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和平】分析一下天价彩礼，男女对立背后的原因！
一、性别比例失衡与天价彩礼的社会根源长期以来，由于大规模弃养女婴的陋习，导致当前20至45岁（甚至50岁）年龄段的人群中，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这一结构性矛盾直接催生了“天价彩礼”现象。究其根本，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重男轻女”思想，造成了性别比例失衡的恶果。然而，值得深思的是，上一代男权主义的罪恶所产生的社会反噬，却主要落在了当今社会底层的男性身上。可以说，今天的年轻人并不应为性别比例失调承担原罪，但其根源依然在于男权思想。反观权贵阶层，他们从不缺乏异性资源，甚至以包养情妇为常，却在舆论上鼓动底层男性将婚恋困境的怨气转嫁给女性，仿佛“天价彩礼”是女性的过错。此种现象，何其可悲。正如我们常言，许多人抱怨社会不公，却认同不公的规则。归根结底，无论何种形式的压迫，背后都离不开金钱与资本的支持。没有资本支撑的权力，便无法形成真正的压迫。例如，杨丽事件中，朴姓男性看似是对底层男性的鄙视，实则反映了资本对普通劳动者的压迫。有权势的女性之所以轻视底层打工人，也在于其掌控着资本，与男权一样可以仗势欺人。其所倚仗的，正是资本的力量。在工厂体系中，打工人不敢以下犯上，因为管理者掌握着劳动者的生计，动辄可解雇、开除乃至以其他方式惩处工人。其根本原因在于其掌握了生产资料与生存资源。因此，对女性的压迫——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层面的系统性压迫——归根结底仍是阶级压迫。唯有那些掌握生产资料、充当资本代言人或化身的有权有势者，才有能力实施压迫。若无资本作为后盾，压迫便无从谈起。即便是家庭内部，男性之所以能施行家暴，也往往因为女性缺乏经济独立与出路；若女性拥有稳定收入和独立人格，在婚姻不满时即可选择离开。二、关于性别议题与群众路线的再思考当前，许多人指责强调男权问题是挑动性别对立，甚至有人引用蔡畅于1940年代的文章作为论据。但我认为，衡量是否脱离群众的标准，不应仅看男性群众，也应包括女性群众。强调我们身处男权社会，固然会引发部分男性的不快，但却能激发更多女性的觉悟。因此，反对男权思想并非脱离群众——除非我们不将女性视为群众的一部分。评判标准应当是：在反对男权思想的过程中，我们究竟是使更多人意识到性别压迫背后的阶级压迫，还是仅仅加剧了男女对立。这才是有效的衡量尺度。三、对资产阶级民主与考茨基思想的辨析近期，网络上有人阅读列宁著作时，将其与极权主义相联系，进而转向认可考茨基的观点，即主张通过议会斗争和普选实现权力过渡，认为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少数人的独裁，而非真正的民主。他们认为考茨基的主张更符合现代人对自由选择与多元意见表达的期待。对此，我们需作如下分析。资产阶级的政治民主，其本质必须捍卫私有制。所谓的民意调查与选举结果，实则是垄断资本与金主通过金钱影响民众选择的过程。民众的意见从何而来？主要来自信息渠道。在自媒体时代，虽然信息来源多元化，但“信息茧房”效应显著。马斯克收购推特即是一例，平台可通过算法控制信息推送，引导用户认知。这种机制与希特勒上台时的舆论操控并无本质区别。事实上，支持希特勒上台的也有大量工人阶级。以英国工党为例，若按考茨基的逻辑，工党代表工人利益，轮流执政，则英国早已是工人当家作主的国家。然而，英国依然是帝国主义国家。由此可见，考茨基并不理解资产阶级民主的真正作用。历史上，当资产阶级无法通过民主游戏和舆论操控维持统治时，会毫不犹豫地转向独裁，德国的希特勒、西班牙的佛朗哥便是例证。西班牙的历史尤为典型：左翼通过选举上台，右翼将其推翻；右翼胡作非为后，民众又选出更左的政府。此时，资产阶级放弃民主游戏，改用铁腕统治，佛朗哥遂上台。此类例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考茨基正是迷信这种民主进程，而忽视了其背后的阶级本质。四、苏联解体的原因分析：内部矛盾与利益博弈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根本在于其体制无法有效协调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分配矛盾。我认为，苏联先是“崩溃”，而后“解体”，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崩溃的原因并非如改革后许多人所言，是计划经济本身难以为继，更非军备竞赛所致。事实恰恰相反：苏联崩溃后，俄罗斯经济持续下滑十余年；苏联曾为超级大国，而今俄国经济实力不及中国广东省，只能依赖核武器维持大国地位。若将崩溃归咎于经济失败，则与历史事实相悖。亦有人认为美国通过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此论同样难以成立。美国越竞赛越强，而苏联在二战期间军费开支占比远高于冷战时期，却未被拖垮，何以和平时期的冷战反而导致崩溃？至于颜色革命、意识形态渗透等解释，亦未能触及本质。真正的根源在于苏联内部的矛盾。从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来看，赫鲁晓夫上台后，官僚资产阶级（即“走资派”）掌权，其利益冲突日益尖锐。如同今日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之争，苏联崩溃前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同样激烈。随着劳动生产率变化，不同工业品价格比例应按价值规律调整，若价格体系僵化，则导致利益失衡。各行业、各企业的负责人（书记或厂长）作为地方势力，其利益诉求难以通过计划经济手段协调。这正是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计划经济无法战胜市场经济的原因之一——信息不对称问题，如斯蒂格利茨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中所论。在个人利益驱动下，计划制定者与执行者之间形成博弈，信息不对称使体系日益难以维持。最终，苏联统治阶级决定彻底改变统治方式。军队未变，上层未变，只是领导人更替。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阶级矛盾不尖锐时，往往通过金钱与话语权调节内部矛盾。今天美国面临的强势美元与弱势美元之争，便是典型例证：强势美元符合金融资本利益，却严重损害产业资本；弱势美元则反之。这一争论，连同关税问题，反映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深刻分歧。解决内部矛盾，或通过内战，或通过资产阶级民主。当面临外部霸权挑战时，则可能走向法西斯道路，如希特勒与日本军国主义。因此，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方能认清国际形势的本质。