气急败坏、声嘶力竭地阻挡。佃户们摆好阵势，围住他们，有力地警告说：“绝不分给一柴一粒”！孔府的爪牙，平时张牙舞爪，耀武扬威，这次，在组织起来的佃户面前，看看形势不妙，只好忍气吞声，夹着尾巴逃跑了。
由于这场大规模的有组织斗争的胜利，佃户们认识了自己的力量，此后这里抗租斗争更是不断发生。佃户们经常将“官场”的庄稼，运到自己场上。有公开的，也有秘密的；有集体的，也有分散的。到一七七二年(清乾隆三十七年)，当年曾因劝架而被关进监牢的宋之荣，又率领儿子宋二黑、宋三黑，痛打了到屯分租的王管事。一七七七年(清乾隆四十二年)，二十年前领导过抗租的老将陈荣，又串连二十多户佃户，在一个夜晚把地里的麦子，全部收进农民家里；他们把反对孔府的斗争传统，亲手传给了新的一代。(《孔档》4144号)
在农民革命烽火遍燃全国的年代，这样有组织的抗租斗争，更是前赴后继，此伏彼起。
在成千上万件孔府残害佃户的案卷中，我们发现了一张佃户召开抗租秘密会议的通知：
“西关亲友知：反(凡)有屯厂地之主(指租孔府土地的佃户)，皆在萧永祥茶铺内，商义(议)上曲阜的蚂蜡(蚱)灾。八月二十三日早辰(晨)见面。”
这张写于一八五六年(清咸丰六年)的，长21．5公分、宽4．5公分的大红纸条，已经保存了一百多年了。它是劳动农民反对孔府的有力见证。
自一八五三年以来，鲁西南连年灾荒，正在这时，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今南京)，颁发《天朝田亩制度》，宣布“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风穿，有钱同使”，实行土地平分。消息传来，孔府佃户人人振奋，积极酝酿反对孔府的大型斗争。
一八五六年秋，蝗虫遍野，颗粒不收。孔府的“万年租”象万丈毒蛇，严重地威胁着佃户。这年八月，孔府爪牙到滋阳厂校场厂收租。开征多日，没有一户理睬，小甲又挨门逐户催逼，还是没有一户交纳。佃户们一致抗租，显然是有组织的。孔府着了谎，派出爪牙多人，用各种卑鄙手段去寻找线索。后来，终于弄到了上面说的那张会议通知单，并侦知会议组织人是佃户高登汉。小甲拿着这张通知，仗着孔府的权势，找到高登汉质问，罪名是：“欺灭圣祖(孔老二)，立帖霸银(组织集体抗租)”。高登汉理直气壮、义正辞严，对小甲进行驳斥，小甲说理不过，反诬高登汉“口出不逊之言，肆行嘈辱”，群众气极干脆将这个狗腿子狠狠揍了一顿，轰出村门。干得真是痛快！孔府得到消息后，以“大干王法”之“罪”，吩咐兖州县“严行确讯，按律惩办”。但还没等到县里的差役赶到校场厂，佃户们早就掩护着高登汉安全转移了。抗租的组织者虽然暴露，但有组织有计划的抗租斗争还在继续进行着。（《孔档》4137号)
孔府的户人不仅以抗租不缴的办法反对祭孔，而且直接反抗孔府摊派的有关祭祀和其它各种杂差。
一八○九年(清嘉庆十四年)秋丁，邹县云山营、西庄两村孙，于二姓庙户，实在不能忍受这种压迫，在孙克盛、于士亮率领下，四十余户拒绝到曲阜服役。“贻误祭圣”，这罪过可不小啊，管庙户的正身头刘士干“飞奔该处传唤”，搬出“圣人”、“王法”，强迫户人到曲阜当差。但是，庙户们却不管他扛什么吓人的招牌，派什么罪过，针锋相对地回答：“俺不服公府管了，你好好地回去吧，若是再来烦扰，俺就将你这狗腿打断。”刘士干只得乖乖地溜走，向主子报告去了。(《孔档》5073号)
一八○七年(清嘉庆十二年)，“衍圣公”孔庆熔葬祖母程氏，大量调用户人服役。三月，郓城屯屯官传令佃户高化龙、王连玉、霍士选，带领全屯实在户①到曲阜应差。当时正值春荒，佃户们既误不起工，也带不起吃的。他们三人召集全屯南北十二牌的佃户，于初三日在萧皮口集合。这天他们事先将前来督催的屯官，诱置在杂货店里休息，然后集合佃户开大会，商量抗差。这些祖祖辈辈给“圣人家”当牛做马的佃户，在高化龙等三人带领下，个个斗志昂扬，信心百倍，一致决定；不到曲阜服役当差。等到屯官发现，早已找不到一个人影了，只得慌忙奔回曲阜向主子报告。孔府派了差役持信票捕捉高化龙等。他们早有准备，差役刚刚进屯，高化龙就带领高化显、高化燮、高化图、高化南，霍士训等若干户人，将差役一行，狠狠地揍了一顿。(《孔档》1324号)抗差斗争再一次教训了孔府和他们的狗腿子，又一次取得了胜利。
①钦拨佃户又称实在户。
“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组织起来的农民，具有无穷的智能和威力。他们不仅敢于抗租抗差，痛打管事，而且懂得“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道理，关押甲首，审判屯官，对剥削者以有力的打击。
“圣人家”既能设立牢房，关押、拷打佃户，佃户也能设立牢房，关押他们的大小狗腿子。
