辰语 -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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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s: 【阳和平】分析一下天价彩礼，男女对立背后的原因！
items: 郑强不承认“中国大学生就业难”，国家统计局都没他硬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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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和平】分析一下天价彩礼，男女对立背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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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6-08-10T10:43:00+08:00
description: 一、性别比例失衡与天价彩礼的社会根源长期以来，由于大规模弃养女婴的陋习，导致当前20至45岁（甚至50岁）年龄段的人群中，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这一结构性矛盾直接催生了“天价彩礼”现象。究其根本，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重男轻女”思想，造成了性别比例失衡的恶果。然而，值得深思的是，上一代男权主义的罪恶所产生的社会反噬，却主要落在了当今社会底层的男性身上。可以说，今天的年轻人并不应为性别比例失调承担原罪，但其根源依然在于男权思想。反观权贵阶层，他们从不缺乏异性资源，甚至以包养情妇为常，却在舆论上鼓动底层男性将婚恋困境的怨气转嫁给女性，仿佛“天价彩礼”是女性的过错。此种现象，何其可悲。正如我们常言，许多人抱怨社会不公，却认同不公的规则。归根结底，无论何种形式的压迫，背后都离不开金钱与资本的支持。没有资本支撑的权力，便无法形成真正的压迫。例如，杨丽事件中，朴姓男性看似是对底层男性的鄙视，实则反映了资本对普通劳动者的压迫。有权势的女性之所以轻视底层打工人，也在于其掌控着资本，与男权一样可以仗势欺人。其所倚仗的，正是资本的力量。在工厂体系中，打工人不敢以下犯上，因为管理者掌握着劳动者的生计，动辄可解雇、开除乃至以其他方式惩处工人。其根本原因在于其掌握了生产资料与生存资源。因此，对女性的压迫——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层面的系统性压迫——归根结底仍是阶级压迫。唯有那些掌握生产资料、充当资本代言人或化身的有权有势者，才有能力实施压迫。若无资本作为后盾，压迫便无从谈起。即便是家庭内部，男性之所以能施行家暴，也往往因为女性缺乏经济独立与出路；若女性拥有稳定收入和独立人格，在婚姻不满时即可选择离开。二、关于性别议题与群众路线的再思考当前，许多人指责强调男权问题是挑动性别对立，甚至有人引用蔡畅于1940年代的文章作为论据。但我认为，衡量是否脱离群众的标准，不应仅看男性群众，也应包括女性群众。强调我们身处男权社会，固然会引发部分男性的不快，但却能激发更多女性的觉悟。因此，反对男权思想并非脱离群众——除非我们不将女性视为群众的一部分。评判标准应当是：在反对男权思想的过程中，我们究竟是使更多人意识到性别压迫背后的阶级压迫，还是仅仅加剧了男女对立。这才是有效的衡量尺度。三、对资产阶级民主与考茨基思想的辨析近期，网络上有人阅读列宁著作时，将其与极权主义相联系，进而转向认可考茨基的观点，即主张通过议会斗争和普选实现权力过渡，认为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少数人的独裁，而非真正的民主。他们认为考茨基的主张更符合现代人对自由选择与多元意见表达的期待。对此，我们需作如下分析。资产阶级的政治民主，其本质必须捍卫私有制。所谓的民意调查与选举结果，实则是垄断资本与金主通过金钱影响民众选择的过程。民众的意见从何而来？主要来自信息渠道。在自媒体时代，虽然信息来源多元化，但“信息茧房”效应显著。马斯克收购推特即是一例，平台可通过算法控制信息推送，引导用户认知。这种机制与希特勒上台时的舆论操控并无本质区别。事实上，支持希特勒上台的也有大量工人阶级。以英国工党为例，若按考茨基的逻辑，工党代表工人利益，轮流执政，则英国早已是工人当家作主的国家。然而，英国依然是帝国主义国家。由此可见，考茨基并不理解资产阶级民主的真正作用。历史上，当资产阶级无法通过民主游戏和舆论操控维持统治时，会毫不犹豫地转向独裁，德国的希特勒、西班牙的佛朗哥便是例证。西班牙的历史尤为典型：左翼通过选举上台，右翼将其推翻；右翼胡作非为后，民众又选出更左的政府。此时，资产阶级放弃民主游戏，改用铁腕统治，佛朗哥遂上台。此类例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考茨基正是迷信这种民主进程，而忽视了其背后的阶级本质。四、苏联解体的原因分析：内部矛盾与利益博弈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根本在于其体制无法有效协调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分配矛盾。我认为，苏联先是“崩溃”，而后“解体”，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崩溃的原因并非如改革后许多人所言，是计划经济本身难以为继，更非军备竞赛所致。事实恰恰相反：苏联崩溃后，俄罗斯经济持续下滑十余年；苏联曾为超级大国，而今俄国经济实力不及中国广东省，只能依赖核武器维持大国地位。若将崩溃归咎于经济失败，则与历史事实相悖。亦有人认为美国通过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此论同样难以成立。美国越竞赛越强，而苏联在二战期间军费开支占比远高于冷战时期，却未被拖垮，何以和平时期的冷战反而导致崩溃？至于颜色革命、意识形态渗透等解释，亦未能触及本质。真正的根源在于苏联内部的矛盾。从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来看，赫鲁晓夫上台后，官僚资产阶级（即“走资派”）掌权，其利益冲突日益尖锐。如同今日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之争，苏联崩溃前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同样激烈。随着劳动生产率变化，不同工业品价格比例应按价值规律调整，若价格体系僵化，则导致利益失衡。各行业、各企…

