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多看历史书（注意不是中学历史课本那种！）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所罗门王**2.** 母弱出商贾，父强做侍郎；族望留原籍，家贫走他乡。**3.** 不要听一个男人讲政治，要听他怎么讲女人，那才是他真实的政治观；不要听一个女人讲男人，要听她讲政治，那才是她真实的情感观。**4.** 谁控制媒体，谁就控制思想。**5.** 当你一天赚到你以前一个月甚至半年的工资后，你就会发现通过勤劳根本发不了财，它只能解决温饱，发大财是靠脑子、眼光和机遇。**6.** 穷人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指望富人能够说好听的话、说动听的语言，其实当富人开始说娓娓动听的话的时候，他就开始收割你了。**7.** 钱流向了有钱、爱钱的人，苦流向了能吃苦的人。**8.** 时间不是省出来的，而是，明确自己想要的生活，会对生活、工作、人际关系做减法后，才会拥有时间上的自由。**9.** 当你越来越专注自身的时候，不断的精进你就会变得越来越清醒，整个人的气运，会进入一种排毒状态，在长达一两年的时间内，你会攀援到一个新台阶，会和很多人告别，会刹那间想通很多事情。**10.** 人生下来的时候只是无知，但并不愚蠢，愚蠢是后来的教育造成的。**11.** 我对会说话情商高的人一律提高警觉。人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花太多心思做人，就不可能花心思做事。**12.** 最可怕的是，书籍里教我们要做个好人，原谅别人，这样会有福报，有好运。但人性经不起考验，你的让步和轻易原谅，会让小人以为你怕他，进一步得寸进尺。**13.** 普通人的认知特点就是：对于他理解不了的复杂局面，很快就会退回舒适的道德判断上。"他们都是不讲道义的恶人！"这就让他们心满意足了。**14.** 从商五十年的前辈说，我做生意，就三点：（1）跟人合作的时候，把自己的能力往小里说。（2）单子谈成了，无论利大利小，都要给介绍业务的人分钱。（3）所有的真朋友，都是利益捆绑的，而不是聊天聊出来的。**15.** 有人向肉里注水，你义愤填膺，恨不得杀了他。有人往你脑子里注水，你却千恩万谢、感恩戴德。**16.** 该不该力争第一？力争第一，得了第二也是失败；力争前十，得了第九也是成功。**17.** 在公司中，在朋友圈中，在一群人中，如果你看不出谁最笨，看不出谁最容易被欺负，那么这个最笨的人、最容易受欺负的人，就绝对是你。**18.** 为什么战争每隔几十年就要爆发一次，因为和平久了，人们会浪漫化战争。实际上，乱世一来，99%的人都是填沟壑的。**19.** 对于那些不太合群的，但说话逻辑非常清晰，做事从不优柔寡断的人，我建议你要深交。这类人很清楚自己要什么，应该做什么，他们有自己的目标，自己的想法，未来绝对会成就一番事业。**20.** 建议所有畏手畏脚的人，反复阅读这句话：所有人的看法和评价都是暂时的，只有自己的经历和成绩是伴随一生的。几乎所有的担忧和畏惧，都是来源于自己的想象，只有你真的去做了，才会发现有多快乐。**21.** 有人冲到我们的草原，抢夺我们的牛马，抢夺我们的羊羔。我们拼命反抗，因为我们知道他是强盗，抢我小羊的强盗。有人在电脑前拨动了几个数字，宣布了几项政策。造成了数以十万亿的财富移动，造成了少数人的繁荣，多数人的贫穷，我们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如果我们不懂经济、不懂金融。我们只知道日子是很苦很苦的，却从来不明白为什么。**22.** 人最怕的是啥？是瞎折腾看不清自己的定位，不会利用自己的优势，明明在很多方面都有别人一代人无法匹及的资源，却偏偏要搞革新，玩跨界，玩白手起家，最后输得精光。聪明人虽然相信"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的概率，但他们不会拿全部资产去梭哈，只是依托于现状先追求稳定，以他们数代人形成的资源人脉信息积累护城河，只要不瞎折腾，99.99%稳赢。**23.** 个小不拉架，人穷不说理，没钱不入众，言轻莫劝人，力微不负重，遭难莫寻亲，苦尽甘来时，再讲来时路。**24.** 很多事情，可以骗你先上船，等你上了船，发现原来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你已经交了投名状，再退回去也已经没有路了。**25.** 当你的实力还不足以碾压对方的时候，那么就会有人和你竞争、和你闹矛盾，反过来看，竞争和矛盾只会出现在实力不相上下的人或团体中。 ---
如何建成一座高考工厂？：衡水教育集团扩张史
编者按：今年年初，编辑部发表了关于衡水制教育制度及衡中本身的调研倡议，尽管很快就因为不明原因（笑）被举报下架，但对其的调研、讨论与征集却仍然在继续。前几期我们发布了关于衡中的调研，本期是一篇总结性的文章，回顾了这个高考“超级工厂”是如何成长为如今的规模的。引言： “衡水神话”的重构 在当代中国基础教育的演进历程中，“衡水模式”无疑是最具争议、影响最为深远且牵涉利益最为复杂的教育现象之一。发轫于河北省衡水市这一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的衡水中学，凭借极高的重点大学升学率，不仅完成了从地方普通中学向省级“超级中学”的蜕变，更在此后的十余年间，跨越了公办与民办的体制边界，与各类商业资本、地方官僚深度媾和，演化为一个庞大的跨区域教育资本帝国——“衡水集团” 。然而，仅仅将衡水中学视为一个应试教育的极端案例，或是一个单纯的商业扩张神话，都无法触及这一现象的本质。衡水模式的内核，是一场在特定历史时期下，地方官僚体系、房地产实体资本、跨国金融资本与教育管理层共同合谋的政治-“文化”资本交易。在这一过程中，公办教育资源的公共性被系统性地剥离，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即惊人的升学率与名校光环）被转化为可在市场上流通与套现的经济资本，最终导致了区域教育生态的严重破坏与教育内卷的无限加剧 。该如何看待衡水中学，或者说，该如何去理解衡水“模式”的出现？衡水模式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义务教育体制的寡头化下的一种组织模式。在表面上，人们喜闻乐见的评论是，衡水模式破坏了所谓义务教育的公平性，而实际上，如果我们将教育体制看成是一种资本主义市场的一个亚系统，那么这种对于公平性的破坏，实际上就是一种资本主义义务教育系统中的寡头化的特质，——它破坏了教育的公平，——然后呢？中国的义务教育，现如今看来，其教育/生产模式实际上已经有了一个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前提：它就像追逐利润一样追逐升学率，——衡水中学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义务教育在逻辑的悖论中不断前行的产物，就像资本主义产生了自己的寡头化癌症一样，义务教育也产生了衡水模式。而支持这种教育寡头化再生产的底层配置，实际上就是衡水集团本身的资本积累。衡水中学的资本——文化场域（一） 资本的形态与转换布迪厄将资本区分为三种基本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其中，文化资本又可分为具体化的（如教养与学识）、客观化的（如书籍与仪器）以及制度化的（如学历与考试分数）三种形式。衡水中学在早期通过极端刻苦的训练，在国家统一的高考场域中垄断了大量的“制度化文化资本”（即清华、北大等顶尖高校的录取名额） 。然而，文化资本的积累并非最终目的。衡水模式的核心秘密在于其成功打通了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与政治资本转换的隐秘通道。高升学率这一文化资本，首先转化为耀眼的“符号资本”（即社会的普遍认可与崇拜），随后，这种符号资本被地方政府与商业集团迅速捕获。地方政府借此招商引资、推高地价并获取政绩（政治资本）；商业集团则通过“特许经营”、高额学费与学区房溢价，将符号资本直接套现为巨额的经济利润 。场域的破坏与重构教育场域原本应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其运作逻辑应区别于纯粹的市场经济逻辑。然而，衡水集团的扩张彻底打破了这一界限。通过引入外部资本，衡水集团将市场场域的逐利原则与丛林法则强行植入基础教育场域。在这个异化的场域中，各地的县域中学原本处于相对均衡的生态位，但衡水系分校如同拥有雄厚资本与政策特权的“掠食者”，通过高薪挖角与高额奖学金“掐尖”，迅速摧毁了原有的场域平衡，形成了赢者通吃的超级垄断局面 。底层文化资本“惯习”是布迪厄理论的另一核心，指个体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长期潜移默化形成的性情倾向与行为模式。衡水模式对学生实施了极度严苛的全景敞视化规训，试图重塑学生的惯习，使其成为高度适应考试机器的单向度个体。学术界曾有争论，试图用“底层文化资本”这一概念来解释衡水中学中底层子弟通过坚忍不拔的意志获得成功的现象，认为这是一种对底层生命能量的肯定 。然而，从布迪厄的批判视角来看，“底层文化资本”的概念在此处暴露了极大的矛盾性。这种对痛苦与隐忍的浪漫化赞美，恰恰掩盖了资本与制度的符号暴力 。学校体制与背后的商业资本不仅没有消除阶级偏见，反而利用了底层对于向上流动的极度焦虑，将这种“不甘被放逐”的生命意志转化为驱动资本扩张的廉价燃料 。衡水模式扩张史衡水集团的形成与扩张并非偶发事件，而是深刻映射了中国基础教育政策变迁与资本介入教育领域的历史脉络。从历时性角度考察，衡水模式的演进可划分为三个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资本形态的升级与政商互动模式的演变。（一） 原始积累期（1992-2012）：衡水中学的发轫始于体制内官僚体系的行政力量推动。成立于1951年的衡水中学，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发展平平，在20世纪90年代初甚至面临着教师队伍涣散、学生纪律混乱、升学率极低的严峻困境 。转折点出现在1992年，李金池被地方政府任命为衡水中学校长，正式开启了“衡水模式”的初代构建 。在这一阶段，衡水中学尚未引入外部商业资本，其核心战略是通过极度压榨师生的时间和精力，在体制内实现应试效率的突围。李金池提出并实施了包括“题海战术”、“激情教育”、全封闭管理与精细到分钟的量化考核等一系列规训措施 。这种将工厂泰勒制管理完美移植到教育场域的做法，在短时间内催生了应试效率的极大提升。1995年，衡水中学夺得衡水地区升学率第一名；2000年，其全面超越了石家庄二中等老牌名校，成为河北省的高考冠军，并在此后长期霸占该位置，确立了其不可撼动的“文化资本”霸权 。在这一时期，衡水中学的资本形态仍局限于文化资本与象征性的符号资本范畴。然而，这一时期所确立的“升学神话”，为日后的权力寻租与资本变现奠定了坚实的符号基础。作为对文化资本积累的丰厚回报，李金池等教育管理官僚获得了显著的政治资本，顺利升任衡水市教育局局长，完成了从教育管理者向地方高级官僚的身份跃迁 。（二） 资本联姻期（2013-2016）如果说李金池时代完成了文化资本的原始积累，那么在2004年张文茂接替成为衡水中学校长后，衡水模式则进入了极具扩张性的资本化变现阶段 。