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养廉是笑话，这句话我认。我表哥在县里某局干了十多年，前年刚提的副科，工资条上那点数你去查都查得到，可他儿子在省城读私立，一年学费够他三年工资。钱哪来的？别问，问就是老婆会理财。所以文章说“封建官僚必定会被私人关系束缚驱使”，我信，我是真信。不是什么人性坏，是那个位置就长那样，你坐上去，上头有人要招呼，下头有人要摆平，中间还有一摊子亲戚朋友同学老师，你能怎么办。但话说回来，我表哥这人其实挺实在的，逢年过节还给我妈送点土特产，你说他是坏人吗？不算。可你要说他那点事全都干净，我也不信。这就是文章说的那个意思吧，人跟位置搅在一块儿，说不清谁脏了谁。 不过后面那段我就有点憋不住了。“绝对的私有孕育相对的公有”——这话绕来绕去，绕到最后好像啥都说了又好像啥都没说。私有到极点就会自动翻过来变成公有？谁翻？怎么翻？靠谁翻？文章没说。我理解作者是想讲辩证，但这个辩法有点像算命——你怎么说都对。原始社会那个例子举得还行，可那都几万年前的事了，拿来套今天，逻辑上有点悬。再说了，原始社会那个“公有”，说白了就是东西太少，谁也没法独占，跟今天说的“公有”压根不是一回事。你拿这个当论据，我觉得有点糊弄。 还有张居正。“威权震主才险招鞭尸”——这句子写得挺漂亮，但我觉得作者是不是把因果搞反了。张居正被鞭尸，不是因为他权太大，是因为他死了。人在的时候，万历不敢动。人一走茶就凉，这才是真道理。权力这东西，跟人绑在一起，人没了权力就散，散了才被人清算。这跟“威权震主”关系不大，跟“人走政息”关系更大。要我说，张居正真正的教训是，你把权力全攥在自己一个人手里，你不在了，你那一摊子就全完。他搞一条鞭法，搞考成法，全是靠他个人威望去压，制度上没留后手。他一死，弹劾他的人多得跟过年似的，那不是因为大家恨他，是因为大家知道他保不住了。这点文章没往下挖，可惜了。 再说官僚阶级那一段。作者说官僚群体是“私人关系束缚驱使”的，“高薪养廉只是笑话”。我得说，这个判断放在明清是准的，可你直接一刀切到今天，我觉得有点草率。今天的一个处长，他跟上面一个厅长的关系，跟明朝一个知县跟一个巡抚的关系，能一样吗？形式像，底子不一样。现在有考核，有任期，有异地交流，有一堆条条框框，你说这些全是摆设吧，也不全是。作者把“权力分包”讲成官僚阶级的本质，这话说重了。分包是有的，可它不是一个静态的“本质”，它是动态的，是会变的。八项规定以后，至少明面上送礼的少了，你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反正我表哥现在连月饼都不敢收了，以前可不是这样。 宋朝那一段我倒是挺喜欢。“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这话文彦博说的，宋神宗听完估计也堵得慌。作者把这句话拿出来，我觉得是全文最灵的一笔。因为这就把皇帝跟士大夫的关系讲透了：皇帝需要他们管天下，可他们只管自己的田地和亲戚。皇帝想收权，士大夫想保田，两边拉锯，老百姓在中间当磨心。这一套从宋玩到清，几百年没变过。但你注意，作者引这句话是为了证明“土地集中私有者”要求官僚保卫自己利益，这个逻辑我认。只是他后面没往下说，为什么这套东西能撑几百年？因为对皇帝来说，坏于没官，更坏于有官。没官就没人替他收税，有官至少还能收上来一半，那一半也被官僚分了，但剩下一半还是他的。皇帝算的是这个账。这不是什么“公有属性”的伪装，这就是做买卖。 “然于百姓何所不便”这句，作者拿来当反讽，我看的时候确实愣了一下。这话是宋神宗说的，意思是新法对老百姓没什么不方便的嘛，你们吵什么。你看，皇帝也觉得我是为你好。这种自我感动，古往今来都一样。官僚说我为民请命，皇帝说我为民做主，最后民在哪儿？民在田里干活呢，谁也没空听他们吵。前阵子我们小区业主群里也这样，物业说为我们好，业委会说为我们好，最后电梯坏了仨礼拜没人修，还得我们自己凑钱。一个道理。 不过我得说，文章整体读下来，框架感太重。他从原始社会一路拉到明清，再拐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间缺少过渡。