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d-describe title="辰语官方提示"}本文来源于知乎用户 Eternal星宇 {/card-describe}到底是谁让中国人吃饱了肚子这个问题最准确最无疑义的答案是：中国人民。但是，这个回答又等于没有回答。因为就这个回答完全可以再接着问：那为什么在这之前的几千年里，“中国人民”一直不能让中国人吃饱肚子呢?这显然是毫无意义的话。任何伟大的事业都必然有一个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领袖，这并不是英雄史观，所谓“英雄”，本就应该是人民的一部分。那么，这个伟大事业的“关键先生”是谁呢?其实，现在的中国教科书上有现成的答案：改革开放，小岗村，邓小平。他们的说法是，改革开放后，小岗村人按了红手印搞了大包干使粮食产量大幅提高，中国人民才终于吃饱了肚子。粮食产量为什么能大幅度提高呢?据说是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当然，有些人说还有袁隆平。但，真的如此吗?我们先看几个数字：1976年，中国人均粮食产量610斤；已在全国分田到户的1982年是696斤。提高了一点，但绝没有“大幅”提高，这6年的提高幅度,与1950 (476斤)至1954(562斤)这4年的,基本持平。(新中国历年粮食产量。网上一搜即可看到。)仅这几个数字，就足以让人怀疑教科书上的说法。攻击集体的无非是说集体效率低。可是，任何事都是立体的多维的，仅仅从一个角度出发去考察，肯定不可能看到全貌看到真相得出真理性的结论。这是略有理性的人都知道的方法论方面的常识。只有把相关的角度全都考察完才有可能看到全貌看到真相得出真理性的结论。再略微深入探讨一下，就会发现，这个结论，真是大谬不然!这个问题，其实可以换个方式问一下：应该怎样提高粮食产量?恐怕许多人都会答上几条。但我们的教科书上，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一条：分田单干，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这个结论，其实很“务虚”啊，没有一点实在的东西。如果沿着这个结论再追问一下：中国农民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不一直都是单干的小农经济吗?难道那时候他们没有积极性?怎么就一直吃不饱肚子呢?持此论者恐怕就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了。这个结论，绝对是似是而非，因为它没有涉及任何实质性的东西。其实，关于如何提高粮食产量，毛泽东早就有了科学的答案: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农业八字宪法；更系统更全面探讨这一问题的是《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因为有四十条内容，所以又称为《农业四十条》) 。我把其中谈提高粮食产量的部分摘录如下：(四)推行增产措施和推广先进经验，是增加农作物产量的两个基本条件增产措施的项目，主要是：⑴兴修水利。⑵增加肥料。⑶改良旧式农具和推广新式农具。⑷推广优良品种。⑸扩大复种面积。(6)多种高产作物。(7)实行精耕细作，改进耕作方法。(8)改良土壤。(9)保持水土。(10)保护和繁殖耕畜。(11)消灭虫害和病害。(12)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推广先进经验的方法，主要是：⑴由各省、市、自治区收集当地的丰产经验，编印成书，传播推广。⑵举办农业展览会。⑶各级政府定期召开农业劳动模范会议，奖励丰产模范。⑷组织合作社之间的参观和评比，交流增产经验。⑸在总结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组织技术传授，发动农民和干部学习外社外乡外县外省(自治区)的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知识。看，多么系统！多么全面！又是多么在理！真正的行家啊！绝对的“务实”！没有一个字是“虚”的!其实简单点说主要就是八字宪法的前四个字。毛泽东年代在这四个字上下了大力气，才使中国农业的发展走上了正轨，使中国的粮食产量逐年稳步提高，使中国人民的人均粮食产量逐年提高，(这两点看似简单，实则极了不起！与印度等国家比较一下就能明白这个道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根本做不到这一点。中国的历朝历代也根本做不到这一点。毛泽东时代27年，中国的粮食产量从1.13亿吨提高到2.86亿吨，翻了一番还多！这是极了不起的成就！)最终使中国人吃饱了肚子。下面，我们一个字一个字地详细解说一下。先说“土”。这个“土”又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土地面积，土壤质量。在这两个方面，毛泽东都下了大气力。先说土地面积。1952年大陆大部分地区土地改革结束，3亿农民分得7亿亩土地。再加上没有搞土改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当时，全国共有耕地14亿亩。(尽管少数民族的人口当时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七，但他们拥有的土地却占全国的百分之五十六！)但这14亿亩中，优质耕地实在是太少。当时的亩产量实在是太低：1950年中国粮食产量1.32亿吨，亩均不到0.1吨即200斤。在还没有别的方法能快速提高粮食产量的时候，唯一能多打粮食的方法就是：开垦荒地，增加土地面积。所以，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的土地面积每年都在增加。1976年,达到16亿亩。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的土地面积达到峰值：18.6亿亩。后来，因为有别的方法可以提高粮食产量，所以，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政府就致力于“退耕还林”和“退田还湖”，把许多山地和圩田都废了，不再用作耕地。现在，中国每年的耕种面积一直维持在近16亿亩。也就是说，解放后，中国增加了几亿亩耕地。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尽管开荒围田的过程中，有一些负面的地方，主要是导致水土流失，但是，与当时亟不可待的粮食问题相比，这个，显然是次要的。(尽管毛泽东多次说要“保持水土”:“垦荒，有条件的地方都可以这样做。但是必须注意水土保持工作，决不可以因为开荒造成下游地区的水灾。”《毛泽东年谱》下卷二p497(以下简称《年谱》)“在垦荒的时候，必须同保持水土的规划相结合，避免水土流失的危险。”《年谱》P507但是,就当时的技术条件和实际情况，许多地方都难以做到。)而且现在，这个问题已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另外，最重要的是，这几十年的开荒，产生了不少优质耕地，产生了不少商品粮基地，著名的如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同时国家兴建了许多国营农场，这些，是现在中国粮食的重要供给地。换句话说，新中国几十年，把中国大地上适宜耕作的土地全都开垦出来了，而且，优质耕地越来越多！这，显然是极其重要的！——这一点,早在1950年,毛泽东从苏联回来经过东北的时候就已有规划：“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东北地域辽阔，将来我们在这里好好开发，搞几个基地，再开发新疆，中国的粮食问题就能解决了。”( 《毛泽东离京巡视纪实》上卷p6)再说土壤质量。前面说过，当时中国的劣质耕地非常多，优质耕地极少，主要是东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珠江平原。盐碱地、沙化土地面积极大。毛泽东在全国视察时，到了这些地方，他总是要耐心地询问土壤改良的问题。《毛泽东离京巡视纪实》上卷P31：当时毛泽东在兰封车站边的一个村子里。“毛泽东从缸里抓出一把黄豆，豆子既小又干瘪。‘像辣椒籽啊！’毛泽东说。这时赶集的老汉回来了。毛泽东问：‘这里的盐碱地有没有办法治?’老人说：‘有办法，利用黄河水吗。”后来，毛泽东不管到什么地方，总是要问一下当地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好经验，然后就叫政府部门加以推广。后来在搞“农业四十条”时就专门有一条“推广先进经验的方法”。焦裕禄当县委书记的兰考，毛泽东也去过(1952年，当时焦裕禄还没到兰考，自然还没有出名。他是十年后才到兰考的)。兰考的盐碱地也是让焦裕禄操碎了心。毛泽东也特别关注。为了改良土壤，这位一辈子读圣贤书拿笔杆子写下无数雄文的政治领袖又半辈子指挥千军万马打下万里江山的军事统帅，竟在六十多岁的高龄学起了《土壤学》！“毛泽东跟大家讨论有关农业科学的知识，问大家：‘有没有看过土壤学方面的书籍?’还向大家介绍中外土壤学的各种版本。他说，他最近一直在读有关土壤学方面的书籍。他赞成一位土壤学专家的观点：‘没有瘠薄的土地，只有拙劣的耕作技术。’地薄不打粮，人可以改良土壤吗，人定胜天嘛！”(《纪实》上卷p347)拳拳之心，可昭日月！经过十几年的治理，中国的许多土地都从劣质耕地变成了优质耕地，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国营农场、商品粮基地越建越多。再说“肥”。肥料对于庄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老人们经常说一句话：“庄稼没有它，全靠肥当家。”但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人一直都只有用有机肥。尽管现在大家都知道，有机肥才是更合理的，但是，在一直只用有机肥的地方，粮食产量基本就固定了，很难再提高。这时如果再用一点化学肥料，产量就会大幅提高！有一个老人家原来就经常与我们谈这个事。他读过几年私塾，1950年后又在部队里待了3年，所以对新东西很容易接受。他是我们这地方第一个用化肥的人。当时许多人都觉得奇怪：“那东西又不黑又不臭，管用?”但是，后来的长势就明显地比别人的好。收割以后发现，一亩多打了二百多斤！这可太了不起了！要知道，那会儿我们这儿好田在风调雨顺的年头一亩也只能收四百斤！