苏联崩溃并非外部压力所致，而是统治阶级无法继续容忍计划经济的分配框架，转而选择休克疗法与市场经济。五、计划经济与集体经济的再评价计划经济之所以难以为继，根源在于信息不对称。计划制定者难以掌握执行者的真实情况，执行者则倾向于夸大困难、隐瞒潜力。例如，企业领导向上级报困难，内行骗外行，易如反掌。科研经费申请中，拨款者不如申请者专业，骗补现象普遍。若从个人与小集团利益出发，计划经济确实不如市场经济灵活。毛泽东时代之所以强调政治挂帅与群众监督，正是为了防止各级领导脱离群众利益，确保社会主义方向。关于资本条件下建构集体经济组织的问题，需指出的是，在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集体经济依然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因其与外界交换关系受市场规律支配。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以色列的“基布兹”亦属此类，但其仍服务于帝国主义体系。中国如南街村、刘庄等毛泽东时代遗留的集体经济，与当年已有本质不同，甚至不同于西方合作社。这些村庄更像“集体老板”，主要劳动力来自外村，外工与村民待遇有别，实质上是股份公司，村民为股东。将此吹嘘为共产主义社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当然，这些村庄否定包产到户，在一定意义上具有进步性，但官方所鼓励的合作社多按资本主义原则组织，而非毛泽东时代的真正集体经济。六、经济危机理论之争：利润挤压论与生产过剩论在西马政治经济学领域，存在两种对立的经济危机理论：利润挤压论与生产过剩论。利润挤压论认为，经济危机源于工人斗争提高工资，挤压了资本利润。此论看似革命，实则反动，因其将危机责任推给工人阶级，主张若工人不贪婪、工资不涨，危机即可避免。这恰是新自由主义的论调，只不过一方视为好事，一方视为坏事。当前面临严重生产过剩危机时，若误判为利润挤压，则会开出削减工资的处方。正确的路径应是提高工资、缩短工时，以缓解危机。因此，那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却将危机归咎于工人斗争者，实则是在为资产阶级进一步压榨工人阶级寻找借口，其毒性极大。教科书指出，生产的自发增长受到群众有限购买力的制约，产能增速超过消费增速，必然导致生产过剩危机。此理从《共产党宣言》时代便已阐明，危机具有周期性，并最终可能引发战争。毛泽东指出，只有通过革命战争消灭阶级，才能永远消灭战争。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不相信顶层设计，也不依赖理想化的愿望，而是从历史过程中总结经验。历史是社会科学家的实验室，未被历史证明的，我们不作空想。历史表明，只要阶级存在，国家即存在，实力地位便是常态。无产阶级亦不例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则属另一范畴，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两码事。
**1.** 多看历史书（注意不是中学历史课本那种！）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所罗门王**2.** 母弱出商贾，父强做侍郎；族望留原籍，家贫走他乡。**3.** 不要听一个男人讲政治，要听他怎么讲女人，那才是他真实的政治观；不要听一个女人讲男人，要听她讲政治，那才是她真实的情感观。**4.** 谁控制媒体，谁就控制思想。**5.** 当你一天赚到你以前一个月甚至半年的工资后，你就会发现通过勤劳根本发不了财，它只能解决温饱，发大财是靠脑子、眼光和机遇。**6.** 穷人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指望富人能够说好听的话、说动听的语言，其实当富人开始说娓娓动听的话的时候，他就开始收割你了。**7.** 钱流向了有钱、爱钱的人，苦流向了能吃苦的人。**8.** 时间不是省出来的，而是，明确自己想要的生活，会对生活、工作、人际关系做减法后，才会拥有时间上的自由。**9.** 当你越来越专注自身的时候，不断的精进你就会变得越来越清醒，整个人的气运，会进入一种排毒状态，在长达一两年的时间内，你会攀援到一个新台阶，会和很多人告别，会刹那间想通很多事情。**10.** 人生下来的时候只是无知，但并不愚蠢，愚蠢是后来的教育造成的。**11.** 我对会说话情商高的人一律提高警觉。人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花太多心思做人，就不可能花心思做事。**12.** 最可怕的是，书籍里教我们要做个好人，原谅别人，这样会有福报，有好运。但人性经不起考验，你的让步和轻易原谅，会让小人以为你怕他，进一步得寸进尺。**13.** 普通人的认知特点就是：对于他理解不了的复杂局面，很快就会退回舒适的道德判断上。"他们都是不讲道义的恶人！"这就让他们心满意足了。**14.** 从商五十年的前辈说，我做生意，就三点：（1）跟人合作的时候，把自己的能力往小里说。（2）单子谈成了，无论利大利小，都要给介绍业务的人分钱。（3）所有的真朋友，都是利益捆绑的，而不是聊天聊出来的。**15.** 有人向肉里注水，你义愤填膺，恨不得杀了他。有人往你脑子里注水，你却千恩万谢、感恩戴德。**16.** 该不该力争第一？力争第一，得了第二也是失败；力争前十，得了第九也是成功。**17.** 在公司中，在朋友圈中，在一群人中，如果你看不出谁最笨，看不出谁最容易被欺负，那么这个最笨的人、最容易受欺负的人，就绝对是你。**18.** 为什么战争每隔几十年就要爆发一次，因为和平久了，人们会浪漫化战争。实际上，乱世一来，99%的人都是填沟壑的。**19.** 对于那些不太合群的，但说话逻辑非常清晰，做事从不优柔寡断的人，我建议你要深交。这类人很清楚自己要什么，应该做什么，他们有自己的目标，自己的想法，未来绝对会成就一番事业。**20.** 建议所有畏手畏脚的人，反复阅读这句话：所有人的看法和评价都是暂时的，只有自己的经历和成绩是伴随一生的。几乎所有的担忧和畏惧，都是来源于自己的想象，只有你真的去做了，才会发现有多快乐。**21.** 有人冲到我们的草原，抢夺我们的牛马，抢夺我们的羊羔。我们拼命反抗，因为我们知道他是强盗，抢我小羊的强盗。有人在电脑前拨动了几个数字，宣布了几项政策。造成了数以十万亿的财富移动，造成了少数人的繁荣，多数人的贫穷，我们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如果我们不懂经济、不懂金融。我们只知道日子是很苦很苦的，却从来不明白为什么。**22.** 人最怕的是啥？是瞎折腾看不清自己的定位，不会利用自己的优势，明明在很多方面都有别人一代人无法匹及的资源，却偏偏要搞革新，玩跨界，玩白手起家，最后输得精光。聪明人虽然相信"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的概率，但他们不会拿全部资产去梭哈，只是依托于现状先追求稳定，以他们数代人形成的资源人脉信息积累护城河，只要不瞎折腾，99.99%稳赢。**23.** 个小不拉架，人穷不说理，没钱不入众，言轻莫劝人，力微不负重，遭难莫寻亲，苦尽甘来时，再讲来时路。**24.** 很多事情，可以骗你先上船，等你上了船，发现原来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你已经交了投名状，再退回去也已经没有路了。**25.** 当你的实力还不足以碾压对方的时候，那么就会有人和你竞争、和你闹矛盾，反过来看，竞争和矛盾只会出现在实力不相上下的人或团体中。 ---
如何建成一座高考工厂？：衡水教育集团扩张史
