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槽，看了这篇文章我愣了半天。三份批示是实打实的，白纸黑字，这没得说。1966年7月25号那份，让把“最高指示”改成“指导方向”，还专门划出来“以后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这类话”——我操，要知道那是什么年头啊，外面都疯了似的喊口号，他倒在这儿抠字眼呢。我爷爷以前跟我说过，说六几年的时候村里墙上刷标语，写“毛主席万岁”都不让随便刷，得有上面批的文儿。我当时还不信，觉得怎么可能，现在看这批示，我爷爷没瞎说。 但我这人嘴贱，看完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儿。你说他反对个人崇拜吧，他自己也说过“个人崇拜是需要的”这话啊？好像是58年在成都会议上说的吧，“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这话搁一块儿看就诛心了。到底是反对崇拜这个东西，还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这俩差别大了去了。 沈阳那个铜像的事儿也挺有意思。1950年5月，沈阳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议要在市中心建开国纪念塔，上头铸毛主席铜像，信里说得还挺客气，“维以此间现无主席全身照片可资楷模，故特函请贵局代摄主席全身八寸站像四幅，分前后左右四向寄沈”。你看这遣词造句，搁现在就叫公文写作模板了。毛主席看了这报告，批“这是可以的”，然后批“只有讽刺意义”，最后大笔一挥“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这里头微妙啊，“这是可以的”——纪念塔是可以修的，“铸铜像影响不好”——铜像不能铸。他是觉得个人崇拜不对，还是觉得“现在”搞这个不对，还是觉得“有些场合”搞这个不对？批语太短了，你抠不出那么多东西。 再说那会儿他是真没条件搞个人崇拜吗，还是说压根儿不用搞？打天下的威望在那儿摆着，四渡赤水那是什么神仙操作，长征路上多少老兄弟拿命跟过来的。这种领袖不需要靠铜像和“顶峰”这种词儿来立威，因为根基已经扎得死死的了。所以他不让铸铜像、不让叫“最高指示”，可能有一部分是真心觉得没必要，还有一部分是他看得远，知道这些东西搞久了会反噬。你看他后来跟斯诺谈话说的，“个人崇拜是必要的，现在没有必要了”，这话才叫真话。人家门儿清得很，什么阶段用什么工具，什么时候该收，什么时候该放，心里一杆秤。 然后我就想到另一个问题了。1966年他批那个新闻稿的时候，文革已经起来了，全国各地红卫兵都他妈疯了似的，把“四个伟大”贴得满天飞。他自己倒在这儿批“最高指示”不能用。可问题是，下面的人照样用啊，而且越用越猛。你说他管不住吗？他要是真想管死，发个全国通报就行了，但他没发全国通报，只在一个新闻稿清样上批了句“以后请注意”。这力度就耐人寻味了。就像家里大人嘴上说“别买糖了”，但钱就放在桌上，小孩儿还是拿去买糖了，大人看见了也就嘟囔一句。到底是真不想让买，还是觉得这糖自己也得吃两口？这我不好说，说了怕被骂。 还有那个湖南省要在韶山修东西的事儿，文章里没写全，留了个白。但我猜也知道，肯定是修故居啊、建纪念馆啊什么的。1950年9月，新中国成立刚一年，百废待兴，湖南那边就想着给主席老家修个什么。你说那是真心崇拜也好，是政治投机也好，反正毛主席听说了反应很激烈。这个倒是能看出来他当时的真心——他是真怕。怕什么？怕底下的人拿这个当投名状，怕党内搞出个新的李自成来。 七届二中全会那段，他是真讲过。他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这话现在听着都他妈扎心。走完第一步就有人开始琢磨铸铜像了，那第二步第三步呢？进京的时候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个话不是白说的。李自成当年进北京也是浩浩荡荡，结果呢，进了城就开始抢、开始飘，四十来天就让人干跑了。毛主席是读历史的人，他太清楚这套路是怎么回事了。所以他压着，不让搞那些虚头巴脑的玩意儿。 但你要说他就真的完全清清白白，一点没享受到个人崇拜的甜头，那也是睁眼说瞎话。“毛主席万岁”喊了多少年？《东方红》唱了多少年？他要是真那么反感，底下人也不会把这个运动搞得那么大规模。说白了，个人崇拜这个东西是个双刃剑，它也能凝聚力量，也能干事儿。文革初期他要推动那些事儿，没有绝对的权威能行吗？他得让全国都动起来，没有那种近乎神化的号召力，根本推不动。所以他有的时候是默许的，甚至可能还利用了这股子劲儿，等差不多了再出来说什么“不要搞这些”。这个逻辑你说他虚伪也好，说他务实也好，反正就是这么回事儿。 文章里说他“博古通今”，说“对历史上的王朝兴衰、政权更迭有着深刻理解和认识”，这话没错。你看他批秦始皇、批曹操，哪次不是借古说今。他对权力这玩意儿看得太透了。权力这个东西，你越抓越觉得不够，越觉得不够越要抓，最后就成了个人的工具。他不想变成那样，但他又活在那样的制度里。