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和平】分析一下天价彩礼，男女对立背后的原因！
一、性别比例失衡与天价彩礼的社会根源长期以来，由于大规模弃养女婴的陋习，导致当前20至45岁（甚至50岁）年龄段的人群中，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这一结构性矛盾直接催生了“天价彩礼”现象。究其根本，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重男轻女”思想，造成了性别比例失衡的恶果。然而，值得深思的是，上一代男权主义的罪恶所产生的社会反噬，却主要落在了当今社会底层的男性身上。可以说，今天的年轻人并不应为性别比例失调承担原罪，但其根源依然在于男权思想。反观权贵阶层，他们从不缺乏异性资源，甚至以包养情妇为常，却在舆论上鼓动底层男性将婚恋困境的怨气转嫁给女性，仿佛“天价彩礼”是女性的过错。此种现象，何其可悲。正如我们常言，许多人抱怨社会不公，却认同不公的规则。归根结底，无论何种形式的压迫，背后都离不开金钱与资本的支持。没有资本支撑的权力，便无法形成真正的压迫。例如，杨丽事件中，朴姓男性看似是对底层男性的鄙视，实则反映了资本对普通劳动者的压迫。有权势的女性之所以轻视底层打工人，也在于其掌控着资本，与男权一样可以仗势欺人。其所倚仗的，正是资本的力量。在工厂体系中，打工人不敢以下犯上，因为管理者掌握着劳动者的生计，动辄可解雇、开除乃至以其他方式惩处工人。其根本原因在于其掌握了生产资料与生存资源。因此，对女性的压迫——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层面的系统性压迫——归根结底仍是阶级压迫。唯有那些掌握生产资料、充当资本代言人或化身的有权有势者，才有能力实施压迫。若无资本作为后盾，压迫便无从谈起。即便是家庭内部，男性之所以能施行家暴，也往往因为女性缺乏经济独立与出路；若女性拥有稳定收入和独立人格，在婚姻不满时即可选择离开。二、关于性别议题与群众路线的再思考当前，许多人指责强调男权问题是挑动性别对立，甚至有人引用蔡畅于1940年代的文章作为论据。但我认为，衡量是否脱离群众的标准，不应仅看男性群众，也应包括女性群众。强调我们身处男权社会，固然会引发部分男性的不快，但却能激发更多女性的觉悟。因此，反对男权思想并非脱离群众——除非我们不将女性视为群众的一部分。评判标准应当是：在反对男权思想的过程中，我们究竟是使更多人意识到性别压迫背后的阶级压迫，还是仅仅加剧了男女对立。这才是有效的衡量尺度。三、对资产阶级民主与考茨基思想的辨析近期，网络上有人阅读列宁著作时，将其与极权主义相联系，进而转向认可考茨基的观点，即主张通过议会斗争和普选实现权力过渡，认为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少数人的独裁，而非真正的民主。他们认为考茨基的主张更符合现代人对自由选择与多元意见表达的期待。对此，我们需作如下分析。资产阶级的政治民主，其本质必须捍卫私有制。所谓的民意调查与选举结果，实则是垄断资本与金主通过金钱影响民众选择的过程。民众的意见从何而来？主要来自信息渠道。在自媒体时代，虽然信息来源多元化，但“信息茧房”效应显著。马斯克收购推特即是一例，平台可通过算法控制信息推送，引导用户认知。这种机制与希特勒上台时的舆论操控并无本质区别。事实上，支持希特勒上台的也有大量工人阶级。以英国工党为例，若按考茨基的逻辑，工党代表工人利益，轮流执政，则英国早已是工人当家作主的国家。然而，英国依然是帝国主义国家。由此可见，考茨基并不理解资产阶级民主的真正作用。历史上，当资产阶级无法通过民主游戏和舆论操控维持统治时，会毫不犹豫地转向独裁，德国的希特勒、西班牙的佛朗哥便是例证。西班牙的历史尤为典型：左翼通过选举上台，右翼将其推翻；右翼胡作非为后，民众又选出更左的政府。此时，资产阶级放弃民主游戏，改用铁腕统治，佛朗哥遂上台。此类例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考茨基正是迷信这种民主进程，而忽视了其背后的阶级本质。四、苏联解体的原因分析：内部矛盾与利益博弈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根本在于其体制无法有效协调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分配矛盾。我认为，苏联先是“崩溃”，而后“解体”，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崩溃的原因并非如改革后许多人所言，是计划经济本身难以为继，更非军备竞赛所致。事实恰恰相反：苏联崩溃后，俄罗斯经济持续下滑十余年；苏联曾为超级大国，而今俄国经济实力不及中国广东省，只能依赖核武器维持大国地位。若将崩溃归咎于经济失败，则与历史事实相悖。亦有人认为美国通过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此论同样难以成立。美国越竞赛越强，而苏联在二战期间军费开支占比远高于冷战时期，却未被拖垮，何以和平时期的冷战反而导致崩溃？至于颜色革命、意识形态渗透等解释，亦未能触及本质。真正的根源在于苏联内部的矛盾。从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来看，赫鲁晓夫上台后，官僚资产阶级（即“走资派”）掌权，其利益冲突日益尖锐。如同今日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之争，苏联崩溃前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同样激烈。随着劳动生产率变化，不同工业品价格比例应按价值规律调整，若价格体系僵化，则导致利益失衡。各行业、各企业的负责人（书记或厂长）作为地方势力，其利益诉求难以通过计划经济手段协调。这正是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计划经济无法战胜市场经济的原因之一——信息不对称问题，如斯蒂格利茨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中所论。在个人利益驱动下，计划制定者与执行者之间形成博弈，信息不对称使体系日益难以维持。最终，苏联统治阶级决定彻底改变统治方式。军队未变，上层未变，只是领导人更替。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阶级矛盾不尖锐时，往往通过金钱与话语权调节内部矛盾。今天美国面临的强势美元与弱势美元之争，便是典型例证：强势美元符合金融资本利益，却严重损害产业资本；弱势美元则反之。这一争论，连同关税问题，反映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深刻分歧。解决内部矛盾，或通过内战，或通过资产阶级民主。当面临外部霸权挑战时，则可能走向法西斯道路，如希特勒与日本军国主义。因此，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方能认清国际形势的本质。苏联崩溃并非外部压力所致，而是统治阶级无法继续容忍计划经济的分配框架，转而选择休克疗法与市场经济。五、计划经济与集体经济的再评价计划经济之所以难以为继，根源在于信息不对称。计划制定者难以掌握执行者的真实情况，执行者则倾向于夸大困难、隐瞒潜力。例如，企业领导向上级报困难，内行骗外行，易如反掌。科研经费申请中，拨款者不如申请者专业，骗补现象普遍。若从个人与小集团利益出发，计划经济确实不如市场经济灵活。毛泽东时代之所以强调政治挂帅与群众监督，正是为了防止各级领导脱离群众利益，确保社会主义方向。关于资本条件下建构集体经济组织的问题，需指出的是，在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集体经济依然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因其与外界交换关系受市场规律支配。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以色列的“基布兹”亦属此类，但其仍服务于帝国主义体系。中国如南街村、刘庄等毛泽东时代遗留的集体经济，与当年已有本质不同，甚至不同于西方合作社。这些村庄更像“集体老板”，主要劳动力来自外村，外工与村民待遇有别，实质上是股份公司，村民为股东。将此吹嘘为共产主义社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当然，这些村庄否定包产到户，在一定意义上具有进步性，但官方所鼓励的合作社多按资本主义原则组织，而非毛泽东时代的真正集体经济。六、经济危机理论之争：利润挤压论与生产过剩论在西马政治经济学领域，存在两种对立的经济危机理论：利润挤压论与生产过剩论。利润挤压论认为，经济危机源于工人斗争提高工资，挤压了资本利润。此论看似革命，实则反动，因其将危机责任推给工人阶级，主张若工人不贪婪、工资不涨，危机即可避免。这恰是新自由主义的论调，只不过一方视为好事，一方视为坏事。当前面临严重生产过剩危机时，若误判为利润挤压，则会开出削减工资的处方。正确的路径应是提高工资、缩短工时，以缓解危机。因此，那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却将危机归咎于工人斗争者，实则是在为资产阶级进一步压榨工人阶级寻找借口，其毒性极大。教科书指出，生产的自发增长受到群众有限购买力的制约，产能增速超过消费增速，必然导致生产过剩危机。此理从《共产党宣言》时代便已阐明，危机具有周期性，并最终可能引发战争。毛泽东指出，只有通过革命战争消灭阶级，才能永远消灭战争。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不相信顶层设计，也不依赖理想化的愿望，而是从历史过程中总结经验。历史是社会科学家的实验室，未被历史证明的，我们不作空想。历史表明，只要阶级存在，国家即存在，实力地位便是常态。无产阶级亦不例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则属另一范畴，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两码事。
郑强不承认“中国大学生就业难”，国家统计局都没他硬气！
网红教授郑强的发言又上热议榜了。我已经记不得这是他第几次惹争议了。2026年5月9日，在郑州召开的福布斯中国经济论坛上，郑强又抛出了他的老生常谈：“中国大学生就业难，我不承认。不是找不到工作，是享受的工作真的难找。”他还装模作业劝同学们，“少点抱怨、少点索取，大学刚毕业不要太挑剔”。媒体把这称为“金句”。我听到到这番话时，仿佛闻到一股扑面而来的陈腐味。因为这些P话他隔三差五就拿出来说一遍。2015年3月，他在贵州大学当校长时，面对媒体说：“中国大学生就业难，我根本不同意。不是工作不好找，是享受的工作不好找，艰苦的工作有的是。”2024年9月，他老调重弹，“不是找不到好工作，是享受的工作不好找，艰苦的工作不愿做”。到了2026年，还是这套话，一个字都不带改的。一个大学教授，所谓的知识分子，从2015年到2026年，十多年观点不迭代，面对剧烈变动的社会现实，翻来覆去都是一套说辞：年轻人吃不了苦，总想找享福的工作。这种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爹味，听一次还能接受，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就有点为老不尊了。我们再来看他说的是不是事实。所谓战报会骗人，但是战线不会。现在每年都有1200多万毕业生，青年失业率逼近20%，新毕业大学生中，平均每5个人就有一个人没有工作。这就是当前就业市场的战线状况。面对这种逆风局，郑教授云淡风轻地甩出一句“我根本不同意中国大学生就业难”，国家统计局都没他那么硬气。简直就是现代版的“何不食肉糜”。他，一个大学校长，知名高校教授，领着国家津贴，整天西装革履、人模狗样出席各种论坛侃侃而谈，却舔着脸要求年轻吃苦，找艰苦的工资低一点的工作。一个吃尽时代红利，衣食无忧站在岸上的人，对着水里扑腾的年轻人喊“你们别怕落水”，这话怎么听怎么别扭。我希望他扪心自问一下，自己工作的价值，真的对得起他那份工资吗？无视现实，无视每一个青年的困境，喊两句口号，灌一碗鸡汤，这种在经济上行期可能还有点用。在当下，这碗鸡汤早已变味有毒了。所以他这次翻车，真是一点也不冤。他那套吃苦叙事，从头到尾就“灌鸡汤”这一个药方。什么少点抱怨，不要太挑剔云云，说好听一点是思想上的懒惰，说难听点是使坏，给年轻人洗脑。“享受的工作不好找，艰苦的工作有的是”，这句话真是太妙了，妙在它永远成立。什么是享受的工作？什么是艰苦的工作？如果高薪、体面、工作强度低，不加班算是享受的工作，那是不好找；无止尽的加班，内卷严重，没有五险一金，亦或是送外卖，跑滴滴、去工厂打螺丝等算艰苦的工作的话，那是容易找一些。嗯，教授说得非常正确。教授有没有想过年轻人想要的既不是你说的享受的工作，也不是上面那些艰苦的工作，而是一份正常的、有尊严，有保障，有基本劳动权益的工作呢。不是让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去接受随时被辞退，没有社保，加班没有加班费的耗材命运。我觉得他压根不关心年轻人的处境，更不用说共青年轻人。他对当下的社会现实也没有真正了解和研究过。一个社会要让人愿意吃苦，要让吃苦变得有合理回报。这不是靠几句"少点抱怨"就能解决的。对于不是“前1%精英”的多数普通人，鸡汤没用，认清现实才最重要。· END ·