郑强不承认“中国大学生就业难”，国家统计局都没他硬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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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6-05-17T13:28:48+08:00
description: 网红教授郑强的发言又上热议榜了。我已经记不得这是他第几次惹争议了。2026年5月9日，在郑州召开的福布斯中国经济论坛上，郑强又抛出了他的老生常谈：“中国大学生就业难，我不承认。不是找不到工作，是享受的工作真的难找。”他还装模作业劝同学们，“少点抱怨、少点索取，大学刚毕业不要太挑剔”。媒体把这称为“金句”。我听到到这番话时，仿佛闻到一股扑面而来的陈腐味。因为这些P话他隔三差五就拿出来说一遍。2015年3月，他在贵州大学当校长时，面对媒体说：“中国大学生就业难，我根本不同意。不是工作不好找，是享受的工作不好找，艰苦的工作有的是。”2024年9月，他老调重弹，“不是找不到好工作，是享受的工作不好找，艰苦的工作不愿做”。到了2026年，还是这套话，一个字都不带改的。一个大学教授，所谓的知识分子，从2015年到2026年，十多年观点不迭代，面对剧烈变动的社会现实，翻来覆去都是一套说辞：年轻人吃不了苦，总想找享福的工作。这种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爹味，听一次还能接受，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就有点为老不尊了。我们再来看他说的是不是事实。所谓战报会骗人，但是战线不会。现在每年都有1200多万毕业生，青年失业率逼近20%，新毕业大学生中，平均每5个人就有一个人没有工作。这就是当前就业市场的战线状况。面对这种逆风局，郑教授云淡风轻地甩出一句“我根本不同意中国大学生就业难”，国家统计局都没他那么硬气。简直就是现代版的“何不食肉糜”。他，一个大学校长，知名高校教授，领着国家津贴，整天西装革履、人模狗样出席各种论坛侃侃而谈，却舔着脸要求年轻吃苦，找艰苦的工资低一点的工作。一个吃尽时代红利，衣食无忧站在岸上的人，对着水里扑腾的年轻人喊“你们别怕落水”，这话怎么听怎么别扭。我希望他扪心自问一下，自己工作的价值，真的对得起他那份工资吗？无视现实，无视每一个青年的困境，喊两句口号，灌一碗鸡汤，这种在经济上行期可能还有点用。在当下，这碗鸡汤早已变味有毒了。所以他这次翻车，真是一点也不冤。他那套吃苦叙事，从头到尾就“灌鸡汤”这一个药方。什么少点抱怨，不要太挑剔云云，说好听一点是思想上的懒惰，说难听点是使坏，给年轻人洗脑。“享受的工作不好找，艰苦的工作有的是”，这句话真是太妙了，妙在它永远成立。什么是享受的工作？什么是艰苦的工作？如果高薪、体面、工作强度低，不加班算是享受的工作，那是不好找；无止尽的加班，内卷严重，没有五险一金，亦或是送外卖，跑滴滴、去工厂打螺丝等算艰苦的工作的话，那是容易找一些。嗯，教授说得非常正确。教授有没有想过年轻人想要的既不是你说的享受的工作，也不是上面那些艰苦的工作，而是一份正常的、有尊严，有保障，有基本劳动权益的工作呢。不是让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去接受随时被辞退，没有社保，加班没有加班费的耗材命运。我觉得他压根不关心年轻人的处境，更不用说共青年轻人。他对当下的社会现实也没有真正了解和研究过。一个社会要让人愿意吃苦，要让吃苦变得有合理回报。这不是靠几句"少点抱怨"就能解决的。对于不是“前1%精英”的多数普通人，鸡汤没用，认清现实才最重要。· END ·

女权主义走偏的背后支持力量---对罗翔，劳东燕为代表的进步法学的反思
type: item
date: 2026-05-04T11:46:19+08:00
description: 本文旨在对近年来以罗翔、劳东燕教授等为代表的、主张“法律应主动向弱者倾斜”的流行思潮，进行一次根本性的法哲学与科学反思。本文将指出，此种将法律视作“实现正义的主动工具”乃至“矫正历史不公的倾斜性杠杆”的思维，实为一种深植于现代性的“理性僭妄”。它不仅背离了西方法哲学中更为古老与审慎的传统，更在根本上违背了二十世纪以来复杂系统科学的基本认知。本文将首先正本清源，从思想源流与科学原理两个维度进行批判，继而提出一套基于“敬畏”的、更为谦卑与可行的行动框架。上篇：双重批判——解构“哲学王”的蓝图一、法哲学批判（一）西方篇：从“代天行命”到“理性僭妄”罗翔们的理论根基来自西方，我们先来追朔西方源头。即便在西方，将法律视为可随人意“倾斜”的工具，首先就是一种深刻的历史性遗忘。西方法律思想的古老基石，源于一种对超越性秩序的敬畏。自然法思想与普通法的“宣示理论”认为，真正的法律如同自然规律，是源于神意或宇宙理性的客观存在秩序，需由人类谦卑地“发现”与“宣示”。布莱克斯通将普通法描述为王国中固有的存在，法官的职责仅是将其阐明。其核心智慧在于“代天行命”，承认存在高于人类意志的正义源头，并为世俗权力划定了禁区——“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然而，启蒙运动的“祛魅”摧毁了这一敬畏的根基。当“上帝死了”，留下的真空迅速被“主权者意志”和“人类理性”填充。法律实证主义完成了第一次僭越：法律沦为命令。随之而来的，是更深刻的第二次僭越：用理性武装的现代国家与法律，不自量力地接管了“救世”使命。法律不再满足于定分止争的古典职能，而被期望抚平一切创伤、纠正所有不公。这正是试图以立法在人间建造“没有上帝的上帝之国”。那些呼吁“法律天平应当倾斜”的现代“哲学王”们，正是这种理性僭妄的化身。西方保守派和进步派的争论至今任然不休，罗翔们却不加思索的引进法律能动主义，认为西方即是先进。二）东方篇：老子与韩非子的双重警示西方启蒙传统以理性僭越神性，而东方的古老智慧却从未陷入这种狂妄。恰恰相反，老子与韩非子从不同维度揭示了人类理性的边界与人性的冷峻——前者指向对“天道”的敬畏，后者指向对“人道”的正视。老子：敬畏天道与“无为”的法哲学老子是中国法律思想史上第一个提出“道法自然”的思想家。在老子看来，宇宙间存在一种超越人类意志的根本秩序——“道”。道并非人格神，而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本源性存在，是万物运作的客观法则。真正的法律智慧不在于“制礼作乐”的人为建构，而在于对“道”的敬畏与顺应。