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是利用国家为弥补教育经费不足而允许的“公办民助”或“公参民”政策空间，打通了公立优质教育资源向民办私有资本无偿或低价输送的隐秘暗道。这一扩张始于2006年省内的初步尝试，公办民助性质的滏阳中学成为第一个被纳入衡中版图的试验田，因其不受户籍限制，迅速成为河北全省家长的热门选择 。但真正的资本质变发生于2013年。2013年2月，衡水中学（公办）与河北泰华锦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泰华集团）正式签署合作办学框架协议，泰华公司投资高达9亿余元，在衡水市滨湖新区高起点、高标准地投建了民办性质的“衡水第一中学” 。2014年8月，衡水第一中学正式落成并投入使用 。在这一结构中，衡水中学作为公办省级示范性高中，输出其积累十余年的无形资产——品牌、管理、师资队伍与教学研究成果；而泰华集团等房地产资本则提供土地使用权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国土资源部官网数据明确显示，衡水第一中学的土地使用权人实为泰华公司旗下的全资子公司“衡水华瑞投资有限公司” 。通过“两校一长”的违规制度安排（张文茂同时担任公办河北衡水中学与民办衡水第一中学的校长），公办体系内由国家财政供养的优质骨干教师与教研机密，被名正言顺、源源不断地输送至民办的衡水第一中学 。民办高中的身份为衡水中学彻底打破了公办学校严苛的招生地域与收费标准限制，使其得以在河北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肆无忌惮地“掐尖”优质生源，并收取高额学费 。这种公私边界的刻意模糊与管理层的双重身份，本质上是一场利用公权力进行体制内资源体外循环的盛宴，完成了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直接转化。（三） 狂飙突进期（2017-2022）自2014年起，在资本逐利本性（对无尽增长的渴望）的驱使下，衡水集团打破了省域藩篱，开启了疯狂的跨省加盟、特许经营与资本证券化之路。在张文茂的高频站台与全力推动下，衡水中学的分校遍布云南、四川、新疆、河南、山西、浙江、广东等十余个省份 。据不完全统计，仅揭牌过的分校就至少达到21所（其中直接冠名衡中分校13所，冠名衡水一中分校8所） 。这一阶段，衡水模式不仅与地方房地产商深度结合，更孵化出了高度组织化、专业化的跨区域教育投资集团。以云南长水教育集团（其境外上市主体演变为第一高中教育集团 First High-School Education Group, 简称FHS）为例，其创始人张韶维于2014年搭上了衡水中学的快车，合作创办了云南衡水实验中学 。凭借衡水品牌，该集团迅速在昆明市内的呈贡、宜良、西山等地，以及云南省的曲靖、玉溪、文山、昭通、西双版纳等多个地市州展开了疯狂的“再繁殖” 。2021年3月11日，第一高中教育集团（FHS）迎来了其资本扩张的顶点——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募资达7500万美元，发行价定为10美元 。尽管衡水中学官方随后在舆论重压下发布辟谣声明，试图撇清与上市集团的直接股权关系，但FHS集团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的官方招股书却无可辩驳地揭示了两者之间的深度利益依附 。至此，衡水模式走到了资本化扩张的最高形态，实现了从一个地方公办中学的文化符号，向跨国资本市场金融资产的终极跳跃。衡水集团的资本构成衡水集团的扩张并非依靠单一的财政拨款或民间捐赠，其资本网络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层级结构与多元化特征。剖析其资本构成，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利益集团是如何在“教育”这把大伞下，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合谋。（一） 实体经济资本的注入：房地产商的“学区房”逻辑与土地增值溢价房地产资本是衡水模式扩张最为重要的早期输血者与最大受益者之一。在衡水模式走向全国的过程中，大量的加盟分校背后都站着当地实力雄厚的房地产开发商。正如上表所示，房地产资本介入教育的根本动机并非出于对教育事业的纯粹热忱，而是一场精密的财务算计。通过引入衡水中学这一顶级的“文化符号资本”，荒地或偏远郊区被迅速重塑为教育高地，周边的土地价值与房地产项目售价随之水涨船高。在这一交易中，教育完全沦为了推高地价与房价的催化剂和房地产营销的配套服务。（二） 专业教育集团的品牌变现除了房地产商，另一股主导力量是高度商业化的教育投资集团，如保定的贺阳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广州高新教育集团以及第一高中教育集团（FHS） 。这些集团是衡水模式真正的操作盘手，他们与衡水一中或张文茂本人达成协议，获取品牌授权，随后在各地圈地建校。这些教育集团的盈利模式简单粗暴且极其有效：利用衡水中学长期渲染的升学焦虑与名校崇拜，向极度渴望改变命运的学生家庭收取远高于当地公办学校乃至一般民办学校的学费。以在美上市的第一高中教育集团（长水教育集团）为例，其向SEC披露的财务数据撕破了衡水模式“平民教育”的面纱，展现了其惊人的财富攫取能力：数据冷酷地表明，“衡水神话”的跨区域复制，本质上是对中产及以上家庭经济资本的系统性收割。所谓“底层子弟的希望”，在两万余元的高昂复读学费面前，沦为了一句虚伪的营销口号。（三） 金融资本为了能够让这套教育资本机器在国际资本市场上顺利变现，衡水集团的运营者们设计了极其复杂且游走于法律边缘的海外架构。根据第一高中教育集团（FHS）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F-1和20-F年度报告（Form 20-F），该集团为了规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关于“义务教育阶段不得设立营利性民办学校”以及对外资准入的严格限制，采用了一套经典的VIE（可变利益实体，Variable Interest Entity）架构 。通过这套精妙的VIE架构，大量的中国学生家庭缴纳的学费，在扣除必要的办学成本后，化作源源不断的利润，穿透重重国界，最终落入了华尔街投资者和集团高管的口袋 。在此过程中，许多学校（如曲靖衡水实验中学、新平衡水实验中学等）虽然在国内民政局注册为“非营利性私人学校”（Non-profit private schools），理应将所有收入用于学校后续发展，但实际上却通过关联交易和独家服务协议，向境外输送经济利益 。FHS集团在招股书的风险提示章节（Risk Factors）中，罕见且直白地承认了这种基于“符号资本”特许经营权的脆弱性与法律风险。招股书明确指出，集团业务高度依赖与“河北衡水中学”的合作协议；如果衡水中学终止合作，或者发生任何不可预见的事件导致合作破裂，集团旗下相关学校将被迫更改名称（失去品牌溢价），无法继续从衡水中学横向招募高质量的教师（失去核心师资），从而对集团的整体教学质量、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且不利的毁灭性影响 。这一供认不讳的官方声明，彻底坐实了所谓的“分校”，不过是借用公办名校招牌进行资本套利的空壳，其自身并不具备独立的教育生产力。官僚-学校的互动逻辑布迪厄认为，国家不仅仅是一个统治机构，更是各种资本进行斗争的最高级场域，它掌握着元资本（Meta-capital），能够赋予其他资本以合法性。衡水集团之所以能够在一路狂飙中获得无数绿灯，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成功地将自身的利益与地方政府的政治诉求进行了深度捆绑，形成了一套稳固的官僚-学校互动机制与资本交易网络。（一） 地方政府的政绩诉求与“BOT”外包模式在当下中国，随着教育资源的过度集中与“超级中学”的崛起，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及县域层面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教育生态恶化问题。优质生源与优秀教师大量流失，导致许多地方的高考升学率常年低迷，甚至陷入县域高中“塌陷”的绝境 。对于地方主政官员而言，教育质量的滑坡不仅面临着巨大的民间怨气，更直接影响其政绩考核与政治晋升。为了迅速扭转这一被动局面，地方官僚在政绩冲动的驱使下，采取了一种类似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BOT（建设-经营-移交）模式”来外包基础教育 。在这一模式下，地方政府大开绿灯，免费或以极低廉的价格提供大面积的建设用地，甚至直接腾出现成的公办校园设施，引入外部商业资本（如房地产商或教育集团）负责基建与日常重资产运营；同时，通过官方牵线搭桥，引入衡水中学输出品牌、管理体系与骨干师资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政治买卖。首先，它极大地减轻了地方财政直接投资基础教育的资金压力；其次，衡水模式凭借其强大的威慑力与管理手段，能够产生立竿见影的“鲶鱼效应”，在短期内阻断本地优质生源的外流，甚至吸引外地生源回流，从而在现任官员的任期内，迅速打造出几篇考入清华、北大的亮眼战报。这些耀眼的升学数据作为制度化的文化资本，被地方官员精准地转化为自身履历表上熠熠生辉的政治资本，为其职务晋升铺平道路。更为露骨的是，在一些开发区，引进衡水分校直接被定义为“招商引资”的重要配套工程，旨在为引进的高管与企业家解决子女就学问题，使得教育彻底沦为服务于地方GDP增长的工具 。（二）体制内权力的体外寻租在这一庞大复杂的政商交易网络中，原衡水中学校长张文茂扮演了不可替代的核心枢纽角色。他不仅是教育家，更是精通资本与政治运作的高级操盘手。作为体制内的公办中学校长，张文茂拥有着极高的行政荣誉、政治光环与社会威望；而与此同时，他又长期兼任民营性质的衡水第一中学的校长 。这种被外界戏称为“两校一长”的混合身份，为体制内属于国家与公共属性的教育资源变相私有化、资本化，提供了一把绝佳的合法性保护伞。在张文茂的主导与默许下，公办河北衡水中学最核心的资产——经过多年沉淀的优秀教师队伍、极具针对性的内部教学资料、高效严密的管理经验——被源源不断地输送给民办的衡水一中以及遍布全国的加盟分校 。张文茂本人更是常年处于高强度的“走穴”状态，频繁穿梭于全国各大省市，为各类“衡水实验中学”的分校挂牌仪式站台背书，并四处受聘担任名誉校长或首席教育顾问 。例如，在保定贺阳教育集团斥资兴建的兰州新区贺阳高级中学中，其不仅并未直接使用衡水字眼以规避监管，反而将张文茂的名字赫然挂在现任领导班子的第一位，职位标明为“贺阳教育集团基础教育部顾问”，将其作为招揽生源的“秘密武器” 。长水教育集团高级副总裁桑海勇、副总裁丁业胜等核心高管，均曾是河北衡水中学的名师，在第一高中教育集团（FHS）赴美上市后，他们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了千万美元级别的股东名单之中 。这种公办学校核心管理层与骨干力量在民办资本网络中的深度游走与交叉持股，本质上是一种极其隐蔽的权力寻租。公立优质教育资源原本属于全社会的公共物品，理应为普罗大众服务，却在“名校办民校”的幌子下，被管理阶层私相授受，转化为教育商业集团在资本市场上攫取暴利、推高股价的核心筹码。