女权主义走偏的背后支持力量---对罗翔，劳东燕为代表的进步法学的反思
本文旨在对近年来以罗翔、劳东燕教授等为代表的、主张“法律应主动向弱者倾斜”的流行思潮，进行一次根本性的法哲学与科学反思。本文将指出，此种将法律视作“实现正义的主动工具”乃至“矫正历史不公的倾斜性杠杆”的思维，实为一种深植于现代性的“理性僭妄”。它不仅背离了西方法哲学中更为古老与审慎的传统，更在根本上违背了二十世纪以来复杂系统科学的基本认知。本文将首先正本清源，从思想源流与科学原理两个维度进行批判，继而提出一套基于“敬畏”的、更为谦卑与可行的行动框架。上篇：双重批判——解构“哲学王”的蓝图一、法哲学批判（一）西方篇：从“代天行命”到“理性僭妄”罗翔们的理论根基来自西方，我们先来追朔西方源头。即便在西方，将法律视为可随人意“倾斜”的工具，首先就是一种深刻的历史性遗忘。西方法律思想的古老基石，源于一种对超越性秩序的敬畏。自然法思想与普通法的“宣示理论”认为，真正的法律如同自然规律，是源于神意或宇宙理性的客观存在秩序，需由人类谦卑地“发现”与“宣示”。布莱克斯通将普通法描述为王国中固有的存在，法官的职责仅是将其阐明。其核心智慧在于“代天行命”，承认存在高于人类意志的正义源头，并为世俗权力划定了禁区——“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然而，启蒙运动的“祛魅”摧毁了这一敬畏的根基。当“上帝死了”，留下的真空迅速被“主权者意志”和“人类理性”填充。法律实证主义完成了第一次僭越：法律沦为命令。随之而来的，是更深刻的第二次僭越：用理性武装的现代国家与法律，不自量力地接管了“救世”使命。法律不再满足于定分止争的古典职能，而被期望抚平一切创伤、纠正所有不公。这正是试图以立法在人间建造“没有上帝的上帝之国”。那些呼吁“法律天平应当倾斜”的现代“哲学王”们，正是这种理性僭妄的化身。西方保守派和进步派的争论至今任然不休，罗翔们却不加思索的引进法律能动主义，认为西方即是先进。二）东方篇：老子与韩非子的双重警示西方启蒙传统以理性僭越神性，而东方的古老智慧却从未陷入这种狂妄。恰恰相反，老子与韩非子从不同维度揭示了人类理性的边界与人性的冷峻——前者指向对“天道”的敬畏，后者指向对“人道”的正视。老子：敬畏天道与“无为”的法哲学老子是中国法律思想史上第一个提出“道法自然”的思想家。在老子看来，宇宙间存在一种超越人类意志的根本秩序——“道”。道并非人格神，而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本源性存在，是万物运作的客观法则。真正的法律智慧不在于“制礼作乐”的人为建构，而在于对“道”的敬畏与顺应。“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间的法度，不过是天道秩序在人世间的延伸与映射，而非人类理性凭空创造的产物。基于这种深刻的敬畏，老子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根本主张。这里的“无为”绝非消极不作为，而是“积极不干预”——听任事物遵循其自身秩序自然兴起，而不以人类有限的理性蓝图强加干涉。老子明确指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这正是哈耶克所激赏的“自发秩序”——社会是无数个体行动的产物，而非任何单个头脑可以人为设计的产物。老子对“有为法则”的无情批判，本质上与本文对“理性僭妄”的质疑异曲同工：那些自以为掌握了正义蓝图、试图通过法律“主动向弱者倾斜”的现代“哲学王”们，恰恰违背了老子“无为而治”的根本训诫。此外，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著名论断，揭示了一个更深刻的洞见：天地无所谓对特定对象的偏爱，它只是客观地运行自己的法则。任何试图以人类意志“倾斜”天道的做法，都是对人类有限性的遗忘。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中，追求所谓“向弱者倾斜”的“人间正义”，其后果往往适得其反——人类越是试图以自己的“仁慈”干预系统，系统越是以其冷酷的非线性后果回敬人类的傲慢。老子的智慧，为本文的批判提供了来自东方的哲学根基。韩非子：正视人性博弈与制度设计的冷峻理性如果说老子的智慧在于昭示“天道”的不可逾越，那么韩非子的价值则在于他对“人道”——尤其是人性博弈本质——的冷峻洞察。这位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以其惊人的现实主义，为本文的批判提供了来自东方的制度设计智慧。韩非子思想的核心，建立在对人性的清醒认知之上。他直指人性本质为“自利”，人皆“好利恶害”——君臣之间、父子之间甚至夫妻之间，本质上都是利益交换关系。这一预设，与本文所强调的“敬畏人性的博弈性”如出一辙：任何涉及重大利益的规则，必催生策略性套利，这不是道德败坏的问题，而是人性的底层逻辑。基于这种人性论，韩非子构建了“法、术、势”三位一体的制度框架。其中，“法”是公开颁布的成文法典，要求“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术”是循名责实、信赏必罚的治理技术；“势”则是确保制度得以推行的权力基础。更值得注意的是，韩非子以道论为理论核心，强调“法”的权威最终来源于“道”的客观品格，主张“因道全法”——法律之所以具有普遍约束力，正是因为它承载了“道”的客观性。这与本文所倡导的“敬畏制度的演化性”形成深层呼应：法律不是设计者的主观意志，而应成为具有客观品格的规则体系。韩非子关于“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的论述，对当代倾斜性立法提出了深刻警示。他认为赏罚标准必须适当——“奖赏是人们可以得到的，惩罚是人们可以避免的”。反观那些“向女性倾斜”的主张，如果倾斜意味着“降低证明标准”或“赋予诉讼特权”，那么被制造出来的就不是正义，而是一个人人皆可表演套利的利益场。韩非子的智慧在于，他从不幻想用“道德高调”替代“制度审慎”，他相信的是公开明确的法律、不打折扣的赏罚。这与本文下篇“做‘舞台搭建者’，而非‘救世主’”的功能定位若合符节：法律的角色不应是根据设计者的“道德直觉”对特定群体倾斜，而应成为一套客观、公开、可预期的规则体系。东西方合流：如果说西方自然法传统因启蒙的“祛魅”而堕落为理性僭妄，那么东方的老子与韩非子则从未失去这种双重的敬畏——对天道的敬畏与人性的正视。二者的思想合力指向同一个结论：真正的法治，既需要敬畏高于人类意志的客观秩序，也需要正视人性中不可避免的博弈性——而这两者，恰恰是那些呼吁“法律天平应当倾斜”的现代“哲学王”们，最缺乏的两种敬畏。二、现代科学批判如果法哲学批判揭示了其形而上学的傲慢，那么现代科学则从实证层面宣告了其方法论的彻底破产。复杂系统科学：宣告精密社会控制的原理性不可能。 社会是典型的复杂适应系统，具有非线性、涌现性等特征。控制论的“必要多样性定律”指出：控制系统的复杂性必须至少与被控系统相当。当这一条件被违反时，结果不是“效率低下”，而是系统性失控。黄石公园狼群扑杀、澳大利亚野兔引入——每一次拍脑袋的“科学管理”都引发了比不干预更严重的恶果。因为你无法用比社会更简单的立法条款，去控制社会的行为。而任何试图通过“倾斜性”立法达成理想正义的企图，在科学上等价于精确控制飓风。博弈论：揭示“善良规则”下的策略性反噬。 博弈论证明，在给定规则下，理性个体必然策略性地最大化自身利益。一旦法律明确向某一身份标签倾斜并赋予实质利益，就立即创设了强大的博弈激励。系统性的策略性表演与欺诈将是数学上的必然均衡。设计者制造巨大利益又想“精准帮扶”的理想，几乎不可能是稳定的纳什均衡。演化论与认知科学：否定静态设计与完全理性。 制度如同物种，是在与环境互动中演化的，绝非一次性的静态设计。同时，政策设计者自身受制于有限理性与认知偏差——过度自信偏差（高估自己预测后果的能力）、确认偏误（只寻找支持自己立场的证据）、可得性启发式（被个案情绪绑架）。卡尼曼所说的“无知的确定性”，正是理性僭妄的心理学根源。那些自信满满地宣称“法律应当向弱者倾斜”的学者，不仅无知，而且不知道自己无知。代理人基建模（ABM）的仿真结论： 多个独立研究团队的计算机仿真表明，在针对模糊身份标签（而非可验证客观状态）进行倾斜性政策时，长期演化结果惊人一致：短期表面“成功”（弱势群体收入上升），中期策略性表演者大规模涌入、真正弱者被挤出，长期社会信任崩塌或政策被暴力推翻。没有一次仿真出现“稳定、可持续的倾斜性正义”。ABM的结论来自数学推演，而非意识形态。任何声称“我们可以通过更精妙的设计避免这种结局”的人，都面临一个实证负担：请给出一个可重复的仿真证明。三、哲学王们的无能勤奋与搬弄是非禅宗有个很有名的公案：知云和尚与石头禅师行至江边，见船夫推船入江，压死不少虾蟹。知云追问：“这是乘客之过，还是船夫之过？”禅师答：“皆非其过。”知云大惑：“那究竟是谁之过？”禅师厉声喝道：“是你的罪过！ ——船夫谋生计，乘客为渡江，虾蟹为藏身，各安其位，本是无心之举。而你无中生有，自造是非，非要安立一个‘罪过’——这难道不是你的过错吗？”今日某些进步法学家，与知云如出一辙。看到任何不公现象，第一反应不是冷静分析“法律能否解决、成本几何、套利如何防范”，而是迫不及待地寻找“加害者”与“受害者”，用道德话语为一方站台，在复杂的社会因缘中硬生生切割出“压迫”与“被压迫”。本文并非主张无所作为、坐视不管——恰恰相反，真正负责任的“作为”，恰恰始于对人性博弈、制度演化、知识有限性的清醒认知。我们所批判的，是那种无中生有、搬弄是非的思维习性：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却制造了对立、收割了道德优越感，并将真正复杂的治理难题简化为一场“谁更正义”的口水战。而且他们不可谓不“勤奋”。著书立说、网络布道，以饱满的道德热情不断输出“法律应当向弱者倾斜”等话语。然而，这是一种“无能的勤奋”：用高密度的道德输出，掩盖其在制度设计根本问题上的系统性无能——拒绝追问筛查机制、执行成本、套利防范，回避复杂系统科学的基本结论。正是这种“无能的勤奋”与“搬弄是非”的思维习性，使其比任何蓄意的恶更具破坏力——因为蓄意的恶可以被识别、被抵御，而披着道德外衣的理性僭妄，却会裹挟着善意一路狂奔，直至坠入悬崖。他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道德激情，而是石头禅师那一声棒喝之后的“默然无语”——承认人类理性的根本有限性，承认自己的方案经不起追问。本文给出这个刺耳的诊断，不是为了羞辱，而是为了警醒：知云和尚的“谁之过”，本身就是最大的过。四、执行之困进步法学家们可以只画美丽图纸、就像家里装修请了不负责任的设计师从不考虑实际施工中承重墙与排水坡度等实际问题，自信握有理性蓝图，可以像工程师一样为社会“设计正义”，但如何落地呢？他们不管。施工的脏活累活与可能的结构性灾难毫不属于他们的范围，要么是基层执行不力，要么是民众愚昧跟不上时代，总之不是他们的错。我们就以国内争议最大的倾斜——对女性的倾斜为例，来看看按他们的图纸，干脏活累活的人怎么施工。第一层：筛查——谁是真正的弱者？“天平要向女性倾斜”。好，请问：谁是真正需要倾斜的“弱者”？家暴受害者是弱者。但一个脾气暴躁、也动手还击的女性算不算？一个长期遭受冷暴力、但没有物理伤痕的妻子算不算？一个经济依赖丈夫、但心理强势的妻子算不算？如果你不能给出可操作、可验证的定义，那么“帮助弱者”就只是一个空洞的能指。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或自己同情的一方装进去。而一旦你试图给出定义（比如“有三次以上报警记录”），问题又来了：那些一次都不敢报警的真正弱者被排除在外；而那些精于表演、善于制造记录的人则轻松入围。更致命的是，任何涉及重大利益的倾斜规则，都会立刻制造一个巨大的利益场。套利者和表演者会像闻到血腥的鲨鱼一样涌来。他们会学会哭泣、学会伪造伤痕、学会制造证据链。你拿什么分辨他们和真实的受害者？你分辨不了。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设计筛查机制。