编者按：今年年初，编辑部发表了关于衡水制教育制度及衡中本身的调研倡议，尽管很快就因为不明原因（笑）被举报下架，但对其的调研、讨论与征集却仍然在继续。前几期我们发布了关于衡中的调研，本期是一篇总结性的文章，回顾了这个高考“超级工厂”是如何成长为如今的规模的。引言： “衡水神话”的重构 在当代中国基础教育的演进历程中，“衡水模式”无疑是最具争议、影响最为深远且牵涉利益最为复杂的教育现象之一。发轫于河北省衡水市这一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的衡水中学，凭借极高的重点大学升学率，不仅完成了从地方普通中学向省级“超级中学”的蜕变，更在此后的十余年间，跨越了公办与民办的体制边界，与各类商业资本、地方官僚深度媾和，演化为一个庞大的跨区域教育资本帝国——“衡水集团” 。然而，仅仅将衡水中学视为一个应试教育的极端案例，或是一个单纯的商业扩张神话，都无法触及这一现象的本质。衡水模式的内核，是一场在特定历史时期下，地方官僚体系、房地产实体资本、跨国金融资本与教育管理层共同合谋的政治-“文化”资本交易。在这一过程中，公办教育资源的公共性被系统性地剥离，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即惊人的升学率与名校光环）被转化为可在市场上流通与套现的经济资本，最终导致了区域教育生态的严重破坏与教育内卷的无限加剧 。该如何看待衡水中学，或者说，该如何去理解衡水“模式”的出现？衡水模式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义务教育体制的寡头化下的一种组织模式。在表面上，人们喜闻乐见的评论是，衡水模式破坏了所谓义务教育的公平性，而实际上，如果我们将教育体制看成是一种资本主义市场的一个亚系统，那么这种对于公平性的破坏，实际上就是一种资本主义义务教育系统中的寡头化的特质，——它破坏了教育的公平，——然后呢？中国的义务教育，现如今看来，其教育/生产模式实际上已经有了一个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前提：它就像追逐利润一样追逐升学率，——衡水中学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义务教育在逻辑的悖论中不断前行的产物，就像资本主义产生了自己的寡头化癌症一样，义务教育也产生了衡水模式。而支持这种教育寡头化再生产的底层配置，实际上就是衡水集团本身的资本积累。衡水中学的资本——文化场域（一） 资本的形态与转换布迪厄将资本区分为三种基本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其中，文化资本又可分为具体化的（如教养与学识）、客观化的（如书籍与仪器）以及制度化的（如学历与考试分数）三种形式。衡水中学在早期通过极端刻苦的训练，在国家统一的高考场域中垄断了大量的“制度化文化资本”（即清华、北大等顶尖高校的录取名额） 。然而，文化资本的积累并非最终目的。衡水模式的核心秘密在于其成功打通了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与政治资本转换的隐秘通道。高升学率这一文化资本，首先转化为耀眼的“符号资本”（即社会的普遍认可与崇拜），随后，这种符号资本被地方政府与商业集团迅速捕获。地方政府借此招商引资、推高地价并获取政绩（政治资本）；商业集团则通过“特许经营”、高额学费与学区房溢价，将符号资本直接套现为巨额的经济利润 。场域的破坏与重构教育场域原本应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其运作逻辑应区别于纯粹的市场经济逻辑。然而，衡水集团的扩张彻底打破了这一界限。通过引入外部资本，衡水集团将市场场域的逐利原则与丛林法则强行植入基础教育场域。在这个异化的场域中，各地的县域中学原本处于相对均衡的生态位，但衡水系分校如同拥有雄厚资本与政策特权的“掠食者”，通过高薪挖角与高额奖学金“掐尖”，迅速摧毁了原有的场域平衡，形成了赢者通吃的超级垄断局面 。底层文化资本“惯习”是布迪厄理论的另一核心，指个体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长期潜移默化形成的性情倾向与行为模式。衡水模式对学生实施了极度严苛的全景敞视化规训，试图重塑学生的惯习，使其成为高度适应考试机器的单向度个体。学术界曾有争论，试图用“底层文化资本”这一概念来解释衡水中学中底层子弟通过坚忍不拔的意志获得成功的现象，认为这是一种对底层生命能量的肯定 。然而，从布迪厄的批判视角来看，“底层文化资本”的概念在此处暴露了极大的矛盾性。这种对痛苦与隐忍的浪漫化赞美，恰恰掩盖了资本与制度的符号暴力 。学校体制与背后的商业资本不仅没有消除阶级偏见，反而利用了底层对于向上流动的极度焦虑，将这种“不甘被放逐”的生命意志转化为驱动资本扩张的廉价燃料 。衡水模式扩张史衡水集团的形成与扩张并非偶发事件，而是深刻映射了中国基础教育政策变迁与资本介入教育领域的历史脉络。从历时性角度考察，衡水模式的演进可划分为三个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资本形态的升级与政商互动模式的演变。（一） 原始积累期（1992-2012）：衡水中学的发轫始于体制内官僚体系的行政力量推动。成立于1951年的衡水中学，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发展平平，在20世纪90年代初甚至面临着教师队伍涣散、学生纪律混乱、升学率极低的严峻困境 。转折点出现在1992年，李金池被地方政府任命为衡水中学校长，正式开启了“衡水模式”的初代构建 。在这一阶段，衡水中学尚未引入外部商业资本，其核心战略是通过极度压榨师生的时间和精力，在体制内实现应试效率的突围。李金池提出并实施了包括“题海战术”、“激情教育”、全封闭管理与精细到分钟的量化考核等一系列规训措施 。这种将工厂泰勒制管理完美移植到教育场域的做法，在短时间内催生了应试效率的极大提升。1995年，衡水中学夺得衡水地区升学率第一名；2000年，其全面超越了石家庄二中等老牌名校，成为河北省的高考冠军，并在此后长期霸占该位置，确立了其不可撼动的“文化资本”霸权 。在这一时期，衡水中学的资本形态仍局限于文化资本与象征性的符号资本范畴。然而，这一时期所确立的“升学神话”，为日后的权力寻租与资本变现奠定了坚实的符号基础。作为对文化资本积累的丰厚回报，李金池等教育管理官僚获得了显著的政治资本，顺利升任衡水市教育局局长，完成了从教育管理者向地方高级官僚的身份跃迁 。