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5月17日教研室会议通过）俞长彬、钱学敏（译）说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教研室编写的这份教学大纲，是校内用书（非卖品），1975年在列宁格勒印了一千册。为了给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提供资料，现将该大纲全文译出，供内部参考。请勿翻印或公开引用。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1980年9月第一篇垄断资本主义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第1题（绪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的对象和任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思想史上所实行的革命变革；这一变革的实质、社会政治基础与思想理论前提。哲学的社会作用和任务的根本变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的对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哲学的高级形式。这一过程的最本质特征：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发展是一个统一的、完整的过程，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思想的国际主义特征，理论和革命实践的统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其它组成部分以及与自然科学和一切社会科学成就的有机联系，在同资产阶级的和修正主义的哲学思潮与社会学思潮的斗争中彻底贯彻党性原则。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科学分期的原则。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发展的基本阶段。批判现代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的伪造（马克思学、苏维埃学、反共主义）。第2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条件：19世纪30-4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激化，欧洲一些国家革命形势业已成熟，无产阶级运动和社会对新的哲学世界观的客观需要。德国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19世纪30-40年代德国社会中经济矛盾和政治矛盾的激化，30一40年代意识形态的斗争，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费尔巴哈及其在思想斗争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崭新的哲学的创始人。1844年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形成的基本阶段和特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早期著作中（马克思的《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关于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及怀疑派哲学史的笔记》；恩格斯的《乌培河谷来信》以及反对谢林的文章）的革命民主主义和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整个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特别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原则的批判态度。马克思哲学史观的独特性，它与黑格尔哲学史观的区别以及在新哲学形成中的意义。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1842-1843年初）及恩格斯论英国的文章（1842-1843年）开始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以往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学思想的必要性；对费尔巴哈的态度。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国家观和唯心主义辩证法（《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1844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世界观根本转变的一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证明他们最终转到了共产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立场。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状况》对于制订新的哲学是个重大贡献：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唯物主义的态度解决哲学基本问题，发现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作用，把哲学视为改造现实的真正武器，批判现实的社会生活及其精神产物（宗教、道德、法权、哲学）。马克思的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于论证唯物史观、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的意义。马克思利用异化范畴来解决唯物主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人的本质、人的社会本性、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阶级性、认识的社会性和人的认识能力、各种意识形态的社会基础。全面批判黑格尔哲学。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1844年）。《神圣家族》在论证唯物主义的社会理论、在制订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以及在批判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分子的唯心主义等方面的作用。马克思阐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青年黑格尔分子的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和理论根源，揭示17-18世纪哲学发展的规律性；17-18世纪哲学的发展与自然科学史、以及与现实的社会历史、与社会的物质发展和阶级斗争的联系。论证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以及实现这个使命的革命道路。研究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及其对于制订唯物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意义。恩格斯制订社会学研究和具体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恩格斯的这部著作对于研究社会心理学问题的意义。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新世界观的概述。马克思对以前的唯物主义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证唯物史观。把唯物主义地解决哲学基本问题应用于社会生活。社会发展的前提、基本规律、结构。探讨国家与革命的问题。论证意识形态的社会性、阶级性、类型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的能动作用。批判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各种形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开始批判"伦理社会主义"。马克思在同蒲鲁东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贫困》一书）。批判蒲鲁东主义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形而上学方法与唯心主义辩证法。第一次系统地阐述关于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学说。制订唯物辩证法。进一步论证唯物主义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无产阶级的作用和共产主义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共产党宣言》及其在哲学史上的意义。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伪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过程。第3题1848-1849年革命至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1848-1871年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特点。西欧一些国家1848--1849年的革命、革命的特征和动力。各民族为争取社会制度的民主化而斗争。民族解放运动。1848-1871年无产阶级运动的特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创作与工人阶级革命实践的联系。国际工人协会的产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组织、巩固与发展国际工人协会方面的作用19世纪60年代后半期西欧一些国家工人运动的复兴。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争取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在工人运动中的胜利、反对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和巴枯宁主义而斗争。德国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爱森纳赫派1869年）。从1848到1871年资本主义社会思想状况的某些特征：在自然科学中辩证法自发地代替形而上学，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统治：各种形式的实证主义的出现及其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泛滥，哲学和社会学中的庸俗唯物主义工人运动中宗派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从1848年到巴黎公社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特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从理论上总结1848-1849年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并使之具体化（《新莱茵报》、以及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德国农民战争》等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革命学说的发展：革命的型式、不断革命、革命政权在改造社会中的作用、革命展开以后阶级力量的新对比。马克思制订国家理论：关于人民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关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及其主要成份的理论、关于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论群众和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论思想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的哲学意。列宁论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的哲学意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发展辩证法：辩证法的历史准备，它的基本要求﹣﹣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具体的历史主义原则；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在辩证法中抽象与具体、综合与分析、归纳和演绎的相互关系。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论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意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社会经济结构学说的发展；基础与上层建筑，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革命转变。列宁论《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马克思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与《资本论》的方法的根本区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的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制订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结构和它的发展规律的理论，关于总结资本主义结构发展的概念辩证法的理论（政治经济学史）；发展关于革命地推翻资本主义的理论，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特征与规律。马克思发展关于共产主义结构的学说、发展关于在资本主义内部已经形成共产主义结构的前提的学说。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及马克思和恩格斯19世纪50-60年代的通信中有关科学和技术进步的问题。第4题巴黎公社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巴黎公社，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巴黎公社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特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高涨，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出现；第二国际的产生。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形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修正主义的产生。开始反对从哲学上修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特点：在从理论上总结科学知识的成果及无产阶级运动新的经验材料的基础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化和进一步发展。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资本论》第3-4卷，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关于历史唯物主义问题的发展：革命理论﹣﹣不断革命、工人阶级的同盟者、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时期的领导作用，国家理论﹣﹣无产阶级国家的实质和形式、国家机器、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的特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消亡，阶级斗争理论，基础和上层建筑、它们的结构与阶级斗争理论，基础和上层建筑、它们的结构与相互作用，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共产主义形态的规律性。在恩格斯19世纪70-80年代的哲学著作中（《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和系统化，是从哲学上总结19世纪自然科学的状况，并从科学上证实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性。恩格斯制订自然科学的哲学基础：运动的基本形态、历史上的某些思维方法、关于科学认识中发展的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批判自然科学中的形而上学，关于生理学的危机及其克服的途径，等等。恩格斯制订唯物辩证法：作为科学的辩证法，辩证法的对象和任务，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质和量的相互关系规律、对立面的统一与斗争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辩证法的范畴（原因与结果、必然性与偶然性、必然与自由）。恩格斯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关于认识的阶段、真理的具体历史性、认识过程的矛盾性、实践是知识真理性的标准。恩格斯论不可知论、不可知论的原因及其克服的途径。批判形而上学地解释认识的过程。反对回到康德主义和黑格尔主义对真理的解释。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科学的发展。恩格斯制订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观点并使之系统化。恩格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方法论原理（阐述哲学发展过程的规律和原则）。批判地阐述世界哲学的基本哲学形态以及阐述德国的哲学。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家。恩格斯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意义。恩格斯在信件中论述历史中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上层建筑各种成份发展的相对独立性；上层建筑结构的复杂性。恩格斯批判哲学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歪曲巴黎公社以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第5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欧洲各国的传播与发展工人运动的特点。巴黎公社以后大批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与发展。国际性的机会主义的出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反对宗派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反对国际性的机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捍卫者和宣传家狄慈根、李卜克内西、倍倍尔、梅林、拉法格、拉布利奥拉、布拉戈耶夫、普列汉诺夫。狄慈根（1828-1888）的哲学著作在发展和论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在批判庸俗唯物主义和不可知论、在论证哲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党性原则等方面的意义。列宁论狄慈根哲学观点的意义。倍倍尔（1840-1913）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中的历史唯物主义问题。倍倍尔论道德、道德的发展规律、道德的范畴。倍倍尔对未来社会的论述。李卜克内西（1826-1900）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发展。梅林（1864-1919)-﹣德国工人运动中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和捍卫者。梅林捍卫和论证历史唯物主义（他的著作《论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莱辛的传说》)。梅林是哲学史家。阶级观点是梅林论述全部哲学思想史，特别是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史的最重要的原则。梅林的著作《马克思传》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意义。梅林反对哲学修正主义的斗争。列宁对梅林的评价。拉法格（1842-1911)-﹣法国马克思主义的捍卫者和宣传家。拉法格宣传历史唯物主义。拉法格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原则和范畴的发展。拉法格著作中的宗教史问题和无神论问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方法分析当时的历史时代（《美国的托拉斯。它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意义》)。拉法格对资产阶级社会学中实证主义观点和进化论的批判拉法格著作中的认识问题（《认识问题》、《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拉法格对不可知论的批判。拉法格著作中的唯物辩证法问题。论辩证发展观的基本特征。对景变转化为质变规律的一些解释。拉布利奥拉（1843-1904)--﹣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宣传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意识形态斗争的特点。拉布利奥拉的著作《唯物史观问题》及其在捍卫和论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方面的意义。拉布利奥拉反对柯罗齐主义和伯恩施坦主义的斗争。普列汉诺夫（1856-1918)-﹣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和捍卫者。普列汉诺夫从革命的民粹主义思想向马克思主义的进化。普列汉诺夫的政治活动和理论活动的基本阶段。普列汉诺夫1883-1903年所写的著作对宣传和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列宁对普列汉诺夫这个时期创作的评价。普列汉诺夫在同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斗争中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论一元论的历史观问题》、《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等）：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一元性，论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客观性，论必然性与偶然性、必然与自由，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对象和内容结构。普列汉诺夫批判民粹派的主观主义社会学。列宁论普列汉诺夫对民粹派批判的功绩和局限性。普列汉诺夫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的学说：论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复杂的相互关系，上层建筑的各种意识形态成份发展的相对独立性，政治、法权、社会心理在上层建筑体系中的作用；社会意识形态发展的阶级性，社会意识形态发展史中的继承性和传统。普列汉诺夫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通俗化。普列汉诺夫反对从哲学上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列宁对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方面的作品的评价。普列汉诺夫是俄国哲学思想史家和俄国社会思想史家。普列诺夫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点阐述俄19世纪的哲学思想。普列汉诺夫﹣﹣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之一。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哲学史作品的评价。柯罗齐·贝奈戴托（ Kpove , Behenetto ，1866-1952年）是意大利资产阶级哲学家，新黑格尔主义者，历史学家，文艺批评家，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译者注。第二篇帝国主义时代、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社会主义社会日臻完善与资本主义总危机加深的时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第6题列宁主义的产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阶段，这个阶段发展的特征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时代、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产生的时代以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列宁阶段的历史前提。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俄国是列宁主义的故乡。