你只是喊了一句“要倾斜”，然后指望世界按你的道德直觉运转。第二层：执行——基层有能力执行你的精密制度吗？也许你会说：我们可以设计一套精密的筛查标准——需要调取三年内的报警记录、医院伤情鉴定、邻居证言、心理评估报告……好。现在请你到基层派出所看看。一个民警一天要处理几十个警情，他有时间、有精力、有专业知识去核查这些材料吗？还是说，他会本能地选择最省事的办法——看谁哭得大声、谁伤得更重、谁更会讲故事？一个法官一年要审几百个案子，他会认真审查每一份证据、排除表演的可能吗？还是说，他会依赖“经验法则”“政治正确”——“女性声称被家暴，大概率是真的”？你的制度越精密，执行层面就越无法执行。 任何复杂的规则，在进入基层后都会被简化为几项粗糙的“经验指标”。而这些指标一旦固化，就会成为新的套利靶点。这不是基层懒惰或者不想办好事，而是他们的资源，知识和能力根本无法完成你这种设计，并且如果你设计的越精细，套利者会越兴奋，因为真正的弱者甚至无法理解整套制度。你问：如何防止制度被简化和扭曲？答案是：无法防止。这不是执行者的错，而是任何自上而下制度的宿命。第三层：结果——你怎么证明你的制度真的帮助了弱者？好，就算你过了筛查和执行两关。你推行了倾斜制度，统计数字出来了：家暴防卫认定率上升了X%，性侵立案率提高了Y%。你满意了？可这些数字能说明什么？上升的可能是真实受害者，也可能是套利者。立案率提高可能是因为标准降低，也可能是因为执行者为了完成指标而放松审查。满意度调查？被救助者面对回访人员，会说出真实感受吗？还是出于感激、害怕、或不想麻烦别人而说“挺好的”？你也许会说：那我们派人深入社会，定期回访每个被救助的妇女。可你算过成本吗？司法系统有这个预算吗？回访本身会不会变成新的控制？回访者怎么判断“真正被解放”的标准？结果层是无法闭环的。 最终，你只能选择相信自己的道德直觉，相信“立案率上升=正义得到伸张”。这是一种信仰，不是证据。如果说以上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保障房套利等是过去，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个最新发生的现实：国补严苛规则下的套利常态。国家财政补贴设有客观标准（车型、发票、行驶里程）、层层审核与刑法威慑，然而审计署2024年报告显示：仅新能源汽车补贴领域，被抽查的13家车企中就有7家存在骗补，涉及数十亿元；2025年“以旧换新”补贴核查中，多省发现商家虚报交易、伪造信息，单省涉案千万级。连发票可查、车辆可验的领域都堵不住套利，请想象一下——当套利标的变成家庭财产分割、房产加名、彩礼返还、精神损害赔偿时，局面会如何？后者发生在高度私密、证据极易伪造的亲密关系之中。国补的教训已经提前写下了答案：任何产生可货币化利益的规则，无论设计多么精良，都会在博弈中迅速长出套利的荆棘。三层追问与国补的实证之后，剩下的并非净土，而是一个被制造出来的、巨大的利益场。在倾斜的初期，我们或许帮助了部分弱势的妇女，但是随后套利者便蜂拥而至，将亲密关系中的信任“兑现”为法律战场上的利益。每一分通过表演与策略获得的“补偿”，都来自被冤者的名誉、财产与亲情，以及整个社会信任网络的永久性损伤。而真正的弱势妇女，此时因为不懂表演、不懂流程，以及怀疑门槛的提高被排挤出了市场，并且这种以撕裂社会为代价的倾斜，是完全不可逆的，且绝非道德高调可以弥补。因为它伤害的是我们最基本的社会单元——家庭。而家庭背后联系着国家，无论是男性的集体退场，还是生育率、结婚率的崩塌，其重建都将无比艰难。结论：双重批判的汇流东西方哲学与科学的批判在此汇流，共同指向同一结论：相信凭借人类理性可以设计社会蓝图并通过法律强制实现“地上神国”的思维，是一种双重的虚妄。其根源在于缺乏三种根本的敬畏：不敬畏人性在重大利益前必然的博弈性；不敬畏制度进入现实后必然的演化与畸变；不敬畏人类知识在面对社会复杂性时的根本有限性。老子的“道法自然”与韩非子的“好利恶害”，从东方视角为这一结论提供了古老而冷峻的佐证。国补的套利数据与ABM的仿真结果，则从实证层面宣告了这种理性自负的破产。下篇：谦卑的智慧——基于“敬畏”的实践框架批判之后，必须建设。真正的智慧，在于重拾敬畏：既要敬畏高于人类意志的客观秩序，也要敬畏社会自身演化的、涌现的智慧。法律的角色应从“理性工程师”的幻想中退出，回归其更谦卑、更坚实的本分。一、哲学基石：三种不可违背的敬畏敬畏人性的博弈性：承认趋利避害是本能，任何涉及重大利益（尤其是家庭财产、核心权利）的规则，必催生策略性套利。这是所有制度设计的起点，而非可忽略的干扰。敬畏制度的演化性：承认制度一旦进入现实，必会被简化、异化、腐蚀。设计者必须预设其畸变，并为之设置凋亡与纠错机制，而非妄想一劳永逸。敬畏知识的有限性：承认我们无法确知谁是“真正的”弱者，无法全盘预测政策的长期连锁反应。必须放弃“全知全能”幻觉，以试错与监测的心态推进。二、核心原则：社会行动的四大铁律任何旨在“帮助弱者”的社会行动，必须遵循一条核心智慧：让对真正需要帮助者而言是无价之宝，而对套利者而言是鸡肋。清晰的识别：必须基于“客观可验证的情境与行为”（如特定伤害证据、严格经济审查），而非模糊、永久性的身份标签（如性别、种族）。这是防止目标偏离与资源错配的第一道防线。精准的帮助：必须提供“赋能”与“服务”（如技能培训、法律援手、心理支持），而非直接给予“可货币化的利益”或“诉讼特权”（如赔偿金、财产优势、降低证明标准）。这是避免制造套利标的核心。有期限的扶持：必须预设“终点”与“退出机制”。任何特殊政策应自带“日落条款”，以防止制度僵化与福利依赖。社会总成本有限：必须预先计算并公开承认政策的直接财政成本、间接经济成本，以及最根本却最易被忽视的——社会信任成本。在诸多成本中，社会整体信任成本的撕裂最为隐蔽，也最为致命。以“向女性倾斜”为例：女性占人口的一半，任何以性别为标签的倾斜性政策，无论初衷多么善良，都在事实上将一半人口划为“被倾斜方”，另一半划为“承担倾斜成本方”。这种制度化的身份对立，必然催生男女两性之间的猜忌、对立与敌意——男性感觉被污名化、被剥夺，女性则被固化为“永恒的受害者”。亲密关系中的信任一旦被系统性腐蚀，其后果远超任何政策所能带来的那点“帮助”：婚姻变成博弈，生育变成风险，合作变成算计。当一项政策以撕裂社会最基本的信任纽带为代价，去换取对某一群体微小的、往往被套利者截留的“帮助”时，其净收益几乎必然是负数。三、重新定义“帮助”：赋能、清障、托底在展开具体路径之前，必须回答一个根本问题：本文是否反对“帮助弱者”？绝不。我们批判的只是那种以破坏规则普遍性、制造法律特权为代价的、自上而下的道德倾斜。真正的帮助，需要被重新定义。帮助不是施舍，而是赋能。直接货币化的利益（赔偿金、财产优势、降低证明标准等）必须慎审对待，而真正的帮助，是提升弱者自身的能力——技能培训、教育机会、法律援助、心理支持，使其从“被保护者”成长为“自立的个体”。帮助不是倾斜，而是清障。 法律不应为某一身份标签设置特权通道，而应拆除普遍存在的、客观可验证的障碍——如明确歧视行为、保障基本程序正义、提供底线救济。清障之后，让个体在公平规则下自行竞争。帮助不是包办，而是托底。 法律无法替代个体的生命责任。社会能做的，是确保没有人被彻底抛弃——基本生存保障、紧急避险通道、公平的教育与医疗起点。托住底线之后，剩下的路必须由个体自己走完。四、历史唯物主义的回响：力量从来不是恩赐的上述定位，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洞见高度一致。纵观历史，无论是工人运动还是妇女解放运动，那些真正改变弱者命运的时刻，从来不是来自于资本家的良心发现，也不是来自于男性的道德恩赐，更不是来自于某条“向弱者倾斜”的法律条文。工人阶级的崛起，不是因为工厂主突然“仁慈”地提高了工资，而是因为工人组织起来、罢工、谈判，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熟练工人变得不可或缺，因为他们的被需要价值倒逼了制度的改变。妇女获得选举权、受教育权、就业权，不是因为男性立法者“开恩”，而是因为工业化将女性大规模卷入社会生产，因为战争让女性证明了自身的能力，因为她们在经济与社会中的实际力量迫使旧秩序不得不让渡空间。法律在这其中的角色是什么？是事后确认，而非事前创造。法律可以加速旧特权的瓦解，可以巩固已经发生的权力转移，但它无法凭空“赋予”一个群体它自身不具备的力量。那些指望通过“倾斜性立法”直接赐予女性优势的主张，恰恰颠倒了因果关系：不是法律让弱者变强，而是弱者变强后，法律才可能有所作为。因此，本文的核心主张——赋能而非施舍、清障而非倾斜、托底而非包办——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在法治领域的必然推论。真正的慈悲，是帮助弱者获得自己的力量，而不是永远做规则的“被倾斜者”。因为任何由他人赐予的特权，也随时可以由他人收回。唯有扎根于自身生产力与被需要价值的解放，才是不可逆转的。五、不可逾越的红线：不制造可套现的巨大利益场上述“精准的帮助”原则，指向一个更根本的禁令：法律与政策的设计，必须避免创造任何可以“低成本、快速、大规模”转化为货币收益的套利标的。 帮扶不能变成一张可以直接兑现的支票。历史上和珅在灾民粥里撒沙子的典故，正是这一智慧的极致体现。粥里掺了沙子，投机者嫌弃“不值得”而退出，但真正饿到濒死的灾民仍会喝——因为对他们而言，活下去比口感重要。沙子的功能不是剥夺帮助，而是过滤掉那些不是真正需要的人。将此智慧转化为现代政策语言：任何帮扶措施，如果以“直接给钱”“降低证明标准”“赋予可货币化的诉讼特权”等形式出现，就等于在粥里撒了金子而非沙子——它会吸引无数套利者蜂拥而至。相反，好的帮扶设计，应当让收益形态难以快速套现（如技能培训、心理支持、法律援助服务），或者让套利成本远高于套利收益（如要求严格的客观证据、设置较长的审核周期、将收益转化为不可转让的非货币形态）。反面的教训已经足够多。国补之所以套利严重，正是因为补贴直接以“现金返还”“购车抵扣”等可货币化形式发放。同理，在家庭法领域，如果“向女性倾斜”表现为“离婚时女性无论如何就该多分财产”，那就是在制造一个巨大的货币化套利场——婚姻变成了一场谁更会表演的博弈。而如果帮扶让套利空间极小，收益无法快速变现，且需要付出真实的时间和精力成本，就是相对好点。六、正面案例：对象明确、套利可控、社会影响小那么，是否存在相对可接受的倾斜性措施？答案是肯定的，但必须满足求助对象明确、套利可控、社会影响小、受益群体人数相对有限这四个条件。以下几个例子可以作为参照：贫困地区高考考生加分政策。这项政策的对象非常明确：户籍和学籍均在划定贫困地区的学生，且有严格的资格审核与公示程序。套利成本极高——要想骗取加分，需要提前数年将户籍迁入贫困地区、在当地完成学籍、通过层层公示和监督，稍有不慎就会被举报。受益群体占全国考生比例较小（通常为几个百分点），加分幅度有限（通常为5-20分，而非直接录取），不根本性地破坏分数线的普遍性。虽然仍存在少量套利案例（“高考移民”），但其规模远小于国补等货币化政策，且持续被纠错机制打压。孕期妇女的劳动保护。劳动法规定不得解雇孕期女职工、不得安排重体力劳动和夜班。其对象清晰——需要医学证明的孕期状态，套利空间有限——孕期有明确的时间窗口（约9个月）和可核查的医学证据（产检记录、出生证明），且保护的是“特定生理状态”而非永久身份标签。受益群体虽大，但每名女性一生中受益时间极短，且利益形态是非货币化的（工作岗位保留、劳动条件改善），难以直接套现。未成年被害人的司法保护。在司法程序中为未成年被害人提供作证庇护、法律援助、不公开审理等特殊安排。其对象明确——以年龄为标准，套利空间极小——儿童身份难以伪造，且利益形态为服务而非现金，无法快速套现。社会共识度高，几乎无人反对。这些案例的共同特征在于：它们不是基于模糊的身份政治（如性别、种族）进行永久性倾斜，而是基于客观可验证的、临时性的状态（贫困地区户籍学籍、孕期、未成年）提供有限度的便利。其倾斜的幅度小、期限短、对象清晰，因此套利者难以大规模涌入，对社会普遍规则的侵蚀也极为有限。相反，那些以“性别”为标签的永久性倾斜（如“女性在离婚财产分割中自动多分”“降低女性在家庭暴力案件中的证明标准”），因其对象模糊（谁是“真正的弱势女性”无法客观界定）、套利空间巨大（表演成本低、收益高）、受益群体占人口半数（影响范围过大），必然陷入上文所述的套利黑洞与信任崩塌。七、可行路径与必须接受的“无奈”在以上原则和案例的基础上，帮助行为应遵循以下路径：从“分配正义”转向“程序正义与赋能”：尽可能避免创造“套利标的”，帮助的形态应是提升能力、扫清障碍，而非直接分配利益。在“不破坏普遍性”的前提下操作：帮助的设计应尽可能不破坏规则的抽象性和普遍性外观。上文列举的正面案例——高考加分、孕期保护、儿童司法保护——均是在不根本动摇普遍规则的前提下，针对小范围、临时性状态做出的有限调整。设立“防火墙”：坚决不降低核心司法程序的证明标准；警惕任何制造“法律身份特权”的话语与立法。同时，必须痛苦地承认：在上述限制下，许多在道德上令人心碎的个案，将无法通过法律得到“满意”的救济。一个遭受家暴但无法提供“完美证据”的女性，可能无法获得她所期望的判决；一个因贫困而无法获得优质教育的孩子，高考加分未必能彻底改变他的命运。法律体系的功能是有限的——司法是解决社会争端的最后一道防线，且功能有限。它擅长处理事实相对清晰、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问题，但拙于处理情感纠葛、历史积怨和复杂的人际伤害。很多伤痛，需要家庭、社区、心理咨询、社会支持网络等非法律机制来共同修复。接受这一限度，不是冷漠，而是一种在认清人类理性与制度能力之边界后，所必需的、深刻的成年人的责任感。结语本文的批判，并非针对“保护弱者”这一目标本身，而是直指那种企图通过破坏规则普遍性、制造法律特权、以浪漫蓝图替代复杂实践的危险方式。那些只负责道德正确、不承担任何后果的“图纸设计师”，其缺乏敬畏的轻率言论，正在系统性地腐蚀社会信任的根基。一个文明社会当然应关怀弱者。但真正的慈悲，是理性的慈悲；真正的正义，是系统的正义。它要求我们在每一次充满善意的冲动之前，都进行慎审的自我审问：你的筛查机制何在？你的执行成本几何？你如何验证结果？你，又是否准备承担所有未曾预见的代价？在这之后，才开始你带有责任感的善意。历史唯物主义早已告诉我们：弱者的真正解放，根本力量源于自身力量的增长，而非来自他人的道德恩赐。法律的角色，不是替弱者倾斜天平，而是把公平的天平摆正，然后退后一步——把舞台让给那些正在积蓄力量的、真实的、活生生的弱者自己。文明社会能做的，是确保没有人被彻底抛弃。
