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刷到这篇，标题起的跟爽文似的，“屡屡失败”，我一开始还以为是那种地摊读物，结果看进去发现讲的是黄宗羲定律，行吧，有点东西，但也有点让我不舒服的地方，我慢慢说。 先说我家的事。我姥爷活着的时候跟我讲过，他年轻那会儿交公粮，推着独轮车走三十里地，麦子晒得干干的，人家用扦子一戳，说水分不合格，拉回去重晒。那会儿他也不懂什么叫税，他就知道“交完了还剩多少”。后来我上小学那阵，村里大喇叭喊，说农业税取消了，我爹那天晚上喝了两杯，说这回真是天上掉下来的。我讲这个不是要唱赞歌，我是想说，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减负”，其实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不是书上的四个字。文章里写唐、宋、明、清四次并税，讲得头头是道，可就停在清朝。停在清朝是什么意思，大家心里都明白，再往下写就不好写了嘛。我不是说非得写，我是说这个“定律”到底是不是铁律，你光挑四次失败的说，那叫幸存者偏差的兄弟，幸存者反面偏差。 好了，现在说我不服的地方。 第一个不服，两税法。文章把它当成第一次并税式改革，说一开始减轻了，晚唐藩镇割据又加回来了。这话不算错，但它把最关键的一层跳过去了——两税法真正的改动是把人头税往土地上挪。人丁那块少了，地多的多交。这一挪，动静比“合并税目”大多了。为什么天宝之后人口跑得那么厉害、户籍对不上，就是因为按人头收税，谁登记谁倒霉，人往山里跑、往寺庙里跑、往豪强家里跑，做了“客户”。杨炎那一刀，其实是承认了现实。你把重点放在“合并后又分开”，那就只看到账本，看不到人。我姥爷那代人为什么怕“上户口”，道理是一样的，登记在册就得多掏。 第二个不服，王安石。文章说免役法“甚得民心”，我看到这句就皱眉。这话谁说的？司马光那边的人可不这么说，苏轼兄弟俩也骂过。免役法是把原来服差役的人变成交钱，政府拿钱雇人。问题是原来那些本来就不服役的——僧道、没成丁的、女户、官户，很多原来是不出役的，这下也要交“助役钱”。你说这是减负？对一部分人是，对另一部分人是新开的口子。这里不是我要抬杠，我是说这篇文章写得太顺了，顺得像滑梯，滑到哪儿算哪儿，中间那些拉扯、骂仗、地方上怎么执行的，全没了。王安石变法死在党争上，司马光上台一刀切全废，这个“一刀切”本身也很离谱，连他自己人都不全同意。可文章一句“不久发生元祐更化”，六个字就把一场拖了几十年的政治互砍糊过去了。 再说一条鞭法。张居正这个人我不喜欢，也不讨厌，就是个能干的狠人。他搞一条鞭，把杂七杂八折成银子一起收，这个思路确实清爽。但文章有一句我得怼一下，“挽救了危在旦夕的晚明王朝”——这话太满了。一条鞭法在南方推行得还行，在北方就一团糟。为啥？北方种的是麦子、豆子、棉花，你让他折银，他得先把粮卖了换钱，粮价一跌他就亏，粮价一涨他也未必赚到，中间商先吃一口。收银的灾年更难，钱从哪来。这就是我说的，货币化这一层，文章一个字不提。这不是细枝末节，这是要命的地方。你把税从实物换成银子，就等于把农民直接推给了市场，市场一波动，税就跟着跳。这条线从明中后期一直连到清代，连到民国，连到我们村有人拿鸡蛋换钱交费。你说这算“黄宗羲定律”里的加税吗？我看不算，这叫被货币割了一刀。 至于“鞭外有鞭，条外有条”，这话确实狠，我认。但后面接的那句“农民不堪重负，揭竿而起，明王朝也因此命终”，逻辑太直了。明末那摊子事，辽东那边在烧钱，陕西那边连着几年大旱，驿卒被裁，盐引乱成一锅粥，你把这些全算到一条鞭法头上，公平吗？不是我替朱家说话，我是说写历史最怕一句话因果。加派是真的，三饷是真的，可加派的原因是打仗，不是因为一条鞭法本身有毛病。这个区别很关键——兵事一来，什么税制都扛不住，你并得再漂亮，人家一句“辽饷”就全给你破了。 到清朝摊丁入亩，我更不服。文章说“不久之后，力役或人丁负担又在地丁银之外重复出现”。多久算不久？摊丁入亩是雍正年间全面推开的，真正大规模杂派泛滥，是太平天国起来之后的事，中间隔了一百好几十年。一百几十年，在文章里被“不久之后”四个字吞掉了。我算给你听，康熙五十一年说“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那会儿中国人口一亿上下，到道光年间四亿。人丁税的名义负担冻在那儿，人口翻了两番，等于每个人头上的丁银越来越薄。你要说这是失败，那什么算成功？我觉得这评价离谱。当然，地丁之外有杂派，清代后期摊派、捐输、厘金，一个比一个狠，这是事实。但那是另一段故事，是战争、赔款、近代化一起压上来的结果，你不能拿它去证明“并税必然反弹”。这就像一个人四十岁身体挺好，六十岁得了病，你不能说他一出生就有病。 我为什么盯着这些地方不放？因为这篇文章的调子，说白了是宿命论。“难以逾越的怪圈”“农民难以摆脱的宿命”，这种词用一次两次还行，用多了，读的人就会得出一个结论：改也没用，别改了。这就有点危险了。