19世纪末欧洲哲学思想的斗争及其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列宁阶段的自然科学前提。列宁主义是俄国和世界文化的最高成就。列宁主义的国际性。列宁主义发展的历史特点。在新的时代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发展的基本时期。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阶段的伪造。第7题为在俄国创立马克思主义政党而斗争的时期以及俄国第一次革命的年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发展（1894-1907)I 、列宁反对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俄国社会民主党和列宁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斗争。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哲学和社会学的阶级根源和理论缺陷。列宁批判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列宁在反对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斗争中发展唯物辩证法：关于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根本区别，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唯物史观的意义。列宁反对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斗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问题，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社会学意义；社会经济形态范畴，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在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列宁在批判自由主义民粹派中有关哲学史科学的问题：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与社会学中所完成的革命变革；关于对待进步的哲学遗产的态度。II、列宁在反对"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和伯恩施坦主义的斗争中的哲学问题列宁论俄国的与国际的修正主义的阶级本质和理论来源。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反对马克思主义斗争的特点。列宁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的统一性。列宁研究社会决定论、客观规律性和自觉活动的统一、必然与自由的关系、哲学的党性原则等问题。批判形而上学的自发论和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列宁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关于革命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历史发展中的能动作用、关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思想。列宁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国际意义。III、在俄国第一次革命的年代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1905-1907)1905-1907年革命的特点及其历史意义。革命前夕和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反对孟什维克的思想斗争。孟什维主义的思想理论观点以及在列宁著作中对这些观点的批判。列宁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理论：关于资本主义进化的类型，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关于自觉的阶级斗争在最终确立资本主义发展类型中的能动作用。列宁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论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条件和道路，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列宁对革命理论所做的贡献的国际意义。列宁的战友们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第8题从俄国第一次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发展（1908-1914)第一次革命以后俄国的哲学思想斗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面提到了首位。列宁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最重要的阶段。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来源，俄国修正主义者的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的特点。列宁对经验批判主义、新康德主义以及其它唯心主义流派的批判。19世纪末一﹣20世纪初自然科学的革命和物理学的危机。由于自然科学的革命和对马赫主义的批判列宁发展了哲学基本问题：关于物理学危机的实质、它的社会根源和认识论根源以及克服的方法，关于物质的不可穷尽性；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互关系。列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和第二方面的统一性；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列宁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感性认识问题、真理问题、关于真理的标准。批判唯心主义的真理观。列宁制订辩证唯物主义的范畴：物质和意识、运动、空间、时间、因果性、自由和必然。列宁在反对经验批判主义和其它唯心主义流派的斗争中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的相互关系、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统一性。列宁在反对舒里雅齐柯夫的马赫主义和反革命"路标派"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探讨哲学史科学的问题：关于对帝国主义时代反动的资产阶级哲学进行批判的原则，以科学的、历史的态度来评价过去时代的哲学思想，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哲学的进步意义。1908-1914年列宁著作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问题。普列汉诺夫在批判马赫主义、寻神说和造神说中的作用。瓦·瓦·沃罗夫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和其它人反对哲学修正主义的斗争。第9题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发展（1914-1917)帝国主义矛盾的尖锐化。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年代里工人运动的特征。第二国际思想的破产，中派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危险。考茨基主义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列宁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折衷主义和诡辩论。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对唯物辩证法的发展：关于两种发展观；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平滑的进化论之间的根本对立，关于辩证法的"实质"、"核心"；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的统一；关于辩证法的规律、要素、原则和范畴。列宁对认识论的发展：关于辩证认识和辩证思维的特征，认识的特点是由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感性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在认识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关于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对辩证逻辑问题、概念和范畴的矛盾性的探讨。在世界大战的年代里列宁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关于社会决定论、利益在历史进步中的作用，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发展的阶段、帝国主义的规律和矛盾、帝国主义时代阶级斗争的特点、革命的形势和它的基本标志。列宁制订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发展；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关系和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科学的发展：关于唯物辩证法和哲学史科学的相互关系、唯心主义的阶级根源和认识论根源、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根本区别。科学地评价亚里士多德的哲学、18世纪的唯物主义、以及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哲学。列宁在世界大战的年代里所制订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学思想对于现阶段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意义。第10题苏联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发展（1918-1937)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胜利。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开始及其对资本主义国家思想生活的影响。苏联过渡时期的思想斗争。列宁和苏联共产党反对唯心主义哲学和社会学、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变为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为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斗争。揭露转换路标派、资本主义复辟、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唯意志论。克服苏联哲学中的机械论和形式主义思潮。列宁和苏联共产党发展作为科学的唯物辩证法。新时代中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在革命实践中进一步探讨与运用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的规律和范畴。为争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史科学、无神论及其它社会意识领域中的胜利而斗争。列宁的著作《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作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列宁的著作和苏联共产党的决议中的历史唯物主义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形成的规律性、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般规律与具体特点的相互关系，关于过渡时期基础与上层建筑、经济与政治的相互关系，关于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下的阶级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及其苏维埃联盟的形式，民族关系问题和把各民族由资本主义改造为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问题、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与主观前提，社会主义社会中主观因素作用的增长，在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个性的发展，关于苏联实现文化革命的道路、规律性和特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为苏联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十月革命以后列宁著作中和苏联共产党的决议中有关哲学史科学的问题：关于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列宁阶段及其国际意义，关于俄国的和世界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想的进步传统及其在劳动人民唯物主义世界观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杂志的决议(1931年1月25日）及其对克服哲学中机械论和形式主义思潮的意义。第11题苏联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时期和社会主义变成世界体系的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发展（1937-1955)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并开始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对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方面作用的增长。苏联共产党为在苏联实现列宁的发展哲学科学的纲领而斗争、为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盟面斗争。探讨作为科学方法的唯物辩证法问题、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进一步发展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及其它范畴。揭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辩证法。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和社会学。进一步研究哲学史科学。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胜利以及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研究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以及社会主义体系反对资本主义体系斗争的哲学问题。1947年的哲学讨论会、其它知识领域的方法论问题的科学讨论会，这些讨论会对于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哲学史科学的意义。个人崇拜对这些讨论会的性质的影响。苏联共产党为恢复和创造性地发展列宁的原则、为克服个人崇拜的后果而斗争。苏联共产党论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中的作用，论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的道路和方法，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在共产主义建设中利用这些规律。批判主观主义和宿命论地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形成以后人民民主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社会学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社会学思想。第12题苏联全面建设共产主义时期、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时期、殖民主义瓦解和资本主义总危机加深时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1956-1970年初）苏联共产党第20次和第22次代表大会对于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历史意义。苏联共产党探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问题：关于不同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形式的多样性、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和最终的胜利、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成长为共产主义的辩证法、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两种形式及其互相接近的途径。苏联共产党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纲领、论社会主义成长为共产主义的规律，关于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社会主义的国家组织。60年代后半期至70年代初苏联共产党第23次和第24次代表大会以及苏联共产党中央全会的文件和决议及其对于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社会学的意义。科学地分析现阶段社会发展的辩证法。资本主义矛盾进一步深化的规律性和特点，资本主义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规律性和特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增强和巩固的规律性和特点，世界革命运动发展的规律性和特点，当代意识形态斗争的规律性和特点。苏联共产党第24次代表大会论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特点，论进一步建设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的规律性和特点，论社会关系进一步完善的规律性和特点，论克服工人阶级、农民与知识分子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本质差别的规律性和特点，论社会主义各民族互相接近的规律性和特点，论新的社会共同体（苏维埃人）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性和特点，论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规律性和特点，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和共产党在共产主义建设中作用增长的规律性和特点。进一步丰富苏维埃人的精神面貌。苏联共产党为争取和平共处、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斗争。在这些条件下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反对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学、反共主义和反苏主义、右的和左的修正主义而进行的思想斗争的意义的增长。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争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方面的作用。在苏联哲学家的著作中创造性地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对象和结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哲学和具体科学的相互关系，意识形态和科学的相互联系。进一步发展唯物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的规律和范畴，进一步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进一步发展自然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科学技术的进步、民族关系、人与个性等问题。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列宁诞辰100周年、马克思诞辰150周年、恩格斯诞辰150周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50周年而通过的文件和决议，这些文件和决议对于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哲学史科学、对于批判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学的意义。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社会主义友好国家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学思想。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
张崧年原载于1919年3月15日版《新青年》第六卷第三号。看《每周评论》仲密君所说欧洲小说中的男女问题还是没有彻底圆满解决，所以仍弄出不自然的结果。这都因想解决它的人没有在根本上着想，不敢倡言把行了几千年的婚姻制度从根废除。没晓得这个制度也是有废除的可能的。君宪可以改成共和，专制可以改成民主。婚姻本也是古来传留、霸据、偏狭、欺伪的制度中的一种。但使吾们明白它的真作用，把对于它的心理改改，这种作万恶源泉的制度有什么不可去？有什么不该去？有什么不能去的？须知爱情不过自然界里一种自然现象，它的发露与消灭都有自然不可逃的势子在后边。发的时候不能不发，灭的时候不能不灭。这并没有什么可以稀奇，岂可加以束缚？岂可加以逼迫？也岂能加以束缚、加以逼迫？因为这个缘故，从爱情生出来的人间关系，便该纯全随着爱情定去留。爱情断了，还定要保留因它起的关系，那便是强迫！那便是作伪！那便是假冒、违背自然！那便是完成男女间的关系只有肉欲。把人间可贵的精神去了，只留下干枯的躯体，或者恐怕只拿爱情作主，男女间的关系不免过易动摇、过易解散。因此要讲什么贞操，要讲什么节制，其实这并没有了不得的必须。男女关系不严重，也不见得总有害。就要保持他的郑重切实，也只有仍就爱情想法子。想法在爱情上求纯净真洁、想法把本能之爱养成精神之爱（如罗素说、人之活动、可约略从三原孳乳出来。一、本能。二、心。即思想、即知识。三、精神。)，养成高闳纯洁、深邃闲寂殷切、联接"无穷"的爱。若不这样，想在爱情以外，弄别的责务、制裁、根本已不妥；就令能行，终究也必归于无用、归于失败。所以吾尝说，两个男女有爱情，便可共处；（夫妻的名子，自然也不必须，并且也不可要。因为凡物事改了，名子就当随着改，免得生误会、出毛病。）爱情尽了，当然走开。这本没有什么奇怪、可羞耻、可惊骇，更用不着发什么恼。爱情原与天气是差不多一样的自然现象。天气不能天天一样，爱情自然也难免有时要有转变。（又如罗素说："终身的一夫一妻，当其成功，虽然是最好的。但是吾们需要之越发复杂，使它越发常常成个失败。阻止那个失败，只有离婚是最好的方法。""要索或希期一生的固定，苛求互诺以外的离婚根据，都是无理由的。"）比方今天睛得很好，明早忽然起了暴风，要是对着这个发恼；不呆、也有点傻。再不然，便是中了感情，不能见真，不能攻理窟、破理障。男女的关系或是爱情，本来都不可看得太过板滞，看得太过重。只是有人终见不到这个，没有爱情还要装成像有的样子，便造出种种的恶业。也有只知死守着狭小、拘束、离索的爱情，不晓得把它推到它所能到的深阂，便也不能得到至善的生活、终极的圆满。就是见到爱情不可赝、不必赝不能赝的，也或仍然客气、矫情、虚伪地不肯明说。这都为人类把自己看得太高贵、太骄蹇了（其实是外强中干），怎会见着真理？怎会能成侣伴无与自由冲突？怎会得到不伤犯心与精神之生活的本能联合？自然界的东西都脱不了自然律的支配。他们可主张什么人间律。哪知就有人间律，也不能出了自然律的范围。现在还有许多人梏在人生讲人生、窝到瓮里想见天。恁地道德，怎生制裁。绝不从本源上想想，绝不跳出圈儿去睁开眼睛四下里望望。这个样儿行去、必定离真越来越远（在吾意，真即是自然、自然即是真、即真即自然；美善视此。这本不过常识，但科学、科学的哲学都栽根在常识思想。）还有什么学问可说、什么道理可论。照着那样讲人生，必是越讲越令人生空浮委琐、粉饰做作、虚骄且枯干。谈道德的，根本总仍离不了为过重什么不当现、不重什么当现；误了的传袭、习俗道德。这样儿谈，也必越谈越迫人世欺诈而晦暗；越促世人偷薄、苟且因循依阿，只去恐虞怕惧，不去希望去喜欢。看破国界，种族界的本早就很有。可是更进一步，看破男女性界，再进一步，看破人与人外的自然界的，却到如今不多。这仍是见小不见大，仍是识近不察远，仍是扩充未达极处，没有止到至善的地步，不知人生除了至好顶善的没有善的。对着种种结织坚密的网罗，变成铁石的偶像，怎么会能真实撞破，怎么会能全般铲除？《每周评论》译的莫泊桑的小说，所说杀父母的儿与被儿杀的父母，根由也不过是被不自然、不良的制度所害。双方又犯了同一样的成见，执着习惯病，遂就造成那种不自然的恶果。果然吾们承认爱情、性欲，当真吾们赞成真诚、不赞成欺伪；那么，有了爱情，生儿子是自然不可免的事。处在这种不必因为真爱情、不必因为精神爱情成关系的制度下，找个发露真爱情、发露精神爱情的地方，也是自然合该。怕生先就不必爱，不准她们生就应一概不准人有爱。既然一样生来的，有什么公生私生的别异？为了什么真实道理，公生私生应该歧待？公生没有什么希罕，私生有什么可丑？私生不但没有什么可丑，因为公生常常是虚假生的、常常是专为肉欲生的，私生倒常是由真爱情生出来，过情说，私生简直有时更觉光辉。（此所以历来私生子每每多奇才。）可惜人类作伪惯了，甘心处在逼人作伪的制度下，明明爱着那个，偏偏要敷衍这个，等到弄出爱的结局，越发要藏藏盖盖，讲什么体面。哪里知道越昧着越是不体面？人类不知怎么竟矫揉造作成这个样子，糟到这个地步。