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我是带着一肚子气看完这篇的。不是气文章，是气我自己居然从来没想过这层。你说的那个“去性化”的地方，我看到的时候直接愣了半天——原来当年胡适郭沫若他们捧娜拉，根本不是把她当女人看，是把她当个“会走路的反封建标语”用啊？这他妈就有点恶心人了。我刚翻了下许慧琦那本书的目录，还真没细看，但光是你转述的那段“娜拉的对立面本来是父权制，被偷换成封建制”这个说法，我就觉得够写八篇论文了。 我记起我大学时候上现代文学课，老师讲到《玩偶之家》，整个课堂都在那儿激动，说娜拉多么伟大，说中国新女性就是被娜拉唤醒的。当时我也跟着激动，还写了一篇作业夸胡适的《终身大事》，说田亚梅是中国娜拉。现在你告诉我，这压根不是一回事？胡适他们写的那些“娜拉”，根本就是披着女人皮的“新人”概念？我回去翻了我那篇作业，我居然还写了“田亚梅的反抗代表了五四新青年共同的心声”——你看，我自己也不自觉地用“共同”这个词，把性别问题抹过去了。这篇文章是真的把我脸打肿了。 还有你说“娜拉热”那阵子，大伙儿光顾着喊出走，没人问一句“出走后她吃什么”。鲁迅好歹写过那个演讲，说娜拉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算是泼了盆冷水。但问题是，鲁迅那个问法也没问到底啊——他问的是经济基础，他没有问“为什么她非得走到出走这一步”啊。我后来看《玩偶之家》原剧本，海尔茂那个傻逼平时对娜拉甜言蜜语，一口一个小鸟儿小松鼠的，结果一看伪造签名的事要曝光，立马翻脸骂她是伪君子、撒谎的罪人，还抢她孩子。等危机解除了，他又瞬间变脸，说什么“我原谅你了”。这他妈的叫什么事？娜拉不走才是见鬼了。可问题是，走了之后呢？她一个家庭妇女，出了门连银行取钱都不会（剧本里她还得靠克里斯蒂纳帮忙）——当然那是那个时代对女性没培训，但更关键的是，整个社会的结构就是围着“家”设计的，她这个“人”是嵌在妻子和母亲这两个位置里的。你把嵌件拔出来了，底座还在那儿，空着。所以出走这个动作，放哪儿都保不了命，苏联那边叫娜拉跑出来还得排队分房子呢。 不过我想说的不只是这个，我是想顺着这篇文章，往别处拐一下。文章里提到“娜拉在中国被男本位思想包裹”，这个我赞同，而且我觉得不只是中国，哪一个国家都是这样。就拿《玩偶之家》在欧洲的演出史来说，据说当年德国演出的时候，易卜生还被迫改了个结尾——娜拉走到门口又回头了，没出门。你敢信？一个号称自由主义先驱的国家，把一出反叛剧硬生生改成家庭伦理剧。后来我查了下资料，当时很多欧洲剧场都上演这个改版，理由是“女演员和观众都受不了那个开门的声音”。这你受得了吗？咱们在这儿争论娜拉走后怎么活，人家欧洲直接不让娜拉走。所以我看文章里说娜拉在中国被“挪用”，我倒觉得这是全球通用操作，只是方式不同。中国当时用她来反封建，欧洲用她来添堵，美国后来用她来拍电影搞成浪漫爱情故事……反正就是没有谁真把娜拉当成一个活生生的、有欲望有恐惧的女人来看。 讲到这儿我想到另一件事。文章里有一句特别扎心的话——“社会高悬娜拉精神时，女性处境并未如想象中的随之改善”。这句话我太有体会了。我前年参加过一个读书会，主题就是“现代女性向左还是向右”之类的。当时有个男生，特别激昂地说，当代女性就要学娜拉，要有出走的勇气，要敢于打破现状。旁边好几个男生跟着鼓掌。然后一个女生忍不住了，说：“好，那我明天出走，从你家客厅走到我娘家，房贷你来还？”全场都笑了。那个男生还一脸无辜说“我没说不帮”，但他那表情你们没见着，就是很局促，很不耐烦，好像觉得女生怎么这么不懂浪漫。你看，这就是问题——有些男的，一边欣赏娜拉的姿态，一边当海尔茂当得很顺手。他们对“出走”的想象是文学性的、符号化的，他们根本没法理解出走的代价是什么，因为他们的身体不会为这个代价买单。 再往深里说，我觉得文章虽然批判了男本位思想，但有一层它没完全揭穿——娜拉这个形象本身，其实就是男人发明出来的。你想想，易卜生是男的，写这个戏是为了表达社会对个体的压迫，但他挑了一个女性故事来承载这个主题。这个“挑”本身就很有意思。为什么一个关于个体自由的故事，需要在女人身上演？因为女人在家庭中被压迫得最惨，最有戏剧效果。对吧。可这么一来，娜拉这个角色实际上是被创造出来服务于一个男性叙事者的批判意图的。她的性格、她的转变，都是编剧为了他的观点服务的。关键是，易卜生本人算是有良心的，他还给了娜拉精彩的台词，让她说出自己首先是“一个人”而不是“妻子和母亲”。但你仔细品，这句台词不也是替男人说话吗？因为当时好多男人觉得自己首先是一个人，而女人首先是个娘们儿。娜拉说出来，是把男人的自由宣言硬套在女人嘴上，看起来是觉醒，实际上是挪用啊。 我说这个不是要否定娜拉，更不是要否定易卜生。我是觉得，咱们得承认这事的复杂性：娜拉这个东西，从头到尾都存在一个“代言”的毛病。被男人写出来，被男人传播，被男人用来敲打旧制度，最后又变成新制度的砖头。