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在徐州丈母娘家。打算初五回去，初六公司开门，开始新的一年工作。徐州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虽然和连云港都属于苏北，但是徐州小吃品类多，也好吃。此刻，2026年2月20日00:18。我闲聊几句。我感觉现在年味一年不如一年，越来越反常。举几个我自己的感受：1、前几年群里发红包的特别多，如今微信群几乎都没啥动静了，更别谈发红包了。我看了一下，我微信就两个群有人发了红包。2、今年拜年信息也断崖式下滑，就拿我自己来说吧，以前收到的微信拜年最起码三四百条。我刚刚看了一下今年收到的拜年信息，58条。也就是说，大家都懒得发信息拜年了。在我看来，如果是群发拜年信息，真是一种打扰。3、放烟花的也少了很多。以前放烟花从除夕一直要放到初五，每天晚上村里都有很多人家放烟花。今年也就是除夕有人家放了烟花，到了初一过后，就几乎看不到有人家放烟花了。4、以前春晚过后，第二天大街小巷都在讨论春晚话题。今年，看春晚的人越来越少了。最起码我周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自己就是在手机上看了几个片段，关于机器人的几个片段。其他的节目也是一点没看。不过，我有一个朋友把春晚从头到尾看完了，佩服佩服。5、现在亲戚朋友见面也都很自觉了。不像以前问孩子学习咋样？啥时结婚？多会生娃？工资多少？等等。现在见面就聊聊家常，不问无聊问题了。因为问无聊问题毫无意义，还遭人烦。6、很多人过年不回老家过年了，去自驾游（或旅游）了。我身边就有好几个朋友是这种情况。过年不回老家，自己或与家人去旅游了。我认为这种形式也挺好的，遵循自己内心，很好。7、无论是城里的还是农村的？大街上的人都少了很多。不像以前，人挤人。现在很多人过年，躺在床上玩玩手机，也挺好。所以说，大街上的人明显比往年少了很多，这是我的感觉。8、无论是我父母还是丈母娘这边，我还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没囤啥年货。以前过年，会囤很多年货，自家弄的还有集市上买的，总之会囤很多。现在嘛，缺啥到集市上买就行了。9、还有哈，现在过年大家也不刻意打扮自己了。穿的都很平常很随意。不像以前，过年了，都穿新衣服或者说特意买新衣服留到过年穿。10、现在亲戚朋友走动也少了，大家好像都懒得去迎合别人了。现在年轻人更不愿意相互走动了。以前过年老听到有同学聚会啥的？今年我身边就听到一个人有同学聚会，其他没听说。……这是我对过年的一些个人真实感受，大家也可以谈谈自己看到的一些变化。顺便说一下，谢谢那些经常给我打赏的朋友们，也谢谢喜欢我文字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曾 2026年2月20日凌晨。
人人都是一本书 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 回到老家过年，说起谋生艰难，七十多岁的老母亲说：「咦，大家都说政策好得很呢？」我说是的，他每月拿走我2000块，再给你发200，然后你会感恩戴德。又问起舅舅家往事，母亲说，你不要再写了，别人都骂你写舅舅家的事情赚钱。看，人心就是这么有趣。人人都把道理挂在嘴上，但各有各的道理，谁也降服不了谁；但这根金条跟那根金条，看不出哪根高尚，哪根龌龊，是个人都吃这一套。但仍有人不会被200元收买，坚守着内心。在他们眼里，人自身的价值、良知的价值，高于一切。一位读者，看到猫笔刀老师写到自己的家史，便@给我。是个人，无论听说自己是垃圾桶里捡来的，还是从腋下掉出来的，从五六岁开始，就在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往何处去。我们所做的，便是通过家史写作，回答这个哲学三问。前几天我们做了个节前活动，送出100册家传手稿，很多朋友留下了精彩的家庭故事。父亲这边的家族往事，都是我成年后断断续续向母亲问起时听她讲述的。父母结婚时，爷爷奶奶就已经去世了，所以她也不是很清楚祖辈往事。父亲嘴笨，也是糊里糊涂。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过往，向上数三辈可能是做过些小生意，90年代末老家要建火力发电厂，占用农田，清明随父亲回去迁坟，挖到太爷爷的坟头才知道他有3位妻子，看来祖上也阔过。但具体做什么行当，问起来，本家众人也说不上来。不过可以想像，就算祖上做过些生意，当时日子还算过得滋润，经过晚清那个大时代淘沙，也都早已衰败。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代而斩，何况还是随波逐浪的小民！@心想事成：老家安徽，我爸爸有一姐一妹。1960年，我爸爸还小，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皖北大地正上演一幕幕饥荒的悲剧。公社的粮食一旦收获，立马被大车拉走，农民辛苦一年，所得的粮食完全不够吃，面临随时饿死的风险。我爷爷养育三个孩子，压力可想而知。好在他当时在村食堂管伙食，每天有出入粮库的机会。他每次进去都会带点粮食塞进棉鞋的鞋帮里，我爷爷一家因此没被饿死。但好景不长，我爷爷的同村邻居A，一直品行不端，但是和我爷爷一直有来往。有一次他去邻村偷了一个大席（由高粱秸秆并排编织而成，以前用作床垫），他自己怕被人发现，就让我爷爷帮他藏起来，我爷爷拒绝了他。于是他就怀恨在心，去公社把我爷偷带粮食的事情捅出来了，我爷爷因此丢掉了食堂管伙的差事。这么一来，饿死的风险即将到来，我爸爸那时候本来已经会走路了，因为饥饿，他又不会走了，我大姑说那是大姐都饿得浮肿，眼睛肿得都睁不开。眼看即将饿死，有一次我大姑姑和邻居B一起去地里干活，当时是深秋，红薯已经收获完毕，我大姑发现地里有一处土和别处不一样，比较松软新鲜，她就上去扒拉了一下，下面竟然藏着一小堆红薯，明显是别人偷偷藏起来的。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挨饿，大家都想办法搞吃的。我大姑顿时警觉了起来，脑子转得飞快。她立马把土盖上，往前走，没多远又发现了一块土和别处不一样，扒拉了一下发现又是红薯。这时候她强装镇定，走过去和邻居B说，我肚子不舒服，咱今天不干了，回家吧。等到晚上，她偷偷地来到地里，把红薯全部带回家。那时候家里都不允许存在粮食，连做饭的锅也不行。我爷爷家的锅都是拴个绳子丢进河里。红薯就在墙根挖个坑埋下，把锅从河里捞出来，每天煮一点红薯吃。我大姑说，要不是这两堆红薯，全家人都得饿死，我注意到她讲这事的时候，眼睛都是红红的，家庭聚会的时候，她经常讲这个故事。粮食很快吃完，为了不被饿死，我爷爷带上我小姑和我爸，拉着架子车，我爸爸小坐车上，我爷爷拉车，小姑在后面推车，一路向南要饭去了。爸爸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代出去打工做包工头的农民工，虽然没有什么大的成就，但他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我们姊妹三个也借他的福气都算走出了农户家庭，上了大学，有了不错的工作。所以想要记录。我的父母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人，他们喜欢喝点小酒打点牌，对子女的教育要求不高，从小到大，都是只希望他们开开心心长大就行，家中有三个小孩，最小的是个男孩，读大学时，父亲把我从江西送到湖北，送我去湖北上学那天，我哭了一路，他开了一路车，挺难受的，后来父亲带我去吃饭，平常他不支持我们喝奶茶，因为他觉得对身体是有害的，那天，他说，走啊，带你喝奶茶，可是难过的我什么也喝不下，最终带我去吃饭也只是草草吃了几口就打包回去了……炎热的夏天，父亲的背影逐渐远去，我被留在了武汉……我们家那时候，最喜欢的是围炉夜话。那是个烧着老式煤炉的冬天，有时候也用碳火盆，炭火烧得正旺，橘红色的火苗闪动，偶尔迸出几点火星子，「滋啦」一声，像撒了把碎金。炉子上坐着一把铝壶，壶嘴「呜呜」冒着白汽，旁边烤着几个红薯，皮儿焦黑起皱，甜香混着炭火气，在屋里绕来绕去不肯散。我们的话题很多，从邻居家新养的猫，说到村口那棵老槐树要开花了，再说到明年开春要去河边踏青。炉灰里埋着的红薯「噗」地冒出热气，妈妈用筷子夹出来，剥了皮递给我，烫得我直哈气，却舍不得松手——那股甜，混着炉火的暖、家人的笑，从舌尖一直暖到心里。围炉夜话的时光，没有山珍海味，没有惊天动地，却像炉灰里捂着的火星子，明明灭灭，却暖了一辈子。后来我们从村里搬家了，煤炉换成了暖气，炭火变成了空调，可每到冬天，只要看见火光，就会想起那晚的炉火、那屋的笑声。原来，我们所期盼的东西，原来很早很早就有了。@Joe梁：我们是个非常普通的工人家庭，早年寄居在南方的一个小山城，有兄姐多人，从父辈算起到如今将近百年，每个的年代都有不同的经历和记忆。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家庭曾经历一段至暗时刻：有因严打被劳教的哥哥，有因首批承包被嫉妒遭事后调查的父亲，有首生儿因先天疾病夭折的姐姐，还有因苦难太重旧病复发、后英年早逝的母亲等等。苦难是化妆的祝福，想记录下来成为家族共同的回忆。作为家族中第一个大学生，成家立业也年过50后，对我从那里来、父辈有那些故事尤其是后来如何在关中普通乡村里信奉了天主教、在历史的重大关口做为普通平凡人的祖先有那些苛活的故事等等很有兴趣。也感到家族老人油枯灯尽愈来加速，城市化又使得后辈基本分散四处，这种事情单打独斗没法做，也可能获取信息不客观等等。总之，我希望能与宗族里有想法、有基础的一起来完成这个事，甚至都有请家传的记者上门的想法，但终因家远地偏、长辈文化不够又性格怪僻等放弃了，但心里总是有个念头犹如种草发芽一般，感谢能给我寄一本家族手稿，至少知道该了解掌握哪些信息。停电那个晚上，我爸点起蜡烛削冻梨。屋里特别暗，就那一小圈光。暖气片咔嗒咔嗒响，声音在安静里特别清楚。他削得很慢，梨皮一圈圈掉下来，像什么仪式似的。忽然他就哼起歌来，也不知道是啥调，断断续续的。我妈在对面坐着，手里还捏着毛线针。烛光一跳一跳的，把三个人的影子都投在墙上，晃晃悠悠的。我们都坐着不动。梨快削好的时候，我忽然想：电要是永远不来就好了。很奇怪吧？平时总嫌日子太静，可是那一刻，就是觉得这样待着特别好。外面偶尔有零星的鞭炮声传进来，可屋里这三个人，就像待在另一个世界似的。后来电来了，灯一亮，那个瞬间就没了。但直到现在，有时候晚上关灯睡觉前，我还会想起那圈蜡烛光。