这事老人家一直津津乐道。可是，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化肥”两个字绝大多数中国人听都没听过！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陈云力主建小化肥厂。当时，中国已有了一点工业基础，建小化肥厂所需的钢材和能源已都能提供。开始，陈云主张全国每个县都建一个小化肥厂，产量在七八百吨到两千吨。当然，也不是全国二千二百多个县同时搞，而是分期分批地做。但是，几年以后，人们发现，已建成的这些小化肥厂技术根本达不到要求。所生产的氮肥，氮含量只有百分之十几。陈云后来也只好改变了看法，认识到中国当时的小化肥厂不济事。但中国当时还不具备建大化肥厂大量生产化肥的条件。主要是技术不行，没有设备。后来，毛泽东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后，许多西方大国开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其中就包括西德。1974年，中国终于从西德进口了十三套完整的大化肥生产线。然后经过几年的仿制扩建，终于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化肥生产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可以向全国敞开供应了！而且都是高品质的化肥(像尿素的氮含量是46%)！大量化肥的使用，又使中国的粮食产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再说“水”。毛泽东对水利的重视尽人皆知，毛泽东时代的水利成就也是有目共睹。《农业四十条》中就有一条专门谈水利：(五)兴修水利，发展灌溉，防治水旱灾害从1956年起,在12年内,全国水利事业的发展，应当以修建中小型水利工程为主，同时修建必要的可能的大型水利工程。小型水利工程(打井、挖塘、筑堤、打旱井、开渠、筑圩、修水库、兴修蓄水排水的沟洫畦田台田系统等)，小河的治理，都由地方和农业合作社负责，有计划地尽可能大量地进行。通过这些工作，结合国家大中型水利工程的建设和大、中河流的治理，要求在12年内，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和旱灾。内涝灾害严重的地区，应该大力进行除涝排水、改造洼地的工程建设。要求在12年内，把水田和水浇地的面积，由1955年的3亿9千多万亩扩大到9亿亩左右。灌溉设施的抗旱能力，按各地不同情况，分别提高到30天到50天；适宜发展双季稻的地方，要提高到50天到70天，以保证收成。为了充分利用一切水源，有关部门应当积极进行对地下水的勘察工作，保证水利部门所需要的必要资料。就说一个老群众提供的地方例子：除了各个队都修了几口“当家塘”，还修了座水库。这座水库本来是计划分两期建成，一期建成后，水库即可灌溉几千亩稻田。二期如果按计划建成，库容是一期的100倍，管一个公社绰绰有余！从水库出发的抗旱沟修到了每个生产队。可是，单干后，水库就没人管了，二期自然再无从谈起。更让人摇头的是，现在水库已完全成了私人发财的工具。叹！叹！毛泽东时代兴建的这些水利设施，到现在都还是中国人的命根子。现在，许多人回忆起那个火红的年代就还激动不已。“战天斗地”、“改造山河”，中国人民焕发了从未有过的激情！释放了从未有过的斗志！在农村，主要就是指兴修水利和改良土壤。再说“种”。《农业四十条》中，对于良种的推广也有明确的规定：(八)积极繁育和推广适合当地条件的农作物优良品种。要求在1962年以前，经过地区适应性的典型试验，普及各种农作物现有的优良品种。对于良种已经基本上普及的作物(例如棉花)，应当加强种子复壮和品种更换的工作。大力培育新的良种，并且注意试种外地和外国的良种。农业合作社应当建立自己的种子地，加强群众的选种工作，建立农作物良种繁育更换制度。在丰欠经常不定的地区，要注意储备优良品种的种子。中央和地方的国营农场应当成为繁育农作物良种的基地，积极繁殖和推广适合当地的农作物良种。各省(市、自治区)、专区(自治州)、县(自治县)都应当建立种子管理机构。我们这儿就深得良种之利。听老年人说，我们这儿过去一直种的是一种叫“小红稻”的稻子，而且只种一季，风调雨顺的年头，好田一亩只能收四百斤。后来国家一方面推广良种，我们这儿换了产量高不少的“二九青”“先锋”等良种，一亩田就多收了不少稻子，“先锋”亩产就达到了八百斤。又从单季改成了双季，粮食产量比土改的时候翻了一番还多！七十年代，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才逐渐试验成功。但是，要想大面积推广实际应用，还得过些年头，直到八十年代中期，这些种子才在全国许多合适的地方推广使用。这四条是最重要的！因为有了这四条，中国的粮食产量才能逐年稳步增长。当然，还有别的一些。还是《四十条》里说的：扩大复种面积，多种高产作物，因地制宜改进耕作方法，改良旧式农具推广新式农具等等。这些，都是真正的科学的提高粮食产量的方法！是真正的智慧！可以说，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业四十条》，就是中国农业的宪法！中国农业就是在它的指导下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到底是谁让中国人吃饱了肚子?毛泽东！唯有毛泽东！还有另一个原因，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中国工业化的基本完成。这一点看起来好像与粮食风马牛不相及，但是，细细想想还真是密切相关！我结合别人的经历谈谈这个话题。其实那个时候，“饿肚子”是确实的，但是，并不是“吃不饱”。这两个概念还真不是一回事。那个时候，一年到头几乎都有山芋吃，而且，山芋特多！每餐都是烀一大锅。除非你讨厌山芋，否则，不可能吃不饱肚子。但是，那时候又确实容易“饿”。道理很简单：所有的植物性食物在胃里停留的时间都不长，一般都不超过两三小时。胃一旦空了，人就觉得饿了。我们那时候一年到头，很少有吃荤食的时候。偶尔吃点鱼啊肉的就高兴得不得了！我相信这绝不是我一个人特有的经历。其实那时候农村里家家户户都养猪，许多生产队也养猪，为什么没有猪肉吃呢?当时只是知道肉要钱买，而一般的家庭是没有那么多钱的。但是，如果你想一下就会发现一个问题：那么多猪哪儿去了?当然，有一部分是卖到城里去了。可是，当时城里人吃的肉也不多啊！后来我们才知道了一个事实：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都是用生猪等农产品换外汇交换工业设备的！大家都知道，新中国刚成立时，工业基本是零。为了完成中国的工业化，中国必须从外国进口大量的设备。但解放的时候，蒋介石把中国所有的黄金所有的美元大量的银元都运到台湾去了，共产党手里没有一毛钱外汇。那么，怎么把这些工业设备搞到中国来呢?办法有两个，一是毛泽东开国后就去了苏联与斯大林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中就包括贷款一亿卢布。中国在苏联买的许多设备就是用这笔贷款买的。第二个办法就是，以货易货！就是用中国的农产品与东德波兰等国家换工业设备。其中很大的一宗就是生猪。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相当长时间。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已可以出口相当多的工业品了，这时，中国才大量减少了生猪等农产品的出口。也就是说，这时中国的肉类鱼类的供应量才突然猛增。再加上这时中国老百姓手里的货币开始逐渐增多，所以，从那时起，中国人的饮食结构才逐渐有了大的变化。荤食多了，人的饱腹感就强了，因为鱼肉这些东西都是大分子结构，不容易消化，在胃里停留的时间长，于是人就不感到饿了。——这个问题，我们这地方老年人有一个很普遍的说法非常有意思：“原来肚子里没油水呢！一餐管吃几碗都不经饿！现在肚子里都是油水，就一天到晚都不晓得饿了！”所以，中国人吃饱肚子与中国的工业化密切相关！而中国工业化的完成，正是毛泽东那一代人的功劳！所以，到底是谁让中国人吃饱了肚子?毛泽东！唯有毛泽东！再谈一下“吃饱”与“饿肚子”的话题。前面也说过，我们记事起，吃是吃得饱的，就是容易饿。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因为荤食多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才终于不感到“饿”了。但这是水到渠成的事，与分田单干与小岗半毛钱关系也没有！还有一个与吃相关的话题。过去，确实不能每天都吃上一顿干饭，能每天都吃上一顿干饭，也是从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为什么呢?一则就是前面说过的，化肥的大量使用、杂交水稻的推广，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取消了“公粮”！那时公粮每个人口每年是二百斤左右。如果没有取消公粮，还是难以天天吃干饭。那公粮为什么能取消呢?就是因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兴建了许多商品粮基地。正是这些商品粮基地，撑起了中国粮食的天空！为所有不生产粮食的人提供了足够的粮食！可是，这个，还是与分田单干与小岗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再看一下“分田单干”的弊端。先不谈其与小农经济有何区别，单干既不利于机械化也不利于现代化，更没办法产业化。这几点注定了它没有前途没有未来。它显然是逆历史潮流的。现在中华大地上又兴起的无数的合作社就确凿无误地说明了这一点。它自利和闭塞的特性与需要“大公无私”的公益性的事业是天然的“对头”。再说说袁隆平。老先生对中国对世界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有些人说他“以一己之力养活了14亿中国人”，这话就太没分寸了！我们简单地分析一下。2021年中国粮食产量是6.8亿吨，13600亿斤。其中稻谷产量4200亿斤。杂交水稻占比百分之六十多一些，按2700亿斤算。但是，杂交水稻不只有袁隆平系列；事实上，谢华安的“汕优”系列一直是种植面积更大的杂交水稻。不过，这两者的比例查不到(知道的请告诉我)，袁隆平系列就按1300亿斤算吧。但这还不能算是老爷子的贡献，因为这些稻田如果不种老爷子的杂交稻而是种别的水稻哪怕就是我前面说的“先锋”之类的，它也还有产量啊。从整体上看，杂交水稻产量大概高出30%左右。也就是说，简单点算，把这1300亿斤乘以30%即390亿斤，这才是袁隆平团队的贡献。