（二） 资本联姻期（2013-2016）如果说李金池时代完成了文化资本的原始积累，那么在2004年张文茂接替成为衡水中学校长后，衡水模式则进入了极具扩张性的资本化变现阶段 。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是利用国家为弥补教育经费不足而允许的“公办民助”或“公参民”政策空间，打通了公立优质教育资源向民办私有资本无偿或低价输送的隐秘暗道。这一扩张始于2006年省内的初步尝试，公办民助性质的滏阳中学成为第一个被纳入衡中版图的试验田，因其不受户籍限制，迅速成为河北全省家长的热门选择 。但真正的资本质变发生于2013年。2013年2月，衡水中学（公办）与河北泰华锦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泰华集团）正式签署合作办学框架协议，泰华公司投资高达9亿余元，在衡水市滨湖新区高起点、高标准地投建了民办性质的“衡水第一中学” 。2014年8月，衡水第一中学正式落成并投入使用 。在这一结构中，衡水中学作为公办省级示范性高中，输出其积累十余年的无形资产——品牌、管理、师资队伍与教学研究成果；而泰华集团等房地产资本则提供土地使用权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国土资源部官网数据明确显示，衡水第一中学的土地使用权人实为泰华公司旗下的全资子公司“衡水华瑞投资有限公司” 。通过“两校一长”的违规制度安排（张文茂同时担任公办河北衡水中学与民办衡水第一中学的校长），公办体系内由国家财政供养的优质骨干教师与教研机密，被名正言顺、源源不断地输送至民办的衡水第一中学 。民办高中的身份为衡水中学彻底打破了公办学校严苛的招生地域与收费标准限制，使其得以在河北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肆无忌惮地“掐尖”优质生源，并收取高额学费 。这种公私边界的刻意模糊与管理层的双重身份，本质上是一场利用公权力进行体制内资源体外循环的盛宴，完成了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直接转化。（三） 狂飙突进期（2017-2022）自2014年起，在资本逐利本性（对无尽增长的渴望）的驱使下，衡水集团打破了省域藩篱，开启了疯狂的跨省加盟、特许经营与资本证券化之路。在张文茂的高频站台与全力推动下，衡水中学的分校遍布云南、四川、新疆、河南、山西、浙江、广东等十余个省份 。据不完全统计，仅揭牌过的分校就至少达到21所（其中直接冠名衡中分校13所，冠名衡水一中分校8所） 。这一阶段，衡水模式不仅与地方房地产商深度结合，更孵化出了高度组织化、专业化的跨区域教育投资集团。以云南长水教育集团（其境外上市主体演变为第一高中教育集团 First High-School Education Group, 简称FHS）为例，其创始人张韶维于2014年搭上了衡水中学的快车，合作创办了云南衡水实验中学 。凭借衡水品牌，该集团迅速在昆明市内的呈贡、宜良、西山等地，以及云南省的曲靖、玉溪、文山、昭通、西双版纳等多个地市州展开了疯狂的“再繁殖” 。2021年3月11日，第一高中教育集团（FHS）迎来了其资本扩张的顶点——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募资达7500万美元，发行价定为10美元 。尽管衡水中学官方随后在舆论重压下发布辟谣声明，试图撇清与上市集团的直接股权关系，但FHS集团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的官方招股书却无可辩驳地揭示了两者之间的深度利益依附 。至此，衡水模式走到了资本化扩张的最高形态，实现了从一个地方公办中学的文化符号，向跨国资本市场金融资产的终极跳跃。衡水集团的资本构成衡水集团的扩张并非依靠单一的财政拨款或民间捐赠，其资本网络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层级结构与多元化特征。剖析其资本构成，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利益集团是如何在“教育”这把大伞下，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合谋。（一） 实体经济资本的注入：房地产商的“学区房”逻辑与土地增值溢价房地产资本是衡水模式扩张最为重要的早期输血者与最大受益者之一。在衡水模式走向全国的过程中，大量的加盟分校背后都站着当地实力雄厚的房地产开发商。正如上表所示，房地产资本介入教育的根本动机并非出于对教育事业的纯粹热忱，而是一场精密的财务算计。通过引入衡水中学这一顶级的“文化符号资本”，荒地或偏远郊区被迅速重塑为教育高地，周边的土地价值与房地产项目售价随之水涨船高。在这一交易中，教育完全沦为了推高地价与房价的催化剂和房地产营销的配套服务。（二） 专业教育集团的品牌变现除了房地产商，另一股主导力量是高度商业化的教育投资集团，如保定的贺阳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广州高新教育集团以及第一高中教育集团（FHS） 。这些集团是衡水模式真正的操作盘手，他们与衡水一中或张文茂本人达成协议，获取品牌授权，随后在各地圈地建校。这些教育集团的盈利模式简单粗暴且极其有效：利用衡水中学长期渲染的升学焦虑与名校崇拜，向极度渴望改变命运的学生家庭收取远高于当地公办学校乃至一般民办学校的学费。以在美上市的第一高中教育集团（长水教育集团）为例，其向SEC披露的财务数据撕破了衡水模式“平民教育”的面纱，展现了其惊人的财富攫取能力：数据冷酷地表明，“衡水神话”的跨区域复制，本质上是对中产及以上家庭经济资本的系统性收割。所谓“底层子弟的希望”，在两万余元的高昂复读学费面前，沦为了一句虚伪的营销口号。（三） 金融资本为了能够让这套教育资本机器在国际资本市场上顺利变现，衡水集团的运营者们设计了极其复杂且游走于法律边缘的海外架构。根据第一高中教育集团（FHS）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F-1和20-F年度报告（Form 20-F），该集团为了规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关于“义务教育阶段不得设立营利性民办学校”以及对外资准入的严格限制，采用了一套经典的VIE（可变利益实体，Variable Interest Entity）架构 。通过这套精妙的VIE架构，大量的中国学生家庭缴纳的学费，在扣除必要的办学成本后，化作源源不断的利润，穿透重重国界，最终落入了华尔街投资者和集团高管的口袋 。在此过程中，许多学校（如曲靖衡水实验中学、新平衡水实验中学等）虽然在国内民政局注册为“非营利性私人学校”（Non-profit private schools），理应将所有收入用于学校后续发展，但实际上却通过关联交易和独家服务协议，向境外输送经济利益 。FHS集团在招股书的风险提示章节（Risk Factors）中，罕见且直白地承认了这种基于“符号资本”特许经营权的脆弱性与法律风险。