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这篇演讲记录看得我有点儿坐不住。杨先生说文革“到一九七〇年已大致上成功结束”，还夸什么“精神”，什么“教育群众为全中国人民服务”，这些词儿现在读起来，心里头真不是滋味。我爷爷就是那会儿的老师，他跟我说过，六六年以后学校根本没法上课，书本烧的烧，老师天天写检查，学生拉出去搞“大串联”，哪儿有什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见过一个特别聪明的学生，物理次次满分，就因为家里成分不好，被批斗得跳了楼。这事儿过去几十年了，爷爷每次喝酒还会提。 我不否认杨先生是伟大的物理学家，可他1971年回去那几个星期，看到的是人家安排好的样板。大寨当然漂亮，参观的大学肯定窗明几净，接待他的都是精心挑选的人。他居然拿八年级学生帮汽车厂捆电线当例子，说孩子“发明了很多扎线的新方法”，还一脸兴奋。我就想问，让十三四岁的孩子干这种活儿，耽误正常上课，这叫什么“创造性学习”？我小时候学校也组织过我们去糊纸盒，说是学工，其实就是给校办工厂白打工，手划破了算自己的。那时候谁敢说个不字？ 还有他说“美国应向中国学习”，1971年的中国什么样？城市里买啥都要票，农村饿肚子的地方多了去了。他父亲杨武之先生病重住在上海医院，他回来探亲，看到的当然是想让亲人看到的。我认识一个老华侨，七十年代末才敢回来，跟我说他第一次回国，亲戚家招待他吃饭，桌上就一盘炒青菜，底下埋着两片肉，那还是攒了仨月的肉票。就这，他嘴上还一个劲儿夸“祖国好”，因为旁边有居委会的人陪着。杨先生那趟旅行，身边不可能没有陪同的人吧？ 我不是说他说的全是假话，他肯定感受到了变化，北京城比以前干净了，人也有股子干劲。但把那种政治运动下的紧张气氛，说成是“精神”，把强制劳动包装成“教育革命”，这有点太天真了。他一个科学家，讲求实证，怎么对这种事儿就凭几个参观印象下结论呢？也可能他当时太高兴了，毕竟中美刚解冻，他急着想促进两国关系，话往好了说。可这些话事后看，误导性太大了。后来文革的苦难被揭开，那些被他称赞的“革命教育制度”很快就废了，这不就说明问题了吗？ 我们这儿人爱讲一句话，叫“屁股决定脑袋”。杨先生在美国待了那么多年，突然回去，看到的是废墟上盖起来的新楼，街上的人穿着差不多的蓝褂子，他激动，我能理解。但把那种整齐划一当成“精神”，把个人崇拜当成“人民热情”，这就等于拿着别人给你拍的宣传片，当纪录片看了。我挺尊敬他在物理上的贡献，可这一部分，我实在没法跟着叫好。历史不是过家家，那些被踩进土里的人，那些再也没能回到课堂的孩子，他们的账，不能就这么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