辰语 - 六四勿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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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 六四勿忘
items: 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
items: 六四事件

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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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1989-06-30T02:00:00+09:00
description: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和各位委员！1989年春夏之交，从4月中旬到6月上旬，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首都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策动动乱和暴乱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社会基础。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中，赵紫阳同志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极其严峻的形势面前，党中央作出了正确的决策，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得到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为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坚决反对动乱和暴乱，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表现了很高的政治觉悟和主人翁责任感。现在，我受国务院委托，就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情况，主要是发生在北京的一些情况，以及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工作，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汇报。一、动乱的酝酿和预谋由来已久西方世界的一些政治势力，总是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包括中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这是他们长期的根本战略。这些年来，他们利用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上的某些失误和经济上的暂时困难，更加紧了这个战略的实施。在我国，党内党外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同西方国家的这种战略相呼应，内外勾结，上下串通，为在中国制造动乱，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进行了长达几年的思想、舆论和组织准备。正因为这样，在动乱的酝酿、预谋和发难的整个过程中，包括制造舆论、歪曲真相、造谣惑众等诸多手段的使用，都显示出了国内外、海内外相互策应、相互配合的鲜明特点。这里着重讲一讲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情况。去年9月，党中央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对这个决策和采取的各项措施是支持和拥护的。整个社会秩序和政治形势是基本稳定的。今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绝对多数的赞成票（只两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了李鹏同志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当然，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对于党和政府在工作中的一些失误，一些国家公职人员中的腐败现象，以及社会上的分配不公等问题，也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同时在推进民主、健全法制、深化改革、克服官僚主义等方面，还提出了不少的要求和建议，这些都是正常现象，也是党和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当时在党内和社会上的确有极少数人紧密勾结，明里暗里进行了大量极不正常的活动。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赵紫阳同志去年9月19日会见美国一位“极端自由派经济学家”以后，一些据称与赵紫阳“智囊团”有着密切联系的香港报刊，大肆进行宣传，透露出了“北京利用香港传媒倒邓保赵”的政治信息。反动杂志《九十年代》总编辑李怡（化名齐辛）在香港《信报》发表《大家长该退休了》的文章，叫嚣“排除超级老人政治的障碍”，“使赵紫阳有足够的权力”。《九十年代》的另一篇文章则呼吁赵成为“独裁者”。香港《解放》杂志也刊登长篇论文，说北京一些人同香港传播界某些人士有“或明或暗”、“有如鬼火高低明灭”的关系，这种微妙关系“有了一个最新的个案显示，那就是在最近一个月掀起的倒邓保赵风”，还说什么“就中国走资的希望言，他们看准了赵紫阳”。同这种“倒邓保赵”风相配合，北京《经济学周报》发表了同赵紫阳原秘书鲍彤联系密切的严家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与另一个人关于时局的对话，攻击“治理整顿”会导致“停滞”，提出中国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权力更迭的覆辙”，“中国不再允许像文革那样用非程序化的方式进行权力变动”。这个对话的核心问题，就是为掩盖赵紫阳的错误、保住他的权力地位、以便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制造舆论。这个对话曾经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镜报》等海内外多种报刊全文或摘要刊登。去年末今年初，内外勾结进一步加紧，陆续出现了一些观点十分错误乃至反动的政治集会、联名上书、大小字报和其他活动。比如，去年12月7日，由《走向未来丛书》副主编金观涛担任顾问的“北京大学未来学会”，举办了“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大型讨论会，金观涛在发言中说：“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两大遗产之一。”《新观察》主编戈扬立即以一个有几十年党龄的“年龄最大”者的身份站出来“作证”说：“金观涛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不是太厉害了，而是客气了一点。”今年1月28日，苏绍智（…

