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会儿我还在念中专。九七年香港回归那天，学校组织我们看电视直播，整个礼堂坐得满满当当，电扇嘎吱嘎吱转，也没人喊热。有个教政治的老头儿，平时最爱敲黑板骂我们不用功，那天看到升旗那块儿，他摘了眼镜擦眼睛。我记得很清楚，他擦完眼镜也没戴回去，就那么一直攥着。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天晚上江泽民同志在那边也参加了仪式，电视里拍到他挥手，底下学生们都鼓掌，我也跟着鼓。年轻嘛，觉得那是离自己很远的大人物，可那天晚上回宿舍，上铺那哥们儿躺在床上说，嘿，咱们算是赶上好时候了，香港都回来了。 说实话，年轻时候对这人没啥特別的感觉。他就是电视里新闻联播经常出现的人，今天开会明天出访，说话带着口音，讲话老爱引经据典。后来九八年在学校食堂看抗洪报道，他站大堤上拿个喇叭喊话，嗓子都劈了，头发被风吹得乱糟糟的，那时候我突然觉得，这人挺累的。我们老家也发过水，我见过乡长在坝上跑一整天，裤腿上全是泥，到了晚上人往凳子上一瘫就睡着了。大人物和乡镇干部，真站在洪水面前的时候，其实差不多，都得顶着。 工作以后有段时间跑销售，天南地北坐绿皮火车，经常听车里人聊天。九十年代末那阵子，厂子里工人老讲下岗的事，说谁谁家男人没了工作，两口子在家吵架。我有个表叔在纺织厂干了一辈子，九八年也被“优化”下来了。他文化不高，就会开机器，出来以后在街口修了三年自行车。过年去他家吃饭，他喝了点儿酒，红着脸说，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江主席接着搞，可俺们这些没赶上趟儿的也不能算落后吧，咱就是普通人，就想有口饭吃。那时候我那表叔跟我说这话，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后来他儿子去了南方电子厂，一年回来一次，寄钱回家，盖了楼房，表叔又高兴了，逢人就说还是共产党好，还是开放了有活路，不然守着那个厂子，撑死一个月两百块。 悼词里说，江泽民同志受命于那个困难时候，外有压力内有困难。这话不假，没经过那几年的人可能不懂啥叫“压力”。我记忆里那阵子报纸上老提什么制裁啊，什么演变啊，收音机里短波能收到一些听不懂的台，滋滋啦啦的。老百姓其实不懂那么多大道理，就关心明天厂子还开不开工，工资能不能按时发。现在回头看，能从那阵子熬出来，确实是上面有人撑着。你说他搞的什么“三个代表”吧，理论课上背过几条，说实话当时觉得又是个口号。可到了后来自己做点小生意，跑工商跑税务，遇到那些肯办事的干部，我就想，这大概就是先进生产力，就是代表咱底下人的利益了吧。话虽然说得文绉绉的，落到地上，就是你开个饭馆，卫生检查的人不那么刁难你，消防的人不是光来找茬，你这家店就能活下去。 浦东我没去过，但听去过的人说，九十年代初那边就是一片农田几栋破楼。我有个同学他爸是工程师，九四年被派到浦东那边支援建设，一去就是好几年。回来的时候头发白了一半，说他看着那个东方明珠从图纸变成真的，底下打桩打得天摇地动，黄浦江对面外滩的老楼灯火通明，他站在工地上觉得这辈子值了。那同学后来考大学去了上海，毕业留那儿工作，现在也安家了。他有时候发朋友圈，拍陆家嘴的高楼，我就想起他爸那句话。一个城市从烂泥渡变成现在这样，中间多少人的日子被改写了。悼词里写他“领导制定上海经济发展规划”，听着很抽象，但你看看今天上海的房价、地铁、商场，那都是从当初一张图纸上长出来的。当然有人骂房价太高，那是后来的事，但你不能说当初那棵苗不该种。 不过我也不是没有别的想法。悼词这东西嘛，都是说好话的，这我能理解。人走了，盖棺定论的时候，誰都愿意挑亮堂的说。可我总觉得一个真实的人，不光是那些丰功伟绩。我看过一些回忆文章，说他爱唱卡拉OK，爱看《泰坦尼克号》，还会用英语答记者问，有时候跟人说话挺风趣的。网上有些人老把他跟别的领导人比来比去，说谁更开放谁更保守，我觉得挺没意思的。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账本。