你发现没有？2026年的年轻人，突然集体“不爱花钱”了。我表妹月薪8000，上个月居然存了4000。我问她怎么做到的，她翻了个白眼：“就是不想花了。以前觉得年轻就该对自己好一点，现在发现，银行卡里的余额才是真正的安全感。”这还真不是个例。2026年一季度，年轻人储蓄率创近五年新高，而外卖、奶茶、冲动购物的订单量却在持续下滑。豆瓣上有个“丧心病狂攒钱小组”，成员超过800万人，每天讨论的不是怎么省钱，就是怎么存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低欲生活≠躺平，是另一种清醒很多人一提“低欲生活”，就联想到“躺平摆烂”。但我观察了一圈发现，选择低欲的年轻人，恰恰是活得最清醒的一批人。他们的日常是这样的：不追新款手机，一部用5年以上；衣服只留基础款，全年不买新衣；不点高价外卖，自己做饭，月生活费控制在500元以内。听起来很苦？但人家精神状态反而比以前好了——不用每天算花呗账单，不用月底靠泡面度日，不用因为一次意外就陷入财务危机。社科院2026年发布的《青年生活状态监测报告》说得很清楚：低欲生活是年轻人主动选择的理性生活方式——不被消费主义绑架，不盲目内卷内耗，精简物质需求，守住内心安稳。低欲≠躺平。躺平是不努力、不负责；低欲是认真工作、踏实生活，只是不再被世俗标准绑架。二、他们到底在怕什么？年轻人选择低欲生活，表面看是“省钱”，背后其实有三个深层恐惧。第一，怕努力白费。2026年高校毕业生1270万，创历史新高。16-24岁青年失业率16.1%，也就是说每四个年轻人里，就有一个还在求职路上挣扎。我认识一个28岁的程序员，连续加班36小时，晕倒在工位上。醒来后他想了很久：“我拼命工作到底为了什么？买更大的房子？开更好的车？这些真的能让我快乐吗？” 出院后他辞职过上低欲生活，每月开销4000块都不到，反而觉得整个人轻松了。第二，怕负债压身。前几年消费主义话术满天飞：“女孩子要对自己好一点”“年轻就要及时行乐”。结果呢？花呗、信用卡、网贷轮番用，工资刚到账先还账单，月底瞬间清零。一次意外就能彻底击垮：一场小病、一次裁员、家里急事，毫无积蓄的年轻人瞬间慌了手脚。经历过消费主义的毒打，年轻人终于清醒了——透支未来换来的快乐，都是假象；握在手里的存款，才是成年人最大的底气。第三，怕生活失控。2026年，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经济波动、职场裁员、物价上涨……年轻人发现，生活越来越不可控，意外和明天不知道哪个先来。没有稳定工作、没有足够存款、没有兜底保障，一旦遇到变故，瞬间陷入绝境。低欲生活，就是他们对抗不确定性的武器：降低欲望，减少需求，精简生活，才能降低风险，守住安稳。三、新消费哲学：该省省，该花花但省钱不代表降低生活质量。2026年年轻人的省钱方式，比上一代人聪明多了。我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年轻人在某些领域省钱省到极致，但在真正在乎的领域却毫不手软。比如，不喝奶茶，但舍得买200块的游戏皮肤。不点外卖，但愿意花300块看一场演唱会。不换新手机，但健身房的年卡毫不犹豫。这种“该省省、该花花”的消费哲学，比以前的“精致穷”理性多了。此外，信息差变小，薅羊毛成为必备技能。什么平台优惠券、会员日折扣、积分兑换，年轻人门儿清。我认识一个深圳女生，专门研究各种薅羊毛技巧，去年一年光返利就省下7000多块。她说：“省钱也是一种能力，证明你脑子好使。”二手经济也在崛起。闲鱼、转转的活跃用户数创下历史新高，其中25-35岁年轻用户占比超过60%。买二手不等于穷，而是一种更理性的消费态度——电子产品的贬值速度太快，买二手能省30%-50%；家具家电的二手性价比更高。写在最后2026年的年轻人，正在用行动重新定义什么叫“人间清醒”。他们不再被消费主义裹挟，不再用物质证明自己，不再活在他人的眼光里。他们学会了与欲望和解，与焦虑共处，与不确定性做朋友。有人说这是“生活降级”，但我觉得这是“认知升级”。当房子不再是稳赚不赔的投资，当工作不再是铁饭碗，当“努力就有回报”变成一句空话，年轻人唯一能抓住的，就是手里的存款和内心的平静。低欲生活，从来不是妥协，而是他们在不确定的时代里，给自己筑起的一道防火墙。那么问题来了——你是选择继续“精致穷”，还是开始“人间清醒”？
又至五一劳动节。这本该是属于每一位劳动者、每一位工人、每一个靠双手与时光养活自己的人的节日。可如今，一打开手机、刷起新闻，映入眼帘的却都是千篇一律的话术：“要弘扬劳动精神。”“要争做新时代劳模。”“劳动最光荣。”“奋斗最美丽。”看到这些宣传，我心中没有丝毫感动，反倒生出几分荒诞的笑意。若一个节日的核心主题，沦为“提醒大家好好劳动”，那请问，这个节日的初衷，是为了庆祝劳动者的休息，还是为了催促人们继续埋头干活？若是真心鼓励大家勤勉劳作，又何必专门设立假期？不如干脆取消放假，让所有人在五一当天继续上班、继续加班、继续拼命——这难道不更贴合那些宣传口径吗？说到底，劳动节最初的意义，是纪念工人阶级奋力争取来的休息权，是铭记劳动者不是冰冷的机器，是宣告：人，除了工作之外，更该有生活、有尊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光。可如今，这个节日却渐渐变了味，更像一场声势浩大的提醒：你虽然放假了，却不能真的停下脚步；你虽然过着劳动节，却最好时刻保持奋斗姿态；你虽然是劳动者，却最好永远保持自我燃烧、无私奉献。这实在太过魔幻。更魔幻的是，在这个时代，“躺平”居然成了一种需要被批判、被指责的现象。只要有年轻人说一句“我累了”，说一句“我不想内卷了”，说一句“我不想把一生都耗在工资单和KPI上”，立刻就会有人跳出来指责：你怎么能躺平？你怎么没有奋斗精神？你是不是被境外势力洗脑了？你是不是在消极对抗社会？这话听着是不是格外熟悉？仿佛只要你不是一个永远充满激情、永远不抱怨、永远自愿加班、永远无条件奉献的“完美员工”，你就是异类，就是有问题。可真正有问题的，到底是谁？是那些连最基本的劳动法都肆意践踏的企业，还是那些一边攥着高额利润，一边逼着员工一天工作十二小时、周末随时待命、假期随叫随到的管理者？是那些把人当成耗材、当成螺丝钉、当成可以无限压榨的生产工具的公司，还是那些在会议上高谈“狼性文化”、却从不关心员工死活的老板？我不反对批判“躺平”，但我更主张，先去打击那些让人不得不“躺平”的根源。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违反劳动法的企业——它们的所作所为，确实罪无可赦。一个人本该承担一份工作的职责，企业却偏要逼他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那另一个人去哪了？被裁员了。岗位去哪了？消失了。就业率去哪了？也被这种畸形的“降本增效”压得越来越低。很多人一边痛骂年轻人不够努力，一边又默认企业的无限加班、无限压缩人力、无限延长工时。可他们忘了，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表面上是企业省了成本、提了效率，实际上呢？是第二个人失去了工作机会，是社会的就业空间被不断挤压，是整个劳动市场变得越来越卷、越来越窄，窄到让普通人无处容身。所以，问题从来都不是“你愿不愿意努力”，而是“你有没有公平的努力机会”；不是“你够不够勤奋”，而是“你的劳动，有没有得到公平的分配与回报”。我们总听人说，“蛋糕还不够大”。资本家们也总在灌输：“只要我们把蛋糕做得足够大，所有人的生活就都会越来越好。”这话听上去无懈可击，对吧？仿佛只要经济持续增长、GDP不断攀升、产业不断升级，普通人的日子就一定能蒸蒸日上。可现实真的如此吗？到今天，我们的蛋糕还不够大吗？我们的科技足够发达，生产力足够强大，社会财富也远比过去充盈得多。可为什么，很多人的生活并没有变得更轻松？为什么房贷压力越来越重，工作越来越累，未来越来越模糊，人们一边忙碌一边焦虑，一边赚钱一边怀疑人生？有没有一种可能，问题根本不在于蛋糕够不够大，而在于——谁握着切蛋糕的刀？这才是最核心的关键。蛋糕做得再大，只要切蛋糕的刀一直握在资本家手里，他就永远会把最大、最甜的那一块留给自己。剩下的残羹冷炙，才轮得到普通人去分。而普通人最终分到的，往往不是一块完整的蛋糕，只是些边角料、碎渣，甚至是掉在桌上的碎屑。然后，他们还会居高临下地告诉你：“别急，蛋糕还在继续做大。”“只要你再努力一点，未来一定更美好。”何其可笑。问题是，蛋糕再怎么大，也落不到我们普通人的肚子里——因为分配权从来不在我们手上。决定谁拿多少、谁吃多少、谁被牺牲、谁被抛弃的，从来不是劳动者，而是那些掌握着资本与权力的人。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失去劳动的热情。不是因为懒，而是因为他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辛辛苦苦创造的成果，最后未必属于自己；自己熬夜加班、拼命打拼换来的经济增长，最后未必能体现在自己的工资条上；自己流汗、流血、耗尽时光，最后换来的，可能只是一句轻飘飘的“再接再厉”。当一个人发现，无论自己付出多少，劳动成果都难以真正归自己所有，他自然会问：那我为什么还要拼命？这不是堕落，这是觉醒。不是经济不够强大，而是分配体系出了问题；不是人们不愿意劳动，而是劳动越来越难换来体面的生活；不是年轻人不想奋斗，而是奋斗的回报，早已跟不上奋斗的成本。所以，在今天这个劳动节，我们真正该追问的，不是“大家为什么不够努力”，而是“劳动者为什么越来越累”；不是“怎么让大家多干活”，而是“怎么让劳动者真正拿到他们应得的回报”。如果一个社会里，劳动者辛苦工作一生，依然买不起房、看不起病、养不起孩子、存不下钱、看不到未来，那么这个社会的劳动体系，一定是出了根本性的问题。劳动节的意义，不该只是拍几张劳模照片、发几条励志口号，然后就让劳动者重新回到岗位上，被系统性地消耗、被无底线地压榨。它应该时刻提醒我们：劳动者不是没有感情的生产机器，人也不是可以无限压榨的资源，“8小时工作，8小时生活，8小时留给自己”，不该只是一句空洞的漂亮标语，而应该是每一位劳动者都能真正享有的现实。愿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在这个属于自己的节日里，真正卸下疲惫、安心休息；愿每一份劳动，都能得到体面的回报、应有的尊重；愿每一个人，都不再被迫把一生都献给工作，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与热爱；愿劳动，不再只是谋生的手段，更是尊严的来源、价值的体现。祝所有劳动人民，五一劳动节快乐。也祝愿这个世界，能真正对每一位劳动者，温柔一点、公平一点。
央视拒绝世界杯天价转播费：不是我们需要它，是它该给我们付投流