“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间的法度，不过是天道秩序在人世间的延伸与映射，而非人类理性凭空创造的产物。基于这种深刻的敬畏，老子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根本主张。这里的“无为”绝非消极不作为，而是“积极不干预”——听任事物遵循其自身秩序自然兴起，而不以人类有限的理性蓝图强加干涉。老子明确指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这正是哈耶克所激赏的“自发秩序”——社会是无数个体行动的产物，而非任何单个头脑可以人为设计的产物。老子对“有为法则”的无情批判，本质上与本文对“理性僭妄”的质疑异曲同工：那些自以为掌握了正义蓝图、试图通过法律“主动向弱者倾斜”的现代“哲学王”们，恰恰违背了老子“无为而治”的根本训诫。此外，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著名论断，揭示了一个更深刻的洞见：天地无所谓对特定对象的偏爱，它只是客观地运行自己的法则。任何试图以人类意志“倾斜”天道的做法，都是对人类有限性的遗忘。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中，追求所谓“向弱者倾斜”的“人间正义”，其后果往往适得其反——人类越是试图以自己的“仁慈”干预系统，系统越是以其冷酷的非线性后果回敬人类的傲慢。老子的智慧，为本文的批判提供了来自东方的哲学根基。韩非子：正视人性博弈与制度设计的冷峻理性如果说老子的智慧在于昭示“天道”的不可逾越，那么韩非子的价值则在于他对“人道”——尤其是人性博弈本质——的冷峻洞察。这位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以其惊人的现实主义，为本文的批判提供了来自东方的制度设计智慧。韩非子思想的核心，建立在对人性的清醒认知之上。他直指人性本质为“自利”，人皆“好利恶害”——君臣之间、父子之间甚至夫妻之间，本质上都是利益交换关系。这一预设，与本文所强调的“敬畏人性的博弈性”如出一辙：任何涉及重大利益的规则，必催生策略性套利，这不是道德败坏的问题，而是人性的底层逻辑。基于这种人性论，韩非子构建了“法、术、势”三位一体的制度框架。其中，“法”是公开颁布的成文法典，要求“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术”是循名责实、信赏必罚的治理技术；“势”则是确保制度得以推行的权力基础。更值得注意的是，韩非子以道论为理论核心，强调“法”的权威最终来源于“道”的客观品格，主张“因道全法”——法律之所以具有普遍约束力，正是因为…

2026年，年轻人突然“不花钱”了
type: item
date: 2026-05-04T00:48:26+08:00
description: 你发现没有？2026年的年轻人，突然集体“不爱花钱”了。我表妹月薪8000，上个月居然存了4000。我问她怎么做到的，她翻了个白眼：“就是不想花了。以前觉得年轻就该对自己好一点，现在发现，银行卡里的余额才是真正的安全感。”这还真不是个例。2026年一季度，年轻人储蓄率创近五年新高，而外卖、奶茶、冲动购物的订单量却在持续下滑。豆瓣上有个“丧心病狂攒钱小组”，成员超过800万人，每天讨论的不是怎么省钱，就是怎么存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低欲生活≠躺平，是另一种清醒很多人一提“低欲生活”，就联想到“躺平摆烂”。但我观察了一圈发现，选择低欲的年轻人，恰恰是活得最清醒的一批人。他们的日常是这样的：不追新款手机，一部用5年以上；衣服只留基础款，全年不买新衣；不点高价外卖，自己做饭，月生活费控制在500元以内。听起来很苦？但人家精神状态反而比以前好了——不用每天算花呗账单，不用月底靠泡面度日，不用因为一次意外就陷入财务危机。社科院2026年发布的《青年生活状态监测报告》说得很清楚：低欲生活是年轻人主动选择的理性生活方式——不被消费主义绑架，不盲目内卷内耗，精简物质需求，守住内心安稳。低欲≠躺平。躺平是不努力、不负责；低欲是认真工作、踏实生活，只是不再被世俗标准绑架。二、他们到底在怕什么？年轻人选择低欲生活，表面看是“省钱”，背后其实有三个深层恐惧。第一，怕努力白费。2026年高校毕业生1270万，创历史新高。16-24岁青年失业率16.1%，也就是说每四个年轻人里，就有一个还在求职路上挣扎。我认识一个28岁的程序员，连续加班36小时，晕倒在工位上。醒来后他想了很久：“我拼命工作到底为了什么？买更大的房子？开更好的车？这些真的能让我快乐吗？” 出院后他辞职过上低欲生活，每月开销4000块都不到，反而觉得整个人轻松了。第二，怕负债压身。前几年消费主义话术满天飞：“女孩子要对自己好一点”“年轻就要及时行乐”。结果呢？花呗、信用卡、网贷轮番用，工资刚到账先还账单，月底瞬间清零。一次意外就能彻底击垮：一场小病、一次裁员、家里急事，毫无积蓄的年轻人瞬间慌了手脚。经历过消费主义的毒打，年轻人终于清醒了——透支未来换来的快乐，都是假象；握在手里的存款，才是成年人最大的底气。第三，怕生活失控。2026年，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经济波动、职场裁员、物价上涨……年轻人发现，生活越来越不可控，意外和明天不知道哪个先来。没有稳定工作、没有足够存款、没有兜底保障，一旦遇到变故，瞬间陷入绝境。低欲生活，就是他们对抗不确定性的武器：降低欲望，减少需求，精简生活，才能降低风险，守住安稳。三、新消费哲学：该省省，该花花但省钱不代表降低生活质量。2026年年轻人的省钱方式，比上一代人聪明多了。我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年轻人在某些领域省钱省到极致，但在真正在乎的领域却毫不手软。比如，不喝奶茶，但舍得买200块的游戏皮肤。不点外卖，但愿意花300块看一场演唱会。不换新手机，但健身房的年卡毫不犹豫。这种“该省省、该花花”的消费哲学，比以前的“精致穷”理性多了。此外，信息差变小，薅羊毛成为必备技能。什么平台优惠券、会员日折扣、积分兑换，年轻人门儿清。我认识一个深圳女生，专门研究各种薅羊毛技巧，去年一年光返利就省下7000多块。她说：“省钱也是一种能力，证明你脑子好使。”二手经济也在崛起。闲鱼、转转的活跃用户数创下历史新高，其中25-35岁年轻用户占比超过60%。买二手不等于穷，而是一种更理性的消费态度——电子产品的贬值速度太快，买二手能省30%-50%；家具家电的二手性价比更高。写在最后2026年的年轻人，正在用行动重新定义什么叫“人间清醒”。他们不再被消费主义裹挟，不再用物质证明自己，不再活在他人的眼光里。他们学会了与欲望和解，与焦虑共处，与不确定性做朋友。有人说这是“生活降级”，但我觉得这是“认知升级”。当房子不再是稳赚不赔的投资，当工作不再是铁饭碗，当“努力就有回报”变成一句空话，年轻人唯一能抓住的，就是手里的存款和内心的平静。低欲生活，从来不是妥协，而是他们在不确定的时代里，给自己筑起的一道防火墙。那么问题来了——你是选择继续“精致穷”，还是开始“人间清醒”？