这正是中国基础教育领域公私边界模糊、监管套利被发挥到极致的典型表征。（三） 浙江平湖事件衡水模式的跨省输出并非在所有地方都畅通无阻。当其试图入侵东南沿海经济发达、教育理念相对前卫的省份时，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剧烈的文化冲突与行政博弈。2017年爆发的“衡水中学进驻浙江平湖事件”，便是一个最具隐喻性与剖析价值的典型案例。2017年3月，衡水第一中学平湖学校在浙江省嘉兴市下辖的平湖市乍浦高级中学基础上高调揭牌 。该校的资本结构同样复杂，属于典型的“名校办民校”合作模式：平湖市乍浦高级中学（地方公办机构）提供现成的教学场所及校舍，广州高新集团提供资金支持，而衡水第一中学则负责输出品牌、管理、师资和应试文化 。嘉兴港区社会发展局教育科官员坦言，引进该校是为了优化教育资源，吸引招商引资人才，让企业家安心 。为了在最短时间内打响知名度并掠夺浙江省内的优质生源，平湖衡中祭出了一项极具震撼力与破坏性的“重金悬赏”招生政策：对在本校高中毕业后考取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学生，每人一次性重奖人民币50万元；在全国性、省级学科竞赛中获得一等奖的学生，每次分别给予5000元至3万元不等的现金奖励 。同时，为了抢夺先机，该校法人代表、执行董事肖家兴无视浙江省教育厅关于中考结束后统一招生的红线规定，要求提前招收的90名初三学生在4月15日便提前到校报到入读 。这一极具侵略性的扩张行径，犹如将一条凶猛的食人鱼扔进了相对平静的池塘，瞬间激怒了浙江教育界，并引发了全国性的舆论哗然 。浙江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方红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平湖衡中展开了毫不留情的严厉抨击，其措辞之严厉在官方语境中实属罕见。方红峰明确指出，平湖衡中4月15日提前让学生报到的做法严重违背了省教育厅制定的《完善初中毕业升学考试与改革普通高中招生的指导意见》，涉嫌严重的违规招生 。更深层次地，方红峰将矛头直指衡水模式的意识形态内核，他严辞定性：“这所学校是应试教育的典型，眼睛里只有分数没有人，跟我们浙江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理念不符合，我们浙江不需要。” 。方红峰的表态在朋友圈获得了大量浙江教育界人士的点赞，有评论尖锐地指出，这种建立在违规招生与生源掠夺基础上的学校，是一种依靠悬赏招生的“假优质学校”，河北大地之所以“寸草不生”、唯独衡中一枝独秀，绝不是什么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规律，而是彻头彻尾的掠夺与寄生 。面对巨大的社会反弹与舆论危机，平湖衡中执行董事肖家兴只能在微信上感慨“舆论太激烈了，请让我们缓冲一下”，并试图保持低调 。2017年4月11日，杭州市专门召开了名校校长关于“衡水中学现象”研讨会，杭州学军中学校长陈萍忧虑地表示，浙江反对的不仅是一所学校，而是忧虑一种极端教育模式与学校文化对浙江教育生态的长远危害 。同日，浙江省教育厅主要领导以罕见的高规格，直接约谈了嘉兴市、平湖市政府的分管领导，责令两地政府必须作为责任主体，对平湖衡中涉嫌违规招生的行为进行彻底调查；随后，平湖衡中的违规招生被强行叫停，其提前招收的90名初中生被全部遣送回原籍学校 。这场激烈的冲突表面上看似是“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两种抽象理念的辩论，但在布迪厄的社会学纵深层面，实则是两种不同教育场域运作逻辑与不同层级资本之间的剧烈冲撞。浙江作为东部经济高度发达的省份，其原有的教育生态已经形成了一种注重综合素养、鼓励创新与文化资本自然、长效积累的场域逻辑；而平湖市地方政府与外来资本则试图通过引入衡水模式这一充满野蛮生长气息的“破坏者”，通过短平快的暴力应试与金钱悬赏，打破现有的阶层与利益格局以谋求局部的政绩突围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强势干预与叫停，不仅是对行政规章的维护，更是对破坏区域基础教育生态、实施掠夺式办学行为的强力国家纠偏。底层文化资本的破产任何社会空间都是各个行动者为了争夺特定形式的稀缺资本而进行激烈斗争的结构性力场。衡水集团凭借其与地方政府在暗中合谋建立的法外特权地位，通过滥用“公参民”的制度漏洞，在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的基础教育场域中发动了一场惨烈的非对称战争。衡水第一中学等“超级中学”通过涉嫌违规的提前跨区域招生、高达数十万的巨额奖学金恶意悬赏等破坏性手段，如同抽水机一般肆无忌惮地“掐尖”掠夺各地最为拔尖的初中毕业生生源与最富经验的优秀教师骨干 。这种缺乏底线的市场化行为，不仅瞬间摧毁了原有区域教育生态的平衡，更导致了极其惨烈的“虹吸效应”。大量原本支撑着地方教育基座的县域中学，由于优质生源与核心师资的快速失血，陷入了升学率下滑、家长不信任、生源进一步流失的恶性循环，最终使得这些县域高中在残酷的高考竞争格局中被彻底边缘化，引发了令人痛心的中国地方县域教育全面“塌陷”的深重危机 。更令人感到绝望的是，当衡水模式在逐利资本的推波助澜下，在全国各省份被海量复制时，它并不能增加顶尖高校的总体录取名额（因为清华、北大等985高校在各个省份的招生计划配额是相对固定的、零和的）。它唯一做到的，是强行、无限度地推高了所有参与者的高考竞争及格线与付出成本，制造了教育体系内部极其严重的“内卷化”。为了争夺那几个固定的名额，数以百万计的学生家庭被迫付出了成倍的时间精力、牺牲了身心健康，并上缴了极为高昂的学费作为资本过路费。最终，除了肥了少数教育集团的腰包与成全了个别官僚的政绩，整个社会的教育获得感并未增加。教育不仅失去了促进社会公平、实现阶层阶梯的核心功能，反而异化为一场毫无意义、相互碾压的零和博弈与资本消耗战。衡水模式的宣导者与利益相关方，长期以来通过精心包装的话术，将自己打扮成拯救平民子弟、帮助底层群体逆天改命的救世主。他们声称，只有通过这种抛弃一切尊严与休息时间的极端应试集中营式训练，才能帮助缺乏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农村学生及底层阶层打破阶级固化，获得进入国家精英大学的一线生机。这种带有悲情色彩的意识形态话语，成功地为衡水中学及其分校体系确立了不容置疑的合法性与极高的道德高地，让任何对其残酷性的指责都显得像是不懂底层疾苦的“何不食肉糜”。然而，冰冷的财务数据与残酷的社会事实，无情地戳破了这层幻象。随着衡水模式在跨省扩张中走向深度资本化，入读这些被冠以“实验中学”名号的所谓平民救星学校的门槛早已高不可攀。正如第一高中教育集团的招股书所披露，高达每年一万至两万三千余元人民币的昂贵学费（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了中国中西部地区许多普通家庭的全年可支配收入），犹如一道无形但坚不可摧的柏林墙，早已将那些真正急需教育改变命运的底层贫困家庭彻底拒之门外 。在这种隐蔽但极为严苛的阶层经济筛选中，衡水教育集团实则服务于那些具备一定经济资本累积、但缺乏在一线城市获取优质体制内教育资源的中产及以上阶层。金融资本与地方官僚以“帮助底层翻身、实现教育公平”作为冠冕堂皇的意识形态遮羞布，实则在资本市场上进行着最冷酷无情的商业收割。而真正的社会弱势群体与底层子弟，不仅彻底失去了进入名校的机会，其原本赖以生存的县域中学的衰败与塌陷，更让他们在基础教育场域的最底层彻底沉沦，再无翻身之日。此外，即使那些看起来有幸避免了资本化的衡水集团的中产阶级们，他们也可以通过更多的“盘外招”如高考移民选择更轻松的升学方式。至于那些被脚下土地深深绑定的平常人，在“主的羊群”中获得的不是安济，反而是某种猛然觉察到的幻灭感。
Who is Next：同济通报之后，谁来为失真的数据负责
同济大学5月6日通报确认，涉《Nature》论文《Human HDAC6 senses valine abundancy to regulate DNA damage》中的14张图表存在不同层级问题；王某被免院长、降岗两级并停资格24个月，金某某被解聘。此案之所以迅速进入公共议程，关键在于“耿同学”把PubPeer上的零散疑点、补充数据中的统计异常和图像比对，形成可追问的证据链，后续饶老师的质疑更是让事件迅速发酵。Who is Next？留意耿同学动态的人可能知道，某些人可能已经在瑟瑟发抖了。但是真正该追问的，不应是“下一个会被谁打假”，而应是“下一个愿不愿在风暴来临前，把原始数据和责任链条先做扎实的机构是谁”。到2026年5月6日为止，这篇论文公开可见的期刊状态仍是“2025年作者更正+2026年编辑提示”，尚未出现撤稿或新的正式更正；而比论文去留更紧迫的，是如何让下一次质疑不必再依赖“偶遇一个会做比对、敢发声的耿同学”，亦或是文章被一删再删的饶老师。这篇论文最早于2024年11月20日在线发表，进入《Nature》2025年1月2日卷期；同济5月6日通报则将其表述为“2025年1月在《自然》期刊正式发表”。论文主题是“人类HDAC6感知缬氨酸丰度并调控DNA损伤”，并宣称提示“缬氨酸限制饮食+PARP抑制剂”的潜在抗癌路径。2025年7月25日，期刊曾因图像准备错误发布作者更正；到2026年4月23日，原文页面又新增编辑提示，提醒读者该文数据可靠性已受到质疑，后续将视调查结果决定是否采取进一步编辑行动。同济5月6日通报：受质疑论文为《Human HDAC6 senses valine abundancy to regulate DNA damage》；论文第一作者金某某为同济高等研究院研究员，通讯作者王某为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经“查验实验数据、访谈相关人员”等程序，学校确认被质疑的14张图表所涉实验和数据均由金某某完成和提供。其中，10张图表涉及γH2AX免疫荧光染色实验，在获取和处理数据时“未对免疫荧光染色样本的总细胞数和γH2AX阳性细胞数进行客观计数”，校方直接定性为“存在学术不端行为”；1张图表涉及一只小鼠体重末位数字为“0”，被认定为“记录方式不规范”；另有3张图表涉及免疫印迹与斑点免疫杂交图片显示重复，属于“误用情况”。王某则被认定对实验数据与论文质量“失察失管”，未尽到通讯作者对数据真实性和可重复性的责任。从技术上看，校方对10张γH2AX图表的认定，击中的不是“图好不好看”，而是计量学上最基础的“分母问题”。原论文对Extended Data Fig. 8p和10b、10d、10f、10h、10n等量化部分，给出的说明是“按显微视野统计”，例如“n = 100 microscopic views examined for 8 mice”或“6 mice”；而γH2AX作为DNA损伤标志物，常规做法应是对预先定义的细胞核、焦点或阳性细胞进行客观计数，最好配合盲法或自动化流程，以减少人为选择视野和阈值设定带来的偏差。若总细胞数与阳性细胞数都没有客观计数，所谓百分比、阳性率或组间差异，就失去了最基本的可追溯链条。“耿同学讲故事”并非偶然闯入此案的流量博主。其B站账号页面显示，账号拥有约180.9万粉丝，长期发布与科研、学术规范、学术造假有关的视频；其中围绕同济此案的两支核心视频分别发布于2026年4月14日和4月17日，页面显示播放量约77.8万和45.5万。红星新闻报道则显示，2026年4月上旬有网友先发现论文数据疑点，耿同学与粉丝下载原论文及补充数据比对后，认为多处数据和图片“存在数据异常”，并向媒体强调其“规律性很明显，不像实验室实际测量结果”。