最近国际足联和央视关于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权的谈判陷入僵局，国际足联开出了2.5-3亿美元（约18-21亿人民币）的天价，比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直接翻倍，而央视的底线只有6000-8000万美元，双方差出了3倍以上。很多人在讨论"央视是不是太抠了"、"没有世界杯看怎么办"，甚至有人指责"央视垄断转播权"。但我想说，这次央视的拒绝不仅不抠，反而是一次极其清醒、极其有骨气的选择；所谓的"垄断"更是彻头彻尾的误解。更重要的是，我要提出一个被所有人忽略了几十年的、最根本的问题：为什么从来都是我们花钱买世界杯的转播权？而不是世界杯花钱来我们这里投流？一、先算两笔最明白的账：花18亿买转播，亏的是全体中国人的钱在谈任何大道理之前，我们先把账算得明明白白。国际足联敢开出2.5亿美元的天价，是建立在"中国市场离不开世界杯"这个错误假设之上的。但现实是，2026年的世界杯，对中国市场来说，商业价值已经跌到了谷底，花这个钱只会造成双重的国有资产流失。第一笔：单项目商业账——净亏17亿，根本不可能赚回来首先，国足缺席。这是最致命的硬伤。没有主队的世界杯，对中国观众来说，就只是一场别人的热闹。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中国累计收视人次超过300亿，单场决赛有超过1亿人观看；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虽然国足也没进，但因为有梅西、C罗的最后一舞，加上时差只有5小时，很多比赛在黄金时段，累计收视人次也超过了200亿。而2026年世界杯呢？国足再次无缘正赛，梅西、C罗大概率已经退役，再加上时差12-15小时，70%的比赛都在北京时间的凌晨和上午，完全错过黄金收视档。业内最乐观的估计，2026年世界杯中国的核心观众只有3000万左右，收视率会比2022年下跌60%以上。其次，中国没有成熟的付费收视模式。欧美国家的体育转播主要靠付费订阅赚钱，而中国观众已经习惯了免费看球，央视的收入几乎全部来自广告。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央视的广告总收入大约是5.2亿人民币，而2026年，因为收视率暴跌，广告收入预计会降到8000万人民币左右。也就是说，如果央视花18亿人民币买转播权，最后只能赚回不到1亿，净亏17亿。这还不算制作成本、人力成本、带宽成本。任何一个正常的机构，都不会做这种赔本的买卖。第二笔：央视整体财务账——亏的不是央视的钱，是国家的钱很多人以为央视是靠国家养着的"赔钱货"，花多少钱都无所谓。这是最大的误解。我用最直白的大白话讲清楚央视的财务逻辑：公益底盘，国家养央视；商业板块，央视养国家。央视作为国家级事业单位，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纯公共服务板块：新闻联播、时政宣传、公益节目、偏远地区信号覆盖、重大灾害直播等。这些完全不赚钱，甚至纯烧钱，由国家财政拨款兜底，这是它作为国家媒体的基本职责。另一部分是商业化经营板块：广告、商业版权、品牌合作、新媒体业务等。这部分每年能产生巨额营收，刨除运营成本后，绝大部分利润都要上缴国库，进入国家财政，最终用在全体人民身上。正常情况下，央视的商业创收能力很强，整体是正向给国家创造财富的主体。但如果这次央视妥协，花18亿买世界杯转播权，结果就是：央视的商业利润被直接掏空，不仅没法给国家上交利润，反而可能要动用公共财政的钱去填补亏损。最终变成：拿中国纳税人的钱，去给国际足联送钱，同时无偿出让我们的国有流量资源，造成双重的国有资产流失。二、核心逻辑彻底反转：世界杯是来中国投流的，不是来卖版权的很多人被"媒体买版权"这个行业惯性洗脑了几十年，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逻辑本身就是颠倒的。我给大家打一个最简单的比方：把央视看成一个超级短视频平台，世界杯就是一个来这个平台上发内容、涨粉丝、赚广告费的博主。现在所有短视频平台的规则是什么？是博主花钱买流量，平台靠流量变现。没有哪个平台会倒贴钱，求着别人来自己这里发内容、涨粉丝、赚得盆满钵满。那央视是什么？它是中国最大、最权威、覆盖最广的超级流量平台，日活用户比抖音还高，能触达14亿中国人。它拥有其他任何平台都无法比拟的公信力和传播力。世界杯来央视播放，本质上就是来这个全球最大的流量池里投流获客。它要在这里曝光自己的IP，吸引中国的粉丝，卖给中国企业天价的赞助广告，卖给中国消费者昂贵的周边产品，抬升参赛球员的商业身价，让欧洲的俱乐部赚更多的钱。投流能不花钱吗？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一个博主去抖音投流，1000次曝光要花几十块钱；而世界杯来央视投流，能获得几十亿甚至上百亿次的曝光，它凭什么不花钱？反而还要平台倒贴钱给它？这不是强盗逻辑是什么？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比喻来理解：央视所承载的国民流量，就像埋藏于国土之下的铁矿石，是实实在在的国有资产。 铁矿石之所以是资产，不是因为它自己会动，而是因为工业需要它，市场需要它。同理，国民的注意力之所以是资产，就是因为从国际赛事到商业品牌，都需要这份注意力来实现其价值。国际足联想来中国开拓市场、获取关注、售卖赞助和周边，就相当于要来开采我们这座“流量富矿”。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道理，是允许别人免费开采你的矿产资源，还要你倒过来付钱给他。现在的逻辑正是如此荒谬：他们不仅想免费开采我们最宝贵的流量资源，还想反过来向我们收取天价“开采许可费”。我们必须把这条规则扭转过来：想来用我们的资源，就得支付合理的资源使用费。更进一步说，央视所承载的海量国民流量，从来不是无足轻重的虚拟数据，而是和矿产、土地、能源一样的稀缺国有资源。判断一样事物是不是资源，核心标准就是它是否具备使用价值、是否被他人所需要。世界杯的全球商业价值，高度依赖中国市场的流量支撑，这份流量能直接转化为真金白银的商业收益，它就是实打实的国有资产，其所有权属于全体中国人民。三、社会主义国家的底线：不能让劳动人民的血汗钱与国有资源被白拿很多人会说，"国外不都是这样吗？"、"行业规则就是这样的。"但我想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考量从来不是单纯的商业盈亏，也不是什么所谓的"国际惯例"。我们的底线是：不能让外国资本肆无忌惮地收割中国市场，不能让劳动人民的收入说被拿走就被拿走，更不能让国有资源白白流失、被西方资本无偿侵占。从国有资源保护的层面来看，这件事的性质格外清晰。央视作为国家级公共媒体，其汇聚的全民流量属于国有公共资源，这和国家管辖下的矿产资源本质一致：任何外部主体想要开发、使用这份资源，并凭借其获取巨额商业利润，就必须支付对应的资源使用费用，这是最基本的规则，也是对国有资产的基本守护。如果我们反过来，倒贴天价资金购买转播权，任由国际足联无偿占用属于全体人民的流量资源，去实现自身的商业变现，让这份稀缺国有资源被白白攫取、不产生任何属于国家和人民的回报，这本质上就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国有资源来之不易，每一份都关乎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绝不能成为外国资本随意收割的对象，更不能以任何形式无端流失。国际足联这些年一直把中国当成"人傻钱多"的冤大头。同样是世界杯转播权，印度两届打包才500万美元，而国际足联给中国的报价，比印度高了50倍以上。它就是吃准了中国市场大，吃准了中国人喜欢看球，所以敢漫天要价，坐地起价。但它忘了，中国的市场是14亿中国人民的市场，中国的国有资源属于全体人民，不是它可以随意收割的韭菜地。央视作为国家公共媒体，它的首要职责是维护国家利益、守护国有资产、保障人民利益，而不是去迎合国际足联的不合理要求。如果这次央视妥协了，花18亿买了转播权，那接下来的2030年、2034年世界杯，国际足联只会开出更高的价格。它会把中国当成永远的提款机，不断地从中国市场榨取利润，还会持续无偿侵占我国的流量资源，造成更多国有资产的隐性流失。而这些利润，最终都会转嫁到中国消费者身上。赞助商花了天价的广告费，最后都会加到商品的价格里；周边产品卖得越来越贵，最后都是中国球迷买单。我们凭什么要让国际足联躺着赚钱，不仅收割民众财富，还白白侵占国有资源？四、为什么必须央视主导转播？不是垄断，是国有资产的统一托管很多人会问：为什么世界杯这种大赛，长期都是央视掌握核心转播权，不能让各大网络平台、民营媒体自由竞争、随便转播？不少人会简单贴上"央视垄断"的标签，但这个看法完全看错了本质。其实我们分析这个事情啊，央视不转播世界杯这件事本身对国家、对平台并没有实质损失。一届没有国足、时差不利、商业价值锐减的赛事，不转播就相当于公共平台避免了一笔注定亏损的高昂投资，是及时的止损。央视作为国有公共事业平台，其首要职责是公共服务和国家利益，这与追求市场份额和流量的私企有本质区别。有人批评这是“垄断”，认为若放开竞争，私企会出高价购买。但这恰恰是问题的关键：如果任由私企在市场上竞价，结果只能是国内资本内卷，将转播费炒到更高天际，这笔巨资最终全部流入国际足联。而私企支付天价后，获得的正是“无偿使用中国全民流量资产”的权利，并借此为自己牟利。这相当于用属于全体国民的注意力资源，为私人资本做嫁衣，这才是最典型的国有资产流失。 央视的所谓“垄断”，实质是对关键国有流量资源的统一托管与保护，防止其在无序竞争中流失或被贱卖。核心真相只有一个：全民大众的注意力、国家级的公共流量，本身就是实打实的国有资产。既然是国有资产，就必须有统一的管理主体，进行统一的保护和运营。我们可以换个通俗的角度理解：国家的矿产资源，不会允许私人、外资随便进山开采，必须由国家统一管控、制定规则，想要使用资源就要缴纳相应的资源费用，开采所得也要归国家所有。这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资产保护逻辑。国民流量也是同一个道理。全民注意力这份无形资产，不能任由境外赛事IP、商业资本甚至背后关联的境外资本，随便引进赛事、随意收割国民流量。如果放开管控，允许所有商业平台自由竞争转播权，会出现两个必然结果：各大平台为了抢版权，会互相抬价，最终把转播费炒到天价，还是中国的资本给国际足联送钱；这份属于全民的国有流量资产，会被商业平台无偿占用、变现，所有的商业收益都进了私人资本的口袋，和国家、和普通国民没有半点关系。这才是真正的国有资产流失。央视把控顶级国际赛事转播权限，本质上是代表国家统一管理、统一托管这份公共流量资产。这种管控，不是为了垄断观看渠道，不是为了排挤其他市场参与者，而是履行国有资产的管理职责，守住国家流量主权，防止全民资源被资本肆意收割。市场化的普通娱乐流量，可以放开竞争、自由流通；但世界杯这种具备全球影响力、能产生千亿级商业价值、覆盖全体国民的顶级公共流量，自带国家公共属性，必须纳入国家管控体系。也正因如此，才有了我们最核心的逻辑：流量是国有资产，国际足联想要使用中国的全民流量资源，借助这份资源抬高自身商业价值、赚取全球赞助和周边收益，理应是对方向我们支付流量资源使用费，而不是我们自掏腰包，花钱把自家的国有资产拱手让人，还要倒贴钱请别人来收割。五、两级投流费体系：无国足付基础费，有国足付天价溢价这里我要明确一个最核心的大前提：无论国足进不进世界杯，国际足联都必须给央视钱。这不是两个不同的逻辑，是同一个逻辑的两个量级。本质都是：FIFA使用中国国有流量资源牟利，就必须为这份资源支付使用费，也就是我们说的投流费。区别只在于，不同场景下国有流量资源的价值天差地别，对应的使用费自然也有明确区分。第一档：无国足参赛（当前状态）——基础资源使用费/基础投流费：8000万-1.2亿美元这是国际足联进入中国市场、使用我国国有流量资源的最低门槛，一分都不能少。我们提供的是什么？是14亿人口的基础曝光，是全球30%的收视人次，是35%的社交媒体讨论量，是中国赞助商和周边市场的基本盘。这份基础流量，足以支撑世界杯维持"全球第一体育IP"的名号，避免其沦为欧美区域性赛事。没有中国的这份国有流量资源，世界杯的全球商业价值会直接打八折。所以，国际足联支付8000万-1.2亿美元的基础投流费，本质是购买中国国有流量资源的使用权，是天经地义的资源对价，而非额外支出。而现在，它反过来要我们掏2.5亿美元买转播权，这就相当于外资企业无偿开采我国矿产资源，不仅不支付资源费，还要我们倒贴钱给它，天底下没有这样的道理。第二档：国足打进世界杯——超级资源使用费/超级投流费：3-5亿美元（是当前的3-5倍）如果未来国足打进了世界杯，那国有流量资源的价值会实现指数级暴涨，对应的资源使用费自然也要大幅提升。2002年国足首次打进世界杯，全国收视率突破40%，单场比赛有超过3亿人同时观看。那时候还没有智能手机，没有移动互联网。如果现在国足再进世界杯，叠加移动互联网的传播效应，单场比赛的峰值观看人次会突破8亿，全网话题量会是现在的20倍以上，全民关注度会引爆整个中国市场。到那个时候，中国市场会成为世界杯的绝对核心基本盘，央视所承载的国有流量资源，会成为世界杯商业变现的核心支柱。中国赞助商的投入会从现在的5亿美元暴涨到20亿美元以上，周边销量会翻3-4倍，球员代言费、俱乐部商业价值都会迎来井喷。国际足联单届世界杯从中国赚的钱，会从现在的3亿美元飙升到15亿美元以上。而央视的角色，也不再只是一个"转播平台"，而是这份超级国有流量资源的唯一官方出口。没有央视的转播，世界杯就无法撬动这份全民级流量，所有商业预期都会落空。