劳动节，我们该真正聊聊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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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6-05-04T00:04:36+08:00
description: 又至五一劳动节。这本该是属于每一位劳动者、每一位工人、每一个靠双手与时光养活自己的人的节日。可如今，一打开手机、刷起新闻，映入眼帘的却都是千篇一律的话术：“要弘扬劳动精神。”“要争做新时代劳模。”“劳动最光荣。”“奋斗最美丽。”看到这些宣传，我心中没有丝毫感动，反倒生出几分荒诞的笑意。若一个节日的核心主题，沦为“提醒大家好好劳动”，那请问，这个节日的初衷，是为了庆祝劳动者的休息，还是为了催促人们继续埋头干活？若是真心鼓励大家勤勉劳作，又何必专门设立假期？不如干脆取消放假，让所有人在五一当天继续上班、继续加班、继续拼命——这难道不更贴合那些宣传口径吗？说到底，劳动节最初的意义，是纪念工人阶级奋力争取来的休息权，是铭记劳动者不是冰冷的机器，是宣告：人，除了工作之外，更该有生活、有尊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光。可如今，这个节日却渐渐变了味，更像一场声势浩大的提醒：你虽然放假了，却不能真的停下脚步；你虽然过着劳动节，却最好时刻保持奋斗姿态；你虽然是劳动者，却最好永远保持自我燃烧、无私奉献。这实在太过魔幻。更魔幻的是，在这个时代，“躺平”居然成了一种需要被批判、被指责的现象。只要有年轻人说一句“我累了”，说一句“我不想内卷了”，说一句“我不想把一生都耗在工资单和KPI上”，立刻就会有人跳出来指责：你怎么能躺平？你怎么没有奋斗精神？你是不是被境外势力洗脑了？你是不是在消极对抗社会？这话听着是不是格外熟悉？仿佛只要你不是一个永远充满激情、永远不抱怨、永远自愿加班、永远无条件奉献的“完美员工”，你就是异类，就是有问题。可真正有问题的，到底是谁？是那些连最基本的劳动法都肆意践踏的企业，还是那些一边攥着高额利润，一边逼着员工一天工作十二小时、周末随时待命、假期随叫随到的管理者？是那些把人当成耗材、当成螺丝钉、当成可以无限压榨的生产工具的公司，还是那些在会议上高谈“狼性文化”、却从不关心员工死活的老板？我不反对批判“躺平”，但我更主张，先去打击那些让人不得不“躺平”的根源。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违反劳动法的企业——它们的所作所为，确实罪无可赦。一个人本该承担一份工作的职责，企业却偏要逼他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那另一个人去哪了？被裁员了。岗位去哪了？消失了。就业率去哪了？也被这种畸形的“降本增效”压得越来越低。很多人一边痛骂年轻人不够努力，一边又默认企业的无限加班、无限压缩人力、无限延长工时。可他们忘了，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表面上是企业省了成本、提了效率，实际上呢？是第二个人失去了工作机会，是社会的就业空间被不断挤压，是整个劳动市场变得越来越卷、越来越窄，窄到让普通人无处容身。所以，问题从来都不是“你愿不愿意努力”，而是“你有没有公平的努力机会”；不是“你够不够勤奋”，而是“你的劳动，有没有得到公平的分配与回报”。我们总听人说，“蛋糕还不够大”。资本家们也总在灌输：“只要我们把蛋糕做得足够大，所有人的生活就都会越来越好。”这话听上去无懈可击，对吧？仿佛只要经济持续增长、GDP不断攀升、产业不断升级，普通人的日子就一定能蒸蒸日上。可现实真的如此吗？到今天，我们的蛋糕还不够大吗？我们的科技足够发达，生产力足够强大，社会财富也远比过去充盈得多。可为什么，很多人的生活并没有变得更轻松？为什么房贷压力越来越重，工作越来越累，未来越来越模糊，人们一边忙碌一边焦虑，一边赚钱一边怀疑人生？有没有一种可能，问题根本不在于蛋糕够不够大，而在于——谁握着切蛋糕的刀？这才是最核心的关键。蛋糕做得再大，只要切蛋糕的刀一直握在资本家手里，他就永远会把最大、最甜的那一块留给自己。剩下的残羹冷炙，才轮得到普通人去分。而普通人最终分到的，往往不是一块完整的蛋糕，只是些边角料、碎渣，甚至是掉在桌上的碎屑。然后，他们还会居高临下地告诉你：“别急，蛋糕还在继续做大。”“只要你再努力一点，未来一定更美好。”何其可笑。问题是，蛋糕再怎么大，也落不到我们普通人的肚子里——因为分配权从来不在我们手上。决定谁拿多少、谁吃多少、谁被牺牲、谁被抛弃的，从来不是劳动者，而是那些掌握着资本与权力的人。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失去劳动的热情。不是因为懒，而是因为他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辛辛苦苦创造的成果，最后未必属于自己；自己熬夜加班、拼命打拼换来的经济增长，最后未必能体现在自己的工资条上；自己流汗、流血、耗尽时光，最后换来的，可能只是一句轻飘飘的“再接再厉”。当一个人发现，无论自己付出多少，劳动成果都难以真正归自己所有，他自然会问：那我为什么还要拼命？这不是堕落，这是觉醒。不是经济不够强大，而是分配体系出了问题；不是人们不愿意劳动，而是劳动越来越难换来体面的生活；不是年轻人不想奋斗，而是奋斗的回报，早已跟不上奋斗的成本。所以，在今天这个劳动节，我们真正该追问的，不是“大家为什么不够努力”，而是“劳动者为…

央视拒绝世界杯天价转播费：不是我们需要它，是它该给我们付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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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6-05-03T23:31:49+08:00
