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和各位委员！1989年春夏之交，从4月中旬到6月上旬，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首都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策动动乱和暴乱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社会基础。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中，赵紫阳同志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极其严峻的形势面前，党中央作出了正确的决策，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得到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为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坚决反对动乱和暴乱，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表现了很高的政治觉悟和主人翁责任感。现在，我受国务院委托，就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情况，主要是发生在北京的一些情况，以及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工作，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汇报。一、动乱的酝酿和预谋由来已久西方世界的一些政治势力，总是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包括中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这是他们长期的根本战略。这些年来，他们利用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上的某些失误和经济上的暂时困难，更加紧了这个战略的实施。在我国，党内党外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同西方国家的这种战略相呼应，内外勾结，上下串通，为在中国制造动乱，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进行了长达几年的思想、舆论和组织准备。正因为这样，在动乱的酝酿、预谋和发难的整个过程中，包括制造舆论、歪曲真相、造谣惑众等诸多手段的使用，都显示出了国内外、海内外相互策应、相互配合的鲜明特点。这里着重讲一讲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情况。去年9月，党中央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对这个决策和采取的各项措施是支持和拥护的。整个社会秩序和政治形势是基本稳定的。今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绝对多数的赞成票（只两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了李鹏同志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当然，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对于党和政府在工作中的一些失误，一些国家公职人员中的腐败现象，以及社会上的分配不公等问题，也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同时在推进民主、健全法制、深化改革、克服官僚主义等方面，还提出了不少的要求和建议，这些都是正常现象，也是党和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当时在党内和社会上的确有极少数人紧密勾结，明里暗里进行了大量极不正常的活动。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赵紫阳同志去年9月19日会见美国一位“极端自由派经济学家”以后，一些据称与赵紫阳“智囊团”有着密切联系的香港报刊，大肆进行宣传，透露出了“北京利用香港传媒倒邓保赵”的政治信息。反动杂志《九十年代》总编辑李怡（化名齐辛）在香港《信报》发表《大家长该退休了》的文章，叫嚣“排除超级老人政治的障碍”，“使赵紫阳有足够的权力”。《九十年代》的另一篇文章则呼吁赵成为“独裁者”。香港《解放》杂志也刊登长篇论文，说北京一些人同香港传播界某些人士有“或明或暗”、“有如鬼火高低明灭”的关系，这种微妙关系“有了一个最新的个案显示，那就是在最近一个月掀起的倒邓保赵风”，还说什么“就中国走资的希望言，他们看准了赵紫阳”。同这种“倒邓保赵”风相配合，北京《经济学周报》发表了同赵紫阳原秘书鲍彤联系密切的严家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与另一个人关于时局的对话，攻击“治理整顿”会导致“停滞”，提出中国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权力更迭的覆辙”，“中国不再允许像文革那样用非程序化的方式进行权力变动”。这个对话的核心问题，就是为掩盖赵紫阳的错误、保住他的权力地位、以便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制造舆论。这个对话曾经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镜报》等海内外多种报刊全文或摘要刊登。去年末今年初，内外勾结进一步加紧，陆续出现了一些观点十分错误乃至反动的政治集会、联名上书、大小字报和其他活动。比如，去年12月7日，由《走向未来丛书》副主编金观涛担任顾问的“北京大学未来学会”，举办了“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大型讨论会，金观涛在发言中说：“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两大遗产之一。”《新观察》主编戈扬立即以一个有几十年党龄的“年龄最大”者的身份站出来“作证”说：“金观涛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不是太厉害了，而是客气了一点。”今年1月28日，苏绍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方励之等人在北京的“都乐书屋”搞了一个所谓“新启蒙沙龙活动”，参加的除中国人之外，还有一些美国、法国、意大利的驻京记者，共100多人。方励之说，这类集会“对当局采取完全批判、彻底批判的态度”，“火药味很浓”，“现在需要行动”，“连开三次就要上街了”。2月初，方励之、陈军（反动组织“中国民联”成员）等人又在友谊宾馆举行了所谓的“名人名家迎春联谊会”，方励之主要就所谓“民主”和“人权”两大问题发表了演讲，陈军把“五四运动”同“西单民主墙”作了类比。方励之说：“希望企业家作为中国的新生力量，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为争民主而斗争。”2月16日，陈军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广为散发方励之致邓小平的信，以及陈军等33人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的信，要求实行大赦，释放严重触犯刑律的魏京生等所谓“政治犯”。2月23日，台湾《联合报》发表《大运动的开端，大冲击！》的文章说：“纽约发宣言，北京公开信，神州春雷动，民主浪潮涌。”2月26日，张显扬（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李洪林（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包遵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戈扬等42人，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也要求释放所谓的“政治犯”。此后，北京一些大学陆续出现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量大小字报和集会。比如，3月1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同时出现《讨邓檄文告全民书》的大字报，胡说什么“共产党的政治就是空谈、强权、独裁、武断”，公然要求“取消党派，解除四项原则”。3月2日北京大学贴出题为《为中国人悲哀》的小字报，叫喊打倒“专制”和“独裁”。3月3日清华大学等院校出现署名“中国民主青年爱国会筹委会”写的《致广大青年学生的一封信》，鼓动“在爱国主义民主战士方励之的领导下，参加到‘民主、自由、人权’的激流中去”。3月29日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广为张贴方励之给香港《明报》写的《中国的失望和希望》一文，宣称社会主义已经“彻底丧失了吸引力”，要组成政治上的“压力集团”，去实行“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的改革”。他所说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全盘西化的代名词。4月6日北京大学贴出一份题为《时代的召唤》的大字报，以完全否定的态度提出了“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存在的合理性”以及“马列主义到底还适合不适合我国的国情”的问题。4月13日北京邮电学院等校收到署名“广西大学学生会”写的《告全国大学生书》，号召“高举胡耀邦的画像和‘民主、自由、尊严、法治’的大旗”，来纪念“五四”青年节。与此同时，在北京的一些高等院校，所谓的“民主沙龙”、“自由论坛”以及各式各样的“研究会”、“讨论会”、“演讲会”纷纷出现，仅北大学生王丹主持的“民主沙龙”一年就搞了17场讲座，活动十分频繁。他们曾经把原非法组织“人权同盟”的头头任畹町请去，围绕所谓“新权威主义与民主政治”，散布了许多谬论。他们曾在塞万提斯像前举办讨论会，公开宣称“要废除一党制，让共产党下台，推翻现政权”。他们还把方励之的妻子李淑娴请去，充当他们的“军师”。李淑娴煽动说：“要使民主沙龙合法化”，“要经常在这里集会”，“要取消北京市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所有这些，都为后来发生的动乱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香港《明报》载文评论说：“中国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争取人权而发起的串联与签名运动，已对学生产生极大影响，他们早已在酝酿于‘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日采取大规模的行动表达对当局的不满。胡耀邦的猝然去世，则犹如装满火药的桶里扔了一根火柴。”总之，在极少数人的预谋、组织和策划下，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形势。二、学潮从一开始就被动乱的组织者所利用4月15日胡耀邦同志的逝世，使酝酿已久的学潮和动乱提前爆发。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表达了深切的哀思，各高校也为学生的悼念活动提供了条件。但是，极少数人却利用这个时机，以“悼念”为借口，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学潮从一开始就被极少数人所操纵和利用，具有了政治动乱的性质。这场动乱，首先表现在大量的大小字报、标语、口号、传单和挽联等，对党和政府进行了肆意的攻击和诋毁，公然号召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现政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校的一些大小字报，有的谩骂共产党是“一代奸党”，“是个即将溃灭之组织”；有的攻击老一辈革命家是“朽翁听政”、“独裁集权”；有的指名道姓地逐个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胡说什么“不该去的去了，该死的却没死”；有的要求“撤换无能政府，推翻专制君主”；有的要求“取消共产党，实行多党制”，“取消各团体、军队、学校、单位的党支部和政工干部”；有的发表《私有制宣言》，号召“早日敲响公有制的丧钟，去迎接共和国新的明天”；有的还提出要“邀请国民党回大陆，建立两党政治”，等等。许多大小字报用不堪入耳的语言，诬蔑邓小平同志，叫嚷“打倒邓小平”。这场动乱，从一开始就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动乱策划者们这个期间提出的纲领性口号，无论是通过非法学生组织的头头王丹在天安门广场首先提出的“九条要求”，还是后来提出的“七条”、“十条”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反自由化中所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这两条的实质，就是要在中国取得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实现资本主义化的绝对自由。同这种要求相配合，一些知识界的所谓“精英”分子，也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极少数人，在此期间也组织种种座谈会，利用舆论阵地大肆宣传，其中最突出的是《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社4月19日在北京召开的座谈会。这个座谈会由戈扬主持，参加的有严家其、苏绍智、陈子明（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刘锐绍（香港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等人。他们议论的中心也是两个，一是为胡耀邦“平反”，二是为反自由化“翻案”，并且明确表示支持学生的游行示威，说什么由此“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后来，当上海市委作出整顿《世界经济导报》的正确决定之后，一贯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赵紫阳同志不仅不予支持，反而指责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这场动乱，还表现为在极少数人的挑唆和策划下，许多行为都是极其粗暴的，是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法律和法规的，是严重反民主反法制的。他们不顾宪法对“四大”的废除，不听劝阻，在校园内铺天盖地地张贴大字报；他们不顾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不经申请批准，连日不断地举行大游行；他们在4月18日和19日深夜接连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新华门，并且呼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这是“文化大革命”中都未曾发生过的事情；他们违反天安门广场的管理规定，多次强行占据广场，4月22日那一天几乎造成胡耀邦同志追悼会无法正常进行；他们无视北京市的有关法规，不经登记就成立了“团结学生会”（后改名为“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等非法组织，并且向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合法的学生会和研究生会“夺权”；他们不顾法纪和校纪，抢占办公室，抢占广播站，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在校园里造成了严重的无政府状态。大量制造谣言，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是极少数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采用的另一个重要手法。学潮之初，他们就造谣说，“李鹏在政治局会议上大骂胡耀邦，胡是被气死的”，诱导人们把矛头指向李鹏同志。事实上，那次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是教育问题，当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同志正在就有关文件作说明时，胡耀邦同志突然心脏病暴发，立即就地进行抢救，缓解后被送进医院，根本没有什么生气的事。4月19日夜间，一位师大外语系的女学生在参加晚会后回校途中，被无轨电车撞伤，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有人就造谣说：“共产党的军警开车轧死了学生”，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情绪激动。4月20日凌晨，我公安干警将冲击、围堵新华门的学生强行带离现场，用公共汽车送到北京大学，又有人造出了所谓“4·20血案”的谣言，说什么“警察在新华门打人，不光打学生，还打了工人、女人和小孩”，“一千多名科技工作者倒在血泊中”，搞得一些人的情绪更加激愤。4月22日，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结束，李鹏等中央领导同志离开人民大会堂之后，有的人为了制造攻击李鹏同志的口实，又精心策划了一场骗局。他们先是造谣说“李鹏总理答应12点45分出来接见广场上的同学”，接着就由3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台阶上跪递“请愿书”，然后又宣称“李鹏临时变卦，拒不接见，欺骗学生”，煽动起广场上数万学生的强烈不满，几乎造成冲击人民大会堂的严重事件。由于这些谣言的蛊惑和挑唆，大大激化了青年学生同政府的对立情绪。