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中共中央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
（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市委，区党委，地委，并告各大军区和志愿军党委：
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在一个大城市中，在猛烈展开“五反”之后，大约有三个星期就可以形成。只要形成了这个统一战线，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就会陷于孤立，国家就能很有理由地和顺利地给他们以各种必要的惩处，例如逮捕、徒刑、枪决、没收、罚款等等。北京市的斗争是成功的，这里已经形成了“五反”的统一战线，已使占百分之六的反动资本家陷于孤立，约有占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的最反动的资本家（其中大多数是投机商人）即将予以惩办（少数已予逮捕）。而在目前，给这样一个数目的资本家以惩办是完全必要的。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请你们速作部署。下面是北京市委一月二十三日给中央的报告[1]，请你们加以研究，并仿照办理。此报告可在党刊上登载。
中央
一月二十六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提供的原件刊印
注释[1]指中共北京市委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关于在工商界开展反行贿等斗争中争取多数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华北局的报告。报告说，北京市在工商界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和反盗骗国家资财的斗争已取得重大胜利。经过艰苦和复杂的工作，靠拢我们的工商户已占多数，中间状态的是次多数，对运动持反对态度的是少数，约占工商户总数的百分之六。在违法工商户中，约有占工商户总数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的须受到不同程度的法律处分。报告说，经验证明，在工商界反行贿等斗争中，必须注意分别对待，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团结多数，反对少数的政策。
原文：
中共中央关于争取“五反”斗争胜利结束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日)
第一，“五反”斗争定案处理的原则
“五反”斗争在已经进行的各大、中城市均已进入或正在进入结束阶段，因之目前对于各类工商户的正确定案，适当处理，是争取“五反”斗争胜利结束的具有关键意义的工作。处理的原则是“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
为了好好结束这场斗争，必须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虎头蛇尾，草率结束，特别是误解处理从宽，对违法工商户缺乏应有的严肃性，以致引起基本群众不满，并将导致不法资产阶级分子再行嚣张。一种是只顾眼前的经济利益，不肯将计算过高的资本家违法所得的数目，合理地降下来，认真核实，正确定案。同时又存在着要求多罚、多补、多搞公私合营、多行没收的错误想法，而不顾实际经济情况，致严重地忽略了今天继续团结和改造资本家进行生产使工人不致失业的重要意义。
因此，必须继续掌握宽大与严肃相结合的精神，实事求是地进行定案处理工作，务要作到合情合理，始能既有利于清除资产阶级的“五毒”，又有利于团结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和营业。
第二，正确掌握“五反”斗争中对于工商户分类的标准