@Christina：我一直想记录我的祖辈和父辈，艰难的一生，可是他们全都去世了，如今只能记得只语片言。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是来自乡村富裕的家庭，在土改的时候，毫不意外的全被抄了家。姥姥的大哥和小弟连夜逃命，一个跑去了内蒙讨生活、一个逃去了东北，多年后来信，他们都还活着，都在行医。姥姥和她二弟还是二哥留在老家，受尽屈辱。姥姥嫁给我姥爷，虽然门当户对，但是一起受压迫，受歧视，挨批斗。唯一差可安慰的是姥爷家宅心仁厚，村里的坏人也没为难得太过分。奶奶家高知多一点，奶奶的小弟，大概是1960年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WG期间直接被陷害死了，具体怎么一个过程，我们都无从知晓了。到了我的父辈，就完全生活在WG期间了，一生都被毁了，不忍回忆的惨痛记忆。我又问起二奶奶的故事，母亲竟然还没我清楚，只知道她好像不是在父母身边长大，而是被人收养，可能家世很凄惨。想不到二奶奶还在世，母亲认识她也有几十年了，竟然如此陌生。其实二奶奶是湖北一户大地主家的闺女，土改中父亲被灭，母亲被民兵队长带人编了个蒺藜笼子装进去，在道地上滚来滚去取乐，晚上再放回家，几个孩子趴在母亲身上，给她浑身拔刺。第二天再抓去折磨，第三天就死了。「听起来都要疼死」，母亲呆了半晌说。是的，因为二奶奶是地主崽，父母双亡，想去投奔姑姑，结果姑姑怕被牵连而不敢收，后来是出身贫苦的干娘接纳了她。等到后来兵团缺姑娘，八千湘女上天山，二奶奶也去报名，结果一到就被二爷爷领去做了媳妇。二奶奶的几个孩子都混得很好，其中一位是广州市老家商会的会长，回老家有领导接见的那种。前几年，孩子带人去「看望」当年那位下狠手的民兵队长，发现还住在当年抢去的老屋里，破败不堪，人也不成样子。看着现在的样子，几十年的郁气，竟然一朝消散。没有比历史的惩罚更狠的了。抢来的东西，终究会用完；只有一代代子女的成长，才会创造源源不断的财富。这就是为什么我写过的传主中，相当部分的祖上都是地主、工商业者或读书人的原因。当然，通过这几十年的教育平权，也有相当大比例的平民后人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摆脱了贫困传承魔咒。这也让那些还想通过某种暴力手段再不劳而获一次的人，现在有些「曲高和寡」，也让那些想回到过去的人，发现自己无法一呼百应。这是我们国家的运气，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运气。但我们应该知道过去，否则运气也会用尽。历史就像平静的水面，扔下一颗石子，可能会激起巨浪。我们都要做那个扔石子的孩子，抢救家庭记忆，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感谢家传的读者陪伴了又一年，来年必是花开满地、烈火烹油的一年。敬祝大家过个好年！
我是真上了年纪了呀。这是我妈对自己说的话，语气里满是不甘。其实她才五十二岁，说这话是因为一场病下来，她查出了好几项慢性病。其中尤以肾病综合征最严重，已经间断持续了十七年。这都是需要长久吃药的病。在上周住院的那几天里，她在输液和检查之余，就总是躺在病床上发呆。她或是想起了什么事情，或是对当下自己的处境极其不甘，就对我说，她前两年还多能干多能吃，一个人装卸一两千斤的萝卜蒜苗不是问题，现在也不知道咋回事，就也躺医院了。说这真是奇怪，真是匪夷所思，然后她就感叹，难道自己真的老了？就来郑州住院这事儿，我比她更上心。医院没有病房里面的床位，我妈被安置在走廊上。走廊的床位不太方便，一是没有厕所，需要走到其他病房里去借用；二是人来人往的，晚上睡觉易被吵醒。我当时很悲愤，又很惆怅。我给我妈说，我要是有钱有权有势就好了，怎么说，也能给你安排个病房里面的床位。我妈听了这话就笑了，她说，你不能这样想，住在走廊上，说明本来就不是什么严重的病，要是严重，肯定紧赶着就安排病房了，你想想是不是？我妈说，我上一篇文章写的太悲观了。虽然写的都是我所见到的真实存在的客观，但我忽视了这种客观在我妈自己的主观那里，并不是多么大和了不起的事情。比方说冬天用泵抽水，确实很麻烦，也很冻手。或者说侍弄片小菜园，又得锄地又得浇水，种出来的菜够家里吃几顿，也省不了几个钱。但她觉得，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没有这样的活儿，也有其他的活。就像你在外面工作，租房住，有自来水，能去菜市场买菜，你就没有别的活儿了吗？照样你会有别的事要忙。我妈说，有时候确实是“没得选”，用你文章里的的话说，就是无奈。但你就是“有得选”，又能怎么着呢，你八成还是会在心里，给自己拟一个比当下“有得选”更全面的标准状态。然后在实际中还是达不到那个标准。没得选的时候人只有一条路走，有得选的时候，人还是只能挑一条路走。人就两条腿，不能几条路都占了。你就是有条件能占，人活几十年，也没那时间。不管走哪条，人都会觉得另外一条更好。但人一上了年纪就不这样了，往回看看，都是造化。命里这样安排了，那再想想，好也过了，不好也得过，都这样过了几十年了，也没啥不好的。我妈的肾病已有多年。这几年里，她吃的有一种药叫百令胶囊。这不是管制药。药房里是七十多块钱一盒，一盒七十粒。我妈她就去查淘宝和拼多多，对比上面的价格看哪个便宜。她跟我说，你可甭说我了，肯定又说我连这点钱都得省，省小钱花大钱等等。她的下限就是这，就是省钱省成习惯了。我就别说她了，不让她这样干，她心里不得劲。她说她还是十四五岁小闺女的时候，还得过学校的短跑冠军嘞。她说92年，她十八九岁在宁波食品厂做蛋卷的时候，一个月就三百块钱，她两年攒下来了四千。她说她二十出头跟我爸在深圳的路边卖甜根（就是甘蔗），头一回摆摊，半天一分钱没挣到，后来有位老先生来帮助他们的事儿。她说98年，和我爸结婚时我爸没钱，还是她拿出几千块钱来支应我爸，让我爸再拿钱置办东西娶她的事儿。她说08年过年，她怀着我妹妹去找赖老板要拖欠的菜钱，赖老板不给，她站到赖老板家房顶上，要挟着要往下跳，赖老板才慌忙还钱结账的事情......我听着我妈跟我说着这些事情。我能想象到一种第三视角。似乎我就是各个时段我妈做事的旁观者。自我妈十七岁离家开始打工算起，她已经劳作了三十五年。这三十五年里，她当过懵懂无知的少女，当过内敛文气的青年，当过硬着头皮上的年轻人，当过碰壁无助的小生意人，当过坚韧挺拔的母亲，也当过抡锄刨地的劳动妇女。现在，她是陡生白发的中年人了。我妈说，其实这样一想，她这半辈子经历的事也不少。有好的有坏的。头次做生意卖甘蔗就卖不出去，往工地上送菜还老是找不到销路，卖出去了账又难收回来，你小时候还营养不良身体不好，又得带着你到处跑医院，这些事在当时可都是天大的事，觉得这要是弄不成，日子还咋过下去。现在想想，那其实也就这么过来了。还是那个理儿，你得带着问题朝前走，一年级不会的加减题，到二年级就会了，二十出头遇到的问题，可能到三十岁，就不是事儿了。在这几十年里，她各种各样的心境都体会过，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的情绪也都体验过。命运推着她做体力活，命运又把她推到病床上了。我在上篇文章中写道，许多农村人来大医院看病，不是为了图心安，是需要医生诊断结果的那个理得。理得才能心安。许多农村人，在能干活能下力的前半生是不认命的，有时候人不认命，需要这个“理得”，来帮人认命。面对检查报告上罗列的病项，面对医生说再不要干重活的嘱咐，我妈终于“理得”了，理得才能心安。她承认自己年龄趋增带来的精力的下滑，也答应我要好好调理不再下地干重活。农村老一辈人的“知天命”，就是从一张病例单开始。住院了四天。检查结果出来后，开了药，我妈就催着我回去。她说，离家这几天，还真想家了。想那处瓦片房，想那张木质床，你也说不上来那有多好。但你就是想，可能这就是上了年纪了。年轻那会儿，哪会想家啊。我妈跟我说，她现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总是会记住那些对她抱有善意的人，哪怕这些善意很微小。或是哪两个工人给她送过馒头啊，或是哪个老板从没拖欠过菜钱啊，或是去远的地方卖菜，迷路了有人指点啊等等。有的事情都过去一二十年了，她也仍然记得很清楚，能一件件给我叙说半天。甚至连那些好心人厚道人的动作表情等细节，她都能记起来。我妈说，她听医嘱的，以后少下地，少干重活。她这下就有了时间了，准备静下心来，把这些好人好事都写一写。她说，一个人对你好，那个好可能就那几秒钟，但你记住了十年，他就对你好了十年。同样的，如果一个人骂过你，你记住十年，他也就骂了你十年。还是记住那些好的吧，人到中年了，很多事情自然而然就看开了。不管是好还是坏，人都得往前走。没有问题你得往前走，有问题，就带着问题往前走。在陪护的那几天里，我和我妈聊了许多话。当时聊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如今隔了几天，再在晚上回想起来，不禁喉咙一紧，有所触动。我妈说的是对的，有许多问题现在没有办法解决，我得带着问题往前走。
农村啊农村，我对农村的感情是复杂的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正坐在郑大一附院的走廊里，等待轮到我妈就诊检查。我妈的肾病已经三四年了，肾病带来的高血压、头晕和四肢乏力困扰着她。在上周她终于扛不住了，住进了县医院。导致肾病的原因有很多，肾病的发展状况也很多，县医院的检查设备无法做出精细的诊疗判断，只能笼统地凭借以往经验开药缓解，我们就来到了郑州。河南人遇到需要谨慎的病都往郑州跑，首当选择的就是郑大一附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我妈纯是累的。这一点我清楚。即使是不出去干体力活，家里也有许多活儿等着她干。农村的活儿和城市里的还不一样。因为没通自来水的缘故，我妈她上午需要烧一壶热水，顺着管道往井里灌，等到灌满了，再搬出抽水泵来，插电抽水。如果抽不出来，就需要再次灌满，循环几次，直到抽出水来。水顺着水管流到水桶里，一来是为了储水，二来是用以静置半天，等水和杂质沉降下去才能用。烧水是用地灶，用柴火把水烧开，再灌到暖瓶里，供一天所用。单是这两项，就够忙活一上午了。肾脏内科和呼吸内科排队的人很多，我和我妈已经排队近两个小时了。患者们大多戴着口罩，遮挡着口鼻，但你单看额头就知道，他们大多都是干体力活的农村人。或是种地产粮的农民，或是厂里打土摞砖的力工。经常干体力活的人，上了年纪就容易在肾肺上出问题。再加上叫号时喊到的患者名字，男的多是“国，勇，军，强”，女的多是女的多是“秀，娟，娜，萍”，也能判断出来。我们村里就有很多人的名字带这些字。