description: 最近国际足联和央视关于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权的谈判陷入僵局，国际足联开出了2.5-3亿美元（约18-21亿人民币）的天价，比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直接翻倍，而央视的底线只有6000-8000万美元，双方差出了3倍以上。很多人在讨论"央视是不是太抠了"、"没有世界杯看怎么办"，甚至有人指责"央视垄断转播权"。但我想说，这次央视的拒绝不仅不抠，反而是一次极其清醒、极其有骨气的选择；所谓的"垄断"更是彻头彻尾的误解。更重要的是，我要提出一个被所有人忽略了几十年的、最根本的问题：为什么从来都是我们花钱买世界杯的转播权？而不是世界杯花钱来我们这里投流？一、先算两笔最明白的账：花18亿买转播，亏的是全体中国人的钱在谈任何大道理之前，我们先把账算得明明白白。国际足联敢开出2.5亿美元的天价，是建立在"中国市场离不开世界杯"这个错误假设之上的。但现实是，2026年的世界杯，对中国市场来说，商业价值已经跌到了谷底，花这个钱只会造成双重的国有资产流失。第一笔：单项目商业账——净亏17亿，根本不可能赚回来首先，国足缺席。这是最致命的硬伤。没有主队的世界杯，对中国观众来说，就只是一场别人的热闹。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中国累计收视人次超过300亿，单场决赛有超过1亿人观看；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虽然国足也没进，但因为有梅西、C罗的最后一舞，加上时差只有5小时，很多比赛在黄金时段，累计收视人次也超过了200亿。而2026年世界杯呢？国足再次无缘正赛，梅西、C罗大概率已经退役，再加上时差12-15小时，70%的比赛都在北京时间的凌晨和上午，完全错过黄金收视档。业内最乐观的估计，2026年世界杯中国的核心观众只有3000万左右，收视率会比2022年下跌60%以上。其次，中国没有成熟的付费收视模式。欧美国家的体育转播主要靠付费订阅赚钱，而中国观众已经习惯了免费看球，央视的收入几乎全部来自广告。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央视的广告总收入大约是5.2亿人民币，而2026年，因为收视率暴跌，广告收入预计会降到8000万人民币左右。也就是说，如果央视花18亿人民币买转播权，最后只能赚回不到1亿，净亏17亿。这还不算制作成本、人力成本、带宽成本。任何一个正常的机构，都不会做这种赔本的买卖。第二笔：央视整体财务账——亏的不是央视的钱，是国家的钱很多人以为央视是靠国家养着的"赔钱货"，花多少钱都无所谓。这是最大的误解。我用最直白的大白话讲清楚央视的财务逻辑：公益底盘，国家养央视；商业板块，央视养国家。央视作为国家级事业单位，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纯公共服务板块：新闻联播、时政宣传、公益节目、偏远地区信号覆盖、重大灾害直播等。这些完全不赚钱，甚至纯烧钱，由国家财政拨款兜底，这是它作为国家媒体的基本职责。另一部分是商业化经营板块：广告、商业版权、品牌合作、新媒体业务等。这部分每年能产生巨额营收，刨除运营成本后，绝大部分利润都要上缴国库，进入国家财政，最终用在全体人民身上。正常情况下，央视的商业创收能力很强，整体是正向给国家创造财富的主体。但如果这次央视妥协，花18亿买世界杯转播权，结果就是：央视的商业利润被直接掏空，不仅没法给国家上交利润，反而可能要动用公共财政的钱去填补亏损。最终变成：拿中国纳税人的钱，去给国际足联送钱，同时无偿出让我们的国有流量资源，造成双重的国有资产流失。二、核心逻辑彻底反转：世界杯是来中国投流的，不是来卖版权的很多人被"媒体买版权"这个行业惯性洗脑了几十年，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逻辑本身就是颠倒的。我给大家打一个最简单的比方：把央视看成一个超级短视频平台，世界杯就是一个来这个平台上发内容、涨粉丝、赚广告费的博主。现在所有短视频平台的规则是什么？是博主花钱买流量，平台靠流量变现。没有哪个平台会倒贴钱，求着别人来自己这里发内容、涨粉丝、赚得盆满钵满。那央视是什么？它是中国最大、最权威、覆盖最广的超级流量平台，日活用户比抖音还高，能触达14亿中国人。它拥有其他任何平台都无法比拟的公信力和传播力。世界杯来央视播放，本质上就是来这个全球最大的流量池里投流获客。它要在这里曝光自己的IP，吸引中国的粉丝，卖给中国企业天价的赞助广告，卖给中国消费者昂贵的周边产品，抬升参赛球员的商业身价，让欧洲的俱乐部赚更多的钱。投流能不花钱吗？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一个博主去抖音投流，1000次曝光要花几十块钱；而世界杯来央视投流，能获得几十亿甚至上百亿次的曝光，它凭什么不花钱？反而还要平台倒贴钱给它？这不是强盗逻辑是什么？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比喻来理解：央视所承载的国民流量，就像埋藏于国土之下的铁矿石，是实实在在的国有资产。 铁矿石之所以是资产，不是因为它自己会动，而是因为工业需要它，市场需要它。同理，国民的注意力之所以是资产，就是因为从国际赛事到商业品牌，都需要这份注意力来实现其…

赢不了现实，就赢姿态：内卷化女权话语的赢学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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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6-05-03T23:27:54+08:00
description: “赢学”当然不是女权独有的。任何一种话语，一旦在现实中越来越难证明自己，都可能退回到内部制造胜利感。民族主义可以去赢历史，粉圈可以去赢数据，亚文化可以去赢精神优越，失败者叙事甚至也可以去赢清醒感：你们都被世界骗了，只有我看穿了真相。问题不在于只有女权会这样，而在于部分内卷化女权话语正在把这套普遍的赢学机制，改造成一种性别化版本。在这套版本里，女性不再只是应当获得平等、权利和现实保障，而是被一步步叙述成更本源、更神圣、更清醒、更高级的一方；男性也不再只是某种结构性问题中的既得利益者，而是被一步步压成更后发、更低级、更可笑、更应该被命名和羞辱的一方。这就是内卷化女权的赢学叙事：现实里越难赢，话语里越要赢；外部越没结果，内部越要加码；越改变不了世界，越要在符号里宣布自己已经站上高位。于是，文化可以被重编，身体可以被神圣化，黑话可以用来降格别人，羞辱可以伪装成批判。它不再关心女性到底在现实中获得了什么，而是越来越沉迷于制造一种“我方已经站在高处”的幻觉。一、所谓赢学，不是赢了，而是必须显得自己赢了 赢学不是某个圈层独有的怪癖，而是一种很常见的话语补偿机制。它通常出现在这样一种处境里：现实结果不够稳定，外部推进不够顺利，群体又必须维持自身的信念、士气和优越感。于是，“赢”就不再首先指向现实中的成果，而变成一种叙事任务：无论发生什么，都要把它重新解释成“我方并没有输，甚至已经赢了”。