招股书明确指出，集团业务高度依赖与“河北衡水中学”的合作协议；如果衡水中学终止合作，或者发生任何不可预见的事件导致合作破裂，集团旗下相关学校将被迫更改名称（失去品牌溢价），无法继续从衡水中学横向招募高质量的教师（失去核心师资），从而对集团的整体教学质量、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且不利的毁灭性影响 。这一供认不讳的官方声明，彻底坐实了所谓的“分校”，不过是借用公办名校招牌进行资本套利的空壳，其自身并不具备独立的教育生产力。官僚-学校的互动逻辑布迪厄认为，国家不仅仅是一个统治机构，更是各种资本进行斗争的最高级场域，它掌握着元资本（Meta-capital），能够赋予其他资本以合法性。衡水集团之所以能够在一路狂飙中获得无数绿灯，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成功地将自身的利益与地方政府的政治诉求进行了深度捆绑，形成了一套稳固的官僚-学校互动机制与资本交易网络。（一） 地方政府的政绩诉求与“BOT”外包模式在当下中国，随着教育资源的过度集中与“超级中学”的崛起，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及县域层面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教育生态恶化问题。优质生源与优秀教师大量流失，导致许多地方的高考升学率常年低迷，甚至陷入县域高中“塌陷”的绝境 。对于地方主政官员而言，教育质量的滑坡不仅面临着巨大的民间怨气，更直接影响其政绩考核与政治晋升。为了迅速扭转这一被动局面，地方官僚在政绩冲动的驱使下，采取了一种类似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BOT（建设-经营-移交）模式”来外包基础教育 。在这一模式下，地方政府大开绿灯，免费或以极低廉的价格提供大面积的建设用地，甚至直接腾出现成的公办校园设施，引入外部商业资本（如房地产商或教育集团）负责基建与日常重资产运营；同时，通过官方牵线搭桥，引入衡水中学输出品牌、管理体系与骨干师资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政治买卖。首先，它极大地减轻了地方财政直接投资基础教育的资金压力；其次，衡水模式凭借其强大的威慑力与管理手段，能够产生立竿见影的“鲶鱼效应”，在短期内阻断本地优质生源的外流，甚至吸引外地生源回流，从而在现任官员的任期内，迅速打造出几篇考入清华、北大的亮眼战报。这些耀眼的升学数据作为制度化的文化资本，被地方官员精准地转化为自身履历表上熠熠生辉的政治资本，为其职务晋升铺平道路。更为露骨的是，在一些开发区，引进衡水分校直接被定义为“招商引资”的重要配套工程，旨在为引进的高管与企业家解决子女就学问题，使得教育彻底沦为服务于地方GDP增长的工具 。（二）体制内权力的体外寻租在这一庞大复杂的政商交易网络中，原衡水中学校长张文茂扮演了不可替代的核心枢纽角色。他不仅是教育家，更是精通资本与政治运作的高级操盘手。作为体制内的公办中学校长，张文茂拥有着极高的行政荣誉、政治光环与社会威望；而与此同时，他又长期兼任民营性质的衡水第一中学的校长 。这种被外界戏称为“两校一长”的混合身份，为体制内属于国家与公共属性的教育资源变相私有化、资本化，提供了一把绝佳的合法性保护伞。在张文茂的主导与默许下，公办河北衡水中学最核心的资产——经过多年沉淀的优秀教师队伍、极具针对性的内部教学资料、高效严密的管理经验——被源源不断地输送给民办的衡水一中以及遍布全国的加盟分校 。张文茂本人更是常年处于高强度的“走穴”状态，频繁穿梭于全国各大省市，为各类“衡水实验中学”的分校挂牌仪式站台背书，并四处受聘担任名誉校长或首席教育顾问 。例如，在保定贺阳教育集团斥资兴建的兰州新区贺阳高级中学中，其不仅并未直接使用衡水字眼以规避监管，反而将张文茂的名字赫然挂在现任领导班子的第一位，职位标明为“贺阳教育集团基础教育部顾问”，将其作为招揽生源的“秘密武器” 。长水教育集团高级副总裁桑海勇、副总裁丁业胜等核心高管，均曾是河北衡水中学的名师，在第一高中教育集团（FHS）赴美上市后，他们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了千万美元级别的股东名单之中 。这种公办学校核心管理层与骨干力量在民办资本网络中的深度游走与交叉持股，本质上是一种极其隐蔽的权力寻租。公立优质教育资源原本属于全社会的公共物品，理应为普罗大众服务，却在“名校办民校”的幌子下，被管理阶层私相授受，转化为教育商业集团在资本市场上攫取暴利、推高股价的核心筹码。这正是中国基础教育领域公私边界模糊、监管套利被发挥到极致的典型表征。（三） 浙江平湖事件衡水模式的跨省输出并非在所有地方都畅通无阻。当其试图入侵东南沿海经济发达、教育理念相对前卫的省份时，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剧烈的文化冲突与行政博弈。2017年爆发的“衡水中学进驻浙江平湖事件”，便是一个最具隐喻性与剖析价值的典型案例。2017年3月，衡水第一中学平湖学校在浙江省嘉兴市下辖的平湖市乍浦高级中学基础上高调揭牌 。该校的资本结构同样复杂，属于典型的“名校办民校”合作模式：平湖市乍浦高级中学（地方公办机构）提供现成的教学场所及校舍，广州高新集团提供资金支持，而衡水第一中学则负责输出品牌、管理、师资和应试文化 。嘉兴港区社会发展局教育科官员坦言，引进该校是为了优化教育资源，吸引招商引资人才，让企业家安心 。为了在最短时间内打响知名度并掠夺浙江省内的优质生源，平湖衡中祭出了一项极具震撼力与破坏性的“重金悬赏”招生政策：对在本校高中毕业后考取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学生，每人一次性重奖人民币50万元；在全国性、省级学科竞赛中获得一等奖的学生，每次分别给予5000元至3万元不等的现金奖励 。同时，为了抢夺先机，该校法人代表、执行董事肖家兴无视浙江省教育厅关于中考结束后统一招生的红线规定，要求提前招收的90名初三学生在4月15日便提前到校报到入读 。这一极具侵略性的扩张行径，犹如将一条凶猛的食人鱼扔进了相对平静的池塘，瞬间激怒了浙江教育界，并引发了全国性的舆论哗然 。浙江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方红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平湖衡中展开了毫不留情的严厉抨击，其措辞之严厉在官方语境中实属罕见。方红峰明确指出，平湖衡中4月15日提前让学生报到的做法严重违背了省教育厅制定的《完善初中毕业升学考试与改革普通高中招生的指导意见》，涉嫌严重的违规招生 。更深层次地，方红峰将矛头直指衡水模式的意识形态内核，他严辞定性：“这所学校是应试教育的典型，眼睛里只有分数没有人，跟我们浙江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理念不符合，我们浙江不需要。” 。方红峰的表态在朋友圈获得了大量浙江教育界人士的点赞，有评论尖锐地指出，这种建立在违规招生与生源掠夺基础上的学校，是一种依靠悬赏招生的“假优质学校”，河北大地之所以“寸草不生”、唯独衡中一枝独秀，绝不是什么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规律，而是彻头彻尾的掠夺与寄生 。