他接的那个盘子，换个人未必端的稳。你想想八九年那个秋天，外面乱成那样，厂里工人心思浮动，社会上传啥的都有，要是换了个软弱的人上去，吓破了胆，把改革停了，把门关上了，那后来什么下岗再就业啊、加入世贸啊、修高速啊，可能全都没影儿了。但也不能说他就全对。比如说，我们那儿有个原来军工厂的，以前国家包着养着，工人看病分房孩子上学都有单位管。后来搞军转民，搞改制，厂子说倒就倒了，那些工人五十来岁，除了会造炮弹啥也不会，找谁哭去。悼词上说这13年取得了巨大成就，我承认，大成就底下也盖着不少小人物的辛酸。只是历史往前滚，不会停下来等谁。那些军工厂的老工人，后来有的去做保安，有的看大门，我去修自行车那个表叔，至少还摆了个摊儿。只能说大浪淘沙吧。 我还记得九九年南联盟大使馆挨炸那天，我那时候在单位办公室里看报纸，大家气的不行，有人说打啊，有人砸了杯子。后来又过了一阵子，电视里播他接见那个烈士家属，表情挺沉重的，说了些话。我当时年轻气盛，觉得光说有啥用，得干啊。可后来想想，国家弱的时候，领导人也不好当。你想拍桌子跟人家翻脸，也得有那个本钱。忍，是窝囊的，可不忍，后果谁来背？后来搞了两弹一星那段历史宣传，我才知道老一辈多不容易。到了他这一代，一边要跟人家打交道，一边要防着人家使绊子，还要把国内的事弄好。这活儿不好干，真的不好干。 悼词里提到他是扬州人，出身爱国知识分子家庭。这个我没啥概念。不过我有个同事老家就是扬州的，他说扬州人提起他來挺自豪的，说江主席老家那个巷子，小时候还去那边玩过。他说他们那儿老人有个说法，说这人能成大事，是沾了运河水的灵气。我不信这些，但你要说一个人身上没有点地气，那也是假的。他去上海当市长的时候，能骑着自行车下基层，能蹲在里弄跟老太太聊天，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不是那种光坐在办公室看文件的人。悼词里说他“积极推进为民办实事制度化”，什么叫办实事？我理解就是别老整虚的。修路、盖学校、弄积水点改造、菜篮子工程，这些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我有个亲戚那时候在上海杨浦住，说以前一下雨家门口就淹，后来那一片搞了排水改造，他念叨了好几年，说新来的市长还是干了点人事的。老百姓的评价就这么直接。 “三个代表”提出来那会儿，我在一个乡镇政府当过临时工，做的是写材料的活儿。那时候上面要求学，基层也学，每个礼拜都要读报纸念材料，我们那个宣传委员把文件念得磕磕巴巴，底下人都在打瞌睡。可后来有些事让我觉得这个提法不是空的。当时我们乡里搞农业结构调整，要推广种果树，好多农民不乐意，怕赔钱。乡长就带头自己家里先刨了麦子栽树，又请了农技站的人来教剪枝打药。过了几年果子下来了，卖了好价钱，那些当初骂娘的农民又跑来说还是乡长眼光远。我写汇报材料的时候，就把这事往“代表先进生产力”上靠，乡长看了说，别扯那么远，就是咱得带头干实事。现在想想，“三个代表”这个话，上面讲是理论，下面做就是这些鸡毛蒜皮的事。你不能说理论没用，但理论要是不落地，跟念经也差不多。 他搞的那个“以德治国”跟“依法治国”结合，我记得当时还讨论过一阵子。现在看，有些人光讲法不讲德，村干部把法律条文背得滚瓜烂熟，可做起事来缺德，有法也白搭。也有人光讲德，遇到赖账的老赖一点办法没有。他那时候就提出这两个都要抓，确实是看到问题了。不过我有点个人看法，德这个东西不好量化，法还能有个条文，德全看个人自觉，你把希望寄托在干部自觉上，不如多弄几条硬杠杠管住他。可能是他那一代人经历过太多运动，对人心的变化看得很深。人这东西，光靠吓唬和惩罚也不行，得有内在的约束。但话又说回来，他当年如果只是讲德不讲法，那些贪官也不会怕什么双规。好在后来继任的人把反腐那套弄得更紧了，这也是一步步走过来的。 悼词最后提到什么来着，就是说他永垂不朽，我们化悲痛为力量。这是套话，每个追悼会都这么说。但说真的，我们这些普通人，日子过好了，大概就是对前人最大的告慰吧。我有时候路过那些老的国营厂旧址，厂房拆了盖了商品房，只有几棵梧桐树还长在那儿，树下有几个老人在下棋。