上表所列对照，主要依据同济5月6日通报、红星新闻与《每日经济新闻》对耿同学及PubPeer争议的整理、Nature的作者更正和编辑提示，以及公开同行评审文件。它显示出一个关键事实：耿同学最有价值的“事迹”，不是先验定罪，而是把散落在PubPeer、补充数据和图像细节里的可疑信号，转译成了可核查、可追问、可让机构启动程序的公共证据。与此同时，也必须强调：数字异常本身只是调查线索，最终定性仍然依赖学校调取实验、访谈相关人员以及期刊后续核实。校方对两名关键责任人进行了处理。王某被免去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职务，降低专业技术岗位等级两级，取消其岗位聘用、工资晋级、职务晋升、科研项目申报、评奖评优等资格24个月；金某某则被解除与高等研究院的聘用关系。校方援引的依据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等。对照现行规范，这一处分链条是有制度坐标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第五条规定，降低岗位等级处分期限为24个月；第六条规定，受降低岗位等级处分者应自处分生效之日起降低一个以上岗位等级聘用，并在处分期内不得聘到高于现聘等级的岗位；第二十一条则明确，将“伪造、篡改数据文献”列为可适用警告、记过、降低岗位等级乃至开除的学术不端行为。与此相呼应，科技部2023年《负责任研究行为规范指引》明确要求：研究数据采集和记录必须完整、准确、可追溯；不得把“经过人为处理后的数据作为原始数据保存”；第一作者与通讯作者对成果真实性、可靠性负主要责任。Nature作者政策也要求通讯作者确保数据、材料、代码符合透明与可重复性标准，原始数据应被妥善保存并可供复核。若后续资助方继续跟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现行办法还允许对含有伪造、篡改内容的基金标注论文，作出追回资金、终止项目、取消申请资格一至七年等处理。不过，截至2026年5月6日，尚未见自然科学基金委公开发布针对该论文的独立处理决定；同样，校方通报也未公开说明是否已正式向Nature提交再次更正或撤稿申请。就这一点，现阶段只能标注为“未明确/未公开”。公开的同行评审文件说明，论文在发表前并非没有遭遇方法学质疑。匿名审稿人之一指出，文中的5hmC dot blot“低质量且不具定量性”，而“所有与DNA损伤相关的成像数据都不够清晰”，建议放大到单细胞层面；另一位匿名审稿人则更直接地写道，作者基于dot blot得出的5mC/5hmC分析“并不令人信服”，原因包括缺少标准加载对照、缺少多次重复的量化与统计分析。换言之，同行评审已经碰到了“图像质量”“定量充分性”的边缘，却没有进一步深入到这次校方最终认定的“γH2AX客观计数缺失”和“重复图误用”层面。这里可以合理推断：传统同行评审更擅长审机制、审逻辑、审新意，却未必擅长逐图取证式的完整性审查。期刊方面，Nature生物学、临床与社会科学主编Francesca Cesari在4月22日接受采访时表示，编辑部已注意到批评意见，将按既定流程与作者沟通，并在必要时征询独立外部专家。Nature的图像规范同时要求：生命科学论文必须提交未处理的原始凝胶和western blot图像，并作为补充材料公开；图像只能做最小必要处理；不同时间或位置获得的图像若要拼接，必须明确标示边界；原始数据和元数据应尽可能长期保存。换言之，期刊自己的公开政策，与同济这次对“未客观计数”和“图片重复误用”的认定，在原则上是同向的。再从实验技术看，γH2AX免疫荧光并不是只能“看图说话”的方法。公开方法学资料反复强调，γH2AX定量应基于细胞核内焦点数、阳性细胞比例或总荧光强度的客观计数；人工或半定量评分天然容易受观察者主观影响，因此越来越多实验室转向盲法、自动化或标准化工作流。对免疫印迹和斑点杂交，图像领域的经典规范同样强调：不同凝胶之间的定量比较应尽量避免，重新排列泳道必须标出边界，裁剪不能制造“过于干净”的假象。置于这些规范下，同济通报中对10张γH2AX图表和3张blot/dot blot图表的定性，问题性质就不再是“排版小错”，而是可重复性底座本身出了问题。这起事件真正沉重的地方，不在于又一篇明星论文“翻车”，而在于它暴露出三重制度缝隙：其一，同行评审对数据法证学的识别能力有限；其二，通讯作者责任在很多团队中仍然停留在署名权威，而非数据链条的最终担保；其三，高校和期刊都在强调“科研诚信教育”，但真正决定能否追责的，往往是原始数据是否留存、图像是否可回溯、计数规则是否预先定义。
在地方城投这些年，经手的银行少说五十多家——兴业、农商行、招商、中信、海峡、泉州，全齐了，唯独四大行一家没有。这现象我琢磨了很久。后来才想明白，不是四大行看不上我们，是这游戏本身就是这么设计的。四大行受最严监管盯着，对地方隐性债务的准入标准卡得死，审批权收在总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不一样，它们要冲规模、要利润，对风险的容忍度更高，更愿意深耕地方关系。本地农商行更不用说，从行长到信贷员都跟地方政府绑在一块，支持城投是生存需要，也是政治正确。这套融资结构，其实就是“多头融资”打散风险，“期限嵌套”推迟偿债压力，再用银行间的信息差腾挪空间。短期流贷、中长期项目贷、非标通道、资管计划，一层一层叠上去，叠出一台“借新还旧”的永动机。每家银行只看到自己那一块，谁也看不清全貌。有个词叫“软预算约束”，说的是在政府隐性担保下，国企永远想扩张、永远要钱、永远不担心还不上——因为总有人兜底。那么问题来了，城投融资部为什么永远在找钱？为什么账上债务一堆还在对接新银行？为什么那些供应链贸易，有时候根本不是为了赚钱，只是为了跑流水、凑规模、满足银行的授信条件？原来不是在做业务，是在参与一场制度套利。后来跟AMC（资产管理公司）打交道，把不良资产打包过去，财务上叫“出表”，实操叫“好银行/坏银行”——有毒资产切出去，剩下的干干净净继续借钱。AMC就是那个“坏银行”，专门装坏账。在这个“击鼓传花”的游戏里花传走了，鼓什么时候停？停的时候花在谁手里？ 明股实债也是这套逻辑的延伸。债权转成股权，账面负债率降了，融资条件满足了，但回购协议签在那儿，几年之后钱还得还。说是化债，其实是把债换个名字、往后挪几年。《短缺经济学》里 “父爱主义”这个词，说的就是地方政府和国企像被溺爱的孩子，闯了祸有人收拾，欠了债有人还。看看数据：地方国企发行的城投债，几十年间违约率几乎为零。这不是市场规律，这是政治规律。银行体系需要不断注资才能照常运营，为什么？因为游戏就这么设计的。风险积累到临界点，要么财政注资，要么央行放水，要么AMC接盘。兜底的人永远在那里，只是买单的人换了面孔。全体纳税人，终究要在某个时点，用某种方式，为这场游戏买单。有业内人士说：中国国有部门取得的成就，全有赖于高盛与摩根士丹利的工作。这话当然夸张，但他点出一个事实：九十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大型国企赴海外上市，确实需要借助国际投行的专业能力。因为当时国内没有定价能力。一个企业的价值，自己说了不算，得让华尔街用它们的模型算一遍，再卖给国际投资者。二十年后，情况变了，但另一个问题浮出水面：我们现在对资本的定价，真的市场化了吗？价格不能真实反映风险，资源就会被错配。低效企业拿到低成本资金，高效企业反而融不到钱。杠杆率的结构性分化，就是这种扭曲的结果。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也落在这个逻辑里。为什么要管着不让它升值？因为对出口的依赖还在。汇率升值意味着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变贵，订单可能流失。在扩内需尚未完全做好的当下，出口是不能丢的饭碗。但管制也有代价。一边是出口，一边是汇率；一边是短期稳定，一边是长期市场化。没有完美解，只有取舍。八十年代陈云有个著名的“鸟笼理论”。鸟不能捏在手里，会死；也不能让它飞出笼子。他所谓的笼子就是国家计划，鸟就是市场。要在计划指导下搞活经济，不能离开计划的指导。这个理论今天读来，依然精准。战略投资者制度、上市公司治理规则、国资监管体系，都是在鸟笼里给资本划定的飞行空间。但问题在于，这套规则设计得再精妙，执行起来往往是另一回事。最近在看各省“三资盘活”的材料——国有资源、资产、资金如何盘活、如何创新模式。读着读着，有种奇异的熟悉感。像小时候看的大炼钢铁故事。1958年，为了完成1070万吨钢的目标，全国动员了9000万人上山，砍树挖煤，找矿炼铁，建起几百万座小土高炉。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提出“钢铁元帅升帐，其他停车让路”。一套完整的运作逻辑清晰可见：先定目标，再动员资源，然后用数字证明目标达成，最后把一切问题掩盖在“经验材料”里。 今天的三资盘活，用的是同一套语法。第一，目标导向。2023年湖南提出“三个尽可能”——一切国有资源尽可能资产化、一切国有资产尽可能证券化、一切国有资金尽可能杠杆化。2025年湖北跟进，全省清理出的国有“三资”高达21.5万亿元。目标是刚性的，必须完成。 第二，资源动员。湖北洪山人工智能大厦，六年前还是一栋入住率不到30%的“鬼楼”，通过资产证券化在上交所发行CMBS，一次性融资3.01亿元。湖南把学校、医院的屋顶变成光伏发电站，大冶把废弃矿山变成氢能仓库。黑龙江铁力市的水库淤泥拍出6000多万元，齐齐哈尔的水库淤积物处置权拍出8.39亿元。所有能动的资源都要动起来。第三，数字游戏。黄冈的一家粮食储备公司、生态农业公司、贸易公司，本身没有发债资格，但通过“化整为零”的供应链ABS，成功融资4.99亿元。天津把零散的写字楼、停车场、商铺打包进信托，解决了“单个资产太小不值钱”的问题。最魔幻的是数据资产入表——青岛华通把“企业信息核验数据集”列为无形资产，南京扬子国资把“3000户企业用水脱敏数据”计入资产。一套玩下来，账面资产上去了，负债率下来了。第四，后果掩盖。齐齐哈尔的水库淤积物项目，中标方是一家刚成立十天的国有独资公司，注册资本2.7亿但实缴资本为零。有分析测算，这个项目二十年合计投入成本约19.33亿元，而产出几乎不可能覆盖成本。为什么还要做？因为可以以项目“未来收益权”为质押，向银行申请绿色信贷——这是“左右手”的财务腾挪。个例是真的，普遍性是假的；方向是正确的，执行是有偏差的。这套叙事手法，和大炼钢铁时期有什么区别？还有一个词，这几年听得特别多：内卷。企业为了争夺有限市场，竞相压价，利润空间被大幅压缩。从新能源车、光伏组件，到外卖平台、电商领域，中国企业几乎在每个产业链条上都陷入了“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价格战。 为什么卷？外部需求收缩、内部结构性困境、地方产业政策推动、超大规模市场的“赢者通吃”预期——多重因素叠加，企业除了卷，似乎没有别的选择。但中国人恰好有这种天赋，在扭曲的环境中内卷，还自命不凡。这天赋是什么？是在规则有限时，把竞争转向内部，把压力转化为深度，在单一赛道上不计成本地投入。这也是一种适应力，一种生存智慧。但代价呢？创新被抑制，幸福感被侵蚀，对根本问题的回避。有时候看新闻，会觉得我们啥都在学新加坡。1994年苏州工业园区开建，后来淡马锡热了二十年，再后来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落地重庆，2025年还在签“共建数字陆海新通道”备忘录。国企改革学淡马锡，职业教育学南洋理工，连英语教师都送到新加坡培训。但学来学去，总有点“东施效颦”的意思。淡马锡的治理核心是“一臂之距”——政府负责任免董事会，但不参与商业决策。而我们的国有资本投资集团和运营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很多还是行政任命，既要市场化收益，又要承担地方战略任务、甚至化债任务。目标打架，权没真放，怎么可能学得像？ 更深层的原因是：我们需要的可能不是“学新加坡”，而是把新加坡当做一个“接口”。新加坡是普通法体系，法治透明度高，又是强政府模式，在中西方之间当了几十年中间人。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可翻译、可转化”的参照系——既能拿到国际认可的标准，又能保持自己管得住的节奏。但接口用久了，会不会忘了自己本来的样子？这感觉很奇怪——既清醒，又无力。清醒的是，终于知道这游戏是怎么运转的：投资饥渴症驱动，软预算约束兜底，父爱主义撑腰，制度套利落地，目标导向、资源动员、数字游戏、后果掩盖收尾。无力的是，看懂了又能怎样？明天还得去跟那五十多家银行打交道，还得做那些为了跑流水而存在的贸易，还得在材料里写“创新模式、多方共赢”。唯一的好处是，不再骗自己了。知道哪些是现实，哪些是叙事；知道哪些是真盘活，哪些是设租寻租；知道哪些案例能学，哪些学了就是下一个雷。看懂之后然后呢？不知道。我是真的不知道。