极少数人就利用这种情绪，提出了“和平请愿，政府不理，通电全国，统一罢课”的口号，造成北京6万高校学生罢课的严重局面，许多外地高校也相继罢课，使学潮升级，动乱扩大。这场动乱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已经不局限于高等学校，也不局限于北京地区而是向着全社会和全国各地扩散。胡耀邦同志追悼会结束后，一些人到中学、工厂、商店、农村串联，上街演讲，散发传单，贴标语，搞募捐，千方百计扩大事态。有的中学出现了“罢课罢考万岁”的大字报，有的工厂贴出了“联合工农，打倒暴政”的传单。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还提出了“南下北上，东来西走”的口号，企图发动全国性的大串联。南京、武汉、西安、长沙、上海、哈尔滨等地的高校都发现从北京去的学生，天津、河北、安徽、浙江等地的学生也到北京参加游行。在长沙、西安等地，发生了严重打、砸、抢、烧的违法犯罪活动。这场动乱一开始就有海外、国外各种政治势力插手。国民党豢养的反动组织“中国民主联盟”成员胡平、陈军、刘晓波等人，联名从美国纽约发出了《致中国大学生公开信》，要参加学潮的学生注意“巩固在这次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力求以一个坚强的群体进行有效的活动”，“应把彻底否定1987年反自由化运动作为突破口”，“加强与各种新闻媒介的联系”，“加强与社会其他各界的联系”，“在运动中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参与”。“中国民主联盟”的两个头头王炳章和汤光中还急急忙忙从纽约飞往东京，企图闯回北京，直接插手这场动乱。一些主张在中国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特邀方励之领衔，从哥伦比亚大学发回了《敦促中国大陆民主政治宣言》，鼓吹“人民必须拥有对执政党的选择权”，煽动人们推翻共产党。一个化名“红岩”的人从美国用传真电话发回“修改宪法的十条意见”，提出全国和各级人大代表以及各级法院的法官，都应“由无党派候选人中选举产生”，企图把共产党从国家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中彻底排除出去。一批身居美国的原“中国之春”成员，匆匆忙忙地组成了“中国民主党”，向北京一些大学发出了《告全国同胞书》，煽动学生“要求保守派的官僚们下台”，“促使中共结束其专制统治”。港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一些反动政治势力，也通过各种渠道，采用各种手段，纷纷介入。一些西方通讯社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热心，特别是“美国之音”，每天用三种节目，花十多个小时，向中国大陆进行喋喋不休的报道，造谣惑众，煽风点火，为这场动乱推波助澜。以上大量事实说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学潮，而是抱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背离了民主和法制的轨道，运用卑劣的政治手段，煽动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学生，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挑起的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如果不是这样从本质上分析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就会在斗争中陷于极大的被动。三、《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对动乱的定性是正确的从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到4月22日治丧结束，赵紫阳同志对悼念活动期间出现的日益明显的动乱迹象一直采取容忍和放纵的态度，助长了动乱的形成和发展。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中央和北京市许多同志都感到事情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多次向赵紫阳同志提出，中央应有明确的方针和对策，以便迅速制止事态的发展，但他始终回避对事情的性质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讨论。胡耀邦同志追悼会结束后，中央的同志再次建议在他4月23日出访朝鲜前开一次会，但他不仅拒不接受，反而若无其事地打高尔夫球去了。由于他采取这样的态度，使党和政府丧失了制止动乱的时机。4月24日下午，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向万里同志作了汇报。在万里同志的建议下，当天晚上由李鹏同志主持，政治局常委对事态的发展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会议一致认为，当时的种种事态表明，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会议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同时要求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放手发动群众，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力争尽快平息动乱，稳定局势。次日上午，邓小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央常委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对动乱的性质作了深刻分析。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大大地提高了广大干部的认识，增强了大家平息动乱、稳定大局的信心和勇气。《人民日报》4月26日的社论，体现了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和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指明了动乱的性质。同时，明确地把极少数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同广大青年学生区别了开来。社论的发表，使绝大多数干部感到心里有了底，行动有了方向，可以旗帜鲜明地开展工作了。《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之后，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中共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接连召开党内外各种会议，坚持原则，统一认识；运用各种形式澄清谣言，安定人心；支持学校领导、党团员和学生骨干大胆工作，对参加游行示威的学生进行劝阻和疏导；积极开展各种对话活动，努力争取群众。国务院发言人袁木等同志同学生的对话，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同学生的对话，中共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同学生的对话，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认真做好工厂、农村、商店、中小学和街道的工作，稳住大局，防止动乱向社会蔓延。各省、市、自治区也按照社论精神，抓紧做好本地区的工作，防止北京事态的影响向外地扩散。由于4月26日社论旗帜鲜明，使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被迫在策略上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社论发表前，大量的标语，口号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社论发表后，4月26日，非法组织北京“高自联”就发出了改变策略的“新学联一号令”，要求4月27日“在拥护共产党的旗帜下游行到天安门”，规定的口号包括“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维护宪法”等，并且在方励之的授意下，把“打倒官僚政府”、“打倒腐败政府”、“打倒独裁统治”等颠覆性的口号改成了“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等各界群众赞同的口号。日本时事社这时从北京发出一则题为《年轻官员结成支持民主化集团》的报道，把所谓“赵紫阳智囊团”里的一些人物称之为“中共中央和政府的年轻官员”，说他们“频繁地接触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参加游行的北京市内的各大学的新自治会代表，给学生们出主意”，在27日的大游行中，学生们举着“‘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等标语，这也是遵照了这个集团的指示”。学潮的头头们原来打算要“百日游行，无限期罢课”，社论发表后，这个劲头没有了。5月4日同4月27日的游行相比，学生人数由3万多人减少到不足2万人，围观的群众也大为减少。“五四”游行之后，经过各高校党政领导做工作，80%的学生都复了课。全国各地在《人民日报》“4·26”社论发表后，局势也迅速趋向平稳。显然，再做一些工作，这场由极少数人利用学潮引起的动乱就有可能得到平息。大量事实说明，《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是正确的，它的确起到了稳定首都、安定全国的作用。四、赵紫阳同志“五四”讲话是动乱升级的转折点在动乱接近平息的时候，作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赵紫阳同志，却采取了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的态度。本来，在他出访朝鲜期间，政治局常委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就打回电报，明确表示“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4月30日回国之后，他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还再次表示，同意小平同志的讲话和4月26日社论对动乱的定性，认为前段对学潮的处理是好的。但是，没过几天，他却在5月4日下午接见亚洲银行年会代表时，发表了一通同政治局常委决定、邓小平同志讲话和社论精神完全对立的意见。第一，在已经出现明显动乱的情况下，他却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第二，在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动乱的实质是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他还坚持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第三，在已经有种种事实说明极少数人利用学潮策动动乱的情况下，他还只是说“难免”“有人企图利用”，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央关于极少数人已经在制造动乱的正确判断。赵紫阳同志的这番讲话，是鲍彤事先为他起草好的。鲍彤还要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当天下午就立即广播，并且要连播3天；又要求《人民日报》次日在头版显著地位发表，同时要大量刊登各方面的正面反映。而对不同的意见不仅扣住不发，甚至不许在内部参考读物上发表。赵紫阳同志的这番讲话，经过《人民日报》及某些报纸的大肆渲染，在广大干部、群众中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给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撑了腰，壮了胆，打了气。赵紫阳同志的讲话同中央的方针截然不同，这一点不仅在国内引起广泛议论，连国外的舆论都看得清清楚楚。路透社在一篇报道中说，赵的讲话“与一周前对学生们的严厉谴责形成了鲜明对照”，是对“上周的判断的一大修改”。法国《世界报》5月6日也载文指出，“这位党的首脑（指赵紫阳）似乎已出色地使形势的发展变得对他有利了”。这篇讲话抛出之后，各级领导干部、党团员和群众中的骨干，尤其是高校的同志，思想上感到迷惑不解，工作上感到无所适从，许多人都表示反对。有的人说：“中央出了两个声音，谁对谁错，以谁为准？”有的说：“要我们同中央保持一致，同哪个中央保持一致？”有的说：“紫阳在上边当好人，我们在下边当恶人。”学校干部和学生骨干普遍认为“被出卖了”，心情十分沉重，有的伤心得流下了眼泪，学校工作完全陷于被动。当时，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处境非常困难，明知道中央的意见不一致，对下还要违心地说是一致的，只不过是“侧重点不同”。许多事情需要向中央请示，而作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同志却迟迟不召开会议。在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强烈要求下，5月8日勉强开了一次会，但根本不听北京市的汇报。会上有的同志反映，赵紫阳同志5月4日的谈话与4月26日的社论精神不一致，他声色俱厉地说：“我讲错了我负责任。”在另一次会上，有的同志反映，第一线工作的同志都说“被出卖了”，赵紫阳同志生气地责问：“谁把你们出卖了？只有文化大革命才有人被出卖。”当时，上上下下有不少人同港台报纸相呼应，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等在第一线工作的同志，连游行的痞子也高呼口号：“北京市委，谎报军情，欺骗中央，罪责难逃。”大家眼看着事态越来越恶化，有些措施想办也办不了。同上述情况相反，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却从赵紫阳同志的谈话中受到了鼓舞。严家其、曹思源（四通公司发展研究所所长）等人说：“现在出现了转机，要发动知识界支持赵紫阳。”张显扬说：“不是说要利用学生吗，赵紫阳现在就是要利用一下了。”在赵紫阳同志的鼓动和少数人的策划下，北京大学和师范大学“自治会”的头头当晚就重新宣布罢课，许多学校也相继宣布继续罢课，并且组织了“纠察队”，禁止愿意复课的学生去教室上课。接着，游行示威的浪潮又重新掀起。5月9日，30多家新闻单位的数百名新闻工作者上街游行，递交请愿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师范大学、政法大学等十多所高校的上万名学生又上了街，示威游行，声援记者，散发传单，鼓动罢课绝食。从此，事态骤然逆转，动乱重新走向高潮。在北京的影响下，外地已经平稳下来的局势又重新紧张起来。赵紫阳同志讲话之后不久，5月9日、10日，山西太原就发生了大批游行示威的学生冲击省委、省政府，冲击当时正在举行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和民间艺术节的事件，在国内和国际上都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五、以绝食相要挟，使动乱更加扩大善良的人们提出，学生闹得这么凶，是不是政府对他们理解不够，体谅不够，让步不够？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从动乱一开始，党和政府就充分肯定了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忧国忧民之心，充分肯定了广大青年学生提出的促进民主、深化改革、惩治官倒、消除腐败的要求同党和政府的愿望是一致的，并且希望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正常程序解决问题。但是，这种良好的愿望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政府提出，希望通过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的对话，来沟通思想，增进理解，而非法学生组织却对对话条件提出了很高的价码。他们要求，对话的对象“必须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的人员”，每次对话“必须出具联合公告，由双方共同签字”，对话要由“政府和学生代表分别指定地点轮流举行”。这哪里是什么对话，完全是摆出一副要同党和政府进行政治谈判的架势。特别是赵紫阳同志的“五四”讲话以后，极少数人更是利用这一时机，把党和政府的克制视为软弱可欺，要价更高，条件更苛刻，使动乱不断加温，步步升级。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和政府仍然采取了十分容忍和克制的态度，希望继续保持对话的渠道，以利于教育群众和争取多数。5月13日凌晨2时，“高自联”的头头提出了对话的要求，凌晨4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就答复同意，但天明之后，他们又自食其言，取消了这次对话。5月13日上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信访局再次通知他们，决定于15日同学生进行对话。他们一方面表示同意，一方面又在参加人数上大作文章，先是提出了一个20人的名单，政府同意后，又要求增至200人，还没有等到充分商量，就指责“政府对话毫无诚意”，在接到对话通知仅4小时之后，就急急忙忙抛出早已准备好的《绝食宣言》，发动了一场历时7天、前后有3000多人参加的大绝食，从此长期占据了天安门广场。“高自联”的头头王丹说，选在13日开始绝食，“正好可以借戈尔巴乔夫访华压他们”。极少数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把绝食学生当“人质”，以他们的生命为赌注，采取极其恶劣的手段要挟政府，使动乱更加严重。