一面僭称"万物之灵"，同时可又胆怯过鼠、苟苟且且、偷偷摸摸。照着这个情景，老不顺道走，何时会真实见着天日的光明？上边这片话的主意，只是说，"男女间的关系应当纯全以爱情为主（或说由精神发出的爱情），绝对自由，非占据的自由、相敬重的自由、与公道相辅的自由。"（如罗素说："不论法律、或是舆论、都不应过问男女之私关系。"又说："自由是营生的（政治）慧智之根底，它处然，此处'在男女关系问题'亦然"）随带着必须的便是"儿童共育。"（罗素也主张："身心健全人生的儿子的教养费应完全归群合负担。"并且说："能挣钱的女人，为生育不理想，但是现在盛行；认为当认的思想自由、信仰自由、民治主义、社会主义、女权恢复、国际组织等等。那个当初不是几个人的悬想？"吾们第一但求心里明白，哪类的生活吾们想着好、哪类的变迁吾们愿欲世间有。"吾们的期望绝不是就为明天，也必不得就为明天。但今到了现在几个人的孤独思想变成多数人普通思想的时候，那个思想自然就会实现。"论到究竟，思想的力量是比任何别的人力都大的。有能力去思，并能想象按照众人的需要去思的早晚要可得到他志在的善"，所以论现在这个男女关系的理想，吾可断言，人间光明坦荡荡的将来，一定不能不出那条路。可是中国男女关系的黑暗，到现在还没有减淡多少。怎么样子引到那条路上去，还要有几句话，稍微说说。审察西方行过的步骤，想使中国走向那条路去，第一必须就是使离婚容易，说实话，就是怎么使离婚制度能够行到中国。要想这个，不可不再谋、重新谋：振兴中国的女子教育，提高中国女子的知识，使她们也大多半有自立的职业；最要紧的还要想法，使社会对她们改改观念，改了把她们当货品、当玩物的不当观念。现在离婚所以不能行，在所谓上等社会，行到所谓要什么所谓体面的社会，大部分仍然是为了那个老观念。因为若有离婚的事情，人仍都看她作出妻的旧套，就是当作嫌那个东西不好，把她丢掉。这个人丢的坏东西，自然别人愿意要得很少。被丢的、有意识的东西，虽然可有娘家归，不必就要饿死，但自然要觉得是个大不体面，所以宁甘受无论如何的苛待，随她心里怎么不舒帖，总少高兴被出。男子也有什么"物议"的束缚，又为不是成俗、习惯的事，自然敢作的也很少。因此两方都在乌黑里摸路，绝少有心想及光明。与离婚相补足，应当同时并行的，就是结婚的真正自由。这也是要拿教育、知识作前备。外此要讲交际一层，也与上头那个观念大有关。没有男女交际，自难有自由婚嫁可说。没有真自由地，常期地，不是受利用被强迫地交际，自难有由精神爱情成立的关系可言。后时几百年的中国，倘能渐渐也使结婚普遍自由，离婚正当容易么，未来的大路上，自然会有一道"赤"光向它闪！附言一。篇中有处说到人生，吾并不是反对谈人生。人既是人，如何能于这种切身问题不谈？就是吾今论男女关系又何尝不是谈人生？吾的主意只是：就令谈人生，绝不可被它囚住。假若被它囚住，那就永不会知识它，永不会得它的真。就如幸福，假若天天求幸福，绝不会得到幸福。附言二。篇中所引罗素（ Bertrand Russell ）语都散见其" Principles of Social Re - consfruction ,"1916（此书又有美国版改名" Why Men Fight : A Method of Abolishing The International Dual ",1917,)。罗素是现代最有创发的数学原理家、数理名学家、数理哲学家，正在哲学里开新纪元，是吾几年来最仰望的学者。生在一八七二年。出身英国一个伯侯家。在剑桥三一书院做过讲师，就讲世界上没有几人能讲，他自己集大成的一种新学："数学元理"实新派的数理逻辑，亦即二百年前，德国头一个大数学家，哲学家来本之 Leibniz 计画一生的"通指。"欧战以来，罗素很感战祸之烈，唱不抗主义，非战论，主张公道，又替遵着良心行的人说话，为此受了罚（一九一六年六月），教职也被开掉。但仍径行不挠，遂又惹得不得出境，并禁锢监牢。美国哈佛大学早请定他去讲演，就也不能去了。他这个头脑极恬静、态度极和蔼、情意极恳至的思想家，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学者，时到今日，这等待遇，还会遭遭！（或者当真仍是自然，应该！)所著书，除讲几何基础，评述来本之哲学，说数学原理，证他自成的新哲学法（名理、解析法），论他自发的"科学法哲学"、"名理原子论哲学"、数理名学、数学哲学的、等等外、论群治的尚有" Ge man Social Demooracy ",1896（他第一部著作）, Justice in War Time ",1916;" Political Ideals "1917。又出版较近的文集 Mysticism and Logic , and Other Eassay "1918。也有几篇论到人生的通俗文章。他所持改造社会的原理与方法都是由学事实同理想参和出来，很有根据。
邹实原载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新华日报》。汉奸群里本来就是一个严密的统一体，其中包含了各式各样的社会残渣、人民的蟊贼。有的是从抗战阵营中脱逃出去的官僚，有的是来自平津的前清遗老与北洋军阀，有的是素来就认贼作父的亲日妥协分子与日系买办资本家，有些是早已为人民所弃绝的特务分子。在日寇的椅下，他们公开露面作了"和平反共建国"的"主席"、"委员"和"部长"之类，拼凑成了一个汉奸组织。然而他们各人有各人的私人目的，或想升官，或想刮钱，或想当"领袖"。他们都只计较个人的利益，根本无所谓公共的与集团的利益。当彼此分赃不均或汉奸地位有了高下，以及向敌人争宠时，很自然地就互相倾轧起来。于是各个狐群狗党即汉奸派系便产生了。加以当敌人实行"以伪制伪"的政策时，又特别鼓励此种汉奸派系的斗争，所以其分化变动更显得复杂。主要的汉奸派系可分下列数类：(1）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一群汉奸。(2）以华北伪政务委员会为中心的汉奸，主要人物为王克敏、汪时璟，周作人，齐燮元、王荫泰等。(3）所谓维新系，主要人物为陈群、鲍文樾、任援道等。(4）南京伪政府里面的汪逆嫡系与周佛海系，汪嫡系为陈公博、褚民谊、萧叔萱、林柏生之流，周系包括梅思平、罗君强、熊剑东、岑德广之类。汉奸派系间的主要的斗争，一是汪系与北方汉奸反维新系的斗争，一是汪系与周佛海系的斗争。前者前一时期特别显著，后来也继续存在，后者早就存在，而以后特别到最近时期特别尖锐。关于伪满洲国那一群汉奸，这在"九一八"之后就已经出现，同时日寇给他们划定了满洲为固定的范围，汉奸都以满足于满洲国小朝廷的职位，所以与其他汉奸派系没有显著的斗争。到了抗战初期，北方汉奸继续出现、组成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王克敏、齐燮元、周作人等很能获得日寇的垂青，到汪精卫公开投敌，于廿九年在南京组织伪"国民政府",敌人的宠爱便渐从北方汉奸身上移到了汪逆身上。南北汉奸组织之间便种下了斗争的因素，北汉奸恃其资格老，南汉奸恃其地位高，各不相让。当伪"国民政府"成立时，由于敌人"一元化"的政策，使北方伪组织不能不听从，实行改组，成为直属于伪"国民政府"下的"华北政务委员会"，而实际上仍保持原来的独立形势，伪政府也无可如何。在南京伪政府成立后的十天，汪逆曾以"国府主席"资格飞往北平视察，而北方汉奸对之非常冷淡，不到三天，就在王克敏发表的"招待不周"的欢送词中懊然南返。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且联络"察南","晋北","蒙疆联盟"等"自治政府",组织了一个"蒙疆联合委员会"，作为强化华北，对抗伪政府的机构，同时在"华北政务委员会"也产生了一个"华北防共委员会"作为华北最高的军事机关，与南京伪军事委员会南北对峙；北方汉奸的伪"新民会"也改组扩大，与南京"强化"伪党针锋相对。历年来，南京仍数度作插足北方的努力，但北方汉奸仍旧自立门户，自保奸权，不容汪逆染指，彼此争相献媚于日寇。自太平洋战事发生以后，南北汉奸的矛盾愈深，斗争益烈，但由于日寇改变了"以伪制伪"的政策为"众伪合流"的政策，南北汉奸的矛盾在表面上被掩盖起来了。他们由激烈斗争变为淡然相处了。至于维新系的汉奸，是民国廿九年以前，梁鸿志、温宗尧等在东南所组织的傀儡组织，"维新政府"所遗下的人物。在南京伪政府成立后，维新系人物势力仍相当大，以伪府内政部长陈群为首领，仍拥有大批汉奸官僚，始终与汪系采取对立的态度，而自成一系。在伪府成立后的两年中，汪曾将维新系盘踞在江浙的势力取而代之，如浙江省政府的改组，伪江苏省长高冠吾代以李士群，都是汪系胜利维新系失败的表现。但维新系的陈群始终掌握着伪警权，而同时任援道等又把持着军权，且他们与华中敌军领袖有密切的直接的关系，因而始终得以保持与汪系对立的地位，使汪系没有办法。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放弃"以伪制伪"的政策变化为"众伪合流"的政策时，汪系与维新系的斗争才缓和下来。以后周佛海系势力在伪政府里大大膨胀，汪嫡系的正统地位发生动摇，于是汪系的陈公博、褚民宜等乃转而勾结维新系以共同对付周系了。在上述各派汉奸斗争逐步缓和下来的时候，汪嫡系与周佛海系的斗争又成了﹣﹣种最突出的斗争，此种斗争延续到最近，一直到日本投降之后。汪系与周系在未公开投敌之前，本来就各抱有野心各有派系。当汪逆汉奸们自河内转入上海后，由周佛海东渡日本包办交涉，因此周逆与敌人发生最早与最直接的关系。同时周佛海最富有两面性投机善变，投敌后，他仍自称与抗战阵营中有深厚的私谊与关系。这些，使周逆不甘居于汪逆之下，而要自成系统。自敌人实行"众伪合流"的政策后，其他足以削弱南京中心的汉奸派系斗争已不合时宜，为敌人所不容许，只有在南京伪组织内部斗争，才与敌人的政策不相违背。于是周佛海系便加强了与汪系的对立。周逆独搅了伪组织的财权，同时还能操纵伪特务，其属下的罗君强又握着伪组织里的税警，是伪组织中一部相当重要的武力，其他如梅思平、岑德广、熊剑东等都能在伪政府起相当作用。汪嫡系方面，除陈公博、褚民谊之外，仅伪军事训练部长萧叔萱，伪宣传部长林柏生等人，但实力较差，而有着一个由汪精卫遗下来的汉奸正统。于是，周派靠实力，汪派靠正统，互相斗争，难分胜负。周佛海骂陈公博为"老牌汉奸卖国份子"，陈公博骂周佛海为"专干卖国勾当的无耻之徒"彼此互相指出真实的身份。周逆在"国民新闻"上发表反汪系的言论，林柏生便以"宣传部长"的地位取消"国民新闻"的社评。为了争取沪西的税收，周、陈二逆更是火饼了一番。虽然从汪精卫到陈公博都是再三求诉日寇，请求帮助抑制周系，但日寇以汪周二系都同样效忠于他，轻重难分，未便干预。陈公博、褚民谊等把维新系汉奸也拉了拢来，以加强实力，也仍不能压倒周系。因此周系就成为汉奸派系中后来居上的一系，京沪一带，大都为周系的势力范围。这就是中国汉奸派系及其斗争的大概情形。我们知道：汉奸派系之分岐，并不是原则主张上的区别，无论是北汉奸也罢，南汉奸也罢，维新系的抑或汪系的与周系的也罢，都是在"和平反共建国"的口号下，一样投敌卖国。汉奸派系的斗争，是汉奸地位与汉奸权利的竞争，是向敌人博取宠爱的斗争，是汉奸们卖国思想的强烈与卖国行动的积极的表现，汉奸派系的斗争愈激烈，中国人民所受的祸害愈深重。一切派系的汉奸同样都是中国人民的罪人。
《人民群众在社会精神生活发展中的作用》
〔苏〕莫·卡馬里原载于1956年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第1期，竹声、松濤譯。現在，只有極端反动的資产阶級思想家才公开否認人民群众在社会物質經济生活发展中的进步作用。許多資产阶級思想家好像也承認人民群众在政治生活中的日益增长的作用。但是，他們又千方百計地企图貶低物質生产、阶級斗爭和革命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他們認为，劳动群众在政治上只能起破坏作用，在生产中只能起消極作用；不仅如此，帝国主义思想家还企图把阶级斗争、革命和群众的解放运动説成是历史上偶然的反常的现象。至于人民群众在精神生活发展中的創造性作用，所有資产阶級反动派思想家都加以否認。他們重复着陈旧的理論，認为劳动群众是文明和文化的敌人，精神文化是"优秀的"少数人、"有教养的"有产阶級和"精神貴族"的事情。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这些反动的思想通过学校、报刊、电影、广播、电视、戏剧等等而灌輸到人們意識中去。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早已駁倒了这些理論。馬克思主义科学地証明了，劳动人民所进行的物質生产乃是整个社会进步（包括精神文化的进步）的基础。人类思維、認識、語言、文字是人类極重要的交际工具，同时又是发展人类文化的手段。它們在劳动和物質生产过程中不断地发展着。人民群众的革命解放斗争归根到底是由物質生产的发展来决定的，这一斗爭对于整个社会精神生活始終起着巨大的影响。整个人类認識是在物質生产的基础上和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前进的。人在劳动过程中发现自然界的对象和现象的各种特性，認識自然規律，控制自然力量，积累知識和实踐經驗。唯心主义者硬説科学是"純理性"的产物，是坐在寂静的办公室里而完全脱离实践需要来从事发明的天才人物和发明家的想像的产物。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恩格斯在反驳这种对科学发展的唯心主义观点时指出，各門科学都产生于人們的实踐，并且在人們实践的基础上日趋完善。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其他科学是由于人們的生产实践，生产劳动工具、建造住宅和制造交通工具的需要，商业、手工业和工业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物質生产为科学的发展創造条件和手段，并决定着科学的任务。现代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学、数学、天文学等等都是在生产的基础上发展的；这些科学沒有复杂的仪器、技术设备和机器是不可思議的，而这些东西只有現代工业才能創造出来。最新的科学和技术发現是由于现代大机器生产的需要而引起的。凡此一切都説明了这一事实：許多发現和发明几乎是不約而同地出現在各个国家里。这表現了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科学进步对于物質生产条件和需要的依賴性。这就是説，劳动群众的生产活动是科学发展的基础。显而易見，这决不是贬低科学的巨大作用：整个现代生产工艺是以科学为基础的。但是，科学对生产的日益增长的影响，不过是由生产本身即由劳动群众的物質活动产生的力量的反作用。現代科学、技术和艺术已經达到了这样深刻的專业化，以致在我們的时代，任何最博学多識的科学家、技师和艺术家，都不能像在亞里士多德或达·芬奇的时代那样通曉当代的一切知識。科学的发展，要求科学家﹣﹣各个知識領域的專家﹣﹣集体努力。上述一切不能貶低个別杰出的科学家、发明家、思想家和艺术家在社会精神生活中的作用。这些活动家始終是把他們产生和提拔出来的人民的代表者。每一个文化工作者的个人創作始終是在前人所获得的文化成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首先必須掌握前人所創造的东西，然后才能开始从事創造和推进本国人民的文化。例如，科学家总結和深入研究前人积累起来的知識，并在这些知識的基础上作出新的发现，从而引起科学和技术上的变革。但是，如果科学家不以許多世代的知識和經驗以及人民群众的生产劳动活动为依据，那么他們是不能从事創造的。科学泰斗达尔文和米丘林在自己的著作中概括了农业劳动者的許多世紀的实踐，这一点难道还有什么怀疑嗎？不应忘記，許多发现和发明并不是职业科学家作出的，而是实踐家、科学上不太出名的或者根本不出名的人作出的。沒有人能够指出，是誰"教会"人們取火的，是誰第一个发明了弓、箭、鍵子、斧头、鋸子和許多其他工具，因为这一切都是許多世代集体活动的結果。出身于人民的发明家﹣﹣創造者在技术和技术科学的发展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列宁説过："……千百万創造者的智慧創造了比最大的天才的預見要崇高得多的东西。"毫無疑問，在奴隶占有制度、封建制度和資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研究科学以及艺术和政治，是剝削的有产阶級的特权。劳动群众虽然用双手、天才和集体力量創造了文化，但却被剝夺了最基本的文化財富。剝創制度压抑、摧殘和扼杀了千百万人民的天才。但是，尽管如此，人民中間还是湧現了大批享有盛名的杰出的科学家、发明家、哲学家、艺术家。还有多少出身于人民的发明家、音乐家、演員、建筑家仍然是默默無聞啊！艺术，就其来源来説，同人民的劳动活动有着直接的联系，它从人民的劳动活动中发展起来，并且为劳动服务。歌曲的音調、节奏和旋律自古以来就帮助人民进行劳动，組織、团結和鼓舞了人民。庄严的史詩，美妙的歌曲和舞蹈，明智的俗語和診語，裝飾生活的实用艺术，-﹣所有这一切都是人民集体創造的。誰参观过博物館、民間創作展覽会或苏联、中国、印度、捷克斯洛伐克实用艺术及其他民族艺术的展覽会，誰就会知道，人民群众的艺术創作是多么丰富多彩、鮮明栒爛和独具风格。所有杰出的艺术家、文学家和音乐家都不断地研究民間的艺术創作。他們認为，民間創作是取之不尽的灵感的泉源。天才的俄国詩人普希金研究过民間故事、歌謠和人民語言，并且忠告所有年輕的作家也要这样做。罗蒙諾索夫、拉吉舍夫、普希金、果戈里、屠格湟夫都曾赞美过俄罗斯語言的偉大、丰富、有力和准确，以及俄罗斯民間歌謠、舞蹈和故事的美妙，他們从民間詩歌的宝庫中吸取了艺术形象，并从自己的作品丰富了这一宝庫。俄国作曲家格林卡説过："創作音乐的是人民，我們艺术家不过把它編一下罢了。"另一个俄国作曲家謝洛夫写道："民間歌謠，作为音乐的有机体来説，决不是个别从事音乐創作的天才的作品，而是全体人民的作品……"人民集体创作的艺术作品﹣﹣民歌、舞蹈、故事、史詩、戏剧艺术﹣﹣世世相傅，不断改进，日趋完善；这是一切艺术形式发展的泉源和基础。大家知道，苏联文学的奠基者高尔基对民間艺术創作作了多么高的評价。他称人民是最偉大的思想家、艺术家、音乐家和詩人，是优秀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品的創造者。高尔基十分重视研究人民群众的集体艺术創作的历史，他发表了許多深刻的思想，唯物地解釋了这种創作；他始終認为，人民集体創作的作品是现实主义的、真实的，这些作品正确地反映了群众的劳动和生活过程。古代神話、故事、傳奇、民謠叙事詩反映了人的辛勤劳动以及对减輕劳动和获得幸福生活的成百年的幻想。人民群众艺术創作的历史証实了辯証唯物主义的这一原理：人类在自己的社会实践（包括艺术实践在内）中会自发地走上唯物主义观点。在神話中以及在神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民史詩中自发地产生了素朴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就以"卡列瓦拉"为例来説吧。"卡列瓦拉"用下述神話艺术形象描述了世界的起源：依尔瑪特﹣﹣空間的女兒、水的母亲﹣﹣降落到海浪上，就开始"在清澈的浪头上，在辽闊的海面上"从事創造。但这不是"無中"生有的創作，像哲学唯心主义和宗教所教导人們的那样。这种"創作"虽然很神妙奇异，但它是由真实的物質即由落到海底上的"美鳥"的蛋产生的。在"卡列瓦拉"中，空气和水被看作是宇宙的最初的最强大的本原："空气是万物之母，长子叫做水，三子叫做鉄，次子叫做烈火"。这种独特的神話的艺术概括，关于事物原因的思想，乃是人民精神創作的产物，它是在人民生产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各民族的艺术創作中都能找到这种概括。毫無疑問，这种艺术概括乃是古代中国、印度以及希腊和其他古代国家最初的素朴唯物主义哲学学説发展的出发点。对人民集体艺术創作的高度評价，是由于整个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特別是由于馬克思列宁主义对人民群众在社会精神生活中的作用的观点来决定的。大家記得，馬克思和恩格斯对古代希腊艺术作了多么高的評价，而古代希腊艺术正是在群众集体創作的古代神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正如龐奇﹣布魯耶維奇回忆道，偉大的列宁对于人民史詩、民間故事、民謠叙事詩、民間艺术創作感到極大的兴趣。列宁説道："这就是我們必須使我們的文学历史家注意的东西。这是真正的人民創作，它对于研究现代人民的心理是必要的、重要的。"反映人民生活条件和历史发展特点的人民心理素質最明显地表現在人民精神文化和艺术中，并且影响着每一个文化工作者的創作和整个国家的精神生活。同时，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人民集体創作的历史发展即从低級阶段到高級阶段、从新与旧的斗争中来考察人民集体創作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把这一创作加以理想化。在对抗性社会的精神生活中，劳动群众的作用是受到限制的，因为他們在經济上、政治上和精神上受到奴役。劳动群众遭受在社会中占統治地位的剝削阶級及其国家、思想体系、教会和宗教的压迫；此外，一半人类﹣﹣妇女﹣﹣还受到家庭奴役、不平等待遇以及在家庭和社会中的無权地位的压迫。大多数民族，特別是弱小落后的民族，备遭民族压迫，这种民族压迫在帝国主义时代日益加强。所有这一切不会不影响各民族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素質，不会不束縛群众在历史上的积極性。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赫尔岑、車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指出了人民群众的艺术的巨大意义，并号召研究人民的生活、語言、詩歌。他們早就警告过，要反对把人民生活和文化的古老的陈旧的形式理想化。革命民主主义者認为艺术是生活的反映。他們着重指出，滋养艺术的正是解放斗争。車尔尼雪夫斯基写道："只有在人民群众……为强烈的高贵的感情所激动的地方，只有在用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完成偉大事业的地方，才会出現丰富的人民詩歌。"馬克思主义并不限于确認这些事实；它第一次科学地唯物地说明了对抗性社会形态中人民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部矛盾性，并給劳动人民指出了摆脱他們在剥削社会中所处的經济上、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奴役地位的出路。列宁指出，在对抗性社会条件下存在着兩种文化：占統治地位的剝削阶級的文化和被压迫被剝削阶級的文化成分。在对抗性社会形态中，人类的全部智慧和天才只是为了社会上一小撮人从事創作，而劳动人民﹣﹣一切物質財富的創造者、文化发展中的决定力量﹣﹣則被剝夺了最基本的文化財富，而陷于貧困、不識字和愚昧的境地。但是，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使他們产生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观点，这些观点表现在他们在对抗性社会的統治阶級的压迫下所創造的文化中。馬克思主义揭示了物質生活条件、物質資料生产方式、經济制度和革命的解放的阶級斗争在社会意識和社会各个阶級的文化发展中的作用。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們，要从人民群众在奴隶占有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压迫下創造的文化中吸取一切进步的、革命民主主义的东西，并且創造性地利用它們来建設国际無产阶級的社会主义文化。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由于共产党的关怀以及列宁和斯大林的直接倡导，我国在高尔基的指导下展开了收集和发掘民間創作宝藏的工作，这一工作的規模之大，在資产阶級地主制度条件下是不可想像的。可以大胆地説，苏維埃国家在研究、发掘和发展人民群众的艺术創作方面开辟了新的时代。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設中的作用不仅仅在于他們集体創造了文化財富。上面已經指出，整个文化发展是由物質生产即由动劳群众的生产实践来决定的；同时，人民还通过革命的解放斗争、通过参加历史事件来对整个文化发展发生决定性的影响。馬克思列宁主义指出，科学、艺术和文化中的偉大高漲始終是由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中的極重大的历史事件所引起的。公元前五世紀古代希腊艺术、科学、哲学和文化中的高漲是由什么引起的呢？这首先是由于争取国内民主改革的斗争而引起的（当时希腊經历了極深刻的社会变革﹣﹣从原始公社制度过渡到有阶級的奴隶占有制度）。这一高漲同样也是由于古代希腊人为自己的自由独立而反对波斯征服者的长期斗争（公元前500-449年）所引起的。由于人民群众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获得了胜利，这就为国内外貿易的发展創造了前提，从而扩大了希腊人的眼界，使他們認識了当时处在較高的文化发展阶段上的小亞細亞人民和埃及人民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在文艺复兴时代，欧洲許多国家的科学、艺术和文学的高漲是由什么引起的呢？资产阶級史学对这一点作了唯心的解釋，認为这是由于各种偶然的原因、往往是由于純粹理想的动机、"复兴"古代文化和艺术的願望而引起的。但为什么欧洲各国人民要恢复古代文化呢？唯心主义对这一問题是不会而且也不能給以明确的答复的。实际上，这是因为那时由于資本主义在封建社会内部的发展而产生了新的进步的文学、艺术和文化。由于資本主义的发展，就形成了資产阶級民族，产生了新的資产阶級知識分子。資产阶級知識分子非常仇觀腐朽的封建文化以及压制一切自由思想的宗教思想、教义、宗教裁判、經院哲学和神学的統治。"恢复"对古代文化的兴趣这一事实，反映了資产阶級的願望：在古代文化中寻求思想傳統和反对封建文化、天主教及其橫霸势力的工具。但誰給資本主义在封建社会内部扫清了道路？誰打击了当时还很强大的封建国家？是人民群众﹣﹣农奴和手工业者。他們的起义动搖了欧洲封建主义的基础，摧毁了封建主义制度，最后引起了資产阶級革命和資产阶級民主主义革命，这些革命的胜利标志着資本主义的确立。从十八世紀末至1905-1907年的革命，俄罗斯民族文学、音乐、絵画、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唯物主义哲学的强大高漲，首先是由于人民群众反对农奴制和專制制度的斗争的强大发展而引起的。这一解放斗争引起了拉吉舍夫、十二月党人和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革命思想的发展，以及普希金、萊蒙托夫、柯里佐夫、果戈里、屠格湟夫、列夫·托尔斯泰、湟克拉索夫、薩尔蒂柯夫﹣謝德林的出現，决定了巡邏展覽画家的絵画以及格林卡和"强力集团"的音乐；由于领导俄国劳动人民的革命运动的無产阶級的发展，就产生了新的社会主义艺术，这一艺术的奠基者就是高尔基。被压迫群众争取自由的斗爭对最正直最誠实的統治阶級思想家起着極强烈的影响；这一点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指出：在对抗性社会形态内部阶級斗争接近革命决战的那些历史时期，旧社会統治阶級内部瓦解的过程便来得非常剧烈，非常尖銳，致使統治阶級中的一部分人、統治阶級的先进知識分子脱离了統治阶級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級，即归附于有前途的阶級。在資本主义发展的上升时期，有一部分先进的貴族分子、一部分先进的貴族知識分子轉到了資产阶級方面；現在，資产阶級知識分子中最正直最先进的代表人物則轉到無产阶級立場上来了。不估計到阶級矛盾和群众的斗争，就無法了解社会精神力量发展的规律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对整个社会思想、哲学、历史、政治經济学、法学等等有着直接的巨大的影响。社会思想和社会学中的所有卓越的成就都是人民群众的斗爭在先进社会学家的意識中的反映。十八世紀啓蒙者、空想社会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乃是人民群众反对封建主义和資本主义的斗争的直接反映。正是法国资产阶級革命时期和革命以后法国各阶级的实际斗争才使法国历史学家米湟、梯叶里和基佐发现了阶級斗争。科学、哲学、文学和艺术的历史表明：这些領域中一切極有价值的东西都是由那些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和人民群众的願望的先进人物創造的。馬克思主义教导我們説，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和自己的人民始終有某种联系，不管他們意識到或者沒有意識到这一点。