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益频发的跳桥跳楼事件，已不限于一时一地一域。
时至今日，我已不忍直视任何一个与此有关的视频。
那些决绝而去的生命，曾经和我们一起栖息在这块土地上，他们最终姓甚名谁、因何轻生，都一概不知。
连一个抽象化的数字都没有，只是作为冷冰冰的符号，被宏大叙事所遮蔽，即刻淹没在历史长河中。
那些跳桥跳楼的轻生者，近乎被简单地视为历史进程中，无足轻重的存在。
哪怕再多的“连跳”，事发地当政者都波澜不惊，云淡风轻，讳莫如深。
面对公众置喙，有地方官员回应称：这都属于个人行为。
或许在这些官员看来，要自寻短见，最好找个不为人知的角落，跳桥跳楼简直是给本地抹黑、给政府添乱。
基于这种认知的内在逻辑，官方的作为，便只能是机械性地安排一些巡桥守楼，甚至加以封堵。
迄今为止，未看到一个地方提出，开启系统性的干预与救助机制，惊人的一致选择是避而不谈。
层出不穷的跳桥跳楼事件，仅仅是孤立的，需要一件件分开来考察的特殊事件么？
晚清民国时期，工商业界人士、失业、无业人员出现大量轻生现象。李大钊就此指出：“世变愈急，人生苦痛，且随之益增，而生活艰窘，饥寒更相困迫”，自绝便成“解脱之一路“。
李大钊进而指出：“自杀流行的社会，一定是一种苦恼烦闷的社会，自杀现象背后藏着的背景，一定有社会的缺陷存在。”
如今，将连续跳桥跳楼轻生者的群像，置于低迷的经济场景中，就不难得出一个确切的诠释。
一系列的极端个案，固然有各自的个体特征，但也昭示他们遇到了共同的生计难题，诱发出共同的心境，以至于选择了同一种惨烈的自我了断方式。
自尽行为，自古中外皆有之，似乎很难有医治的灵丹妙药。
但当它成为一种集中性、群体性的社会病态时，政府作为政治权威，动用各种资源予以应对，展开救治和救济，是一个现代政府所应有的良知和责任。
当务之急，是把一个特定社会在一段特定的时间里所发生的跳桥跳楼现象，当做一个整体来考察和对待。
持续改良社会，使得人人更易于生存其中，此乃长期理想，但绝不意味着时下全然无计可施。
跳桥跳楼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病态现象，对于一个普通的地方政府而言，干预的任务不能归给任何一个既有的政府部门，然其能从消极的设定出发图谋预防的设计。
至少应该通过知识分子、社会组织与各级政府的努力，形成三位一体的干预与救助机制，让民众看到当局拯救困厄者的应有姿态。
能补上的社会短板，补上一点是一点；能救助的困窘者，救一个算一个。
毕竟如作家冯骥才说说：“任何时代，只有普通老百姓的经历，才是这时代真正的经历。”
如果承认这一点，就请拿出正视跳桥跳楼问题的勇气，别再讳而不言、虚荣藏短、夸饰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