在学生绝食过程中，党和政府继续保持了极其克制的态度，竭尽全力，在各方面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首先是学校工作人员、各级领导干部直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对他们进行思想疏导。其次是协助红十字会，先后调配了100多辆救护车，抽调了数百名医护人员，昼夜守护在绝食现场，并动员52家医院腾出近2000张病床，保证因绝食休克或致病的学生及时得到救护和治疗。三是提供各种物资，尽可能减少绝食学生的痛苦和保障他们的安全。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抽调干部、工人和车辆，通过红十字会，昼夜为绝食学生运送饮水，提供食盐和食糖；环卫局调出了洒水车，配备了脸盆、毛巾，供绝食学生洗漱；医药公司调来充足的防中暑、防感冒、防腹泻剂，交由红十字会分发；食品部门运来大量饮料、面包等，以备紧急抢救学生时使用；商业部门调运了6000顶草帽，北京军区应北京市要求送来1000条棉被，供绝食学生白天避暑，晚上御寒；为保持绝食现场的卫生，搭起了临时冲洗厕所，环卫工人还趁深夜进行了绝食现场的大清扫；18日大雨前，又从公共交通总公司抽调78辆大客车，从物资局调来400多块厚木板，供绝食学生避雨、隔潮。在长达7天的绝食期间，没有发生一起学生因绝食而死亡的事件。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得到任何积极的反响。事实一再教育人们，极少数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是执意同我们作对到底的，容忍一千遍，退让一万步，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事态急剧恶化的情况下，赵紫阳同志不仅没有做他应当做的工作，反而煽动新闻界，进行错误的舆论导向，把已经恶化的局面搞得更加难以收拾。5月6日，赵紫阳同志对当时中央主管宣传和思想工作的胡启立、芮杏文同志说，对学潮的报道“放开了一点，游行作了报道，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甚至还说：“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在这里，他竟把反共反社会主义逆流称之为“国内人心所向”和“国际进步潮流”。他的这番指示，当天就向首都主要新闻单位作了传达，随后又作了多次部署。这样，《人民日报》等许多中央报刊便对游行、静坐、绝食等采取了充分肯定、积极支持的态度，进行了连篇累牍甚至言过其实的报道，连香港报纸也对这种奇特的现象表示惊讶。在舆论的错误引导下，从5月15日开始，上街游行声援学生的群众一天比一天多，声势一天比一天大，从几万人、十几万人发展到几十万人，全国各地还有20多万学生赶来声援。一时间，似乎不参加游行就是“不爱国”，不表示声援就是“不关心学生的死活”。在这种情况下，绝食的学生骑虎难下，欲罢不能。许多教师和学生家长给领导机关和新闻单位写信、打电话，要求报社、电台、电视台不要把绝食的学生逼上死路，要求发发善心，救救孩子，停止这种“杀人舆论”，但没有得到什么效果。由于学生绝食和市民游行，首都北京的社会秩序陷于一片混乱，举世瞩目的中苏高级会晤受到严重干扰，一些活动日程被变更，有的被取消。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城市乃至所有省会城市游行的人数急剧增加，一些中小城市也出现了游行，波及面如此之广，骚扰如此之严重，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为了给学生撑腰打气，给动乱火上浇油，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所谓“精英”，纷纷赤膊上阵，走上前台。5月13日晚，严家其、苏绍智、包遵信等人在北京大学贴出《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报，动员知识分子参加他们发起的声援学生绝食的大游行。5月14日，严家其、包遵信、李洪林、戴晴（《光明日报》记者）、于浩成（原群众出版社社长）、李泽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苏晓康（北京广播学院讲师）、温元凯（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刘再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等12人又发出《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要求宣布这次动乱是“爱国民主运动”，要求宣布非法的学生组织为合法，说如果不能实现要求，他们也将参加绝食。这个呼吁，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在中央电视台公开播出。这些人还多次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进行煽动，诬蔑我们的政府是“无能的政府”，说什么由学生绝食“看到了中国的光辉前程”。接着，又组成了非法的“首都知识界联合会”，发表了《5·16声明》，倒打一耙地威胁说，政府如果不接受极少数人的政治要求，“将极可能把一个很有希望的中国引向真正动乱的深渊”。在事态一天比一天严重的情况下，赵紫阳同志利用5月16日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机会，有意识地把斗争矛头引向邓小平同志，更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他在会见时，一开头就说：“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他还说，这是他“第一次”公开透露了中国党的这个“决定”。第二天，严家其、包遵信等人就发表了极其猖狂恶毒的《5·17宣言》。他们咒骂说：“由于独裁者掌握了无限权力，政府丧失了自己的责任，丧失了人性”，“清王朝已经死亡76年了，但是，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他们毫无掩饰地说，“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嚷：“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对于这种极其反动的叫嚣，港台的一些报刊也遥相呼应。香港的《快报》于5月18日发表《倒邓倒李不倒赵》的文章，说什么“赵紫阳的讲话充满暗示，现时国内的乌烟瘴气，全因邓小平掌舵而起”，“现今群情汹涌要倒邓倒李，而赵紫阳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还说，“倘若倒邓成功，而中国的改革确能走上开明法治之途和实现民主，对香港来说，是一则喜讯”。在这一派呼啸声中，咒骂邓小平同志、攻击李鹏同志的标语、口号铺天盖地，有的要求“邓小平滚下台”，有的提出“李鹏下台，谢国安民”。在这同时，“拥护赵紫阳”、“赵紫阳万岁”、“赵紫阳荣升军委主席”等标语口号充斥于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动乱策划者们企图借混乱之机，乱中夺权。他们散发传单，宣称成立“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筹委会”，要取代市人民代表大会，并鼓吹成立“北京区政府”，取代合法的北京市人民政府。他们攻击依法选举产生的国务院是“伪政府”，造谣说已有外交部等十几个部“宣布独立”，脱离国务院，世界上已有30多个国家同我国断交。他们还造谣说，“邓小平已下台”，于是就有人抬着棺材游行，烧毁邓小平同志的模拟像，在天安门广场燃放鞭炮庆祝他们的“胜利”。首都的局势越来越严重，无政府主义恶性泛滥，许多地方已陷入一片混乱和白色恐怖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党和政府如果还不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那么，就会再度严重贻误时机，进一步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绝对不会允许的。六、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正确措施为了保证北京市的社会安宁，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在北京市警力严重不足，已无法维持正常的生产、工作和生活秩序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16项授予的权力，国务院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这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也是果断的、正确的决策。5月19日，中央召开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了进一步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赵紫阳同志顽固坚持同中央正确决策相对立的错误立场，既不同意和李鹏同志一道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也不同意主持大会，甚至连出席一下大会都不同意，把他同党闹分裂的态度公开暴露于全党全国和全世界面前。在这之前，5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问题，极少数掌握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出于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当天就泄露了戒严的机密。一名在赵紫阳同志身边工作的人对非法学生组织的头头说，现在军队要“镇压”你们，别人都同意，就是赵紫阳反对，你们要做好准备。17日晚，鲍彤召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部分人员，在泄露了即将戒严的机密之后，发表了“告别演说”，警告与会者不得把会上密谋策划的情况透露给别人，否则就是“叛徒”，就是“犹大”。5月19日，就是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副局长高山，赶到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向正在开会的人传达了所谓“上边”的指示。随后由陈一谘（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主持，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等4家的名义，起草了《关于时局的6点声明》，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了广播，并广为散发。《声明》要求，“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要求“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特别代表大会”，并且授意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要尽快结束绝食”，暗示政府将“采取极端举动（军管）”。接着，自称来自“体改委”的一些人窜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讲，说什么“怀着极为悲痛极为愤慨的心情，公布一个绝对真实的消息，赵紫阳总书记已经被罢免”，呼吁全国罢工、罢课、罢市，煽动群众“立即行动起来，进行决死的斗争”。这个演讲，很快就被印成《人民日报号外》广为散发。当晚，在北京站广场等公共场所还发现题为《关于学运策略的几点建议》的传单，指示“目前绝食对话已不是我们的手段和要求，应当改为和平静坐，并旗帜鲜明地提出新的政治要求和口号，即：（一）紫阳同志不能走；（二）立即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特别会议；（三）立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还说“对军队的到来不应采取惶惶不安、如惊弓之鸟的态度”，“这种对待军队的态度及方式，要在他们到来之前反复向同学们解释宣传”。最近一些已经被逮捕归案的“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头头也交代，5月19日下午4时许，有人自称中央某机关工作人员，拿着条子到“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透露了即将实行戒严的消息。正是极少数掌握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同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紧密结合，使他们得以及时调整策略，在当天晚上抢在中央召开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之前45分钟宣布把绝食变成静坐，造成既然学生已经停止绝食政府就没有必要戒严的假象，以迷惑群众；得以及时组织力量，裹胁不明真象的人，在各主要路口设置路障，堵截军车；得以继续组织舆论，混淆视听，扰乱人心。他们一面恶毒咒骂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说什么“我们不要邓小平的智慧和经验”，一方面大肆吹捧赵紫阳同志，说什么“党无紫阳，国无指望”，呼唤“还我紫阳”。他们还阴谋集结力量，搞更大的动乱，宣称要动员20万人占领天安门，要在5月20日组织全市性的总罢工，并且同19日赵紫阳同志称病请假3天相配合，扬言3天之后就要成立“新政府”。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国务院断然决定于20日上午10时起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防止事态更加恶化，掌握制止动乱的主动权，给广大反对动乱、渴求安定的人民群众撑腰。但是，由于我们的决策事先被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所掌握，部队进城仍然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和阻挠。戒严的前夕和戒严后的头两天，所有的主要交通路口都被堵塞，220多辆公共汽车被劫持，当作路障，交通陷于瘫痪，各路戒严部队不能及时按计划进入指定地点。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驻地继续被围堵，街头煽动的演讲随处可见，制造谣言的传单比比皆是，数万人的游行示威接连不断，首都北京处于一片混乱和恐怖之中。随后几天，戒严部队采取不同的方式陆续进入城内，广大武警、公安干警排除万难坚持执勤，各城区和近郊区把工人、市民、机关干部组织起来，建立了约12万人的首都群众维持秩序工作队，各远郊县也出动了民兵，依靠军、警、民的协同努力，使首都交通运输和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有所好转，人心逐渐趋于安定。但是，极少数人制造动乱的活动一天也没有停止，推翻共产党领导的目标丝毫也没有改变，事态正在一天一天地向着反革命暴乱的方向发展。戒严之后，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不走。他们要把广场作为所谓“学运乃至全民族的一个中枢”，一旦政府作出什么决定，就准备在广场上“作出强烈的反应”，“组成一个反政府的统一战线”。他们早就策划在广场挑起流血事件，认为“只要不撤离广场，政府就会进行镇压”，“鲜血可以促使人民觉醒，使政府分化瓦解”。为了支撑广场的局面，他们依靠海内外反动势力提供的资金，不断改善设施，装备先进的通讯工具，每日耗资10万余元，而且开始非法采购武器。他们依靠香港声援团提供的帐篷，在广场建立了所谓“自由村”，开办了所谓“民主大学”，声称要使它成为“新时代的黄埔军校”。他们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树立了一个什么女神像，原来叫“自由女神”，后来又改名为“民主之神”，把美国的民主、自由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刘晓波等幕后策划者担心静坐请愿的学生难以坚持，就亲自走到前台，搞了一个4人参加的48小时至72小时的绝食闹剧，为青年学生加油打气。他们说：“只要广场的旗子不倒，就可以坚持斗争，辐射全国，直到政府垮台。”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利用政府和部队在戒严之后仍然采取的克制态度，继续组织各种非法活动。他们继“高自联”、“工自联”、“绝食团”、“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等非法组织之后，又相继建立了“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北京市民自治联合会”等非法组织。他们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名义，明目张胆地打电报给一些部队，挑拨离间，进行策反。他们组织专门的舆论班子，筹办地下报纸，从事颠覆政府的地下活动。他们结成死党，集体进行地下宣誓，声称“绝不出卖自己的良知，绝不向专制屈服，绝不向八十年代中国的皇帝称臣”。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在国际饭店召集“高自联”的部分头头开会，提出了退出天安门广场的6个条件，即“军队回去，戒严取消，李鹏下台，邓小平、杨尚昆退休，赵紫阳复出”，并且准备组织所谓“凯旋在子夜的大进军”。特别严重的是，他们认为赵紫阳同志请病假离开总书记的岗位之后，从党内解决问题的希望已经渺茫，转而寄希望于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紧急会议。严家其、包遵信等致电人大常委会领导人，说什么“目前宪法受到少数人的粗暴践踏，我们紧急建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解决当前面临的严重问题”。在某位人大常委委员的支持和授意下，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发出《提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紧急会议》的征询意见函，征集了部分人大常委的签名，并且向外地部分人大常委发了加急电报。