所以，这个时候国际足联支付3-5亿美元的超级投流费，是对高价值国有流量资源的合理对价，一点都不多。甚至我们还可以要求它把中国区赞助收入的20%-30%分给央视——因为这一切商业价值，都是我国国有流量资源和国足、中国观众带来的。六、中国不转播，世界杯到底会损失多少？很多人会说，"国际足联不在乎中国市场，大不了不卖给我们。"但事实是，国际足联比谁都在乎中国市场，更在乎中国这份独一无二的国有流量资源。如果中国真的不转播2026年世界杯，它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我给大家算一笔具体的账：直接经济损失：7-11亿美元首先是版权收入硬缺口。国际足联为2026年世界杯设定的全球版权收入目标是42.64亿美元，中国市场的2.5-3亿美元占比6%-7%。如果中国不转播，这笔钱会全额损失，直接导致全球版权目标出现20%以上的缺口。其次是中国赞助营销雪崩。目前中国有4家世界杯顶级赞助商，总投入超过5亿美元。如果失去央视转播，它们的曝光量会暴跌90%以上，品牌会要求国际足联退款、减价或者补偿。预计国际足联会损失30%-50%的中国区赞助收入，约1.5-2.5亿美元。最后是周边授权收入下滑。中国贡献了世界杯周边全球销量的25%-30%。没有转播，周边收入会减少15%-20%，约2.1-2.9亿美元。三项加起来，国际足联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到了7-11亿美元，约占它总营收目标的6%-10%。赞助价值折扣：15%-25%更严重的是，这会引发全球赞助体系的连锁反应。中国是国际足联第二大赞助来源国，中国企业占了顶级赞助席位的25%。没有中国转播，所有赞助商的全球曝光量都会减少18%-22%。这不仅会影响2026年的赞助收入，还会导致2030年、2034年世界杯的赞助报价下降10%-15%。亚太区的区域赞助商也会重新评估投入，预计亚太区赞助收入会减少20%-25%。长期影响：全球商业价值打八折最致命的是，这会动摇世界杯"全球第一体育IP"的地位。中国累计收视人次曾超过百亿，单场焦点战有5000万+观众。没有中国转播，世界杯的全球观赛人次会减少25%-30%，社交媒体讨论量会下降40%以上。更重要的是，这会打破国际足联的版权定价体系。中国一直是国际足联版权定价的第一梯队，和美国、英国同级。失去中国市场后，其他国家的议价能力会大大增强，未来世界杯的版权溢价空间会收窄15%-20%。可以说，没有中国市场、得不到中国流量资源的世界杯，就不再是真正的全球顶级赛事，它的商业价值会直接打八折。这是国际足联绝对承受不起的代价。七、央视这次拒绝的真正意义：改写规则，守护国有资产很多人只看到了央视这次拒绝是为了省18亿，但我认为，它的真正意义远不止于此。央视这次的拒绝，是在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的国有流量资源和矿产、土地一样，受国家保护，不容随意侵占；中国市场不再是任人宰割的冤大头，我们要拿回属于自己的市场定价权和资源主导权。几十年来，全球体育IP的定价规则一直是由西方制定的。它们掌握着IP的所有权，无偿占用各国的流量资源，还把版权高价卖给全世界，躺着赚钱。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市场，拥有最稀缺的流量资源，却一直是被动的接受者，不仅任由它们漫天要价，还让国有资源长期被无偿占用。但现在，情况变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和最具价值的国有流量资源。我们不再需要去追捧任何一个外国的IP，反而是这些IP需要中国的资源、中国的市场来维持它们的商业价值。央视这次的拒绝，就是要把颠倒了几十年的规则再颠倒回来。它要告诉国际足联，也告诉全世界所有的体育IP：不是中国需要你们，是你们需要中国的市场、需要中国的国有资源。你们来中国市场赚钱、使用中国的资源，就必须支付合理的费用，必须遵守中国的规则。这只是一个开始。如果这次我们能成功立住这个规则，那么未来不仅是世界杯，欧洲杯、NBA、英超等等所有的外国体育IP，都必须遵守这个规则。它们再也不能随意收割中国财富、侵占国有资源，而是要和中国的平台平等合作，利益共享。最后我看到很多人在说"没有世界杯看太可惜了"，但我想说，这并不可惜。可惜的是，我们花了几十年的钱，养肥了国际足联，却任由国有流量资源被无偿侵占，让国有资产隐性流失。可惜的是，我们拥有全球最具价值的市场和资源，却一直没有掌握定价权，只能被动地接受别人的不合理规则。可惜的是，很多人至今还没意识到，我们看的不只是一场球赛，更是一场关于国有资产保护、关于国家市场主权的博弈。现在，央视终于站出来说"不"了。这不是小气，这是骨气；这不是不热爱足球，这是清醒，是对国家利益、国有资产和人民利益的坚定守护。我们热爱足球，但我们绝不做冤大头；我们欢迎世界杯走进中国，但它必须尊重中国的规则，为使用我国国有流量资源支付对价。无国足，支付基础流量资源使用费；有国足，支付高额流量资源溢价费。这才是符合国家利益、符合资源规则、天经地义的道理。
赢不了现实，就赢姿态：内卷化女权话语的赢学叙事
“赢学”当然不是女权独有的。任何一种话语，一旦在现实中越来越难证明自己，都可能退回到内部制造胜利感。民族主义可以去赢历史，粉圈可以去赢数据，亚文化可以去赢精神优越，失败者叙事甚至也可以去赢清醒感：你们都被世界骗了，只有我看穿了真相。问题不在于只有女权会这样，而在于部分内卷化女权话语正在把这套普遍的赢学机制，改造成一种性别化版本。在这套版本里，女性不再只是应当获得平等、权利和现实保障，而是被一步步叙述成更本源、更神圣、更清醒、更高级的一方；男性也不再只是某种结构性问题中的既得利益者，而是被一步步压成更后发、更低级、更可笑、更应该被命名和羞辱的一方。这就是内卷化女权的赢学叙事：现实里越难赢，话语里越要赢；外部越没结果，内部越要加码；越改变不了世界，越要在符号里宣布自己已经站上高位。于是，文化可以被重编，身体可以被神圣化，黑话可以用来降格别人，羞辱可以伪装成批判。它不再关心女性到底在现实中获得了什么，而是越来越沉迷于制造一种“我方已经站在高处”的幻觉。一、所谓赢学，不是赢了，而是必须显得自己赢了 赢学不是某个圈层独有的怪癖，而是一种很常见的话语补偿机制。它通常出现在这样一种处境里：现实结果不够稳定，外部推进不够顺利，群体又必须维持自身的信念、士气和优越感。于是，“赢”就不再首先指向现实中的成果，而变成一种叙事任务：无论发生什么，都要把它重新解释成“我方并没有输，甚至已经赢了”。所以，赢学的关键不是胜利，而是胜利感的生产。它不一定真的改变了现实，却必须不断制造一种我方高位：我更清醒，我更本源，我更正确，我更接近真相；你反对我，是你破防；你质疑我，是你没觉醒；你离开我，是你被筛掉；你沉默，也可以被解释成心虚。而且它几乎不可证伪。支持是胜利，反对也是胜利；顺利是胜利，受阻也可以被重新定义成另一种胜利。它不接受现实检验，而是把现实反馈全部加工成“我方正确”的证据。这也正是它和内卷化相接的地方。外部越难拿出结果，内部越要制造强度；现实越难改变，话语越要显得胜利。于是，赢学不是强大的表现，而是现实支撑不足后的防御姿态。它不是因为赢了才宣布胜利，而是因为不能承认没赢，所以必须不断表演胜利。二、但赢学，在内卷化女权里长出了性别版本 赢学一旦进入部分内卷化女权话语，就会被性别框架重新编码。在这套叙事里，女性不再只是应当被平等对待的现实主体，而是被不断抬高为更本源、更神圣、更清醒、更高级的一方；男性也不再只是某种性别结构中的既得利益者，而是被不断压低为更后发、更低级、更可笑、更应该被命名和羞辱的一方。于是，“赢”被从现实层面转移到了身份层面。女性不需要真的在现实中获得更多资源，也可以先在话语里赢；男性不需要具体做错什么，也可以先在身份上输。只要性别位置被提前分配好，后面的解释就会自动跟上：女性的表达天然更真实，男性的表达天然更可疑；女性的愤怒天然更正义，男性的反应天然是破防；女性的符号天然值得神圣化，男性的身体天然可以被降格化。这就是性别化赢学的核心。它不是在分析具体问题，而是在提前安排高低位置；不是在追问现实中的女性究竟得到了什么，而是在不断确认“女性已经站在更高处”；不是通过改变现实来证明自己，而是通过重写符号、神圣化身体、命名和羞辱他者，来制造一种“我方天然胜利”的感觉。所以，部分内卷化女权的赢学叙事，最终不是把女性从符号中解放出来，而是把女性重新压成另一种符号：本源的女性、神圣的女性、清醒的女性、永远正确的女性。它看似在扩张女性主体性，实际上是在制造一座新的神像。只不过这一次，神像叫“我方已经赢了”。三、赢历史：把文化材料改造成“女性本源论” 性别化赢学最常见的一种形态，是赢历史：现实里不好赢，就去历史里赢；制度上不好赢，就去神话里赢；今天的处境不好证明自己已经站上高位，就把起源改写成“我方本来就在高处”。于是，一套看似文化重读、实则文化内卷的东西就出现了：先把结论定好——女性才是更早、更本原、更中心、更高级的那一方——然后再去神话、古书、词源、训诂边角料里捡材料，能拼就拼，能扯就扯，最后硬凑出一套“老祖宗早就告诉你了”的体系；看着像考据，实际上是在拿历史给当代立场做燃料。比如词源赢里，herstory 原本可以作为女性主义史学修辞，用来提醒传统历史书写长期偏向男性经验，但一旦它被推进成 history = his story，就已经从批判修辞滑向伪词源；赢学并不在乎词源是否成立，它在乎的是这个拆法能不能制造一种“历史原来一直是男人偷走的故事，现在终于被我们夺回来了”的胜利感。神话赢也是同一套逻辑：女娲、嫦娥、王母这些人物，不再首先作为复杂神话人物被理解，而是被压成“女性本源被父权篡夺”的证据；女娲是女性创世权被降格，嫦娥是女性自主性被污名化，王母是独立女神被收编。再往后，羲和、九天玄女、恒我可以被列为“被篡改降位夺权的女神”，尧、舜、仓颉、孙悟空也可以被想象成“原本可能是女性”。这就说明，赢历史要赢的从来不是某个具体人物，而是起源本身：只要能证明“女性本来就在高处”，现实里的困境就可以暂时被遮住；只要能证明“男性不过是后来篡位”，现实中的无力就可以被改写成历史叙事里的冤案。问题是，这种赢没有现实出口。制度没变，资源没多，处境没松，现实女性该面对的用工、婚育、家庭分工、公共保障，一个都不会因为古史神话被重新性转而自动改善。它真正增加的，只是话语内部的兴奋感：一群人互相打鸡血、互相封先知、互相确认“我们才是本源”。所以，赢历史不是文化觉醒，而是现实无力之后的文化幻觉。四、赢身体：把生理现象神圣化、图腾化、武器化 第二种赢法，是赢身体。月经本来只是正常生理现象，它既不污秽，也不神圣，真正合理的方向是去污名化，让它回到普通、体面、自然的日常；但部分话语并不满足于“月经不该羞耻”，而是把月经继续抬高成必须表态、必须认同、必须参与的身份图腾。大只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她最初凭借“女性不必为月经羞耻”的内容获得关注，但很快转向“月经崇拜”的表演：在街头手持卫生巾强行向陌生女性派发，有人拒绝，就扣上“深陷月经羞耻、被父权规训”的帽子；故意让经血外漏在裤子上走在街头，并把这种行为标榜成“女性觉醒”，把月经喊成“生命的潮汐”。这里的问题已经不是能不能谈月经，而是谁有资格定义月经。她口口声声说女性不该被定义，结果却亲手用“是否认同她的月经表演”，重新给所有女性划阵营：认同她，就是觉醒；拒绝她，就是被规训；觉得不适，就是不够爱女。到了阿敲这里，这套东西又从神圣化推向武器化：用 AI 创作所谓“月经之歌”，把正常生理吹捧成“国潮符号”；叫嚣“卫生巾是驱赶男性的灵符”，煽动把用过的卫生巾贴在宿舍门、公共场合醒目处，甚至喊出“贴得越多越觉醒”。这就不是去羞耻，而是把月经变成图腾、武器和流量工具。去污名化的目标，本来是让月经不再低人一等；月经崇拜的目标，却是把月经抬到高人一等。前者是在恢复日常，后者是在制造图腾。前者让女性可以体面处理自己的身体，后者则要求女性必须围绕某个身体符号表态。所以，赢身体的逻辑很清楚：现实中的身体保障不好赢，那就先赢身体神圣性；真正的卫生条件、生理教育、劳动保障、医疗支持不好推进，那就先把月经抬成图腾；女性之间的差异不好处理，那就用一个身体符号把所有女性捆在一起。这不是身体自由，而是身体崇拜；而身体崇拜从来不是解放，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占有。五、赢命名：用黑话把别人压成低位第三种赢法，是赢命名。如果说赢历史是在起源上制造高位，赢身体是在生理上制造神圣，那么赢命名就是在语言里直接制造低位。bro 这个梗就是很好的例子。按词源说，bro 只是 brother 的缩写，相当于“兄弟”“哥们儿”；但在中文互联网，尤其是在小红书、部分女频社区和性别对立语境里，它早就不只是一句普通称呼，而成了一种带嘲讽意味的男性代称。它真正的意思通常不是“你好，兄弟”，而是“男的又来了”“这哥们儿不会真以为自己很懂吧”“bro 又开始自我感动了”。所以，现在中文语境里的 bro，核心功能不是称呼，而是降格。