例如，列夫·托尔斯泰，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是俄国农民大众革命（包括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的一面鏡子，虽然他自己并不了解这一革命的实質和任务。托尔斯泰善于出色地表现备受农奴制和專制制度压迫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情緒，描述他們的狀况，明确而忠实地表达他們的自发的抗議与憤慨之情。托尔斯泰之所以偉大，是因为他表达了俄国千百万农民群众在俄国资产阶級革命来临之前所产生的思想和情緒。列宁对于托尔斯泰的創作的分析，乃是研究人民群众在社会精神生活发展中的作用的典范。苏联历史科学遵循着列宁的方法，愈益深刻地揭示了人民群众在創造精神文化方面的作用。毫無疑問，在所有被压迫的阶級中間，工人阶級在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中起着最卓越的作用。無产阶級以前的一切被压迫被剝削阶級﹣﹣奴隶、农奴和手工业者﹣﹣按其社会地位来説都不可能成为使劳动者摆脱剝削的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者。因为那时物質前提还沒有具备。因此，他們不可能建立自己的完整的、能給他們指出摆脱剥削的道路的科学世界观。随着工人阶級登上了历史舞台，这样的世界观﹣﹣馬克思主义﹣﹣就第一次产生了。馬克思主义的出現意味着哲学、政治經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根本变革，即意味着整个社会观体系的根本变革。馬克思主义的出現是由于革命的工人阶級登上历史舞台以及它同資产阶級的斗争而引起的。每一部把社会科学向前推进的創造性馬克思主义的著作都是由于工人阶級和人民群众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并且是为这一偉大事业服务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就是如此。共产党的領导者和理論工作者的著作也是如此。他們的著作概括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經驗，給他們照亮了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迈进的道路。列宁不止一次地强調指出，科学共产主义理論不仅仅是天才的学者和这一学説的創始人的智慧的产物，它已經成了千百万無产者的財产；推进这一理論的不是个別学者，而是革命的無产阶級及其理論家的集体思想和經驗，是共产党及其領导中心的集体思想。科学的共产主义不可能在自发的工人运动的普通参加者的头脑中自动地产生。但馬克思和恩格斯也只有根据对工人阶級的地位及其斗争和任务的深刻分析才能創造出科学的共产主义。工人阶级能够掌握这一思想体系，以自己的斗爭丰富它，保証它的实現，保証它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占統治地位。奴隶和农奴，就其在社会中的經济和政治地位来説，是如此受压迫，如此愚昧和分散，以致不能摆脱整个剝削和压迫制度强迫他們接受的宗教思想的支配。显而易見，就是工人阶級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摆脱敌对的资产阶級思想和小资产阶級思想以及宗教的偏見。資产阶級和資产阶級制度想腐蝕工人的意識，强迫工人接受个人主义、無政府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想、資产阶級巧取豪夺的道德，破坏無产者和劳动者的阶級的国际团結。但工人阶級在資产阶級社会中的地位必然会推动它去同資本主义进行有組織的斗争。工人阶級在反对資本主义的斗争中受到了鍛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新社会建設的过程中清除了資产阶級社会的污渍；它建立了自己的阶級組織、自己的政治思想体系、道德和社会主义文化。無产阶級是被剝削的、一無所有的阶級，它在資本主义制度下沒有条件来創造充分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而資产阶級（有产阶級）却能够在封建社会内部发展自己的文化。但是，还在資本主义条件下，無产阶級就已創造了自己文化的重要前提、思想基础和要素（如科学世界观﹣-﹣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自己的革命政党、工会、妇女組織、青年組織、文化教育組織和其他組織，創立了自己的报刊、文学和其他阶級斗爭武器。無論是奴隶、中世紀的手工业者或是农奴都不能做到这一点。馬克思列宁主义奠基者不止一次地强調無产阶級艺术創作的进步意义，热烈地維护在資本主义制度内部产生的新的革命的無产阶級艺术。馬克思和恩格斯对海涅的"西里西亜紡織工人之歌"一詩以及威尔特的詩篇作了很高的評价。恩格斯称威尔特是"德国無产阶级第一个最杰出的詩人"。他們之所以重視海涅、弗拉里格拉特和威尔特的詩，是因为他們的詩表現了無产阶級或接近無产阶級的劳动阶层的感情和情緒。共产党如何重視为爭取工人阶級在文化領域中的領导权和創立新的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文化而进行的斗争，这可以拿英勇的中国共产党为例来説明。中国共产党早在人民革命胜利以前，即在1942年抗日战争的極困难的条件下，在延安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文艺座談会。毛泽东同志在座談会上的講話中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文学、艺术和文化战线上的斗爭的詳尽綱領。这一綱領的主要思想是：創立新的民主主义的文学、艺术和文化，使它們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而进行的斗争服务。毛澤东从这一主要任务出发，深刻地批評了文学、艺术和文化工作者在工作中的缺点，号召他們使自己的創作符合于群众的需要和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要求。为了达到偉大任务的水平，所有的新文化工作者都必須进行改造，摆脱旧的錯誤的观点、習慣和傳統，掌握科学的革命的世界观，接受社会上最先进的阶級即工人阶級的習慣和傳統，洞察工人和农民的心理，"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革命的工人阶級及其政党和国家采取一切办法来加强艺术和文化工作者同人民的联系。現代反动的資产阶級艺术之所以衰敗、沒有思想性、墮落和腐朽，首先是由于它脱离了人民和它的反人民性質。列宁説过，艺术是屬于人民的。艺术必須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它应当把人民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統一起来，提高他們，激励他們成为艺术家。列宁把这兩种文学和文化对立起来：一种是与資产阶級相联系、反映資产阶級的自私的阶級利益和趣味的文学和文化，另一种是与無产阶級相联系、反映無产阶級的利益、世界观、感情和願望的社会主义文学和文化。后一种文化是真正自由的人民的文化，因为它的动力不是资产阶級的自私自利、利己主义、升官发財思想，而是对人民群众﹣﹣历史的主要創造者﹣﹣的利益的同情和忠誠，是使劳动人民摆脱一切压迫和剝削的偉大的社会主义思想。真正革命的人民的文学和艺术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应該为人民所了解。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文学和艺术才会为人民所喜爱，才能帮助人民为争取自由而进行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但这决不是降低对文学和艺术的要求，决不像反动派思想家所断言的那样，会把文化"庸俗化"。恰恰相反，这在思想内容、艺术形式及技巧方面給文学和艺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資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級和共产党依据苏联社会主义文化（真正全民的文化）的成就、人民民主国家的文化成就和本民族文化的民主傳統，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为爭取無产阶級的領导权、反对帝国主义资产級阶和所有反动的社会力量而斗争，发展自己的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和国际主义性質的文化。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級，在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領导下，把先进的、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团結在自己的周圍。这不仅在工人阶級人数众多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蘭、英国、美国）是如此，就是在經济落后的、刚刚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国家、附属国和殖民地（这里工人阶級人数很少）以及落后的愚昧的半封建半宗法式的农民占优势的国家也是如此。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人类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紀元，在文化史上也开辟了一个新紀元。在所有对抗性的社会形态中，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发展中的最深刻的矛盾是在于：主要的真正的文化創造者﹣﹣劳动群众﹣﹣享受不到文化財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解决了这个矛盾，使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一切成就变成了全民的财产，使它們为劳动人民服务。这一革命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只是因为它根本地改变了人民群众在社会中的地位。十月革命使被剝削的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成了管理国家并利用国家这一主要工具来建設新社会的統治阶級。無产阶极専政的确立，銀行、工业、土地、运輸业的国有化，社会主义工业和社会主义类型的企业（农业中的国营农場和集体农庄）的建立，所有这些都是文化革命的政治和經济基础。文化革命同政治和經济革命是密切地联系着的。列宁教导我們説：沒有文化領域内的革命，就不能在經济上完成極深刻的改造。为了使一个經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强国，就必须建立以先进技术装备起来的巨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和运輸业，使数百万細小的农戶合作化，使全国电气化。只有識字而又有文化的人民，即掌握現代知識和科学技术、善于管理国家和經济、善于应用最新技术和推进技术的人民，才能完成这些历史任务。但是，不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上述一切是不可能办到的。。列宁指出，过去，党把工作重心放在政治斗争、夺取和巩固政权等等上，而现在，当取得政权和粉碎武装干涉者和内部反革命势力以后，工作重心就必須轉移到經济工作、組織工作和文化工作上来，轉移到改进国家机关以及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上来。共产党員必須学会管理国家和經济的本領，必須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教会全体劳动人民管理国家和經济。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实行文化革命。列宁严厉地批判了"無产阶級文化派"的唯心主义理論。他們喋喋不休地説，不必掌握过去文化的全部成就，可以脱离無产阶級專政的具体的政治和經济任务，来憑空地創造出無产阶級的文化。列宁在"日記摘录"一文（1923年）中指出，党和苏維埃政权在革命头几年，在国内战争和經济破坏的条件下，虽然做了許多工作，但我国在文化方面，甚至在識字人数方面仍然落后于西欧資本主义国家：根据調査材料（不完全的），我国在1920年仍然有68％的人不識字，在妇女中間甚至超过了75%。列宁指出，不識字的人是站在政治和文化之外的，因为这种人沒有起碼的条件来掌握現代知識和文化宝藏，因而不能自覚地积極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管理国家。初看起来，这仿佛是一个沒有出路的困境，是一个"無法解决"的矛盾：要克服經济破坏、貧困和經济上的落后，就必須实行文化革命，必須成为識字而有文化的人。但是，要实行文化革命，就需要有适当的物質經济基础和物質資料，而当时还沒有这些东西。社会主义的敌人于是幸灾乐祸起来。孟什維克和第二国际的思想家披着学者的外衣，"証明"説，布尔什維克在做一件"荒唐的"事情，即要在一个經济上和文化上还未长到社会主义的落后的农民国度里建設社会主义。列宁指出："我們的敌人不止一次地向我們説，我們在做些荒唐的事情，把社会主义栽植在一个缺乏文化的国度里。可是他們錯了，因为我們并沒有从（一切学究的）理論所墨守的那一端开始，我們这里的政治和社会变革竟发生在文化变革、即我們現在所面临的文化革命之先。"列宁問道，如果建設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和文明水平，那么我們为什么不先給自己創造这样的文化和文明的前提，如赶走地主和資本家、建立工农政权和苏維埃制度，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并且向社会主义迈进呢？苏联和欧亚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經驗証明：政治变革，工人阶級和农民之夺取政权，乃是文化革命的首要的和主要的前提之一。我們的党認为，建設社会主义和实現文化革命的力量和手段的泉源首先是苏維埃制度本身的优越性，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經济体系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是苏維埃制度使广大的人民群众产生的求知您和获得文化的願望。人民群众之所以产生了这种前所未有的求知您，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經济基础的建立，是由于为自己、为自己的社会和国家而进行的創造性劳动代替了为剝削者而进行的强迫劳动。由于人民群众的創造力和积極性，共产党和苏維埃国家才能在短短的历史时期内在全国实行了極深刻的社会、經济、政治和文化的改造。群众的創造积極性，各族人民的友好合作和社会主义互助，偉大的俄罗斯民族对过去备受压迫因而显得落后的我国各民族的兄弟般的帮助，使这些民族克服了經济上和政治上的落后、沒有文化的現象、原始的宗法式的和半封建的关系，从而登上了先进的社会主义經济、思想体系和文化的高峰。由于群众的創造力和积極性，我国才能完成巨大的历史性的飞躍，使自己由落后的国家变成先进的国家，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并且站在世界文明和文化的前列。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工农政权的建立，由于劳动人民摆脱了社会阶級压迫和民族压迫，于是人民群众在物質文化发展中特別是在精神文化发展中的作用这一問題就按新的方式提出来了。在对抗性社会形态中，人民群众是在剝削阶級及其国家、政党、知識分子和思想体系的压迫下参与社会的精神生活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执政政党和知識分子代表着和保衛着人民的利益，因此它們的活动和人民的活动是分不开的，是沒有什么原則区别的。这不过是人民活动的各种表現形式而已。当我們説"党和人民"、"人民和政府"的时候，我們把它們辯証地理解为部分和整体之間的差別。苏联人民是我們社会里所有社会集团-﹣工人阶級、集体农民和知識分子﹣﹣在精神上和政治上坚固的統一体。当然这个統一体并不排斥工人阶級和集体农民之間的差別以及工人阶級、集体农民和知識分子之間的差别，并不排斥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間的重大差别以及城乡劳动者在职业、知識水平和經驗上的重大差別。但是，在多民族的苏联人民中并沒有那种把資本主义社会弄得四分五裂的阶級的和民族的敌对情緒。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志合作和社会主义互助的关系﹣﹣的基础，它产生了所有社会集团和所有社会主义社会成員的根本利益的共同性；苏維埃社会的动力，如苏联人民在精神上和政治上的一致、各族人民的友誼和苏維埃爱国主义，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利益的共同性是社会主义民族心理素質的基础，它表現在社会主义民族共同的精神文化中和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精神生活的发展中。社会主义民族的心理素質和文化，反映出它們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即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各族人民的友誼的思想。社会主义民族的心理素質表現在它們的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的文化中。这一切造成了良好的条件，使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生活能够日益繁荣。社会主义民族的文化在社会主义各民族的互相交往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友好合作的过程中日益丰富起来。因此，党特别重视扩大和加强苏联劳动人民同各国劳动人民的国际关系。党教导苏联科学家、技术人員和文化工作者要研究和掌握其他国家人民的文化中的一切先进和进步的东西。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尤其是在现代，不是孤立地发展的，而是同其他民族的文化，同世界文化（每一个大的或小的民族，都对它有所貢献）相联系的。正像資，本主义国家的优秀的进步的文化活动家所指出的，现在苏联和社会主义陣营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民族的文化，对整个人类的精神发展，对劳动人民的意識，以及对各国先进文化的发展，都有着巨大的影响。本文的任务不是研究：党和苏維埃国家在发展苏維埃社会和苏联人民的文化方面，在对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和政治教育方面，在克服人們生活和意識中的資本主义殘余方面，实行了哪些措施。我們只想指出，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人民的先鋒队对人民基本群众的影响。苏联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用自己的作品去影响人民的意識，他們和苏联人民血肉相連，是苏联人民的利益、意图、願望、情感和理想的表达者。他們是由人民及其先鋒队﹣﹣共产党﹣﹣培养起来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是先进的革命的思想体系，它同自发和自流的思想、尾巴主义的思想是敌对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認为先进思想、無产阶級的革命政党及其科学的思想体系在社会的发展方面，在組織和教育工人阶級和全体劳动人民方面，在把工人阶級和全体劳动人民团結成一支能够改变和改造世界的革命力量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始終認为党是阶級的一部分，是劳动人民的先鋒队。这个先鋒队要同工人阶級和劳动人民的基本群众有牢固的联系，要深入人民群众，仔細地考虑他們的需要、利益、感情、情緒和願望，善于总結他們的革命經驗，善于指导和鼓励他們在历史上的主动性和积極性，不仅教育群众，而且还要向群众学習﹣﹣只有这样它才能順利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共产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領导和指导力量，它培养人民的意識，指导人民去努力解决当前的任务。列宁會經称呼共产党是我們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共产党把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看得高于一切，十分重税人民的輿論。人民的輿論在社会主义社会精神生活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一作用的增长取决于人民文化的发展程度，取决于人民摆脱資本主义殘余和資产阶級及小資产阶級思想和道德影响的程度。共产党在自己的政治教育工作中始終依靠着劳动人民的社会意識和輿論，并且使这一輿論日趋深刻，日益发展。苏維埃制度的巩固，苏維埃制度之战胜資产阶級地主反革命，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小资产阶级各阶层和資产阶級專家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这和工人阶級的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有很大的关系。在苏維埃政权建立的头几年，当党面临着利用和改造资产阶級專家、資产阶級和小資产阶級知識分子的任务时，列宁曾經指出，資产阶級專家必須受到社会监督及工人阶級和劳动人民的感化；他們要在工人的集体中，在共产党的領导下进行改造，根除自己的个人主义習慣、資产阶級及小資产阶級的观点和心理。工人阶級是社会上先进的阶級，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代表者。它应該以社会主义精神去改造全体劳动人民，特別是个体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因此，列宁十分重视社会主义城市在农村进行的文化工作。列宁指出，社会主义的無产阶級的城市对农村和农民的关系問題，工人阶級从政治上、經济上和文化上影响农民的問題，是一个对我們整个革命有决定意义的基本政治問題。資产阶級国家竭力使农民和工人处于愚昧無知的境地，而社会主义国家則竭尽全力使城市工人成为共产主义思想在劳动农民中的真正傳导者。群众的社会意識不仅仅反映社会的經济制度；同时，它在实現苏維埃社会中一切經济、政治和文化改造方面也起着积極的作用。列宁教导我們説，要解决任何巨大的經济、政治和文化任务，就必須使广大劳动群众意識到实現这一任务的必要性，提高他們对这一任务的兴趣。只有这样，才能完成这一任务。正因为如此，所以共产党始終力求使劳动人民了解他們所面临的历史任务，造成一种社会輿論，动員群众的力量和积極性去解决这些任务。斯大林不止一次地指出，人民的輿論在培养对劳动和公共财产的共产主义态度方面，在同企业中的曠工現象、盗窃公共财产的行为和其他資本主义残余的斗争中，起着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他还着重指出，在这里，只采取行政的惩罰手段是不够的，在这些問題上需要造成一种社会輿論。斯大林説过，要消灭盜窃行为，就必須使全体人民把公共財产看作我們制度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基础，使侵占公共財产的人到处受到道义上的譴責和人民的憎恨。讓我們举一个例子来説吧。共产党和苏維埃国家有一个任务，就是要吸引管理机構精简的职員、中学畢业生和其他因为某种原因沒有参加生产劳动的人来参加物質生产。在实現这一任务．时，除国家采取的組織和文化教育措施以外，人民、人民的社会团体、家庭和学校的輿論也起着巨大的作用。在社会主义时代，人民群众对艺术、科学、哲学和道德的发展的作用，比在以前各个时代是無可比拟地增长了。这是由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所有精神文化財富都屬于人民；人民的文化水平有了大大的提高井且还在不断地提高着，群众的主动性和創造积極性在社会生活各方面都有無限广闊的发展場所；最后，整个社会精神生活﹣﹣哲学、道德、科学、艺术﹣﹣的发展完全服从于劳动人民的利益，而过去这种发展是服从于剝削阶級的利益的。苏联社会主义艺术是真正人民的艺术。它从人民生活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反映生活中新事物与旧事物、先进的进步的事物与落后的垂死的事物之間的斗事。它反映人民的光荣的劳动和战斗，反映人民在共产主义社会建設过程中获得的思想上和文化上的猛烈提高，反映人民摆脱那些阻碍进步的旧时殘余的过程。苏联人民的偉大的历史性的功績是：摧毀了剝削的旧世界和建立了沒有人剝削人的現象的新世界，这就使苏联艺术能够在艺术史上开辟新紀元，在人类艺术发展中向前迈进一步。苏联艺术是在职业艺术和極广大的人民群众的业余艺术的經常而有組織的互相作用的基础上进展的。群众性的业余艺术能够提高整个人民群众的艺术修养，发展他們审美趣味，培养并提拔出大批人民的天才，用新鲜的养料滋养职业艺术。同时，业余艺术在职业艺术的影响下得到丰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职业艺术也是真正的人民艺术。苏联科学在共产主义社会建設事业中忠实地为人民服务，它在劳动群众的整个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发展着，并且为这种实践所丰富。这就是苏联科学成功的泉源。苏联自然科学、物理学、化学、地質学、数学、技术科学、生物学中的米丘林学説等方面的成就就是鮮明的例証。季米里亞捷夫、巴甫洛夫、米丘林和其他杰出的苏联科学家有意識地利用科学来为人民服务，并且經常地研究人民的集体生产經驗和社会經驗。他們認为，千百万劳动人民拥护和运用他們的学説，在群众中傳播他們的学説，这是使科学进一步发展和繁荣的主要保証。科学是在实踐，首先是在工人和农民的生产实践的基础上发展的，因此党就尽一切力量来加强科学家同生产工作者的合作。許多生产革新者时常参加科学研究机構的学术会議，他們本人也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群众性的工人发明事业及生产革新者和合理化建議者的运动是苏联技术进步的强大力量，因为这一运动能够把那些在技术、生产工艺和生产組織上作了重大改进的天才发明家提拔出来。因此，党和苏維埃国家特别关心这一运动的发展，以及对这一运动的領导的改进。在社会科学方面，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馬克思主义发展上的列宁主义阶段首先是同总結工人阶級和劳动群众在新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和無产阶級革命时代、在苏联而且現在也在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时代的革命斗爭經驗分不开的。列宁創造的井由斯大林以及列宁的其他学生和継承者进一步发展了的关于苏維埃社会主义社会和国家、关于社会主义經济和文化的理論原理，乃是人民群众在建設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国家及其經济和文化方面获得的革命經驗的总結。苏联哲学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的。苏联哲学在我国已經成了全民的学説。党毫不妥协地反对理論、科学脱离生活，脱离千百万工人和农民的实践，因为脱离生活，就会把科学变成無用的死板的煩瑣議論。党要求整个思想工作和科学工作服从于解决建成共产主义的任务，把这一工作同經济和文化建設有机地結合起来。人民群众在科学、艺术和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精神生活中的作用的增长，决不像各色各样的簡單化者所説的那样，会降低个别科学家、艺术家、熟練的專家在科学和实践各方面的作用。恰恰相反，他們的作用和責任也会大大增加，因为人民的文化需要和要求日益增长，因而对他們的要求，对他們的技艺和劳动質量的要求也日益增长。苏联科学家、艺术家和作家从事創作，是为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上已經組織起来的、有覚悟有文化的人民，因此他們的創造成果必須直接对人民負責，而不是对遙远未来的"后代"負責。苏联和社会主义陣营其他国家在文化建設中的成就粉碎了反动派所謂劳动群众似乎不能发展文明和文化，所謂文化創造者只能是受过教育的有产阶級的那种詐誘性的理論，同时也揭穿和粉碎了种族主义理論。根据这种理論，非欧洲民族似乎是"低等"种族，他們似乎不能創造和推进文明和文化，社会主义陣营各民族在經济和文化发展上取得的成就鼓舞各国劳动群众去为建立有高度思想性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而斗争。