在这个看似歌舞升平、信息爆炸的时代，一种诡异的寂静正在蔓延。这不是暴风雨前的宁静，而是一种更为致命、更为彻底的反叛。如果你细心观察，会发现街头巷尾，那些曾经热血沸腾，为了异性、为了面子、为了所谓的成功学而拼命内卷的年轻男性身影，正在消失。他们不再在深夜的烧烤摊上，吹嘘自己的宏图大志；不再在婚恋市场上，为了几平米的房产而掏空六个钱包；甚至不再在网络的性别对骂中，浪费哪怕一个标点符号。他们不入套了。这所谓的套，是消费主义精心编制的欲望之网，是传统父权社会许诺的“苦力换交配权”的古老契约，更是资本逻辑下将人异化为燃料的终极陷阱。当越来越多的底层男性，选择像冬眠的蛇一样，切断对外界的能量输送，只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命体征时，一场巨大的恐慌，正在那些高高在上的塔尖人群中悄然发酵。为什么这种恐慌如此隐秘，却又如此剧烈？因为当燃料不再燃烧，当齿轮停止转动，整台依靠剥削与收割运转的庞大机器，将面临停摆的危机。为什么“癞蛤蟆”本人，不再想吃天鹅肉了？曾几何时，社会舆论给底层男性套上了一个极其羞辱性的叙事枷锁——“癞蛤蟆叙事”。这套话术的内核逻辑简单而恶毒：以穷、以丑、以地位低，所以你不配拥有美好的异性，不配拥有幸福。你唯一的出路，就是像奴隶一样劳作，积攒每一枚铜板，去讨好那些掌握了交配否决权的人。这种叙事在过去非常管用。它利用了雄性生物最原始的焦虑——被基因淘汰的恐惧。于是我们看到了，无数男性为了买房背上了三十年的债，为了彩礼透支了未来的尊严，为了所谓的合群，在职场上忍气吞声。他们以为只要自己足够努力，就能撕掉“癞蛤蟆”的标签，变成“王子”。但现在的底层男性警醒了。他们发现，这根本不是一个可以通过“奴隶式努力”通关的游戏，而是一个无论你怎么努力，庄家都会通过修改规则让你输光的赌场。这种觉醒源于一种深刻的认知：所谓的性压抑，其实是个伪命题。真正的痛苦，不是生理上的饥渴，而是尊严上的凌迟。当一个男人意识到，他即使掏空家底换来的婚姻，也不过是成为了另一个家庭的长工，甚至还要在精神上被贬低为“妈宝男”“下头男”时，一种比死亡更冰冷的理性，占据了上风。他们开始反问：既然无论如何努力，在既定的叙事里，我都是那只“癞蛤蟆”，那我为什么还要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癞蛤蟆”而去跳火坑？既然我不入套，你就无法羞辱我。这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姿态，恰恰是对“癞蛤蟆叙事”最狠毒的反击。为什么父权社会的“大爹们”开始瑟瑟发抖？要理解谁慌了，首先得看清这个局是谁布的。在传统的权力结构中，存在着一种隐形的“大爹机制”。这些掌握着社会核心资源的上层男性，构建了一套严密的父权规则。他们告诉底层男性：只要你听话，只要你肯卖命，我就帮你驯服女人，分给你一个家庭，让你享受天伦之乐。这是一种极其高明的驭人之术。它让底层男性误以为自己和“大爹”是利益共同体，误以为只要维护这个体系，自己也能分一杯羹。于是，底层男性成为了这个体系最忠实的维护者。他们不仅剥削自己，还帮着“大爹”去规训女性，甚至去压迫同类。然而，现在的局势发生了逆转。底层男性突然意识到，自己根本不是“大爹”的盟友，而是“大爹”的耗材。在和平年代，他们是996的燃料，是房地产的接盘侠；在战争年代，他们是第一批被推上战场的炮灰。那些“大爹们”吸干了他们的油水，用他们赚来的钱，去供养自己的“后宫”，去享受真正的自由，然后回过头来嘲笑他们的油腻、猥琐。当底层男性开始不入套，拒绝结婚、拒绝买房、拒绝成为家族延续的工具时，“大爹们”的恐慌是双重的。首先是劳动力再生产的链条断了：没有新的廉价劳动力被生产出来，谁来为他们搬砖？其次是统治成本的急剧上升：一群无欲无求、没有软肋的男人，是最难管理的。你无法用“老婆孩子热炕头”来诱惑他们，也无法用“断子绝孙”来威胁他们。这种恐慌是结构性的。当金字塔的底座决定不再“在场”，塔尖的那些人，无论穿得多光鲜，都面临着坠落的命运。为什么资本的收割镰刀挥了个空？如果说父权制的恐慌是权力的失落，那么资本市场的恐慌，就是真金白银的流失。现代消费主义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巨大的收割机，而在这个收割链条中，底层男性曾经是最肥美的一块韭菜。为了获得交配权，他们需要购买房产、汽车、奢侈品，需要支付高昂的婚恋成本。这些消费行为，支撑起了庞大的内需市场。资本通过制造焦虑，将“男人”这个概念与消费能力紧紧绑定：你不买钻戒就是不爱，你不买大房子就是没本事。但现在，这块韭菜不长了。性萧条的背后，是消费萧条。当男性发现，即便散尽家财，也未必能获得预期的情感回报，甚至可能面临人财两空的风险时，他们选择了躺平。这种躺平不是懒惰，而是一种机智的理性止损。更让资本恐慌的是，这种“不入套”正在演变成一种对商品化性的彻底抵制。上流社会可以用幻想来空手套白狼，用“情绪价值”换取底层女性的身体；而底层男性在发现这种交换极度不对等后，直接退出了交易市场。没有了买房的刚需，没有了结婚的刚需，没有了养家庭的刚需，资本手中的镰刀挥向了哪里？挥向了空气。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各种针对男性的消费陷阱纷纷失效，为什么游戏行业开始焦虑，为什么汽车行业开始内卷——因为那个曾经最听话、最肯为面子买单的群体，突然看穿了这一切不过是资本编制的幻想。为什么性别对立的背后，是阶级的绞杀？在这场巨大的博弈中，最讽刺的画面，莫过于底层男女之间的互害。网络上的性别战争打得如火如荼，仿佛男性是女性的天敌，女性是男性的陷阱。但这恰恰是幕后操盘手最想看到的局面。为什么底层男性不入套，会让某些既得利益者暗自窃喜又暗中惊慌？因为他们精心设计的“转移矛盾”大法失效了。原本的策略是：让底层男性恨女性，认为女性拜金、势利；让底层女性恨男性，认为男性压迫、猥琐。这样，底层的怒火就会在内部消耗，而不会向上燃烧。然而，当底层男性选择不入套，他们实际上是在说：我不恨你们了，因为你们也是这套系统的受害者，甚至你们也是被上层收割的猎物。我不跟你们玩了，我要去看看那个置顶规则的人是谁。这种跨越性别的阶级觉醒，是统治阶级最害怕的噩梦。当男人不再把女人当成战利品，也不再把她当成奖励，而是意识到大家都是被“大爹”和资本压榨的难兄难弟时，那个真正的剥削链条就暴露无遗了。底层女性其实也在受困。她们被消费主义洗脑，以为嫁入豪门是唯一的出路，结果往往沦为生育机器或情绪垃圾桶。当底层男性“撤资”，不再提供情绪价值和家庭责任时，底层女性也失去了最后的避风港，被迫直接面对残酷的生存竞争。这看似是男性的报复，实则是整个底层生态系统的崩塌。为什么幻想的破灭，比饥荒更可怕？人类是可以忍受物质匮乏的，但无法忍受意义的丧失。过去，社会给底层男性提供了一个宏大的幻想：只要你奋斗，你就能跨越阶级，你就能拥有优渥的资源和繁衍的优势。这个幻想像一根胡萝卜，吊在驴子的面前，让驴子不知疲倦地奔跑。现在，驴子发现胡萝卜是画在墙上的。这种幻灭感是毁灭性的，它导致了社会动力的全面枯竭。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不生孩子？因为他们无法想象，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未来——是继续做燃料，还是做耗材？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断代”就是一种慈悲。这种不入套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它没有口号，没有组织，没有领袖，但却比任何有组织的反抗都更具破坏力——因为它攻击的是系统赖以生存的根基：希望。当希望变成了绝望，当奋斗变成了笑话，当繁衍变成了作恶，底层男性选择了最原始的防御机制：休眠。他们像细菌一样，形成芽孢，抵抗着外界的恶劣环境，等待着那个可能永远不会到来的春天。为什么上层的“空手套白狼”玩不下去了？在揭秘的视角下，我们必须看到上流社会的一套隐秘玩法：用幻想置换实体。上层男性通过掌控媒体和文化，制造出一种完美的男性形象——多金、体贴、尊重女性。他们不需要付出真金白银，只需要提供这种幻想，就能收割大量底层女性的崇拜和身体。这是一种极其廉价的掠夺方式。而底层男性，为了获得一点点真实的温存，却需要付出房子、车子、票子等沉重的实体代价。这种“幻想换实体”的模式，维持了社会的表面平衡。但当底层男性不入套，拒绝成为那个付出实体代价的冤大头时，这个闭环就断了。上层男性发现，他们制造的幻想不再有人买单——因为连底层女性也开始意识到，所谓的“完美男神”，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收割工具。更重要的是，当底层男性不再竞争、不再内卷，社会的流动性彻底停滞。上层阶级想要维持自己的奢华生活，需要源源不断的底层供养。没有了那些为了跨越阶级而疯狂内卷的“奋斗逼”，谁来为他们的豪宅买单？谁来为他们的股票接盘？他们慌了，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手中的筹码——幻想、地位、权力，在拒绝入套的底层男性面前，变得一文不值。你有权有势，但我不羡慕了；你有美女如云，但我不嫉妒了。这种“无欲则刚”的态度，是对特权阶级最大的侮辱。为什么这是一场关于人的定义的战争？归根结底，这场“不入套”的运动，是一场关于人的定义的战争。在资本和父权的逻辑里，底层男性不是人，而是人力资源、是消费者、是纳税单位。他们的价值仅在于他们的使用价值，一旦他们失去了使用价值，或者拒绝被使用，他们就被视为社会的渣子、是失败者。但现在的底层男性，正在重新定义自己。他们说：我不是资源，我是生命；我不是为了繁衍或消费而存在的，我是为了体验这个世界而存在的。如果我不能以人的尊严活着，那我宁愿以兽的野性休眠。这种觉醒，让既得利益者感到彻骨的寒意。因为他们习惯了把人当成工具，而现在，工具有了思想，甚至有了灵魂。工具开始拒绝被使用，开始质疑用户的合法性。为什么结局注定是血腥的重构？历史告诉我们，当一种社会契约被单方面撕毁，而统治阶级又无法提供新的契约时，暴力的重构往往不可避免。不入套只是第一步。当沉默的大多数发现，即便他们退出了游戏，系统依然不依不饶地想要榨干他们最后的价值——比如通过通胀收割储蓄，通过延迟退休收割寿命时，这种静默的抵抗，可能会转化为暴力的反抗。现在的恐慌，仅仅是开始。那些最先慌了的人，无论是制定规则的“大爹”，还是收割流量的资本，亦或是煽动对立的媒体，正在试图修补这个破洞。他们会制造新的焦点，发明新的概念，甚至通过技术手段（如AI伴侣）来填补底层男性的情感空虚，试图把他们重新赶回套里。但潘多拉的魔盒已经打开。一旦男人看穿了“癞蛤蟆的诅咒”不过是一个骗局，一旦他们意识到“不入套”不仅不痛苦，反而是一种最高级的自由，那么任何修补都是徒劳的。这场博弈的终局，要么是系统崩溃，要么是系统被迫进行彻底的让利和重构。而在这个过程中，那些曾经高高在上、视底层为蝼蚁的人，将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做“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恐惧。