区别各类工商户的界限，应以其违法所得数目和违法情节作为同等重要的条件，并将二者结合起来，加以评定。单纯以违法所得数目作为区别界限是不全面的，这仅仅是一方面的标准。凡属情节严重者或情节轻微者，均可升降，改变类别。这种精神已体现在政务院所批准的北京市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的分类规定中。同时，根据今天团结和改造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和营业的实际需要，在确定类别时，还应照顾到其他几个重要因素，如资本家一贯的政治态度、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等等，而加以全面考虑。这对于确定政治上与我合作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若干大户特别是大工业户的类别时，更为重要。具体来说：
一、工商户一般分类的比例：
彭真同志在关于惩治贪污条例的说明中所提的在各大城市的工商户总数中，守法户约占百分之十左右，基本守法户约占百分之六十左右，半守法半违法户约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约占百分之五左右，这种比例大体上是合乎各地基本情况的。即使各大城市因“五反”斗争进行的早晚和处理的快慢不同，致实际评定的结果，不尽相合，但亦不应与上述比例有过大的悬殊。
目前在确定一般分类时，已有两种不适当的倾向：一种倾向，表现于将守法户划的太多，这是不恰当的。一般说工商户中，不论大、中、小，真正守法的只是极少数，即使某些大城市情况不同，可适当地扩大基本守法户的比例，但守法户最多办不应超过百分之三十左右。另一种倾向，表现于将守法户划的太少，办不恰当，一般的守法户应不少于百分之五。
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在各大城市一般应不少于百分之二，但有特殊原因及中等城市亦可少于百分之二。
二、工商界中大户分类的问题：
(1)所谓大户，从经济上说是指资本厚、工人店员多、经营大的工商户，从政治上说是指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或参加各级协商机关、政府机关担任工作的资产阶级代表性的人物。在确定大户时，应将政治的和经济的两个条件结合起来评定。
(2)对于大户在政治上、经济上校中小户更为重要的意义，中央历次已有指示。中央于五月二曰所批准的上海市委对于大户的分类，即坚决保护、一般保护、政治上照旧使用、降级使用、坚决打击的五类，和前述一般分类之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五类，两者是彼此适应，互相关联的。
对于大户分类的标准，一般是根据其违法数目和情节，更重要和是根据其政治条件，即使其违法数目较大，但其政治上表现较好，办应有意识地予以适当保护。如某些大户虽然违法数目巨大，但他们是大工业家而政治上又靠近我们，和我们合作已有多年关系，这次“五反”中态度又好，即应列入守法户或基本守法户，以示优遇。对此类人员的标准，可仿上海市的提议定为：
(甲)解放前对民主运动曾有贡献者，或解放后在历次运动中表现积极者;
(乙)经营对国计民生有利的主要工业，其工厂大、工人多、设备佳、技术好、生产丰、纳税多、作用大者，或解放后积累资金或自国外调回资本扩大设备积极经营者;
(丙)在技术上有一定成就，为今后建设需要的专家;
(丁)在“五反”中表现积极，交代彻底，并帮助他人或检举有功者;
(戊)在全国或地方有政治地位属于全国性的或地方性的代表人物者。
(3)对于大户分类的比例，各地市委以至中央局、分局，必须切实掌握，其分类比例，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参照中央批准的上海所定的比例自行规定。上海比例为坚决保护者(守法户)占大户中之百分之十，一般保护者(基本守法户)占百分之三十一，政治上照旧使用者(半守法户)占百分之三十七，降级使用者(严重违法户)占百分之十六点三，坚决打击者(完全违法户)占百分之五点七。
三、基本守法户的款额标准;
北京市在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中所定的基本守法户的违法款额，一般是在二百万元以下，但加上情节条件，并根据从宽处理的原则，违法所得在二百万元以上，少数亦有列入基本守法户或守法户者。上海市依此原则，已将多数违法所得在二千万元以下，和少数违法所
得在二千万元以上者，根据其情节轻微并彻底坦白的条件，列入基本守法户或守法户。因此，各地一般工商户违法所得虽在二百万元以上，但从情节轻微并彻底坦白或其政治上表现好者，办得列入基本守法户或守法户。