他们年轻的时候，可能也在那厂里流过汗，喊过口号，也经历过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现在他们也不谈什么主义理想了，就关心退休金涨没涨，孙子找没找到工作。时代的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这话不知道誰说的，挺对。但如果没有那些在关键时刻顶上去的人，可能山就不止落在头上了，是整个天都塌下来了。 我说不好他在历史上的位置到底排第几，这得让历史学家去吵。我就记着几件小事：九八年抗洪他在九江大堤上喊话的声音，那会儿我在电视机前听得心里一紧；澳门回归那晚他举杯的样子，看着挺高兴的；还有申奥成功那晚，广场上年轻人喊他的名字，声音震天响，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国家有希望。后来到了非典那阵子，他已经退了，电视上不怎么看到他。再后来，他偶尔出现在某些活动上，看起来老了不少，跟那些年轻人站在一起，就像一个普通的老头儿。可你要是回头翻翻那十几年的报纸，哪一页上少得了他？历史这东西，天天翻篇，但有些人的名字是刻在篇目上的。 有人说悼词里对他评价太高了，什么“伟大人物”啦“卓越领导人”啦，听着太满。我倒不这么认为。你看那个年代，周围那些国家乱成什么样了，咱们还能稳稳当当走过来，城里高楼越来越多，农村通电修路，年轻人能出去打工挣钱，光凭这一点，他就不是吃干饭的。再说，一个十四亿人的国家，你说往东走就往东走，你说稳一稳就稳一稳，换个人有这手劲儿吗？他当年敢顶着压力搞市场经济，让中国进了世贸那个大圈子，这步棋走得险也走得准。你得知道，那时候好多老同志反对，觉得会被洋人吃掉，觉得农业完蛋了。他要是没魄力，一犹豫，错过那班车，后面二十年哪有那么多外汇、那么多工厂、那么多土鳖变老板的故事。当然，进去以后也确实有很多行业受了冲击，我们那儿做农机的厂子就被进口货冲得快倒闭了，工人下岗骂娘。可你要是永远躲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你造的那个农机也就永远是那个水平。竞争是残酷的，但也是让人进步的。骂他的人可能没想过，不让他跟人家比划比划，他永远不知道自己那三脚猫功夫不行。 要说质疑，我也有点。比如说他老讲“稳定压倒一切”，这话对，但执行起来有时候过头。那时候上访的、告状的，有些地方不分青紅皂白就压，弄出不少矛盾。还有互联网刚起来那阵子，一会儿这个不能说一会儿那个不能碰，网民都暴躁得不行。有些基层干部打着维稳的旗号，干了一些欺压老百姓的事，这账不能算到他头上，他本意是要社会稳定，可底下人歪嘴和尚念经，把经念瞎了。再比如他用了不少上海帮的人，有人就说他搞小圈子，任人唯亲。我们外人不知道里面的道道，但官场嘛，走到哪一步不是靠关系靠站队？也不是他一个人才这样。人无完人，树大有枯枝，他管了十三年那么大一摊子，能干干净净一点毛病没有？不可能的事。悼词里不讲这些，这是惯例，人死了给个圆满的句号，我们也别太较真。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事。零几年的时候我在上海出差，晚上没事溜达到外滩。秋天的风带着黄浦江的潮气，对面陆家嘴灯火通明，东方明珠浑身发光，就在我眼跟前。旁边有个外地来的老头，穿着中山装，提着一个老式皮包，望着对面发了好久的呆。他可能是哪年来的游客，也可能以前在附近打过工。他旁边有个年轻人用手机拍视频，嘴里喊着“看，这就是上海！”，老头没看年轻人，嘴里嘀咕了一句什么话，风太大我没听清。后来他转身慢慢走了，背影有点佝偻。我猜他可能是几十年前来过，那时候外滩这边都是旧楼，对面还是一片荒滩，谁能想得到变成今天这样子。而让这一切发生的人，已经没了。时间是条大河，我们都在水里扑腾，有些人自己游到了对岸，有些人驮着别人游。你说他是哪一种？我觉得他两种都有点。他替很多人挡了风浪，也带着很多人游过了深水区。至于水底下淹了多少人，那些暗流和漩涡又卷走了誰——那是没法算清楚的一笔账。 回过头来再看那篇悼词。