一七二七年(清雍正五年)，孔府差役到平阳屯逼租。一进屯就要吃要喝，百般敲诈勒索。佃户程唐等同他讲理，差役出口骂人，程唐当场揍了他。差役“惧势莫敢言”，偷偷地溜走了。第二年春天，甲首们又来逼租，程唐和佃户们还是不买他的账。甲首们想吓唬程唐，扬言说他去年带头闹事，打了差役，今年又抗租不交，要捉他送曹州府关押。程唐和大伙商量，一致决定；他们要关押我们，我们就关押他。四月十七日，程唐集合了三十多人，在散集路上，把刘华麟、王欣、李珍、王敬甫，李建伦等五个甲首统统捉住，趁天黑解到城里，关押在一个秘密地方。开始这些家伙还吵吵嚷嚷，要求送他们到官府由“王法制裁”，阴谋以此脱身。佃户们自有“民法”，不理“王法”那一套，派人轮流看守，还经常训斥，要他们改过自新，以后不准再欺压佃户。最后他们找保具结才被释放。一个被押的甲首，事后哭丧着脸对其主子说：“不官(不送官)不放，百般凌辱，一月有余，方准讨保回家。”(《孔档》4102号)真是大快人心。
一八三四年(清道光十四年)，钡佃户屯有组织地抗了二百多两银子的租。第二年年初，孔府派差役到巨野，协助屯官李思望坐柜逼租。一连几天，没有几个人来交租。这个屯官想“惩一儆百”，就将佃户宣保信捉来问“罪”。刚刚押进店门，佃户宣世德，杨万举。杨万鞭等就带领六十多人赶来。他们救回宣保信，把差役统统绑起来，卡住前后门，然后将李思望押到店堂中央，几十个佃户拿着棍棒，团团围住；宣世德坐上收租柜台，有理有据，怒斥孔府的滔天罪行，宣告佃户的斗争决心。佃户们审判起屯官来了。昔日威风凛凛的李屯官，吓得面无人色，哆哆嗦嗦地献上租银花名册，再三乞求饶命，表示以后绝不再来逼租。佃户们当场烧毁租册，严厉教训了这个爪牙，并且警告他：再来就要你的狗命！(《孔档》4108号)
集体齐退佃，饿死寄生虫
孔令贻曾经迷惑佃户说：“食王水土报恩难”；孔孟之徒和一切地主阶级分子也总是说，是地主养活了农民，因而他们经常用夺佃来威胁农民就范。但是农民在斗争中逐渐认识到，如果他们都不给地主种地，这些“食于人”的寄生虫就要活活饿死。所以，他们也针锋相对，以集体退佃的办法来反抗地主的压迫。
泗水县魏庄，是“钦拨”十八官庄之一，有孔府二十余顷土地。魏庄佃户具有英勇斗争传统。孔府说他们“疲顽刁狡，积惯抗欠，不服管束”，“持强藐视，相习成风，全无顾忌”。一七九八年(清嘉庆三年)，他们“聚众反抗”，将孔府派去的管事姜书永狠狠的教训了他一顿，因而“气死”。一八○五年(清嘉庆十年)又将管事伊仲干也“气死”了。次年春，孔府又派得力管事陈见侯催逼麦租，又被“鸣钟聚众”驱逐。连派三个管事都不济事。到秋季，孔府破格派出了四品执事官孔毓升去“坐镇”。当时的四品官比县太爷还高三级，又是“圣人之后”，气派自然不小。孔府派出这样的人物去收租，显然是想以“势”吓人，唬住佃户。
这位四品官，人夫轿马，携眷带口，气焰嚣张地到了魏庄。但是，佃户们还是不买他的账。从八月十五开征直到十月，所收银、粮寥寥无几。他一面向主子呈报，请再增派差役，以便加紧催逼；一面大耍官威。十一月初一，佃户赵连奉去应付他们的紧催硬逼，孔毓升多方挑剔，赵连奉不服，这位四品官喝令爪牙当众杖责，连板子都打折了。但是，有着斗争传统的魏庄佃户，是吓不倒的。初三日夜间，忽听得魏庄四个庙里的大钟连声急响，佃户赵连奉、冯宗先、王好诗、高士秀、邵继节等人，刹时间集合起“结为‘齐心社’”的佃户二百多人，赶到孔毓升住处，层层围住。佃户们手执锨镢等农具，扬言要退佃不种。孔毓升一见人多势众，早吓得魂不附体，龟缩在内室不敢出来了。包围着官宅的佃户们高声大骂，“上至历代祖宗，下及子子孙孙”，把孔老二和历代“衍圣公”的罪行痛斥一通；佃户们还恐吓他说：“我们抗住的庄子(抗了租的庄子)，公府也不敢来催”，你竟敢逞能，“今日定要结束你全家性命。”在斗争中，佃户们表现了良好的纪律性，他们有组织地轮流看守。孔毓升“百般哀求”，想派人混出去求援，“且使十岁小女跪央求放一女之命”，佃户们识破了他的阴谋，未能得逞。
就这样围了一天两夜多，孔毓升的儿子孔传锜在曲阜听见消息，急忙赶到泅水县。县太爷亲至现场，看“宅外俱系所堆田具”，不敢妄加镇压。又鉴于“人数众多，若再行拿办，势必激变(激起佃户暴动)，不成事体。”他假意指责孔毓升“办理不善”，“收粮不应多方挑剔”，不该“私自杖责，甚至板子打折。”并劝说佃户不必退佃，他深知佃户退佃会造成对封建统治阶级以及孔府更大的威胁。于是，建议孔府将孔毓升调回，借机下台。这次斗争，就这样以团结一致、针锋相对，敢于“冒犯”四品官，敢于大骂孔“圣人”的佃户们的获胜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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