第三，切实合理的核实定案
一、在“五反”斗争中，由于追算过远，折价过高，计算范围过广，标准先后不同以及其他原因，各地对资本家违法所得数目的计算，虽彼此先后都不甚平衡，但一般都算得很高。根据西南全区及其他地区七个大城市(上海、天津、广州、武汉、北京、沈阳、西安)已算出来的初步数目，并联系到其他已进行“五反”的三十多个大中城市的数目，估计全国资本家违法所得总数约为二十万亿元到二十三万亿元。因此，必须依照中央五月九日指示所规定的核实控制比例，即多于三分之一但低于二分之一，重新计算定案，以八万亿元三九万亿元为全国现时控制数字，才能合乎实际，使资本家能够安下心来重新靠拢我们，恢复经营的积极性，以利于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控制数字具体分配，另行电告。
二、所谓多于三分九一、低于二分之一的比例，在计算时是以违法所得初步计算的数目作为主要标准，同时应照顾资本家一九五一年所得纯利。如：
(1)违法所得数目和纯利近似，可结合计算。
(2)违法所得数目低于纯利，可即按违法所得比例计算。
(3)违法所得数目过高于纯利，说明其不符合实际的数目更大，则在核实时，可以少于违法所得数目的三分之一。
各地特别是大城市在实际执行这一比例时，必须适当注意本地“五反”斗争不同时期的计算可能宽严不等，应在最后核实时予以平衡。
三、核实定案的方式，一般可采取“背靠背”的办法加以解决，其步骤应经过资方自己评议，劳方提出意见，然后经过协商，再由市(区)节约检查委员会审核定案或经市(区)人民法庭判决。必要时亦得采取其他方式核实定案。
四、资本家的“帐外资财”，由于难于分清何者属于资本家应得红利，何者属于资本家私有财产，何者属于真正转移资金，故不应发动归帐运动。有些地方由于搞资本家的“帐外资财”，已发展到“挖底财”，对生产极为不利，应即停止。资本家是否愿将“帐外资财”归帐，目前可听其自愿，强制归帐是不妥当的。
第四，退补方案
一、一般只退财补税，少数才予罚款，对严重违法户，除极少数严重者须判处较多罚金外，一般应尽可能少罚，对其中若干表现较好的，可宣布降级(即半守法半违法户)处理，免判罚金，以示宽大。对完全违法户，除极少数有第五节一条各款情节者须判处较多罚金或没收其财产之一部或全部外，一般亦应使其在罚款后还能继续维持生产和营业。这一原则，亦显示出“五反”斗争主要不是为了搞几个钱，而是为了改造社会。
二、退补可分三种方式：
(1)退现款(包括现币、外币、金、银、白洋等)：估计因“三反”“五反”影响，正常经济生活曾一度停滞，所以违法资本家可能退出的现款，在目前为数不可能很多。同时，为照顾生产，活跃市场，可将退现款时间延至今年九、十月份开始，直到明年二、三月结束。九月以前如自愿退出现款或已经退出者，可以接收，但不必提倡。对于目前已退者，如在核实定案后发现算得过高，退的多了，可经过民主评议、协商、审核，将其多退部分归还。
(2)折公股(包括接管或没收的工商业在内)：违法资本家如无力偿付全部现款者，可将应退数目改一部分为公股，变为公私合营或仍保持私营，只加入部分公股，成为公督私办，在前种情况下，公股可略高于该企业全部资金的二分之一;在后种情况下，公股数目不宜过多，以不超过私股总数为原则。(3)打欠条：既不能退现款，又不宜于过多折算公股者，其所余部分可由资本家打欠条，分期偿还。除数目特大者可分多年补退外，一般以二年为退补限期，最好是在明年秋冬退补清结为好，否则资本家包袱过重，将影响其生产兴趣。
三、三类比例，一般是退现款占百分之五十左右，折公股占百分之三十左右，打欠条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即5：3：2比例。各地可参照上述比例，根据实际情况，自行规定，一般中小城市退现款比例可低于百分之五十。如某些地区或大城市实际核实数字高于现时中央控制的各地数字，则其超出部分得按后两种方式退补，可不必再按比例加交现款。
第五，对于违法工商户接管、没收的原则
一、在“五反”斗争中，对于违法工商户除下述几类外，一般不予接管或没收：
(1)对国计民生有极严重危害或破坏作用者;
(2)违法行为属于罪大恶极者;
(3)确系敌伪产业、为人非法窃取者。
二、在下列几种情况下，均不得接管：
(1)我主观虽然需要，企业本身亦有发展前途，但违法工商户并非罪大恶极者，绝不得勉强接管，仍须按正常办法处理;
(2)违法工商户因无现款可退愿意交出，或工人鼓动我们接收而企业本身亦可发展者，仍不必接管，可酌情采用公私合营或加入公股办法;