面对巨大的社会反弹与舆论危机，平湖衡中执行董事肖家兴只能在微信上感慨“舆论太激烈了，请让我们缓冲一下”，并试图保持低调 。2017年4月11日，杭州市专门召开了名校校长关于“衡水中学现象”研讨会，杭州学军中学校长陈萍忧虑地表示，浙江反对的不仅是一所学校，而是忧虑一种极端教育模式与学校文化对浙江教育生态的长远危害 。同日，浙江省教育厅主要领导以罕见的高规格，直接约谈了嘉兴市、平湖市政府的分管领导，责令两地政府必须作为责任主体，对平湖衡中涉嫌违规招生的行为进行彻底调查；随后，平湖衡中的违规招生被强行叫停，其提前招收的90名初中生被全部遣送回原籍学校 。这场激烈的冲突表面上看似是“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两种抽象理念的辩论，但在布迪厄的社会学纵深层面，实则是两种不同教育场域运作逻辑与不同层级资本之间的剧烈冲撞。浙江作为东部经济高度发达的省份，其原有的教育生态已经形成了一种注重综合素养、鼓励创新与文化资本自然、长效积累的场域逻辑；而平湖市地方政府与外来资本则试图通过引入衡水模式这一充满野蛮生长气息的“破坏者”，通过短平快的暴力应试与金钱悬赏，打破现有的阶层与利益格局以谋求局部的政绩突围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强势干预与叫停，不仅是对行政规章的维护，更是对破坏区域基础教育生态、实施掠夺式办学行为的强力国家纠偏。底层文化资本的破产任何社会空间都是各个行动者为了争夺特定形式的稀缺资本而进行激烈斗争的结构性力场。衡水集团凭借其与地方政府在暗中合谋建立的法外特权地位，通过滥用“公参民”的制度漏洞，在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的基础教育场域中发动了一场惨烈的非对称战争。衡水第一中学等“超级中学”通过涉嫌违规的提前跨区域招生、高达数十万的巨额奖学金恶意悬赏等破坏性手段，如同抽水机一般肆无忌惮地“掐尖”掠夺各地最为拔尖的初中毕业生生源与最富经验的优秀教师骨干 。这种缺乏底线的市场化行为，不仅瞬间摧毁了原有区域教育生态的平衡，更导致了极其惨烈的“虹吸效应”。大量原本支撑着地方教育基座的县域中学，由于优质生源与核心师资的快速失血，陷入了升学率下滑、家长不信任、生源进一步流失的恶性循环，最终使得这些县域高中在残酷的高考竞争格局中被彻底边缘化，引发了令人痛心的中国地方县域教育全面“塌陷”的深重危机 。更令人感到绝望的是，当衡水模式在逐利资本的推波助澜下，在全国各省份被海量复制时，它并不能增加顶尖高校的总体录取名额（因为清华、北大等985高校在各个省份的招生计划配额是相对固定的、零和的）。它唯一做到的，是强行、无限度地推高了所有参与者的高考竞争及格线与付出成本，制造了教育体系内部极其严重的“内卷化”。为了争夺那几个固定的名额，数以百万计的学生家庭被迫付出了成倍的时间精力、牺牲了身心健康，并上缴了极为高昂的学费作为资本过路费。最终，除了肥了少数教育集团的腰包与成全了个别官僚的政绩，整个社会的教育获得感并未增加。教育不仅失去了促进社会公平、实现阶层阶梯的核心功能，反而异化为一场毫无意义、相互碾压的零和博弈与资本消耗战。衡水模式的宣导者与利益相关方，长期以来通过精心包装的话术，将自己打扮成拯救平民子弟、帮助底层群体逆天改命的救世主。他们声称，只有通过这种抛弃一切尊严与休息时间的极端应试集中营式训练，才能帮助缺乏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农村学生及底层阶层打破阶级固化，获得进入国家精英大学的一线生机。这种带有悲情色彩的意识形态话语，成功地为衡水中学及其分校体系确立了不容置疑的合法性与极高的道德高地，让任何对其残酷性的指责都显得像是不懂底层疾苦的“何不食肉糜”。然而，冰冷的财务数据与残酷的社会事实，无情地戳破了这层幻象。随着衡水模式在跨省扩张中走向深度资本化，入读这些被冠以“实验中学”名号的所谓平民救星学校的门槛早已高不可攀。正如第一高中教育集团的招股书所披露，高达每年一万至两万三千余元人民币的昂贵学费（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了中国中西部地区许多普通家庭的全年可支配收入），犹如一道无形但坚不可摧的柏林墙，早已将那些真正急需教育改变命运的底层贫困家庭彻底拒之门外 。在这种隐蔽但极为严苛的阶层经济筛选中，衡水教育集团实则服务于那些具备一定经济资本累积、但缺乏在一线城市获取优质体制内教育资源的中产及以上阶层。金融资本与地方官僚以“帮助底层翻身、实现教育公平”作为冠冕堂皇的意识形态遮羞布，实则在资本市场上进行着最冷酷无情的商业收割。而真正的社会弱势群体与底层子弟，不仅彻底失去了进入名校的机会，其原本赖以生存的县域中学的衰败与塌陷，更让他们在基础教育场域的最底层彻底沉沦，再无翻身之日。此外，即使那些看起来有幸避免了资本化的衡水集团的中产阶级们，他们也可以通过更多的“盘外招”如高考移民选择更轻松的升学方式。至于那些被脚下土地深深绑定的平常人，在“主的羊群”中获得的不是安济，反而是某种猛然觉察到的幻灭感。
Who is Next：同济通报之后，谁来为失真的数据负责
同济大学5月6日通报确认，涉《Nature》论文《Human HDAC6 senses valine abundancy to regulate DNA damage》中的14张图表存在不同层级问题；王某被免院长、降岗两级并停资格24个月，金某某被解聘。此案之所以迅速进入公共议程，关键在于“耿同学”把PubPeer上的零散疑点、补充数据中的统计异常和图像比对，形成可追问的证据链，后续饶老师的质疑更是让事件迅速发酵。Who is Next？留意耿同学动态的人可能知道，某些人可能已经在瑟瑟发抖了。但是真正该追问的，不应是“下一个会被谁打假”，而应是“下一个愿不愿在风暴来临前，把原始数据和责任链条先做扎实的机构是谁”。到2026年5月6日为止，这篇论文公开可见的期刊状态仍是“2025年作者更正+2026年编辑提示”，尚未出现撤稿或新的正式更正；而比论文去留更紧迫的，是如何让下一次质疑不必再依赖“偶遇一个会做比对、敢发声的耿同学”，亦或是文章被一删再删的饶老师。这篇论文最早于2024年11月20日在线发表，进入《Nature》2025年1月2日卷期；同济5月6日通报则将其表述为“2025年1月在《自然》期刊正式发表”。论文主题是“人类HDAC6感知缬氨酸丰度并调控DNA损伤”，并宣称提示“缬氨酸限制饮食+PARP抑制剂”的潜在抗癌路径。2025年7月25日，期刊曾因图像准备错误发布作者更正；到2026年4月23日，原文页面又新增编辑提示，提醒读者该文数据可靠性已受到质疑，后续将视调查结果决定是否采取进一步编辑行动。同济5月6日通报：受质疑论文为《Human HDAC6 senses valine abundancy to regulate DNA damage》；论文第一作者金某某为同济高等研究院研究员，通讯作者王某为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经“查验实验数据、访谈相关人员”等程序，学校确认被质疑的14张图表所涉实验和数据均由金某某完成和提供。