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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上半年教育议题:做题家出路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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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教育好像到了某处临界点,在这段时间里,从姜萍作弊到迈巴赫公子高考700分,从张雪峰的咨询做大做强,到拱完白菜的张锡峰感到人生迷茫。几乎这些新闻都围绕着教育话题展开,而教育话题又最终收束到教育体制的绝对核心——高考之上。这些新闻的热度无疑体现着高考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更有甚者,前段时间一位女生因为穿了自己喜欢的衣服去参加高考,竟然被网友以穿着不严肃为理由,以性别侮辱为攻击方向开始大范围的网暴。我们似乎可以从中看出高考在部分中国人的心中似乎已经超出了一个考试的范畴,而更加接近于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祭祀仪式。因为只有祭祀仪式才容不得半点不合周礼的破坏神圣性的事情出现。

2024年6月13日,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公布决赛名单,排名12名的中专生姜萍瞬间成为舆论中心。由于各种罗生门一般的证据,姜平立刻被怀疑通过作弊才得以名列前茅,几身一众名校生之列。很多网络观点更是直截了当的质疑,为什么一个中专生能够有如此高的数学水平?

6月19日,由某博主牵头,39名毕业于清华南开上海交大伊利诺伊香槟分校等大学的名校联合发起请愿,要求独立调查来自中专的姜萍是否存在作弊,并公开姜萍答卷以供公众审阅。姜萍书写的符号是否正确,竞赛中是否存在作弊等问题,我们并不关心,我们也无力去探讨背后的诸多真相。但当名校毕业生联合起来请愿,要求彻查疑似作弊事件时,我想我们也许应该首先谈一谈什么是作弊。作弊所突出的无非是在一场考试,一个竞争的环境中获得了相较于他人的更多的信息量或者优势,从而脱颖而出。而姜萍如果确实由于作弊,替考才得以获得12名的名次,那么自然可以断定她所拥有的优势相较于其他考生来说的确是不公平的。但如果我们从这一逻辑出发,考试作弊是否不公平,那么补课是否也是在超额的获取更多的信息差,补课是否也是一种作弊与不公?

进而,买重点高中的学区房,获取相较于县城农村非重点等学校更优质的教学资源,是否也是一种作弊与不公?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在一座5万考生考试但只录取500人的城市进行高考,相较于在130万高考考生录取400人的城市进行高考,是否也是一种作弊与不公?

当然有人会解释道,名师补课也好,重点中学也罢,都是社会生活的正常体现,是祖辈积累下的财富使然,因此他们是合规合法的。于是在这种意识形态作用下,更大的结构性不公隐身于整个议题之外,而最小的错误则被聚光灯反复照射强调并重拳出击,以此来维系某种公平的表象。直觉上来说,一个人越努力便越可能成功。在美国社会学期刊上的一篇名为《努力陷阱》,社会结构化的奋斗与劣势的再生产,对这一直觉提出了直接的挑战。这一为期两年的关于低收入黑人男性的研究表明,学校和生活环境经常促使参与者过度内卷、努力以摆脱品质,而这些过度内卷、努力使得他们往往精疲力竭,超出自己所能承受的范畴。在电影《恶世之子》中,主角被问到这么聪慧为什么没有上大学,他回答道:"因为没有人出钱。因为打工挣房租,上了一天班后,你不会想学习,只会想睡觉。结果就是这些为学习做出的努力不仅没有效果,反而适得其反。这一研究打破了因努力走向成功的传统幻觉。穷苦家庭出身的孩子之所以走向失败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恰恰是因为他们太过于努力了。但当然总会有反对意见表示,自己或身边的人通过这一渠道走向了成功,或是完成了阶级的跃升。说到这里,答案已经显露无遗,恰恰是因为这些人已经在这个体系中取得了某种成功,所以他们才会认为努力取得成功是显而易见的道理。而多少人在这个体系或通道中失败、被淘汰,这些并不在成功者的考量之列。例如科举制度,只有考出功名的人才会夸耀这一制度的好处,而剩下的人坚信着科举的神话,默默无闻成为了这一制度得以延续千年的染料。同样我们也不禁要问公平竞争和阶级跃升在如今,多大程度上是由成功人士反复续写,而失败者无力发生的幻觉与神话。江平出身连水县,这是一个有着一百余万人口的县城,也是中国两千多个县城中的一个。正是这两千多个县,容纳了全国50%以上的学生。县中模式也成为分析中国教育公平性的一个强有力的落脚点。县中模式从何而来?