(3)违法企业本身不能维持，我接过来亦无办法者，亦不得接管，宁可在该企业垮台后，对工人实行救济。
三、凡属接管或没收者，生产如能继续发展，则认真经营;不可能维持者，即应早予结束，对一般工人实行救济，对其中技术工人尽量吸收使转入其他生产单位。
四、无论接管或没收均应放在最后处理，不得轻率决定，冒昧实施;在接管或没收前，一般均应经上级批准(例如大行政区直辖市须由中央局批准);如所接管或没收的工商业为具有全国影响者，则须报中央批准。凡在此以前已经接管或没收而又未报告者，均应按前述手续补报批准。
第六，“五反”中对各类户宣布处理及法庭审判问题
一、前三类户一般由区节约检查委员会自行处理，可在经过评议、协商、审核、定案后将被宣布处理的工商户集中开会，分批宣布，劳方并可派部分代表参加，然后发出正式分类通知书。
二、后二类户应根据政务院关于“五反”运动中人民法庭规定经由法庭宣判。其中违法严重者，应由市委切实掌握，以由市人民法庭审理为好。对于后二类户中之免予处罚者，亦应由区或市人民法庭正式宣布从宽处理，以示严肃。
人民法庭须注意既不要使审判手续过于繁琐，拖延时日，亦不要形成群众斗争大会，难于掌握。
三、判刑比例，在根据前述一般分类标准定案后，对关押判刑(包括缓刑)者一般不要超过工商户总数的百分之零点二。至于判处无期徒刑及死刑者，望由各大行政区于五月下旬至迟于六月上旬提出各该区的全部名单和材料送交政务院通盘审核，再作最后确定。
第七，“三反”退赃与“五反”斗争配合问题
目前各地在“三反”定案时，最感困难者为工商户行贿、受贿问题，不易确定，而工商户对于机关中因“三反”追查行贿或追索赃款所受影响及波动亦甚巨大。有些地方因为对此问题处理不够恰当，也发生一些偏向。为此，特规定：
一、凡因“三反”追查行贿或向工商户追赃，无论军队或地方任何部门，均须先经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区分会传讯工商户，审核证实后，再经市节约检查委员会批准，统一办理。任何部门均不得未经批准直接向工商户传讯、起赃和罚款。凡在此以前，曾有自工商户中取走款物者，均须向市节约检查委员会限期补报，以便统一审核处理。
二、凡属行贿、受贿证据确实者，如贪污分子及工商户双方均已承认，自可依法处理;如仅为一方或检举人掌握人证、物证，必须其物证确凿，方可行法向人民法庭(或人民法院)起诉，酌情办理。
三、凡仅一方承认而对方否认或被第三方面检举而双方均不承认，又均无确实证据者，即可由双方具结，分做结论，以了此案。
第八， 其他问题
一、为在“五反”运动结束以后能及时调整经济生活，集中力量于恢复生产营业和发展城乡交流，所有尚未进行“五反”的中小城市和集镇，均一律不在目前再行开始“五反”斗争。凡已进行“五反”的大中城市，除个别情况外，一般对于行商及摊贩的“五反”斗争，亦应推迟，暂不进行。中央规定凡现时尚未进行“三反”或“五反”的地方，在秋征以前，一律不搞，秋征以后是否和如何进行，另行通知。
二、凡在“五反”运动中发现的带有反革命性及其他政治性的案件，如非现行破坏分子，均可先就其“五反”中经济问题加以处理，然后再移交公安或其他适当的部门，继续处理其政治性的问题。
三、凡在“五反”运动中发现的贩运走私毒品之类的案件，应按中央禁止贩毒指示专案办理。其他专案，亦不必为“五反”斗争结束时限所拘，仍应分别贯彻进行。
四、此指示发至省、市委，由省、市委召集所属的负责干部进行传达，惟其中违法所得估计数字及核实控制数字不得下达，大户分类比例及核实控制比例亦系内部掌握，不得外传。各地在报道“五反”定案消息时，对于前述各项具体数字及各地工商户一般分类的实际数目，均不要宣布。
五、各地可将此指示的基本精神和各项原则，向参加“五反”斗争的一般干部和工人店员进行传达，切实解释，以取得政策思想上的一致，使大家了解今天对于资产阶级的宽大和认真的态度是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营业，这是有利于工人阶级和人民事业的。因此，工人阶级应该负起争取“五反”斗争胜利结束转向发展生产的领导责任。
根据中央档案馆提供的原件刊印
注释：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电示：“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区党委，各大城市市委：兹将《中央关于争取“五反”斗争胜利结束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一件发给你们，希望你们认真研究，严格执行。”