抽出来水了，除了搬出洗衣机洗洗衣服，也可以接上管子往菜园浇水。自家种的有季节性蔬菜，冬天种的多是生菜和萝卜。浇完地，她可能要骑上电车去看看我外婆，或是去城里看看我那上高三的压力大的妹妹。打我记事起，我爸妈不干活的日子就少，之前是往工地上给工人送菜，现在是种地之余去摆摊卖水果，或是给承包户做些栽辣椒套梨袋儿的活儿。除非是因为下雨，否则是不轻易休息的。图为今年4月，我妈在地里栽辣椒（干一天70元钱）我坐在这里很难受，一方面是为我妈的病担忧，一方面是被周遭的气氛所感染。这里的人似乎都很疲惫。这种疲惫和我自己的累有很大不同。年轻人的累不是蓬头垢面，是衣着简单得体的；不是大喊大叫的，是不声不响的；不是刺激敏感的，是冷淡无有生机的。中老年人的疲惫更滞厚些，你从他们的眼神中已经看不出情绪如何，只剩下了沉重和迫切。这是一种宿命感的累。或者说，这种累，就是宿命本身。我们河南话把累叫“使慌”。使慌使慌，细究起来，使就是使用，慌就是慌乱，怕来不及。事来了的时候，人是被使用着去忙活的，这个事一旦大且繁杂，人一时半会就忙不过来，就会有急促感慌乱感。那人自然就会累——只不过是后知后觉的累，忙完之后这种累才会陡然间生出来。这就是使慌了。我惊觉用“使慌”这个词表达累，重点不在累的主观感受，而在累的客观反映——人被事使用的忙不过来，就是累。可能会有人觉得奇怪，人怎么会被事儿使用呢？事儿也是人做的呀，可做可不做。但不是这样的啊，对于我妈这辈种地干活、力工谋生的人来说，单是生存的事儿，单是活着的事儿，就逼得人不得不被使用起来。夏天玉米旱卷叶了你浇不浇？秋天玉米被水淹了你收不收？公婆爹妈取药用钱你挣不挣？你得去干啊，你不能不去干，干好歹有个盼头，人就是为着这盼头活着的。不干，连零头都没有。干，人就会使慌，使慌得多了，上了年纪就有各种病显出来。所以我们来到了这里，挂号、排队、候诊、取药，不是等待医生的诊断的那个病例，是给自己寻一个应然的结果。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写过:经常干体力活的人有一种别人不具备的能力，他们能准确预知自己的身体状况，知道自己身体在某个时间节点突然发生的细微的变化，且大多比医院的检查更准确，知道自己还能撑到几时，知道自己现在的下力已是在拿健康和寿命换钱——他们就是自己的检验科。图为三十多年前，在厂里做工的我妈我妈来看病之前，她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也知道不做大检查是不行了，所以才来。我相信来这里的很多人都是知道的。但知道归知道，来大医院看病不是为了图心安，是需要医生诊断结果的那个理得。理得才能心安。许多农村人，在能干活能下力的前半生是不认命的，有时候人不认命，需要这个“理得”，来帮人认命。我给我妈挂的是肾脏内科的一个主任医师的号。她进去看大夫的时间不长，很快就出来了。说情况复杂，需要安排住院检查。肾病综合症引起的高血压已到了高危程度，且还伴有心律不齐症状，需做二十四小时心电图详细检查。但现在医院没有床位，开了药，让我们先回去，周六直接过来安排住院。我妈说，那这以后肯定不能再干重活了，也不下地了，也不搬菜了。写这篇文章的开头时是周一，也就是带我妈看病的那天，现在是周五，明天就是为我妈安排住院的日子了。这期间发生了两件事。一是我妈对医生开的药有感叹，三百六十块钱买了两盒药，一盒药十二粒，她说一粒都十几块，一天吃四粒都得五六十块。她到地里摘点草药寻点偏方是一样的效果......二是我妈在得知在郑州住院，不能使用新农合的报销比例，住院几天可能要花大几千块钱后，就试探性地问我，能不能不去住了......这都让我心里难受。过于节省、不舍得花钱是干活的农村人的共性。我能理解我妈，在我的换算下，三百六只不过是我两三天的工资。在我妈眼里，那是六毛钱一斤的半亩地的玉米。住院可能要花费的几千元，是两年多种地收入的总和。假设说卖一斤土豆挣四毛钱，她需要卖两万多斤才能划得来。图为在街边摆摊卖水果的我妈今年六月，我奶奶在去世前的两个月，她因骨癌扩散双腿已完全瘫痪，我给她了个四百多块钱的轮椅，以好推着她出门走走。她对买轮椅这件事心疼不已，她说这钱花在她身上太亏了。农村人这样的节省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哪怕是以牺牲自己的健康及舒适程度为代价。我每每想到这些，我都难受不已。我妈的病，纯是农村的活让她累的。农村，唉，农村。农村啊农村，我对农村的感情是复杂的。我写过很多有关农村话题的文章。但说实在的，我很难对农村的本身和土地的耕种产生感情，我非常清楚耕种一年能带来多少物质收获:今年小麦一块二一斤，玉米六七毛一斤。可是劳力活做多了，生一次病所需的花费又何止种一季作物能抵消的了的？我面对着麦田和瓦房，只有复杂的情绪。这里没有田园牧歌，只有枯槁劳作。你但凡真正生活在这里，都不可能对这里喜欢得起来。图为年初，我在和叔伯一起在村头放羊农村啊农村，我对农村的感情是复杂的。农村的地养人吗？这是当然的。生产出来的粮食可供人吃，养活了很多人的生命。但你真说土地它养人吗？可为什么在上面劳作的人面容枯槁多病缠身呢？我家靠种地供我读书和上学，我当然理解这种生活的无奈，但正是因为了解并二十余年参与其中，我才更是对这片土地很难提起感情。我对于农村的感情的复杂，就表现于我对农村对土地没有任何感情，但我对于生活在农村的人，劳作于土地的人有浓厚的深情。我写报告做记录，我深切地知道老一辈人身上的韧劲，韧劲和疲惫都是底色。我并不热爱生养我的这片土地，我只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图为今年十月份，被水淹了的玉米地很多人说，农村地方遇到的最大阻碍不是物质的贫瘠，而是观念的保守及落后。这话对也不对，对在这是主观事实，很多农村的学生在走出去之后赚到养活自己的钱了，也仍会因为观念和固有的认知而踌躇不前。不对在这不是客观事实，因为所谓的观念保守与落后本身就是个伪命题，是因为物质贫瘠，所以观念落后。倘若物质上能达到普通城市的一半水平，观念认知的提高也将是很快的。这也是为什么父辈种地是为了让我不种地的原因。对于我父母来说，送我离开这里，是最好的方法。但对于我来说，尽可能力所能及地回馈这里的人，是最好的方法。农村。哎，农村。
上周末回家，我资助了两个农村学生。一个五年级，一个三年级，皆在村小学读书。他们的家庭遇到些许困难，我在国家给予他们最低生活保障及助学补助的基础之上，通过去家里提礼品慰问以了解家庭变故情况、给学生买冬装、帮学生交伙食费、为学校购买体育器材等方式，提供了一些尽己所能的小的帮助。农村困难学生的两免一补，是指免课本费、免学杂费及生活补助，不包括伙食费。因为父母常年不在身边或是家中有变故的情况下，有些学生仍会在学校住宿，一日三餐都在学校吃，这就自然带来了伙食费问题，一学期一千块钱出头。大家通过我以往的文章或许了解，我六岁时就在寄宿封闭式学校上小学，一个月回家一次，我爸妈是种菜卖菜的，经济情况也不算好。物质上的不富裕，让农村的孩子都很早懂事，早早自立。我知道这个年龄段的学生缺什么，帮一点算一点，也算是帮了一下小时候的我自己。我一个高中同学是公费师范生，现在在村小学当班主任。我之前在文章里写过他（详见《我在村小学，和公费师范生一起，完成了一次对童年的自我救赎》）。他跟我说，班里有学生的家庭情况并不好，一个季度就那两件衣服，翻来覆去的穿。倒也不是说穷到衣服都买不起的程度，还是因为过于节省，农村家庭嘛，我是理解的。农村家庭的孩子，有点条件的都去镇上或县城里上学了，能留守在村里上的，其实家境都大差不差。七八岁的小孩子又能懂些什么呢，我帮一点算一点，论迹不论心了。十月中旬我开通知识付费以后，迄今有二百多朋友加入了我的知识星球。一年五十元，除去收成和税，我到手四十元，一年多了万余元收入。说实话，我受之有愧。愧不是指我认为我一年的文章不值这个价，而是说，我的许多能被大家认可的文章的灵感，皆是来源于人民群众的生动实践。我在和他们劳动的过程中感受颇多，灵感颇多，获益良多。这是我能够写出来一些纪实类文章，以及大家说我文章字里行间有角度有温度的原因所在。同志们朋友们支持我，才愿意为我的文章而付费，这是“取”之于民，知识付费的收入大部分都用之于己了，也该有一部分“还”之于民。我把我的想法和我父母沟通了一下，他们表示支持。我说你们卖菜卖一天也就挣百八十块钱，咱自己家庭情况都不算好，我这么做是不是本末倒置了。我妈说，你挣的钱是你的，你有支配权，你就是捐再多，你爸我俩该挣那百十块钱还是得挣。我和你爸都认为，这知识付费是长久的事儿，拿出一部分收入去做公益，对你自身发展有利无弊，你也是在为家乡做好事，做的多了，以后写文章的水平能提高，遇到的客观局限性也就会小点，最起码家里这边的阻力会小一点。毕竟你是在记录事实，大家支持你，你才能挣这一点钱，又把挣到的拿出一部分做了好事，这任谁都不能说啥。我妈还给我出了主意，她说你现在挣得少捐的就也少，以后挣得多了，也有别的公益用途。我妈帮我和村委会沟通了一下，说如果顺利的话，等明年春天，村里再办一年一度的庙会，请豫剧团来演出时，我可以为村里多捐一场戏。村里许多老人都喜欢看，也算是为乡里做一点实事。村委也表示大力支持。我这次资助学生的其中一个，就是我去年做砖厂考察记录里一位工人的孙女。他的孙女恰好是我当农村小学教师的表姐所教过的学生，小女孩品学兼优，奖状得了一大堆，我去她家里看过。或许是因为遗传，亦或有常年干体力活的原因，她父亲以及他的大伯在三十多岁，正壮年的年纪皆得了腿部股骨头坏死，能走路，但一步一趔趄，走不快，下半身几乎用不上力。生活可以自理，但也基本丧失劳动能力了。女孩的父亲说，我也能干活，就是慢，别人俩小时能干完的活，可能我得四小时五小时，干的慢，也就挣不多。在问及到小女孩的妈妈时，他说，跑了，没信儿，也不能全怨她。小女孩的爷爷六十九岁了，在砖厂干活，但正如我去年在砖厂考察记录里写的那样，砖厂效益不好，工人们计件薪酬，且近一半时间都没活儿，也就自然赚不到多少钱了。小女孩的奶奶常年吃药，家庭虽有低保，但家庭压力仍然不小。我去学生家里看了，但并没有过多拍摄照片或视频，原因无他，得为孩子的自尊着想。孩子现在小，或许还没有自尊心这个概念，但她终究会长大的，将家庭的困难状况直接暴露在镜头下，这可能会让敏感的学生感到尴尬、难堪或是一种“被施舍”感，这无形中会给孩子带来心理负担，不利于她日后健康成长。真实有效的帮助胜过一切形式。一点点的物质帮助碎起不到什么大的效果，但还是我之前写过的那句话，无济于事，总好过无动于衷嘛。我表姐提前一天将我去家里慰问及资助事宜，告知被资助学生的家长。我姐跟我说，那户人家很是激动，先是跑到了学校找到校领导打听具体情况，又去了镇教育办问面对资助人应该如何接待，如何表示感谢云云，受资助家庭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远比我这个资助者要大的多。