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这篇写北大数学系54级的文章，心里堵得慌。我叔叔就是那个年代的大学生，不过不是北大的，是华东师大的，也是54级。他后来跟我说过一句话我一辈子忘不了：“我们那会儿不是读书，是读命。”文章里写张景中大一就在《数学进展》发论文，杨路吊在单杠上想出了处处连续处处不可微的函数，这些细节看得我直冒冷汗——那个年代能出这样的人，真是老天爷赏饭吃。可反右一来，二百人的年级划了四十个右派，五分之一啊，这哪是“扩大化”，这是拿镰刀割韭菜，一茬一茬地割。我叔叔他们学校也是，一个班三十几个人，揪出来七八个，有个后来疯了的，天天在校园里捡烟头，说是在“找真理”。文章说张景中和杨路是“双璧”，我觉得说得太轻了，他们那批人里头，像他们这样的脑子，搁现在随便一个都是院士苗子，结果呢？杨路后来去了中科院成都分院，张景中去了广州大学，虽然也做出了成绩，但那都是劫后余生了。我最看不得现在有些人说什么“苦难是财富”，屁话，苦难就是苦难，把天才的二十年光阴耽误了，再还给他一个“坚强”的奖章，这买卖划算吗？文章里写程民德老师讲微积分，杨路在操场上想出了函数，这个场景多好啊，阳光、操场、单杠、一群年轻人，结果没多久就变成了批斗会、大字报、劳改农场。我叔叔说他们那时候最怕的不是挨打，是“思想汇报”，每个人都要写，写自己怎么“反动”，写别人怎么“落后”，写到最后人都不会说人话了。我看这篇文章的作者郭力是57年生的，比那批人晚了几年，但他写的时候肯定也难受，毕竟都是北大的血脉。不过我觉得他有一点没写透——反右之后，54级那批人里活下来的，后来大多成了各高校的顶梁柱，他们是怎么把断掉的路又接起来的？我叔叔后来平反了，回学校教书，他说自己那二十年就像做了一场噩梦，醒来发现头发白了，学生都比自己懂得多。张景中后来搞教育数学，杨路搞计算机数学，都是新东西，他们得从头学，四十多岁的人跟二十岁的小伙子拼，这得有多大的心气儿？文章结尾说“黄金一代被反右运动集体剿杀”，这个“剿杀”用得好，不是杀头，是把你脑子里的东西一点点掏空，让你活着但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人了。我叔叔前年走的，走之前跟我说，他这辈子最遗憾的不是没当上教授，是当年想出来的那个关于数论的想法，还没来得及写下来就被下放到农场了，后来怎么想都想不起来。这种痛，外人根本不懂。所以我看那些动不动说“那个年代也有好处”的人，就想问问他们，给你二十年，让你从天才变成扫厕所的，你干不干？文章里引了郭健民回忆杨路的那段话，四川话“我想起来了”，我现在脑子里全是这个声音，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吊在单杠上，阳光照着他瘦弱的胳膊，他喊了一嗓子，然后命运就把他扔进了深渊。这公平吗？不公平。但那个年代就没有公平可言。我现在就希望，以后再有王虹、邓煜这样的年轻人出来，别再让他们走54级的老路了，让他们安安心心做数学，别搞那些乱七八糟的运动，这就是对那批人最好的告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