文章里讲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怎么用她，但没说五四的女知识分子是怎么接收她的。我当时看许慧琦书的简介的时候，最有兴趣的就是她提到那种“双重束缚”——一方面你要做新女性，要出走；另一方面旧社会要求你贤良淑德。这俩夹一起，怎么活？我就想起我妈。她年轻时候还真幻想过离家出走，但她后来跟我说，她最远就是去县城兜了一圈，晚上就回来了，因为兜里只有二十块钱，怕第二天没地方睡。她说这话的时候是笑着讲的，但我心里特别难受。你要让她学娜拉，怎么学？娜拉出门还有闺蜜帮忙，我妈出门连个小旅馆都住不起。 还有那个“双重枷锁”的问题，文章里提了一句但没展开，我试着展开一下。现在网上一堆自媒体天天喊“女性要独立”，朋友圈转《出走的决心》的人比谁都积极，但你看评论区，照样一群男的在那说“这女人就是不知足”“她老公再怎么说也是她选的”。这就是两头堵。你待在家里吧，说你是附属品，是金丝雀；你走出去吧，说你抛夫弃子，是作精。所以女性的处境根本不是“要不要学娜拉”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评判系统就没统一过。你做了任何选择，都会有人拿一套标准来打你——而那套标准正好是跟你的选择相矛盾的。这不就是文章里说的“以男本位思想为中心”吗？因为权力在哪儿，标准就在哪儿。娜拉在权力眼里是个工具，她怎么动都是错的，除非她乖乖回去当小鸟儿。 我还想吐槽一个点，就是文章里提到的“当代娜拉”苏敏。我看了她的视频，说实话挺佩服她的，六十岁，终于决定为自己活。但你们有没有发现，媒体夸她的时候，特别喜欢用“勇气”这个词？“太勇敢了”“了不起”——好像一个女人为自己活一把，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你换成男的试试？一个六十岁的男人开车自驾游，媒体会怎么报道？顶多说一句“老当益壮”，绝对不会上升到“出走”“觉醒”“解放”这种级别。因为男人出门天经地义，女人出门就得挂上“娜拉”的标签才能被理解。这就是文章说的“固定喻体”——你不这么称呼她，你就没法描述她。她的行为本身不够格吗？非得扯上易卜生才显得崇高？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种隐形的贬低，就像很多年前说“女博士都是第三种人”一样，要通过特殊标签来把她们归类。 再说远一点。文章提到五四时期娜拉被当作“新人”理想，这个我是完全认同的。但我觉得作者还是太客气了。什么叫“新人”？新人是相对于旧人来说的。旧人是被封建礼教捆绑的人，新人就是挣脱捆绑的人。问题是，这个“新”字底下，其实还藏着一个“人”的标准，而这个标准默认是男的。你去看当时那些“娜拉型”的女主角，她们出走后干什么了？有的参加革命了，有的恋爱自由了，有的上学堂了——但她们的目标，都是变成和男人一样的主体。这没错，但这里面有个陷阱：女人的觉醒必须通过模仿男人的行动来证明。你不能待在家里写诗，不能一边带孩子一边思考哲学，那不算觉醒。你必须“走出门”，必须“行动”，必须“斗争”。这样一来，女人的自主性其实是再次被剥夺了——她们不是为了自己而活，而是为了证明“我也能做男人做的事”而活。文章里讲的“配合男性叙事”，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娜拉被拉来当标杆，标杆的标准都是男人定的。 最后我说句大实话，这篇文章写得好，好在它揭了老底。但它也有个毛病，就是太学术了，太干净了，没有什么脏话，也没把人骂疼。我倒是觉得，娜拉这出戏最讽刺的地方在结尾——娜拉“砰”的一声关上门走了。但现实中，很多女人连那扇门都找不着，甚至不知道自己住在哪儿。你喊一百句娜拉精神，不如给人一间自己的房间。反正我看完这文章，是决定把许慧琦那本买来读读了。不为别的，就为了搞清楚，那个“砰”的一声，到底是谁在替她敲的。😅 哦对了，还有个小细节让我乐了半天——文章标题叫《“娜拉在中国”》，这书名就带着引号的漫游感。你再看那些被叫娜拉的当代女性，苏敏也好，电影里的李红也好，哪个不是被媒体塞进这个引号里？她们的人生被截取一段，套上“出走”的标签，然后在互联网上传一圈，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真正关掉这些符号，她们要面对的还是每天油盐酱醋、车贷房贷。娜拉在中国被消费，从来就是这样的，一百年前是这样，一百年后还是。只不过一百年前是铅字，现在是流量。😤 写太多了，手都酸了。反正说到底，我不反对娜拉，我反对的是把娜拉当万能钥匙的人。就像文章说的，她本来的对立面是父权制，你非要拿她来开封建制的锁，开完锁又把她扔回抽屉里。这不就是个工具人嘛。行了，就说这么多，我得去劝我妈别光看朋友圈了，自己开车出去转转。反正现在她有车了，不用学娜拉，她学她自己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