普通农村家庭面对这类事的“惶恐”，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所为。大家知道，我做过许多农活，也在劳动中和许多工人或农民攀谈过，我把劳动的过程以及感受写出来了，但没有深入了解过，上了年纪依然还干活的老年农民的家庭情况。我在文章中描写他们眼睛的“黑”，但为什么会如此？压力来源于何方？“闲不下来”的背后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态度？他们的子女，他们的孙辈是怎样的？这些我都知之甚少，这次去受资助学生的家里慰问，是以一种不一样的身份去了解农村了解农民，了解到的情况也更加细致详实，让都让我感触颇深。这种感触，对我日后的发展和文风笔调的成熟至关重要。我写文章了，这只能叫记录，我确实是帮上人家忙了，这才能叫参与。从记录者到参与者，也就是从调查者到研究者，先有记录后有参与，先有调查后有研究。记录是为了参与其中帮上具体的忙，调查是为了研究现状，找到解决问题的实际方法。从角度到深度，从微观到宏观，我自己会经历的越来越多，知道的越来越多。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在物质上资助了劳动者的子孙，其实劳动者，也在精神上和在未来发展上资助了我。还是那句话，帮一点算一点，无济于事，总好过无动于衷了。至于日后我是否会继续资助，这就得看我个人能力与收入情况了。能力小就帮点小忙，能力大就兼济他人。事在人为了。大家如有没加入知识星球但有加入意愿的，还请扫描下方二维码加入。现在依然保留50元/年的最低收费门槛设置，知识星球专有文章的更新我会加快频率。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PS:本次资助谨代表个人行为，请大家勿上升高度，也婉拒代为捐款。我只发出来了一个受资助学生伙食费的收据，其中另一个学生的伙食费，其家长已经在九月初开学时交过了，我已将下学期学生所要交的伙食费转给其班主任，待到过完年学校开出收据时，我会再发出来以供证明。
01年我出生在河南中西部的一个小县城，打我记事起，我就在一个青砖瓦房的家里生活，青砖瓦房是1992年盖的。家里有我妈、我爸和我奶奶，08年才又添了我妹妹。我爷爷在我爸九岁时就去世了。爸妈干的是往建筑工地的工人食堂运送蔬菜的活儿，总是不在家，我和奶奶睡在一块。我妈说我小时候特懂事，似乎从小就具备农村人坚韧的品格，很少哭闹，有什么事情都藏在心里自己消化。这也是他们放心把六岁半的我放在私立寄宿制学校的原因之一。当然主要原因还是他们挣钱太难，不得不离家谋生，我奶奶腿脚残疾，没法每天接送，寄宿是最好的选择。图为我家的院落图景，大水桶是储水用的（未通自来水）可能和很多人理解的不一样，认为私立学校都贵，是城市有钱人家的孩子才上的。其实不是的，农村的孩子越穷就越得上私立学校。原因很简单，公立学校每天或每周都得家长接送，农村大多数都是留守儿童，平时见不到父母，达不到公立学校的接送条件。寄宿制的学校是在离家十几公里的一个村里，一个月回家一次。我当时太小了，懵懂着就也接受了。那所小学的住宿环境不算好，一个班四五十人，只有两个宿舍，二十多个男生住一间，十几个女生住一间。睡的是大通铺的上下床，几张上下床或靠墙或并在一起。学生的铺子紧挨着或是重叠着，三个人睡两张床或者四个人睡三张床。上课是一个老师教数个科目，她会哪科教哪科，要是不会，就先空置着等以后再上。图为我小学学校（现已倒闭搬迁）我很想家，所以每个月去学校时，我都拼命记住从家到学校的路线，去记住路上几个有特点的建筑物，以等到学校塌了或是其他的什么好事发生了，我能兴高采烈自己跑回家。我记住了路线，也记住了路上的坑坑洼洼——十几年前村与村之间的路并不好，有几段还是土路，下雨很是泥泞。这也就让我不敢抱想家或是生病时我奶奶能来接我的看法，路难走，她腿脚不好，路上摔了怎么办。班里有一部分是走读生，每天都要回家。下午放学到晚自习上课前，我就总是喜欢把着校门栏杆，看着其他父母把孩子接走。我心里算着日子，算着我爸妈这次外出贩卖蔬菜可能几天回来，我就每隔一周或十天跟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来看看我。我打电话的方式很简单，就是站在校门口，鼓起勇气朝其他学生的家长借电话用，大多数时候都是能借到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这几天睡眠不好，总是会以第三视角，梦到小时候的我管别的学生家长借电话的那副场景，睡醒以后也挥之不去。就这么着在那个小学过了六年，我升入了镇上的初中，简称乡中。在乡中也是住宿，但每周回家一次，且宿舍十人一间，一人能分到一张床，我觉得相当幸福。乡中都是附近农村学生在读，老实的很老实，社会的很社会。乡中很乱，打架事情频发，混混们结成“帮派”，在校内欺凌弱小，在校外收保护费。男生以吸烟穿九分裤和豆豆鞋，骑“鬼火”为荣。鬼火是一种摩托，鸣笛时能发出一阵阵刺耳的螺旋声用以炸街。女生以化妆穿奇异暴露装和谈恋爱为耀。校园欺凌情况相当常见，幸运的是，我因为同桌是“帮派老大”的缘故，受了他不少照顾，基本没有遇到霸凌情况。图为我初中所在的乡中学校（现已重修）七八年级时最乱，随着年纪的上升，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辍学，到了九年级情况就好些了。我上七年级时总共有六个班，一个班六七十人，到了九年级，还是那一届学生，就只有四个班了，一个班还剩四十多人。可见两年中，有多少农村学生连义务教育都没完成都选择辍学了。我那一届中参加中考的有一百五六十人，考上普高的我记得有十七个，幸运的是，我是其中之一。其他人，或去了中专技校，或归家随自己父母干活，或是去当学徒工了。我在那所乡中整体算顺利的，结识了许多朋友。前段时间网络上有关于“嘉豪”的讨论。所谓“嘉豪”，就是指学生阶段，那些行为抽象举止怪诞，试图显示自己特立独行，但在其他同学眼中更像小丑的那类男生。女生则叫“嘉欣”。我对这个词相当无感，原因就在于在我的初中，“嘉豪”“嘉欣”这样的人太多了，每一个人几乎都是卧龙凤雏般的能臣良将。因为全是嘉豪，也就自然标榜不上特立独行了。图为和我同龄的一初中同学，目前在建材厂干活我的初中同学们，他们大多都在初中辍学或高中肄业，留在了家乡。现在他们大多都已成婚生子，接替了他们父辈的担子，或是随家里做小生意，或是在附近厂里务工干活。我每次回家，都还和他们见面聊天，我谈论着要不要考研或是之后要去哪做什么，他们说着孩子该去哪所幼儿园化肥该用哪个牌子的问题。我们走了不一样的路，但毕竟是从一个地方出发的，同途殊归，但总归还能坐在一起推杯换盏，感觉也很奇妙。高中在县城，在这里，我的眼界和人缘圈子，从乡镇扩展到了县市。我在高中的普通班级里，我开始进入我人生的“嘉豪”阶段。我认为理科对我已全然无用，我肯定是要选文的，而文科我又不用学都会，所以我拥有了大量的休闲时间。每天虽然早五晚十一上着课，但我依然自得其乐。开始广交朋友广泛折腾广泛阅读书籍。河南县城的高中人数众多，一个年级有二十八个班，每个班有一百一十多人。但教室容量就那么大，只好占据走廊与后门的空间摆书桌。所以老师上课是不下讲台的。不是他主观上不是下，而是客观上就压根下不来，走廊需要人斜着身子才能过。除了前三四排学生老师能管到，后面的学生基本就是放飞状态。不幸的是，因为按高低个排座位，我就坐在班级的最后一排，且在角落里。有的老师板书字体不大，纵即是戴着眼镜我也看不清，于是率性也放飞自我，开始想办法玩出花样来。所谓的玩就是读书，变着花样读书。我开始阅读我能接触到和借阅到的一切书籍，小说也看杂文也看历史也看悬疑也看，我能达到一天阅读完一本二十多万字的书籍的程度。学校有二手书摊，借不到我就去买，没钱了我就去学校餐厅窗口卖饭，省饭费来买书。反正你也没别的事情，不看书，又还能干嘛呢？学习吗？语文和历史政治地理是不用学的，书上都有，看看也就会了。理科是全然学不会的，至于数学和英语，是不想学。分科后，我对我所分的班级很不满意，原因就在于班里太乱，中午午休时间，都有不少痞子学生喋喋不休，严重影响我看书。而隔壁班环境就不错，没有那么多混的学生，我就很向往，很希望能到那个班去。我先找到隔壁班的班主任，我跟她说，我想搬去你们班，她说她做不了主，得听我们班班主任的。于是我又找到自己班的班主任，她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我跟她说，我要搬去隔壁班。她说她做不了主，让我去找年纪主任，主任同意了她也没意见。于是我又去找主任，我跟他说，我和七班（就是隔壁班）的班主任很熟悉，我们是亲戚，我想去他们班，和自己的班主任也说过了，她已经同意了。主任打量了我后说，那你就去吧。于是我在一个课间就搬了桌子去了隔壁班。成功换班后，但花名册上的名字没有挪过来，我又在一次考试录入成绩时，自己在成绩单上手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成绩，并拿着成绩单找到办公室录成绩的老师，说我换班了，是主任同意的，麻烦帮我把成绩也重新录入一下。她同意了，于是，换班就完成了。高二时则更加快乐，班主任是在学校里开快递店和小卖部的。快递才是主业，毕竟挣得多，教学只是副业，故他对班级不怎么管。在这一年，我继续去餐厅窗口卖饭攒钱买书看书，晚上和朋友聊天到半夜，再睡一整个早自习和上午，下午晚上继续看书写东西。我到现在还记得，2018年冬天的一天晚上，我踩着雪向餐厅跑去的那个场景，我是第一个跑出教学楼的，有许多学生跟在我后面跑，我必须要比他们快，才能赶在他们到餐厅前，穿戴好衣帽口罩站在卖饭窗口前打饭。这一幕，也在我的回忆中挥之不去。到了高三，我的成绩达不到本科线，尤以数学英语很差。普通班的环境还是那样，没有什么学习氛围，大家也没有什么紧张感，我意识到不能这样了。在思虑再三后，我提笔给我们高中校长写了一封信，信中表达了我自己在高中成长的心路历程，并对高中前两年的懈怠表示悔恨，立志要考上本科为母校增辉，希望能准许我转班去复读班学习。复读班顾名思义，就是高四高五甚至高六的学生因为复读而组成的一个班级，学习氛围较好。我拿着信，敲响了校长办公室的门，他是个四十岁的文质彬彬的壮年男人。我和他谈了三四十分钟。他说，你去和复读班的班主任商量商量，那是个临近退休的有三十多年教龄的资深老教师，老教师同意了，他就没意见。于是，我又提笔给老教师写了一封信，情深意真，言辞恳切。我在信的最后说，我和老师您是注定有缘分的，如果您选择不收我，那么我今年考不上本科，明年指定选择复读，您还会再带我一届。