文章标题叫“中国改革为何屡屡失败”，我承认加税这个循环是真的，黄宗羲那六个字“积累莫返之害”，我读的时候也打了个哆嗦，狠就狠在它把一件事说穿了：每一次把杂税并进正税，都是在替下一次加税腾地方。原来那些杂税名目没了，账面干净了，过几年再来几笔新的，就说是新事情新需要，跟老账没关系。老百姓也记不住那么多，只记得总数一年一年往上走。 这个机制我信，我百分百信。因为我亲眼见过类似的事。我上高中那会儿，学校收一堆名目，学费、杂费、资料费、水电费、住宿费、床上用品费，还有一笔说不清用途的“代收代管费”。后来上头来查，说学费杂费一律免，我们高兴了半个月。开学一看，学费那栏是空的，底下多了一行“服务性收费”，金额跟原来差不太多。你说这是不是“并税”？名目并了，钱没少。我妈当时说了一句特别土的话，我记到现在：账面干净了，口袋没干净。黄宗羲要是活在今天，估计也就写这么一句。 但话说回来，我还是得给这篇文章补两句，因为光骂它不对。 一个，它整个分析只在“收”这一头打转，一个字不提“支”。黄宗羲那套东西，重心其实在支出上。为啥税一减就反弹？因为要花钱的那张嘴没变小，反而越长越大。官越来越多，事越来越多，冗员、军费、河工、宗室俸禄、驿站，全是吞金的。你这边刚并完了税，那边支出一涨，立刻就得找钱，只能开新口子。这就好比你家的工资卡，减税是给你少扣一点，可你家里突然多了三口人吃饭，你怎么减？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并税能不能成功”，是“政府的开支有没有天花板”。没有天花板，什么税制都能给你吃穿。文章把这个最要命的一层轻轻放过，我还挺意外的，因为一般来说写这题的人都会提一嘴王家范，它引了王家范，却没顺着往下说。 再一个，我想说说“改得动”和“改不动”的差别。并税这种改革，容易推，因为它是改账面、改名目、改征收办法，往上是官府自己能定的，往下是老百姓没啥议价权，你说并那就并了。难的是改产权、改司法、改人的流动，改这些东西要动真格的，得罪的人多。所以历史上一遍遍并税，一遍遍反弹，不是因为这招天生没用，是因为只动账本不动骨架，动完账本，骨架还长在那儿，该膨胀的继续膨胀。你光换账本，人家换个科目接着花。 顺带开一炮，我猜底下评论区肯定有人要说“看吧，几千年都这样，人性就这样，改不了的”。我最烦这种话。这话听着像看透了一切，其实就是躺平往前人的坑里再躺一次。黄宗羲写《明夷待访录》的时候，自己也想着后世有人能看见吧？他要真觉得改不了，写那玩意儿干嘛，烧了拉倒。 还有个事我得提一下，就是对“改革”这个词的使用。这篇文章把改革默认等于减税，等于“减轻农民负担”。可在古代，很多改革的目的压根不是减负，是让朝廷能收到更多的钱，把跑掉的人头重新抓回来，把漏掉的田重新丈量。你要是按这个标准，那这些并税改革未必“失败”，人家目标达成了，只是苦的还是同一批人。张居正丈量天下田亩，查出多少隐田，你说这是为农民还是为太仓？两税法把人头税挪到地上，某些地方的地主当然不乐意。文章讲得像一个“好心办坏事”的故事，其实里面很多人压根不是好心，是真的缺钱。这个区别不说清楚，读起来就有点像鸡汤。 我承认，我上面一路在挑刺，可这篇文章的整体判断我没否定。加税循环是真的，我说的那些，只是觉得它写得太干净、太顺、太像结论了。真相一般是很脏的，里面全是货币、气候、战争、灾荒、官员的执行偏差、地方上的下克上。你把这些全擦掉，只留一根“并税—反弹—更重”的直线，那读起来爽，但不真。 要让我写，我会加这么几段。第一段讲支出：钱都花哪去了，冗官冗兵占多少，打仗占多少，修河赈灾占多少，把账摊开看看。第二段讲货币：折银之后农民是怎么被市场和银价反复夹的，这里是隐形的第二道税。第三段讲执行：中央说是并，到了县里怎么变成“并了还收”，胥吏靠什么吃饭，为什么名目永远杀不完。第四段讲反例：哪些时候真的减下来了，靠的是什么，是人口少？是外面没仗打？是财政纪律真的有？最后一段才轮到黄宗羲。这么写，才不叫宿命论。 哦对，我差点忘了一句，文章里有句话我看得挺上头的——“农民的肩膀，在一次次希望与失望的轮回中，被压得越来越沉”。这话写得确实好，我看的时候心里沉了一下。可紧跟着它就转成了“难以摆脱的宿命”，我一下就出戏了。肩膀沉是真的，宿命是编的。人不是石头，人会跑，会拖，会上访，会做假账，会把田地挂在别人名下，会闹。历史里那些“加不上去”的时刻，也都是人一点点磨出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说这么多，其实我自己也没给出答案。我就是觉得这个题不该写成“中国改革为何屡屡失败”，应该写成“为什么每次并完税又要开新口子，谁在开，为什么开，能不能拦住他”。前者听着有气势，后者才有用。前者你写完可以合上电脑睡觉，后者你得去翻账本。 算了，扯远了。凌晨了，我再去翻翻王家范那本，看看到底怎么说的，毕竟作者引了他，我想知道他是不是被断章取义了。有读过的兄弟说一声，那本书好不好读，别又是那种一句话要看三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