再取个整，算400亿斤，人均不到30斤。这400亿斤就“养活了14亿中国人”?30斤就养活了一个中国人?显然太没有分寸了。再说两个小笑话式的说法。一是一个朋友那儿广为流传的。说是媳妇烧锅烧了九十九把火锅还没开，婆见了一方面大骂“你咋这么ha①呢?到这会连个锅都还烧不开！”一方面自己往锅洞里塞了一把火。锅开了。婆又大骂：“你看你好ha！烧到现在都烧不开！我咋一把火就烧开了呢?!”二、一个人吃了N个馒头都还没吃饱，到第N+1个的时候终于饱了。于是他说：“早知道这个馒头才能吃饱，先就不吃那些馒头了！”我再打个比方。当然，所有的比喻都是跛脚的，这个比喻更是跛得厉害。但是，它还是能说明一定的道理的。一个人，栽了许多果树。他每年都辛辛苦苦地浇水、除虫、整枝、嫁接。可是，就在果树挂果的头一年他去世了。第二年，所有的果树都结满了果子。这人的儿子说：“老头子真可怜！辛辛苦苦那么多年，一个果子都没吃着！你看我！才刚刚当家，头一年，就吃了这许多果子！”————————————————他们会宣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生产积极性，他们不会告诉你同时期他们大幅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粮食问题作出决定：提高政府的粮食收购价格，其中计划内收购的部分提价20%，超计划收购的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其他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也相应提高。他们同样不会告诉你，他们后来又下调了粮食收购价格，并造成了粮食减产。1985年，国家取消计划收购（统购），实行合同收购。对合同内的收购价格，取消了超购加价50%的政策。实行这一政策后，农民积极性大幅下降，粮食增产受到影响。1985年到1988 年间粮食的年度产量始终未能超过1984年的水平。1978年11月24日，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十几户农民在全国率先推行“大包干”，从而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时代巨幕。2003年，小岗村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000多元，低于全县平均水平，村集体欠债3万元。依托村集体经济，到2018年12月小岗村的贫困人口已全部脱贫。一些人怀疑这里的小岗村是不是跟别的同名同姓的小岗村搞混了，我要强调一点，我说的就是率先大包干的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这个村还累死过一个叫沈浩的干部，有兴趣的可以百度小岗村沈浩。—————————————————前30年的中国人错误的认为粮食增产需要从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入手实现增产，也就是土壤改良、合理施肥、兴修水利、培育良种、合理密植、病虫害防治、田间管理、工具机械化。前30年的中国人以及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国都错误的认为要搞土地集中管理。只有邓公不一样，一招家庭联产分田制度直接解决几千年以来中国的温饱问题。—————————————————2008年，刘燕舞所在的研究团队在湖北省京山县进行田野调查。当问到村庄里有没有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时，得到最多的回答竟然是：“我们这里就没有老年人正常死亡的。”他用驻村400多天的调查数据，画出了一条“农村老年人自杀率”的曲线：从1990年开始，中国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大幅上升，并保持在高位。据刘燕舞统计，农村老人自杀最主要的原因是生存困难，其次是摆脱疾病的痛苦，两者合计占直接死因的60%，之后是情感问题。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相当于城镇居民的39.08%。—————————————————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乡，1982年国家要取消人民公社，在全公社3055户社员的投票表决下，保留了人民公社制度。周家庄实行土地集体统一经营耕种，社员统一劳动，按劳记酬，记工分，统一分粮，年终核算，统一分红。2013年，周家庄人均纯收入14104元，较全国农村居民平均水平，高出5208元。2015年，周家庄人均纯收入18048元，较全国农村居民平均水平，高出6626元。周家庄发展的产业包括占地1584亩的人民公社文旅度假区。（景区内有马术俱乐部、观光小火车、可供住宿的丛林小木屋）1200多头奶牛饲养场。(石家庄市附近最大的奶牛饲养场)。4000亩红地球葡萄种植基地。1000亩高档苗圃种植基地。(专供省市林业部门)3000亩鸭梨种植基地。(产品通过了“无公害产品认证”获“河北省名牌产品称号”2000多亩大棚蔬菜种植基地。(和香港欧泰记公司合作，专门生产绿色无公害有机蔬菜，销往香港)10000亩优质小麦繁育种植基地。拥有阀门厂、彩色胶印厂、建筑公司、纸箱厂等集体企业10多家。其中阀门厂成为长江以北大型阀门生产企业之一。全乡6个自然村的住房，由全乡统一标准，统一规划，统一设计。民办公助，由村建筑队统一无偿施工建成，社员统一住上独门独院的二层小楼。周家庄对全社社员实行了12项福利事业，包括免费供水、免费上学、电费补贴、合作医疗、生活补贴、困难补贴、老人补贴、残疾人补贴、住房补贴、免费安保服务等等。从而保障了老有所养，残有所安，鳏寡孤独，皆有所助。2017年12月17日，周家庄乡获评2017中国最美村镇50强。2020年11月20日，被授予“第六届全国文明村镇”荣誉称号。获得的其他荣耀还包括，荣获“国务院嘉奖”、“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村镇”、“中国乡镇之星”等荣誉称号70多项（次），自1985年至今连续被河北省委命名为“文明乡镇”。—————————————————西藏自治区那曲市双湖县嘎措乡，1982年国家要取消人民公社，在社员们的投票表决下，保留了人民公社制度。（强调一点，噶措原本是个生存环境恶劣的无人区）2016年，嘎措人均现金收入18494元，远高于那曲本地区的人均8638元，也高于同年西藏各地区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6年嘎措人均集体分红就与西藏人均收入最高的林芝地区（含政策性收入）几乎齐平。嘎措乡设立了自己的医疗救助基金，主要用于填补政策优惠之外、需牧民自行承担的医疗服务与救助费用，包括不予报销的医药费、路费、住宿费等等。嘎措乡还首创牧民退休制度。牧民55岁以后会成为退休牧民，获得实物现金补助，在身体条件允许与自愿接受任务的前提下，还可以继续参加适当的劳动，获得工分。嘎措乡还建了专门的养老安置中心，来安置孤寡或失能老人无家庭照料的老人，并有专门的看护人员轮流看护，由集体给看护工分。对于因突发情况、有额外现金需求的牧户，如孩子上学，治病等，集体还提供免息借贷作为一种临时救助。村集体不要求当年一次还清，而是每年分红的时候，从分红现金中扣除贷款的20% 或30%。嘎措乡还摸索出“各生产组长监督组员，村干部监督生产组长，再群众监督干部”的循环监督模式。在这一监督制度中，村干部将基本工资全部上交给集体（其他的绩效考核、奖励补贴等可自己留用），年终再由全民投票，决定干部的工分等级，干部根据评议的工分等级获得他/她当年的收入。嘎措乡2014年注册了“普若岗日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值得注意的是，牧业公司销售畜产品时，并没有把“市场”凌驾于内需之上。牧业公司出售的牛羊肉是三等肉，而一等肉则留给辛苦的社员们自己消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嘎措人民公社从来没有任何纠纷，社会稳定性极高，村里也没有任何的闲散青年，与同时期的严打形成鲜明反差。—————————————————1965年6月26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全国现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毛泽东听完后，十分震怒：“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当天，毛泽东针对这一问题，作出指示。9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卫生部党委《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到年底，全国城乡医疗卫生网基本形成，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实行合作医疗制度。1976年9月，覃祥官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了在菲律宾召开的“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27届会议”“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向各国代表介绍了中国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实施状况。世界卫生组织赞誉其为“第三世界国家最佳的医疗制度”。1978年，农村合作医疗被全面否定，合作医疗开始大面积解体。到2002年，我国农村有79.1%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险。2002年10月，中央重新提出各级政府要积极引导农民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他们会宣传恢复了高考，他们不会告诉你没有高考的时代依然有大学教育，是的，中国曾经有另一套不同于现在的教育体系。他们会宣传高考的公平性，但是他们不会告诉你高考的公平性是建立在教育资源公平分布的前提下。（给农村孩子少量的教育资源，甚至不让他们接受教育，然后跟农村孩子说，跟大城市孩子同台竞技高考比分数是最公平的。）1968年到1977年，国家采取工农兵大学推荐制，教员是看到当时农村文盲多，教育资源不足的现状，高考条件下农村学生根本无法跟城市学生竞争，于是采取推荐农村学子上学的方式。（强调一点，总有人喜欢把支持农村发展的教育政策和农村本地的官僚主义腐败混为一谈）工农兵大学非常注重理论与实际结合，毛认为教育是为了培养人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解决生产生活中的问题。而现行的教育更偏向于社会阶级分层。这是两者理念的最大区别。