背景：1950年合理调整城市工商业以后，私营工商业得到较大发展。但是，不法资本家不满足于用正常方式获得利润，力图利用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等手段获取高额利润。鉴于此，中共中央决定在工商业界开展一场“五反”运动，1952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次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五反”斗争。
2月上旬，“五反”运动首先在全国各大城市展开，并很快掀起了高潮。在“五反”运动中，各地大张旗鼓地开展宣传活动，揭露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同时，进行调查情况，搜集材料，对私营工商业户分类排队，确定重点。
3月5日，毛泽东根据“五反”运动进展情况，适时地提出了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处理的五条基本原则，即“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并根据有无违法行为和违法行为的轻重大小及违法性质的恶劣程度，把私营工商业户分别划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五种类型，并指出不得采用肉刑逼供方法。这样，就把打击面限制在极少数完全违法户。同时，毛泽东提出，在“五反”运动中，要注意不影响生产、促进生产发展。
1952年3月以后，“五反”运动转入定案处理阶段。根据对全国大城市工商户的审查和处理结果，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和半守法半违法户共占95﹪左右；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占5﹪。对于在运动高潮中曾经发生的扩大化问题，在定案处理中也基本上得到纠正。
1952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争取“五反”斗争胜利结束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指示提到，“五反”斗争在已经进行的各大、中城市均已进入或正在进入结束阶段，因之目前对于各类工商户的正确定案，适当处理，是争取“五反”斗争胜利结束的具有关键意义的工作。指示中明确了关于“五反”运动中的政策，最后提到：“工人阶级应该负起争取‘五反’斗争胜利结束转向发展生产的领导责任。”这标志着中央已经在酝酿结束“五反”运动。1952年5月30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138次政务会议，在讨论薄一波的关于“五反”运动的报告时宣布：运动在取得重大成绩的基础上，将于6月结束。10月25日，党中央批转中央政策研究室关于结束“五反”问题的报告。报告说：根据华北、东北、华东、西北、中南5大区67个城市和西南全区的统计，参加“五反”运动的工商户总共有999707户，受到刑事处分的只有1509人（极少数尚未定案者不包括在内），仅占工商户总数的O.15％。其中，判处死刑和死刑缓期执行的仅19人，占判刑总数的1.26％。中共中央的这个报告宣告“五反”运动到此胜利结束。
“五反”运动的意义是重大的。在思想上，对清除旧社会的污毒方面，起了移风易俗的作用。在经济上，打退了资产阶级的进攻，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在政治上，巩固了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场斗争的胜利，为把资本主义工商业进一步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创造了良好的前提。