我注意到里面有一段讲他在上海当市长的时候，“提出在20世纪末把上海建设成为开放型、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科学技术先进，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这些词搁在今天看，好像没什么稀奇，哪个市长不会说这种话。可你要是知道当时上海什么样——我有个老领导他八十年代去上海出差，回来跟我说，那地方住房紧张得不得了，人均才几平米，一家人挤在用煤炉做饭的亭子间里，街面上破破烂烂。你就知道定这个目标是要多大的决心。后来浦东开发更不用提了，当时好多人都说那是吹牛，谁会把钱投到一片农田上啊。可他就是拍了板。悼词不吹他多敢冒险，但敢冒险这件事，本身就是真本事。有些人当官就是为了求稳，只要任上不出事，混到自己平安着陆就完事了。他不是那种人，至少他搞浦东的时候冒着很大风险，搞成了是功，搞砸了那就是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的骂名。结果他搞成了。搭台唱戏的人那么多，偏偏他唱成了，你说全靠时代给的运气？我不信。 再聊点感触深的事情。我外婆的弟弟，也就是我舅公，解放前在银行做小职员。建国后运动来了，因为家里成份不好，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下放到农村劳改了二十年。平反以后回到城里，身体已经垮了一半，可他嘴里从来没骂过谁。我小时候不懂事问他，他说，不能怪哪一个具体的人，那是潮水，潮水来了人人都得被冲着走。他平反的时候是八十年代，日子慢慢好起来，他跟我说，邓大人不容易，能把那条船掉过头来。后来他九十年代末去世了，没用上手机，没见过网络，也没等到我考上大学。我想说的是，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账要认。江那代人认的账，就是把上一代人没做完的事接着做，把那些被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抢时间就得赶路人，赶路累死人，有时候还得牺牲一两个人。那些在转轨中被甩下来的职工，那些在改革里碰得头破血流的小商人，那些没等到好日子就走的普通人，他们的名字不会上悼词，可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地基。悼词里讴歌的是地面上那座高楼，但地基里埋了多少石头沙子，谁记得？我不是说悼词写得不真实，而是它只能写最亮的那部分。我们这些生活在楼里的人，偶尔也得低头想想，自己脚下踩着的是什么。 不过要我说，他那会儿能扛住国际压力，把中国弄进世贸，这步棋是真给后面的人乘了不少凉。你看后来咱们能买那么多外国货，也往外卖那么多中国货，工厂转起来，物流跑起来，就业也就跟着稳了。我们村里有个年轻人，初中学历，啥技术没有，零几年跑去义乌打工，从摆地摊干起，现在自己在那边租了个店面卖小商品。他跟我说，江主席要是当年不跟美国谈成那个协定，咱们的东西哪能那么便宜卖到全世界去？他那话虽然糙了点，但道理没错。国门不开，别说他一个初中生去义乌摆地摊，我表叔那个修自行车摊都没那么多生意，因为大家都穷嘛。有些知识分子在网上骂他又软弱又保守，骂他是“洋务派”，我好笑。你让那些知识分子去坐那个位子试试？让他在那个年头面对美国佬的轰炸机，面对苏联解体后的烂摊子，面对国内那帮吵来吵去的，不吓尿算他有两下子。 当然啦，也不能把他说成完人。我也见过好多老工人至今还在骂，骂那年月把人折腾惨了。我们那儿就有一个老师傅，手艺特别好，厂里搞“优化组合”的时候他被班组里排挤出来了，因为他不会拍马屁。五十二岁就办了个内退，回家后天天在楼道里抽烟叹气，没两年查出肺癌走了。他家里人到现在提起九十年代就咬牙切齿，说那些年的政策都是给当官的享福，坑的都是老实巴交的工人。我能说啥呢？政策是上面的，执行是底下的，一个师傅被排挤，那是班组里小头目坏，还是改革本身就不该搞？没有人能说得清。你要是把账全算到江身上，他冤；你要是说跟他一点关系没有，那些工人也冤。历史就是这样，不是非黑即白的。悼词只能挑好的讲，生活却是一地鸡毛。 