尤其最后那句“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社会主义”，这个括号加的，等于把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并列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用一个括号糊过去吗？作者是不是自己也拿不准，所以打了个折中？这种地方，我作为读者是能闻出来的。写文章最怕这种，前面说得斩钉截铁，后面遇到不好处理的地方，括号一加，字面通顺，逻辑上是个坑。 还有“权力这一概念无法与劳动结合，不属于生产资料”——这句我也得抬杠。权力跟生产资料的关系，在现实中从来不是“能不能结合”的问题，而是“谁掌握”的问题。你说法权力不属于生产资料，但一个县太爷能把你家的地收走，他手里的东西跟生产资料有什么分别？作者是想把权力跟资本分开讲，但分开讲的前提是先讲清楚它俩怎么扭在一起。他没讲清，就直接下了个判断。这个判断看着干净，其实偷懒。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你说钱不能买菜，可钱能买拿着菜的人手里的权，那钱到底算不算能买菜？就这么个绕法。学术上有学术上的讲法，可落到地上，老百姓看的是结果。 再聊聊科举那一段。作者说“各朝皆承秦制，后又通过察举、科举等方式一面为无地的寒士提供改变阶级的途径，一面为巩固土地的集中私有而寻找忠臣”。这话说得挺狠，也挺到位，但我觉得还漏了一层——科举这东西，它本身就是个筛选机制。能考上的人，你得先有钱读书，有钱读书的人，背后往往已经有点家底了。真正一穷二白考上去的，不是没有，但少。所以它给人希望，又让人绝望，还得让人服气。这套玩意儿玩到明清，八股文一出来，把人脑子都框住了。你说它是选官还是驯化？我觉得都有。作者没提这层，可能是不想扯太开，也可能是他觉得“忠臣”两个字已经够了。够是不够，但你得往深里挖一层，不然读者看完也就记住了“忠臣”这俩字，别的啥也没剩。 我自己的看法是，与其纠结“权力是不是生产资料”，不如问“谁在用权力分配什么”。这个问法落地。因为权力这东西，你说它是关系也好，是位置也好，归根到底得看它做了什么。张居正一条鞭法，是把实物税改银税，这是动分配。文彦博保田，是保士大夫的免役特权，这也是动分配。宋神宗推新法，是想把分配权从士大夫手里拿回来一点，这也是动分配。你看，所有的事都在分配上打转。权力是什么，反而没那么重要。谁在分，分给谁，谁拿得多谁拿得少，这个才是要害。文章其实也摸到这儿了，就是没把话说完。他那个“分配享有与惩戒剥夺是一体两面”的说法，我觉得是全篇最扎实的一句。可紧接着他就去讲官僚阶级了，把这个洞见丢在那儿没用，有点浪费。 还有一点，文章说“原始氏族社会中权力就已然出现……该权力具有公有属性，不产生掠夺也少有惩戒剥夺”。这个我不太信。原始社会就没有惩戒？你违反氏族规矩试试，轻则被赶走，重则一棍子打死。考古挖出来的那些陪葬品，贫富差别已经出来了，有些墓里就几块破陶片，有些墓里玉器骨器一堆。你说这没掠夺，我不信。作者可能是想说明“那个时候还不私”，但私不私跟有没有惩罚是两码事。你把这个理想化了，后面整个推演的基础就不太稳。 行，说到这儿吧。我估计这已经比大多数评论长了。作者文章写得不短，看得出来下了功夫，史料也翻了不少，张居正、文彦博、宋神宗这些例子都不是随手抓的。但问题也在这儿——料多，火候散。他想到哪讲到哪，中间该拐弯的时候不拐，该收的时候不收，最后收在一个括号里，让人觉得他是赶着交稿。尤其那个“（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看得我直挠头，要么你就老老实实说这是两种不同的路径，要么你就站一边说清楚，加个括号糊过去，这写的啥。 要是让我给个建议，就一条：别急着从原始社会讲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挑一个朝代，比如宋，把官僚、皇帝、士大夫、老百姓这四个角的关系掰开揉碎讲透，比现在这样一口气划几千年要强。张居正那句鞭尸你都能写出来，细节你是有的，就是不舍得砍。砍掉一半，留一半，这文章能高一截。真的，不骗你。 就这些。说得不对的地方，欢迎作者来怼，我不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