{card-describe title="辰语官方提示"}本文来源于知乎用户 Eternal星宇 {/card-describe}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即生活资料）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目前，全球有至少2.8亿的合作社职工，合作社作为一种小范围的公有制生产单位，它并没有将例如“个人存款”“房车”等生活资料公有。 ​）在公有制下并不影响生活资料私有，共产主义并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禁欲主义理想国，更不是幻想出来的乌托邦。它所考虑的“集体”，并不是一个为了道德绑架而刻意引导、用于灌输意识形态的抽象概念，而是由无数具体的“个体”组成的，它并不破坏个体的利益，也从不强制性地要求个体无私奉献，不对个体有道德束缚。一些自由派妄图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定义为一种无视人性自私的产物， 仿佛马克思是想把社会主义建立在人人甘于奉献的利他主义上的， 所以他们才会说什么马克思的理论经不起人性的考验。这不难理解，因为他们自己的智力就只能达到认为“制度是人性决定”这种低端的启蒙时代的水平，因此， 他们要反对马克思， 就只能把马克思想象成一种比他们更愚笨的存在。井底之蛙自然是想象不出犀牛和狮群之间战斗的， 因此， 他们只能以身边的蜗牛来理解犀牛， 认为这都是一种“牛”。而在实际上， 西方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的大师没有一个人不清楚， 马克思绝非是一个以为社会上的多数人都能做到无私奉献利他不利己的人。相反， 那种源自于亚当斯密的自利理性人的假定自始至终一直贯穿着马克思的整个学说， 并构成马克思许多结论的基石，而且那种假定在至今的主流经济学中仍然是基石。共产主义不需要人民的道德水平有多高，不需要声嘶力竭的道德教育，不对个体有道德束缚。共产主义不仅不批判自私自利，不反对利己主义，反而保护自私自利，培养自私自利，要每个人都懂“自私自利”。私有制才反对自私自利，要老百姓都大公无私，舍己为人，无私奉献。资本家要你无偿加班，就是让你给他无私奉献，舍己为他们。资本家赖你的工资，压低你的工资，也是想让你给他无私奉献。帝王让老百姓交税，献贡品，就是让老百姓无私奉献，把最漂亮的女孩子，最好的宝物献给他们。汉中府土贡胭脂一十斤，红花五十斤；洋州土贡隔织八匹；兴州土贡蜜、蜡各三十斤。 ——《元丰九域志》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作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得和胸牌上。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圣经·出埃及记》(注: 摩西是当年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的头领，上段话是他装神弄鬼，打着上帝耶和华的名义让以色列穷苦人向他奉献财物供他享受。)共产主义承认人的本性自私，承认人的趋利避害，并且时刻教育人人都要懂得怎么“自私”，不能光自私而不懂自私，净做一些无私奉献、舍己为人，被卖了还帮既得利益者数钱以及做其他损人不利己的傻事。共产主义反对剥削，要消灭寄生虫，主张谁的劳动成果就应该归谁所有，不能给任何人，任何人也不能占有，有人占有你的劳动果实你应该知道，而且要斗争，而不应该忍气吞声，或者不知道，或者乐意奉献。这就是尊重和保护每个人的自私。而不是让无产阶级舍己为人，大公无私，负重前行，资产阶级岁月静好。社会主义的主旋律从来都不是“奉献”而是“斗争”。《国际歌》里唱到:要夺回我们的劳动果实，哪能容得寄生虫！私有制虽然也宣扬自私，承认人的本性自私，但是它这个自私和共产主义说的自私不一样，它是资产阶级法权下的自私。共产主义把人人都看成平等的人，认为人人都有私心，人人的自私都应该同样受到尊重，受到保护。而私有制说的自私是专指剥削者的自私，自私是剥削者的专利，他们说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也是专指他们说的，被剥削者的私心被他们抹杀被他们无视，被剥削者不是人，而是牲口动物，理应给他们奉献血肉皮骨力气，不配自私。所以私有制里，老板赖你的工资是合法合理的，而你要工资就是恶意讨薪，因为你不配自私，你就应该奉献。富人的三宫六院，三妻四妾都是富人的标配，穷人要老婆就是不应该的，穷人应该把自己应得的一份让给富人。富人享受锦衣玉食也是应该的，是因为他们贡献大，穷人又懒又蠢又坏，就算这辈子不坏，前世也肯定坏，就应该受苦。共产主义则是尊重所有人的私心，保护所有人的私心。你有钱人只顾自己自私，不顾别人的自私就不行，就得消灭你。所以富人都恨共产主义。共产主义里，个人没有生产资料，个人不做生意，所以也不需要对人搞诚信教育。共产主义里，没有贫富差距，大家都一样，都有生活保障，不需要捐款扶贫，共产主义不需要慈善，做个通俗理解就是老子所说的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所以共产主义也不需要搞仁慈教育。共产主义里，没有商品交换，不要利润，没有贫富差距，没有攀比，而且是按需分配，每个人都会获得正常的生活需求，又有广泛的群众监督，所以官员无法贪污，也不需要贪污，也就不需要搞清廉教育。共产主义自带防贪功能。总之，共产主义不需要人的道德高尚，不需要搞道德教育，私有制才迫切需要道德教育，私有制里的儒家、宗教都是搞道德教育的主力。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类社会的现象都由其社会存在决定。对应的制度会产生对应的社会现象，（当然，我持有的想法和形而上学的制度决定论有所不同）私有制下，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心而抹杀他人的私心，尔虞我诈，巧取豪夺，坑蒙拐骗。到了共产主义，就必然产生相对应的现象，人的行为自动变化。好比毛巾放在水里就永远是湿的，无论怎么烘烤它，教育它，它都是湿的，只有拿出水，它才能变干，而且只要拿出水就会自动变干。所以，想把人民道德变得高尚之后再进入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就好像想让毛巾变干之后再拿出水一样。必须先进入共产主义人民的道德水平才能相对应地发生变化。我们暂时无法不知道共产主义的社会意识会是怎么样的，但是至少知道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意识是怎么样的。不要妄图把某种“永恒”的道德观念奉上神坛，并为之顶礼膜拜，这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体现；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看，现存的种种道德观念无非是对私有制的反映，如果私有制被消灭，那么这些观念就必然会随之消失。“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这句话是那些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家永远也理解不了的。但是，你们既然用你们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教育、法等等的观念来衡量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主张，那就请你们不要同我们争论了。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你们的利己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这种利己观念是你们和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谈到古代所有制的时候你们所能理解的，谈到封建所有制的时候你们所能理解的，一谈到资产阶级所有制你们就再也不能理解了。——《共产党宣言》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抽象人性，只有具体的人性。在现阶段，人的社会属性远大于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阶级社会，人的主要社会属性就是阶级性。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一切资产阶级法权下的所谓“人性”，会自然而然地消亡。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言：“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理论上既不是从那情感的形式，也不是从那夸张的思想形式去领会这个对立，而是在于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随着物质根源的消失，这种对立自然而然也就消灭。”在公有制下，人民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将是一个极其自然的过程。当然，可能有人会拿以往的失败实践来加以反驳，但是这些人完全弄错了反驳的对象——他们真正反对的是公有制下种种私有制的残余，而不是公有制本身。一旦这些残余不受限制、自由泛滥，就会反过来腐蚀公有制。公有制被腐蚀殆尽后产生的，披着国有外皮的权有制是私有制的变种，它不应当成为批判公有制的论据。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三卷 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人的个性或把个人欲望和才能降低到固定的、平庸的水平。相反，个人的力量要发展，个人就必须把他的力量视为社会的力量，必须认识到他的力量不是孤芳自赏，而是只有在人类共同体中才是有价值的和有效的。共同体中才是有价值的和有效的。只有共产主义才使人的种种才能的全面运用成为可能，即日益多样的技术发展保证了特有的人类活动得以从肉体的抵制和饥饿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因而使人类活动成为真正创造性的……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可以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发展，而不是被他所创造但绝不受他支配的物质力量所奴役。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人不再是偶然事件的牺牲品，而是其命运的主人，是其自我目标的自觉的设计者。资产阶级总是借口人民没有能力驾驭财富，只能勉为其难的将资源都留在自己兜里享用。他们总是说：“你们受的教育还不够，你们的人品还不行，你们的德行还不足。古人说厚德载物，只有思想道德水平足够深厚了，才能用得起你们生产的这些东西。”可人民仔细看了看这些资产阶级大老爷，感到非常奇怪！他们明明都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人，巧取豪夺欺凌弱小无恶不作，有些还专门勾结外人算计自己人的财产。