从9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实行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随着这一体制的实行,地方开启了大规模的彻点病校,这意味着农村的学校大规模被裁撤。农村的学生们不得不长途跋涉前往县城读书。真的成为父母辈口中我当年上学时走的路,以改善办学质量优化教室配置为名。但是实际发生的却只是农村家庭被迫承担高额的旅途成本与风险,同时又必须必然需要承担学生在县城相较于农村更高昂的生活成本。当然,农村家庭所要考虑的远不止这些。过早的缺失家庭教育让很多父母不得不考虑陪读事宜。而一旦考虑陪读,租房便是另一笔开销。一切的一切都落在了四个字经济能力之上。此外,集中在县城往往会导致超大班额。小学一个班级人数甚至可以高达100余人。很难想象6到7岁的孩子如何在一个容纳100余人的教室中读书。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家长们会进行择校,而这又是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的体现。没有经济能力的家庭从一开始的小学阶段就被这套教育机制所淘汰。好的家庭的好孩子都去城镇念书了。而当学生走向初中阶段,曾经的淘汰机制再次出现且持续升级。在这一阶段中,留在县中的学生也成为了被淘汰的那部分。全县最优秀的学生会被掐尖、筛选、送往城市。城镇读书。城镇拥有着更好的教育资源,于是在前文所描述的过程再次发生。父母的经济能力决定着一切,这乍一听像是市场资源配置所导致的必然垄断。然而事实上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强力的角色。一座座超级中学并非自然崛起,其背后是行政系统强力的支持。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城镇化与土地财政的需要。超级中学的存在往往意味着学区房地块可以被高价出售。其中体现的是教育条块管理的完全失效。某位北大教育学教授曾经在一次讲座中分享自己的调研经历。地方教育局局长完全听命于市政机关一把手,而非省教育厅。甚至教育局局长本身就是市政机关任命的结果。教育局局长原先负责的并不是什么教育工作,而是领业或畜牧业。那么自然教育局首先要对自己的绩效与土地财政负责,而并非对教育本身负责。掐尖不仅仅发生在县中,往往还发生在全省。县中的尖子生被掐去市里,而地方市的尖子生则继续被掐尖去往省会。地方教育系统推行掐尖熟悉背后的土地财政的需求,还有地方教育上至行政下至教师对绩效的追求。简而言之就是清北人数,双一流人数,本科录取率等等。连水县2023年的一篇采访报道中,教育体育局党委书记表示,连水中学的目标之一就是2024年连水中学立真清北实现突破。而这和掐尖的关联也非常简单。掐尖得来的声援质量越高,学校便更容易出成绩。掐尖的本质就是将更好的资源投放在更好的声援之上。除了更好的教育资源,他们同样更有机会离最终的那份考证更近一步。在省会的超级中学中出现了今天有教研组老师来讲卷子,出校门谁都不许说的现象。也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消息。社会地位够高的家庭接收到这些顶级教育资源,甚至是一些信息差优势一如反掌。对于海淀区的许多精英家庭来说,一年的20万的教育开支并不算什么新鲜事。但对一个县中家庭来说,整个家庭一年也未必能赚到20万。对于尖子生来说,掐尖是幸福的,是公平的上升通道,但掐尖对于剩下50%的县中打击是毁灭性的。一旦最好的学生被掐去更好的学校,这意味着对于县中剩下的学生来说,他们是被放弃的,不被抱有希望的。对于一个班级而言,乃至于一所学校而言,教育生态是至关重要的。所谓生态即意味着无论是学生的成绩分布,亦或是教师的水平分布,都是一个较为稳定的状态。在一个班级中,有部分的好学生,有部分的普通学生,还有一些稍微学起来吃力的学生,是一个正常的分布。但当好学生为了更好的分数,同时教师也为了更高的工资与职称,前往更好的班级,甚至是更好的学校城市时,整个生态便被打破了。