本文作者：云梦竹如果人类的历史是一场演出，那么2016年美国大选一定是一幕令人捧腹的喜剧。许多专业学者对于特朗普支持者的行为感到困惑，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那些低收入的白人选民会将自己的选票投给一个以向富人和企业提供优厚福利而闻名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 (Hillary Clinton) 称他们为“可悲的人”，他们不顾自己的钱包，支持民族民粹主义和右翼的种族主义。特朗普对政治正确性几乎没有任何顾虑，他的出现颠覆了以往人们对于美国政治家的认知，而这种颠覆性的背后，是其重新设计的治理战略。他带给民众的不再是面包和马戏，而是恐惧和厌恶。特朗普让美国工人阶级相信，今天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不是来自像他一样的美国富豪，而是来自移民、少数族裔和中国。愤怒与恐惧取代了理性的经济政策，树立在边境的高墙，取代了胡佛大坝、66号公路以及波音747，成为了美国未来的新期望。他让美国工人阶级相信，当边境墙高高竖起的那一刻，曾经的黄金时代就会回到这片上帝赐福的土地。然而现实是残酷的，真正的问题并不是移民、少数族裔和中国，恰恰是特朗普这种富豪……壹在我第一次摸到政治课本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伴随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还一一列出资本家的各种罪状：如金钱至上、贫富差距，宁愿把牛奶倒进河里也不给穷人喝等等。那时候我觉得，美国的底层老百姓一定很惨，心里莫名的会有种社会主义优越感。但后来发现，人家的福利比我们好的多，在我们打螺丝拼血条、啃着硬邦邦的咸菜的时候，美国工人阶级已经可以凭借一份工作，购买250平米的房子以及两台汽车了。再加上美国宣传机器昼夜不停地各种描绘“美国梦”，这种诱惑很轻易地就占领了第三世界民众的心智，争着抢着跑去美国打黑工、洗盘子，做下等公民做得甘之如饴，因为这些人放在国内是妥妥的高收入群体。就这样，一波波的移民带着对美国的各种憧憬和想象，在全世界塑造出一个巨大的历史仰角。但这个历史仰角的支点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迅速塌方了。1965年美国CEO与普通工人的收入差距为21倍，1989年增长到61倍，而今天则是351倍。1978年至2020年，基于实际薪酬计算下，美国CEO薪酬增长了1322%。相比之下，普通工人的薪酬从1978年到2020年仅增长了18%。要真正了解这件事的根源，我们要从一个叫做福利资本主义的东西讲起。资本家嘛，肯定喜欢利润，但有的时候不是一个劲地搞剥削压迫就一定取得理想的收益。在美国和英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发现，低工资虽然可以给企业降低成本，但过大的人员流动反而影响了企业的整体效率。相反，如果给予员工足够的福利，可以促进员工对于工作的积极性以及对于企业理念的认可，反而可以提高收益。1888年英国威勒尔阳光港，联合利华的前身利华兄弟，为其肥皂工人修建了模范村，并提供免费租房。与此同时，他们还将企业利润的一部分做为福利分发给工人，为其提供教育和娱乐，同时修建了医院、学校、音乐厅以及露天游泳池。经济学家将这种行为，归拢称为福利资本主义。1914年，福特公司开始给员工大幅度提升薪水，在周薪10元的年代，福特直接把工人日薪水提高为5元。1922年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的杰拉德·斯沃普，开始引入福利资本主义，并宣布要将大多数收益发放给普通工人。1927年GE集团董事长，在哈佛商学院发表了其最著名的演说，在其中他痛斥资本主义中企图赚取最后一笔利润的行为。在这一系列的先进思想主导下，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开始将利润分享给员工，慢慢地，衡量一个企业是否伟大的标准不再是赚取多少利润，而是雇佣了多少员工，提供了多少薪酬，分享了多少收益。美国企业的慷慨让美国工人阶级过上了梦寐以求的生活，而美国工人阶级则将自己无限的创造力和智慧贡献给了企业。除了工资高，福利好以外，当时美国企业基本不存在裁员的情况，一个工作干到退休是家常便饭。哪怕企业经营困难，首先削减的也是股东收益，而非裁撤工人，甚至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既裁员的CEO是不对的。苏联当时宣传部门难以理解，为什么在革命著作中最具革命性的工人阶级会成为美国社会的稳定阀，为什么这些人会坚定支持美国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向往自我的解放。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美国工人阶级是美国资本主义的最大受益者。在1965年，美国CEO与普通工人的收入差距仅仅只有21倍。而这一切的美梦都被一颗子弹击碎了。贰1981年3月30日，时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演讲结束后返回豪华轿车时，约翰·欣克利二世突然开枪将其击中，里根随后倒地不起，并被紧急送往华盛顿大学医院救治。虽然已经濒临死亡，但在医生专业的治疗下，奇迹出现了，里根转危为安，并在11天后出院。这轮刺杀对于美国政治的影响远超大家想象，里根通过这轮刺杀坚定地认为，上帝留他一命是因为其有着特殊的使命——解决苏联。随后里根推动了星球大战计划，以及福利政策的削减，而美国民众在刺杀后，对于里根的支持大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一系列原本无法通过的政策在里根任期中被通过了。在里根时期，当时美国最严重的经济问题是滞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里根引入了新自由主义取代了原本的凯恩斯主义，削减了本就不多的美国福利。其中对于健康福利的削减直接导致了今天美国保险金融-医疗利益集团的崛起，根据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CMS）发布的报告，2022年美国健康相关支出接近4.5万亿美元，占GDP的17.3%。而美国的健康状况和人均寿命，却是发达国家中垫底的存在。在削减福利开支后，里根推动了星球大战计划，该计划直接在数年内将美国国防预算拉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并且改变了国防采购的执行细节。在1980年之前，美国国防采购执行严格的成本核算机制，也就是国防供应商只能攫取少部分利润，韦尔奇在其自传中就写道，当时通用电气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给民兵导弹提供配套产品的过程中利润过高，被国防部要求退还1.6亿美元。简单来讲，别说锅里的，就算是吃到嘴里的都要吐出来，这是今天美国军火商所不敢想象的。而里根的星球大战，以及新自由主义改变了这一切，也缔造了军工复合体这头吞噬美国政府财富的饕餮巨兽。同时，里根政府放松了对于资本的监管，促进了金融行业的发展，其政策惯性导致1999年克林顿总统正式颁布《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彻底宣告美国废除了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取消了分业经营的限制，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为了促进经济发展，里根大幅度削减税收，在减税的同时，因为国防等原因，政府开支大大增加。里根上任之前，美国的国债仅为7119亿美元，而在其执政的八年中，里根政府一共借了1.4万亿美元。里根8年任期里所增加的国债，是之前美国200年国债总和的两倍。医疗问题、金融失控、军工复合体、国债，你今天可以想象到的美国所有问题，都可以在里根身上找到原因。如果这世界上真的有上帝，那么上帝拯救里根的唯一目的，一定是毁灭美国。美国工人的黄金时代，在新自由主义的钟声下走向覆灭。叁在里根时期，美国政府完成了从凯恩斯主义基础的经济政策向哈耶克及其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的历史性转变。政府不再是属于市场，而是为市场服务，他们高举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旗帜，同时将国家和政府贬低为市场的仆人。新自由主义标志着社会正义和市场正义将不再共存，唯一能够生存下来的是市场正义。根据哈耶克的经典观点，从新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社会正义的概念只是一种“空洞而毫无意义”的想象。真正的自由，就是在市场中弱肉强食。就在这个历史当口，韦尔奇当选通用电气CEO。在上世纪20年代，通用电气拉开了美国黄金年代的序幕，而韦尔奇则将这一切终结。他认为上市公司主要对股东忠诚，而不是对员工忠诚，股东才是企业的所有者。企业的唯一目的就是盈利，盈利就是企业的第一愿景。在通用电气CEO任命前的比拼中，韦尔奇就依靠一招简单的裁员，将其负责的业务利润快速拉到了整个集团的前列，并赢得比拼。因为在那个年代，裁员是不道德的，而韦尔奇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担任通用电气CEO之后，韦尔奇就快速裁员，在短短五年内裁掉了近10万人。在裁员的同时，韦尔奇大面积启用外包作为企业用工的主要手段。将员工分为雇佣员工和外包员工，在内部对工种进行了区分。这种外包给美国用工市场带来了革命性的创举，当年通用电气的人力成本就大幅度下降，而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后面就止不住了。刚开始还仅仅是将清洁，保安，前台这些岗位外包，随后，生产这类岗位的外包也开始了。慢慢韦尔奇发现，与其外包给美国人，不如直接外包给第三世界，他们的员工成本更低。韦尔奇甚至认为，在理想情况下，“你应该把你拥有的每一家工厂都装上驳船，以便随着货币和经济的变化而移动。”通用电气不仅将大部分制造业务转移到海外，其零部件供应商也同样如此，通用电气在精心策划的“供应商迁移研讨会”上，韦尔奇直接威胁供应商将工厂迁移到第三世界，以此降低成本，否则就会破产。可以说，美国的工业，就是被韦尔奇这种人给毁掉的。韦尔奇引入的外包，极大冲击了美国劳动力市场，在韦尔奇担任CEO之后，通用电气内部普通工人的工资增长就陷入了停滞。然而要命的是，因为里根对于金融领域的松绑，整个美国金融市场一片繁荣。随着外包的推动，通用电气成本大幅度下降，净利润不断攀升。在任期内，韦尔奇将裁员节约下来的利润，放在市场上回收股票，一方面是裁员带来的成本降低，业绩增加，一方面是企业主动回购带来的金融市场繁荣。在两者呼应之下，通用电气股价暴涨，韦尔奇给全美国的CEO做了一个错误示范。在韦尔奇主导通用电气的第一个十年里面，通用电气金融部门从110亿美元飙升到700亿美元，而此后十五年，通用电气金融部门更是来到3700亿美元的高位。2000年，通用电气一半的利润来自金融部门，而这成为了通用电气在2008年濒临破产的重要原因。肆福特在1992年报告称，其53%的员工在美国和加拿大工作。到2009年，其北美员工仅占总员工人数的37%，这还包含了墨西哥工厂在内。电气工人工会的劳伦·阿斯普伦在谈及此事时说道：由于53%的美国大公司实施离岸外包战略，“现在没有工作保障了”。在韦尔奇的推动下，员工福利取消了，甚至连岗位都被更为廉价的劳动力所取代了。人力成本的降低带来的是金融市场的极度繁荣。那一阶段，几乎所有美国企业的盈利都在快速增加（至少报表上是这么显示的）。而这种繁荣的背后，是失业浪潮一浪接过一浪，所带来的是整体工作纪律的丧失。一名经历过这些故事的工程主管说，在韦尔奇之前，通用电气的工程师以快速完成任务为己任，而在韦尔奇之后，所有人都在失业的恐惧之中，我们会尽可能地让项目延长，这样就能降低自己失业的风险，而且在项目末期，所有人都在考虑如何去新项目而不是如何将手中的工作完成，这对于公司来讲，是彻彻底底的灾难。失业的危险，让美国工人的效率不断降低，而效率的降低进一步坚定了管理层外包的决心，失业风险进一步增加，在这种恶性循环下，美国金融市场一片繁荣，而工业则逐渐衰退。第三世界国家的低成本人力，冲击了美国就业市场，只是今天美国国家危机的表象。以韦尔奇为代表的CEO，基于股东利益，降低人力成本，推动外包促进金融化进程，是美国国家危机的脉络，而这一切的内核，是新自由主义对于国家主权的践踏。新自由主义表面上所推动的市场决定论，本质上是对民主国家政权合法性的践踏，即通过选举产生的议会，无权立法约束市场，政治现在必须处于从属地位，无法干预经济，只能充当经济的仆人和“保镖”。而私人董事会却可以对市场进行直接行动，这就意味着，少部分富人、CEO及其专业人士组成的公司高层，事实上取得了美国经济的主导权，以及美国的政治主导权。这也是为什么在这几十年内，美国CEO的收入增长如此迅猛。他们主导经济，自然获得收益。当这些经济精英在2008年招致滔天巨浪之后，他们利用媒体和宣传让大家相信，这场危机不是来自于他们的贪婪和堕落，而是公共部门的低效和国家债务造成的。最终，他们让底层群众和华盛顿的决策者为他们的错误买单，美国政府被迫拿出巨额资金救市。无数的工薪阶层和退休人员付出了代价，而他们对于金融系统的崩溃，不承担任何责任。政府不干预市场，但却为市场的错误买单。如果大家再考虑一下，美国大企业的避税手段，以及美国普通民众的税收压力，就能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救市行为是金融企业对普通群众的掠夺。美国工人的衰退根源就在这里，美国工人的权利，被新自由主义无情掠夺了，人民的议会不再享有权利，而私人的董事会却可以决定一切。
奴隶和奴隶主历来是势不两立的，一切被剥削者和剥削者都是不共戴天的。早在两千多年前，奴隶在推翻奴隶主残暴统治的同时，就曾对孔丘这个维护奴隶制的反动思想家进行严厉的批判。著名的奴隶起义领袖跖，就义正辞严地痛斥孔老二：“作言造语，……多辞谬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罪大极重，”是莫大的“盗丘”。(《庄子·盗跖》)正是由于奴隶们不屈不挠的斗争，才使孔丘的复辟阴谋遭到了可耻的破产，推动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整个封建社会中，劳动农民的反孔斗争，特别是曲阜一带农民反对孔丘和孔府的斗争，一天也不曾停止过。尽管历代反动统治者大力宣扬孔孟之道，要人民“听天由命”，“安分守己”；尽管历代“衍圣公”们玩弄假仁假义，要户人“克己”“忍讼”，“戴德感恩”，但是，哪里有压迫剥削，哪里就有反抗斗争。劳动人民反对孔丘和反对孔府的斗争，象大海的怒涛，长空的狂飚，谁也无法阻止，谁也无力抵挡，它横扫“孔家店”，涤荡“圣公府”，把“衍圣公”们和他的老祖宗，打得个人仰马翻。落花流水。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响亮地提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革命口号，与孔孟之道的“君权神授”针锋相对。揭竿而起的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要用农民阶级的“天”代替地主阶级的“天”，实质上也是对儒家“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的有力批判。宋代初年王小波、李顺起义，提出要“等贵贱，均贫富”。元末红巾军起义，提出“杀尽不平”。明末李自成起义，提出要“均田免赋”，等等。这些口号是对那种永恒不变的封建等级制度的有力冲击，是对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孔孟之道的深刻批判。太平天国起义时，公开指责孔丘的书“甚多差谬”，正式宣布《四书》、《五经》为“妖书邪说”，规定：“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盾鼻随闻录》)太平天国发表了一系列革命文献，制定了一系列革命的政策和措施，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荡涤了孔丘的反动思想，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制度，把农民的反孔斗争推向一个新高峰。劳动人民不但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坚决反对孔孟之道，而且还以直接的革命行动，用刀枪冲击孔丘的“圣灵”，批判孔孟之道。十五世纪中叶前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河北人刘六(刘宠)、刘七(刘宸)于一五一○年(明正德五年)揭竿起义，发展很快，第二年已有十余万人参加。他们打着“重开混沌之天”的革命大旗，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重新开辟新天地。一五一一年二月，义军进驻鲁西一带，孔府佃户纷纷携械参加。二十七日，起义军打到曲阜(当时曲阜县城在今曲阜城东郊)，“焚官衙，……县治为墟”，当晚冲进了封建思想堡的孔庙。孔庙历来被统治阶级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庙中大成殿卫供奉着孔丘的泥胎像，更加不可侵犯。但这些造反的英雄们，就偏在大成殿前喂马，敢于蔑视地主阶级的“圣灵”。庙里有个奎文阁，又叫“御书楼”，藏着历代皇帝赐给孔丘后代的书籍。这些被地主阶级奉为金科玉律的《四书》《五经》，这些所谓的“圣人”之言，是地主阶级压迫劳动人民的理论根据。英雄们毫不看在眼里，把它扔进了污水池塘。第二天他们路过那所据说是孔丘讲过学的洙泗书院，一把烈火烧了它的大门，干得痛快淋漓。起义军的反孔怒涛，冲击了封建“圣人”的老巢，吓坏了大小封建官僚。为了保住孔庙这个顽固堡垒，反动政府决定“移城卫庙”，把曲阜城从几里外迁到阙里，修成了一座以孔庙、孔府为中心的封建城堡，即现在的曲阜城。孔庙内至今还存在的一块《城阙里记》碑，就记载着这次反孔壮举和地主阶级的惊恐丑态。碑文说：“正德辛未，盗入兖，以二月二十七日破曲阜，……是夕移营犯阙里(孔庙所在地)，秣马于廷，污书于池，……族属散走，神木震恐，岌岌乎危亦甚矣！”读起来真叫人拍手称快。一六二二年(明天启二年)，山东巨野人徐鸿儒领导的农民起义，在邹县活动时，就打进了孟庙，冲击“亚圣”，并杀死拚命保护祖宗的孟轲六十代孙孟承光，然后乘胜向曲阜进军。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领袖洪秀全，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捣毁了私塾里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公开向孔丘宣战，向整个封建制度宣战。为了启发农民群众的觉悟，他还编了一个故事，让“皇上帝”作为革命农民的化身，借“皇上帝”的权威宣判孔丘的罪行，孔丘再三讨饶，哀求不已。孔丘的威风扫地以尽。捻军配合山东各地农民军起义时，起义军在孔丘的出生地大造其反，他们放火焚烧祭祀孔丘母亲的颜母祠，还占据了尼山书院(祭孔之处)，在那里安营扎寨，把看山八户、看庙小甲、看祭祭头，统统赶走，不准祭孔。还冲进了洙泗书院，砸了祭器和孔丘牌位，表现了他们对反动阶级“圣人”的深仇大恨。至于直接受孔府压迫，剥削的佃户、庙户，更是经常不断地以刀枪、棍棒、以实际行动冲击“圣灵”，批判孔孟之道，对孔府和反动统治者勾结，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罪行，进行了前仆后继的和各种形式的英勇斗争。拿起武器，参加起义军据现有材料证明：明清两代凡活动在曲阜附近的农民起义，均有孔府的户人参加，刘六、刘七之外，还有：明朝天启年间的徐鸿儒起义，明末李自成起义，清朝康熙年间的盐民起义、榆园军起义，嘉庆年间的天理教起义，咸丰、同治年间的太平军、捻军起义，光绪年间的义和团起义，等等。孔府的户人怀着对“圣人家”和整个剥削制度的仇恨，拿起武器，走进浩浩荡荡的起义军行列。佃户们了参加起义军，往往是整屯整庄出动，把屯、庄变成了起义军的根据地。一八五二年(清咸丰二年)，邹县及驸近农民起义，官军屡吃败仗。后来，“衍圣公”向官军提供了情报，兖州镇武将富新率兵“围剿”，起义军突围；官军紧紧迫赶追到孔府官庄（即佃户庄)，全庄青壮年，立即拿起鸟枪、铡刀，同起义军一起杀退官军，狠狠地教育了富新。富新吃了败仗，向孔府报告说：“与匪接仗，先毙匪数十名，该匪窜至官庄，聚集大伙，我军众寡不敌，未能得手。”(《孔档》6047号)“衍圣公”只看到武装起来的一支农民起义军，以为一“剿”即灭，却根本不能懂得，起义军是武装起来的农民和佃户，而官庄的佃户，则是一触即发的农民起义军。佃户参加义军，当然是一律抗了孔府的租差的。清咸丰、同治之际的十余年间，在太平军、捻军影响下，鲁西南一带，农民纷纷起来造反。“捻旗竖在庄，不纳银子不纳粮。”在这个时期，孔府佃户抗租的也最多。一八六○年(清咸丰十年)，孔府管勾官刘德昭报告说：“赴屯(郓城屯)开征，当无一户完纳。”一八六一年(清咸丰十一年)，孔府自称邹县的情况是：“所有祀银，无从催征。”一八六三年(清同治二年)，管勾官又报平阳屯的情况说：“差役下乡，不见甲首，以致祀银碍难催办。”一八六六年(清同治五年)郓城屯屯官报告：“曹属屯民，皆已四散(参加义军去了)，一时难以征收。”(以上见《孔档》4143号、4111号、4117号)佃户一旦参加义军，不仅抗租，抗差，还把斗争矛头指向孔府的大小官僚。一八五四年(清咸丰四年)郓城屯官衙门的财物，被起义军公开“车拉马驮而走。”（《孔档》4116号)孔府原设在巨野县赵家河的管勾衙门，因怕起义军清算，移到管勾官的村中，并设团练保卫。但结果还是被佃户参加的起义军“抢劫一空，房屋烧毁”。(《孔档》4111号)一八六一年(清咸丰十一年)捻军打到曲阜，在九龙山战役中打死了五品圣庙执事官孔昭颖。(《续修曲阜县志》卷五)至于佃户参加起义军后，殴打孔府狗腿子的事，更是司空见惯，难以列举了。在平时，户人们也不断通过抗租抗差，殴打、惩治孔府爪牙，集体退佃等多种形式，反对孔府，反对祭祀孔丘。组织起来，抗租抗差孔府对户人的剥削、奴役，向来挂着祭孔的招牌，什么“圣祖血食”、“祀租”、“祀典攸关”，一颗也不能减，一刻也不能缓。但是，户人们也针锋相对，抗租抗差，反对祭孔。仅就清一代的有关材料看，户人的斗争经历着从个别到集体，从分散到有组织，从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一七五八年(清乾隆二十三年)，滕县佃户有组织的发动了集体抗租。这年佃户陈凯在租的孔府一分园地上种了黄瓜、茄子。麦收时，孔府牛管事带领差役来分收麦子，不问青红皂白就硬在菜地上垛起麦秸。陈凯的老母和牛管事讲理，管事反而打了这位老人。佃户宋之荣上前劝阻，牛管事又把他打骂一顿。宋之荣对这种野蛮行为，忍无可忍，也还了手。管事打佃户，在他们看来是“天经地义”、符合“劳心者治人”的道理，佃户还手打了管事，岂不是“犯上作乱”，翻了天吗？管事通知县衙门，县太爷赶忙把宋之荣、陈凯押了起来。孔府佃户世世代代饱受孔府剥削和压迫，本来就有满腔怒火，这次事件，更激起了他们对“圣人家”的深仇大恨。于是，一场有组织的抗租斗争展开了。六月二十八日，佃尸陈荣、宋珍、王坦、丁士则等四十余人，代表各村佃户，在宋之荣家开会。他们决议“共同一局，抢劫官场”，把被孔府霸占的劳动果实，全部收回，绝不留下一颗一粒。如果管事来阻挡，就群起共同对付，大家出钱、出力和他们斗争。这个决议，最后由宋珍的儿子宋兴礼执笔，写成了誓约。七月，秋谷成熟，孔府又派来了爪牙，照例进屯分谷。没料到，佃户陈荣带头，各村一致行动，将谷子全部运回自家场内。爪牙们气急败坏、声嘶力竭地阻挡。佃户们摆好阵势，围住他们，有力地警告说：“绝不分给一柴一粒”！孔府的爪牙，平时张牙舞爪，耀武扬威，这次，在组织起来的佃户面前，看看形势不妙，只好忍气吞声，夹着尾巴逃跑了。由于这场大规模的有组织斗争的胜利，佃户们认识了自己的力量，此后这里抗租斗争更是不断发生。佃户们经常将“官场”的庄稼，运到自己场上。有公开的，也有秘密的；有集体的，也有分散的。到一七七二年(清乾隆三十七年)，当年曾因劝架而被关进监牢的宋之荣，又率领儿子宋二黑、宋三黑，痛打了到屯分租的王管事。一七七七年(清乾隆四十二年)，二十年前领导过抗租的老将陈荣，又串连二十多户佃户，在一个夜晚把地里的麦子，全部收进农民家里；他们把反对孔府的斗争传统，亲手传给了新的一代。(《孔档》4144号)在农民革命烽火遍燃全国的年代，这样有组织的抗租斗争，更是前赴后继，此伏彼起。在成千上万件孔府残害佃户的案卷中，我们发现了一张佃户召开抗租秘密会议的通知：“西关亲友知：反(凡)有屯厂地之主(指租孔府土地的佃户)，皆在萧永祥茶铺内，商义(议)上曲阜的蚂蜡(蚱)灾。八月二十三日早辰(晨)见面。”这张写于一八五六年(清咸丰六年)的，长21．5公分、宽4．5公分的大红纸条，已经保存了一百多年了。它是劳动农民反对孔府的有力见证。自一八五三年以来，鲁西南连年灾荒，正在这时，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今南京)，颁发《天朝田亩制度》，宣布“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风穿，有钱同使”，实行土地平分。消息传来，孔府佃户人人振奋，积极酝酿反对孔府的大型斗争。一八五六年秋，蝗虫遍野，颗粒不收。孔府的“万年租”象万丈毒蛇，严重地威胁着佃户。这年八月，孔府爪牙到滋阳厂校场厂收租。开征多日，没有一户理睬，小甲又挨门逐户催逼，还是没有一户交纳。佃户们一致抗租，显然是有组织的。孔府着了谎，派出爪牙多人，用各种卑鄙手段去寻找线索。后来，终于弄到了上面说的那张会议通知单，并侦知会议组织人是佃户高登汉。小甲拿着这张通知，仗着孔府的权势，找到高登汉质问，罪名是：“欺灭圣祖(孔老二)，立帖霸银(组织集体抗租)”。高登汉理直气壮、义正辞严，对小甲进行驳斥，小甲说理不过，反诬高登汉“口出不逊之言，肆行嘈辱”，群众气极干脆将这个狗腿子狠狠揍了一顿，轰出村门。干得真是痛快！孔府得到消息后，以“大干王法”之“罪”，吩咐兖州县“严行确讯，按律惩办”。但还没等到县里的差役赶到校场厂，佃户们早就掩护着高登汉安全转移了。抗租的组织者虽然暴露，但有组织有计划的抗租斗争还在继续进行着。（《孔档》4137号)孔府的户人不仅以抗租不缴的办法反对祭孔，而且直接反抗孔府摊派的有关祭祀和其它各种杂差。一八○九年(清嘉庆十四年)秋丁，邹县云山营、西庄两村孙，于二姓庙户，实在不能忍受这种压迫，在孙克盛、于士亮率领下，四十余户拒绝到曲阜服役。“贻误祭圣”，这罪过可不小啊，管庙户的正身头刘士干“飞奔该处传唤”，搬出“圣人”、“王法”，强迫户人到曲阜当差。但是，庙户们却不管他扛什么吓人的招牌，派什么罪过，针锋相对地回答：“俺不服公府管了，你好好地回去吧，若是再来烦扰，俺就将你这狗腿打断。”刘士干只得乖乖地溜走，向主子报告去了。(《孔档》5073号)一八○七年(清嘉庆十二年)，“衍圣公”孔庆熔葬祖母程氏，大量调用户人服役。三月，郓城屯屯官传令佃户高化龙、王连玉、霍士选，带领全屯实在户①到曲阜应差。当时正值春荒，佃户们既误不起工，也带不起吃的。他们三人召集全屯南北十二牌的佃户，于初三日在萧皮口集合。这天他们事先将前来督催的屯官，诱置在杂货店里休息，然后集合佃户开大会，商量抗差。这些祖祖辈辈给“圣人家”当牛做马的佃户，在高化龙等三人带领下，个个斗志昂扬，信心百倍，一致决定；不到曲阜服役当差。等到屯官发现，早已找不到一个人影了，只得慌忙奔回曲阜向主子报告。