{card-describe title="辰语官方提示"}本文来源于知乎用户 Eternal星宇 {/card-describe}前言: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以实现人的解放为目的“学习活动”最终指向的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它本不应该成为过度竞争的手段。现代人对自由时间的渴求，迫使社会通过科技的发展不断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在有限的时间里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这导致社会节奏不断地被加速，“竞争逻辑”越来越成了我们做事的主导方向，以加速学习来提升科技工具的运用能力，成为当代劳动力的一种选择。自由自觉的学习方式被扭曲，学习的本来价值遭到扭曲。现实中，人们生活节奏不断加快，过于忙碌而没有时间过自己想要的生活，甚至赔上了健康。我们越来越感到自己就像滚轮里的仓鼠，只要稍微喘口气就会落后，这已成为阻碍人们体会美好生活的一大难题。在无节制的市场竞争中，“获利原则”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效益原则也被引申出要求尽可能地加快速度，和时间赛跑，争取让每一分钟都能够换算成它的经济利益，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的意思。在现代社会，竞争原则显然不只存在于（以成长为导向的）经济领域，事实上，这种原则支配了现代生活所有领域的分配。社会加速时代的竞争逻辑也带来了学习教育上的过度竞争，使实现自由个性的学习领域变成了“你输我赢”的竞技赛场。纵观我们当代人的生活现状，我们的收入、学历档次、社会地位、子女成就等等的获得和维持，无一不在竞争，而这些都与学习的异化脱不开干系，这样，学习就变成了保持竞争优势的一种手段，甚至形成了“原地踏步就是一种退步”“小步慢跑也是退步”这样不进则退的思维方式。为了保持优势，人们就要进入“永远竞争”的世界。这种竞争逻辑一旦成为社会加速的推动机制，就给人们的学习活动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开篇:（暂不讨论个体原生家庭中的封建式“中式教育”）普鲁士模式的工厂教育、填鸭式的应试教育、普及式的义务教育/平民教育，再加上一点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影响，甚至还带点封建社会科举制的影子，这些共同组成了所谓的“中式教育”。不过依我看，批判教育就批判教育，没必要扣一个“中式”的帽子，容易被网络爱国者们群起而攻之，现在的教育模式其实和当年苏联早期的教育模式差不多，在这种制度下的国人，似乎终其一生都只是在进行一个不断量化、标准化、同质化的过拟合的过程。（由于“中式教育”的涵盖范围过于广义，本人又不想分点，且本文部分文段并不是同一时间创作，所以部分段落暂时沿用“中式教育”这个名词，且行文逻辑并不流畅，有重复论点，请见谅）单一的社会评价体系让个体的容错率极低，失去了试错成本和试错机会，人们都在为了社会评价活着，一切的一切都充满了优绩主义的味道。包括孩子们在内的所有人都被单一的KPI困住了，就比如“分数”和“财产”，人应该是全面的人，不应该是单一的，每个人都有属于自我的价值，单一的结果必定是生成行尸走肉般的格式化机器，社会主流功利价值观扼杀人的个性自由和创造力，并塑造了线性思维和功利主义的思维导向。现阶段的阶级社会都需要一种制度，来承担筛选教化和阶层流动的功能。很多人大谈特谈应试教育给了阶层流动的机会，而实际上即使是八股取士，也提供了阶层流动的机会。如果现在阶层流动的制度从应试教育改成谁放的屁多，那么脱颖而出者是不是也要感谢自己放的屁多呢。我们不应该挑选适合被教育的学生，而应该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忽视阶级差异和阶级局限性等因素，不断鼓吹阶级流动性，以掩盖阶级矛盾，是资产阶级用来迷惑无产阶级的惯用手法。形如高考，只不过是给无产阶级一种极度微小的阶级跃升机会来维持社会稳定并转移矛盾，从客观事实上看（后文会提到），它已然成为了阶级再生产的工具。应试体系的主体效能就是筛选和竞争。至于目前教育模式的竞争状态，因为进入存量经济时代/产能过剩型社会的缘故，就更是离谱了，恶性竞争严重，在这种以零和博弈作为前置框架的竞争模式中，以优绩主义为主体的双标式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个体边际效益极度递减，而且基本忽视个体差异，让文化资本的不平等更加突出，这显然不是一个良性的竞争系统。我们的教育生产理想主义者，再由现实击碎他们的幻想，并将这种重塑美其名曰“成长”。在原子化的过程中，个体不可回旋地异化，成为工业化的养料。培养工具人的手段通常有三种：感恩教育、恐吓教育和仇恨教育，感恩让应得的扭曲成赏赐的；恐吓让本该探索的扭曲成听权威的；仇恨让本是自己的问题扭曲成都怪他们使坏的。————————————————教育应该是因材施教、寓教于乐、有教无类的，丝国的教育制度更像一个筛子，而不承担教化功能，或者说其教化功能和制度无关，完全依赖于具体的教师个体的主观能动性。这种制度可以说完全是为了社会分层而存在的（而教育资源的分配又极其不均匀），将人同质化、数字化、物化、工具化，使人沦为学习过程中被动的客体。而这样便会导致人的异化，在这一过程中，人沦为了机器一样的存在，导致对于个性和内驱力的扼杀，这样的学校教育无异于一座工厂/监狱，且形式主义（各种检查摆拍，强制性“自愿”措施，衡二式跑操、服从性训练式军训）、官僚主义（某些家长对于校内人员的阿谀奉承，甚至送礼，而且侧面支持暴力教育）盛行，强制性的驯化教育、服从教育，不把人当人，将活生生的人打上思想钢印，变成没有感情的流水线生产机器，某些封闭式的军事化管理学校甚至剥夺学生人权，侵犯个人隐私权、名誉权，更有甚者，进行严重的体罚，令人作呕。与此同时，学校教育更像是监狱教育，学生似乎变成了学“牲”，其待遇甚至不如日内瓦公约中的主体，单就作息而言，996只是小菜，007甚至占据偏主导地位，天黑上学且天黑放学。而且部分住宿学校食堂的食品安全问题十分严重，很多人因为学生时代的畸形环境，身体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终生相伴的生理/心理疾病。（近视、脊椎病、肠胃病、抑郁症较为常见）而且现在的学校教育有很大程度的格式化，更像一个唯指标论的拜物教公司，完全脱离了教育的根本，这一点在《上海交通大学学生生存手册》中有相关论述，暂不拓展。题外话：可能部分段落阐述的现象有许多人会用身边统计学来否认，不过也很正常。可能发达地区的部分人群是永远也理解不了山河四省部分地区以及其他偏远地区所遭受的畸形教育的（不过很多身在高考大省还帮腔的PTSD患者也真挺...的）。而且用一个地区不存在此现象来论证这种现象在别的地区也不存在，这种逻辑链似乎有点抽象，当然，也不用扯什么自证陷阱，这些现象很多学生可能此时此刻正在经历着并深受其折磨。————————————————以工业化生产的方式低成本、大批次的培养出社会的螺丝钉。这套方法在工业化程度不高的时候，能够大规模的培养合适劳动力，但是在发展程度已经到达一定层次的今天，这种方法就显得极为过时且有害了。我国正面临着产业升级的难关，需要让少数有创造力的技术型人才充分释放其能量。我国的产业结构并不需要批量地生产多用途的带着“高素质”标签的廉价劳动力。越高端的产业利润虽然高，但瓜分利益的参与者少，如果不改革分配机制是不可能维持稳定的，然而庞大的人口基数、政策惯性让人看不到那一天。无论是什么人都厌恶风险与收益不对等的地方，不做出改变，只会导致一个处于产业升级关键期的国家出现大量人才外流。至于丝国的学术研究环境（比如高等教育体系的产业化和资本化，导师压榨学生的割裂现象时有发生、学术论文剽窃问题、中山二院的“学阀”现象、华农事件、网络亚文化中常常提到的官本位“敬酒”问题，虽然这些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毕竟已经有了许多实例，没有学术的民主和思想的自由，科学就永远也不能繁荣），（当然，其他国家的上层环境也有类似“萝莉岛”的丑闻，但这与我们所要讨论的主题无关，因为我们主题显然不是“比烂”）我个人对科研环境的评价是主观片面的，就不献丑了，顺便再提一句，现在考研的有多少人是为了学术研究而不是为了提高就业核心竞争力呢，目前考研考公的跟风潮流也侧面体现出了很多东西。大学的很多课程和就业技能的割裂也助长了这种状况，市场上专业对口的工作岗位却又逐步减少，使得自然科学领域的实用主义价值观愈加流行。兴许现在的教育体制最大的可取之处也就是“公平”地用许多筛选性考试提供阶层流动的可能性了吧。不过如果真的那么公平，还需要阶级跃升做什么？其次，既然它的应试公平性如此优越，我们就简单地拿澳洲的制度对比一下，总有人说高考对穷人很公平，那么高考一定全国统一卷吧？澳洲是各州各考各的，不过各州的高考分数全国通用，不会出现一个州一个标准的情况，而且也没有我国特有的户籍制，你想去哪个州考就去哪个州考。高考是对穷人最公平的制度，那一定给贫困生加分吧？那一定会给家庭里没有大学生的“第一代大学生”加分吧？那一定会给正在经历困难情况和特殊情况的人加分吧，比如自然灾害的受灾者，家庭成员去世。