说老实话，我看完这份五十年代的指示文件，心里头翻腾得厉害。倒不是说对错的问题，就是觉得那个年代的空气，跟现在完全两个味儿。你看那个“五反”斗争，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这五个“反”字列出来，搁到今天看，其实挺讽刺的——现在哪个企业不搞点猫腻？哪个承包商不偷工减料？更别说那些做假账的、套国家资金的，抓出来枪毙都够了。可那时候人家是真刀真枪干，还专门发指示，要在大中城市搞统一战线，把最反动的资本家孤立起来，该抓的抓，该毙的毙，一点不含糊。我就琢磨，那会儿的资本家得有多怕啊？百分之六的反动资本家陷于孤立，百分之一到二的最反动要惩办，数字看着不大，但你要想想一个城市几万户工商户，百分之一那就是几百户，每家背后都是几口人吃饭，说逮捕就逮捕，说没收就没收，这种压力现在人根本体会不到。 我爷爷那辈就是做小买卖的，开个杂货铺，不算资本家，但也经历过那段。他跟我说过，当时街道上天天开大会，敲锣打鼓，工人师傅站在台子上揭发老板偷税漏税，底下人全举着拳头喊口号。他说其实那时候心里也怕，就怕哪天被划成“不法工商户”，哪怕只是偷漏了几块钱的税，被拎出来斗一顿也够呛。后来他看人家运动搞到后来，有些铺子老板吓得晚上睡不着觉，主动把钱交上去求宽大。文件里说处理原则是“斗争从严、处理从宽”，还要防止“虎头蛇尾”，可实际上到了基层，不少地方是“斗争从严、处理也严”，甚至有些工作组为了凑任务数字，把没问题的也给整成有问题了。这种东西，文件是一回事，底下执行是另一回事，哪个年代都一样。 不过说实话，这份文件本身倒是有它一套逻辑。你看它讲策略，讲利用矛盾、分化瓦解、团结多数、孤立少数，讲要形成“五反”统一战线，还讲大约三个星期就能形成——这说明中央那会儿挺清楚自己要干啥，不是瞎折腾。而且它特别强调要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这就比单纯抄家没收要高明点。资本家要是全被整垮了，工厂停产，工人失业，国家也没好果子吃。所以后来五月那份指示就赶紧踩刹车，说定案处理要合情合理，别只顾多罚多补多没收，还要团结资本家发展生产。你看这弯转的，前面还在喊“坚决彻底”，后面就变成“宽大与严肃相结合”了。这大概就是政治，进两步退一步，张弛有度，既得吓唬住人，又得让人继续干活。 但我就想不通一个问题：那个年代靠群众运动整资本家，今天看来到底管用不管用？你说它管用吧，确实把那些不法商人给镇住了，偷工减料的事少了一阵。可你说它不管用吧，运动一过，该来的还是来。人都是逐利的，只要市场还在，只要私心还在，你光靠政治高压压得住一时，压不住一辈子。现在不也一样？八项规定那么严，照样有人吃喝公款；环保督察那么厉害，照样有企业偷排。所以“五反”这种运动，它的效果恐怕更多是立威，让人知道怕，至于真的把“五毒”清干净，我看悬。不过也得承认，那会儿是真有信仰，真信毛主席说的，真信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你要让现在哪个工人冲到老板办公室去揭发他偷税漏税，人家还怕丢工作呢。 再琢磨一下文件里那句“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就会陷于孤立，国家就能很有理由地和顺利地给他们以各种必要的惩处，例如逮捕、徒刑、枪决、没收、罚款等等”——这个“等等”用得真吓人，到底还有啥手段没说出来的？那时候的资本家在哪儿都是弱势，共产党要整你，你跑都没地方跑。香港还能跑，跑到香港的后来也有，但大多数还是留下来了，留下来就得接受改造。我有时候想，这些人里头，有没有被冤枉的？肯定有。文件里自己也批评那种“计算过高”“不肯合理降下来”的倾向，说明当时乱算账、加码整人的情况不少。可中央是中央，底下是底下，一个运动下去，泥沙俱下，浮夸虚报有时候比真问题还多。所以你看后来那些搞运动整人的，最后不也被“补课”了吗？ 另外我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就是北京市的报告里说“靠拢我们的工商户已占多数”，这说明什么？说明政策执行过程中很注意做思想工作，不是光靠刀子。工商界里头有顾虑的、骑墙的、观望的，都得争取过来。那时候叫“统一战线”，现在说白了就是利益重新分配的同时把人心也稳住。你想想，几万户人家的生意、积蓄、命运，全捏在这份报告里，捏在那些数字和百分比里。百分之六、百分之一到二，这些数字冷冰冰的，但落到每户身上就是倾家荡产，就是妻离子散。文件背面全是人血汗泪，可站在国家立场上，又好像不得不这么做——刚建国那会儿，上海那些投机商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把大米和棉纱炒到天价，老百姓日子过不下去，不收拾他们行吗？