其中，10张图表涉及γH2AX免疫荧光染色实验，在获取和处理数据时“未对免疫荧光染色样本的总细胞数和γH2AX阳性细胞数进行客观计数”，校方直接定性为“存在学术不端行为”；1张图表涉及一只小鼠体重末位数字为“0”，被认定为“记录方式不规范”；另有3张图表涉及免疫印迹与斑点免疫杂交图片显示重复，属于“误用情况”。王某则被认定对实验数据与论文质量“失察失管”，未尽到通讯作者对数据真实性和可重复性的责任。从技术上看，校方对10张γH2AX图表的认定，击中的不是“图好不好看”，而是计量学上最基础的“分母问题”。原论文对Extended Data Fig. 8p和10b、10d、10f、10h、10n等量化部分，给出的说明是“按显微视野统计”，例如“n = 100 microscopic views examined for 8 mice”或“6 mice”；而γH2AX作为DNA损伤标志物，常规做法应是对预先定义的细胞核、焦点或阳性细胞进行客观计数，最好配合盲法或自动化流程，以减少人为选择视野和阈值设定带来的偏差。若总细胞数与阳性细胞数都没有客观计数，所谓百分比、阳性率或组间差异，就失去了最基本的可追溯链条。“耿同学讲故事”并非偶然闯入此案的流量博主。其B站账号页面显示，账号拥有约180.9万粉丝，长期发布与科研、学术规范、学术造假有关的视频；其中围绕同济此案的两支核心视频分别发布于2026年4月14日和4月17日，页面显示播放量约77.8万和45.5万。红星新闻报道则显示，2026年4月上旬有网友先发现论文数据疑点，耿同学与粉丝下载原论文及补充数据比对后，认为多处数据和图片“存在数据异常”，并向媒体强调其“规律性很明显，不像实验室实际测量结果”。上表所列对照，主要依据同济5月6日通报、红星新闻与《每日经济新闻》对耿同学及PubPeer争议的整理、Nature的作者更正和编辑提示，以及公开同行评审文件。它显示出一个关键事实：耿同学最有价值的“事迹”，不是先验定罪，而是把散落在PubPeer、补充数据和图像细节里的可疑信号，转译成了可核查、可追问、可让机构启动程序的公共证据。与此同时，也必须强调：数字异常本身只是调查线索，最终定性仍然依赖学校调取实验、访谈相关人员以及期刊后续核实。校方对两名关键责任人进行了处理。王某被免去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职务，降低专业技术岗位等级两级，取消其岗位聘用、工资晋级、职务晋升、科研项目申报、评奖评优等资格24个月；金某某则被解除与高等研究院的聘用关系。校方援引的依据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等。对照现行规范，这一处分链条是有制度坐标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第五条规定，降低岗位等级处分期限为24个月；第六条规定，受降低岗位等级处分者应自处分生效之日起降低一个以上岗位等级聘用，并在处分期内不得聘到高于现聘等级的岗位；第二十一条则明确，将“伪造、篡改数据文献”列为可适用警告、记过、降低岗位等级乃至开除的学术不端行为。与此相呼应，科技部2023年《负责任研究行为规范指引》明确要求：研究数据采集和记录必须完整、准确、可追溯；不得把“经过人为处理后的数据作为原始数据保存”；第一作者与通讯作者对成果真实性、可靠性负主要责任。Nature作者政策也要求通讯作者确保数据、材料、代码符合透明与可重复性标准，原始数据应被妥善保存并可供复核。若后续资助方继续跟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现行办法还允许对含有伪造、篡改内容的基金标注论文，作出追回资金、终止项目、取消申请资格一至七年等处理。不过，截至2026年5月6日，尚未见自然科学基金委公开发布针对该论文的独立处理决定；同样，校方通报也未公开说明是否已正式向Nature提交再次更正或撤稿申请。就这一点，现阶段只能标注为“未明确/未公开”。公开的同行评审文件说明，论文在发表前并非没有遭遇方法学质疑。匿名审稿人之一指出，文中的5hmC dot blot“低质量且不具定量性”，而“所有与DNA损伤相关的成像数据都不够清晰”，建议放大到单细胞层面；另一位匿名审稿人则更直接地写道，作者基于dot blot得出的5mC/5hmC分析“并不令人信服”，原因包括缺少标准加载对照、缺少多次重复的量化与统计分析。换言之，同行评审已经碰到了“图像质量”“定量充分性”的边缘，却没有进一步深入到这次校方最终认定的“γH2AX客观计数缺失”和“重复图误用”层面。这里可以合理推断：传统同行评审更擅长审机制、审逻辑、审新意，却未必擅长逐图取证式的完整性审查。期刊方面，Nature生物学、临床与社会科学主编Francesca Cesari在4月22日接受采访时表示，编辑部已注意到批评意见，将按既定流程与作者沟通，并在必要时征询独立外部专家。Nature的图像规范同时要求：生命科学论文必须提交未处理的原始凝胶和western blot图像，并作为补充材料公开；图像只能做最小必要处理；不同时间或位置获得的图像若要拼接，必须明确标示边界；原始数据和元数据应尽可能长期保存。换言之，期刊自己的公开政策，与同济这次对“未客观计数”和“图片重复误用”的认定，在原则上是同向的。再从实验技术看，γH2AX免疫荧光并不是只能“看图说话”的方法。公开方法学资料反复强调，γH2AX定量应基于细胞核内焦点数、阳性细胞比例或总荧光强度的客观计数；人工或半定量评分天然容易受观察者主观影响，因此越来越多实验室转向盲法、自动化或标准化工作流。对免疫印迹和斑点杂交，图像领域的经典规范同样强调：不同凝胶之间的定量比较应尽量避免，重新排列泳道必须标出边界，裁剪不能制造“过于干净”的假象。置于这些规范下，同济通报中对10张γH2AX图表和3张blot/dot blot图表的定性，问题性质就不再是“排版小错”，而是可重复性底座本身出了问题。这起事件真正沉重的地方，不在于又一篇明星论文“翻车”，而在于它暴露出三重制度缝隙：其一，同行评审对数据法证学的识别能力有限；其二，通讯作者责任在很多团队中仍然停留在署名权威，而非数据链条的最终担保；其三，高校和期刊都在强调“科研诚信教育”，但真正决定能否追责的，往往是原始数据是否留存、图像是否可回溯、计数规则是否预先定义。
郑强不承认“中国大学生就业难”，国家统计局都没他硬气！