会给高考期间生病的学生进行重新算分或者按照学校里平时成绩来给他一个合理的最终分，既然那么公平，那么一定会照顾那些生病的同学吧，毕竟让生病的同学和正常人一起考不公平。以上这些都是澳洲高考有的应试保障制度，各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更何况在中式教育下，垄断资源的那一批人根本不走这个应试筛选的赛道，这种所谓的阶级流动性似乎成了“老爷”们的施舍（有的人不需要参加中高考，他们有各种国际赛道，华侨联考，AP、IB、A–level课程等等，考研可以有“”笔试倒数，面试满分”，“借用论文”等等现象，国考考公有留学选调生），或许你觉得至少应试本身对国内普通人是“公平”的，但从现在的数据和事实（大学录取率地区差异/学位差异、应届毕业生就业率、华五c9等高校贫困生比例、积分入学、学区制、留学生超国民待遇住宿条件的割裂）看，这个所谓的可取之处也可以说是可有可无了。因为从科举到承担现代科举效能的——高考/考公，一直是按教育资源分配来作为决定性因素的。反驳者无论嘴多硬，都不会阻止他们给子女选择教育资源更好的城市、学区和学校。而教育资源，又是按照经济水平来分配的。最终，高考就成按家庭经济水平和家庭文化资本来决定的了，这种仅仅为了追求表面性程序正义的机会平等无疑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阶级固化的重要推手，它完全忽略了更深层次的有关文化资本、社会关系、物质基础等因素的结构性问题。马太效应出现在了教育资源分配上，这是阶级矛盾激化的侧面映照，也让被资产阶级用转移矛盾的手法迷惑的部分无产阶级终于认清了自己的阶级。简中网络上有一种十分抽象的认知分裂。一方面，很多人都相信欧美公立学校在每个学生每年一万多美元的预算下无法提供合格的教育。另一方面，他们又觉得山沟沟里靠希望工程才能接受教育并且大部分还要脱离原生家庭影响的学生（以及占比很大的一部分留守儿童）和北京中心区域的、从小素质教育、小班式教学、个性化教育的学生能在同一个“赛道”进行“公平竞争”。关于补习内卷， 他们对日韩教训如数家珍。面对城乡差距， 他们又觉得教育资源是公平分配的。在教育产业化的大前提下，乡镇学生卷不过城市学生是必然的，家庭条件和文化资本更优越的学生在这种模式中掌握更多的资源和益处，而且还在舆论方向上占有极大的话语权。当然，我们不会全面否定这个教育模式，那是思维模式里只有二元论的二极管小鬼才会干的事，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问题，中式学校教育确实锻炼了人的应试行动力、应试能力、应试自律能力，但与此同时，它也滋生了很多负面现象，如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发酵、过度宣传集体意识而导致的个人极端利己主义（在这种教育模式下，筛选性远大于通过性和教育性，普通学生为了争夺教育资源，属于竞争关系，却要宣传虚伪的“集体荣誉感”，从目前的很多情况来看，这种集体主义甚至不能称呼为集体主义，更多时候是一种“连坐”制度，应该称呼为整体主义才更为贴切）、以及唯分数论（关于考试-分数的意识形态，即唯分数论，将某种文化资本的差距合法化为了一种本质意义之上的「能力」差距——然后变为文化特权与阶级不平等塑造了与生俱来的假象。恰恰是这种体系以及有关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机器将阶级之间权力关系的再生产给上层阶级文化特权的延续提供了保障，而在这背后有无数机制保障着文化资本的不平等传递，例如说现有的学区制与积分入学便是最典型的机制，当然还包括家庭教育上面的差异等等因素。而文化资本的差异最终又被反映为分数的上的差异，反过来又决定着下一步的受教育机会和个人的就业，这就更好地论证了上层阶级的文化特权是被现代教育体系塑造的）带来的利益至上和学历歧视（私以为学历只是一个人在现有的制度中接受该体系下学习经历的证明，而不应该是嘲笑他人的资本，歧视链一旦产生，所有维持者终有一天也会被卷入其中，被抽象地异化为源源不断地为下一个体产生优越感的符号工具，而不是一个实质性的“人”，个人认为一个成年人要是还在用外在的标签来寻找信心，那只能映衬出内心的软弱与怯懦）、强制性的学校教育使学生产生自我意识过剩、思维模式固化、创造性和内驱力的扼杀、缺乏社会实践、高压环境后的过度反噬（如大学生休学）等等问题，在这种社达筛选模式下，脱产学生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被放大，投机派思想生根发芽。而且该教育体制下的爱国主义教育也显得别有用心，充满民粹导向，教出了大量盲目“爱国”的民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它脱离了国际主义和阶级叙事，转用国族主义和民族叙事，只谈奉献与爱国，却不谈所谓“奉献”的具体对象，也不谈“爱国”是爱的哪个“国”，这个“国”是什么性质，只是盲目地将其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简单理解，无产者没有祖国，教员也曾经在毛选中提到过:“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要看在什么历史条件下决定”，爱国要看国家性质，至于国家的本质，马列主义导师们的著作中也有更详细的论述，这里就不一一拓展。有很多人喜欢拿西方（狭义上的，一般语境中指一些发达国家，比如阿美莉卡）的一些教育体制和中式教育作对比，以此作为慰藉，这无疑是忽略了回报率、信息密度、带来的正反馈等多方面因素。一直自我洗脑“美国底层其实比我们更惨”以此来自我安慰精神胜利，是一种很纯粹的阿Q精神。有些人总是辩解说应试教育是普及式的精英教育，并让普通人都能接受高等教育，而且更抽象的是持这种说法的人中大部分是优绩主义/唯学历论者，他们所认为的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还不包括专科生。容我不绝对客观地统计，不考虑时间成本的存量，三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有本科学位，而我国人口的本科率才4％。如果按照出生人口来算，2021年高考本科招生大概450万人，同时2003年的出生人口大概为1600万人，本科率也才28％，再看2023年高考人数1200万（这批人还是已经经过中考五五分流的），本科录取450万左右，且其中复读生就有400万，这批人基本三分之二以上的人上不了本科。是什么给了你们，我国本科教育是普及教育的幻觉？沉默的大多数只是“沉默”和被社会主流价值观绑架，并不是真的不存在。如果中高考筛完后的才能叫“普通人”，那剩下的呢？人总是喜欢用幸存者偏差普遍化一切不合理并让其看似合理；有的人怎么这么喜欢拿类似“精英教育上常青藤名校也一样要卷”的例子来精神胜利自我安慰呢？要不要对比一下双方卷完的待遇差距？又或者对比一下双方国家普通工薪阶层的薪资待遇呢？到底是什么给了某些人只有应试教育中的优等生才能过“好日子”的错觉。更何况有了解过的话，其实精英教育没有某些人想象中累，或者说并非某些人幻想中的那种“累”，中式教育所带来的正反馈效果是不能与精英教育比较的。而且接受所谓精英教育的人成了精英，被应试教育筛选出来的所谓“受益者”呢？更好地进行996吗？别太荒谬。个人认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和“吃得苦中苦，方为螺丝钉”还是有点区别的吧？当然，精英教育也有弊端，某些二极管小鬼先别急着跳脚，批判中式教育不等于完全肯定西方一些国家的教育模式，世界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况且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教育都有分流作用，只是显性和隐性的区别罢了。至于对国外各国教育态度，我一视同仁，基本上都有一定程度的畸形教育。丝国的⽅式是五花⼤绑，不让你动弹⼀点，⻄⽅的快乐教育（按简中网络流行释义来理解，实际上“快乐教育”只是世纪初用来炒作卖课卖书的伪概念）是松开躯⼲和四肢，但把你最关键的脖⼦牢牢拴住，你照样被绑着，两者皆有愚民成分，并且都作为转移矛盾的工具。不过有些人却喜欢拿丝国教育和快乐教育比教学质量，和精英教育比教学强度，结果两边不讨好。我们再说回待遇问题，用某些人的话术稍作修改一下——如果一个人生在欧美注定要当牛马，生在我国也要当牛马，那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何在？我国古人也曾云：“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其实有的人根本不相信普通学生也能被培养成才，他们完全否认培养也是教育的一种功能。他们只是看着前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的人被筛选进T大P大，让应试制度下本身就有优势的人更有优势，然后再自然而然地占据了社会行业的优势位置。一个学校通过生源掐尖占据了名校招生的入场券，这体现了学校很有特权，很有资源，但体现不出它的教育模式中培养职能有多强。现在的主要问题一方面是培养能力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保证产业结构能消化掉人才，而不是让高校毕业生去“灵活就业”或者从学校卷完再去大厂卷，这完全是恶性的社会生产状态以及低效的人才筛选和社会分工制度。如果一个人生活水平的底线写在法律里，并且被证明是绝对有保障的，这样他就有勇气去花时间和精力在自己感兴趣的诸多领域进行试错，最后找到能够达成自我实现的专业方向。这既是受教育过程中快乐的来源，也是人才筛选较有效的方式。如果一个人生活水平的底线是某一场考试决定的，那么他绝对没有心思去发掘自己究竟在哪些领域有兴趣和才华，最终从事高等研究或者工作的方向也大多会是考试后临时决定的。这注定了教育的过程是乏味甚至痛苦的，同时这也是非常浪费人才的选拔方式。近几年教育行业的产业化和市场化，也无不体现出某些人已经将关系到国家命脉的教育视作一门生意，而不是本质上的教育。当前教育模式对于人有一定程度的异化，这绝对不该是教育的本意，它将人变成了体制内的一颗螺丝钉，让其做不出创造性回馈，这一点在丝国学术研究中“”论文的过分重要性、形式性”、“借鉴过度”和“查重率”有很大的体现。而且现在在义务教育中还衍生叠加出了早教和鸡娃，甚至医院开设阅读角，孩子们打着点滴做题，还有“吊瓶班”这种畸形产物，很难想象这魔幻的场景发生在21世纪。上学好比流水线工人，而且上学时间也极度割裂。