所以我对这种历史事件的态度一直是矛盾的，你说它对吧，它确实抓了一批该抓的人，也整顿了经济秩序；你说它错吧，那种运动式的整人方式又让人害怕，总有人被误伤，而且后遗症特别大，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全都破坏了。 我记得有老工人讲过，五反那会儿最有意思的是工人揭发老板，白天斗争会上义愤填膺，晚上老板给工人递支烟，工人照样接。这说明啥？说明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简单的阶级对立，更多还是人情世故。运动是政治，可日子是人过的。政策下去以后，落到每个铺子里，每户人家里，就变成了具体的吵架、后悔、害怕、忍气吞声。资本家的老婆可能还得跟工人媳妇借煤球，转天两家男人就在会场上面对面。你说这种生活它真实不真实？太真实了。所以我看这份文件，感觉它既是最高层的精密部署，又跟底下老百姓的实际生活隔着一层。中央说“精密部署”，可下面的人哪懂什么精密不精密？就是跟着喊口号，把平时看不顺眼的商贩揪出来斗一斗，有时候还有私人恩怨掺和进去。这种事儿，文件上写不出来，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 再说回那个“斗争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这话写得好听，但实际操作起来，什么算严，什么算宽？全是模糊地带。有的地方为了立功，把人家小商小贩算成资本家，把偷漏十块钱税算成严重违法，非要整出个“五毒俱全”来，最后定案的时候又“从宽”掉，让人觉得像是恩赐。其实这就是政治手腕：先把你吓个半死，再给你活路，你还不感恩戴德？可你要是骨头硬一点，不认罪，那就从严处理，抓进去关几年。所以“从宽”的前提是你得服软，得自认有罪。那时候的资本家哪个不是人精？一看势头不对，赶紧认罪，主动交代，甚至互相揭发来表忠心。人性在那种高压下面就是被这样揉搓的。 不过也不能把话说绝对了，那会儿确实有些商人赚黑心钱赚得没底。比如给志愿军做炒面，里面掺沙子；给前线做军鞋，用纸壳当鞋底。这种人不处理，天理难容。所以“五反”能得民心，就是因为这些罪行摆在那儿。文件里说“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合在一起看，就是一场全面清理。党政军内部有腐败分子，外面的商人也跟着行贿搞名堂，里外勾结，不刮一遍大风怎么收拾得住？我猜当时中央也是知道底下烂到啥程度了，才下这么狠的手。 可狠归狠，运动这东西有个很大的毛病，就是没法精确制导。你本意是打击百分之六，结果底下为了显示成绩，非得整出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来。你本意是处理百分之一到二，结果地方上为了完成指标，抓了百分之五。文件里自己也说了，有的地方计算过高，要求多补多罚多没收，忽略了发展生产，这不就是搞过头了吗？所以五月那份指示才赶紧纠偏。你看，从一月到五月，才四个月，政策就调整了。说明什么？说明运动搞得差不多了，该出的气出了，该立的威立了，再搞下去就得伤筋动骨了。中央那帮老政治家心里门儿清，什么时候该紧，什么时候该松，拿捏得死死的。 我看这份文件的另一个感触是，那时候的“统一战线”策略，跟现在做群众工作其实也有点像。你看它说要“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就好比现在搞反腐，既要靠群众举报，又要团结大多数干部，只打少数“老虎”“苍蝇”。策略上永远是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这种思路我倒觉得挺实在，比起那种一竿子打倒一片要聪明得多。而且文件里明确要求“利用矛盾、实行分化”，这就更现实了——资本家跟资本家也不是铁板一块，有守法有违法，有罪大恶极有轻微过失，分而治之才能让人心服口服。只不过手段有点冷，把人当棋子拨来拨去。 最后我想说，历史这东西，回头看总觉得清楚，可身处其中的人都是懵的。我们今天拿着文件复印件评头论足，说这里激进那里温和，可要是换我们活在那个年代，面对那种运动洪流，恐怕连自己能不能活下来都难说。所以我不太敢轻易给“五反”定个对错。它是一段历史，一个过程的工具，有它的合理性，也有它的暴烈面。文字记录下来的只是表面，背后那些伤痛的、隐忍的、得意的、冤枉的故事，早都随着人消散了。只能留下一声叹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