赢不了现实，就赢姿态：内卷化女权话语的赢学叙事
“赢学”当然不是女权独有的。任何一种话语，一旦在现实中越来越难证明自己，都可能退回到内部制造胜利感。民族主义可以去赢历史，粉圈可以去赢数据，亚文化可以去赢精神优越，失败者叙事甚至也可以去赢清醒感：你们都被世界骗了，只有我看穿了真相。问题不在于只有女权会这样，而在于部分内卷化女权话语正在把这套普遍的赢学机制，改造成一种性别化版本。在这套版本里，女性不再只是应当获得平等、权利和现实保障，而是被一步步叙述成更本源、更神圣、更清醒、更高级的一方；男性也不再只是某种结构性问题中的既得利益者，而是被一步步压成更后发、更低级、更可笑、更应该被命名和羞辱的一方。这就是内卷化女权的赢学叙事：现实里越难赢，话语里越要赢；外部越没结果，内部越要加码；越改变不了世界，越要在符号里宣布自己已经站上高位。于是，文化可以被重编，身体可以被神圣化，黑话可以用来降格别人，羞辱可以伪装成批判。它不再关心女性到底在现实中获得了什么，而是越来越沉迷于制造一种“我方已经站在高处”的幻觉。一、所谓赢学，不是赢了，而是必须显得自己赢了 赢学不是某个圈层独有的怪癖，而是一种很常见的话语补偿机制。它通常出现在这样一种处境里：现实结果不够稳定，外部推进不够顺利，群体又必须维持自身的信念、士气和优越感。于是，“赢”就不再首先指向现实中的成果，而变成一种叙事任务：无论发生什么，都要把它重新解释成“我方并没有输，甚至已经赢了”。所以，赢学的关键不是胜利，而是胜利感的生产。它不一定真的改变了现实，却必须不断制造一种我方高位：我更清醒，我更本源，我更正确，我更接近真相；你反对我，是你破防；你质疑我，是你没觉醒；你离开我，是你被筛掉；你沉默，也可以被解释成心虚。而且它几乎不可证伪。支持是胜利，反对也是胜利；顺利是胜利，受阻也可以被重新定义成另一种胜利。它不接受现实检验，而是把现实反馈全部加工成“我方正确”的证据。这也正是它和内卷化相接的地方。外部越难拿出结果，内部越要制造强度；现实越难改变，话语越要显得胜利。于是，赢学不是强大的表现，而是现实支撑不足后的防御姿态。它不是因为赢了才宣布胜利，而是因为不能承认没赢，所以必须不断表演胜利。二、但赢学，在内卷化女权里长出了性别版本 赢学一旦进入部分内卷化女权话语，就会被性别框架重新编码。在这套叙事里，女性不再只是应当被平等对待的现实主体，而是被不断抬高为更本源、更神圣、更清醒、更高级的一方；男性也不再只是某种性别结构中的既得利益者，而是被不断压低为更后发、更低级、更可笑、更应该被命名和羞辱的一方。于是，“赢”被从现实层面转移到了身份层面。女性不需要真的在现实中获得更多资源，也可以先在话语里赢；男性不需要具体做错什么，也可以先在身份上输。只要性别位置被提前分配好，后面的解释就会自动跟上：女性的表达天然更真实，男性的表达天然更可疑；女性的愤怒天然更正义，男性的反应天然是破防；女性的符号天然值得神圣化，男性的身体天然可以被降格化。这就是性别化赢学的核心。它不是在分析具体问题，而是在提前安排高低位置；不是在追问现实中的女性究竟得到了什么，而是在不断确认“女性已经站在更高处”；不是通过改变现实来证明自己，而是通过重写符号、神圣化身体、命名和羞辱他者，来制造一种“我方天然胜利”的感觉。所以，部分内卷化女权的赢学叙事，最终不是把女性从符号中解放出来，而是把女性重新压成另一种符号：本源的女性、神圣的女性、清醒的女性、永远正确的女性。它看似在扩张女性主体性，实际上是在制造一座新的神像。只不过这一次，神像叫“我方已经赢了”。三、赢历史：把文化材料改造成“女性本源论” 性别化赢学最常见的一种形态，是赢历史：现实里不好赢，就去历史里赢；制度上不好赢，就去神话里赢；今天的处境不好证明自己已经站上高位，就把起源改写成“我方本来就在高处”。于是，一套看似文化重读、实则文化内卷的东西就出现了：先把结论定好——女性才是更早、更本原、更中心、更高级的那一方——然后再去神话、古书、词源、训诂边角料里捡材料，能拼就拼，能扯就扯，最后硬凑出一套“老祖宗早就告诉你了”的体系；看着像考据，实际上是在拿历史给当代立场做燃料。比如词源赢里，herstory 原本可以作为女性主义史学修辞，用来提醒传统历史书写长期偏向男性经验，但一旦它被推进成 history = his story，就已经从批判修辞滑向伪词源；赢学并不在乎词源是否成立，它在乎的是这个拆法能不能制造一种“历史原来一直是男人偷走的故事，现在终于被我们夺回来了”的胜利感。神话赢也是同一套逻辑：女娲、嫦娥、王母这些人物，不再首先作为复杂神话人物被理解，而是被压成“女性本源被父权篡夺”的证据；女娲是女性创世权被降格，嫦娥是女性自主性被污名化，王母是独立女神被收编。再往后，羲和、九天玄女、恒我可以被列为“被篡改降位夺权的女神”，尧、舜、仓颉、孙悟空也可以被想象成“原本可能是女性”。这就说明，赢历史要赢的从来不是某个具体人物，而是起源本身：只要能证明“女性本来就在高处”，现实里的困境就可以暂时被遮住；只要能证明“男性不过是后来篡位”，现实中的无力就可以被改写成历史叙事里的冤案。问题是，这种赢没有现实出口。制度没变，资源没多，处境没松，现实女性该面对的用工、婚育、家庭分工、公共保障，一个都不会因为古史神话被重新性转而自动改善。它真正增加的，只是话语内部的兴奋感：一群人互相打鸡血、互相封先知、互相确认“我们才是本源”。所以，赢历史不是文化觉醒，而是现实无力之后的文化幻觉。四、赢身体：把生理现象神圣化、图腾化、武器化 第二种赢法，是赢身体。月经本来只是正常生理现象，它既不污秽，也不神圣，真正合理的方向是去污名化，让它回到普通、体面、自然的日常；但部分话语并不满足于“月经不该羞耻”，而是把月经继续抬高成必须表态、必须认同、必须参与的身份图腾。大只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她最初凭借“女性不必为月经羞耻”的内容获得关注，但很快转向“月经崇拜”的表演：在街头手持卫生巾强行向陌生女性派发，有人拒绝，就扣上“深陷月经羞耻、被父权规训”的帽子；故意让经血外漏在裤子上走在街头，并把这种行为标榜成“女性觉醒”，把月经喊成“生命的潮汐”。这里的问题已经不是能不能谈月经，而是谁有资格定义月经。她口口声声说女性不该被定义，结果却亲手用“是否认同她的月经表演”，重新给所有女性划阵营：认同她，就是觉醒；拒绝她，就是被规训；觉得不适，就是不够爱女。到了阿敲这里，这套东西又从神圣化推向武器化：用 AI 创作所谓“月经之歌”，把正常生理吹捧成“国潮符号”；叫嚣“卫生巾是驱赶男性的灵符”，煽动把用过的卫生巾贴在宿舍门、公共场合醒目处，甚至喊出“贴得越多越觉醒”。这就不是去羞耻，而是把月经变成图腾、武器和流量工具。去污名化的目标，本来是让月经不再低人一等；月经崇拜的目标，却是把月经抬到高人一等。前者是在恢复日常，后者是在制造图腾。前者让女性可以体面处理自己的身体，后者则要求女性必须围绕某个身体符号表态。所以，赢身体的逻辑很清楚：现实中的身体保障不好赢，那就先赢身体神圣性；真正的卫生条件、生理教育、劳动保障、医疗支持不好推进，那就先把月经抬成图腾；女性之间的差异不好处理，那就用一个身体符号把所有女性捆在一起。这不是身体自由，而是身体崇拜；而身体崇拜从来不是解放，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占有。五、赢命名：用黑话把别人压成低位第三种赢法，是赢命名。如果说赢历史是在起源上制造高位，赢身体是在生理上制造神圣，那么赢命名就是在语言里直接制造低位。bro 这个梗就是很好的例子。按词源说，bro 只是 brother 的缩写，相当于“兄弟”“哥们儿”；但在中文互联网，尤其是在小红书、部分女频社区和性别对立语境里，它早就不只是一句普通称呼，而成了一种带嘲讽意味的男性代称。它真正的意思通常不是“你好，兄弟”，而是“男的又来了”“这哥们儿不会真以为自己很懂吧”“bro 又开始自我感动了”。所以，现在中文语境里的 bro，核心功能不是称呼，而是降格。它把一个具体的男性发言者压缩成一种可笑类型：普通、自恋、爱说教、爱评价、爱代入、爱把自己的失意讲得很深沉。这就是命名赢的第一步：先把人变成类型。一个男性说话，不一定需要具体分析他说了什么，只要一句“bro 又懂了”，判断就已经完成了。它不是在反驳你，而是在给你归类；你一旦被叫成 bro，就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那类男的”。而当 bro 进一步变成 br0、brO、br⭕，问题就更明显了。这里的 0 / O / ⭕，很多时候已经不是简单的字母替换，而是在视觉上暗示肛门、被进入、被扩张；再加上中文男同语境里，“0”常常指被动方、bottom，所以 br0 这类写法，很容易把普通男性嘲讽推向身体羞辱、性羞辱，甚至是厌同羞辱。这一步已经不是普通玩梗，而是羞辱加码。普通的 bro 只是把对方变成“可笑的男的”；br0 则进一步把对方变成“可以被身体羞辱、性羞辱的男的”。它不是让表达更准确，而是让攻击更刺激；不是增加论证，而是增加羞辱强度。最讽刺的是，使用这类话术的人，很多时候自认为是在反父权、反男性中心、反男性凝视，但实际借用的却是父权社会里最老套的羞辱资源：谁被进入，谁低一等；谁像女性，谁低一等；谁像男同，谁低一等。所以，命名赢的本质不是语言创造力，而是语言暴力。它不需要面对具体的人，只需要制造一个标签；不需要处理具体观点，只需要把观点归类成“又来了”；不需要赢得讨论，只需要把对方压成一个可以被嘲笑的符号。这就是内卷化话语的小型标本：赢不了现实，就赢黑话；赢不了讨论，就赢标签；赢不了真正的性别平等，就靠把别人叫成 bro、br0，制造一秒钟的高位幻觉。结语 所以，赢历史、赢身体、赢命名，看上去是三种胜利，实际上是同一种退场：从现实退场，从复杂退场，从真正改变的艰难处退场。它不再追问女性到底得到了什么，只反复确认“女性应当显得已经赢了”；不再面对制度、资源、劳动、婚育这些沉重现实，只在神话、身体、黑话里搭一座临时神坛。这才是赢学最尖锐的讽刺：它越急着宣布胜利，越暴露现实中的贫乏；越迷恋高位姿态，越说明脚下没有真正的地基。最后剩下的，不是女权的推进，而是一套话语在自己的回音壁里反复加冕：我更本源，我更神圣，我更清醒，所以我赢了。可真正的胜利从不靠反复宣布。需要天天喊赢的东西，往往正是最怕被看见其实没有赢的东西。