孔府派了差役持信票捕捉高化龙等。他们早有准备，差役刚刚进屯，高化龙就带领高化显、高化燮、高化图、高化南，霍士训等若干户人，将差役一行，狠狠地揍了一顿。(《孔档》1324号)抗差斗争再一次教训了孔府和他们的狗腿子，又一次取得了胜利。①钦拨佃户又称实在户。“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组织起来的农民，具有无穷的智能和威力。他们不仅敢于抗租抗差，痛打管事，而且懂得“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道理，关押甲首，审判屯官，对剥削者以有力的打击。“圣人家”既能设立牢房，关押、拷打佃户，佃户也能设立牢房，关押他们的大小狗腿子。一七二七年(清雍正五年)，孔府差役到平阳屯逼租。一进屯就要吃要喝，百般敲诈勒索。佃户程唐等同他讲理，差役出口骂人，程唐当场揍了他。差役“惧势莫敢言”，偷偷地溜走了。第二年春天，甲首们又来逼租，程唐和佃户们还是不买他的账。甲首们想吓唬程唐，扬言说他去年带头闹事，打了差役，今年又抗租不交，要捉他送曹州府关押。程唐和大伙商量，一致决定；他们要关押我们，我们就关押他。四月十七日，程唐集合了三十多人，在散集路上，把刘华麟、王欣、李珍、王敬甫，李建伦等五个甲首统统捉住，趁天黑解到城里，关押在一个秘密地方。开始这些家伙还吵吵嚷嚷，要求送他们到官府由“王法制裁”，阴谋以此脱身。佃户们自有“民法”，不理“王法”那一套，派人轮流看守，还经常训斥，要他们改过自新，以后不准再欺压佃户。最后他们找保具结才被释放。一个被押的甲首，事后哭丧着脸对其主子说：“不官(不送官)不放，百般凌辱，一月有余，方准讨保回家。”(《孔档》4102号)真是大快人心。一八三四年(清道光十四年)，钡佃户屯有组织地抗了二百多两银子的租。第二年年初，孔府派差役到巨野，协助屯官李思望坐柜逼租。一连几天，没有几个人来交租。这个屯官想“惩一儆百”，就将佃户宣保信捉来问“罪”。刚刚押进店门，佃户宣世德，杨万举。杨万鞭等就带领六十多人赶来。他们救回宣保信，把差役统统绑起来，卡住前后门，然后将李思望押到店堂中央，几十个佃户拿着棍棒，团团围住；宣世德坐上收租柜台，有理有据，怒斥孔府的滔天罪行，宣告佃户的斗争决心。佃户们审判起屯官来了。昔日威风凛凛的李屯官，吓得面无人色，哆哆嗦嗦地献上租银花名册，再三乞求饶命，表示以后绝不再来逼租。佃户们当场烧毁租册，严厉教训了这个爪牙，并且警告他：再来就要你的狗命！(《孔档》4108号)集体齐退佃，饿死寄生虫孔令贻曾经迷惑佃户说：“食王水土报恩难”；孔孟之徒和一切地主阶级分子也总是说，是地主养活了农民，因而他们经常用夺佃来威胁农民就范。但是农民在斗争中逐渐认识到，如果他们都不给地主种地，这些“食于人”的寄生虫就要活活饿死。所以，他们也针锋相对，以集体退佃的办法来反抗地主的压迫。泗水县魏庄，是“钦拨”十八官庄之一，有孔府二十余顷土地。魏庄佃户具有英勇斗争传统。孔府说他们“疲顽刁狡，积惯抗欠，不服管束”，“持强藐视，相习成风，全无顾忌”。一七九八年(清嘉庆三年)，他们“聚众反抗”，将孔府派去的管事姜书永狠狠的教训了他一顿，因而“气死”。一八○五年(清嘉庆十年)又将管事伊仲干也“气死”了。次年春，孔府又派得力管事陈见侯催逼麦租，又被“鸣钟聚众”驱逐。连派三个管事都不济事。到秋季，孔府破格派出了四品执事官孔毓升去“坐镇”。当时的四品官比县太爷还高三级，又是“圣人之后”，气派自然不小。孔府派出这样的人物去收租，显然是想以“势”吓人，唬住佃户。这位四品官，人夫轿马，携眷带口，气焰嚣张地到了魏庄。但是，佃户们还是不买他的账。从八月十五开征直到十月，所收银、粮寥寥无几。他一面向主子呈报，请再增派差役，以便加紧催逼；一面大耍官威。十一月初一，佃户赵连奉去应付他们的紧催硬逼，孔毓升多方挑剔，赵连奉不服，这位四品官喝令爪牙当众杖责，连板子都打折了。但是，有着斗争传统的魏庄佃户，是吓不倒的。初三日夜间，忽听得魏庄四个庙里的大钟连声急响，佃户赵连奉、冯宗先、王好诗、高士秀、邵继节等人，刹时间集合起“结为‘齐心社’”的佃户二百多人，赶到孔毓升住处，层层围住。佃户们手执锨镢等农具，扬言要退佃不种。孔毓升一见人多势众，早吓得魂不附体，龟缩在内室不敢出来了。包围着官宅的佃户们高声大骂，“上至历代祖宗，下及子子孙孙”，把孔老二和历代“衍圣公”的罪行痛斥一通；佃户们还恐吓他说：“我们抗住的庄子(抗了租的庄子)，公府也不敢来催”，你竟敢逞能，“今日定要结束你全家性命。”在斗争中，佃户们表现了良好的纪律性，他们有组织地轮流看守。孔毓升“百般哀求”，想派人混出去求援，“且使十岁小女跪央求放一女之命”，佃户们识破了他的阴谋，未能得逞。就这样围了一天两夜多，孔毓升的儿子孔传锜在曲阜听见消息，急忙赶到泅水县。县太爷亲至现场，看“宅外俱系所堆田具”，不敢妄加镇压。又鉴于“人数众多，若再行拿办，势必激变(激起佃户暴动)，不成事体。”他假意指责孔毓升“办理不善”，“收粮不应多方挑剔”，不该“私自杖责，甚至板子打折。”并劝说佃户不必退佃，他深知佃户退佃会造成对封建统治阶级以及孔府更大的威胁。于是，建议孔府将孔毓升调回，借机下台。这次斗争，就这样以团结一致、针锋相对，敢于“冒犯”四品官，敢于大骂孔“圣人”的佃户们的获胜而结束。本文转载自B站专栏
载于《世界经济文汇》1957年第4期 *现今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谈论说什么资本主义发展到现阶段，已演变得那样厉害，它已经不是为一小撮富翁们谋利，而在为消费者的工人和农民、在为人民造福了。资产阶级经济科学的代表们有时也承认，在以往确存在过人对人的剥削，可是如今已不同，他们断言剥削已经绝迹了。他们有时也承认，在以往确有贫困、失业、危机存在，可是如今也不同了，他们说由于国家出来干涉，这些现象早不存在，或将变为陈迹了。还有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由于面对事实而不得不承认，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有垄断组织的统治。但他们把这些大的集团的统治，想说成为正是由于它们才使资本主义具备许多本不属于资本主义范围的新的特点，例如关怀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关怀于增进社会福利等等。美国的一个经济学家柏里居然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资本主义世界处在革命之中了，在这方面，不单是柏里一人而已。许多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把维护垄断组织的统治说成为“革命”，他们的目的在于蒙蔽群众，使不采取真正的革命来变更资本主义的基础。柏里自作聪明，把最大集团的统治说成是“革命”，而且他以美帝国主义的理论家自居，把美国资本主义捧作为这种所谓“革命”的首领。他说：“资本主义革命，以美国为首倡，由于将资本集合而组成为集团，所以具有更大的有效性及灵活性”。他追随在其他标准的鼓吹所谓“新资本主义”和所谓“人民资本主义”的宣传家之后，声称大的集团所做的，既符合于股东们的利益，也符合于全社会的利益。他还说：垄断组织乃是人类进化的高峰，它们所关怀的并非为利润，而是人民和社会的福利！这个“资本主义革命”的宣传家是不以为耻的。他不愿抄袭别的经济学家的旧文章，后者认为垄断组织的权力似在缩小，或者甚至否认有垄断组织存在。他比众不同，对于在美国经济中统治着一小撮最大的垄断者的事实，直认不讳，可是他断言这些垄断者决不是三头六臂、吞噬美国人民的躯体、吸吮美国人民的膏血的巨怪，恰恰相反，他们是人民所信任的，他们是社会的代表。象柏里所说的这种所谓“革命”，丝毫没有变更社会关系，也没有半分足以改善人民的生活。垄断组织的“人民性”和“革命性”的一套说法，归纳起来，就是说它应用了新技术，当然，这是要看在什么地点和在什么时间，对它有利无利，是否能增加利润来决定的，然而这一点，对资本主义而言，并非是新事物。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来，技术上和生产上有过不少的变更，当然，这些变更是在工人、技师、发明家和学者们的帮助之下产生的，此外，在劳动生产率上也有过显著的提高。然而问题的中心，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都是为了少数而且愈变愈少的富人的利益。在目前，一两百个垄断组织在剥削人民大众，并使他们陷于贫困之中。而且在垄断组织统治下，技术的发展常受到种种阻碍，因为正是这些组织造成经济上的条件使技术进步遭受障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向着“为人民谋福利”，向着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种种说法，就是企图证明资本主义的性质已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它从带给人民以贫穷苦难的一个制度变为关怀人民而是一个所谓“人民的”的制度了。当然，如果说现代资本主义完全象百年前资本主义一样，那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近百年来，资本主义经济已发生重大的变化。然而这变化并非如有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说什么资本家自己“完成了革命”，也并非如另一些这类学者们所说什么资本主义已变为“人民资本主义”了。垄断资本主义，无疑地，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新东西，然而并没有取消和变更资本主义的实质，也没有取消和变更它的社会阶级的本性。现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特点，在于它把原先的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自由竞争代之以资本家的垄断集团的统治。然而它们的统治，并没有也不可能取消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取消榨取剩余劳动，取消不择任何手段来绞取愈多愈好的利润。垄断组织拥有浩大的经济财政力量，极力加紧剥削工人，引起了工人阶级的积极反抗，他们的队伍正在加强发展中。近数十年来，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有了特别的增长。有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企图将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会人数的发展作为论据，认为资本主义的本性已起了根本变化。另一个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勃莱斯提出了这样的理论，认为美国资本主义代表“两种势力的平衡”，一方面是大的集团的势力，另方面是大工业中的工会的势力。他把这点视为资本主义“变形”的特征之一。这种论据显然不能成立的，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的现实丝毫不相符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们制造了一个来一个去的理论，把资本主义描成为变了形和变了质，给它一个总称为“人民资本主义”。用美丽的名称来掩盖资本主义的罪恶重重和千孔百疮，他们的目的在于使劳动群众堕入迷途而离开马克思主义和离开跟资本主义的斗争。他们也和中世纪的唯名论者一样，极其重视名称，如果把资本主义名之为人民资本主义，那它的内容就起了变化。在华盛顿，为了迅速普遍宣扬这种所谓“资本主义的奇变”起见，特别组织了一个展览会。在展览会的广告牌上大书着“美国是人民资本主义”，“人们生活的新道路”。这展览会还要作环球展出，来宜传美国是没有阶级的社会，在美国人人都是资本家，美国资本主义是人民资本主义。可是在国外，正如在美国国内一样，要使人家相信这些东西，可以想象其难得有希望的。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认资本诞生了巨大的生产力，大大推进劳动生产率，还带来了技术的发展。然而劳动生产率的增加，科学技术的成就的得以采用，都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增加垄断者的利润。而且美国资本主义近四十年来生产力的发展，乃是建筑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千百万死伤残废者的白骨之上。它的生产机构扩大到如此程度，主要的由于给其他国家供应军器武备，为此而赚得数百亿美元，同时使自己国土不作战场而免受战争的破坏。美国脊本主义的发展，无可争辩地证明在美国存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垄断组织操纵大权，在经济上和在国家机构中盘踞着一小撮亿万富翁，而这些都是它的生产力向前发展的最大障碍。在美国，特别显著的是豪富与贫困的对照，拥有无可胜数的财产的极少数垄断者和千百万被剥削的工人和农民的对照。宣传美国全部或大部分人民已成了资本家、成了生产工具的享有者，这真是荒谬之至。然而赋予资本主义以“人民”的特性，不但华尔街大亨们以及他们的奴才经济学家和新闻记者正在全力以赴，而且还远播到大西洋彼岸的不列顚群岛上的伙伴们。好几年以前，在英国成立了一个组织—“经济联盟”，专门宣传“新资本主义”思想。经济联盟的四个担任主管和参加中央理事会的理事中，三十三个是英国最大公司的经理，他们共占二二九个经理的职司。这些公司，其中包括工业的、银行业的和保险业的垄断组织，内有八十八个，拥有共值56，000万英镑的资本总额。经济联盟的活动范围之广，可以从它在1954年一年内举行二万次会议中看出来，也可以从它在这年内散布二千万张宣传“新资本主义”、“人民资本主义”以及其他所谓“最新”资产阶级思想的传单中看出来。经济联盟的目的，就是要和阶级斗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要借消灭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宜传劳资协调来达到在企业中“维持和平”。英国统治阶级在欺骗群众方面，是最有经验而最为擅长。关于这点，也可以从经济联盟以宣传“人民资本主义”作为活动基础中看出来。经济联盟的一个主要的鼓吹者，也是英国的一个最大的资本家琼斯，在1955年6月15日经济联盟年会上声称，五千万英国人个个都是资本家。他的用意要使英国人民相信英国人都是资本家，才是英国的“幸福”，这幸幅，意味着工人将百依百顺地为资本家工作，替他们增加利润，不再起来罢工，也不再向自己同阶级的资本家同胞要求增加工资。英国资本家、美国资本家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抱的希望是一个，就是要使工人们相信自己和资本家无所区别，资本主义已和人民融合在一起，这样使工人们解除了武器，垄断资本家及其御用学者们，在社会主义获得全世界历史意义胜利之前，十分惶恐，而在作最后挣扎。然而工人们朝朝暮暮遭受资本主义剥削，加上失业、经济危机和群众生活的无保障，这些事实最清楚地驳斥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新的捏造。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编造的“新资本主义”，或称“人民”资本主义的形形式式的理论中的最重要的一种，称为“资本民主化”和收入分散论。拥护这理论的人认为，股份公司就是使资本转化为“人民资本”的工具。他们把股票分散在大量股东之手的这个事实，说成为使人民来分取利润和股息，而慢慢地使个个人都变为资本家。另一种花样的“新资本主义”论，乃是一种神话，说什么资本家政权已消灭，政权已落在管理人的这个阶级手中了。这派理论的另一种说法，认为资本主义由于采取“节制”投资和经济军事化而找到了消灭经济危机和保持长期繁荣的一条门路。此外，还有一些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尤其在美国，似乎发生收入平均和消减贫富悬殊的现象。他们是用伪造和玩弄统计数字来论证的。很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用尽心计企图证明垄断组织的作用在减少，在这方面，伪造统计数字确有不少用场。上述这些理论尽管名目繁多和花色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要证明资本主义的本性似乎根本起了变化，它已丧失自己原来的特性而成为“人民”性了。以所谓“资本民主化”理论来论证“新的人民资本主义”，原不算是新奇的。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和改良主义者早在宣传这种理论，而且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到来以前的一段经济高涨的时期内，这种理论颇为流行。但在危机到来以后，股票行情跌落，大批地发生破产，这理论也就云消雾散而归为乌有了。后来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理论又在美国抬头了。近年来成为宣传“新的”“人民”资本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了。股份公司的股票分散在数百万小的和中等资本家之手，这样一来，资本就算“民主化”了。“新资本主义”的拥护者所以硬说股份公司资本已臻于“民主化”，也是由于在股份公司内存在着所谓民主制。每年召开股东大会，听取理事会或经理报告，批准公司的平衡表，选举理事会及其经理，在有些国家中，还选举监事会。这样，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认为理事会既须向股东全体大会提出报告，那就是服从于全体股东，而股东得以对公司业务实行“民主监督”。然而大家知道，股份公司这种形式，是大资本家吸取游资来加速资本和生产集聚过程的一种方法，也是垄断组织因工业集聚和银行业集聚和集中而得以加强的一种方法。股份公司就是在募集大、中、小资本家的资本而已。那能谈得上什么“新的”或“人民的”东西呢，现今美国、英国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谈论的“资本民主化”，乃是扩大股东人数和使垄断组织吸收游资的一种广告而已，这是实实在在的。据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公布的官方统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1，710个最大的股份公司发行的股票共值1，030亿美元，相等于美国股份公司全部股票的40％，其中未包括财政机构如银行和保险公司在内。这些股份公司共有1，400万股东。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会使小股东们大批地破产，甚至中等股东们也难于幸免，于是股东的人数大大地减少了。1937—1938年的经济危机，使股东们遭到更进一步的摧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股东人数不断趋于减少。据一个研究所的统计，1952年，美国的股东人数为650万，而另外的统计，估计为从550万到650万的股东而已。1956年的统计，美国持有普通股票的人数，不足700万人，这等于没有增加，尽管工业有所活跃。美国的股东，绝大部分是那些寄生在利息上的人，是小资本家、中等资本家、大资本家和最大的资本家，这些都是居民中的资产阶级的阶层，都是靠吞食从无产阶级身上剥削来的剩余价值为生的。劳动人民，他们虽占居民的最大多数，在创造物质财富、在养活这些恃剥削为生的有产阶级，但都是没有股票的、股票的主要顾客，当然是资产阶级的阶层。据育些作家的估计，只有那些每年至少有7，500美元收入者，才能购买为数或甚微少的股票，而这些人当然不是属于工人。但这些作家们主张，为了分化工人，为了控制工人使他们不去参加工会工作起见，可以把股票发给“忠”于公司的工人，在美国，化在宣传所谓“工人股票”的广告费，为数达好几百万美元。他们向工人和小职员们宣传说，如果他们去购买自己企业的股票，那就是他们在使“资本民主化”，使自己成为这企业的“共有人”了。“变工人为资本家”的做法，只是掠夺工人的方式之一。股份公司扣除工人的一部分工资，作为购买股票，达到了增加公司的资本。这是垄断组织一箭双雕的做法。这样一来，工人的工资降低了，同时使工人们相信自己已成了资本家，不应该再罢工，也不应该要求增加工资了。工人们反对加紧剥削的斗争，以及随着消费品涨价而要求提高工资的斗争，公司是极力加以破坏的，并力图使工人相信自己既是股东，也是资本家的一份子。垄断组织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分裂工人阶级的队伍，而达到加紧剥削工人阶级的目的。英国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路宾斯写道：“对于工业家来讲，最好不过的就是以股票方式来实施超额利润的分配。他们应该尽力推广使工人也成为所有者。无条件地参加在股份中······那是在解决许多社会和工业问题上可以采纳的办法”。有的公然这样说：“重要的，在于使工人相信自己也参加在公司事业的兴隆中，自己就是使财产扩大的一个主要的组成份子。”这些说法以及由此而采取的种种设施，就是垄断组织想在工人中培植新的“工人贵族”，培植“优秀”阶层，使他们手中持有股票，以达到破坏和分裂工人阶级的目的。这种所谓“工人股票”，所谓“参加分取利润”，乃是和企业中工人以及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并无半点共同之处。他们的目的，在于使资本家和一部分工人之间获得“相互谅解”，使后者抱着劳资“利益一致”的幻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却特孙说：“职员和工人参加在利润的系统中，其参加的条件就是放弃罢工。”分裂工人阶级和破坏罢工，正是当今所谓“工人股票”，所谓“参加分取利润”的图谋的最主要的目的。还有一种“新资本主义”的理论，认为在工业中发生作用的，是资本、劳动和管理这三种力量，同时谈到所谓“社会正义”。这正义是指让资本家及其走卒们获取高额利润，这正义是指剥削制度和工人们可怖的贫困。“资本和管理”，显然不是二种独立的力量。管理机构乃是资本家用以剥削工人的工具。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认为，“工人股票”，“参加分取利润”，是一种最便宜也是最合算的收买工人的方法。这倒不是什么广告宣传，而是反映了实在的情况，且看美国各垄断组织分发“工人股票”的例子。美国的杜邦垄断组织圈下了64，000个收入颇高的工人职员（从几十万工人职员中圈出来），让他们购买股票。其条件就是工人必须从工资中扣出百分之几来买杜邦的股票。但工人们必须在四年之后才获得支配股票的权利，而这四年中杜邦垄断组织自己来支配这些股票。美国最大的垄断组织—通用电气公司，从1948年起，实施从几万工人职员的工资中每周扣出七角五分至十美元不等。这些钱用以购买国家的有价证券，在五年以内，公司有权支配这些证券和获取证券的收入。美国的福特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对超过一年工龄的工人职员们，建议从工资中提出12％，用以购买有价证券，一半用以购买公债，另一半用以购买股票。但甚至速汽车工会的改良主义的领袖们也认为这是不老实、不公正的骗人计划，并要求公司支付有保证的按时计算的工资。美国颇有些垄断组织重视用“工人股票”的办法来使在企业中工人发生分裂。1950年以前，从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登记过的1，200个大的集团中，只有16个集团采取强迫工人职员购买“工人股票”的办法。可是现在已有将近100个集团实行这种办法了。这里包括通用电气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和国际收割机公司等等。再来看看英国的例子。英国皇家化学托辣斯雇有工人112，000人，资产总值3亿英镑，1955年的利润超过5，000万英镑，托辣斯管理部从利润中提出90万英镑，作为分给工人以股票之用。约有75，000个在托辣斯工作一年以上的职员和工人，都获得了股票，平均为12镑，即每周约得六辨士。但工人无权出卖这些股票，也不能出席股东大会。这样就使化学托辣斯的老板们能够控制工人.使其不去参加由于消费品涨价、实际工资下降而进行增加工资的斗争。值得注意的，许多英国的资本主义企业，自从1954年秋天鉄路工人罢工以后，就决定行施上述“工人股票的办法。这些中下级的寄生在利息上的股东，或是小职员的股东，或是收入很高的工人股东，他们丝毫不能影响公司业务的。经营企业和管理这些公司的人，就是那些能利用公司的资本和利润来为自己利益或为一小圈子的他们所代表的大的和最大的资本家的利益而打算的人。一小撮的最大的股东，财政巨头，他们握有一大把的股票，而能操纵股东大会，委派管理人员以及技术、财务、商业方面的经理。财政寡头的代表人物，才是资本主义工业、银行业、运输业等的真正的主人翁，他们成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攫取垄断利润的主要的剥削者。那些鼓吹“新资本主义”和“人民资本主义”的家伙，把全属子虚的“资本民主化”和“工人变成资本家”作为资本主义本性起了变化的主要特征，作为资本主义已摇身一变为日日夜夜不是关怀于利润而是关怀老百姓的“恩人”的主要特征，原来就是这样一回事。