教育本应该是以人为本、实事求是，以一个人身心健康为前提，以保持学习内驱力、好奇心、创新思维以及培养自学能力为目标，而现在的教育剥夺人的内驱力，却在大学又无端效仿和借鉴其他模式，强制一定程度的自学，这培养出来的不是人，而是应试机器，孩子们都是受害者，现在的抑郁率和休学率也证实了这一点，现阶段的教育体系不让人们有思考的时间，只是麻木忙碌的度日，却不让人绝望，还要让人看到一点希望，即使希望十分渺茫，这让苦难都流向了能吃苦的人，在这个模式下，只会产出两种导向——习得性无助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有些人只从互联网和自己的舒适圈里看问题是错误的，互联网上大多数对于中式教育的肯定基本都是基于个体认为自己吃到了制度红利的主观认识，本人并不否认其获得的利益和个体的努力，但是你应该感谢的是自己的努力而不是感恩教育体制，感恩苦难的人非蠢即坏，好似PTSD，而且有没有可能你感谢的仅仅是普及式的义务教育而不是现在局限性极强的选拔机制，普及式教育是很多合格的国家都有的，也是必然的，你可以感谢教育普及但完全没必要感恩教育体制，什么时候，在一个和平国家没有被剥夺受教育权也是值得感恩戴德的了，可别跟我说又要去比烂了，雷军特色对比法能不能省省。很多人非常信奉“只有大量的付出才配有微小的回报”、“逆天改命”，但他们的理解能力比较匮乏，他们的很多辩解和反问一般是“不加班怎么能赚钱”这种畸形的表现形式，他们只能理解零和甚至负和的“丛林法则”模式，尽管这种模式十分低效且恶性。在这种应试模式和其之后的社会生产生活中，这些所谓的“制度受益者”其实更像是极端终身竞争中的“生还者”。好像没有人想过自己本来并不是一定需要那么累才能得到所谓“美好的生活”，且大多数人认为的美好生活难道指的是不发达地区的人到发达地区当廉价劳动力或者高级白领，然后996，进行被异化的剩余价值劳动吗？从贫困山区通过中式教育到发达地区成为高管和获得了高薪工作的人并最终自我实现的人终归是极少数，我们并不否认这些极少数，但也不能因为这极少数而否认大多数。人才的高价值来源于稀缺性，而不是受教育程度。澳洲洗盘子的工人每小时时薪能达到150元rmb/小时左右，不是因为澳洲的人都是洗盘子博士，而是因为澳洲缺劳动力。只要你的学历没高到稀缺那个层次，学历就不足以成为决定性因素。现阶段的应试教育俨然已经成为了击鼓传花的庞氏骗局——各行各业的端口都高度饱和，人才的可替代性非常非常高，大学生毕业找不到与专业相关的工作，一身本事再无用武之地，看似有用的知识全部变成了茴字的n+1种写法。也总有人会反驳说觉得应试教育不好可以去职业学校进行快乐教育，这无疑是诡辩，如果职业学校不会受到优绩主义歧视以及职场偏见，谁想去应试筛选模式里进行恶性竞争？更何况大部分职业学校也并非快乐教育，而是另一种放养式教育，且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也有职业学校为了“专升本”出现恶性竞争。目前社会的主流思潮好像已经接受并且默认了“优胜劣汰”，似乎这本来就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功利性极强的精资社达（方便具象化理解，一般就是那些认为资本家的财富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和聪明才智得来的，无产者所受的苦难都是因为不努力，这类人一般缺乏基础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知识，而且非常信奉自然界版的丛林思维现实主义和厚黑学，梦想成为剥削阶级，并常用“你讨厌资本家只是因为你不是资本家”这类丝毫没有逻辑思维的说辞和以己度人的思维模式，我认为这种生物即便是在利己主义中也是最封建和落后的那一批....）们大行其道，资产阶级另说，一些无产阶级总认为自己实现了阶级跨越，自诩“中产阶级”，其实他们不掌握生产资料，只有生活资料，没有资本积累，却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试图将人分为三六九等，认为自己在应试教育的竞争是为了将同赛道的其他人踩在脚下，成了人上人。这导致被该教育模式和社会模式摒弃的那些“差生”“底层”无法输出个人观点，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被所谓的“学历歧视”或者“还不是不努力”局限，自我驯化，然而这完全大可不必，因为普通家庭的孩子绝对不应该只有“”吃苦耐劳”一条路可以走，被所谓的教育体制淘汰了并不完全是个人“不努力”的原因，总有人大器晚成，总有人不适合现在的这个模式，但这不是被歧视的理由，好似在这个社会低学历就应该低人一等，不置可否，学历在当前社会的求职作用是巨大的（现在的就业率、供需矛盾的激化、许多端口的饱和，似乎快把这一点推翻了，这很显然不是读书无用论和幸存者偏差，这只是对客观事实的评价，更不用说什么“灵活就业”），但真正应该摒弃的是不求上进、不学无术、对他人产生负面影响的人（病理性因素和极端环境因素另说），学历歧视、优胜劣汰，这种种因素无疑是最容易滋生社达思潮的，至于对社达的批判（自然界中对生物的发展演化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自然环境，自然环境变化，能适应新环境的生物存留，不能适应新环境的生物灭亡。而人类社会的发展使人类的生产活动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不断减小，人类社会变得与自然社会根本不同，所以达尔文主义不适用于人类社会，而且达尔文进化论的侧重点一直都不是什么优胜劣汰...）就不用我论述了吧，这不是什么政治正确，社达只会阻碍社会发展，更别说目前大多数都是原教旨社达都唾弃的双标式社达（即自我之上人人平等，自我之下，阶级分明，优胜劣汰，弱肉强食，但却无理由坚信自己始终会是胜者）。我始终认为学习从来都不是为了把其他人踩在脚下，成为人上人，而是为了让这个世界没有人上人。————————————————对于一些学科落后（注意是落后的，一些发达地区应该已经取消了格式化的学习）教育方式的片面批判:理科:一味的背公式套公式，不懂得变通，不懂得找规律推公式，一味的刷题而不去学习底层逻辑，重点批一下同济的线代教材文科:八股文、极端形式逻辑、模板化、格式化、抽象化阅读理解能力社科:完全可以称为背诵记忆学，只注重抽象的概念而不注重具体的事物，自诩辩证唯物，内容则大多数是客观唯心和机械唯物，关于马哲的内容过于教条，其扭曲完全可以叫鹿哲，这样的思想洗脑教育没有逻辑思维可言，庸俗辩证法大行其道，完全属于充满教条和形式主义的纯粹意识形态灌输。————————————————至于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我想可以参考前人的建议，但切忌一味地照搬。教员早在《毛泽东论教育革命》中提到过:我早就说过，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劳动。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 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架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作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美国的佛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课程讲的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 了，又不能消化，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把那一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据说某大学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毕业论文在班里水平最高。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优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你们的教 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如何请酌。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么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十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其实，入学前的小孩。一岁到七岁，接触事物很多。二岁学说话，三岁哇啦哇啦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区别，大人、小孩的区别，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区别，只剩下了区别于其它动物的特点。谁见“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房，北京的四合院。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他们会宣传恢复了高考，他们不会告诉你没有高考的时代依然有大学教育，是的，中国曾经有另一套不同于现在的教育体系。他们会宣传高考的公平性，但是他们不会告诉你高考的公平性是建立在教育资源公平分布的前提下。（给农村孩子少量的教育资源，甚至不让他们接受教育，然后跟农村孩子说，跟大城市孩子同台竞技高考比分数是最公平的。）1968年到1977年，国家采取工农兵大学推荐制，教员是看到当时农村文盲多，教育资源不足的现状，高考条件下农村学生根本无法跟城市学生竞争，于是采取推荐农村学子上学的方式。（强调一点，总有人喜欢把支持农村发展的教育政策和农村本地的官僚主义腐败混为一谈）工农兵大学非常注重理论与实际结合，毛认为教育是为了培养人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解决生产生活中的问题。而现行的教育更偏向于社会阶级分层。这是两者理念的最大区别。–––––––––————————列宁对于教育问题也有相关论述，在《青年团的任务》中，他阐述了旧学校教育的本质，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旧学校总是说，它要造就知识全面的人，它教的是一般科学。我们知道，这完全是撒谎，因为过去整个社会赖以生存和维持的基础，就是把人分成阶级，分成剥削者和被压迫者。自然，贯串着阶级精神的旧学校， 也就只能向资产阶级的子女传授知识。