它把一个具体的男性发言者压缩成一种可笑类型：普通、自恋、爱说教、爱评价、爱代入、爱把自己的失意讲得很深沉。这就是命名赢的第一步：先把人变成类型。一个男性说话，不一定需要具体分析他说了什么，只要一句“bro 又懂了”，判断就已经完成了。它不是在反驳你，而是在给你归类；你一旦被叫成 bro，就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那类男的”。而当 bro 进一步变成 br0、brO、br⭕，问题就更明显了。这里的 0 / O / ⭕，很多时候已经不是简单的字母替换，而是在视觉上暗示肛门、被进入、被扩张；再加上中文男同语境里，“0”常常指被动方、bottom，所以 br0 这类写法，很容易把普通男性嘲讽推向身体羞辱、性羞辱，甚至是厌同羞辱。这一步已经不是普通玩梗，而是羞辱加码。普通的 bro 只是把对方变成“可笑的男的”；br0 则进一步把对方变成“可以被身体羞辱、性羞辱的男的”。它不是让表达更准确，而是让攻击更刺激；不是增加论证，而是增加羞辱强度。最讽刺的是，使用这类话术的人，很多时候自认为是在反父权、反男性中心、反男性凝视，但实际借用的却是父权社会里最老套的羞辱资源：谁被进入，谁低一等；谁像女性，谁低一等；谁像男同，谁低一等。所以，命名赢的本质不是语言创造力，而是语言暴力。它不需要面对具体的人，只需要制造一个标签；不需要处理具体观点，只需要把观点归类成“又来了”；不需要赢得讨论，只需要把对方压成一个可以被嘲笑的符号。这就是内卷化话语的小型标本：赢不了现实，就赢黑话；赢不了讨论，就赢标签；赢不了真正的性别平等，就靠把别人叫成 bro、br0，制造一秒钟的高位幻觉。结语 所以，赢历史、赢身体、赢命名，看上去是三种胜利，实际上是同一种退场：从现实退场，从复杂退场，从真正改变的艰难处退场。它不再追问女性到底得到了什么，只反复确认“女性应当显得已经赢了”；不再面对制度、资源、劳动、婚育这些沉重现实，只在神话、身体、黑话里搭一座临时神坛。这才是赢学最尖锐的讽刺：它越急着宣布胜利，越暴露现实中的贫乏；越迷恋高位姿态，越说明脚下没有真正的地基。最后剩下的，不是女权的推进，而是一套话语在自己的回音壁里反复加冕：我更本源，我更神圣，我更清醒，所以我赢了。可真正的胜利从不靠反复宣布。需要天天喊赢的东西，往往正是最怕被看见其实没有赢的东西。
独裁可修路，民主能树人——两种政治制度的效率与人道之辨
文：舒生 1933 年，希特勒凭借《授权法》获得独裁权力后，仅用三年便让德国失业率从 30% 降至 1.3%，高速公路里程跃居世界第一。同一时期，实行民主制度的法国却深陷内阁更迭的混乱，三年更换七届政府，应对经济危机举步维艰。这样的对比，常让人心生疑惑：独裁的高效与民主的低效，是否构成了政治选择的核心矛盾？本文试图通过近现代以来的典型史实，回答三个核心问题：独裁的效率优势源于何处？民主的合法性根基为何不可替代？人道底色何以成为民主生命力的终极保障？效率：独裁的诱惑与限度 承认独裁比民主更高效，并不意味着赞美独裁。这就像承认刀子比筷子锋利，刀确实能切得更快，但你用它吃饭会割破嘴。独裁的效率来自其结构特征：决策链条短，权力高度集中，政令一旦下达便层层执行，没有议会辩论，没有媒体质疑，没有司法复核。1936年《约克郡邮报》一篇社论说得干脆：“独裁只有一个正当理由，就是它能把事办成。”战时最能体现这种效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各国迅速进入紧急状态。民主国家的议会自动授予政府临时特权，但独裁国家却根本不需要这种“临时授权”，权力本来就在那里，随时可用。纳粹德国从1933年到1939年，六年内完成了从经济复苏到军事重建的全套准备。失业率从百分之三十骤降至几乎为零。莱茵兰、奥地利、苏台德，一个个吞并，欧洲民主国家还在开会争吵时，希特勒已经完成了既成事实。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型独裁”提供了另一个观察窗口。韩国朴正熙（1961-1979）执政期间，将国家资源集中于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他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工业园区，用行政命令推动钢铁、造船、电子产业的发展，把韩国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新兴工业国。新加坡李光耀同样以高效率著称。他主张以东方文化和儒家思想为背景，对西方民主理念进行修正，强调强势政府在建立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强调精英治国。这些独裁性质的治理短期来看成效显著，但问题是，这种效率能持续多久？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2025年的一项研究给出了答案：并非所有独裁都一样，“个人化”的独裁在经济上表现远逊于民主和制度化独裁。研究发现，当权力集中于单个领导人手中时，经济决策取决于一个人的好恶而非制度。政策变得不可预测，投资枯竭，增长受损。“个人化独裁的经济表现远落后于民主国家”。更值得玩味的是，2024年《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发表的另一项研究发现：国家能力越强的专制政权，独裁者个人任期越长，但政权本身的稳定性反而越低；更强大的专制国家向民主过渡的风险更高。这就是“独裁的悖论”，你越是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越是在为民主转型铺路。经济发展的受益者会形成新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迟早会要求政治发言权。如果独裁的效率是有代价的、有期限的，如果它最终会因自身发展的成功而走向衰落，那么它的核心缺陷究竟是什么？合法性：独裁的死穴 效率可以赢得一时，但不足以赢得一世。独裁最大的问题，从来就不是效率问题，而是合法性问题。马克斯·韦伯在讨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时，区分了三种类型：传统型权威、卡里斯玛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传统型权威依靠古老的习俗和惯例，卡里斯玛型权威依靠领袖个人的超凡魅力，法理型权威则依靠理性制定的法律和程序。政治现代化的本质，就是实现政治权威从传统型、魅力型向法理型的过渡，最终落实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运作。独裁往往依赖卡里斯玛型权威。一个强大的领导人凭借个人魅力凝聚人心、统御国家。但这种权威有一个致命缺陷，即它只存在于领导人个人身上。领导人会衰老、会生病、会死亡。继承问题从来都是独裁体制的阿喀琉斯之踵。历史上最典型的案例是罗马帝国。五贤帝时代（96-180年）是罗马最辉煌的时期，图拉真、哈德良、安敦尼·庇护、马可·奥勒留等帝王一个接一个优秀统治者把罗马推向了巅峰。但这一切依赖于一个无法复制的条件：他们恰好都没有亲生儿子继承皇位，于是可以收养最有能力的继承人。等到康茂德继位，一切都完了。一个昏君就足以毁掉几代人的积累。独裁的效率，本质上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把国家的命运押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不是理论推演，而是统计规律。根据1800年至2012年47个专制国家的数据，独裁者的个人任期与国家能力呈正相关，但专制政权本身的平均寿命只有不到二十五年。这意味着，无论独裁者多么英明，他的体制都很难长久维系。更糟糕的是，越“高效”的独裁，越容易加速自身的崩溃，因为经济发展会催生新的社会力量，这些力量最终会要求政治参与。阿克顿勋爵在1887年写给克莱顿主教的一封信中，留下了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这句话的英译本中“tends”一词是关键。阿克顿的原意是：权力本身就含有腐败的倾向，而不是“导致”腐败。腐败是权力自身的问题，是制度的病症，不仅仅是掌权者的道德缺陷。换言之，问题出在体制，而不只是个人。但即便独裁确实面临合法性的根本困境，我们又如何证明民主就一定比独裁更“人道”？人道主义不是抽象的道德宣示，它必须体现在政治制度的日常运作之中。人道：民主的底线 没有人会否认民主问题重重。决策拖沓，政党攻讦，民粹主义抬头，利益集团绑架政策，这些都是民主制度中反复出现的痼疾。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论自由》中早已指出，民主面临的最大威胁并非政府的压迫，而是“多数人的暴政”。多数人以“人民意志”的名义压迫少数，其压迫之彻底、之无孔不入，甚至比专制君主的统治更可怕，因为它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让人无处可逃。这正是托克维尔和阿克顿等人反复警示的民主内在危险。然而，“问题重重”与“不可取”是两回事。丘吉尔说出名言“民主是最糟糕的政府形式，除了其他所有被尝试过的形式”时，他的保守党刚刚在大选中惨败，战争英雄本人被工党赶下了台。当时的丘吉尔无疑对民主感到荒唐和怨恨，毕竟他刚带领国家打赢了战争，就被选民抛弃了。但他仍然说出了那句名言。为什么？因为他在愤怒中依然保持着历史洞察力：他知道民主制度虽然糟糕，但任何其他制度都只会更糟。民主的优越性不在效率，而在人道。它永远给人留下了一条退路：你可以批评政府，可以投票换人，可以在法庭上挑战不公。在民主制度下，没有任何一种权力是绝对的，这正是它与独裁的根本区别。阿克顿的警告同样适用于民主：权力趋向腐败。民主的价值恰恰在于，它试图用制度来约束这种“趋向”，通过分权、制衡、定期选举、言论自由、司法独立，把腐败的可能降到最低。汉娜·阿伦特在追问道义问题时强调，人只要活着，就总是和自己的良知、自己的灵魂生活在一起，是无法自我欺骗的。她关注“独裁统治下的个人责任”，追问知识分子如何看待自己与邪恶的关系：是顺从、默认，还是疏离、反抗？在阿伦特看来，极权主义最可怕之处不是它的残暴，而是它迫使人们在道德与生存之间做出选择。她提出的“平庸的恶”揭示了这一点：那些在独裁体制中执行命令的人，往往不是天生的恶魔，而是放弃了思考的普通人。民主不能杜绝恶，但它让拒绝作恶成为可能。它允许一个人说“不”，而不必付出生命的代价。这种“允许”，就是人道主义的制度表达。博弈：民主的生命力 如果说独裁的优势是效率，民主的优势是人道，那么哪一种制度更有生命力？历史给出了一个不算漂亮但足够清晰的答案。两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都是民主国家居多。这看起来有些反直觉，毕竟独裁在战前的动员效率极高，纳粹德国的军队几乎横扫欧洲。但战争是长期的消耗战，考验的不是初期冲击力，而是持续动员能力和制度韧性。民主国家虽然决策慢，但它们允许社会释放全部活力，允许不同声音参与决策，允许战争失败后和平交接权力。这些制度特征，在持久战中反而成为优势。冷战是另一个更大的实验场。苏联用了七十年，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成了超级大国。它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实现了人类第一次太空行走，拥有足以毁灭地球数次的核武库。从效率角度看，斯大林时期的五年计划堪称奇迹，一个被一战和内战摧毁的国家，在短短十几年内完成了工业化。但苏联最终解体了。原因很多，但核心的一条是：它无法解决合法性问题。东欧剧变时，没有任何一个苏联集团的国家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不是因为老百姓不想反抗，而是因为反抗的时机到了，民众用脚投票。当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刻，不是枪炮决定了胜负，而是人心决定了方向。当代政治学研究的结论也与此一致：制度化程度较高的体制，无论是民主的还是威权的都能提供经济增长所需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但个人化独裁不行，因为它无法做出可信的制度性承诺。独裁或许能创下短期发展的奇迹，但民主更能赢得一代又一代人的心。这不是因为民主更高尚，而是因为它给了每个人一个声音，哪怕这个声音经常被淹没，但制度至少承认它的存在。正如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言：“民主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不仅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更在于它承认每个人的价值。”民主的合法性不在于它完美，而在于它承认自己不完美。它允许你批评它，允许你试图改变它，允许你不喜欢它但仍然生活在其中而不被消灭。这正是独裁永远做不到的事。独裁可以被容忍，甚至在某些阶段被拥护，但它永远无法从根本上回答那个问题：你的权力来自哪里？除了枪炮和恐惧，你还有什么理由让我服从？独裁能修路架桥，能发动战争，能在五年内建成一座新城。但它修不了人心里的路，架不了人和人之间的桥。民主修路慢，架桥难，但它至少承认个人通往权利与尊严的路。独裁永远做不到这一点，这才是它最大的败笔。