如果您选择收我，离高考还有半年多，我今年就能考上本科，您只需带我半届就行，总之，不管是半届还是一届，你我之间是定有缘分的。老教师见了我，他笑着说，你很有思想，你来吧。在复读班的半年多里，虽有疫情耽搁了个把月，但我仍然在四十多天的时间里，把数学从二十多分提到九十多分，英语从蒙三四十分到蒙五六十分。高考运气就没那么好了，就蒙了二十九分，但语文和文综发挥不错，成绩过了本科线，上了个普本，有了主动进入大城市的理由。大学的前两年我和大家一样，迷茫居多，不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虽然创办了公众号，但在上面写文章发文章反响平平，因为没什么人知道，也没什么人关注。写了文章却没人看，对人的创作积极性很是打击。我苦于没有办法，在那段时间里，我总是回顾高中，想起高中的两次转班经历，从中提得灵感，开始自我推销。我在大学公共课上完之后，在黑板上圈一块地方写上我的公众号名称，吸引大家看到后关注。我在操场散发印着有我公众号信息及文章梗概的自己打印的A4纸，吸引人关注。通过这样的方式，我获得了第一批读者，保证了我的创作积极性。图为2022年我考教师资格证面试考点2022年我又突发奇想，认为现当今刷视频的人比读文章的人多多了，为什么我不能颠覆表达形式，把文章做成视频呢？这样或许看的人就多些。说干就干，我的B站（这是个令人疑惑的星球）号就是这么来的，许多人认识我的途径就源于此。但写作毕竟是爱好，养不活自己。我总得自己找工作，先把经济独立了。疫情期间在大学里，我只能靠在餐厅窗口卖饭，在快递点当帮工来贴补生活费。但那些钱终究只能吃饭，还是太少。于是我又在寒暑假期间去打工，正如我往期文章里写过的那样，我去物流园区当过装卸搬运工，做过快递分拣，在烧烤店端过盘子，在步行街为火锅店发过传单.......等等等等。挣到钱了吗？这当然是否定的，工作过的人都知道，靠这些散工养活自己还行，但是存下钱是不太可能的。图为2021年暑期我在郑州做搬运工时所住宿舍大三通过教师资格考试后，我就又重操旧业，把个人信息印在A4纸上，在周五时去初高中门口发宣传页，开始推销自己了。我言辞恳切，希望家长能信任我，给我个试课的机会。试第一节课免费，如果不行，那就算了，交通费我自理。如果觉得行，那后续再约课，第一节课也算赠的。我也算是幸运，拒绝的少同意的多，通过这样的方式，我攒到了一批愿意家教补课的生源。家教相较于其他，时薪还是要高一些的。关于近两年更新的纪实类文章，严格来讲不能叫考察，因为那本就是我的生活本身。收麦收玉米打烟叶卖花盆，那是我父母的生活本身，放羊浇地在砖厂干活，那是我叔伯的生活本身，送外卖当保安制墙板，那是我同龄同学的生活本身。我只不过是能接触到参与到，把我司空见惯的事情说出来给更多人看到罢了。至于最近这类文章，遇到了一些客观局限性不能被更多人所看到，那我也没有办法，当龙当蛇毕竟有时候也由不得我们。只要保持初心，不断向外探索，总还是能走得下去的。图为2024年过年前我和我妈一起在摆摊卖菜我小学时在村里，初中在乡镇，高中在县城，大学在省会，眼界随着年纪的增长一步步打开，让我一点点接触并学习到了许多外界的新鲜事物，感受到了一些新鲜信息，这让我很是新奇与庆幸。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我大多时候战战兢兢谨小慎微，没有那么多配得感，但总归还是到现在了。我已毕业一年多，也业已独立还完了助学贷款，独立承担了自己做近视手术等的费用，现在已慢慢攒下我妹妹明年上大学的费用。至于下一步怎么走，我的文字风格会往哪个方向转变，谁也说不好，事在人为，慢慢来吧。今天是农历九月十一，重阳节已经是前天的事情了。重阳节已过，我也已经二十四岁了。回首往事并写成文章，这并不是我本意，我这个人很少回望过去。人们说只有当下过得不好的时候，才会选择回忆过去。对我来说这句话并不适用，因为过去过多受限于物质贫瘠，也并不美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基础也是能决定认知建筑的。这篇文章是源自我和一朋友的促膝长谈。他对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产生了极为浓烈的兴趣，前段时间直播时，也有许多朋友问及我高中及大学时的心路历程，索性根据回答内容整理成这篇文章。文章全篇平铺直叙，一稿完成，没有斟酌修改删减的过程，分享出来和大家就当聊聊天。再次感谢能看到这一句的你。图为2024年找工作途中的我自己我在上下班的路上能看到许许多多的人，这个世界也有很多的人，我和大部分人都不会产生交集。但在这一刻，你能读到这一句，你能来关注我看到我写的文章，你我就已经有了交集，甚至说互相产生了影响，大千世界，你我素未谋面却能影响彼此，这是种奇妙的感觉。我二十四岁了，已是一个大人模样，也应该独当一面了。至于接下来能做什么该做什么，我心里已有了大致的轮廓与规划，至于能成与否，我们还是交给时间去验证吧。还是那句话，事在人为，事在人为，向前看吧。加油，同志们。
朋友，我认为没有任何一本书可以指导当下。哪怕是毛选或邓选，亦或前沿社科的知名书籍，甚至是被人奉之圭臬的一些其他的什么书，都不能指导当下。原因很简单，经验的总结并不等同于客观规律。客观环境是复杂多变的，个体的生活都具有特殊性，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再精准再伟大的“经验的总结”，也不会具有实际生活的普适性，这都是因为有两个字在作祟:条件。我很高兴你能分享你的读书感受于我，但我并不认为读了这些书以后，工作或生活就能够突然转向了。通过读几本书打发时间或是增长知识这还可以，但指导当下生活，我认为是做不到的。你说你通读了数卷毛选，大有裨益，但三分钟热度过了之后再看当下生活，发现也没有什么改观，这是非常正常的。你知道，《毛选》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其内容主要是针对革命时期及建国初期的理论和实践总结。《毛选》是方法论，但不是操作手册。教员本人也强调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反对教条主义地应用理论。如果你是按照书中的道理或理论去一本一眼生活的，哪怕这本书是毛选，这也叫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经验主义能走通就怪了。读书学理论很有用，因为好的书是对前人经验的总结。前文说过，经验的总结并不等同于客观规律，这是因为“条件”的不同。那么，什么是条件呢？简单来讲，就是影响事物存在和变化的因素。条件是人做事情的一个大的背景板，时代条件环境条件等，这些都是在变化的。条件的不同，导致过往的道理并不能精确指导我们当下的生活。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懂得很多的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了。写书的人当然不是错的，作者对他所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的经验的总结，促成他确实做成了一些事情。但那毕竟是过去式了，对于过去，我们只能学习和认识，可以当个参考，而不能去直接套用。《实践论》中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任何理论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实践经验的总结。条件变化了，理论未必仍然行得通。读书有读书的局限性，我们当然可以通过读书来增长知识，但不能通过读书来增长见识。见识有时候比知识更重要。见识的“见”，意思就是得去看见，就是经历了，读书是不可能增加经历的。看书上的字，和看现实生活具象的人和事，还是不一样的。我们说以史为鉴，当我们对现实情况判断不清楚的时候，需要去读历史。过去的事情和现在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历史是能为鉴的，但为鉴的是历史人物的经历，而不是史书的文字本身。他人的故事毕竟只是他人的故事，我们总不能去一一和自己现在的生活对标，那样也不能叫做实事求是了。实事求是的“事”，总得是自己的事；实事求是的“求”，就是要注重客观环境的变化探究本质了。!说到这里，插句题外话，我认为AI不能取代人的其中一点，就是人有经历，但AI是不可能有的。即使你有把自己经历完整详细描述，一点遗漏都没有的能力，提示词写的再精确，AI也不可能跟你有共鸣——过去的事带给你过去的感受，纵即是今天的你都未必能全然理解，就更别提其他的了。许多好的书籍所能带给你的，是思维方法论，而不是操作手册。因为缺少经历，也就导致我们无法将那些至关重要的方法论，和我们的生活某些方面精准对标。例如《毛选》中讲什么是政治呢？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就是统战工作，就是团结大多数。但实际上这是非常难的，拿我自己举例，大学作业需结组完成，往往都是一盘散沙，别说团结了，不分崩离析就算好的了。《毛选》的活的灵魂是“实事求是”，但在工作中，我遇到的几个老板往往是做不到这点的，他们总是看不到既成了的业绩下滑的事实，总还是想凭借以往靠偶然性成功的经验挣扎一下，认为那次都行这次肯定行，认为成功是可以原样复刻的，于是继续扩张规模增加投资，结果导致公司资金链断裂而倒闭，我也跟着失业跑路。那么，我点评他们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我看清了真相吗？如果我是组长或是老板，我会不会做得更好呢？其实也未必，屁股决定脑袋，说和做是两码事，我没有到达那个层级，也就无从去谈他们的选择，从结果倒推过程，总还是容易点的。人们说失败的经验比成功的经验更宝贵，这一点我是认可的。只不过我的认可是狭隘的，因为我只能接触一些失败的经验。如果身边有成功的例子，最好的还不是学习他成功的经验，而是看看能不能抱紧他成功的大腿，让人带一带，我也体会一下吕布那种“拨云见日茅塞顿开”的感觉。倘能如此，认个义父也是可以的。如果没有，我也是增加了经历罢了。你知道了书中的理论，又有了这种经历，对这种情况的出现才会见怪不怪。先有经历再有理论，你才会恍然大悟原来如此。看清本质之后，不是说就能力挽狂澜独挑大梁了，也不是说就能看开一切看破红尘了，而是就能承认“事实”了。承认事实，接受现状，再然后去另辟他路，改变一部分能改变的，才不失成为生活的英雄。