他们采取阴谋手段，向一些人大常委发函、发电时，只讲建议开会，而不讲他们真正的主张，企图欺骗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甚至盗用他们的名义，强加于人，以售其奸。在办了这些事情之后，严家其、包遵信就在香港的《明报》上，发表了《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当前中国的问题——兼告李鹏书》，呼吁“每一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每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投下神圣的一票，废除戒严令，罢免李鹏总理职务”。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还肆无忌惮地挑动和组织暴力行动。他们纠集本地的流氓地痞、外地的流窜犯以及未改造好的刑满释放分子，网罗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刻骨仇恨的人，拼凑所谓“敢死队”、“飞虎队”、“义勇军”等恐怖组织，扬言要软禁、绑架党和国家领导人，要用“攻打巴士底狱”的方式夺取政权。他们散发煽动反革命武装暴乱的传单，鼓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号召组织“可能被称为人民军的武装力量”，“团结包括台湾国民党在内的各种力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旗帜鲜明地反对共产党和它的政府”。他们扬言，“秋后算账，非算不可”，要算党的帐，算政府的账，并且准备了要镇压的干部名单。香港《明报》还刊登了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之一的刘晓波6月2日同一个所谓“大陆民运领袖”的“对谈”，公然叫嚷“期望赵紫阳复出，我们就必须在人民中组织武装部队”。动乱策动者的种种活动，都有雄厚的财力作后盾。除四通公司等单位给予几十万元的物质支援外，还得到海外敌对势力和一些组织与个人的财力物力支援。美国、英国和香港的一些人，给了上百万美元和数千万港币。这笔钱中的一部分，被用于破坏戒严活动，每一个参加设路障、堵军车的人，每天都可以得到30元的报酬。同时，他们还许下高价，收买暴徒，去烧军车和打解放军，许诺烧一辆军车给3000元，抓住或打死一个军人也给几千元。台湾一位军政要员发起了“送爱心到天安门”的运动，带头捐款10万元台币。国民党一个中委发起募捐1亿元台币，设立所谓“支援大陆民主运动基金”。台湾艺术文化界一些人发起“血脉相连声援大陆民主运动”。北京“高自联”致函“台湾艺文界朋友”，说什么“在此关键时刻，得悉台湾艺文界挺身而出”，“给予我们急需的物资和精神支持，我们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敬意”。所有这些说明，极少数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制造的动乱，绝不象善良的人们想象的那样，只要政府做点让步就可以平息，或者只发布一个戒严令就可以解决问题。他们是横下一条心，要和海外、国外敌对势力联合起来，同我们死战到底的。一切一厢情愿的善良愿望，只会使他们更加放肆地向我们发动进攻。时间拖得越久，付出的代价越大。七、极少数人是怎样挑起反革命暴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担负着“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而且担负着“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义务，这是宪法第29条明文规定了的。部队进城维护社会治安，正是执行宪法赋予的任务。5月20日宣布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之后，尽管遇到重重阻拦，部队仍然按照既定计划，采取不同的方式，陆续进入城内，到达一部分警戒部位。极少数暴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深知，如果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全部按计划到位，那么，他们正在从事的种种非法活动和反革命活动就无法再进行下去，他们的全部阴谋就将很快以失败而告终。于是，他们窥测时机，蓄意挑起事端，竭力使动乱加剧，最终发展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6月1日，我公安机关收审了非法组织“工自联”的几个头头，他们就借机煽动一些人，包围和冲击了北京市公安局、市委、市政府机关和公安部。6月2日晚，中央电视台借用了10个月的武警部队的一辆吉普车，在返回原单位途中，由于车速过快，路面有水打滑，造成翻车事故，撞死了人，但没有一个是学生。这本来是一起交通事故，有关部门正在处理，而极少数人却有意把它同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城的行动联系起来，大造谣言，说是戒严部队的开道车故意轧死学生，鼓动不明真相的人，要抢夺尸体，举行抬棺大游行。一时间，人心浮动，气氛紧张。经过这样的煽动和鼓噪，暴乱的火就被他们点了起来。6月3日凌晨，当部分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入警戒目标的过程中，就有人有组织地煽动一些人在建国门、南河沿、西单、木樨地等路口阻拦大小车辆，设置路障，拦截军车、殴打战士，抢夺军用物资。曹各庄附近12辆军车被拦。从燕京饭店门前经过的战士被强行搜身。电报大楼前的军车轮胎被扎穿，并被隔离墩围住。拂晓前后，永定门桥头的军车被推翻。木樨地军车车胎被扎穿。朝阳门的400多名进城战士被歹徒用石块乱砸。六部口、横二条一带军车被拦截，战士被围困。早上7时左右，在六部口，有的歹徒钻进被围困的军车内，抢夺装有子弹的机枪。从建国门到东单，以及天桥附近，进城部队被零星隔断，遭到围攻、殴打。在建国门立交桥上，有些战士的衣服被扒光，有的战士被打得遍体鳞伤。上午，虎坊桥一带的进城部队被冲，战士遭痛打，有的被打瞎了眼睛。一些被打伤的战士在送往医院途中遭拦截，急救车车胎被放气，伤员被绑架。虎坊路至陶然亭21辆军车被围，在战士转移弹药时，前往护卫的民警被打伤。中午，被拦阻在府右街南口、正义路北口、宣武门、虎坊桥、木樨地、东四等路口的解放军战士，有的被打伤，有的钢盔、军帽、雨衣、水壶、挎包被抢。六部口一伙人截了一辆载有枪支弹药的军车，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多次解围均未成功。车上的枪支弹药如被抢走或发生爆炸，后果不堪设想。为了保护首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武警部队施放了催泪弹，驱散了人群，抢回了弹药车。在拦截、砸抢军车的同时，一伙暴徒围堵和冲击国家机关和重要部门。他们冲人民大会堂、冲中宣部、冲广播电视部，冲中南海的西门和南门。保卫这些机关的武警战士和公安干警数十人负伤。随着事态的急剧恶化，暴乱的挑动者更加猖狂。下午5时许，非法组织“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头头，在天安门广场分发了菜刀、匕首、铁棍、铁链子和带尖的竹竿，声言“抓住军警就要往死里打”。“工自联”大广播中大肆叫嚣，要“拿起武器推翻政府”。还有一伙暴徒纠集了上千人，推倒西单附近一个建筑工地的围墙，抢走大批施工工具和钢筋、砖块等，准备打巷战。他们的广播站不断播放如何制造和使用燃烧瓶、如何堵烧军车之类的“知识”，进行教唆和挑动。他们策划利用第二天是星期天的时机，煽动更多的人上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砸、抢、烧，造成一个群众暴动的态势，一举推翻政府，夺取政权。正是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不得不下定决心，命令驻守在首都周围的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平息反革命暴乱。八、反革命暴徒是怎样残害解放军的自戒严以来，陆续进城的戒严部队根据中央的指示，始终保持高度克制的态度，尽量避免发生冲突。6月3日暴乱发生后，在部队进城前，为了避免伤害群众，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于晚6时半发出《紧急通告》，要求“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这个《通告》，通过电台、电视台和各种广播器，进行了反复广播。6月3日晚10时前后，奉命向城内开进的各路戒严部队先后进入市区。但在各主要路口，都受到严重阻拦。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部队仍然采取了极其克制的态度。而反革命暴徒怀着对解放军的刻骨仇恨，却利用这种克制，发动了骇人听闻的打、砸、抢、烧、杀。22点至23点，从翠微路、公主坟、木樨地到西单一线，有12辆军车被烧。有些人用卡车运来砖头，向战士猛砸。一些暴徒把无轨电车推到路口，放火焚烧，阻断了道路。有的消防车赶去灭火，也被砸烂、烧毁。23点前后，虎坊桥3辆军车被砸，1辆吉普车被推翻。安定门立交桥军车被围堵。崇文门大街一个团的战士被围堵。建国门立交桥30辆军车被围堵。北京煤炭工业学校以西300多辆军车被围堵。为保证军车前进，有的战士和指挥员下车做疏导工作，被围攻殴打，有些被强行绑架，不知去向。被打伤的，有尉官、校官和将军。在南苑三营门受阻的军车，为避免冲突，往东绕行，至天坛南门再次被堵，许多军车被砸、被烧。珠市口一辆军车被堵后，一帮人爬到车上，下边有个干部模样的人劝他们下来，当即被痛打，生死不明。6月4日凌晨以后，焚烧军车的暴行愈演愈烈。在天坛东侧路、天坛北门、前门地铁西口、前门东路、府右街、六部口、西单、复兴门、南礼士路、木樨地、莲花池、车公庄、东华门、东直门，以及朝阳区的大北窑、呼家楼、北豆各庄，大兴县旧宫乡等地，数十个路口的数百辆军车，被暴徒用汽油、燃烧瓶和土制喷火器引燃，火光冲天，有的战士在车内被活活烧死，有的跳下车后被活活打死。有的地方，几辆、十几辆，甚至二三十辆军车同时被烧，一片火海。在双井路口，有70余辆装甲车被围，其中20余辆车上的机枪被暴徒拆掉。京原路口至老山骨灰堂以西，30多辆军车被暴徒付之一炬，现场浓烟冲天。有的暴徒手持铁棍，推着汽油桶，在路口堵截，见车就烧。多辆部队运粮车、被服车被暴徒抢劫，不知去向。有几名暴徒在复兴门立交桥一带，开着抢来的装甲车，边行进边开枪。非法组织“工自联”还在广播上宣称，他们缴获了一部军用电台和密码本。在砸毁、焚烧军车的同时，一些暴徒对民用设施和公共建筑物发动了攻击。西城区的燕山等商店的橱窗被砸。天安门前和毛主席纪念堂西侧的松树墙被点燃。一些公共电汽车、消防车、救护车、出租汽车被砸毁和烧毁。特别恶毒的是，一伙人驾驶一辆装满汽油的公共汽车驶向天安门城楼，企图放火烧毁城楼，在金水桥南被戒严部队及时截获。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暴徒们不仅疯狂攻击军车，大搞打砸抢烧。而且，对解放军战士发动了灭绝人性的残杀，手段极其凶暴野蛮。6月4日凌晨，东单路口一伙暴徒用酒瓶、砖头、自行车砸砍战士，许多战士血流满面。复兴门一辆军车被截，车上的某部管理科长、管理员、炊事员等12人被拉下车来，强行搜身，然后痛打，多人受重伤。六部口4名战士被围攻殴打，有的当场死亡。广渠门附近3名战士被痛打，只有一名被群众救出，两名下落不明。在西城区西兴盛胡同，有20余名武警战士被一伙歹徒毒打，有的被打成重伤，有的下落不明。护国寺一辆军车被截，战士被拉下来痛打后当作人质，一批冲锋枪被抢走。一辆装满砖头的汽车，由东交民巷开往天安门广场，车上的人高喊：“是中国人的上来，砸解放军去。”拂晓之后，残害解放军战士的暴行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武警一支队的一辆救护车，拉了8名受伤的战士送往附近医院时，被一伙暴徒拦住，当场就打死一名，还叫嚷要把其余的7名一齐打死。在前门大街的一家自行车店门前，有3名解放军战士被打成重伤，暴徒们围住狂叫：“谁敢救他们就打死谁。”在长安街上，一辆军车熄火，一二百名暴徒一拥而上，猛砸驾驶室，将司机活活砸死。西单十字路口以东30米处，一名战士被打死，又在尸体上浇汽油焚烧。在阜成门，一名战士被暴徒残害后，尸体被悬挂在立交桥的栏杆上。在崇文门，一名战士被一伙暴徒从过街天桥上扔下，浇上汽油，活活烧死，暴徒们狂叫，这是“点天灯”。在西长安街首都电影院附近，一名解放军军官被暴徒打死后，剖腹挖眼，把尸体挂在一辆正在燃烧的公共汽车上。在几天的暴乱中，被暴徒砸毁、烧毁、损坏的军车、警车和公共电汽车等车辆达1280多辆，其中军用汽车1000多辆，装甲车60多辆，警车30多辆，公共电汽车120多辆，其它机动车70多辆。一批武器、弹药被抢。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6000多人，死亡数十人。他们为保卫祖国，保卫宪法，保卫人民，付出了鲜血甚至宝贵的生命。对他们的功绩，人民将永远铭记。如此惨重的代价，最有力地说明了戒严部队所采取的极大的容忍和克制态度。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这支军队对敌人狠，对人民和，历来如此，他们在战争年代能够打败美帝国主义武装起来的国民党800万军队，打败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能够有效地保卫我们国家的神圣领土、领海和领空，为什么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却造成这么大的伤亡呢？为什么他们手中有武器，反而挨了打，甚至被打死呢？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是因为好人和坏人混杂在一起，使我们有些应该采取的断然措施难于出手”。这也正说明了人民解放军是热爱人民的，是不愿意误伤群众的。他们忍辱负重，从容赴死，正是人民军队本质的充分体现。否则，怎么可能造成这么大的伤亡和损失呢？这不正说明我们的军队为了保护人民而不惜牺牲自己吗？而最终为了平息反革命暴乱，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戒严部队在伤亡严重、忍无可忍、让无可让而又很难前进的情况下，经过一再警告，迫不得已奉命对空鸣枪开道，进行反击，击毙了一些肆虐的暴徒。由于围观的人很多，有的被车撞、人挤，有的被流弹误伤，有的被持枪歹徒击伤击毙。据现在掌握的情况，暴乱中有3000多名非军人受伤，200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这当中，有罪有应得的暴徒，有被误伤的群众，还有正在现场执行任务的医护人员、联防人员和维护秩序工作队员等。对于被误伤的群众和执行任务中受伤害的人员，政府要认真地做好善后工作。由于“美国之音”造谣和一些人有意传谣，社会上一度盛传，戒严部队进城之后，“血洗天安门广场”，“有数千人甚至上万人倒在血泊之中”。真实情况是，戒严部队进入广场之后，凌晨1时半，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该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这个紧急通告用高音喇叭，进行了反复播放，时间长达3个多钟头。这时，停留在广场上静坐的青年学生集中在广场南端人民英雄纪念碑一带。3时左右，他们经过内部磋商，派出代表向戒严部队表示，愿意自动撤出广场，戒严部队当即表示同意。凌晨4时半，广场上广播了戒严部队指挥部的通知：“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同时，广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关于迅速恢复天安门广场正常秩序的通告。停留在广场上的数千名青年学生听到通告后，打着各自的旗子和横幅等，两边布置了手拉手的纠察队，于5时左右离开广场。为了保证学生们的安全撤离，戒严部队在广场东侧南口开出了一条宽阔的通道，保证学生顺利、平安地离开。这时，还有一些坚持不走的学生，戒严部队按照“通告”要求，强制他们离开了广场。到5时半，清场任务全部完成。广场静坐的学生，包括最后被强制离开的，没有死一个人。有人造谣说，广场“血流成河”，自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完全是胡说八道。以天安门广场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和戒严部队全部到位为标志，首都反革命暴乱被一举粉碎。在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过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不怕牺牲，英勇战斗，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人民群众救护伤员、解救被围困的战士、积极配合和支援戒严部队，涌现出许多动人心弦的好人好事。由于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北京市的经济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其他方面的损失更难以用金钱来计算。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正在为挽回遭受的损失，进行艰苦的劳动。现在，首都各项秩序基本恢复正常，全国局势也较快地趋于平稳，这反映了中央的正确决策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但是，动乱和暴乱尚未彻底平息，极少数反革命暴乱分子不甘心灭亡，仍在进行种种破坏活动，甚至梦想卷土重来。为了取得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彻底胜利，我们要放手发动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清查反革命暴乱分子的工作进行到底。要彻底揭露动乱和暴乱的阴谋，依法惩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即那些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同海外、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的人，向非法组织提供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以及制造打、砸、抢、烧、杀等种种暴行的刑事犯罪分子。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通过坚决果断、艰苦细致的工作，集中打击极少数首恶分子和拒不改悔的顽固分子，尽力扩大教育面和团结面。在此基础上，依靠广大群众，努力增产，厉行节约，艰苦奋斗，尽快把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造成的损失全部夺回来。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和委员！我国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正义斗争，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政府和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但是，在国际上也有一些国家，主要是美国和西欧某些国家，歪曲事实真相，进行造谣中伤，甚至对我实行种种的所谓谴责和制裁，掀起反华浪潮，粗暴干涉我国内政。对此，我们深表遗憾。对于一切外来压力，我国政府和人民过去没有屈服过，现在不会屈服，永远也不会屈服。谣言必将破产，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我国将毫不动摇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我国将一如既往地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世界发展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