1949年大约夏天的时候，在当时的北平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简称“全国文协”），大约1953年秋，“全国文协”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这就是现在普遍称之为的作协，当时的初衷是为了响应“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将当时分散在各阶层的文学工作者笔下的的力量组织起来，号召他们深入到热火朝天的工厂、广阔的农村和部队中，与工农兵们打成一片，通过文学创作反映新中国实际的革命斗争与建设生活，从而肃清旧有的反动文艺影响，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流地位。那么这些初衷和意义，是否在如今的作协中存在？作协分为中国作协，省，自治区，市以及县作协共四级，其中中国作协为中央一级团体，省，自治区，县作协为其团体会员。其中中国作协，省，自治区作协机构建全，中国作协为正部级单位，省，自治区是正厅级。其组织构成能陕西省政协简要举例来说，一般包括书记，主席（贾平凹是省作协主席，同时兼中国作协副主席），副主席，组织联络部，社会联络部，人事部，下属的文学院和文学协会（比如贾浅浅就职的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以及杂志社等等，机构健全，组织庞大。其中中国作协，省，自治区，直辖市作协是财政全额拨款，2026年中国作协财政拨款预算约为2.28亿元，主要用于人员薪资，保证机构运作，公出，会议等，以及作协组织文学研讨会、对外文学交流、举办文学评奖（如鲁迅文学奖等）、扶持重点作品等专项业务，以及所属二级单位，如鲁迅文学院、中国现代文学馆、《人民文学》杂志社等等的正常运转。省作协拨款，以陕西作协为例，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属于全额拨款事业编制，2026年预算大约为3000万元，支出部分与上同。而市，县，一般大部分是自筹。作协吸纳的成员，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网络文学等各个门类的作家。以及从事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的专家学者，还有一些从事外国文学翻译或中国文学对外翻译的专业人士，另外就是编辑与组织人员：长期从事文学编辑、教学以及在作协、文联等机构从事文学组织工作的人员。截至2026年，中国作协拥有个人会员约1.3万人，荟萃了我国文学界的人才精华。作协成立的初衷是为了响应“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将分散在各阶层的文学工作者组织起来，号召他们深入到热火朝天的工厂、广阔的农村和部队中，与工农兵们打成一片，通过文学创作反映新中国实际的革命斗争与建设生活，从而肃清旧有的反动文艺影响，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流地位。自新中国成立后，作协成员响应号召，并且实践了初衷，出现了一大批催人奋进的文学作品，如《林海雪原》、《红日》、《青春之歌》、《创业史》、《乔厂长上任记》、《平凡的世界》、《人生》等等，影响了无数的中国人慷慨立志，奋发图强，共建祖国。不过，作协慢慢的越来越僵化，入了作协（指省以上的作协），有些修养的便躺在财政拨款上养老，吃老本，没有修养的便搞裙带派系门阀，使得这一汪活水，变得越来越不流动，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已经是无人记起了。第一是作协组织机制的越来越僵化，一个作协现在还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是否有必要？这必然造成其运作机制固化，尤其在应对快速变化的文学市场和新兴文学形式（如网络文学）时，反应速度和灵活性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第二是资源分配与公平性，在会员发展、项目资助、奖项评选等方面，存在在大量资源向特定群体倾斜的情况，如认师尊的派系，父女，父子的裙带，一人为头的门阀与圈子。第三是，几乎没有了原来那种下基层，到田间地头的能力，连湿个鞋都不愿意了，所谓的采风不过游山玩水，与基层真实社会生活有了越来越大的距离、其作品必如放了几天的白水，毫无滋味，无法引起共鸣。因为作协具有资源分配权和行业影响力的组织，从而使父女，父子，师生在这个越来越封闭的小圈子里形成了门阀和派系。总体来说，现在的作协（指省以上的），应该进行全方位改革，只保留中国作协这一级单位，作为全国文学作者的指导方向，就如同2020年前后进行的歌舞团改革一样。随着新兴网络的发达，一个作协的所有作家加在一起憋在小屋子里几十年，不如一个杀猪宴的呆呆对家乡宣传的影响力；对新疆的宣传不如一个新疆导游迪丽努尔·吐尔逊江的一句话。而这些作协的人还敢自称老师，关起门来大搞裙带与门阀，践踏作协成立的初衷？其存在意义何在？
AI内容生态：劣币驱逐良币，冥币驱逐劣币
以前的 AI，不管多厉害，你总能看出点破绽。但这一次，情况不同了。GPT-image2，已经彻底跨过了那条线。高考试卷，直播截图，甚至是微信聊天记录，都基本上看不出来了。你再也看不出那是 AI 做的了。群友表示，一大早被假图刷屏的感觉，真可怕。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最基础的信任成本，被彻底击穿了。信任的崩塌 过去，我们要分辨一个人是不是真诚，其实很容易。如果他手写了一封长信，你就知道他花了心思。如果他发来一段 AI 生成的粗制滥造的套话，比如满篇都是「我会稳稳地接住你」这种，你就知道他在敷衍。但现在，AI 生图这块，率先跨过了这条线。昂贵信号 在进化生物学中，有一个概念叫「昂贵信号理论」。这个理论说，只有那些需要付出巨大成本才能发出的信号，才是真实可信的。比如孔雀开屏，就是在向雌性证明：老子背着这么重的累赘还能活下来，说明老子的基因足够强大。在人类社会，我们过去用来证明「真诚」的信号，是时间、精力和心血。比如，手写贺卡情书、亲手叠星星，搞这些没用的，送给自己在乎的人。但现在，AI 把发出这些信号的成本，也基本降到零。当所有人都能轻易展示出完美的孔雀尾羽时，这根羽毛就再也无法证明任何东西了。就像现在有些所谓的「纯手工玻璃画」。直播里，主播一锤一锤地敲击着玻璃，告诉你这是匠人精神。但实际上，只有前几锤是手工的，剩下的全是用机器批量生产的。他用机器的成本，卖给你手工的溢价。你买的根本不是那幅画，你买的是一个美好的梦，是你把自己真心委托出去的那个过程。当这种造假变得毫无门槛，当退货的买家可以用 AI 瞬间生成一张毫无破绽的破损照片来仅退款时。甚至在司法层面，以后截图、复印件可能都没用了，因为造假太容易了。社会的信任体系，就会进入一种全新的、令人窒息的平衡。那就是：所有人都不再信任任何人。冥币驱逐劣币 文化，更惨。你有没有发现，AI 这三年，神作越来越少，而文化领域越来越癫？过去，我们说劣币驱逐良币。现在，是「冥币驱逐劣币」。阴间玩意儿越来越多了。为什么？因为创作的投入产出比，被彻底击穿了。无论是文字，还是电影、电视剧，甚至是游戏。拿影视举例子。在过去，想要拍一部好电影，写一本好小说，你需要实打实地去体验生活，去打磨剧本，去死磕每一个细节。这需要极大的心血，但也可能换来极大的回报。逐梦演艺圈，是真的。但现在呢？别人用 AI 洗你的稿，用 AI 扩写细节，用 AI 生成分镜，三天就能搞出一个看起来差不多的平替。然后他们用铺天盖地的流量打法，大范围开闸放水，瞬间淹没市场。他们赚钱的速度，比你快了一百倍。当你发现，你拼尽全力做出来的精品，在市场上根本打不过那些三天两头换皮的阴间玩意。你还会去死磕吗？你还会去十年磨一剑吗？不会了。于是，最悲哀的事情发生了。那些真正优秀的创作者，要么封笔。要么，被迫下放身段，和那些平庸的、甚至不怀好意的灰产玩家，一起搞阴间玩意。你可能不信，但你回顾一下，按 ChatGPT 爆发来算，AI 已经三周年了。这三年里，AI 的效率翻了无数倍。但你看看周围，无论是游戏、电影、电视剧、动漫，还是深度的文字。真正能被称为神作的经典，有增加吗？没有，反而越来越少了。因为那个愿意为了一个镜头、一句话去死磕的生态，已经死了。工业代餐与细糠 最近网上很流行一句话。❝我小时候吃的可都是细糠啊。大家都在怀念以前的电影、以前的电视剧、以前的华语乐坛、以前的经典游戏。很多人说，这是童年滤镜而已，是情怀加成。但我今天可以非常肯定地告诉你们：不是滤镜，是真的。现在的文化工作者，有AI就行，越来越不需要有文化。而消费者，确实只能吃「人类饲料」了。杞人忧天 写到这里，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你们可能会觉得，竹子你是不是太矫情了？时代就是这么发展的啊，技术下放难道不是好事吗？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道理谁不懂啊？是啊，你们说的这些，我全都知道。我非常清楚，从理性的宏观角度来看，AI 抹平技术门槛，让所有人都能低成本地获取精神消费品，这是历史的必然。这就是时代浩浩汤汤的走向。官方亲自都下场了，机器人都上春晚了，AI都成国家战略了。它能满足绝大多数人的温饱，能让精神世界里的工业品变得极其丰富、极其炫酷、极其美丽。我完全理解，我也知道这是对的，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历史的必然。但我就是觉得，这样的时代，有点「无聊」。没错，就是无聊。甚至有点死气沉沉。我有时候带儿子看视频，看到那种纯 AI 生成的、完美无瑕的风景，我会直接划过去。我宁愿给他看粗糙的、但是真实的火烧云。因为我相信那是真的。爱咋咋地吧 沙漠里有两杯水，你能分清哪杯是高尚的人倒的，哪杯是卑劣的人倒的吗？分不清。在绝对的物质化和结果导向面前，过程的意义确实被消解了。我没法反驳这种实用主义的逻辑。我也没有能力，更没有必要去阻挡这个时代的洪流。世界有世界的安排，它要颠覆，它要迭代，它要让一切变得廉价，那就随它去吧。我只是觉得不舒服。我只是觉得，当满屏幕都是这种三天两头批量制造出来的工业代餐时，我连刷手机的欲望都没有了。我宁愿翻出十几年前的老剧，看一遍又一遍。这可能是我作为一个中登的固执，或者说，是我的一种消极抵抗。我不想去迎合这个大水漫灌的市场，我也不想去跟那些用AI批量制造冥币的人竞争。我觉得没劲。所以我说，我打算去做点「十年磨一剑」的东西。不是想改变世界，或者赚大钱。只是因为，这个时代太无聊了，已经没别的事情值得做了。从商业逻辑上看，在这个时代去死磕精品，大概率是死路一条。但那又怎样呢？我写我的，我做我的。我只是把我的悲观、我的无聊、我的不妥协，如实地记录下来。至于别人怎么看，时代怎么走。世界有世界的安排。我，另有安排。
财新｜无罪判决率降至25年来最低水平，意味着什么