罗曼罗兰不是说嘛，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后继续热爱生活。不过就我和父辈人、和劳动者的接触来说，我感觉啊，看清生活真相后能不能热爱生活我不知道，但肯定还是会因为惯性继续生活的。看清真相，只是为了让人更容易接受结果罢了。其实就是活的更坦然了，坦然，就是茫然的最终归宿。单就读书一条，不能让我们看清真相，总还是需要加上实践经历的。没有一本书可以指导当下，这句话并不消极，也应辩证看待。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有时候的某种情感某种想法，古人早就已经用诗句或名言表述过了。继而你就会感慨，生的早确实有好处，古人说过的什么话都是名句。其实不是的，他说他们的，我说我们的，虽然语义相同，但语境完全不同。我们自己的话不是凭空说出来的，需要配上我们自己的经历，需要结合我们所处的环境，这样，我们的话说出来仍然成立，且加上经历以后，更能让现人感同身受。苏轼的说千里共婵娟，但我依然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月亮和宋朝时的月亮，它并不太一样。曹操看到的萧瑟秋风和教员看到的，也是不一样的。答案很简单，历史条件变了，换了人间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儿，有时候我们反感长辈们以他们年轻的经历来劝导我们，其实也是这个理儿。时代变了，过往的经验未必适用了。如果观念和思想不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那掉队或是被抛弃，也是难免的了。我认为，《毛选》中提倡的“实事求是”，其方法论的本质，就是要求我们不断根据现实条件调整认识，反对将任何文本教条化刻板化。《矛盾论》中说，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意思就是教导人们如何具体地分析具体的问题，反对“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也就是反对教条主义了。所以我说，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够指导当下，书籍只能当做当下的参考。即使是《新华字典》这类工具书，也只能教会人认字，至于怎么应用在哪应用，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实践和经历的。现实生活是非常复杂的，当龙当蛇有时候是由不得我们的。变通，唯有变通，才能适应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本文是我写给好友的一封回信，经他允许，特发出来与大家分享。文章原标题:《答读者问:为什么我们懂得那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大学的时候我读了一点哲学内容，说是我陷入内耗焦虑的原因就在于我太空想了，而焦虑的反义词就是具体，就是说要把精力投入到具体的事情当中去。我当时认为这句话很对，继而又想，那么毕业之后找个班上，应该就不会焦虑了。现在上班之后发现不是这样的，焦虑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更加加重了。当你发现你寒窗数年在简历上多添的那寥寥几笔，却压根比不上那些“二代们”和关系户的一句话时；当你发现你把好不容易乍现的灵感冥思苦想做成方案，在领导那里看来是一无是处不能采用时；当你发现老板随便一晚上的饭局或者一个交钱才能听的讲座的费用抵得上你一个月工资时；当你发现你好不容易完成了一个项目所拿到的提成不抵主管一个微末零头时，你都会觉得上班毫无意义。对于以上这些，你尚能忍耐，真正让你觉得沮丧的，是你在某一天的六点半照常下班时，突然发现天已经成一片墨蓝了，电瓶车不开灯都看不清楚路了。你这时候才会意识到，天黑的越来越早了，是越来越深的秋天了。你在回出租屋的路上，你会为今天的碌碌无为而感到失落，为自己二十三四大好的年纪又浪费了一天而失落。你虽然一天做完了一些工作，但你还是觉得碌碌无为，因为你的许多工作内容不是在为社会创造价值，而是在为某一个个体创造利润，而你所得到的，只不过是上位者所漏出来的仅能满足生存所需的可怜的一点盈余罢了。一位在银行上班的朋友告诉我，你明白的太晚了，没那么复杂，上班的真谛就是把尿喝白。我恍然大悟。把尿喝白，这是浓缩程度多么高的四个字。把尿喝白意味着你要在上班时间不断的接水喝水，不是在去厕所就是在去厕所的路上，直到尿都是白的，也就证明喝的差不多了，也就差不多该下班了。我在往期文章里写过，说是身为农民的父母对我的期望，就是希望我能找到一个“坐着”的工作，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这就是我们家的进步。但实际上如今的我在电脑前敲键盘打字，和三十年前我妈在工厂里踩缝纫机，没有任何区别，这只是生产力进步带来的工作方式上的改观，本质上都还是为他人打工而已。甚至我觉得我的工作的必要性不如我父母种地产粮，因为他们做的是必须的工作，人必须得吃饭，而且因为种地劳累且收益低，不会有人想着去替代他们，而我的工作，可替代性就强了。严格来说，我父母从事的工作是第一产业，即农林牧副渔，我的工作是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理论上来说，我的工作是要为我父母的工作服务的。我有一次摸鱼，在A4纸上作图，想看看我的工作需要几个中间阶段才能联系到我父母，画图画了半天，过了十多个中间阶段都联系不上我父母，就更别谈服务了。这也太间接了，还不如我直接给我父母转钱来得直白。继而我又想，为什么我想把我的工作和我父母的工作联系起来呢？我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农闲时进厂就又成农民工了。假如说我的工作能够直接服务于农民或工人，那么我当然认为我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如果不能，那自然会觉得空泛。我相信读我文章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支持为农民工人服务的。为什么支持呢？因为他们的工作是生产力的直接展现，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不可或缺，所以有意义。如果说不可或缺的工作才是有意义的话，那么我认为，人类有史以来，有意义且值得歌颂的工作有三种:第一是提高生产力的人。这其中包括农民、工人和科学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农民和工人是践行和扩大生产力的核心力量。第二是促进物质和精神财富分配公平的人。这其中包括思想家、革命家、政治家等等。做大蛋糕很重要，分好蛋糕更重要。第三是丰富并创造精神文化财富的人。这其中包括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哲学家等等。除此三种以外的其他工作，可替代性都非常强。那么，我又陷入思考了。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从事的都不是这三类工作，那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就注定了毫无意义了呢？我想也不是的。我们虽然在范畴上不属于这三类，但是我们可以使得我们的工作与其无限接近:我们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歌颂并支持农民工人和科学家；我们可以呼吁分配公平，倡导分配公平；我们也可以利用他人的经验，先丰富自己的精神文化。只要能做到这三点中的任何一点，就可以给我们的无意义的工作赋予意义，或者说，工作本无意义，就是图个工资罢了，我们不是给我们的工作赋予意义，是给我们把尿喝白的时间赋予意义，给我们的这一天的日子赋予意义。这样的意义是我们自己赋予的，也就属于我们自己。这样虽然在短时间内可能并不会让我们的薪资有更好的改观，但一定能使我们的思维不至于在千篇一律的上班中生硬僵化。思维不僵化，才能使得我们的精神文化得到丰富，我们只有先丰富了自己的精神文化，才能去谈创造精神文化的事情。有了这样的目标，那么暂时的无意义的上班，就是权宜之计，就是厚积薄发，就是谋而后动了。把尿喝白的过程，也就不那么空泛乏味了。
我眼前这位在乡道边卖瓜的农村妇女，五十三岁，两鬓须白，看着像六十多岁的人。几个小时前她打电话给我爸，说瓜都熟了，卖不完，想让我爸帮帮她。我奶奶生病了，我爸本不想再贩瓜果，但还是应承下来了。原因就是，她太不容易了——她丈夫是个偏瘫，只有一只胳膊一条腿能用，子女都在上学，她一个人翻地撒种施肥浇水，种了两三万斤西瓜和近四十亩地玉米。河南三十八九度的高温已持续多天，玉米已经卷叶，再不浇灌，必然影响产量，西瓜不卖完，她是没有时间浇地的。西瓜已熟，短时间卖不完也会熟透脓（河南话，意思是坏了）地里。于是，我爸找来瓜贩朋友，带上她，还有我，趁早上五六点，太阳还不那么毒时，下地摘西瓜。她赤着脚弯着腰，拿剪刀在地里剪瓜秧，干得很卖力，不休息，也不喝水，俯下身去，直到剪完一行瓜后，才直起腰歇会儿。她挑品相稍好的西瓜用手砸开招呼我们吃，又挑出品相不好的西瓜自己吃，扒拉两口，腰又埋进地里。直到西瓜装车起运，她才缓口气，和我们多说两句话。按理说，批发西瓜的人是出钱贩运的，没有义务再费时费力帮瓜农摘瓜，何况她的西瓜甜度参差不齐，有的甜有的不甜，但想来也能理解，一个人忙活这么大片瓜地，施肥浇水，难免有疏漏。她五十三岁，我爸五十一岁，我爸的朋友也没她大，她一口一个老大哥喊着，捡出个稍大的、品相好的西瓜往车上递，希望我们能多装些，车虽不大，但装上两车，也有四五千斤，也算帮了她大忙。八九点时日头就已经升起，温度也有三十几度，我们几个人已经晒成古铜色。装完车后，我爸和他朋友单独出摊售卖，我和这位大姨一起出摊吆喝。我妈说之前她出摊时曾和这位大姨并列摆过摊，说她曾拿着茶杯来让我妈给她匀点水，她从不买水，也不买饭，那天她忘从家里带水，只带了自己炕的鸡蛋馍，太干，没办法才来找我妈匀些水。中午的时候，我和大姨一起摆摊，我能借着自己吃饭喝水的名义，给她也买一份，这样她能接受，我也能多和她聊聊天。同志，写到这里，我想和你探讨一个问题，你知道“味”吗？这个“味”，不是指一种具体的什么闻的味道，而是一种气息。