{hide}六四事件，又称八九民运、八九学运、天安门事件或六四天安门事件，中国官方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广义上指1989年4月中旬开始的以悼念胡耀邦活动为导火索、由中国大陆高校学生在北京市天安门广场发起、持续近两个月的全境示威运动。狭义上指六四清场，即1989年6月3日晚间至6月4日凌晨，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下令镇压的“叛乱”。六四事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的爆发标志着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大陆推动的后期政治体制改革失败，赵紫阳、胡启立、鲍彤等温和派高层事后被撤职，而胡耀邦已在八六学潮后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于是1980年代被不同程度推动的自由化改革也就此停止，此后官方只批准了很少数量的游行活动。六四事件的后果除了造成政治环境大幅度收紧，经济方面的影响也直接导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放缓，直至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才重新提速。不过，由于六四事件发生后不久，邓做出退休的决定，故其任内推行的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被延续下来，此后完成了三任领导人的权力交接，直至2018年修宪后被废除。迄今在中国大陆，六四事件仍然是高度敏感的事件。除非必须提及该事件的场合（如悼词等），事件相关用语一般不会出现在官方媒体，民间评论往往会被官方屏蔽，评论人也可能触犯法规而遭到处理。为了规避审查，民间往往会使用各种代号指代六四事件。官方称法自1989年以后，中国官方也用数个不同的名称指称六四事件，并被怀疑疑似借由修改事件称呼的方式，逐渐降低事件对往后社会大众的影响。在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发表后，中国政府将其定性为“动乱”，后于6月3日升级为“反革命暴乱”。事件结束后以“六四风波”指称。后来在江泽民执政后期和胡锦涛执政时期，中国官方将当时的冲突改成更为中立的名称，也就是今日持续使用的“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或“1989年政治风波”这类短语。现执政时期将“反革命暴乱”与“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并行使用。经济危机自1950年代以来，中国便长期透过中央制定的计划定价机制，让商品的价格稳定处在较低水平，但也减少了制造者增加产量的诱因。改革开放后，在经济改革初期，中国政府采取部分产品价格固定、部分商品允许价格波动的价格双轨制作法。但因市场上长期产品短缺而物价较高。部分人则可利用权力以低价购入产品，之后再以市场价格贩售，时谓“官倒”。此外，政府的货币供应量增发过多且过快，造成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工厂无法获得利润；但1988年减少货币供应后，又使得许多金融贷款无法正常兑现。1988年，邓小平在北戴河会议上同意以市场经济为基础，让价格体系得以恢复正常。价格管制将放松的消息传开后，随即引起民间恐慌，各地民众大量提领现金并购买商品囤积。不到两周内，政府便立即撤销价格改革的政策，但价格闯关带来的影响明显延续一段时间，民间社会面临快速通货膨胀的问题。在官方提出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报告中，指出北京市的物价于1987年至1988年期间增长30%，许多工薪阶层因为无法购买大众商品而感到恐慌。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许多无法获益的国有企业也被迫削减成本，让过去拥有工作保障与社会福利的铁饭碗开始面临生活的压力。社会问题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官倒、权钱交易、腐败、特权、贫富分化扩大等问题。此外，改革派领导人设想知识分子会在往后发挥主导的功用，领导国家实施更多的经济改革政策。尽管政府陆续设立新的大学，并增加各校的招生名额，但情况并未如计划设想般实际发生。一方面因国家所指导的教育体制，并未充分和市场需求不断增长的农、轻工、服务业与外国投资等领域结合；另一方面因专精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生，则必须进入有限的就业市场。新开设的私立企业并不接受国家分配毕业生，然而高收入的工作则由具裙带关系者取得。其中条件优厚的工作岗位都被取得后，剩下的职位往往是绩效较差的部门，掌握实质权力者则在该领域并无专长。面对惨淡的就业市场和有限的出国机会，知识分子与学生们认为凭借处理政治问题，从而能使以上问题得到解决。这让北京市各个大学的校园中出现了以研究政治为主的小规模“民主沙龙”社团，这些组织逐渐激发了学生参与政治的兴趣。受到中国的经济社会逐渐朝向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名义上仍保留的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也面临信任危机。对于民营企业的审核制度，则让许多不良的商人能以宽松的法律优势致富，甚至常在过去强调“没有穷人”的社会中炫耀拥有的财富。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也普遍对于国家的未来感到幻灭。派系斗争当时，人们希望中国政府能做出其他改变的作为时，结果政府部门迟迟没有进一步的动作。在改革开放的政策制定和实施后，面对伴随而来浮现的种种问题，领导高层之间在处理办法上出现分歧。但尽管内部因为意识形态而浮现派系冲突，双方人马都需要获得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支持，才能实施各项重要决策。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主张进一步实施政治自由化的方针。借由设立允许多种想法的渠道，让民众能够表达不满，并进一步支持改革。改革派成员还包括：胡启立、万里、彭冲、习仲勋、田纪云、鲍彤、阎明复、李锐等。另一方面，以中共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为首的激进反改革派，则认为改革开放已经施行过多政策。因而认为重新加强控制以确保社会稳定，并与中国官方书面的社会主义主张一致。保守派成员还包括：王震、李鹏、薄一波、姚依林、邓力群等。政治体制改革主条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 政治体制改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体制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俗称“8.18讲话”），指出权力过分集中是中国当下官僚主义的“总病根”。邓小平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议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提倡民主集中制，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全面修宪建议。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八二宪法》，该宪法也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四部宪法，收入了许多宪政主义的内容和条款，为改革开放奠基。随着改革开放的加速，中国社会出现了官倒、权钱交易、腐败、特权等问题，经济改革亦受到了原有政治体制的阻碍。1986年上半年，邓小平再次提出“政治改革”并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和制定，同年9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立，成员包括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10月，赵紫阳提议的中央政改小组办公室成立，具体负责人包括鲍彤、严家其、贺光辉、周杰。邓小平的政治改革出发点是，在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前提下，实行党政分开、提高行政效率、革除官僚主义弊端、推动经济制度进一步改革等，但不能照抄西方的宪政制度，他强调：“不能放弃专政，不能迁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绪。...... 要搞一个增强行政效能的体制，机构要精简。......讲民主必须要和法制联系起来讲，把法制搞起来，才能有稳定的社会环境。我们的行政机构应该很有效能。 ” 与此同时，其他人士还公开提出了“多党制”、“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司法独立”等架构。虽然这些与邓小平等人的中国官方改革观点可能有所不同，但在当时比较宽松的政治气氛下，并没有受到过多的抑制与打压。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主持了开幕式，赵紫阳作了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该报告由鲍彤负责起草，提出并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和设想，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概念。该报告的第五部分详细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将邓小平1980年的“8.18讲话”作为改革的指导性文件，阐述了许多符合宪政主义的内容，其中包括进一步实行党政分开、权力下放、提倡法治和监督、完善选举制度等。十三大还首次实行了差额选举，赵紫阳正式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鲍彤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不久后鲍彤又被任命为中央常委政治秘书。1987年底，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成立。民间新思潮中国人民要现代化，首先必须实行民主，把中国的社会制度现代化。民主并不完全像苏联缔造者列宁编造的那样，仅仅是社会发达的结果。它不仅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达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这个发达阶段以及更加发达的阶段中得以存在的条件。————魏京生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早在1978年的拨乱反正时期，魏京生等中国知识分子便开始呼吁政治改革，并在北京市西单民主墙张贴持有不同政见的大字报。此时民众被允许宣传政治自由和民主化的短暂时期，又被称作“北京之春”。但尔后魏京生在1979年3月遭到逮捕，西单民主墙也于同年12月时被迫封闭。1983年，保守派在发起了“清除精神污染”的左倾运动。1986年夏天，曾于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天体物理学教授方励之开始在中国各地大学展开个人访谈之旅，主要谈论的内容包括自由、人权、权力分立等内容。随后方励之成为当时社会大受欢迎的人物，他的发言记录也在学生间广为流传。对此邓小平曾警告方励之主张崇拜西方的生活方式、资本主义和多党制度，将意味着损害中国的传统价值观、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受到方励之的演讲、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新开启以及世界各地爆发的群众运动影响，学生在1986年12月发起抗议活动，反对改革开放的步伐过于缓慢。其中参与示威游行的学生提出许多诉求，这包括有经济自由化、民主、法治等要求。虽然这次抗议最初是在合肥市附近进行，但很快地学生运动便蔓延至北京市等各大城市。对此中央开始指责抗议学生试图煽动文革式的动乱。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被内部指责对抗议活动的态度过于软弱，以及因为没有适当处理这次事件而引起社会动乱。胡耀邦遭到保守派人士大力谴责后，在1987年1月16日被迫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但保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在胡耀邦辞职后，保守派在邓小平的支持下顺势展开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左倾运动，开始打压支持胡耀邦观点、政治自由化和西方风格者。这项运动也制止了学生运动的发展，并且使得政治环境一度封闭起来，但胡耀邦也因而获得改革派人士、知识分子以及学生们的欢迎。但该运动此后遭到了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反对，赵紫阳认为左派利用了反自由化运动来反对和否定改革开放，并以此说服了邓小平，该运动随后于1987年中期逐渐结束。国际局势主条目：东欧剧变和冷战 在八九民运发生的同时，自1989年2月波兰团结工会在圆桌会议中争取到合法地位后推动政治改革，东欧和中欧的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相继发生民主化革命，谋求结束原本的共产党专政。胡耀邦逝世学生立起胡耀邦的巨幅画像，并在周围摆上花圈1989年4月8日，曾经在80年代先后担任中国共产党主席和总书记的胡耀邦因心脏病发作住进北京医院。4月15日，于北京逝世，随后引起学生强烈回响与悼念，并成为群众聚集的最初动力。大学校园里陆续出现许多歌颂胡耀邦的宣传海报，呼吁政府重新审视胡耀邦的观点。几天过后，大多数海报开始提到更加广泛的政治问题，包括有新闻自由、民主制度、以及官员贪污问题等。4月15日以后，一些悼念胡耀邦的民众也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自发组织小规模集会。同一天，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也在校园内设立胡耀邦的灵堂，北京当地学生陆陆续续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4月16日，位于西安市和上海市的学生也开始组织类似的小规模学生聚会。在部分大学生主导下，原本单纯悼念的活动转向要求政府控制通货膨胀、处理失业问题、解决官员贪腐、政府问责、新闻自由、民主政治与结社自由等。4月17日，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为了纪念胡耀邦而制做了大型花圈，在同一天有更多群众集结在天安门广场上。下午5时，500名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共同抵达靠近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东门，表达哀悼胡耀邦之意。之后来自不同背景的演讲者举办公开演说，内容包括有纪念胡耀邦、讨论社会问题等。由于被视为将阻碍人民大会堂的运作，因此警方很快便介入示威群众的聚会，并试图说服学生离开天安门广场。4月17日晚上，3,000多名北京大学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进行学校学生的游行活动，很快地近千名来自清华大学的大学学生也参加游行。两队学生抵达天安门广场后，很快就与先前聚集在广场上的群众会合。随着活动规模的增大，聚会活动逐渐演变成为示威抗议，学生们开始起草并向政府提出七项要求：*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严惩殴打学生和群众的凶手，要求有关责任者向受害者赔礼道歉。尽快公布新闻法，保障新闻自由，允许民间办报。要求国家领导干部向全国人民公开其本人及家属的实际财产收入，严查官倒，公布详情。