这几天听闻“境外势力”花了大价钱，发动了不少网红博主对我们的互联网进行渗透：传播“卷不动就躺平”的不良思想。看到这个消息，我心头一喜，喜什么呢？这届“境外势力”的智商和觉悟太低了！要知道，刚刚高层召开的重要会议精神，就是“反内卷”。“日本失落30年”的教训也表明，“躺平”是降低内耗，促进消费，淘汰落后产能的必然经过。而发达国家之所以不内卷，就是因为他们的法律法规对“卷王”大打出手，比如法国就规定司机每开车4.5个小时就必须休息满45分钟，连续开12天就得强行休假，否则会被罚款。这些都是降低内耗，提升消费经济好方法，怎么“境外势力”还主动帮我们宣传这些路子呢？难道是觉得中国经济的增速不够快，自掏腰包，自甘风险，想给老中提提速？在这里，我有必要批评一下我们的个别宣传口，在搞宣传之前，多领悟领悟上面的经济会议精神，不要对着干。事实上，中国人从来就没躺平过，随便说几个数据：据《世界劳工组织》报告，中国人均年劳动工时2548小时，相当于每天工作10.19小时（算工作日），位列第一！日本，比我们少37%（约每天6.4小时）；德国，每天就上5个小时班。与此同时，中国拥有近7.8亿劳动人口，总工时长高达约1.99万亿小时，是美国的6倍，卢森堡的5879倍，第2名往后的30多个国家加起来都没我们的一半！一句话形容：中国人太能干了，太卷了！而现在，上面也意识到，这种卷、这种能干，对经济的发展不全是好事。所以近期也是密集出台政策措施：比如网约车司机，限制开8小时；外卖员连续接单超 4 小时应发出疲劳提示，暂停派单 20 分钟。比如，多次约谈相关平台企业，加大处罚力度，防止企业卷。甚至体制内的退休干部都给“规范”了起来：严格限制老同志退休后到企业任职，除非自愿放弃全部退休待遇。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还要鼓励“卷”，鼓励“奋斗”，真的合适吗？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同以往，那个遍地山寨商品、连马桶盖都要去日本买的时代也已经成为过去：国产汽车销量首次超过日本，全球第一。LNG造船业已经超越日本，马上追平世界第一的韩国。张雪机车在世界顶级赛事中一鸣惊人。AI、人工智能的应用体数量远远超过美国。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这些耀眼词汇的背后，不是什么大环境大时代给的机遇，而是一个个中国人在背后做出了他国人从未有过的牺牲和奉献。我们应该回头看看，或者告诉自己的长辈以及自己：可以不用那么辛苦了。哪有什么人口红利，时代红利？这些红利，是老一辈的民工冒着尘肺的风险，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积累下的！是火车上的乘客，从泡面、花生中省下来的！是写字楼里的程序员996肝出来的！前两个月德国总理来访中国，回去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德国人洗脑：“我们的生产力确实不足了……如果你从中国回来，你会更清楚地意识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和每周四天的工作制，无法长期维持我们国家的繁荣。 ”马上就是劳动节了，劳动节怎么来的？1886年5月1日，因为受不了资本家的压迫，全美工人街头示威，要求八小时工作制。5月3日，在麦考密克收割机公司工厂外的一场集会上，美国警察悍然向工人兄弟开枪，打死了两名工人。而后2500名劳工情绪激昂，去讨说法。结果，美国政府又派出了180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向群众开火，人们四处逃窜，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引起社会哗变。而后，国际社会纷纷引以为戒，最终确定把5月1日作为国际劳动节，其核心精神，就是要求八小时工作制，维护打工人利益。都说要摸着美国的石头过河，而“境外势力”也在帮我们搬起石头。老话说得好，得休息时要休息，可千万别用这些石头砸自己脚啊！
南京派出所副所长为了业绩骗人吸毒，这不是第一次，估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新京报》报道一则案件，南京一派出所副所长马某，为完成查处任务找到社会人员徐某提供涉毒线索，2024年1月徐某通过他人召集6名未成年人后，马某将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交给徐某，徐某等人在一家宾馆内将电子烟交由6名未成年人吸食，随后联系马某将6名未成年人查获。欺骗他人吸毒罪，情节严重的，刑期是三到七。而且，《刑法》明文规定，欺骗未成年人吸毒，从重处罚。人家六个好好的未成年人，被骗来作为涉毒人员接受处罚。如果不是此事被曝光，六个孩子在很长时间内都要被视为吸毒人员而接受管控。而这位骗人吸毒的派出所副所长，最后判下来，五年，甚至都不是顶格处罚。这么一对比，是不是很讽刺？关注我有一段时间的，应该记得我写过一篇《讲点你们不知道的禁毒工作》，里面提到：禁毒的主体法律依据是《禁毒法》和《戒毒条例》，并不是治安法。禁毒法和戒毒条例对涉毒人员有明确的登记造册、监控时限、回访检查、强制戒毒等制度。并不是2026年之后有了封存制度，禁毒法和戒毒条例就失效了。法律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问题。而谈长期监控，我国是最严格的。依据《禁毒法》和《戒毒条例》，吸毒人员一经被发现，就要被登记到涉毒人员专册，长期留档，这是第一步。单单是这一条，就是很多国家都没有的制度。登记造册之后，禁毒工作人员会区分涉毒人员的具体情况，如误食误服毒品（如聪明药、神仙水，或缓解身体疼痛而错误使用吗啡等情况），禁毒人员会要求涉毒者去接受医学检查和治疗，根据医疗专业机构的诊断意见判断涉毒人员是否成瘾。反之，如果无法证明自己是误食误服，涉毒人员则会被处罚。这是第二步。第三步是社区戒毒。经过专业测评之后，一旦认定涉毒人员已经成瘾，公安机关将责令涉毒人员接受社区戒毒，并出具责令社区戒毒决定书，送达本人及其家属，通知本人户籍所在地或者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社区戒毒专职工作人员、社区民警、社区医务人员、社区戒毒人员的家庭成员以及禁毒志愿者共同组成社区戒毒工作小组具体实施社区戒毒。看到了吗？你们担心的身边有人吸毒却没人管，公安机关在N年之前就有解决方案——家属、社区、街道、医疗机构，都会接到通知。第四步，接到社区戒毒通知，涉毒人员应当在15日内到社区戒毒执行地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报到，社区戒毒时间为三年。看见了吗？起步三年。昨天有人留言，对涉毒人员怎么着也要先观察两年，看他是否复吸。我只能回复，你不知道两年其实是降低了国家标准吗？第五步，涉毒人员在社区戒毒期间要随时配合医疗、公安的检查，外出要请假。只要发现涉毒人员无正当理由逾期不报到的，视为拒绝接受社区戒毒，转强制隔离戒毒。或接受社区戒毒但违反戒毒纪律的，如拒绝检查、私自外出、在社区戒毒期间偷偷吸毒，转为强制隔离戒毒。如果公安人员认为涉毒者的毒瘾极大，也可以省略社区戒毒这一步，直接作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第六步，强制隔离戒毒期限为2年。期满后，如果发现还没戒断，时间还可以再延长一年。而且，强制戒毒，不限次数。涉毒人员被强制戒毒三年，期满后，再次发现其复吸，那么就再一次强制戒毒。有个著名的球星，被强制戒毒出去没多久，再次被强制戒毒。看过球的人应该都知道我说的是谁。第七步，即便涉毒人员服从强制隔离戒毒要求，经专业认定其已经戒断毒瘾，出去后还有社区康复，又是三年。责令接受社区康复的人员，应当自收到责令社区康复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户籍所在地或者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报到，签订社区康复协议。被责令接受社区康复的人员拒绝接受社区康复或者严重违反社区康复协议，并再次吸食、注射毒品，会再一次被决定强制隔离戒毒，且强制隔离戒毒不得提前解除。你现在算算，几个三年了？不要有些人瞎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我国的禁毒工作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也是对毒品打击力度最大的。《戒毒条例》开篇就规定，公安机关对吸毒人员进行登记并依法实行动态管控。我们有涉毒人员的预警系统，涉毒人员进行购票、住宿、上网等行为时，系统会自动识别并触发预警，所在地警方实时检查。这套禁毒措施，放眼全世界，也是数一数二的。你看，我为什么要大段引用曾经写过的旧文？就是希望各位都看一下，如果不是“运气不错”，这事被翻出来了。各位可以想想六个孩子要背多长时间的黑锅，他们的人生基本就算是毁了。而如果各位有一点检索意识，你还能发现。2012年，新华社和正义网都报道：广西南宁大四学生徐某为300元报酬兼职送货，被警察逮捕。警察从徐某送的东西里搜出毒品。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中专毕业的黄某身上，黄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其律师怀疑这两起案件中警方“钓鱼”执法。警方称，招人送货者，确实是他们安排的贩毒人员。 这里，我特意点名了媒体单位，一个是新华社，一个是正义网。在它们的报道中，直接就提及办案单位疑似钓鱼执法，为了完成业绩而骗普通人涉案。2017年，《光明日报》《澎湃新闻》《新京报》《浙江法制报》等媒体也写过一个案子：齐齐哈尔一局长李某暗示干警找人冒充吸毒人员完成指标，部分干警、协警通过给好处费的方式让亲戚等冒充吸毒人员，编造吸毒案件26件。如果有时间，继续检索，还能找到某地所长王某，因担心涉毒指标连续两年不达标，面临降职，于是，指使辅警通过线人花钱从劳务市场雇 13 名无业人员，冒充吸毒人员编造 30 起吸毒案，全部录入系统。（《法制日报》2018-11-05）限于字数，更多的案例，我就不展开了，各位可以自行检索。总之一句话，这类的案子，早就存在。未来，能不能杜绝？似乎也难说。毕竟，尽管公安部早在2013年就三令五申，严禁下达“发案数”、“破案率”等不切实际的考评指标。但是，事实在这摆着，考核依旧，为了完成考核而将普通人拉下水的现象同样依旧。借用《光明日报》的社评：编造吸毒案件的动力，直接源自上级的考核“指标”。若设置执法指标的做法本身就存在问题，是否也应该一并得到追责？继而，不当的执法指标不废除，又能否真正杜绝下一个李某的出现？上级对某项执法行动搞结果排名，从出发点上看似乎不难理解。但由排名结果来直接推导出考核对象的执法表现，显然是欠妥的。比如，有民警就称，克山公安分局涉毒案件之所以少，乃是因为克山农场吸毒人数有限。但抓的吸毒人员少，排名靠后，局长李某个人可能会被调离、降级或遭受其他处分。由此也就形成了一种明显的悖论——一个辖区的吸毒人员越少，反而越对于当地公安机关的考核不利。此一悖论将直接诱发像李某这样的造假不说，整个执法行动的初衷，也因此面临疑问：对“涉毒人员查控收戒”到底是为了真正减少吸毒人员，还只是为了体现执法政绩？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我们的公安干警，平时工作做得越好，反而越是有可能考核不达标。这就像庞青云说三年涤清江南，另几位大人就全笑了。真清了，下几年的业绩怎么写？那些喊着不能让我们公安干警流血流汗又流泪的正义人士们，是不是也应该关注一下我们公安干警被考核逼得不仅要流汗、流泪，甚至要被逼得要以身试法的问题。另外，本文提到的这个案例，“幸运”被曝光了，那么，没这么幸运的人，还有多少？看看微博上层出不穷地喊冤者中又有多少人是被做了局的？我们不得而知。想想都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