载于《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四期 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 樊秀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并演变为社会帝国主义，除了有它的国际原因外，这主要是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苏联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了党政大权，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结果。总结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复辟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剖析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社会阶级关系，对于了解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实质，对于我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联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了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依然长期存在，资产阶级得以保存和再产生的土壤也依然存在。在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实现以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并没有因为所有制的改造取得胜利而结束。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虽然失去了生产资料，但他们人还在，必然要千方百计企图恢复失去的“天堂”。正在改造的小资产阶级也不可避免地保留着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仍然要发生两极分化，产生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由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腐蚀、包围和旧社会习惯势力的影响，特别是在分配和交换方面不可避免地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在工人阶级队伍和共产党员以及党政机关中，还会经常产生蜕化变质分子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在文化教育部门也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同旧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他剥削阶级分子结合起来，形成相当大的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势力。这个社会势力一直在活动着，当时的苏联党和政府曾对此不断进行斗争。例如，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中，联共（布）中央曾经两次作出决定，分别收回被私人非法侵占（有的被出卖、出租）的集体农庄公用土地二百五十多万公顷和四百七十多万公顷，还查获被贪污盗窃的大批牲畜、粮食和钱财。一九五二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苏共中央报告中就指出，有些党组织的领导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腐化堕落，“把他们小集团的利益放在党和国家的利益之上”；社会主义企业中追逐利润，搞资本主义经营和贪污盗窃事件也不断发生，有些工业企业的领导人，“竟然企图把这些企业变为他们的世袭领地”；有些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不但不保护集体农庄公有经济的利益，反而自己盗窃集体农庄财产”。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全盘改变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公开地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在苏联长期的阶级斗争中，资产阶级总是千方百计地把复辟的希望变成复辟的行动，特别是同社会上旧资产阶级分子相勾结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不断窃取了一些部门的领导权，日益蜕变成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成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理人。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苏联社会上资本主义势力的总代表。斯大林曾经解决了很大一批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但是，苏联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对于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还缺乏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善于玩弄两面派的赫鲁晓夫之流，便在苏联共产党内隐藏下来。斯大林逝世以后，他们见有机可乘，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抛出恶毒诽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施展种种阴险狡诈的手段，篡夺了苏联的党政大权。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政大权之后，大大膨胀了苏联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把持了各个领域和部门的领导权，从中形成了一个掌握全部国家机器和支配整个社会财富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即新型的大资产阶级。这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就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阶级基础。随着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大资产阶级专政，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也蜕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以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一伙为首的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操纵了全部国家机器，垄断了一切基本生产资料和社会产品，残酷地压迫和剥削苏联的全体劳动人民。在资本主义复辟以前，苏联工人阶级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占有生产资料，建立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随着苏联的国家政权性质变了，国营企业的性质也就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变成了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所有制。在今天苏联的国营企业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委派的经理独揽企业的权力，“在一长制的基础上实现企业管理”。经理有权“占有、使用和支配”企业所属财产，有权“出租”、“转让”和“出售”企业“闲置”的生产资料；经理有权自行确定企业的“编制”，可以自行“招收和解雇工作人员”；法律规定，举凡“撤销机构”、“裁减人员”，或职工“技能不够”、“健康情况不适宜”、“生病四个月以上”等等，都可以成为经理取消雇佣合同和解雇工人的“理由”；经理还有权“对企业工作人员采取奖励措施和进行处分”，有权决定工人补加工资和奖金的条件与数量，可以降低工人工备资、剥夺工人奖金、组织“同志审判会”、开除工人出厂（包括收缴劳动手册），直至送交司法到机关惩处。而工人则只有“遵守劳动纪律和内部规则”，俯首帖耳地干活的“义务”。所有这动些表明，在对待生产资料的关系上，苏联的工人早已不是主人了，苏联国营企业里的生产关系，也早已不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和特权阶层同广大职工的关系，完全是雇佣和被雇佣、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苏联国营企业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决定了它的生产目的是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润。苏修还在党纲中明文规定，必须“提高生产的赢利”。苏修头目也一再叫嚷，“利润和赢利率水平应当成为客观评价企业经营活动的基础”。他们公然宣扬，使投下去的每个卢布带来更多的收入就是他们“经济发展的主要路线”。为了攫取最大限度利润，他们在“新经济体制”名义下，大搞“谢基诺试验”和“科学劳动组织”，推广榨取工人血汗的“科学”制度。他们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极其贪婪地剥削工人，以利润和税金等形式无偿地占有工人创造的大量财富，还通过高工资、高奖金和名目繁多的额外收入，把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攫为已有。据官方大大缩小了的材料，苏联工业中的剩余价值率平均高达百分之二百以上。在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被大资产阶级专政所代替，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的条件下，集体农庄这种合作社制度也已变成资本主义的制度。集体农庄是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它的性质取决于“这种形式所包含的内容，问题首先在于集体农庄由谁主持，集体农庄由谁领导”。（《关于农村工作》。《斯大林全集》第13卷）现在，操纵集体农庄领导的都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挑选的人。按照苏修炮制的《集体农庄示范章程》和《集体农庄内部规章示范条例》，农庄主席有权支配农庄财产和资金，出售农业机器和生产资料，决定庄员的劳动报酬和奖金，出租或转让农庄公用的土地，进行变相雇工剥削，用行政，经济手段处罚庄员直到开除庄员资格。他们骑在农民头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个集体农庄主席“在一年内就颁布了一百多项各种各样的处罚令，使每四个农庄庄员就有一个受到处罚”。据苏修报刊透露，农庄主席对农民“起一根鞭子的作用”，“谁也不拿庄员当一回事”。集体农庄庄员必须遵守形形色色的所谓“纪律”和“规章制度”，稍不听话，就会被加上各种各样的“罪名”，道受调动工作、降低收入、解除职务和开除的惩罚。苏修报刊宣扬，有科学技术知识的“专家”才是农业的“支柱”，“‘真正的农民’将不是土地的主人”。经过这种“改造”，集体农庄的一切经营活动已被进一步置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直接控制之下，集体农庄经济已经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苏联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通过直接掌握全部国家政权，垄断一切基本生产资料，操纵整个国民经济，按照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按劳分配”只剩下一个外壳，垄断了生产资料的一小撮新资产阶级分子同时垄断了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大权。他们拥有很大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利用这些权力取得优厚的收入和一般人员无法得到的种种特殊待遇。据外国报刊报道，苏联军队的一名元帅每月工资二千至三千卢布，包括由政府负担的开支，每年实际收入高达约五万美元。“勃列日涅夫同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所有其他成员一样，都有资格在国家银行开一个＇敞开支取的户头”，无论他想要什么，都可以随意从中支取多少花多少”。这一帮子人完全是靠掠夺国库供自己挥霍的。为了满足一小撮最大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骄奢淫逸的需要，政府专门设立了一种叫做“特殊仓库”的特种商店，凡是一般人看不到的各种高档商品和西方进口的高级奢侈品，这里应有尽有。例如在克里姆林宫，在格拉诺夫斯科沃大街，在伏龙芝大街国防部附近，在卡门尼桥旁埃斯特拉登剧院附近等处，都有这种商店。稍差一些的，则有为政府各部负责官员、军事首脑等各级党政军人员开设的特种商店。无论那一类特种商店，苏联老百姓连大门也别想进得去。这一帮人，还占有富丽堂皇、设施豪华的住宅和别墅，有专用小汽车和赛车，以及专供他们游乐、渔猎的场所。除了“合法”的收入和待遇外，这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利用他们窃取的庞大权力，进行各种各样的掠夺活动。如苏联前文化部长就套购大量物资建造了一所价值十七万美元的别墅。一九七三年，在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官员们私分了用作“集体”花园的土地，并用政府的材料建造花房。苏修《真理报》不得不供认这种“花房”就是豪华的私人别墅，其数目在这个共和国就有九百八十九所之多。苏修叛徒集团为了培植资产阶级势力，在各级领导人员和一般工农群众之间实行一种差别很大的工资等级制度。他们利用特权和各种职务上的便利，通过高工资、高奖金及名目繁多的收入，占有一部分剩余价值。他们不少人还通过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营私舞弊，侵占工人、农民的劳动果实。根据有关资料，经理、厂长、总工程师等领导人的工资同工人最低工资相比，两者要相差十几倍至几十倍。特权阶层在工资以外还利用职权捞到种种补加报酬和优待。企业领导人所得奖金占工资的比重高于工人，他们的工资本来就很高，奖金比重又大，加上企业经理有权决定奖金的条件和数量，更可以为自己多捞奖金。例如，利佩茨克工业建筑托拉斯经理，在一个月内就巧妙地拿了七次奖金，总共一千三百七十五卢布。戈米尔玻璃工厂一个季度发给管理人员的奖金，就占了他们薪金额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七点二。有时连领导人生日也成了得奖的“理由”。根据苏修当局一九七〇年的规定，集体农庄主席和总专家的月固定工资可以高达三百卢布。但据苏联报刊自己透露，实际上许多农庄领导人给自己规定了高得吓人的工资。例如，东哈萨克州的大纳雷区列宁集体农庄主席月平均工资为五百八十二卢布，总农艺师和总畜牧师为四百二十八卢布，总会计师为四百四十八卢布。江布尔州麦尔肯区江布尔集体农庄主席的平均月工资为五百十五卢布，阿塞拜疆共和国阿利耶夫集体农庄主席为四百四十八卢布。而阿尔利耶夫农庄中从事大田畜力——手工劳动的农庄庄员的工资，只为农庄主席的七分之一到五分之一。阿拉木图州伊利斯基区的哈萨克斯坦四十年农庄，主要专家每月平均报酬比普通庄员高六倍。根据规定，集体农庄主席等人还能拿到各种奖金，最高可达每月固定工资的百分之四十到五十。集体农庄主席等也可以任意给自已规定奖金。例如，列宁格勒州加青区纪念伊里奇集体农庄主席以对农庄的二十年“有成效”的领导，被“奖给”两个月的工资。甚至农庄里建成俱乐部也成为奖励这位主席五百八十八卢布的理由。他的儿子是农庄的总工程师，老婆是车库调度员，他们都拿到双倍的休假费和双倍的差旅费，以及各种名目的奖金和外快。工资和奖金并不是特权阶层收入的唯一来源。许多企业和农庄领导人还千方百计地贪污盗窃，压榨人民。建设巴库地下铁道的负责人盗用了价值三千多卢布的配给物资；石油机械安装管理处的头头，通过贪污盗窃，搞到了一座有五百五十平方米住房和一个有游泳池的别墅。亚美尼亚体育用品厂厂长伪造雇员名单，盗窃了三万四千美元。阿塞拜疆一个塑料厂的官员，在黑市出售商品获得二十一万五千美元的巨额收入。里加纺织品公司的领导人，借口出售多余产品，受贿卖掉十吨稀缺的毛纱。格鲁吉亚阿布哈兹许多烟草种植场的领导人，“盗窃的物质财富达数百万卢布”。这个共和国建设银行的某些头头同建筑部第十五托拉斯的负责人互相勾结，把八万二千七百零五个卢布攫为己有。哈萨克斯坦江布尔瓜果国营农场场长和农场党组织书记，两人占了两公顷半宅旁园地，雇工经营果园，工资由国营农场开支，出售蔬菜所得的数千卢布，都落到他们两人的腰包里去了。资产阶级特权阶层通过高工资、高稿酬、高奖金和贪污盗窃等种种手段，获取高额收入，过着奢侈的资产阶级生活。哈萨克建筑材料和构件联合公司的经理在很短的时间内，造了两层楼的“哥德式”私宅，“简直是贵族的宅第”。在哈萨克共和国，造别墅私宅成风，阿列克谢耶夫卡的“所有领导都有私宅”。亚美尼亚有个农庄主席占用农庄的建筑材料，剥削庄员们的劳动，给自已建造了一所高级别墅，房屋建筑面积六百十六平方米，庭院里有喷泉，四周有坚固的围墙，一切都很阔气，老远就看得见农庄主席这座三层楼房。上述的纪念伊里奇集体农庄主席，为庆祝自己再度当选，大宴宾客三百多人，一九七一年仅礼宾迎送就耗费农庄资金一万二千多卢布，还专门拍了一部电影“颂扬他这个集体农庄主席的活动”，农庄为这部电影开支了一万三千卢布。鞑靼自治共和国明泽林区图凯集体农庄有三辆小汽车和一辆带坐斗的摩托车，只准农庄主席一人使用，成了他的私人车队。另外，分布在文化、教育、科技等部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阶级基础。这些高踞于劳动人民之上的精神贵族，也有极大的权势和特殊待遇。他们通过高工资、高稿酬以及种种额外收入，分到一部分剩余价值，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苏联科学院院士的每月固定工资为一千五百至二千卢布，加上挂名差事、稿费等，每月实际收入为三千卢布左右；大学教授月薪达二千五百卢布；电影演员月薪四百五十卢布，加上每月额外收入二千卢布，实际收入达二千四百五十卢布。此外，苏修统治集团每年还把剥削来的剩余价值，以颁发各种奖金为名，在这些精神贵族之间进行分配。一笔盗用列宁名字的奖金的金额就有一万卢布，一般的国家奖金也达五千卢布之多。据有关材料，莫斯科医学院院长年薪三万美元，加上开设私人诊所每年收入大约十万至二十万美元。一个心脏病专家，开设私人诊所，每年收入四十万美元。作家肖洛霍夫是一个拥有私人别墅、私人飞机，以及大量其他私人财产的大富翁。一个苏联著名芭蕾舞女演员，住着一幢十分富丽堂皇的建筑物，有花园和亭台，“华丽的磁砖浴室，简直象白宫里的浴室”。这些精神贵族也都享有从特种商店购得高档消费品和出国旅行等特殊权利，他们有一般群众不得问津的专设的俱乐部和游乐场所。苏联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精神贵族，还建立一种变相的“世袭”制度。他们“许多人把依附于权力的各种好处传给了子女”，他们“按惯例可以把他们的子女安排到孩子们想去的任何地方去工作”，他们把大学作为子女走向新资产阶级地位的晋升阶梯。苏联的大学为这些特权阶层的子弟大开方便之门，据苏修“学者”透露的材料，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高等院校的全日制学生中，工农及其子女的比重，一九六四年为百分之五十九点六，到了一九六九年，已下降为百分之四十九点三。同时，函授部学生中农民及其子女的比重，也从一九五九年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三，锐减到一九六九年的百分之零点六。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构成了现今苏联资产阶级的主体。同它有着各种联系的，还有苏联社会上的其它资本主义势力。其中有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被推翻的资本家、地主、富农、贵族、俄国将军和教会官员，据一九二八年统计，占当时苏联人口的百分之四点六，大约七百万人。三十年代以来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字发表，但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还是存在着，在苏修叛徒集团统治下，他们重新活跃起来。还有开设地下工厂、地下建筑公司和地下商店的新资本家，和雇工经营宅旁园地的新富农，以及在自由市场上从事投机贩卖的暴发户，他们主要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产物，现在成了新财主，同被推翻的旧剥削阶级一样，是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同盟军。此外，还有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贵族，主要是被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用高额奖金及各种优待（如分给较好住宅、公费旅行等）收买的某些所谓“劳动英雄”和“工人代表”。所有这些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总数不到苏联人口的百分之五，不到一千万人（西方估计为五百万到七百万人）。他们就是苏修叛徒集团的社会基础，也是今天苏联的“拥有权力的上流社会”。与此相反，在苏修叛徒集团统治下，被压在社会最低层占苏联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则完全处于被奴役、被剥削的地位。他们早已不再是国家和企业的主人，广大劳动人民两手空空，只能靠出卖劳动力，过着日益贫困的生活。根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材料，从一九六〇年到一九七三年，平均工资的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四，而同一时期内，所谓“国民经济货币积累”，即国营企业的利润和周转税，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八以上，其中利润的增长率约百分之十一点五。工人和职员所受的剥削加重了，他们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不断下降。必须指出，这个所谓平均工资，在计算中包括了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工资，从而大大夸大了一般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事实上，一般工人的平均工资要比这低得多，而且工资提高的数额又被物价上涨所抵消。苏联职工绝大多数的工资水平在平均工资以下，半数以上的工人都是低工资。以列宁格勒机器制造业职工工资为例，一九七〇年工资水平在平均工资一百二十卢布以下的，在“非熟练体力劳动工作者”中间占百分之六十六点八，“中等熟练程度的非体力劳动工作者”中占百分之九十二点六，“在机器和机械操作场所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熟练工作者”中占百分之四十三点五，“主要从事体力手工劳动的熟练工作者”中占百分之二十九点六。后两类人员一般属工资级别较高的熟练工人，但也有近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人工资水平在平均工资以下。列宁格勒是个大城市，生活费用和工资水平多较高，机器制造业又是工资水平较高的部门。从全苏情况来看，工人和一般职员工资水平在平均工资以下的，比重就更大了。据苏联劳动科学研究所一九六七年材料，一户四口（两个在职的成年人和两个孩子）的标准家庭，维持必要的生活水平，平均每人每月需要五十一点四卢布。但是，苏联现在很多工人和一般职员的工资（包括奖金）收入仍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例如，列宁格勒机器制造业职工，一九七〇年初按家庭人口平均计算的收入每月在五十卢布以下的：“非熟练体力劳动工作者”中有百分之十三点七，“中等熟练程度非体力劳动工作者”中有百分之十八点六，“在机器和机械操作场所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熟练工作者”中有百分之十一点三，即使“主要从事体力手工劳动的熟练工作者”中也有百分之十四点三。这四类人员家庭每人平均收入在三十卢布以下者，分别有百分之二点一、一点一、零点八和零点八。现在苏联拿最低工资的工人占了工人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三以上，全苏工人家庭每人每月收入在五十一点四卢布以下的数量很大。苏联官方自己承认，需要对平均收入五十卢布以下的家庭给予救济的有二千五百万人，即占苏联人口的百分之十以上，约占全苏城市人口的五分之一。在今日的苏联，如果工人和一般职员丧失了劳动能力，收入就更加可怜了。优抚金的最低额，直到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才从三十卢布提高到四十五卢布。靠领优抚金过活的职工，一九七〇年初有四千万人，一九七二年初增至四千二百万人，一九七三年初达四千三百万人。由于靠非薄的优抚金无法维持生活，许多年老体弱已退休领优抚金的职工，被迫重新参加工作。据透露，“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一年领优抚金而继续参加工作的人数从百分之十四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一”。苏联工人阶级贫困化和他们状况不断恶化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苏联现在经常存在着的大量“劳动力流动”现象。近几年来，“劳动力流动”已经达到了很大的规模。据苏联《接班人》杂志透露，过去儿年苏联工业和建筑业的流动人员每年达一千万人次，每人每次“流动”平均二十八天，这就是说，每年相当于有一百多万工人不工作或失业。加上其他部门的流动者，全苏每年大约有二百万人不工作或失业，“劳动力流动”的面相当普遍，一九七二年，工业企业工人流动达到平均在册人数的百分之十九点八。人数众多的“劳动力流动”，是苏修叛徒集团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把苏联变成了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必然现象。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最大限度利润而大规模裁减人员。例如，谢基诺化学联合企业到一九六九年一月止裁减的职工中，被辞退和送去当兵的就占百分之二十三，差不多每四个人中有一个人被踢出工厂，这些人中除了百分之四点七五的人当兵以外，大多数加入了流动劳动力的队伍。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五家汽车公司在改行“新体制”后，五个月内就解雇了二百三十九人。莫斯科第十五卡车维修厂的经理，为了赚更多利润，一次就解雇了全厂百分之十的工人。在苏联，法令规定企业领导人有权可以任意解雇工人。企业领导人“随便驱逐不合自己心意的人”，“无缘无故开除对自己提意见的人”，“什么东西都可以成为惩罚工人的理由”，从“诽谤领导人”，“不让人安宁地工作”，直至“违反婚姻法”，都可以被开除出厂。例如，亚美尼亚共和国第二有色金属局局长克罗皮扬解雇的人员：有的因为目光不怀好意，有的是因为不是他的亲家，有的则因为外孙需要这个职务。局里定额人员共为六十二名，而克罗皮扬坐上局长宝座十五个月以来，他先后招收和解雇的有七十九人。象这样随意解雇职工的事件，一九七〇年在阿塞拜疆共和国就占劳资解雇冲突事件的百分之六十。苏联这种所谓“劳动力流动”，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产业后备军。马克思说过：“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地隶属于资本，就好象它是由资本出钱养大的一样。过剩的工人人口不受人口实际增长的限制，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殖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苏修叛徒集团统治下的苏联就是这样，一方面，把成千成万不合他们需要的职工踢出工厂大门；另一方面，却在全国十万人以上的城市普遍设立了二百五十多个官方的劳动市场—“劳动就业局”或“职业介绍所”，为需要的企业招收廉价劳动力，并从中赚取佣金。工人阶级在苏修叛徒集团眼里仅仅是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奴隶。农庄庄员同工人一样，受尽剥削和压迫，终年劳累，只换得微薄的“劳动报酬”。虽然按照苏联官方公布的材料，一九七二年农庄庄员的月平均报酬约为八十个卢布，但有许多农庄的月平均报酬要比这个水平低得多。例如，有一批农庄，每一劳动日的报酬还不到一个半卢布，如按全苏平均每月出工十八点八天计算，月平均报酬只有二十八卢布，远远低于当年平均数。在大田从事畜力手工作业的大量普通庄员，他们的报酬很低。按全苏集体农庄平均，一九六九年在大田从事畜力手工作业的庄员，全年收入只五百卢布左右，即每月约四十一卢布。有许多人的报酬实际上还达不到这个平均数。例如按当时的规定，国营农场从事畜力手工作业的工人最低一级工资是日工资一点七二卢布，根据这个标准按每月出工十八点八天（全苏平均数）计算，那么，集体农庄中从事畜力手工作业的庄员每月报酬只有三十二点三卢布。农庄中这部分庄员人数非常多，一般占农庄庄员人数的百分之五十四到七十。农庄庄员按每一家庭人口平均计算的收入也很低。与工厂工人家庭相比，一九六三年为百分之五十八；与国民经济职工家庭相比，一九六九年为百分之六十九。庄员从社会消费基金得到的收入按每人平均计算，为职工的三分之一。庄员一九六七年以前，没有社会保险制度，以后虽然靠农庄提取社会保险基金才建立了这个制度，但标准很低。养老金的最低限额，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起，才从原来的每月十二卢布提高到二十卢布。