要求国家有关领导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误对全国人民作出正式检讨并追究责任，要求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重新评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并为在期间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彻底平反。强烈要求新闻机构给予这次民主爱国运动以公正如实及时的报道。* 4月18日上午，王丹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要求政府接受七项要求。一些群众聚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吟唱爱国歌曲，另外学生也在天安门广场上主办演讲活动。此时王丹和另一名学生郭海峰进入人民大会堂，与全国人大信访局的局长会面。王丹和郭海峰向信访局局长提交七项要求。信访局长表示会向上级部门提交七项要求，但希望学生不要静坐，回到学校。王丹和郭海峰表示未能确认转交前不会停止静坐回到学校。王丹和郭海峰回到人民大会堂外静坐后，又第二次进入人民大会堂，要求一定要人大常委级别以上的负责人出面接受七项要求，才会停止静坐。信访局长表示会向上级反映。之后北大研究所会主席李进进向静坐学生表示，他会代表学生进入人民大会堂递交请愿书，但如果人大代表接受了请愿书，学生应该离开。学生们同意了李进进的呼吁。于是李进进进入人民大会堂交涉。下午六点，人大代表宋世雄、刘延东站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与静坐的学生打了个照面。新华门事件示威学生曾一度聚集在中南海新华门静坐抗议，但最终遭到驱离4月18日上午，在学生留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同时，数千名学生则聚集在中国领导人居住的中南海入口新华门处，要求领导高层和学生之间展开对话==。警方随即限制学生进入中南海内部，学生则决定原地静坐示威以表达不满。当天晚上，新华门前聚集了北大、人大、北师大、政法大学等校二三千名学生，围观群众六七千人。学生“会聚新华门是因为至今政府没有一个人出来表态”。学生多次齐声高呼“李鹏出来！”的口号，并六次试图冲开警戒防线而未成功=。4月20日凌晨时分，大批警察和多辆大巴到场围着在新华门前静坐的学生，警察将学生拖上大巴。在这过程中学生和警察发生冲突。有学生被打伤=。新华社援引北京市公安局消息指有4名警察被掷来的砖块、瓶子打伤=。许多学生认为他们遭到警方虐待，有关警察采取暴力驱离的传闻也迅速蔓延开来=。新华门事件激怒了许多校园里的学生，许多过去没有积极参与政治事务的学生也因为这次事件，而决定加入抗议活动=。在这段期间，一群自称“工人代表”的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则到处发布两份具挑战中央领导集团统治的传单。江泽民与《世界经济导报》4月19日，立场靠近改革派的报纸《世界经济导报》决定出版纪念胡耀邦的专题报导。其中一篇由严家其所撰写的文章中，便对北京市学生发起的抗议活动给予正面评价，并且呼吁重新审视1987年要求胡耀邦下台的作为。不过在得知中央政府的立场渐趋保守后，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要求《世界经济导报》删除相关的长篇敏感报导内容，但《世界经济导报》则以空白页刊登的方式抗议文字审查。最后江泽民马上解除总编辑钦本立的职务，其果断的行动赢得保守派的正面评价。学运组成由于胡耀邦曾经出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职务，中央决定为其举行国葬，仪式最后决定在4月22日举行，北京市人民政府下达命令封闭广场以举办葬礼。约有十万名学生则在前一天晚上无视命令，游行进驻至天安门广场。此时各高校的学生组成了“学生行动临时委员会”，该委员会向当局提出七项要求，并且提到另外与胡耀邦有关的三点要求，分别是要让广场上的学生瞻仰胡耀邦的遗体；让广场上的学生代表进入人民大会堂参加胡耀邦追悼会；在胡耀邦追悼会结束后，让他的灵柩在天安门广场绕一圈，让在场的数万名学生为他最后送行。不过中国官方治丧委员会拒绝了学生代表的所有要求，只答应向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同步播放胡耀邦追悼会的现况。当局还要求在广场的学生向东移动，腾出广场西边的场地，以便让追悼会参加者的车辆能够通过，学生们接受了当局的要求。在4月22日当天早上10点，包括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内的中国领导高层皆前往人民大会堂内部参加典礼，并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发表悼念词，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主持仪式。尽管整个国葬过程向学生直接播出，然而由于纪念活动只持续了40分钟便宣告结束，学生们到11点也没有看到胡耀邦的灵车，这使得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情绪更为高涨。这时学生们开始越过天安门广场西边的路，涌到人民大会堂前静坐。他们向官方提出了3点要求，分别是继续要求胡耀邦的灵车绕着天安门开过；与总理李鹏会面；希望官方媒体能够公开报道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们对胡耀邦的悼念活动。但官方还是没有接受学生们的要求，也没有派官员与学生见面。虽然保安人员封锁了人民大会堂的东大门，但仍有数名学生共同突破封锁线。随后有三名学生（北京大学的郭海峰、张志勇，中国政法大学的周勇军）跪在人民大会堂的阶梯上，表示要提交请愿书，并要求获得国务院总理李鹏的接见。然而三名学生跪了40多分钟，没有任何领导人自人民大会堂出现，这使得绝大部分学生感到失望与不满。学生行动临时委员会决定撤离天安门广场，但准备罢课抗议。4月22日下午1点30左右，学生们开始撤离天安门广场。他们经过新华门时，高呼“和平请愿，政府不理，通电全国，统一罢课。”4月21日至4月23日期间，学生们开始筹划成立真正的活动组织。而在4月20日，北大民主沙龙开会，学生们决定不承认官方的北京大学学生会并且自己组织学生会，名字暂定为“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筹委会”，由丁小平、王丹、杨涛、封从德等七名学生领导。在4月23日，另一个学生组织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宣告成立，并选举当时就读中国政法大学的周勇军担任主席，而北京大学学生王丹、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吾尔开希·多莱特（以下简称“吾尔开希”）也被推举为各自学校的学生代表。但后来实际主持工作的是社科院研究生王超华、北大研究生封从德（第三任主席）和北大学生杨涛（第四任主席）。随后北高联呼吁北京市的所有大专院校全面并无限期的罢课，以表抗议诉求。然而这样一个独立于管辖范围外的组织成立，挑战了中国政府对学生的管理地位。另外一方面，位于湘潭市的湘潭大学学生也发起抗议行动，并且获得许多学校教授支持。同时武汉市当地的大学学生也组织起来，共同抗议湖北省人民政府。然而在4月22日黄昏，长沙市和西安市爆发了严重事故。其中包括在西安市有人纵火焚烧车辆、房子，并且抢劫靠近西华门的商店；而在长沙市也有38家商店遭人抢劫，最后这两个城市共有超过350人遭到了逮捕。随着国家局势变得更加动荡，赵紫阳立即与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多次会议。对此赵紫阳强调要求学生停止进一步的抗议活动，而各自回到大学就读；他亦要求动用所有必要措施来解决动乱行为，而不同级别的政府应该与学生进行开放式对话。李鹏则要求赵紫阳谴责示威群众，并认为应该要采取更加积极的防治措施，不过赵紫阳最后驳回了李鹏的看法。尽管领导高层就回应学生运动的方式意见分歧，而与赵紫阳关系密切的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等人也建议赵紫阳继续留在北京市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但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仍然依照原计划，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的邀请，于4月23日飞往朝鲜进行国事访问。4月24日，北京35所大学全面罢课，上海、天津、长沙、西安、南京等各大城市高校纷纷响应。4月25日，北京43所高校约6万余名学生继续罢课。北高联向政府提出三项要求，要求政府答应才会复课。这三项要求是：1、与国务院有代表性的官员对话；2、政府对新华门事件公开道歉和惩罚凶手；3、国内传媒如实报导学生运动。四二六社论为了抗议政府对《四二六社论》的定性，数百万名学生与群众发起了四二七游行，游行队伍举起写着“民主万岁，人民万岁！”、“廉洁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横幅赵紫阳前往朝鲜访问后，便由留在北京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总理李鹏代理领导党政机关。4月24日，李鹏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以及国务委员兼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陈希同会面，希望能了解天安门广场上的情况。对此北京市官员想尽快解决危机，并认定抗议活动是一场阴谋，旨在推翻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以及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主要领导人。在赵紫阳缺席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议认为必须立刻向示威群众采取态度坚决的行动。4月25日上午，杨尚昆和李鹏前往邓小平的住处会见邓小平，邓小平同意政府采取强硬立场。邓小平还表示应该借由大众媒体适当地发布“警告”，借此抑制因为不断传播而扩大的示威活动。这次会议成为中国高层首次对抗议活动的正式评估，而重要问题的决定仍然以邓小平的意见为准。李鹏随后依照邓小平的意见下令起草一份公报，并向中国共产党各个机构和高阶官员要求应该设法对付示威群众。4月26日时，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四二六社论），指责“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阴谋推翻中国共产党和现行的政治制度。然而这项声明激怒了学生，认为这是中国官方故意要对付抗议活动。最后社论并没有令学生放弃示威活动，反而促成更多学生愿意团结，并共同表态支持学生活动。社论发布的当天晚上，长春、上海、天津、杭州、南京、西安、长沙、合肥等城市发生规模不等的游行示威，抗议四二六社论。在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组织下，有五至十万名来自北京市各大学的学生在4月27日集结游行，经由街道前往天安门广场。学生团体成功通过警方设立的封锁线，并沿途受到以工厂工人团体为首的市民广泛支持。组织活动的学生领袖希望借由这次游行展现其爱国性质，特意淡化反对共产主义的口号；其中游行学生主要强调“反官僚、反贪腐、反任人唯亲”这一问题，不过学生仍强调会继续“拥护（中国）共产党”。这次示威游行迫使中国政府做出让步，同意与学生代表会面。4月29日，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袁木会见由政府批准的学生社团代表。尽管会谈中讨论了包括报刊编辑、新华门事件、民主自由等广泛议题，并获得一些实质成果，然而包括吾尔开希等学生领袖则表态拒绝出席。五四对话4月30日，赵紫阳从朝鲜平壤返国并重新掌握权力。然而随着外界要求中国政府对学生示威活动的态度更为软化后，内部相关的讨论冲突反而更为加剧。以赵紫阳为首的温和派，主张继续与学生展开对话；以李鹏为首的强硬派，则主张应该强硬地反对抗议活动继续进行。在5月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议上，赵紫阳和李鹏再度针对这一议题有所冲突。当中赵紫阳认为先前强硬派的作法已经证明并无实际的效力，因此政府特别允许这次活动才是唯一的选择。对于李鹏认为国家的稳定发展应该优先于任何事项，赵紫阳则反驳说中国官方应表态支持扩大民主和提升透明度的要求。最后在赵紫阳强力推行下，政府决定展开进一步的对话。赵紫阳随后开放新闻媒体积极报导抗议活动的发展，并在5月3日至5月4日期间发表了两次同情示威群众的演讲。赵紫阳发言中提到学生关切政府官员贪腐的问题是正当的，同时认为这次学生运动应该被视为一种爱国表现。在5月4日当天，有十万名学生在北京街头游行以纪念五四运动，同时再度重申先前示威游行所提出的要求。新闻媒体工作者首次参与游行，这些大部分来自央媒的记者编辑，打着“首都新闻工作者”等横幅，喊出“新闻要说真话”，是当日最震撼的口号，《人民日报》记者的游行队伍，记者们骑着单车前往广场，还举著一些标语牌，上写着“人民日报、属于人民”“一人拍板、集体负责、全民遭殃”等字句。当天，北高联宣布《新五四宣言》，呼吁推广民执政体。上海、南京和广州等地学生也游行上街，呼吁政府与学生对话。而赵紫阳的发言实际基本上否定了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内容，这让很多大学生都满意政府所做的让步。5月4日结束时，除了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外，所有北京市的大学皆宣布罢课行动结束，随后大部分学生也逐渐失去参与抗议活动的兴趣，新闻自由获得口头保障，多数人主张以对话渐进推动民主。学生分歧与绝食主条目：天安门绝食1989年5月10日，浦志强参加北京学运游行，要求“办报自由”和“结社自由” 正当学生自治会所选举出来的正式对话代表团已经准备和中国政府展开对话之际，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组织领袖不愿意由正式对话代表团单方面控制整个抗议活动。在面对学生团体内部不和以及参与群众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包括王丹和吾尔开希等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学生领袖要求采取更激进的作法来恢复抗议声势。其中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所提出的“对话”只不过是一种诱骗学生就范的方式，因此自5月11日开始动员学生准备进行绝食，希望能够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定性。最后学生决定在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高调对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前两天，自5月13日由柴玲宣读《绝食书》展开绝食抗议；其中学生领袖认为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必定安排在天安门广场进行，因此借由绝食抗议便能作为筹码来迫使政府满足他们的要求。此外绝食获得社会大众广泛的同情，进而使得学生运动成为一种道德行为并且受到群众的追捧。而北京的抗议活动促使得其他城市的大学也陆续组织了抗议和罢课行动，同时有很多学生也纷纷前往北京市参加示威游行，其中在5月13日下午便约有3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整体来说于天安门广场上进行的示威活动仍保有秩序，来自北京不同地区的大学学生每天发起游行以表达抗议要求并且表示团结，同时许多学生也会在行进过程中齐唱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运动著名的《国际歌》。在5月中旬，学生发起绝食行动，促使中国各地四百多个城市陆续集结抗议，表态支。戈尔巴乔夫访华1989年5月，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历史性访问中国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是1950年代末中苏决裂后第一位正式访问中国的苏联最高领导人，两国关系恶化前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曾于1959年访问中国，作为国宾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10周年大会。苏联领袖相隔30年再次访问中国，象征两国关系改善，因此中国领导人非常重视这次国事访问。5月上旬至5月中旬时有关采访六四事件抗议群众的审查限制获得明显地开放，国家媒体开始播放包括绝食在内关于同情抗议群众的影像。然而由于担心示威活动将会失控，邓小平要求在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期间应该清除广场上的抗议群众。为了达成邓小平的要求，赵紫阳决定仍使用柔性办法并且指示他的下属马上与学生进行谈判。赵紫阳相信此时仍能够成功借由爱国主义吸引学生的关切，并且让学生了解到如果在中苏首脑会议期间让其他人士知悉内部有动乱迹象的话会使得全国难堪。5月13日上午全国政协副主席阎明复召开紧急会议，并且邀请到重要的学生领袖以及包括刘晓波、陈子明以及王军涛等知识分子。阎明复说表示政府已经准备与学生代表展开直接对话，但前提是学生必须先撤离天安门广场以举办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的欢迎仪式，这样也使学生领袖们之间陷入分歧。5月14日时，以戴晴为首的知识分子在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的许可之下直接通过政府审查在《光明日报》提出意见，呼吁学生应该要尽快离开天安门广场，但是许多学生却认为知识分子是为了政府发言而拒绝做出让步。当天晚上，以阎明复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与担任学生代表的沈彤和项小吉展开正式谈判，其中阎明复肯定学生运动的爱国性质并且恳求学生从天安门广场上撤出。虽然阎明复的诚意成功促使得一些学生愿意达成妥协，但是随着不同派系的学生间无法事先进行协调或者提出连贯的要求而使得会议变得越来越混乱，不久学生领袖在得知政府并不愿意承诺公开直播问题的谈判过程后宣告会议无限期中止。