六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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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1989-06-04T04:00:00+09:00
description: {hide}六四事件，又称八九民运、八九学运、天安门事件或六四天安门事件，中国官方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广义上指1989年4月中旬开始的以悼念胡耀邦活动为导火索、由中国大陆高校学生在北京市天安门广场发起、持续近两个月的全境示威运动。狭义上指六四清场，即1989年6月3日晚间至6月4日凌晨，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下令镇压的“叛乱”。六四事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的爆发标志着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大陆推动的后期政治体制改革失败，赵紫阳、胡启立、鲍彤等温和派高层事后被撤职，而胡耀邦已在八六学潮后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于是1980年代被不同程度推动的自由化改革也就此停止，此后官方只批准了很少数量的游行活动。六四事件的后果除了造成政治环境大幅度收紧，经济方面的影响也直接导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放缓，直至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才重新提速。不过，由于六四事件发生后不久，邓做出退休的决定，故其任内推行的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被延续下来，此后完成了三任领导人的权力交接，直至2018年修宪后被废除。迄今在中国大陆，六四事件仍然是高度敏感的事件。除非必须提及该事件的场合（如悼词等），事件相关用语一般不会出现在官方媒体，民间评论往往会被官方屏蔽，评论人也可能触犯法规而遭到处理。为了规避审查，民间往往会使用各种代号指代六四事件。官方称法自1989年以后，中国官方也用数个不同的名称指称六四事件，并被怀疑疑似借由修改事件称呼的方式，逐渐降低事件对往后社会大众的影响。在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发表后，中国政府将其定性为“动乱”，后于6月3日升级为“反革命暴乱”。事件结束后以“六四风波”指称。后来在江泽民执政后期和胡锦涛执政时期，中国官方将当时的冲突改成更为中立的名称，也就是今日持续使用的“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或“1989年政治风波”这类短语。现执政时期将“反革命暴乱”与“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并行使用。经济危机自1950年代以来，中国便长期透过中央制定的计划定价机制，让商品的价格稳定处在较低水平，但也减少了制造者增加产量的诱因。改革开放后，在经济改革初期，中国政府采取部分产品价格固定、部分商品允许价格波动的价格双轨制作法。但因市场上长期产品短缺而物价较高。部分人则可利用权力以低价购入产品，之后再以市场价格贩售，时谓“官倒”。此外，政府的货币供应量增发过多且过快，造成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工厂无法获得利润；但1988年减少货币供应后，又使得许多金融贷款无法正常兑现。1988年，邓小平在北戴河会议上同意以市场经济为基础，让价格体系得以恢复正常。价格管制将放松的消息传开后，随即引起民间恐慌，各地民众大量提领现金并购买商品囤积。不到两周内，政府便立即撤销价格改革的政策，但价格闯关带来的影响明显延续一段时间，民间社会面临快速通货膨胀的问题。在官方提出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报告中，指出北京市的物价于1987年至1988年期间增长30%，许多工薪阶层因为无法购买大众商品而感到恐慌。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许多无法获益的国有企业也被迫削减成本，让过去拥有工作保障与社会福利的铁饭碗开始面临生活的压力。社会问题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官倒、权钱交易、腐败、特权、贫富分化扩大等问题。此外，改革派领导人设想知识分子会在往后发挥主导的功用，领导国家实施更多的经济改革政策。尽管政府陆续设立新的大学，并增加各校的招生名额，但情况并未如计划设想般实际发生。一方面因国家所指导的教育体制，并未充分和市场需求不断增长的农、轻工、服务业与外国投资等领域结合；另一方面因专精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生，则必须进入有限的就业市场。新开设的私立企业并不接受国家分配毕业生，然而高收入的工作则由具裙带关系者取得。其中条件优厚的工作岗位都被取得后，剩下的职位往往是绩效较差的部门，掌握实质权力者则在该领域并无专长。面对惨淡的就业市场和有限的出国机会，知识分子与学生们认为凭借处理政治问题，从而能使以上问题得到解决。这让北京市各个大学的校园中出现了以研究政治为主的小规模“民主沙龙”社团，这些组织逐渐激发了学生参与政治的兴趣。受到中国的经济社会逐渐朝向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名义上仍保留的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也面临信任危机。对于民营企业的审核制度，则让许多不良的商人能以宽松的法律优势致富，甚至常在过去强调“没有穷人”的社会中炫耀拥有的财富。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也普遍对于国家的未来感到幻灭。派系斗争当时，人们希望中国政府能做出其他改变的作为时，结果政府部门迟迟没有进一步的动作。在改革开放的政策制定和实施后，面对伴随而来浮现的种种问题，领导高层之间在处理办法上出现分歧。但尽管内部因为意识形态而浮现派系冲突，双方人马都需要获得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