这种学校里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资产阶级的利益捏造出来的。工农的年轻一代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受教育， 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使之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 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和悠闲。”资产阶级的教育对于拒绝成为流水线制成品的孩子， 就直接将其摧毁， 冷酷地绞杀一切反抗和思考的可能， 事后在鳄鱼的眼泪中指责孩子没有抗压能力， 于一片血红中最后装裱一下自己并不存在的良心。补充:我发现有的人是真的找不到反驳的点了吗？怎么会提出那么多老掉牙的被批烂了的观点？一.读书的苦根本比不上社会上生活的苦答:暂且不对比这两种“苦”区别，也不说不同年龄段的不同主观感受，我就想问某些人是来比惨的吗？比较这个有什么意义吗？我不能理解，这莫名其妙的攀比是为了什么，优越感吗？而且现实情况是，大多数人吃了学习的苦之后还要吃生活的苦。二.现在的孩子已经很幸福了，我那个时候....答:要是现在孩子的条件和您那个时候一样的话，那说明生产力没有一点进步，那我们目前讨论的问题就不是教育了，而是人类生存危机了，知足常乐也不是这样教育的，这种无意义的鸡汤还是少来。三.要懂得怀念青春，你们这是不懂珍惜。答:您如果有心，可以去河北或者其他高考大省的初高中，去那些实行军事化管理的封闭式学校看看，看看那是您记忆中或者幻想中的青春岁月吗？您怀念的也许只是当时的时光、友情、为自己奋斗的自己，而非教育体制。四.还不是成绩差找借口，不然就直接进厂啊答:在明明知道目前的工厂条件的情况下，您这种说法无异于对抑郁症患者说“那你就去死啊！”，这个问题上面论述过，但还是一直提，在应试筛选模式下，默认了成绩是衡量一个人的唯一标准，然而这个“成绩”主要是由排名决定的，既然由排名决定，必然导致恶性竞争，总有人会被淘汰，但并非被淘汰的就一定是什么低素质人群，职业学校的环境是由社会大环境和政策惯性决定的，学历歧视本身就是一种社达现象。从本质上讲，当接受教育的人普遍认为上学是为了好的就业前景时，这本身就是一种畸形的功利主义现象。注意一下，我批判的不是具体的某个个体的功利主义，而是社会问题造成的畸形教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环境塑造了这种固化思维。五.你不就是读书无用论答:经典的偷换概念，您所说的那些读书无用论者的观点大部分是过于主观的情绪输出，还带点幸存者偏差。（这种读书无用论和另一种用极少数的通过高考获取极大成功的个例进行高分宣传的读书宿命论并无本质性区别）我不认为我的观点和他们有什么联系，并且坚决反对他们的观点。从客观角度看，应届毕业生就业率是不是事实？应试教育下学历的性价比和收益就是越来越低了。别说什么不读更不行，那是另一回事，您如果觉得您读书十几年换来的就应该是失业和低薪待遇，那我无话可说。现在的教育一直宣传成绩至上，将考试比作上战场，结果学生们寒窗苦读多年，换来的却是毕业即失业和“高分低能”的标签，就算真是“高分低能”，难道不是教育制度的问题吗？其次，当一个家庭花费大量积蓄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无法就业，或者就业后薪资还不如父母，当一个所谓的高材生去从事和其所学理论完全无关系的工作，当一个人努力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得来的结果却不如他人的起点，一个人寒窗苦读十几年才能成为一个被定义的“”普通人”，成为剩余价值的产出者。也别说什么以偏概全，这些问题本来就不应该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同志们，还记得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不过不记得也正常，毕竟这是一个资本集中度超过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六.中高考的分流也确实过滤掉了一些让渣吧？好像也统计过低学历人群也确实更容易犯罪吧？我感觉我身边的一些差生素质确实不高啊。答:你搞反了因果关系而且还带点身边统计学，是低学历且受教育水平低的人易犯罪，还是易犯罪人群的学历会相对应的更低呢。简单地说，目前应试内容包括那些教化内容么？比如现在普遍的职业学校大环境下学生的素质问题，然而职校目前的畸形大环境是由政策惯性决定的，其背后是无端效仿德国双轨制方便工业化分流然而却又没有相对应的社会保障制度造成的，是机制的不完善。为什么不能理解“受教育水平和易犯罪概率呈现正相关”这种遵循“物质决定意识”的客观观点无法证明“中考过滤了人渣”这种主观臆断呢？两者显然并不是一回事，且毫无关系和冲突。你举再多的统计例子也无法充分佐证“中高考分流掉了许多人渣”这个观点，只能证明“低学历和缺失教育的人更易犯罪”这个客观事实，虽然这两个论点看似差不多，其实区别很大，一个是强行的伪定义，一个是正常的形式逻辑。“更易犯罪”并不等于“一定犯罪”，偷换其因果关系是一种滑坡谬误。学历只是一个人在现有制度下学习经历的证明，不是概括一个人的标准和歧视他人的资本，这当然也无关职场竞争之类的。人的意识组成是很复杂的，包括了家庭环境、阶级、信息差、以及他所受到的一切教育，物质决定意识，我不认为一个泛化的分数能简单地概括一个具体的个体。七.被淘汰的那些人真的有认真学吗？答:高中生歧视中专生，大学本科歧视专科，可是老中的应试选拔机制就是排名制，有些地区的孩子教育资源差+原生家庭影响，上高中已然用尽全力，有的人可能认为考试范围就那些东西，只要努力就能取得相对不错的成绩。我在落后偏远地区见过一个公立中学，一个班的第一名才能上高中，他们那里的师资条件很差很差，也根本没有什么学习方法可言。且其中有很多人接触不到互联网，就算接触也是碎片化信息+信息茧房。诚然，有真的不学无术的，但是其“不学无术”的原因是怎么样的？我常常会思考，一个所谓的“不学无术”的中专生拥有我的教育资源和家庭氛围，或者更好的，他还会是那个“不学无术”的中专生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是不是侧面证明类似高中生嘲讽中专生“还不是不努力？”的话术和既得利益者嘲讽打工人“还不是不努力？”的话术是如出一辙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你无法用个人的主观目光去单纯地做简单判定，直接否定掉他人的挣扎和努力，就像大山里的孩子走出大山已经很不容易了，你却还要对他说不是名校毕业不算走出大山，只是换个地方打工。且虽然大多数高材生都认为自己吃到了制度红利，我反而不这么认为，我想起我一个从河南考到c9的朋友说过的一句话:“我从来不认为我是制度的受益者，反而是幸存者。”他现在生活条件很好，但他总觉得自己身上还是有学生时代留下的一些后遗症。现在有种东西叫国际学校/华侨联考/留学选调，有些课程体系叫A-Level，IB或者AP；有的人可以走别的赛道上世界前几的大学不用高考，只有无产者的孩子还在上普通高中，并跟随社会引导进行着永无止境的内循环的“歧视链”。八.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这都是没办法的，发达国家有原始积累。答:教育问题根本上确实是经济问题和资源问题，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我承认经济基础确实有一定影响，我国发展较快，有封建小农经济和工业化高速转型的残余影响，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教育上的问题更多是在于刻意地转移矛盾，而且是在转移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没有很好的例子拿来对比，不过可以看同在东亚文化圈的日韩两国，现在产能过剩造成的问题已经很明显了，可是我觉得不应该由孩子来承担这种割裂。各项数据表明，教育需要改革，借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从来如此，便对吗？”，你接受了苦难不代表它的存在是合理的，苦难也从来不是用来比较的对象，精英教育产生的乱象、非洲的穷苦乱象、战争带来的伤痛从来都无法否认中式学校教育下一些学生遭受的苦难，因为这些根本就没有任何逻辑关联可言。一个社会的下一代不应该是抑郁焦虑的，不应该是应试机器，不应该工业化进程和时代的牺牲品，不应该只是一颗螺丝钉，他们的人生不应该是单一的轨道，而应该是无边的旷野。人生的意义从来都不应该是为了把别人踩在脚下。现在的政策只做表面功夫，而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双减”政策后因为教育减负而出现的一系列效应也印证了这一点。教育改革任重道远，抑郁率自杀率出生率已经给了我们答案。很多社会问题虽然归根结底都是经济问题、资源问题，也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社会上的基尼系数、资源分配结构等等生产关系问题需要解决，但可以先解决孩子们的成长问题，让孩子们喘口气，可怕的从来都不是现状，而是人们对现状的麻木，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站在现有的制度体系上摆烂式地阴阳怪气说风凉话或是复读机式地玩抽象烂梗而拿不出具体的论据反驳和交流。让人实在忍不住主观地情绪化输出一句：真是跪久了就站不起来了。有些人总认为自己吃到了所谓“时代红利”却不知道自己其实只是表面上的“既得利益者”，却去压迫和歧视其他同阶级的人。生育问题上，越生越卷，越卷越生。在人权问题上，公民的合法权利竟然是全权交给国家主体来维护。当然，需要改变的是社会，而不是那一小部分人，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制度有问题就得改，这绝不是什么无端的反建制。以上，便是本人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一点小看法，望各位共勉，诚然，在这个问题上，相对完美的解决方案自然需要更多人的力量，人微言轻，我个人的主观观点有一定局限性，不够理性客观，请同志们辩证看待。当然，想反驳的朋友也请有逻辑有论据的反驳我的观点，友善交流，而不是又上升到个人层面的人身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