近年来，中国刑事犯罪总体呈下降趋势，但无罪判决率也依旧在低位徘徊。无罪判决率低意味着什么，背后哪些问题？日前，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围绕这一话题举办研讨会，与会法学学者及律师认为，极低无罪率或许折射出更高的错案率，应反思这一现象，推动刑事司法体制和程序完善。最高法院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法院受理刑事案件104.67万件、审结105.55万件，同比分别下降12.8%、11.4%，其中，依法宣告294人无罪。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研究统计，2025年无罪率约为0.021%，也即一万人中仅两人能获得无罪判决，无罪判决率系2000年以来最低水平。“这是一个病灶，背后反映了中国刑事司法体制及刑事司法程序方面存在的问题。”陈永生提出，应以无罪率过低为切入点，推动刑事司法体制和程序完善。极低无罪率 纵向来看，中国刑事案件无罪率在过去20余年中呈现下降趋势。陈永生梳理研究相关数据发现，2000年，全国无罪率约为1%，当年无罪人数为6617人。2000年至2025年间，无罪判决率曾有两次震荡上行，但整体持续走低。首次回升出现在2014年至2017年间，随着庭审实质化改革的推进，无罪率曾由0.066%回升至0.091%。另外，2019年也略有上升，无罪率至0.084%。此后无罪率再度逐年下滑。2021年至2025年，全国法院对3221名被告人宣告无罪，较上一个五年下降41.2%。到2025年，全国无罪率已降至约0.021%，全年仅有294人被判无罪，创下自200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以全国约3600家法院计算，平均每10家法院一年仅判出1起无罪案件。“在无罪案件当中，公诉案件无罪的数量是少于自诉案件的，大部分是自诉案件无罪。”在历年统计中，自诉案件的无罪数量通常是公诉案件的2至5倍，陈永生据此推断，在公诉案件领域，无罪率实际更低，甚至低于万分之一，而相比之下，自诉案件的无罪率约在5%至6%之间，接近国际一般水平。他指出，这一差异体现出公诉体系中控辩双方的权力差。横向比较来看，中国无罪率同样处于极低区间。陈永生对55个国家和地区的统计显示，中国为其中最低值。其余国家和地区中最低无罪率约为2%，如芬兰、亚美尼亚等；多数国家则集中在10%至30%之间。例如，美国联邦系统约为9%，英国约为17%，法国约为36%，韩国约为30%，中国香港地区约为23%。即便同样以定罪率较高著称的日本，其无罪率也长期维持在0.1%左右，约为中国的5倍。不过，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毛立新提出，日本的低无罪率并不能简单类比中国，其背后依赖的是一套以“精密司法”为特征的筛选机制。具体而言，日本检察机关在起诉环节把关严格，大量案件在进入法院之前即被作出不起诉或附条件不起诉处理，整体不起诉率长期维持在60%左右。在这一前提下，法院面对的本身就是高度筛选后的案件，因而无罪判决比例相对较低。陈永生表示，无论从历时维度还是国际比较来看，低至0.021%的无罪判决率都难以被视为常态。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接受南都专访时表示，司法有其自身规律，无罪率并非越低越好，要科学理性地看待无罪数据。应高度关注无罪判决率过低的现状，“过低了，就会带来刑事司法中人权保障的疑虑。”（详见财新网：《火线评论｜无罪判决和冤案纠错牵动着企业家的心》）无罪率为什么低 对于无罪率长期处于极低水平的原因，与会学者与律师分别从制度运行、价值取向及现实考量等多个层面分析。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韩旭认为，制度运行上，刑事诉讼中公检法三方“配合有余、制约不足”的问题较为突出。按照制度设计，公安、检察院与法院应当分工负责、相互制约，但在实际运行中，三者之间更倾向于协同配合而非有效制衡。一旦案件在前端形成入罪判断，后续环节往往沿着既有结论推进，形成“起点错、跟着错”的路径依赖，审判阶段对前序判断的纠偏功能难以充分发挥。陈永生表示，当前公检法三机关的权力阶序呈现出“倒置”状态。“按刑事诉讼的客观逻辑，权力应当由侦查到起诉再到审判逐级上升，但现实中却呈现相反结构：公安高于检察，检察高于法院，权力反而逐级递减。” 他分析，检察机关因被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不仅可以对法院审判活动实施监督，还保留对司法人员渎职犯罪的侦查权，因此在制度上对法院形成一定约束；而公安机关则在组织体系和权力配置中地位更高，整体影响力高于检察院与法院。由此，形成了“公安高于检察、检察高于法院”的结构。在这一格局下，法院在个案裁判中处于相对弱势位置，面对来自侦查和起诉环节的压力，作出无罪判决的现实阻力也随之增加。与会学者及律师还谈及法庭审判形式化问题。韩旭表示，当前，律师在调查取证、申请证人出庭、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等方面的权利落实不充分，相关申请往往难以得到回应；另外，证人出庭率低、二审普遍不开庭审理、法官忽视辩方律师的辩护，使得庭审难以真正成为查明事实和检验证据的关键环节。韩旭还提到，近年来推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质上压缩了辩护的空间。被告人一旦认罪，案件更容易沿有罪路径推进。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斯伟江也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2018年实施以来，与无罪率走低形成叠加效应。在整体无罪率已极低的背景下，被告人通常出于风险考量更倾向于选择认罪，以换取从宽处理。毛立新则从辩护实践出发表示，认罪认罚进一步强化了案件的“入罪导向”，使无罪辩护也更加困难。一些现实机制同样对无罪判决形成约束。韩旭表示，检察机关内部的绩效考核机制，使得撤回起诉相较于无罪判决成本更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以撤诉替代无罪的现象。此外，在个别案件中，查封扣押的财产在判决前被地方充公使用，也可能反向影响裁判结果。北京泽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泽还提出，逐利化司法，如职务犯罪领域，以及近年频频出现的“远洋捕捞”等，亦对无罪判决起到负面作用。问题何解 韩旭分析，极低无罪率存在三方面危害，一是增加冤假错案发生的可能；二是人权保障落实不足，尤其是辩护权受限，使被告人的程序性权利难以真正实现；三是削弱司法公信力。对此，应当推进庭审实质化，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2025年2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审判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要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坚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等法治原则，坚持证据裁判、疑罪从无，完善刑事案件证人出庭、非法证据排除、二审开庭制度，推进庭审实质化。具体而言，韩旭提出，一是需要推动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减少对庭外证言的依赖，强化庭审质证功能；二是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解决调查难、排除难的问题，特别是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的落实不足；三是推进二审开庭审理，对事实、证据存在争议的案件应原则上开庭，以保障控辩平等和辩护权的有效实现。在斯伟江看来，当前刑事案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侦查阶段形成的口供笔录，一旦笔录被固定，进入审判后往往直接成为定罪依据，被告人翻供空间有限。在他看来，这种依口供笔录定罪的模式如果不改变，无罪率难有实质提升。因此，需要强化以庭审证言为核心、弱化庭前笔录的作用，才可能为无罪判决留出空间。斯伟江还呼吁取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及改革审判委员会、检察委员会制度，落实判案者责任。
这几天听闻“境外势力”花了大价钱，发动了不少网红博主对我们的互联网进行渗透：传播“卷不动就躺平”的不良思想。看到这个消息，我心头一喜，喜什么呢？这届“境外势力”的智商和觉悟太低了！要知道，刚刚高层召开的重要会议精神，就是“反内卷”。“日本失落30年”的教训也表明，“躺平”是降低内耗，促进消费，淘汰落后产能的必然经过。而发达国家之所以不内卷，就是因为他们的法律法规对“卷王”大打出手，比如法国就规定司机每开车4.5个小时就必须休息满45分钟，连续开12天就得强行休假，否则会被罚款。这些都是降低内耗，提升消费经济好方法，怎么“境外势力”还主动帮我们宣传这些路子呢？难道是觉得中国经济的增速不够快，自掏腰包，自甘风险，想给老中提提速？在这里，我有必要批评一下我们的个别宣传口，在搞宣传之前，多领悟领悟上面的经济会议精神，不要对着干。事实上，中国人从来就没躺平过，随便说几个数据：据《世界劳工组织》报告，中国人均年劳动工时2548小时，相当于每天工作10.19小时（算工作日），位列第一！日本，比我们少37%（约每天6.4小时）；德国，每天就上5个小时班。与此同时，中国拥有近7.8亿劳动人口，总工时长高达约1.99万亿小时，是美国的6倍，卢森堡的5879倍，第2名往后的30多个国家加起来都没我们的一半！一句话形容：中国人太能干了，太卷了！而现在，上面也意识到，这种卷、这种能干，对经济的发展不全是好事。所以近期也是密集出台政策措施：比如网约车司机，限制开8小时；外卖员连续接单超 4 小时应发出疲劳提示，暂停派单 20 分钟。比如，多次约谈相关平台企业，加大处罚力度，防止企业卷。甚至体制内的退休干部都给“规范”了起来：严格限制老同志退休后到企业任职，除非自愿放弃全部退休待遇。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还要鼓励“卷”，鼓励“奋斗”，真的合适吗？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同以往，那个遍地山寨商品、连马桶盖都要去日本买的时代也已经成为过去：国产汽车销量首次超过日本，全球第一。LNG造船业已经超越日本，马上追平世界第一的韩国。张雪机车在世界顶级赛事中一鸣惊人。AI、人工智能的应用体数量远远超过美国。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这些耀眼词汇的背后，不是什么大环境大时代给的机遇，而是一个个中国人在背后做出了他国人从未有过的牺牲和奉献。我们应该回头看看，或者告诉自己的长辈以及自己：可以不用那么辛苦了。哪有什么人口红利，时代红利？这些红利，是老一辈的民工冒着尘肺的风险，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积累下的！是火车上的乘客，从泡面、花生中省下来的！是写字楼里的程序员996肝出来的！前两个月德国总理来访中国，回去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德国人洗脑：“我们的生产力确实不足了……如果你从中国回来，你会更清楚地意识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和每周四天的工作制，无法长期维持我们国家的繁荣。 ”马上就是劳动节了，劳动节怎么来的？1886年5月1日，因为受不了资本家的压迫，全美工人街头示威，要求八小时工作制。5月3日，在麦考密克收割机公司工厂外的一场集会上，美国警察悍然向工人兄弟开枪，打死了两名工人。而后2500名劳工情绪激昂，去讨说法。结果，美国政府又派出了180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向群众开火，人们四处逃窜，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引起社会哗变。而后，国际社会纷纷引以为戒，最终确定把5月1日作为国际劳动节，其核心精神，就是要求八小时工作制，维护打工人利益。都说要摸着美国的石头过河，而“境外势力”也在帮我们搬起石头。老话说得好，得休息时要休息，可千万别用这些石头砸自己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