之后阎明复直接前往天安门广场尝试劝离学生，甚至表示自己愿意被学生挟持以换取撤离的决定，然而学生之间并没有理会其劝告。而在隔天阎明复还向李鹏询问是否愿意应学生要求正式退回四二六社论的内容、并且将学生运动定调“爱国民主运动”，但这些建议都一一遭到李鹏的驳回。最后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期间学生仍然决定继续留在天安门广场，也使得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为戈尔巴乔夫访华举行的欢迎仪式上改在北京首都机场内进行。这次中苏首脑会晤于中苏交恶30年后进行，除了标志中苏关系恢复正常外，同时也被视为中国领导人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突破。然而相比之下由于学生仍然坚持在天安门广场上进行运动而为这次会谈带来尴尬，进而促使得许多原本偏向温和派的领导高层也开始转向愿意实施“强硬派”的作法。其中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在人民大会堂内举行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高峰会时，学生群众则在附近天安门广场上发起示威活动。而在5月16日戈尔巴乔夫与赵紫阳会面后，赵紫阳则在国际新闻媒体前告诉戈尔巴乔夫表示邓小平在中国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对此，邓小平认为赵紫阳的这句话是要将处理学生运动失当的过错归咎于他。这项言论标志着邓小平和赵紫阳两个中国最高层领导人之间决定性的分裂。局势升级（连续百万人游行）上海时装商店挂出声援学生运动的横幅，表达对1980年代末中国通货膨胀的不满 绝食抗议的作法很快便引起中国各地对于学生的支持和同情，至此原本于四月底声势衰退的抗议行动重新获得声望。在5月16日至5月18日期间数百万名居住于北京市的各行各业居民共同发起示威游行，此次游行打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北京市最大规模游行人数纪录，一些媒体报道人数达300万，而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对5月17日当天的不完全统计则称有120万左右的各界民众参加了游行，北京市公安局对参与大游行的机构有一份不完全的统计：北京高校60余所，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机关46个，科研单位18个，北京市的中专、中学、小学60余所，新闻出版单位14个，外地的大学22所，北京的工厂、公司78个，医院9个，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宗教18个，农村2个，文艺团体6个，体育界3个，饭店、财贸7个；而参与者还包括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警察人员、国务院等国家机关和中央直属机关人员、中国共产党党员或者是基层的政府官员，同时许多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及政府资助的工会也鼓励其成员公开参与游行活动。此外一些中国民主党派党员致信给李鹏以表达意见，而中国红十字会也特别下达通知并且安排大量人员前往天安门广场为绝食群众提供医疗服务。北京1000多名知识分子联署发表了《五一六声明》，声援学生，批评政府对学运的动乱定性。作家巴金、诗人艾青、学者季羡林等参与签名。首都新闻界的游行人士开始打出了本社(台)的横幅，人民日报的“旗帜鲜明地反对4.26社论”和“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今日无新闻”的横幅，讽刺新闻审查制度。四个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会主席费孝通（民盟）、孙起孟（民建）、雷洁琼（民进）、周培源（九三）向赵紫阳致函公开呼吁信，信中肯定学生诉求，并“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尽快会见学生，进行对话”。民革中央主席朱学范和十二位人大常委亦分别发出紧急呼吁，并被人民日报刊登。全国政协委员、一级教授侯建群和赵敏顺走在游行示威的最前面，他们的横幅是：“强烈要求政府立即答应学生三点要求”“救人更要救国”。根据新华社报道，七十七岁高龄的著名学家季羡林亲身前往广场探望学生，在学生的搀扶下一步一颠地走进绝食学生中，拥抱着仰卧在地上的弟子，老泪纵横。署名著名作家“冰心老人”的横幅写着“学生爱国，我爱学生！”数学家陈景润和王元共同疾呼“学生们的负担太重了，让我们承担一些吧！”]歌唱演员李谷一、舞蹈演员陈爱莲等人来到纪念碑下学生的指挥中心，她们30多位政协委员到此是为呼吁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督促政府尽快对话。在天安门广场，甚至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为表明态度在博物馆楼顶升起在运动中具有象征性的V字手势旗，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和工作人员亦组成队伍手持横幅走出故宫表达对绝食学生的支持。游行中罕见的出现了往来不参与社会运动的宗教人士，佛教的和尚举起“金刚怒目 大雄无畏”“弘法自由 广度众生”等标语，基督新教的基督徒、神职人员与神学院教职人员亦在游行中举起十字架，伊斯兰教的各少数民族穆斯林举起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经文支持学生，并借此表达尊重穆斯林习俗的诉求。北京市数十间医院的医护人员身穿白大褂参与游行，并志愿为绝食中身体不适的学生提供救助，一些医生在劝导学生过程中激动落泪；包括首都钢铁厂、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铁道部等在内的各产业和组织及大中企业的工人参与游行，部分工人乘坐重型汽车，周边县区的农民更乘坐农耕载具组成车队前往市中心参与游行，一度造成交通中断；北京市有公安干警志愿前往广场为学生派发饮料，也有人数众多的公安警察人员的游行队伍沿途游行向群众比V字手势，赢得群众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游行队伍经过人民大会堂东门时，不断呼喊:“不给官倒贷款！”“冻结官倒帐户！”；海关总署的声援队伍喊道:“官倒走私，铁证如山！”；人民法院的法官也到现场声援；中国警官大学的700多名学生18日凌晨自发来到广场协助学生维持秩序，保证了从广场东南口至前门之间救护车道的畅通无阻；中小学生亦参与游行，并有身戴红领巾的小学生呼喊“我和哥哥一条心”等口号。外部图片链接1989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对大游行及绝食的报道随着媒体报道限制的打破，广播电视报纸在这一刻开始刊登社会各界的声援，5月17日到19日这段日子也被评价为“中国记者最自由的三天”。中国中央电视台首次在电视新闻中播出了天安门广场上情况的如实报道，而央视的部分新闻工作者和职工亦组成人数庞大的游行队伍前往长安街游行，并且拉起巨大的横幅，点名要求时任广播电视部部长兼央视台长艾知生辞职；而人民日报5月18日在头版刊登了以《首都各界百余万人游行 声援绝食请愿的大学生》为标题的新闻，成为该报历史上“最具政治开放性”的版面，以极大的篇幅详细报道了北京市各行各业的人在游行中的诉求和对绝食学生的同情，甚至直接引用了在游行中出现的部分反政府标语，并统计列出了多个参与声援的工厂和医院等单位组织的名称，而人民日报社过千名职工也参加了游行，其中不少在新闻届有名望的高级编辑记者亦在其中；工人日报连续刊登《北京电子管厂万名职工发出呼吁》等工人阶级层面表态和参与民运的报道以及各总工会干部对工人呼吁的积极回应。而在戈尔巴乔夫离开中国后，许多外国记者仍决定继续留在中国并且报导于首都北京市进行的抗议活动，这使得学生运动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并且也让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呼吁中国政府保持克制。除了北京当地，来自中国各地的学生陆陆续续涌进首都北京市以参与学生运动；而在中国各地四百多个城市也爆发规模不一的抗议活动，其中包括中共福建省委、中共湖北省委以及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机关甚至都遭到学生示威游行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国中央领导高层迟迟没有针对北京发起的示威活动有明确的定位，这使得地方当局不知道如何处理当地的学生运动。而且因为示威活动合并了许多范围广泛且关注点不同的社会议题，这使得中国政府无法清楚分析哪些议题可以谈判，乃至于不清楚示威活动提出了哪些诉求。与此同时由于绝食抗议的行动其本身便具有“牺牲特质”，这使得无论是权威性还是合法性都因此而逐渐丧失的中国政府感到十分棘手。在种种因素所形成庞大的压力情况下，中国政府内部开始讨论将戒严作为一种应对示威活动的可行手段。5月18日，李鹏在人民大会堂首次与学生代表会面，并且希望能够安抚受到大众关注的绝食行为。在会谈中学生领袖再次要求中国政府撤销《四二六社论》并且肯定学生运动为“爱国举动”，但对此李鹏则表示政府主要关切的是因为绝食而送往医院诊治的患者。尽管这次讨论仅取得了少数实质成果，但是学生领袖也因此得以在国家电视台重要节目上有了出现的机会。5月19日凌晨，赵紫阳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陪同下前往天安门广场，而听闻消息陪同前往的李鹏则是抵达广场后马上离开。赵紫阳在凌晨4时50分时借由扩音器直接呼吁学生结束绝食，并且告诉学生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那一天。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5月23日，北京再次举行了百万人大游行，游行队伍喊出让李鹏下台的口号。天安门毛泽东像污损案在1989年5月23日下午2时，3位来自湖南省浏阳市的青年鲁德成、喻东岳和余志坚毁损了北京市天安门所悬挂的巨幅毛泽东画像。三人最初为了声援主张反对贪腐和要求政治改革的六四天安门事件抗议学生而在5月19日前往北京市，然而他们则主张完全推翻现政府并且建立民执政府。尽管余志坚和喻东岳曾经向学生领导人提及建议和宣言但并没有获得答复，之后认为无法和学生有进一步对话的三人于5月22日开始策划针对毛泽东画像的破坏行动] 他们先是于附近购买了20颗鸡蛋并且填满油漆，之后就抵达画像附近准备展开行动。三人先是于天安门城楼悬挂“五千年专制到此可以告一段落”和“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标语，不久便将盛满颜料的蛋壳扔向毛泽东画像上。之后鲁德成、喻东岳和余志坚分别被人民法院判处16年有期徒刑、20年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戒严令随着示威活动不断升级并且扩大，最后作为军方最高领导人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决定采取果断行动。一连串游行后，以邓小平及李鹏为首的强硬派决定以武力解决示威，陈云、杨尚昆和李先念等多位保守派亦支持出兵。5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邓小平的住所召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赵紫阳不断让步的处理方针遭到了其他成员的批评，其中李鹏和邓小平宣称赵紫阳于5月4日发表的和解谈话使得学生不再惧怕中国政府。邓小平警告说如果北京市进行中的抗议活动不迅速平息的话，意味着中国将冒着经历另外一次内战或者是文化大革命的风险，而他的意见亦得到其他保守派的支持。邓小平随后表示应该宣布戒严以表达政府无法容忍抗议活动持续进行的立场，同时为了证明戒严有其作用而决定将示威群众描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倡导者的“打手”，并且指称是幕后筹划的人士试图打击现政府的统治并且进一步实现他们个人的野心。同日傍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中南海制定有关戒严之计划，期间赵紫阳表示由于无法实施戒严而准备辞去职务，同时他也不确定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投票做出的戒严决定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之后胡启立亦表示他并不愿意实施戒严，但相对的李鹏以及姚依林都表态支持宣布戒严的决定。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乔石则提到虽然他反对政府再做出进一步的让步，但是他本人并不认为实施戒严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而杨尚昆和薄一波则强烈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必须遵循邓小平的命令，之后杨尚昆更动用其权限开始调动军队进入首都北京市。5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军方领导人以及中共党内元老会面。邓小平亲自主持会议，并表示：实施戒严是唯一的选择，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宣布他“错误地”选择胡耀邦和赵紫阳担任他的继任者，并且决定从此将赵紫阳隔除在高层领导会议外。邓小平还誓言要强硬处理赵紫阳的支持者，并且对此开始进行宣传工作。5月20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实施戒严，并且从5个大军区中动员了至少30个师的兵力，其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24个集团军中便至少有14个被要求部署军队。其中多达250,000名士兵最终被送往首都北京市进行部署，其中有一部分军队则借由空运和铁路运输前往各自的目的地，而广州民航当局甚至还事先安排普通机票以准备随时运输部队。当天下午，杨尚昆当面明确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为指挥，全权指挥戒严行动。然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部队进入城市后随即遭到大量集结的群众拦阻，在受到大量群众包围军车队伍并且阻止其进退的情况下使得部队在郊区无法继续前进。抗议群众也纷纷向士兵发表演讲并且呼吁后者加入他们的行动，同时示威群众还提供士兵食物、饮用水和相关用品。此外叶飞、张爱萍、萧克、杨得志、陈再道、李聚奎、宋时轮七位上将致函戒严部队指挥部和中央军委，呼吁军队不能镇压群众，建议不要让军队入京，强调“人民解放军的枪口不能对着人民群众”。在部队迟迟无法向城市内部推进的情况下，中央军委于5月24日下令所有军队撤退至各个城市外的基地驻扎着。然而尽管示威群众成功逼使军事部队撤离被视为抗议活动“扭转颓势”的表现，但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仍然不断于中国各地调动部队以准备展开之后的行动。撤退与留守与此同时学生运动的内部分裂则更为加剧，5月下旬学生所组织的抗议活动由于没有明确的领导人或一致的活动，情况变得越来越混乱，同时伴随着天安门广场上聚集著大量群众使得示威队伍出现严重的卫生问题。侯德健建议学生领袖进行公开选举以选出学生运动的发言人，但是遭到学生团体的反对。另外一方面王丹则认为近期中国政府将有可能发起军事行动以镇压示威活动，因此主张让学生先从天安门广场暂时撤回校园并且另外组成相关团体，但这个建议则遭到主张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强硬派学生反对。随着派系冲突日益增加，各个派系开始争夺位在广场中央的学生广播中心，期望能够借由控制扩音器的方式掌握学生运动的控制权。各个派系也开始派遣一些学生前往火车站迎接来自全国各地声援的学生们，并趁机将他们拉到自己的派系之中以获得支持。学生团体开始指责其他派系的成员别有用心，这包括有勾结政府成员并且试图借由学生运动以获得个人成就。5月26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发布《关于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迅速结束动乱的指示的紧急通知》，要求全体党员认清当前的严峻形势，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必须坚守工作岗位，并协助行政领导做好工作，团结广大干部和群众不要上街、不要去天安门游行或搞所谓的声援活动。5月27日，香港将近三十万人则参与在跑马地马场举办的《民主歌声献中华》活动，不少香港名人应歌唱邀并且表示对北京学生的支持。隔天，在李柱铭、司徒华和其他组织的领导人领导下，香港150万名群众聚集在于香港岛发起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而同一天世界各地也发起了全球华人大游行的活动。而在这期间，包括美国日本等政府也针对中国发出旅游警告。之后北京市的报刊上则陆续发表许多呼吁学生离开天安门广场并且结束抗学生运动的文章，其中在6月1日于《北京日报》刊载的《天安门广场啊，我为你哭泣》这篇文章中指称由于示威运动内部混乱和无序而使得作者感到失望；但是这些文章也使得许多不愿意离开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感到愤怒并且开始组织抗议行动，数千名学生便列队自行游行至北京街头以表达不愿意撤离天安门广场。随后刘晓波、周舵与高新三名知识分子以及台湾歌手侯德健宣布发起第二次绝食活动，并且希望能够借此重新提振民主运动。而由于长期占领天安门广场后许多学生都渐渐感到疲累，这使得原先学生内部的温和派与强硬派之冲突也渐渐停息并且开始展开对话。之后刘晓波等人在发表的声明中提到绝食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公开批评政府，同时提醒学生们他们现在的事业是值得奋斗的，并且促进学生能够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以提出继续改革的要求。6月2日晚间，一辆警方吉普车在行进时不慎撞击4名平民并且造成3人死亡，这件事造成示威群众开始担心军队和警察试图进驻天安门广场。