他反对别人给他铸铜像，可后来纪念堂里那个水晶棺，全国的人排着队去看，这到底算不算另一种形式的个人崇拜？可能他自己都答不上来。 我再多说一句，这篇文里引的那句“只有讽刺意义”真的是神来之笔。你可以仔细品品这四个字。沈阳要给他铸铜像，他说“只有讽刺意义”。讽刺谁呢？讽刺他自己吗，还是讽刺那些想要拍马屁的人？我觉得都有。他那时候刚进城，啥都还没建起来，老百姓饭都吃不上，你在这儿铸个铜像？这不光是讽刺了，这是打脸。他自己肯定也想过，这他妈要是铸起来了，后世人怎么看？一个刚说“决不当李自成”的人，转头就在市中心立了个像，这传出去不是笑话吗。 不过话说回来，把这仨批示翻出来就能“还清白”吗？你越看这仨文件，越觉得这事儿没那么清白。他当然不是那种整天琢磨着“你们快崇拜我吧”的人，他比那复杂多了。一个真想让别人崇拜自己的人，不会写这种批语。可你要说他跟个人崇拜完全没关系，那也站不住脚。这玩意儿就像身上的一件衣裳，你说他没主动穿，是别人非要往他身上套的，行吧，算是吧。可他也没怎么拼命扯掉啊，就那么穿着，走到哪儿都风光。等衣服破了、脏了、被人指指点点了，才说这衣服我不想要。 还有啊，底下那帮人也不是傻子。你看沈阳市政府那份公文，写得恭恭敬敬，什么“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议”，什么“分前后左右四向寄沈”，程序上一点毛病没有。这要不是有人授意或者揣摩上意，一个市政府敢随便说要铸主席铜像？正常人都知道这种事得往上捅一捅，说白了他们就是赌一把。赌对了，那就是“有政治觉悟”；赌错了，顶多挨顿骂。毛主席批了“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他们也不亏，反正表忠心这步棋是走到了。这就是中国官场的浪漫现实主义，从古到今就没变过。 再往下想一步。批完这个东西以后，他让田家英传话说“今后谁再做这类事情，要通报批评”。通报批评是不轻不重的话，没有真正的行政处分，没有撤职查办，说白了就是给大家提个醒，不是动真格。要是真有心杜绝，第一次就该抓个典型，通报全国，狠狠敲打敲打。结果没有，就是嘴上说说。那下面的人精得很，听出来了——这事儿可以办，但是别让他知道，别让他当面撞见，该搞的还搞。所以你看后来韶山那个故居，不还是修了，不光修了故居，还有纪念馆。谁能说这不是某种意义上的“铸铜像”呢，只是质地变了，从铜变成了砖石水泥。 说到这里我想起前几年去韶山旅游的事儿了。好家伙，那人多的，排队排了两个小时。到处是卖纪念章的、卖铜像的、卖“毛体”字帖的。还有人举着那种塑料小手牌，写着各种口号。我站在那儿，心里头说不清什么滋味。毛主席当年不让铸铜像，现在满大街都是铜像，有巴掌大的，有半人高的，还有跟人一样高的，买回家摆柜子上的。你说这算是对他的纪念还是对他那批示的讽刺？他自己要是活过来看见这些，估计又得写一笔“只有讽刺意义”。 行了，扯远了。说回这篇文章本身。它提供了仨原始材料，这有价值。但你要是想拿这仨材料证明“毛主席是坚决反对个人崇拜的，他清清白白”，我觉得这就把历史简化了。他不是没反对过，可他反对的是那种摆在明面上的、形式化的、让人看了笑话的崇拜。对于那种深层的、制度性的、融进日常的“崇拜”，他的态度一直暧昧得很。甚至可以说，他自己这辈子就活在这种矛盾里，一边是读书人的清醒、革命家的警惕，一边是权力的魔力和人性的软弱。他不让叫“最高指示”，但他也没说“你们以后不要喊我万岁了”；他不让铸铜像，但他也没说“纪念塔也不许修”；他说“决不当李自成”，可后来发生的事儿，历史书上都写着呢。 所以这文我看完，第一反应是“对对对他确实反对”，第二反应是“但这能说明什么呢”。不能说一个老板说过“大家不要给我送礼”就说明他真不爱收礼，得看他收礼之后什么反应。同样，不能因为毛主席批了几份文件就急着给他“还清白”。他是什么样的人，干了什么样的事，对个人崇拜到底什么态度，得放在他漫长的一辈子里头，把他所有说过的话、做过的事、那些前后矛盾的地方全摆出来看。这样得出的结论才靠谱，单拎出三份文件出来喊“清白”——真服了，这要是反过来用，人家也可以拎出另外三份文件喊“实锤”，历史不是这么玩的。 但我也不是全盘否定这文章，至少这仨批示本身让我看到了一些东西。写“最高指示”这四个字的时候，社会已经疯掉了，不是他疯了，是周围的人都疯了。他写那句话，就像是疯人院里唯一清醒的人在那儿自言自语。没人听他的，或者听了也不照做。那种孤独感，你隔着纸都能感觉到。后来到了1970年，他在庐山会议那会儿还在讲“不要搞个人崇拜”，讲得嗓子都哑了，底下人该怎么搞还怎么搞。一个老头子，用自己的最后那点力气，想把那尊正在铸的铜像按下去，按了好几回，铜像最后还是立起来了。这不光是他的悲剧，也是我们整个政治文化的悲剧。 好了，我废话太多，反正路过看见这文章，随便聊两句。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历史这玩意儿，本来就不存在什么一锤定音的“铁证”。三份文件还不了清白，也定不了罪，它们只是历史长河里头的三块石头，你能摸到上面有棱角，可你看不见整条河。算了，不说了，越说越绕，反正就是那么回事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