就好像你在别的地方待的时间长了，再回家下火车就能闻到一种味——你回到村头，回到你家里，你就能闻到村头的味，家里的味。这种味之所以称之为“味”，是因为风一刮过来你就感到熟悉——火车站总是有风的，村头也有风，到家了有人接你也总是带风的。这种味能让你链接上一种环境，继而让你感到熟悉，感到踏实。同样的，人也是有“味”的。你通过一个人的外表相貌、衣着打扮能觉察到一种味，也能通过了解一个人的事迹感受到一种味。比方说一个自暴自弃的人和一个乐观向上的人，带给你的“味”就是不一样的，前者让人不愉快，后者让人有斗志。我们自己身上也是有味的，表现在我们做了什么，态度是怎样的——它是一种生命状态。这种味化作无形的姿态，萦绕在我们四周，我们或者把它叫作磁场，叫作气。当我第二次再见到这个中年妇女时，就能鲜明感受到她身上的味了。那是一种艰苦奋斗之气，昂扬向上之气，坚韧挺拔之气。我们说，艰苦、奋斗、昂扬、坚韧、不屈这些词语是形容人的精神的，而精神是无形的，不一定表现于外在。其实不是的，当你真正待在一个历经苦难磨砺和生活鞭挞但仍然撑起一片天的人的身边时，你是能看到这种精神的具象化的。这种精神，它会外化于味，外化于气，萦绕在人的周围，会具象成白发，具象成皮肤纹路，镌刻在人的外观上。你从她身边路过，你看到她，你和她说两句话，你了解她面对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就能分明地感受到，继而震撼到——她到底是怎么过来的？我在把镜头对准她时，她很局促，她说还没人给她照过相，怕不上镜，不好看，然后笑笑，说你手机里存我这丑人的照片，多不好，你多拍拍这西瓜，我这瓜大，好看，你看看这瓤......她在和人交谈时经常笑，但笑不是自然的笑，是陪笑，或者说，赔笑——这笑不属于她，“笑”是欠人家的，所以需要赔。因为要以笑示人，所以要笑，而不是因为感到舒适和幸福而自然的笑。没有客人的时候，她就坐在地上，很安静，随处看着一个地方想事情，她是在想事情，她有很多事情，有很多实实在在的事情她还没有做，时间不够用，事情也太繁杂，所以她要想，她要分配时间。我们没事的时候，盯着一个地方发呆，这叫打发时间，她不是，她生怕时间不够用，她是在打算时间，打算生活，打算着时间怎么分配，打算着接下来要忙什么。她想事情的时候，你看着她，看着她的坚韧，你也会想到一些事情，你会想到自己之前遇到某件事不够坚韧的时刻，会想到自己之前面对某件事情退缩逃避的时刻，继而你就觉得有些自惭形秽了。但这样的自惭形秽是积极的，因为它会让你偷摸下决心，当下次再遇到这样的事情时，也要变的坚韧起来，也要挺拔起来，并且坚韧下去，挺拔下去。是的，没有什么事情能难倒她，也没有什么事情能难倒你。我看《百家讲坛》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最近刚又重温了一遍郦波教授讲的于谦、海瑞和张居正。你看着这位有坚韧气场的中年妇女，你是能联想到那些在历史上留下过光辉事迹的人物的，也能联想起许多劳动着的人，有在高温下在抗旱浇地的父亲，有在砖厂里埋头干活的工人，有在烟叶地里打烟叶的老年农民，还有许多背井离乡在城市里摸爬滚打的年轻人......你会想，你眼前这样的一个种西瓜的中年妇女，还有那么多辛勤劳动埋头苦干的人，他们一点都不比张居正和海瑞渺小。正是这样的人托举了海瑞，海瑞才能成为海瑞；这样的人成就了张居正，张居正才能是张居正。海瑞之所以是海瑞，张居正之所以是张居正，也正是因为，他们是为了实现让如中年妇女这样的人劳有所获，干有所得的理想而不懈奋斗，而奋斗终于有所成了，他们才能成为他们。假使说我们也出了些力所能及的力量，帮助了这样有韧劲不服输的人，那么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和于谦海瑞张居正等，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只有贡献之大小，而无方向之偏差。能力大了就多从宏观上多为他们着想些，能力小了就从微观上多出些力。帮到一点是一点，这总是好的。如果说于谦、海瑞、张居正这样的人是国家的脊梁的话，那么如这位中年妇女一样为生活为家庭奋斗着的无数劳动者，他们就是韧带与关节，他们连接着脊梁，他们也支撑着脊梁。没有亿万劳动人民的韧性支撑，任何英雄人物都无法成为脊梁。他们靠着坚韧支撑着脊梁努力挺拔，脊梁的挺拔也会带动他们愈加康健愈加向上。你会在陡然间明白，我们为什么说，历史是由人民群众推动的。文章写完，我大多都是用“她”这个字来称呼主人公，是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吗？不是的，我是知道的。我写的不仅仅是她，她也不仅仅代表她，她的名字我知道，万千个她的名字我又怎么会知道呢？但我们都知道，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劳动人民，字韧之，号不屈先生。我们仰望她们，我们赞颂她们，我们成为她们。我为我能帮到她们绵薄而自豪，我为我是她们的儿子而自豪。这是我的荣幸，也是我的造化。
作者：艾思议按：工人阶级在毛时代有极其高昂的生产热情，他们对工厂的热爱、对生产的热情甚至到了我们现在无法相信的地步。比如他们会主动申请义务劳动，不要任何报酬；如果领导安排义务劳动没有安排到他，他会觉得这是领导看不起他，心里面会非常不舒服。又比如有些工人为了抢任务，会连续工作24小时，领导拉都拉不走。在主流的观点看来，这种热情是一种畸形的、违反人性的热情，这种热情的出现就是一种错误。那么事实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如此高昂的生产热情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 我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走访了数位毛时代的老工人，通过访谈我形成了一个初步的结论：高昂的生产热情之所以能够产生，是因为工人真真正正的感受到了自己是工厂的主人；这种主人的地位并不仅仅是体现在口头上或法律文件上，而是渗透到了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下面是我们之间的访谈记录。 问：我接触过一些老工人，那些工人在提到毛时代的时候都很感慨。常常说当时的工人是爱厂如家，所以生产热情非常高，而现在的工人对工厂没得任何感情得。我想问，当时的工人为什么会对工厂产生这种感情呢？ 罗师傅：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个世界上没得无缘无故的爱，也没得无缘无故的恨。我们为什么会爱厂如家，原因很多，但我认为首先是因为这个厂关心工人。当时的厂对工人的关心可以说是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 举个例子来说，我是58年之后参加工作的。工作没得好久，有一次家里面来信，说我爸爸身体不好，现在家里面很困难。我当时也没有给厂里面说，但是在私下给朋友说话的时候说漏嘴了。过了一段时间，家里面来信说收到了50块钱，我都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我问领导，才晓得是工会寄的。 罗师傅正准备往下说，黎师傅打断了他的话。黎师傅是退休干部，以前在团委和工会都干过。黎师傅说：当时工会领导那真的是把工人的利益装在心里面的。当时每个班组都有一个工会小组长，他负责了解班组工人的情况。方方面面的情况都要了解：家里面困不困难？爱人是干什么的？小孩是否该上学了？最近有什么状况等等。班组把情况汇总到车间一级的工会，车间再把情况汇总到厂工会。所以说工会对整个厂里面所有工人的情况、困难那是一目了然，一旦出了问题马上就给你解决了。他甚至都不用你来说，自己主动就给你解决了。举个例来说，凡职工生病请病假3天以上的，工会领导就必须要去关心。无微不至啊，就到了这种程度。 林师傅：过去工会管生活，搞职工生活。还有搞生产劳动竞赛，就是促进各个部门把生产搞上去。平时有啥困难，找工会。家里两口子吵架了，也是工会的事。 张师傅是厂里的处级干部，市场经济时代在职工大学当校长。张师傅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切身的体会。我55年的时候在一线当工人，得了胃病，经常去医院，很严重。当时袁景良是我们工会的劳保委员，他晓得了这个事情，就提名让我去疗养。单位就送我去疗养所疗养了50天，疗养所的伙食非常好，标准是21块/月，我自己只出9块钱。疗养了之后我的胃病基本上就好了，到现在都没有犯过。 你问我为什么工厂会这么关心工人？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是工厂的主人。 问：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比如现在，很多干部最初也是很优秀的，但他们后来就慢慢变质了，开始搞贪污腐败。那当时出现这个问题怎么办呢？也就是说怎么防止优秀的人变质呢？ 东北一位砖厂的老工人：有句话说得好，“一封信，八分钱，恶心你半年”，也就是说写一封举报信，查来查去就是几分钱的帐对不上，不过可以让那些干部恶心上半年，所以群众运动对反腐败很有作用。 重庆的周师傅自己有当领导被群众检举的经历。周师傅说：当时的贪污腐败很少，各方面的原因都有。比如当时对现金的管理很严格，30块钱以上不能使用现金，只能使用支票，这就让你贪起来很困难。再比如当时人们思想觉悟很高，觉得贪污是很可耻的一件事情，使得你自己就不愿意去贪。现在完全搞反了，贪得越多觉得你越能干。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群众的监督很厉害。当时所有账目都要张榜公布，任何人都可以查。我在电力系统的领导岗位，在社会主义的时候我管经济。当时我经手一笔款子，8万多，有3角7分钱对不上帐。就因为这么一个事情，我被人检举，上面派了7个人来查我的经济，前前后后查了半年多时间。最后终于搞清楚了原因，不是我贪污，而是账记错了，所以给我定了一个“贪污行为不按贪污论处”。当时的群众监督就能严到这种程度，你说还有哪个敢贪。 梁师傅：毛主席说过：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人民群众。当时干部和群众是住在一块的，干部家里面是什么情况群众都晓得。所以没得人敢贪，群众把你盯着的，一有任何问题马上就检举你。工人的监督途径也很多，可以直接找党委书记反映。还有就是当时每个月有一次民主生活会，你可以在上面给领导提意见。