头部慢慢形成垄断,最后剩下的便是一个又一个看不到方向的放养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掐尖截肢以大部分被剩下的学生与全国的教育公平作为被牺牲的代价,为少部分教育集团房地产商牟利,为部分一线教师行政管理层的绩效与晋升牟利。为了追求绩效,某些中学会强推军事化管理模式,以学生的心理身体健康为代价,为其自身出成绩的绩效铺路,外中学便是血淋淋的力阵。在2014年,外中在各种巧合下走出了一位全省文科状元,其班主任郭某凭借这一成绩在外中学一路高升,从班主任成为教务处主任,再到副校长,于2024年3月成为外中校长。也正是在文科状元诞生后,为了追求无可复制的成绩,外中于2016年开始学习衡水模式,变本加厉地加强军事化管理。除了任何一种教育,不让学生叠豆腐块被子之外,对学生霸凌屡见不鲜。扇耳光,辱骂贬低学生,男教师强闯,女生宿舍也是家常便饭。郭某甚至在走廊上开辟了训诫室,用来归训学生。而在这一切之后,在学生的成人礼上,学生甚至会被要求在操场上演出感恩的新手语操。可以说,沈状元这一无以复制的成绩成为了郭某的功勋章,也从此成为了所有,爱中学生的噩梦。在高考期间,经常可以看到各大网站博主送出的一句美好祝愿,祝所有考生金榜提名。但这句话有一个致命的逻辑错误,因为谁都知道不可能所有人都金榜提名。事实永远是一部分成功者踩在另一部分被淘汰者的头上出人头地,高考被设计成了一个弱肉强食的场所,而非一个温情默默的所有人都可以获得一个美好结局的童话故事。在这句美好的祝愿,恰恰掩盖了高考残酷的现实。所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许多人往往感叹于这一历程的悲壮并将其浪漫化,但却刻意忽略了这是一座惨烈的竞争决斗场的事实。五五分流是一个所有中国家长都再熟悉不过的词语,这意味着50%的初中生才能够进入普通高中,并且最后参与高考,而剩下的50%只能进入职校。但即便是五五分流这个说法与现实相比仍然过于温情默默的,五五分流表面上给人一种成功与失败五五开的机会感,但实在我们都知道有些人注定是100%,有些人注定是0%,而在进入普通高中的这50%考试中,只有50%的不到20%及所有学生中的不到10%可以进入一本。江平便是一开始被分到了最末端之一,与此同时,城市的中产阶级不断通过运作让自己的孩子可以在各种研究立项参赛作品中,挂名参与,从而获得更好的履历与资本。大学教授可以给自己的孩子安排论文的作者,然而黑色幽默的是,在这些问题上往往看不到任何来自名校生的质疑。在维护学界纯净与教育公平这一宏大历史使命上,名校生的请愿书唯独对准了一个中专的学生。教育不仅仅是一项简单的经济不平等的延续,它同时也在意识形态上维持着同样的作用。很多农民底层工人在向他人解释,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考虑自己的生活如此辛苦时,往往便诉诸于教育,他们往往认为是自己读书不好才导致了如今的生活。换句话说,他们除了将这一切归咎于自身之外,别无他法。这恰好印证了一句网络笑谈,还不是我不够努力。这一笑谈对于许多人来说是深深的无奈与真实的意识形态陷阱。就像之前提到的那句祝所有考生金榜齐名的祝福语一样,高考正是靠维持一个人人都可以有希望成功的月薪承诺,来鼓励所有学生卷入这场薄纱之中。张希峰便是这么一个例子。对张希峰来说,土竹可以拱到白菜便是一种高考给他的成功承诺。当然,当我们回头看去,这种月薪对于有些人来说是板上钉钉的事实,而对于有些人来说只能是一丝幻觉。在很多重点高中的火箭班,竞赛班,实验班中都会形成自身的小精英圈子。他们平日里互称某神某具,按照分数与成绩决定精英圈子将包括哪些,并且无比确定他们将来的成功。圈子中的不仅仅是学生,也包括家长,精英家庭的父母们会交换补课信息,教师资源和各种项目规划。例如前文所提及的海淀教育,每年投入20万可能便是某个圈子的门槛。此外,兼自身们很容易认为自己获得的一切真的是靠自己努力所换来的。例如资本家认为自己是自身的企业家精神,而非对工人的剥削给自己带来的成功意义。这也或多或少解释了许多名校生面对江平时代的疑惑。

自己数年的努力所换来的学历竟然被一个教育体系淘汰的中专生所挑战,这几乎是不能被容忍的事情。涉达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并不是从社会上才开始的,它早已以各种形式融入了科层制的教育体系之中。那对于成功人士以外的学生来说,高考又意味着什么呢?他们果真可以出柜子吗?

