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儿吧，看完真觉得罗翔这回有点飘了。文章里面那段“鲁迅说革命家看见排满”接得妙，可罗翔拿一百多年前的事当尺子量现在，不是那回事儿。 我是在东北长大的，小时候家里老人讲民国的事儿，讲溥仪当伪满傀儡，讲那时候铁路边上日本人修的是什么样，我能感觉到他们对“革命”的态度不是书斋里想出来的，是被逼出来的。那时候革命党喊排满，喊得猛、喊得恨，是着清朝那帮人真干得出来那些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不是传闻，是死在纸上血里的。邹容那句“凄凉读尽支那史”搁在当下其实是没几个人真能品出味儿的。 文章里有个细节特别戳我，说当年革命党人为了传播思想，专门去抄明末遗老写的东西，把什么扬州屠城的小册子从图书馆里抄出来往国内送，想让“旧恨复活”。你品品，那个时代的人得多绝望，才会靠翻几百年前的老账来煽动人心？要是当政的对百姓好一点，这些册子谁还愿意看啊。罗翔说革命党人那套是极端民族主义，我觉得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让他在1905年，拿着本《民报》站在学堂门口试试，看他会不会觉得排满这口号其实挺温和的，起码这是当时唯一能让贩夫走卒听懂的仇恨了。 但是话又说回来，文章写到武昌起义后杀旗人杀了四五百人那段，我也没法装作看不见。仇恨这种东西，点火容易，火苗窜起来往哪儿烧就不是谁能控制的了。清朝入关时旗人是统治者，可到了清末，底层那些披甲人、那些在京城胡同里养鸟的旗人，好多也就是普通老百姓了——凭什么要为祖宗干的事偿命？这就是“排满”口号副作用，喊多了连对事变成对人。孙文说“不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这话在后来的起义过程里基本被当成耳旁风了。 我总觉得，革命这事儿吧，像拿刀往腐肉上割，不割不行，可割的当口血糊拉一片，根本分不清割掉的是坏的还是连带的好的。后人站远了看，说什么对不对、极端不极端，都能讲出道理来，可当年真在里头的人，哪有那个大局观？都是提着脑袋被潮水推着往前跑。罗翔老师是学法律的，在课堂讲正义没问题，可跑到这题材上硬讲道理，总让人觉得少了点对那个时代的感同身受。 文章题目说“与罗翔商榷”，其实写得挺公允，既没洗白革命党的过火行为，也把为什么非得排满的历史逻辑捋清了。我就是觉得罗翔那个类比，确实像文章说的，牵强。日本和满清能是一回事吗？一个是外来的殖民者，一个是占了江山几百年的旧主子，虽然都压迫人，但面对的逻辑压根不同。而且拿一个孩子被杀的极端个案去套一个时代的历史情绪，这不是耍流氓么？个别人的疯癫行为哪儿都能有，非得往排满、仇外上扯，倒像是在给凶手找理论后台似的，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我看完文章印象最深的那句话，是孙中山说的，“最易发常人之感情也”——他知道排满是拿来用的工具，不是目的。可罗翔偏偏只顾着拿这个工具骂人，不去看放工具那个人背后的意图，这就等于看了半场戏就嚷嚷剧情荒谬，挺没劲的。也许他该补补清末民初那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不然下次恐怕要拿义和团说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