对此学生领袖随即发出紧急命令，要求在主要的十字路口设置路障以防止部队进入城市中心。6月3日上午，学生和居民则发现有身穿便衣的军队试图携带武器进入城市，学生团体随即将其抓住并且把武器交还给北京市警方。学生随后于中南海的门口外进行抗议活动，但是遭到警方发射催泪瓦斯驱赶。另外一批没有携带武器的部队从人民大会堂出现后很快遭到抗议群众包围，并且在混乱中造成数人受伤；之后双方原地坐下并且开始吟唱歌曲，最后部队撤退回到人民大会堂大厅内。3日傍晚，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的新闻广播称戒严部队将会镇压动乱，并警告市民不要前往天安门广场。清场令6月1日，李鹏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关于动乱的实质》报告，指称示威群众为恐怖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还指出抗议学生并不打算撤离天安门广场，同时示威活动也获得广泛支持。随后国家安全部也提交报告，强调资产阶级与自由主义已渗透到中国各处，西方观念给学生带来负面影响。安全部亦认为美军部队介入学生运动，期望借此推翻现政府的统治。这份报告在中国政府内部成功营造出胁迫感，为之后的军事行动提供理由。同时中央政治局也收到戒严部队指挥部的报告，指出部队已经做好协助稳定首都现状的必要准备。种种因素让大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接受了戒严的必要性和合法性的说法，也同意之后借由武力清场以解决政治危机的方案]。6月2日，随着学生的抗议运动有所增加，高层以武力解决政治危机的看法更加巩固。同日，高层再度召开会议，最终同意实施清场以“能够结束暴乱并且恢复首都秩序”。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可能和平地完成天安门广场的清场任务，但如果示威群众不愿配合的话，部队也被授权得以使用武力完成任务。国内报纸当天还报导军队部署于北京市十大重要关键地区。6月3日下午4时30分，李鹏、乔石和姚依林3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见军方领导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北京市长陈希同和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最后确定有关戒严实施的具体办法。会议确认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必须果断采取强硬措施扭转局势。会议决定当日夜采取行动，“由周衣冰同志统一指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力量，迅速开进天安门广场，坚决执行戒严任务”。在清场的当天晚上，领导人分别于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监督执行状况。军人抗命现象主条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六四清场的抵制在此期间，不少解放军高级军官和士兵对清场令持抵制态度。第38集团军指挥官徐勤先少将以“军令不全不合法、没有正式书面通知”为由拒绝服从动员令，后被军事法院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其因这一举动被媒体评价为“抗命”军官，2009年徐勤先在接受《苹果日报》采访时表示："已经过去的事情，做了就没有什么后悔的。"第28集团军6月4日早上在木樨地被群众包围，士兵在受到市民源源不断的质疑和哭诉，并目睹北京市面的情景后，军心动摇弃车不顾，整支部队就此停滞不前。受28军的状况影响，戒严部队指挥部派遣直升机到西长安街上空督战，用高音喇叭呼喊28军受阻就坚决反击，结果被28军的高射机枪扫射将其驱逐。下午五点整支部队撤走，28军成为唯一成建制没有抵达上级所指定的戒严执勤位置的部队。事后军长何燕然和政委张明春因“执行不力、指挥错误”被降级调任。木樨地冲突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之一丁子霖之子蒋捷连于6月3日晚11时左右在木樨地复兴门外大街中弹身亡 6月3日晚间，各个国营电视台陆续警告北京市居民留在室内不要外出；但受到前两周成功阻挡军队的激励，大批市民仍然走上街头以阻止部队行进。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从北京市各个方位逐步向天安门广场推进，分别由第38集团军、第63集团军和第28集团军负责西面；空降兵第15军、第20集团军、第26集团军和第54集团军负责南面；第39集团军和卫戍第1师负责东面；以及第40集团军和第64集团军负责北面。晚上10时左右，第38集团军在广场西方约10公里的长安街五棵松十字路口开始向示威群众开枪。群众对于军队下令实弹射击感到惊讶，进而开始向部队丢掷物品。当天晚上，32岁的航天技术人员宋晓明成为首位被证实的死者。之后军队遭指控使用了射入人体会碎裂，从而造成严重创伤的达姆弹。10时30分，由于民众将双节无轨电车推到路上并放火焚烧，行进中的军队被迫暂时停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约5公里的木樨地，试图清除这些临时路障。住在附近公寓的居民亦出面试图拦阻军方车队，但第38集团军再度开火，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根据天安门母亲运动调查后提出的死者报告中，共有36人在木樨地死亡。另外士兵还向木樨地附近的公寓开火，造成在建筑阳台或室内有人因而遭到枪杀，这包括数名在公寓观察事态发展的中国高级官员。第38集团军最后以装甲运兵车将电车车厢撞开，并持续与尝试仓促搭建路障或组织人链的示威群众对峙，之后部队行经长安街经过南礼士路、复兴门、西单到天安门期间都有造成伤亡。而负责南面的空降兵第15军伞兵也使用实弹进行射击，并且在珠市口、天桥和前门等地也造成平民伤亡。但是亦有说法认为该类说法均为远距离观察导致的失真，在现场的CBS记者罗斯也称并未有士兵开枪，而仅仅试图驱散人群，这使得究竟是否发生开枪事故存疑。有说法称部队使用实弹进行射击并且造成死伤反而激怒北京市的居民，其中一些人开始以棍棒、石块和自制的汽油弹攻击士兵，甚至纵火焚烧军车。中国大陆当局以及其支持者表示军队主要是为了自我防卫而动用武力，并且提出部队的伤亡证明使用武器正当，而在报告中便有士兵在街上遭到活活烧死或者是被其他人殴打致死的纪录。而根据吴仁华的研究指出在6月3日晚上10时军方开火后群众才开始向部队做出反击。不过在驱离过程中，亦有学生和居民试图保护遭攻击的士兵，而大多数的军事单位则拒绝执行对平民开枪的命令。进驻天安门1989年7月，清场完成后中国军队的坦克 我们强调，和平斗争的原则使学生民主运动能够得到各类人士的参与。很多工人和平民表示，士兵们全副武装就是为了杀人，我们武装起来自保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坚持和平斗争。这种斗争的最高原则就是牺牲我们的生命。听完我们的广播后，学生们迈着稳健的步伐走出帐篷，坐在广场上，做好了面对子弹和刺刀的准备。我们正在进行一场爱与恨的战斗，但不是以暴制暴。如果我们像那些士兵一样失去理智，用棍棒等“武器”去对抗他们的机枪，那就是最大的悲剧。我们只是在等待奉献生命的那一刻。————柴玲在逃亡后在香港接受采访时解释晚上8时30分时，由于军队的直升机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空使得示威学生在各个大学校园呼吁学生加入其行列。晚上10时，示威学生依照预定时间在民主女神的基座附近举办天安门民主大学的成立仪式。但是10时16分时，由政府控制的扩音器警告说部队可以在实施戒严期间采取任何强制执行的措施。晚上10时30分，随着看见军队以实弹射击的目击者陆陆续续从北京市区西侧和南侧进入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学生与群众也了解到有关暴力事件的消息。在午夜时分，学生扩音器则宣布一名学生在靠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西长安街遭到杀害，这使得待在广场上的群众陷入忧郁情绪。学生指挥部副总指挥李录随即要求学生保持团结，并且坚持以非暴力的手段以争取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凌晨0时30分，吾尔开希则指控一名北京师范大学女学生在晚间离开校园后遭到杀害，之后吾尔开希便因为突发昏厥而被救护车带离广场。而在这时候，仍然有70,000人至80,000人继续留在天安门广场上。大约凌晨12时15分，军方开始发射照明弹以提供夜间照明，并且第一辆63式装甲运兵车自天安门广场西侧出现并且从广场前的道路快速通过，大约五分钟后出现第二辆装甲车，两者均往东长安街驶去。凌晨12时30分左右则有2辆装甲运兵车抵达天安门广南侧，学生便陆陆续续向军方车辆丢掷水泥块。之后其中一辆装甲运兵车突然发生故障而无法移动，示威群众便用棍棒破坏车辆并且以浇上汽油的棉被放火焚烧。而因为车辆遭到焚烧而紧急逃出的3名军人则被示威群众殴打，但学生则组织警戒线并且护送3人到位于广场东侧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急救站医治。之后在承受极大压力的情况下学生领袖曾经一度放弃非暴力手段并且准备展开报复行动，其中柴玲便曾一度使用扩音器呼吁学生准备对抗“无耻的政府”。但最后她和李录同意继续维持和平手段的做法，并且没收学生所持有的棍棒、石块和玻璃瓶等可能被视为武器的物品 。凌晨约1时30分，第38集团军和空降兵第15军的队伍前沿分别到达天安门广场的南北两侧。他们开始封锁天安门广场四周并且将里面的示威学生和前往支援的居民分隔开离，而在过程中也杀死数名示威群众。同时第27集团军与第65集团军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出现，而第24集团军也于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始部署。在遭到军队包围之后，数千名仍然留在广场上的示威学生与群众则开始往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聚集。凌晨2时后，部队开始尝试对人民英雄纪念碑旁的示威群众施加压力；而学生广播则不断呼吁军队放弃使用武力，并且提到：“我们是和平请愿，是为了祖国的民主自由，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请你们顺从人民的意愿，不要对和平请愿的学生采取武力……”大约凌晨2时30分，几名工人则开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架设其从装甲运兵车上拆解的机枪，并且发誓要向杀害许多示威群众的部队报仇。之后在侯德健劝说下工人们选择放弃武器，而刘晓波则在纪念碑的栏杆公开砸坏另外一枝没有子弹的步枪以重申非暴力运动的立场。群众撤离之后，曾在木樨地看见军队枪杀民众的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邵江呼吁由知识分子带领示威学生与群众撤离广场，并且表示已经有太多人丧生。刘晓波原本表示不愿意撤离广场，但最后仍被说服，并且和周舵、高新和侯德健一同与学生领袖商讨撤离问题，不过包括柴玲、李录和封从德等人在听到撤离意见后最初都拒绝撤离。凌晨3时30分，在隶属于中国红十字会的两名医生建议下，侯德健和周舵同意先行尝试与士兵进行谈判。他们随即乘坐救护车抵达天安门广场东北角并且与第38集团军336军团政治委员季新国会面，季新国随即向戒严部队指挥总部转达请求并且获得同意为学生开辟往东南方安全撤离的通路。凌晨4点时天安门广场上的灯光突然熄灭，同时官方的扩音器宣布：“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不过此时学生们则是一同唱起《国际歌》，并且认为军队准备执行最后一项清场任务。凌晨4点30分时，天安门广场重新开启照明并发射一连串的红色信号弹。与此同时，部队开始从四面八方逼近纪念碑，随后部队在聚集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示威群众周围10米处重新部署。而侯德健回来后先是尝试说服事先知情的学生领袖接受他与部队的协议，在大约4时32分侯德健透过学生的广播表示他先行和部队达成谈判，然而许多第一次知道这次会谈的学生则气愤地指责他过于胆怯。封从德之后则在广播中解释由于已经没有时间召开紧急会议，而将以口头表决的方式决定示威学生之后的集体行动。但尽管“坚守”的声音比起“撤离”还要来得更加响亮，封从德仍然表示“撤离”意见较为多数而决定带领群众撤离天安门广场。不过大约在4时40分时，穿着迷彩服的士兵冲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并且破坏学生的广播设施；而其他部队则殴打数十名在纪念碑旁的学生，并且扣押或者破坏他们的相机和录音设备。随后士兵开始强制驱散在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的群众，之后也有学生和教授尝试说服仍然坚持坐在纪念碑底层的学生离开。大约早晨5时10分学生们开始离开纪念碑，示威群众们手牵着手往广场东南角安排的通道撤离，不过由于当时坐在广场北部的学生颇多，因此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是从广场北侧离去。而这时军方则要求那些拒绝离开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必须加入撤离行列，除了以对空开枪的方式要求剩下的群众撤出广场外，并且还调动59式战车部队封锁前往广场的道路。而据从北侧撤离的学生所说，军队在纪念碑北面架起机枪向学生扫射。在确认所有示威群众都离开广场后，军方派遣军用直升机运送大型塑料袋并且命令士兵开始清理广场。北京医护人员对香港记者说，军队将广场的尸体装进塑料袋，由军用直升机运走。而6月4日早上6时，已经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队伍在沿着西长安街自行车车道上准备走回校园时，西单邮电局方向有3辆从天安门广场出发的坦克发射催泪弹并且冲撞人群，造成11名学生受伤。6月4日上午数千名先前撤离的示威群众、清场行动中伤亡者的父母以及被政府举动激怒的工人尝试从东长安街重新回到天安门广场，但是当人群靠近部队时士兵则随即往群众处开枪射击作为警告。然而由于有数人因而遭到部队枪击，之后暂时撤离该处的不满群众便又会尝试重新前往占领广场空地。之后群众多次尝试进入天安门广场内，但是军队则持续负责管理广场并且持续两周都不向大众开放。1989年6月4日 凌晨4时半，戒严部队开始对天安门广场实行清场。约5时左右，广场上的学生开始撤离，戒严部队同时进驻天安门广场。至5时半，整个清场过程结束。 ————国史网http://www.hprc.org.cn/gsgl/dsnb/dsj/1989/200912/t20091225_4247101.html官方定调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他们是支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虽然有一些同志一时还不理解，但最终是会理解的，会支持中央这个决定的。《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把问题的性质定为动乱。“动乱”这两个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对的就是这两个字，要修改的也是这两个字。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我们有一批老同志健在，包括军队，也有一批各个时期参加革命的骨干还在，因此，事情现在爆发，处理起来比较容易。处理这一事件的主要难点在于，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一小撮坏人混杂在那么多青年学生和围观的群众中间，阵线一时分不清楚，使我们许多应该采取的行动难以出手。如果没有我们党这么多老同志支持，甚至连事件的性质都难以确定。一些同志不了解问题的性质，认为这只是单纯的对待群众的问题，实际上，对方不只是一些是非不分的群众，还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滓。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不懂得这个根本问题，就是性质不清楚。我相信，经过认真做工作，能取得党内绝大多数同志对定性和处理的拥护。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确。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人民要求反腐败，我们当然接受。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提出的所谓反腐败的口号，我们也要当好话来接受。当然，这个口号仅仅是他们的一个陪衬，而其核心是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处理这件事对我们军队是一次很严峻的政治考验，实践证明，我们的解放军考试合格。如果用坦克压过去，就会在全国造成是非不清。所以，我要感谢解放军指战员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暴乱事件。尽管损失是令人痛心的，但可以赢得人民，使是非不明的人改变观点。让大家看看，解放军究竟是什么人，有没有血洗天安门，流血的到底是谁。这个问题清楚了，就使我们取得了主动。［…］总之，这是一个考验，考试是合格的。虽然军队里老同志不是很多了，战士们大都是十八九岁、二十岁出头的娃娃，但他们仍然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在生命危险面前，他们没有忘记人民，没有忘记党的教导，没有忘记国家利益，面对死亡毫不含糊。慷慨赴死，从容就义，他们当之无愧。我讲考试合格，就是指军队仍然是人民子弟兵，这个性质合格。这个军队还是我们的老红军的传统。这次过的是真正的政治关、生死关，不容易呀！这表明，人民子弟兵真正是党和国家的钢铁长城。这表明，不管我们受到多么大的损失，不管如何更新换代，我们这个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是最可爱的人！同时，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的敌人是多么凶残，对他们，连百分之一的原谅都不应有。{/hide}内容登录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