我记得零四年秦山核电还是哪儿的新闻来着，说是他以前抓过的一个项目建成了，他写了个贺信还是什么，里头有句“欣喜之余，深感欣慰”，那会儿我在报纸上看到，觉得这老爷子的官腔真重，退下来了还这么正式。可后来又想，这个人一辈子都在那种正式里头泡着，从当厂长到当市长再到当总书记，他哪还有什么“私”的空间呢？一个人在公共舞台上站久了，连说话都变成一个固定的调调了，这也是一种身不由己吧。悼词最后说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这种话是八股，但我相信那天站在人民大会堂里那些人是真心难过。毕竟是跟了那么久的一个人，就算有分歧，有牢骚，人没了，心里还是会空一块。咱们普通人家里长辈走了，也会想起他的好，忘掉他曾经怎么凶过你。一个领导十四亿人干了十三年，誰能做到不挨骂？能骂他的基本都骂过，能夸他的也夸了不少，这就可以了。 记得小时候看过一本书叫《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那会儿讲的是毛泽东身边的卫士回忆他的日常生活，拉撒睡都写，看着挺亲切的。后来毛新宇也写了很多回忆文章，说爷爷怎么怎么慈祥，穿的衣服还打补丁。我想说的是，这一套好像很久没人对江做过了。大家对他的印象基本都停留在开会、出访、电视讲话，好像这种人不用吃饭上厕所似的。当然他愛唱歌这个事被很多人讲过，说是他自己喜欢苏联歌曲，还爱唱京戏，甚至有次在什么活动上跟人家合唱过。这些小八卦流传出来以后，我才觉得这人有点血肉。不怕人说，我对他印象最好的瞬间，是新闻联播里他访问美国的时候，在什么大学演讲，底下有人递纸条提问刁难他，他也没翻脸，笑呵呵地用英文回应了几句，那气质真不是装出来的。那种从民国年间走过来的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有种旧派的派头，现在很少见了。 他那一代人，从战乱里长起来，对“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有切肤之痛。所以他拼了命也要把经济搞上去，把科技搞上去，哪怕跟西方低头弯腰，忍气吞声，也要把那些技术设备引进来。有没有尊严？有的，可有时候为了更大的东西，小尊严得暂时放下。你光顾着拍桌子瞪眼睛，发达国家凭什么把生产线给你？江有一年去美国，去访问那个什么波音公司还是微软什么的，参观的时候表情挺认真的，像个小学生。他心里肯定在想，这东西咱们什么时候能造出来？后来咱们的C919立项、空间站上天，那些工程师里说不定就有人在小时候看过那则新闻，知道他出去替咱们看世界。这就是种子。悼词里不会写这种细节，可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丰功伟绩——不是哪一年GDP增长了多少，而是让一个国家的人打开了眼界。 写到这里，篇幅大概差不多了。我也是想到哪写到哪，没什么条理。反正人走了，咱们活着的人还得继续过日子。悼词里的评价高不高，等他进了历史书，由后人去评。我只知道，那天我在手机上看到消息，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想起九八年他在电视里喊话的声音，想起零几年路过外滩看到的灯火，想起我表叔在街口修自行车后来终于等到了他儿子寄钱回来盖房。一个人的一辈子，能跟这么多普通人的日子缠在一起，这本身就挺了不起的。悼词专门提了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我想了半天，台湾那边现在有些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他是谁了，这也没办法。历史在往前走，有的人背影越来越大，有的人影子越来越淡。但我相信，只要那些房子还立在那里，那些桥还在通车，那些工厂还在冒烟，就不会没人记得是谁在那个关键的路口把方向盘握住了。至于那些坑坑洼洼的路段，谁开车没颠过几回？颠完骂两句也就得了，重要的是车还在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