因工伤或职业病造成残废的津贴每月最低限额一等为三十五卢布、二等二十五卢布、三等十六卢布。因一般疾病造成残废的津贴最低限额一等为三十卢布、二等为二十卢布。失去供养者的家属抚恤金每月最低限额，家有三个或三个以上无劳动能力者为三十卢布，家有两个无劳动能力者为二十卢布，家有一个无劳动能力者为十六卢布。这样低的养老金和抚恤金，根本难以维持个人的生活。由于受不了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农庄庄员大量外流。据统计，一九六〇至一九七〇年农庄庄员人数减少了约一百八十万人（不包括因农庄改为国营农场而减少的庄员人数）。据苏联一刊物最近发表的数字，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口，一九五九至一九七〇年间共达一千六百四十万人，平均每年达一百五十万人。近几年来，这一外流趋势有增无已，每年达到二百万人。大量人口外流，特别是青年大量流向城市，使“有劳动能力的集体农庄庄员大大衰老了”，“有的地方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平均年龄为五十岁”，“妇女在生产中担负大约三分之二不适当的劳动”。面对苏联农村这一片衰败景象，苏修头目叫嚷要增加“农村的吸引力”，“培养农民对土地的爱”。但是，现在的集体农庄既然已经不是苏联农民自己的农庄，这种声嘶力竭的狂叫，又有什么用处呢？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统治二十多年来，苏联的广大工农群众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各族人民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统治集团的矛盾日益尖锐化。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十分害怕和仇视苏联工人及其他劳动人民。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反复强调“加强法制”，波德戈尔内也发表电视讲话，说严格遵守法律是每个人的“首要义务”。报刊叫嚷“法院、检察院、仲裁部门、公证组织、警察机关和其他行政机关应当更坚决地进行加强法制的工作”。他们千方百计要人们“绝对遵守”资本主义的剥削秩序。今日的苏联，全国充满着法西斯的白色恐怖。只要谁对苏修统治集团的剥削和压迫流露不满，敢于斗争，谁就会被监视、钉梢、传讯，或送进“精神病院”，就会以“诽谤苏联国家和社会秩序”的罪名，被逮捕、流放。集中营、劳改营、监狱、“疯人院”遍布全苏。在苏联的上千个集中营中，关押了几十万政治犯。而受其他各种形式监禁的人数，更远远超过此数。但是，血腥的统治和残暴的镇压，阻挡不住苏联人民的觉醒和日益增长的反抗。早在一九六二年就有诺沃切尔卡斯克城反对提高肉类和黄油价格的斗争；一九六三年敖德萨码头工人抗议食品涨价的罢工；一九六五年埃里温人民的斗争；一九六八年克里米亚鞑靼人在奇尔奇克城的游行示威；一九六七年奇姆肯特城的大暴动；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六九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橡胶制品厂举行的罢工；一九六八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附近的一个小镇霍罗尔发生矿工争取面包的斗争。到了七十年代，群众斗争进一步发展。例如，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发生了成万人参加的斗争，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也经常有罢工发生。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还在各民族“接近”和“融合”的幌子下，对苏联境内少数民族实行帝国主义的殖民掠夺政策，迫使少数民族地区向单一经济畸形发展，把各少数民族地区变成了原料和农副产品供应地。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殖民掠夺，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毛主席：《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在苏联工人阶级斗争的推动下，各少数民族人民也掀起了反对苏修叛徒集团的斗争，尽管许多人以“民族主义”罪名，被关进监狱或苦役营，但少数民族人民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的斗争，仍然此起彼伏。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现在，苏联各族人民日益觉醒，苏联人民反对苏修叛徒集团的群众斗争，正在向前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苏联人民终将推翻修正主义的统治，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
人民日报《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下的苏联教育》
载于《人民日报》1975年6月23日 *资产阶级的领地 修正主义的染缸——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下的苏联教育 北京变压器厂工人理论组 北京师范大学 岩文 教育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阶级社会里，总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明确地提出：“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可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上台以后，彻底背叛了无产阶级，把苏联教育蜕变为复辟资本主义和维护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教育部门的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执行什么样的路线，决定了学校成为哪个阶级专政的工具。苏修叛徒集团利用他们篡夺来的党政大权，把持了教育的领导权，在教育领域里推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叫嚷要“以二十大（苏共二十大——转载注）精神彻底改造苏联教育”，鼓吹“全民教育”、“智育第一”等货色，为在苏联强化垄断资产阶级专政效劳。那些披着“专家”、“学者”外衣的资产阶级分子窃据了各级教育部门的领导职务，而劳动人民却根本无权过问教育事业。教育这块阵地成了苏联新老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列宁在揭露资产阶级教育的实质时指出：“整个旧学校都浸透了阶级精神，只让资产阶级的子女学到知识。……工农的年轻一代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今日苏修之教育，实质上也是如此。苏修叛徒集团为了适应社会帝国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需要，赋予教育以双重目的：一方面为资产阶级训练供其驱使的奴仆，另一方面培养高踞于劳动人民之上的精神贵族。为此，苏修对各级和各类学校的任务以及毕业生的去向，都作了严格的规定。例如，有的学校的任务确定为培养“有技能的工人”，也就是培养大批能为他们提供剩余价值的熟练的雇佣劳动者；而有的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的任务则是培养“明天的生产指挥者”和所谓“有渊博理论知识”的“专家”，充当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替他们去压榨和剥削苏联广大劳动人民。苏修在《教育法令纲要》中标榜，从普通教育到高等教育互相衔接，任何人都可以进入高等学校。然而，苏联的现实却完全是另一幅图景，在享受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方面，存在着极其明显的阶级对立。在今日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深重的苏联社会里，人人有权升入高等学校只不过是一句骗人的空话。苏修公然胡说劳动人民的子女“只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手工业者”，甚至污蔑劳动人民受更高的教育是“在沙土或石头上播种的无效劳动”。寥寥数语，已把这伙叛徒敌视和愚弄人民的丑恶嘴脸暴露得淋漓尽致。尽管苏修当局多次宣布要普及中学教育，然而至今仍未兑现。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女读几年普通学校或职业技术学校，只能成为廉价劳动力。可是，对主要是为资产阶级子女开设的高等学校，苏修统治集团却关怀备至，在经费上和师资上都是优先照顾。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子女可以沿着学校的金字塔向上爬。据苏修自己的调查称，在他们当中，有百分之八十多的人，升入高等学校，毕业之后成为“专家”，并担任各种领导职务。可见，苏修的教育实际上成了维护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变相世袭的一种手段。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领地苏修侈谈什么全体公民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而实际上他们取消了工农享受教育的优先权。在高等学校招生问题上，他们玩弄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花招，鼓吹“知识是最高的仲裁”，高等学校录取学生的唯一标准是“深刻和牢固的知识”。《真理报》还专门以《深刻的知识是进入高等院校的通行证》为题发表文章，制造声势。他们胡说什么招收“生产工人”的结果不仅大大降低了教学质量，造成“惊人的淘汰率”，而且实际上等于拒绝“有才能的青年”入学。可见苏修鼓吹“知识仲裁”，正是以“知识”、“分数”的自由竞争为幌子，给特权阶层子女大开方便之门，而把劳动人民的子女排斥在高等学校之外。恩格斯在谈到英国工人阶级的教育状况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竞争“照例也是有钱人在这上面占便宜，而穷人吃亏，因为对穷人来说竞争恰好不是自由的”。在苏联，资产阶级的子女有父母的资本和权力作为后盾，不仅可以上收费昂贵的“补习班”，还可以聘请家庭教师。据苏修《文学报》透露，在列宁格勒的调查表明，高等学校的入学新生中有三分之二上过这种补习班；许多高年级学生还在物理和数学等方面找私人教师补课。这种私人授课，一小时要索取五个到十个卢布。对这种靠金钱上大学的办法，每月工资只有几十个卢布的工农群众自然只能望洋兴叹了。苏联劳动人民对这种知识商品化的丑恶现象极其愤慨，他们尖锐地指出，这里“存在着钱袋的比赛”。事实早已戳穿了苏修所谓“教育平等”的谎言。什么“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什么“知识是最高仲裁”，都不过是象列宁指出的那样：“在一般个人平等的名义下，宣布有产者和无产者间、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间的形式上的或法律上的平等，以此来大大欺骗被压迫阶级”。因此，苏修教育方面的阶级对立只是苏修整个社会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的缩影。今天，按照资本和权力的大小分配受教育的权利，这才是苏修教育的真相。培养精神贵族的场所苏修叛徒集团大力推行“智育第一”的方针，宣扬学生的任务就是“获得牢固的科学知识”，叫嚷“必须把学习优秀生看成是高等院校的中心人物”，甚至胡说“社会的主要生产力量是智力劳动”。苏修鼓吹“智育第一”，装出一副只谈知识不谈政治的样子。可是，“提出这个原理的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资产阶级政治放在学校事业的第一位”。事实上，苏修以“智育第一”作幌子，在学校中不断加紧进行军国主义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教育，使教育为社会帝国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服务。为了适应修正主义培养精神贵族的需要，苏修还费尽心机大搞“天才教育”。苏修宣称：“一定要选拔真正有天赋的人入学，以造就高材生。”他们通过所谓“寻求和选拔天才制度”，把一批资产阶级的子女选拔为“尖子”，或者在中学里从优施教，或者送进各种专门设立的“天才学校”。在高等学校里更是把“筛出”来的“天才生”，作为“精华中的精华”单独培养。所谓西伯利亚“科学城”，就是进行“天才教育”的一个典型。他们挑选了一批“天才生”，封之为“国家未来的领导人”，由“天才教师”按照不同于其他学校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进行特殊教育。他们还为资产阶级的子女开设专门的政治、数学、美术和音乐等特殊学校。有的军事学校公开规定只收军官的孩子，有的学校不公开招生，只在上层人物的子女中选拔。这种特权阶层的特殊学校，同当年老沙皇开办的贵族学校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两样，它们都是为了培养反动统治阶级的接班人。苏修叛徒们还把“物质刺激”原则搬进学校。特别在高等学校里，他们巧立名目，实行高额助学金、奖学金和学位、学衔制度。表面上是刺激学生钻研书本的积极性，实际上是用金钱进行收买，引诱青年追名逐利，走上修正主义的邪路，从而把他们培养成鄙视劳动、压迫工农的精神贵族。苏修拚命宣扬读书是升官发财的捷径。勃列日涅夫宣称：“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这就是说，苏修的党和国家的权力主要控制在受过高等教育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手里。在苏修“二十四大”的中央委员中，仅具有院士、博士、工程师、教授等学位、学衔的就占百分之四十六点四。苏修一个头目还宣称：“现在，所有的州委书记，绝大多数市和区的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的执委会主席都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以此炫耀苏修“社会主义”的“发达”，其实这正表明他们把高等学校变成了进入特权阶层和攫取更高权力的阶梯。他们把知识变成统治所谓“下等人”的工具，残酷地欺压苏联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由此可见，苏修教育在维护和强化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今天的苏修教育，已经成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和修正主义的染缸。但是，苏联劳动人民决不会容忍苏修叛徒集团的这种倒行逆施。他们必将奋起斗争，推翻苏修的法西斯统治，夺回垄断资产阶级霸占的一个一个领地，包括教育这块领地，使苏联重新确立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
原载于1967年6月21日《文汇报》，《人民日报》1967年6月25日转载。 *《人民日报》编者按：划清无产阶级革命性和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的界限，抵制和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这是当前摆在无产阶级革命派面前的重大课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地盘缩小了。但是，我们应当充分重视小资产阶级摇摆性所起的严重的腐蚀和破坏作用。正如列宁所指出：“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列宁指出的这种情况，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必须高度警惕。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当他们在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抑的时候，也会起来反抗，进行斗争。他们希望革命马上胜利，以求改变自己所处的地位。他们可以参加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有利于革命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们在政治倾向上，又往往表现出左右摇摆，好走极端，华而不实，投机取巧的弱点。他们热中于极“左”的词句和口号，在思想和行动上表现出极端的狂热性和自发的盲目性。而在遭受某些挫折和困难的情况下，又会悲观失望，表现出政治上的右倾和动摇。特别是在掌权以后，他们的地位有了改变，如果忽视了自己的世界观的改造，就会停顿下来，不再前进，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甚至有可能发展到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立，而被阶级敌人所利用。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革命群众斗争，是一座伟大的共产主义熔炉。革命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是完全可以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在向阶级敌人作斗争的过程中，在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的过程中，不断地得到克服的。每个革命同志，都要在大革命的海洋中学习游泳，努力增强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定性，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坚强可靠的接班人。《文汇报》六月二十一日发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的社论，及时地提出了这样一个带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值得大家好好学习。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随着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激化，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的矛盾便日益显露出来。这也是人民内部的一种矛盾。我们要活学活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光辉著作，用革命的整风精神，大力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不断增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也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的自觉要求。当前，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的突出表现，是以“我”字为轴心，片面武断，时“左”时右，好走极端，例如：自以为对革命有功，老子天下第一，“唯我独左”，“唯我独革”，谁的话都听不进去；对别人，只要和他的观点不一，就斥之为“老保”，甚至随意拉出队伍，要踏平、砸烂对方的组织。在个人遭受压抑时，他要反抗，要斗争；一旦取得胜利，地位起了变化，外界压力小了，特别是当他掌握了一部分权力以后，就以为革命到了底，于是就停顿下来，不再前进。在革命组织内部，独行其是，一切通过“我”说了算数，大搞其一言堂；一旦“我”字碰壁，喝了几口水，便转而闹极端民主化，撒手不管事，当起“逍遥派”。凡此种种，在一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表现较为突出，他们不以为非，反而自称为“革命行动”，或者叫做“造反派的脾气！”这里就有一个是非问题：究竟什么叫做革命行动？我们应该革谁的命？在当前，就是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分清两类矛盾，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全力以赴地革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与此同时，革自己头脑中“私”字的命。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性的表现，这就是值得大大提倡的革命行动。相反，上述数例，既不把炮口对准“一小撮”，转移了斗争大方向；同时对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又采取了“保”的态度。这不是什么革命行动，不是什么“造反派的脾气”，而恰恰是小资产阶级的行动，小资产阶级的脾气。鉴别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的标准是什么？就是符合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是为公还是为私。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言论和行动，都离不了一个“私”字。正是这个“私”字挡住了视线，迷住了心窍，使一些同志陷入了盲目性，以感情代替政策，以个人恩怨判断是非，采取了错误的行动。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的滋生蔓延，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它在革命队伍内部，成为发展和巩固革命大联合的严重障碍，成为干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背离斗争大方向、涣散革命组织性纪律性的腐蚀剂；并为阶级敌人打入革命阵营，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提供了缺口。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听任小资产阶级摇摆性发展下去，就会生长资本主义势力，就会出修正主义，就会出新的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当此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展开总决战的关键时刻，各种思潮都要跑出来登台表演，同无产阶级思想较量一番。在这个时候，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的滋长，更是不足为怪的。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份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的党就处在这个阶级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应当正视这个矛盾，敢于暴露这个矛盾，分析批判这种思潮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以便刨树挖根，在灵魂深处闹一番灭资兴无的革命。小资产阶级是这样的一个阶级，当它自己受到压抑时，有一定的革命要求；但是，由于它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受着小生产的狭隘性、散漫性、孤立性和保守性的限制，在思想上又存在着主观性和片面性，故在政治倾向上容易表现为左右摇摆，好走极端。因此，这种人，可能是“拉车前进的”，但弄得不好，就会变成了“拉车屁股向后”的人。要彻底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增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就要遵循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教导，“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座清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大熔炉。我们要在同阶级敌人作斗争的过程中，在向工农群众学习，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的过程中，逐步地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大力提倡唯物辩证法，坚决反对形而上学，不断清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污泥浊水。这样，就能大大增强革命的坚定性，就能永葆革命的青春。翻开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来看，真正能够百折不挠地坚持革命终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总是那些老老实实沿着毛主席所指出的革命化的道路前进，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永远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不爱出风头，踏踏实实地为人民服务的同志。而另一些不学习，不改造，终日象浮萍一样浮在上头的人，结果都成为历史上来去匆匆的过客，成为政治舞台上昙花一现的人物，自己毁了自己。今天，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熔炉中，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积极投身进去，为革命冲锋陷阵，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同时在思想革命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但也有一些人，他们由于本身存在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而又不愿在斗争中进行艰苦的改造，只能在一段时期内充当革命的同路人。这种人，尽管也能干一点革命工作，但每当革命深入发展，特别在转折关头的时候，他就停顿了，动摇了，甚至倒退了，最终被革命的车轮远远地抛到后面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开展的今天，是做革命的同路人，还是做彻底的革命派？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严重的问题。历史无情，前车可鉴。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让我们沿着毛主席所指引的方向，永远前进，决不动摇，革命到底，誓不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