所以，赢学的关键不是胜利，而是胜利感的生产。它不一定真的改变了现实，却必须不断制造一种我方高位：我更清醒，我更本源，我更正确，我更接近真相；你反对我，是你破防；你质疑我，是你没觉醒；你离开我，是你被筛掉；你沉默，也可以被解释成心虚。而且它几乎不可证伪。支持是胜利，反对也是胜利；顺利是胜利，受阻也可以被重新定义成另一种胜利。它不接受现实检验，而是把现实反馈全部加工成“我方正确”的证据。这也正是它和内卷化相接的地方。外部越难拿出结果，内部越要制造强度；现实越难改变，话语越要显得胜利。于是，赢学不是强大的表现，而是现实支撑不足后的防御姿态。它不是因为赢了才宣布胜利，而是因为不能承认没赢，所以必须不断表演胜利。二、但赢学，在内卷化女权里长出了性别版本 赢学一旦进入部分内卷化女权话语，就会被性别框架重新编码。在这套叙事里，女性不再只是应当被平等对待的现实主体，而是被不断抬高为更本源、更神圣、更清醒、更高级的一方；男性也不再只是某种性别结构中的既得利益者，而是被不断压低为更后发、更低级、更可笑、更应该被命名和羞辱的一方。于是，“赢”被从现实层面转移到了身份层面。女性不需要真的在现实中获得更多资源，也可以先在话语里赢；男性不需要具体做错什么，也可以先在身份上输。只要性别位置被提前分配好，后面的解释就会自动跟上：女性的表达天然更真实，男性的表达天然更可疑；女性的愤怒天然更正义，男性的反应天然是破防；女性的符号天然值得神圣化，男性的身体天然可以被降格化。这就是性别化赢学的核心。它不是在分析具体问题，而是在提前安排高低位置；不是在追问现实中的女性究竟得到了什么，而是在不断确认“女性已经站在更高处”；不是通过改变现实来证明自己，而是通过重写符号、神圣化身体、命名和羞辱他者，来制造一种“我方天然胜利”的感觉。所以，部分内卷化女权的赢学叙事，最终不是把女性从符号中解放出来，而是把女性重新压成另一种符号：本源的女性、神圣的女性、清醒的女性、永远正确的女性。它看似在扩张女性主体性，实际上是在制造一座新的神像。只不过这一次，神像叫“我方已经赢了”。三、赢历史：把文化材料改造成“女性本源论” 性别化赢学最常见的一种形态，是赢历史：现实里不好赢，就去历史里赢；制度上不好赢，就去神话里赢；今天的处境不好证明自己已经站上高位，就把起源改写成“我方本来就在高处”。于是，一套看似文化重读、实则文化内卷的东西就出现了：先把结论定好——女性才是更早、更本原、更中心、更高级的那一方——然后再去神话、古书、词源、训诂边角料里捡材料，能拼就拼，能扯就扯，最后硬凑出一套“老祖宗早就告诉你了”的体系；看着像考据，实际上是在拿历史给当代立场做燃料。比如词源赢里，herstory 原本可以作为女性主义史学修辞，用来提醒传统历史书写长期偏向男性经验，但一旦它被推进成 history = his story，就已经从批判修辞滑向伪词源；赢学并不在乎词源是否成立，它在乎的是这个拆法能不能制造一种“历史原来一直是男人偷走的故事，现在终于被我们夺回来了”的胜利感。神话赢也是同一套逻辑：女娲、嫦娥、王母这些人物，不再首先作为复杂神话人物被理解，而是被压成“女性本源被父权篡夺”的证据；女娲是女性创世权被降格，嫦娥是女性自主性被污名化，王母是独立女神被收编。再往后，羲和、九天玄女、恒我可以被列为“被篡改降位夺权的女神”，尧、舜、仓颉、孙…

独裁可修路，民主能树人——两种政治制度的效率与人道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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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6-05-03T23:19:35+08:00
description: 文：舒生 1933 年，希特勒凭借《授权法》获得独裁权力后，仅用三年便让德国失业率从 30% 降至 1.3%，高速公路里程跃居世界第一。同一时期，实行民主制度的法国却深陷内阁更迭的混乱，三年更换七届政府，应对经济危机举步维艰。这样的对比，常让人心生疑惑：独裁的高效与民主的低效，是否构成了政治选择的核心矛盾？本文试图通过近现代以来的典型史实，回答三个核心问题：独裁的效率优势源于何处？民主的合法性根基为何不可替代？人道底色何以成为民主生命力的终极保障？效率：独裁的诱惑与限度 承认独裁比民主更高效，并不意味着赞美独裁。这就像承认刀子比筷子锋利，刀确实能切得更快，但你用它吃饭会割破嘴。独裁的效率来自其结构特征：决策链条短，权力高度集中，政令一旦下达便层层执行，没有议会辩论，没有媒体质疑，没有司法复核。1936年《约克郡邮报》一篇社论说得干脆：“独裁只有一个正当理由，就是它能把事办成。”战时最能体现这种效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各国迅速进入紧急状态。民主国家的议会自动授予政府临时特权，但独裁国家却根本不需要这种“临时授权”，权力本来就在那里，随时可用。纳粹德国从1933年到1939年，六年内完成了从经济复苏到军事重建的全套准备。失业率从百分之三十骤降至几乎为零。莱茵兰、奥地利、苏台德，一个个吞并，欧洲民主国家还在开会争吵时，希特勒已经完成了既成事实。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型独裁”提供了另一个观察窗口。韩国朴正熙（1961-1979）执政期间，将国家资源集中于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他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工业园区，用行政命令推动钢铁、造船、电子产业的发展，把韩国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新兴工业国。新加坡李光耀同样以高效率著称。他主张以东方文化和儒家思想为背景，对西方民主理念进行修正，强调强势政府在建立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强调精英治国。这些独裁性质的治理短期来看成效显著，但问题是，这种效率能持续多久？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2025年的一项研究给出了答案：并非所有独裁都一样，“个人化”的独裁在经济上表现远逊于民主和制度化独裁。研究发现，当权力集中于单个领导人手中时，经济决策取决于一个人的好恶而非制度。政策变得不可预测，投资枯竭，增长受损。“个人化独裁的经济表现远落后于民主国家”。更值得玩味的是，2024年《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发表的另一项研究发现：国家能力越强的专制政权，独裁者个人任期越长，但政权本身的稳定性反而越低；更强大的专制国家向民主过渡的风险更高。