而且他还拿你没得法，因为领导是没得权力开除工人的。 比如说我们厂的副厂长利用权力给自己分了一套房子，群众在民主生活会的时候反映到党委，结果这个人被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房子退回，级别从副厅级降到副处级。 张师傅是厂里的处级干部，改革后在职工大学当校长。张师傅说：我说一点个人的看法，和他们的认识有一些出入。我认为要分两个方面来看，第一、当时对领导的监督还解决得不够好；第二、由于工人敢用大鸣大放来监督领导，所以这个监督问题比现在解决得好得多。我说不够好是因为当时有些领导滥用权利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比如我们厂的领导杨××，他喜欢在背后用小动作整人，这就明显是乱用权力。社会主义的时候用群众方式监督揭露他的问题，后来他就被群众监督了，批判了之后整个作风大大改变。呵呵，不过市场经济改革之后老毛病又犯了。 范师傅70多岁，是全国劳模。范师傅说：我还想给你说一点，要理解什么是主人，就要理解什么是奴隶。主人的对立面就是奴隶，奴隶的主人是不信任奴隶的，怕他们偷懒，所以随时都拿着皮鞭抽打他们，强迫他们工作，根本不把他们当人，只把他们当会说话的工具。 说得难听点，现在的工人就是这样。领导和工人处于一个完全对立的状况，工人在一线干活累得半死，领导在办公室吹空调。工人稍微不随自己的心意就破口大骂，动不动就克扣工资。在工厂里面工人没得半点说话的权利，你能做的就只有服从，除了服从还是服从。你说，这不是奴隶是什么？ 以前可不是这样，当时提倡鞍钢宪法，充分的相信群众的自主性，让工人以主人翁的态度去干活，而不是厂长拿着棍棒驱使工人去干活。当时是干部带头参加劳动，以此带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比如我们厂，副处级以下干部基本上所有时间都在生产一线，干的活比工人还多。正处级以上的干部每个礼拜五都要参加劳动，还要向工人拜师学艺。当时干部参加劳动那是真的在劳动哟，我就听说过有些车间的主任、书记亲自上一线结果中暑晕倒的。 当时还提倡让群众提合理化建议。我们厂还专门设立了机械化车间去实施工人提出来的合理化建议。当时工人一共提出了4万多条建议，最后根据这些建议做出了400多项技术革新。现在呢？领导根本看不起工人，他觉得技术革新是技术员的事情，你工人不配提意见。 张师傅：当时的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也处于一个主人翁的地位。就拿生产任务的制定来说，现在生产任务的制定都是厂长说了算，当时可不是这样。一个生产任务下来了，厂里面下到车间，车间下到班组，班组传达到每个工人。然后让工人讨论，看应该怎样完成这个生产任务，如果觉得这个生产任务规定得不合适，工人就提意见让上面修改生产任务。比如有一次一个生产任务下去了，让一个工人轧了碳素钢马上轧锋钢，工人觉得这种生产任务安排不合理 ，于是提出意见，后来就把生产任务修改了。 如果提了意见上面不听怎么办？那工人就可以继续提意见、可以去闹，你当官的把他没得办法，因为你没得开除工人的权力。当时有句俗话：你当10年官，我11年都不犯法，你把我没得办法。我给你举个例子。当时碳素钢钢锭出来之后，为了保证钢的质量，按照操作规程 ，要切掉1.5%的量。后来我们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只切掉1%的量也能够保证质量。这样每吨钢锭就可以多出0.5%的钢材。我当时在团总支任生产委员，就和另外一个工人 一起向上面反映这个问题。结果车间和厂里面都不支持我们，说这个东西是苏联专家定的，不能改。我们就和上面顶着干，连续几百次违反苏联专家定的操作规程，只切1%的量。结果厂里面拿我们也没得办法，因为我们没出任何质量问题。后来我们把问题反映到冶金部，冶金部的让我们把实验数据交了上去，最后冶金部批下来同意了这种操作方法。 周师傅：工人为什么觉得自己是主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工人和干部的待遇是差不多的。以吃粮为例，当时根据工种定粮。困难时期我在市委工作，当时市委干部是21斤粮，工人普遍比干部多，某些工种能到50斤粮。 梁师傅：有一次我们单位发奖金，干部奖金是4块钱 ，炼钢工人的奖金是6块钱。由此可见，当时的干部才真正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那个时候当干部只有多做事的，干得不比工人少，拿得不比工人多。当然，你问我们工资有没有差异，也有差异，但是这个差异很小。 张师傅：你说工人和干部的工资有没有差距呢？这也有差距，但这个差距小，很多工人的工资比干部还高。我们厂里面有一个8级钳工叫李孟虎，工资待遇相当于县级干部的收入。他一个人的工资就够全家人生活，而且还生活得很好。他有8个小孩，后来这些小孩有上中专的，也有上大学的，很有出息。你想想现在，你一个工人的工资能够养活8个小孩？还要读书哟！根本不可能。 余师傅：毛时代的贪污事件很少，因为没有贪污的氛围。政府对群众的检举信非常重视，都会仔细核查，发现贪污行为处理也很严厉，比如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就很有效。另外，国营企业都有一套严格的财务制度，这可以防止贪污。企业买东西30元以上必须开支票，30元以下才用现金；入库的东西都要进行登记，会计、经办人都要签字，不能随便搞；采购物品的价格也是确定的，比如我们厂生产的鞋，在河北卖一块钱，在北京是一块一，这是明确规定的；根据百货公司的销售情况确定生产指标，由此确定需要多少布料。市场经济改革腐败现象是逐渐演变的，一开始还比较收敛，90年代后就忘乎所以了。大氛围如此，即便有少数廉洁的厂长，也于事无补。 河北××制药厂的吴师傅：那时候管理严。超过30块钱就必须用支票，买东西必须入库、登记，不是一个人管，逃不了。出去办事都是办的托收，结算都是支票直接在银行结算的。 问：毛时代每个人能够得到的物资那么匮乏，为什么小偷小摸的利己现象反而很少呢？为什么到了8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物质财富丰富了，消极怠工的现象反而越来越厉害了？工人为什么会偷懒呢？西方经济学有一个观点叫做“公有地的悲剧”，或者“搭便车”，来形容出工不出力的社会情况。在毛时代，工人们中间有“搭便车”的情况吗？如果有，那么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对待的呢？ 一位老退休工人：当时我们生产很积极，下班后工作服已经脱了，准备回家。这时领导说还需要加班，我们就会再穿上工作服继续干，而且从来不问给不给加班费。我们干活是为自己干的，干活儿多国家富了我们自己生活就会更好。工人的积极性很高，想的就是为国家作贡献，我们每天有1小时政治学习，觉悟很高。“磨洋工”是80年代开始的。 老工人李师傅：拿我们钢厂为例。承包以后，那个厂长想给大家发奖金想刺激工人干活，可工人一看，你那七大姑子八大姨都成了领导了，这些人一起挖社会主义墙角，工人干脆不干了。工人丧失了主人公地位，他不认为是在给自己的厂子干了，这是你厂长的厂子，你厂长想拿多少就拿多少，所以工人都不愿意干了、消极怠工。资产阶级就借着这个污蔑工人阶级“大锅饭、养懒汉”。 偷懒是厂长承包制以后。你厂长一承包，七大姑八大姨都发财了，每年拿几十万的奖金，工人一个月才一二百块钱，工人生气咧，所以磨洋工。这与计划经济没一点关系。他把自己犯的错误强加到计划经济、工人头上去了。 一位老工人：毛时代工人们受的教育就是要大公无私，所以大家的思想都很好，私心不重，再说，厂子是工人自己的，不会去偷的。当时也有“搭便车”的，不过是极个别人，通常大家都会对他进行批评教育，一般都能改正。那时对小偷小摸的现象定性是很严重的，谁要是偷拿工厂东西，大家都会很看不起他，舆论压力很大，并且厂里也要严肃处理。 市场经济改革后，所有制的变化把人的私心都给挖出来了。主流舆论都是在告诉人们如何赚钱发家，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都发生了变化，金钱至上。从上层领导就开始多拿多占，所以工人小偷小摸的现象多了。 毛时代普通工人也可以参加技改和管理工作，有专门的实验室供工人从事技改活动，虽然学历低，但在实践中也是能有所创新的。工人们都是主动参与技改和管理工作，主动参加义务劳动，不让他参加他才不乐意呢。那时候要的是荣誉。现在你给人家钱，人家都不干。 常师傅是××针织厂的老党委书记。常师傅说：共产主义的最高宗旨是消灭私有制。过去，工人真正是工厂的主人，现在工人沦为雇佣工人。纺织局局长李**，原来是纱厂厂长，纱厂产品为生产原料，不可能卖不出去，他把纱厂搞破产后，转为私人，2600名工人成为雇佣工，供其榨取劳动剩余价值。80年代有一些烟厂的工人，会把烟塞到饭盒里带回家，但如今的奴隶地位决定了这种小偷小摸的现象会有增无减。 ××烟厂的李师傅：小偷小摸都是上行下效，重要的是形成了一个脱离工人的特权阶层，他们把工厂的东西往家拿，工人中偷盗现象就会出现。原来我们厂自己的工人是很少抽自己厂的烟的，要抽也要买，而且是有计划的，到了84年以后就搞成人人都有一份。84年，班组长一个月可以多拿2.5元，名义是“岗位补贴”，主任能拿5块，厂长不到10块。没几个月以后，奖金就多了，以“多劳多得”为原则，开始有人虚报产量。后来从上到下都是他们的人，我是这样发现的：85-86年的时候，市场“供销一体化”，工人和销售科的人一块去河北等各个地方调查销售的情况，发现我们厂的烟有“串味”现象——“串味”是我们的术语，就是不同等级烟丝（分甲乙丙）的烟被标混了，我们发现是有些工人为了提早下班、又多拿奖金，故意把下一工序的事做坏。我当时是工艺员，我和科长一起去质问那个工序的工段长（他也是新班子提上来的年轻干部），但是厂里一直没有做任何处理，连检查都不叫写，我去找厂长——他竟然说“你们两个都是为了工作，不要闹矛盾了！”这样混淆是非！他们结成了一个派系，常常出去吃喝，保卫科长、车间主任、工段长都是一块的，而厂长和他们关系很近。干部开始随便到车间去拿烟，借“品吸”的名义拉，从几条到整箱整箱的拿。什么坏事都出来了。连老工人也开始占便宜了。有的老工人可正直，要检举他们，他们就使坏往他的饭盒里装烟，他下了班去刷饭盒发现了，就去交公说“谁往我饭盒里装的烟”，他们就冷嘲热讽说“你自己偷烟的吧”，好让他不能再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