中国有句老话叫不要看他们怎么说,而要看他们怎么做。其实我们也可以将其修改一下,既要看他们怎么做,也要看他们怎么说。在江平事件被普遍质疑前,媒体不予以将江平塑造成为一个来自教育下层的中专,却可以在一众名校生中取得成功的现中学生。在张希峰事件中,媒体同样将张希峰渲染成了来自小镇的穷人子弟。这一点甚至让张希峰本人都颇为震惊。他特地在采访中澄清说自己从未说过自己是穷人家庭,并且透露家中有一台购置十年以上的帕萨特轿车。从这些角度看,张希峰也绝对算不上媒体口中的穷孩子。在2018年年底,一款爆款文《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红遍了朋友圈》,这篇文章表示,直播屏幕可以让某贫困县的穷人子弟学生们得以直播观看超级中学成都七中的教学资源,从而帮助其他人。这篇文章也让县中的考生们考取清备。但县中的孩子作者林晓英看到这篇报道后,立刻便对学生表示,这实则是百分之百的商业性,目的只是为了推广商业屏幕的政府购买。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不难观察到这一商业宣发也是利用寒门可以出柜子的逻辑才得以成功,并且反过来又加强了大众的这一认知。然而现实是怎样的?

那个贫困县的,学生之所以可以考取清备,与其说是通过直播屏幕,不如说是依靠国家专项计划给予的清备降分录取名额才得以实现。而往往这种粗暴的,从发达地区直接输入贫困地区的所谓帮扶,极有可能造成一种极其傲慢的二次伤害。你是我们上等人扶上马的,这一生都要记住这一点。当我们反复审视主流媒体怎么说的宣传之时,我们也不难发现媒体舆论背后,恰恰想要掩盖,掩盖的结论,那就是社会地位或者说家庭背景几乎已经可以决定教育的结果。换而言之,寒门出柜子已经越发成为社会上的一个伪命题。在21世纪的前十几年间,民间舆论所塑造出的对立形象是出身并不优渥,但却努力读书的好学生,与不学无术的顽固子弟的对立。大家喜闻乐见的故事是顽固子弟的败家,与寒门子弟考上好大学,从此走上不一样的人生道路。然而当时间走到2024年,真实的新闻却是,杭州超级中学门口,坐麦巴赫轿车参加高考的考生考出了700分的高分,随后被北大录取。曾经民间喜闻乐见的叙事开始逐渐失效,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家境优渥的学生,掌握着最好的教育资源,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最终被顶级大学录取,权力和资本对教育的决定在这一新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当好的资源全部倾注给尖子生,而又唯有尖子生才有资格获取好的资源这一雪球,越滚越大时,人们脑海中高考作为穷人翻身渠道的那种公平性又从何谈起呢?

读书从耳濡目染的为自己负责,变成了为教育集团的绩效与深浅而读书,逐日刁钻的题目越来越难以企及的分数线,到底是为了大多数学生的自我成长,还是保卫少数人的现代生活呢?

据教育部和财政部统计数据,教育经费早已超过了6万亿,比军费还要多出4倍,而偏远线中继续坐一栋破掉的教学楼,简陋的操场,另一方面大城市里可以有耗资百万的文化节或多媒体设备。据上文对家庭教育投资的分析,读书比起说是公益,不如说就是一笔生意,在今天不会有交白卷就能登堂入室的英雄,也不会有龙国镇校长夸赞任何一位工人子弟的觉悟,教育就是一个由相关集团所垄断专营的国家级别生意,明的一面有着1800多万专任教师和相关部门产业,教师越是带着成绩高,他们的绩效评比越高,为了补全成绩,相关的产业能够不断用海量的提库来碾压学生的精神,榨干家长的钱包,那这些人他们就不会允许任何不适应教育体制的学生,获得任何教育资源,破坏了他们的生意,会允许任何真正有益学生的改变存在,在暗处经过层层的节流挪用,往往许多经费款项,到了基层所剩无几,被分流给了这些集团手中,部分学校每期名曰军事化管理,吸取模式经验,实则遇人不如管人,成为无数企业。有的教师连品德、人格都令人怀疑。说到底,公平性幻觉与月生幻觉都是围绕着这一体制的工具,成为了家庭与学生的自我束缚。好如烟海的世纪,没有解开多少学生的人生迷茫。它是一道围墙,圈住炙热的心理,阉割冲动的生命,到养活了无处攀附在此的大人。光是一个小小的中专生就引来了他们的爱好,更不要说采用另一种教育所发出的暴民生命。今天去破熟幻觉,去想象另一种教育,看上去障碍非常大,但正如那一著名的问答,孩子前面是那是一道墙,为什么还要撞到头破血流?

是的,但那是一道朽墙,我们终将跨它而去,我想这才是今天的学生真正该学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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