这就是“独裁的悖论”，你越是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越是在为民主转型铺路。经济发展的受益者会形成新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迟早会要求政治发言权。如果独裁的效率是有代价的、有期限的，如果它最终会因自身发展的成功而走向衰落，那么它的核心缺陷究竟是什么？合法性：独裁的死穴 效率可以赢得一时，但不足以赢得一世。独裁最大的问题，从来就不是效率问题，而是合法性问题。马克斯·韦伯在讨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时，区分了三种类型：传统型权威、卡里斯玛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传统型权威依靠古老的习俗和惯例，卡里斯玛型权威依靠领袖个人的超凡魅力，法理型权威则依靠理性制定的法律和程序。政治现代化的本质，就是实现政治权威从传统型、魅力型向法理型的过渡，最终落实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运作。独裁往往依赖卡里斯玛型权威。一个强大的领导人凭借个人魅力凝聚人心、统御国家。但这种权威有一个致命缺陷，即它只存在于领导人个人身上。领导人会衰老、会生病、会死亡。继承问题从来都是独裁体制的阿喀琉斯之踵。历史上最典型的案例是罗马帝国。五贤帝时代（96-180年）是罗马最辉煌的时期，图拉真、哈德良、安敦尼·庇护、马可·奥勒留等帝王一个接一个优秀统治者把罗马推向了巅峰。但这一切依赖于一个无法复制的条件：他们恰好都没有亲生儿子继承皇位，于是可以收养最有能力的继承人。等到康茂德继位，一切都完了。一个昏君就足以毁掉几代人的积累。独裁的效率，本质上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把国家的命运押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不是理论推演，而是统计规律。根据1800年至2012年47个专制国家的数据，独裁者的个人任期与国家能力呈正相关，但专制政权本身的平均寿命只有不到二十五年。这意味着，无论独裁者多么英明，他的体制都很难长久维系。更糟糕的是，越“高效”的独裁，越容易加速自身的崩溃，因为经济发展会催生新的社会力量，这些力量最终会要求政治参与。阿克顿勋爵在1887年写给克莱顿主教的一封信中，留下了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这句话的英译本中“tends”一词是关键。阿克顿的原意是：权力本身就含有腐败的倾向，而不是“导致”腐败。腐败是权力自身的问题，是制度的病症，不仅仅是掌权者的道德缺陷。换言之，问题出在体制，…

其实中国人从来就没躺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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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6-05-03T23:11:56+08:00
description: 这几天听闻“境外势力”花了大价钱，发动了不少网红博主对我们的互联网进行渗透：传播“卷不动就躺平”的不良思想。看到这个消息，我心头一喜，喜什么呢？这届“境外势力”的智商和觉悟太低了！要知道，刚刚高层召开的重要会议精神，就是“反内卷”。“日本失落30年”的教训也表明，“躺平”是降低内耗，促进消费，淘汰落后产能的必然经过。而发达国家之所以不内卷，就是因为他们的法律法规对“卷王”大打出手，比如法国就规定司机每开车4.5个小时就必须休息满45分钟，连续开12天就得强行休假，否则会被罚款。这些都是降低内耗，提升消费经济好方法，怎么“境外势力”还主动帮我们宣传这些路子呢？难道是觉得中国经济的增速不够快，自掏腰包，自甘风险，想给老中提提速？在这里，我有必要批评一下我们的个别宣传口，在搞宣传之前，多领悟领悟上面的经济会议精神，不要对着干。事实上，中国人从来就没躺平过，随便说几个数据：据《世界劳工组织》报告，中国人均年劳动工时2548小时，相当于每天工作10.19小时（算工作日），位列第一！日本，比我们少37%（约每天6.4小时）；德国，每天就上5个小时班。与此同时，中国拥有近7.8亿劳动人口，总工时长高达约1.99万亿小时，是美国的6倍，卢森堡的5879倍，第2名往后的30多个国家加起来都没我们的一半！一句话形容：中国人太能干了，太卷了！而现在，上面也意识到，这种卷、这种能干，对经济的发展不全是好事。所以近期也是密集出台政策措施：比如网约车司机，限制开8小时；外卖员连续接单超 4 小时应发出疲劳提示，暂停派单 20 分钟。比如，多次约谈相关平台企业，加大处罚力度，防止企业卷。甚至体制内的退休干部都给“规范”了起来：严格限制老同志退休后到企业任职，除非自愿放弃全部退休待遇。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还要鼓励“卷”，鼓励“奋斗”，真的合适吗？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同以往，那个遍地山寨商品、连马桶盖都要去日本买的时代也已经成为过去：国产汽车销量首次超过日本，全球第一。LNG造船业已经超越日本，马上追平世界第一的韩国。张雪机车在世界顶级赛事中一鸣惊人。AI、人工智能的应用体数量远远超过美国。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这些耀眼词汇的背后，不是什么大环境大时代给的机遇，而是一个个中国人在背后做出了他国人从未有过的牺牲和奉献。我们应该回头看看，或者告诉自己的长辈以及自己：可以不用那么辛苦了。哪有什么人口红利，时代红利？这些红利，是老一辈的民工冒着尘肺的风险，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积累下的！是火车上的乘客，从泡面、花生中省下来的！是写字楼里的程序员996肝出来的！前两个月德国总理来访中国，回去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德国人洗脑：“我们的生产力确实不足了……如果你从中国回来，你会更清楚地意识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和每周四天的工作制，无法长期维持我们国家的繁荣。 ”马上就是劳动节了，劳动节怎么来的？1886年5月1日，因为受不了资本家的压迫，全美工人街头示威，要求八小时工作制。5月3日，在麦考密克收割机公司工厂外的一场集会上，美国警察悍然向工人兄弟开枪，打死了两名工人。而后2500名劳工情绪激昂，去讨说法。结果，美国政府又派出了180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向群众开火，人们四处逃窜，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引起社会哗变。而后，国际社会纷纷引以为戒，最终确定把5月1日作为国际劳动节，其核心精神，就是要求八小时工作制，维护打工人利益。都说要摸着美国的石头过河，而“境外势力”也在帮我们搬起石头。老话说得好，得休息时要休息，可千万别用这些石头砸自己脚啊！

南京派出所副所长为了业绩骗人吸毒，这不是第一次，估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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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6-05-03T23:08:44+08:00
description: 《新京报》报道一则案件，南京一派出所副所长马某，为完成查处任务找到社会人员徐某提供涉毒线索，2024年1月徐某通过他人召集6名未成年人后，马某将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交给徐某，徐某等人在一家宾馆内将电子烟交由6名未成年人吸食，随后联系马某将6名未成年人查获。欺骗他人吸毒罪，情节严重的，刑期是三到七。而且，《刑法》明文规定，欺骗未成年人吸毒，从重处罚。人家六个好好的未成年人，被骗来作为涉毒人员接受处罚。如果不是此事被曝光，六个孩子在很长时间内都要被视为吸毒人员而接受管控。而这位骗人吸毒的派出所副所长，最后判下来，五年，甚至都不是顶格处罚。这么一对比，是不是很讽刺？关注我有一段时间的，应该记得我写过一篇《讲点你们不知道的禁毒工作》，里面提到：禁毒的主体法律依据是《禁毒法》和《戒毒条例》，并不是治安法。禁毒法和戒毒条例对涉毒人员有明确的登记造册、监控时限、回访检查、强制戒毒等制度。并不是2026年之后有了封存制度，禁毒法和戒毒条例就失效了。法律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问题。而谈长期监控，我国是最严格的。依据《禁毒法》和《戒毒条例》，吸毒人员一经被发现，就要被登记到涉毒人员专册，长期留档，这是第一步。单单是这一条，就是很多国家都没有的制度。登记造册之后，禁毒工作人员会区分涉毒人员的具体情况，如误食误服毒品（如聪明药、神仙水，或缓解身体疼痛而错误使用吗啡等情况），禁毒人员会要求涉毒者去接受医学检查和治疗，根据医疗专业机构的诊断意见判断涉毒人员是否成瘾。反之，如果无法证明自己是误食误服，涉毒人员则会被处罚。这是第二步。第三步是社区戒毒。经过专业测评之后，一旦认定涉毒人员已经成瘾，公安机关将责令涉毒人员接受社区戒毒，并出具责令社区戒毒决定书，送达本人及其家属，通知本人户籍所在地或者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社区戒毒专职工作人员、社区民警、社区医务人员、社区戒毒人员的家庭成员以及禁毒志愿者共同组成社区戒毒工作小组具体实施社区戒毒。看到了吗？你们担心的身边有人吸毒却没人管，公安机关在N年之前就有解决方案——家属、社区、街道、医疗机构，都会接到通知。第四步，接到社区戒毒通知，涉毒人员应当在15日内到社区戒毒执行地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报到，社区戒毒时间为三年。看见了吗？起步三年。昨天有人留言，对涉毒人员怎么着也要先观察两年，看他是否复吸。我只能回复，你不知道两年其实是降低了国家标准吗？第五步，涉毒人员在社区戒毒期间要随时配合医疗、公安的检查，外出要请假。只要发现涉毒人员无正当理由逾期不报到的，视为拒绝接受社区戒毒，转强制隔离戒毒。或接受社区戒毒但违反戒毒纪律的，如拒绝检查、私自外出、在社区戒毒期间偷偷吸毒，转为强制隔离戒毒。如果公安人员认为涉毒者的毒瘾极大，也可以省略社区戒毒这一步，直接作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第六步，强制隔离戒毒期限为2年。期满后，如果发现还没戒断，时间还可以再延长一年。而且，强制戒毒，不限次数。涉毒人员被强制戒毒三年，期满后，再次发现其复吸，那么就再一次强制戒毒。有个著名的球星，被强制戒毒出去没多久，再次被强制戒毒。看过球的人应该都知道我说的是谁。第七步，即便涉毒人员服从强制隔离戒毒要求，经专业认定其已经戒断毒瘾，出去后还有社区康复，又是三年。责令接受社区康复的人员，应当自收到责令社区康复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户籍所在地或者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报到，签订社区康复协议。被责令接受社区康复的人员拒绝接受社区康复或者严重违反社区康复协议，并再次吸食、注射毒品，会再一次被决定强制隔离戒毒，且强制隔离戒毒不得提前解除。你现在算算，几个三年了？不要有些人瞎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我国的禁毒工作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也是对毒品打击力度最大的。《戒毒条例》开篇就规定，公安机关对吸毒人员进行登记并依法实行动态管控。我们有涉毒人员的预警系统，涉毒人员进行购票、住宿、上网等行为时，系统会自动识别并触发预警，所在地警方实时检查。这套禁毒措施，放眼全世界，也是数一数二的。你看，我为什么要大段引用曾经写过的旧文？就是希望各位都看一下，如果不是“运气不错”，这事被翻出来了。各位可以想想六个孩子要背多长时间的黑锅，他们的人生基本就算是毁了。而如果各位有一点检索意识，你还能发现。2012年，新华社和正义网都报道：广西南宁大四学生徐某为300元报酬兼职送货，被警察逮捕。警察从徐某送的东西里搜出毒品。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中专毕业的黄某身上，黄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其律师怀疑这两起案件中警方“钓鱼”执法。警方称，招人送货者，确实是他们安排的贩毒人员。 这里，我特意点名了媒体单位，一个是新华社，一个是正义网。在它们的报道中，直接就提及办案单位疑似钓鱼执法，为了完成业绩而骗普通人涉案。2017年，《光明日报》《澎湃新闻》《新京报》《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