网红教授郑强的发言又上热议榜了。我已经记不得这是他第几次惹争议了。2026年5月9日，在郑州召开的福布斯中国经济论坛上，郑强又抛出了他的老生常谈：“中国大学生就业难，我不承认。不是找不到工作，是享受的工作真的难找。”他还装模作业劝同学们，“少点抱怨、少点索取，大学刚毕业不要太挑剔”。媒体把这称为“金句”。我听到到这番话时，仿佛闻到一股扑面而来的陈腐味。因为这些P话他隔三差五就拿出来说一遍。2015年3月，他在贵州大学当校长时，面对媒体说：“中国大学生就业难，我根本不同意。不是工作不好找，是享受的工作不好找，艰苦的工作有的是。”2024年9月，他老调重弹，“不是找不到好工作，是享受的工作不好找，艰苦的工作不愿做”。到了2026年，还是这套话，一个字都不带改的。一个大学教授，所谓的知识分子，从2015年到2026年，十多年观点不迭代，面对剧烈变动的社会现实，翻来覆去都是一套说辞：年轻人吃不了苦，总想找享福的工作。这种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爹味，听一次还能接受，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就有点为老不尊了。我们再来看他说的是不是事实。所谓战报会骗人，但是战线不会。现在每年都有1200多万毕业生，青年失业率逼近20%，新毕业大学生中，平均每5个人就有一个人没有工作。这就是当前就业市场的战线状况。面对这种逆风局，郑教授云淡风轻地甩出一句“我根本不同意中国大学生就业难”，国家统计局都没他那么硬气。简直就是现代版的“何不食肉糜”。他，一个大学校长，知名高校教授，领着国家津贴，整天西装革履、人模狗样出席各种论坛侃侃而谈，却舔着脸要求年轻吃苦，找艰苦的工资低一点的工作。一个吃尽时代红利，衣食无忧站在岸上的人，对着水里扑腾的年轻人喊“你们别怕落水”，这话怎么听怎么别扭。我希望他扪心自问一下，自己工作的价值，真的对得起他那份工资吗？无视现实，无视每一个青年的困境，喊两句口号，灌一碗鸡汤，这种在经济上行期可能还有点用。在当下，这碗鸡汤早已变味有毒了。所以他这次翻车，真是一点也不冤。他那套吃苦叙事，从头到尾就“灌鸡汤”这一个药方。什么少点抱怨，不要太挑剔云云，说好听一点是思想上的懒惰，说难听点是使坏，给年轻人洗脑。“享受的工作不好找，艰苦的工作有的是”，这句话真是太妙了，妙在它永远成立。什么是享受的工作？什么是艰苦的工作？如果高薪、体面、工作强度低，不加班算是享受的工作，那是不好找；无止尽的加班，内卷严重，没有五险一金，亦或是送外卖，跑滴滴、去工厂打螺丝等算艰苦的工作的话，那是容易找一些。嗯，教授说得非常正确。教授有没有想过年轻人想要的既不是你说的享受的工作，也不是上面那些艰苦的工作，而是一份正常的、有尊严，有保障，有基本劳动权益的工作呢。不是让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去接受随时被辞退，没有社保，加班没有加班费的耗材命运。我觉得他压根不关心年轻人的处境，更不用说共青年轻人。他对当下的社会现实也没有真正了解和研究过。一个社会要让人愿意吃苦，要让吃苦变得有合理回报。这不是靠几句"少点抱怨"就能解决的。对于不是“前1%精英”的多数普通人，鸡汤没用，认清现实才最重要。· END ·
本次5.14北京中美会谈：已经落地+马上出台的实质性政策
转发：本次5.14北京中美会谈：已经落地+马上出台的实质性政策（官方实锤，不是口号）分两类：当天直接敲定可执行政策、后续1–2个月落地细则、之前共识本次直接延期升级，全部是马上影响企业、进出口、科技、出行的硬政策一、经贸关税（最直接、最快落地）关税休战直接延长+优化美方正式确认：永久取消对华10%芬太尼关税；24%对华惩罚性关税再延长18个月暂停征收（之前只延1年，本次直接加长）中方对等：取消对美农产品（大豆、玉米、牛肉、猪肉、小麦）10%–15%加征关税，仅保留极小范围战略商品10%关税，其余恢复正常税率成立中美常设经贸委员会+投资审查委员会，以后摩擦走机制协商，不再临时加关税、临时301调查美方暂停对华造船、物流、海事301调查18个月；中方同步取消船舶反制关税二、科技与出口管制（重大实质性松绑）美方暂停50%穿透性芯片出口管制规则18个月（之前只停1年），中端芯片、设备放开对华正常贸易中方暂停稀土、关键矿产对等出口管制18个月，正常供应全球双方约定：不随意扩大实体清单、不随意拉黑企业，建立企业个案申诉通道，一批被制裁中美企业逐步解除限制三、人文、签证、旅游立刻落地政策互相恢复5年多次商务签证、旅游签证，取消之前入境额外审查恢复中美直飞航班增量，6月起每周航班数量翻倍重启留学生、学术交流绿色通道，理工科留学生限制放宽四、执法与全球合作硬性安排中美重启禁毒联合执法机制，美方配合芬太尼溯源，中方配合管控化学品两军恢复危机沟通热线，防止南海、台海军事误判（安全实质性政策）五、本次会谈特点：区别于以往空谈釜山会晤是1年短期休战，这次北京会谈直接升级为18个月稳定政策+3年战略框架；昨天经贸团队已经签书面执行备忘录，不是口头承诺，两国财政部、商务部直接发文落地；所有政策5月下旬—6月上旬陆续正式公告生效。六、暂时没有放开的（底线不变）• 高端AI芯片、先进光刻机、军事相关技术依旧严格管控• 台湾问题美方只重申一个中国，无额外让步政策
在地方城投这些年，经手的银行少说五十多家——兴业、农商行、招商、中信、海峡、泉州，全齐了，唯独四大行一家没有。这现象我琢磨了很久。后来才想明白，不是四大行看不上我们，是这游戏本身就是这么设计的。四大行受最严监管盯着，对地方隐性债务的准入标准卡得死，审批权收在总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不一样，它们要冲规模、要利润，对风险的容忍度更高，更愿意深耕地方关系。本地农商行更不用说，从行长到信贷员都跟地方政府绑在一块，支持城投是生存需要，也是政治正确。这套融资结构，其实就是“多头融资”打散风险，“期限嵌套”推迟偿债压力，再用银行间的信息差腾挪空间。短期流贷、中长期项目贷、非标通道、资管计划，一层一层叠上去，叠出一台“借新还旧”的永动机。每家银行只看到自己那一块，谁也看不清全貌。有个词叫“软预算约束”，说的是在政府隐性担保下，国企永远想扩张、永远要钱、永远不担心还不上——因为总有人兜底。那么问题来了，城投融资部为什么永远在找钱？为什么账上债务一堆还在对接新银行？为什么那些供应链贸易，有时候根本不是为了赚钱，只是为了跑流水、凑规模、满足银行的授信条件？原来不是在做业务，是在参与一场制度套利。后来跟AMC（资产管理公司）打交道，把不良资产打包过去，财务上叫“出表”，实操叫“好银行/坏银行”——有毒资产切出去，剩下的干干净净继续借钱。AMC就是那个“坏银行”，专门装坏账。在这个“击鼓传花”的游戏里花传走了，鼓什么时候停？停的时候花在谁手里？ 明股实债也是这套逻辑的延伸。债权转成股权，账面负债率降了，融资条件满足了，但回购协议签在那儿，几年之后钱还得还。说是化债，其实是把债换个名字、往后挪几年。《短缺经济学》里 “父爱主义”这个词，说的就是地方政府和国企像被溺爱的孩子，闯了祸有人收拾，欠了债有人还。看看数据：地方国企发行的城投债，几十年间违约率几乎为零。这不是市场规律，这是政治规律。银行体系需要不断注资才能照常运营，为什么？因为游戏就这么设计的。风险积累到临界点，要么财政注资，要么央行放水，要么AMC接盘。兜底的人永远在那里，只是买单的人换了面孔。全体纳税人，终究要在某个时点，用某种方式，为这场游戏买单。有业内人士说：中国国有部门取得的成就，全有赖于高盛与摩根士丹利的工作。这话当然夸张，但他点出一个事实：九十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大型国企赴海外上市，确实需要借助国际投行的专业能力。因为当时国内没有定价能力。一个企业的价值，自己说了不算，得让华尔街用它们的模型算一遍，再卖给国际投资者。二十年后，情况变了，但另一个问题浮出水面：我们现在对资本的定价，真的市场化了吗？价格不能真实反映风险，资源就会被错配。低效企业拿到低成本资金，高效企业反而融不到钱。杠杆率的结构性分化，就是这种扭曲的结果。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也落在这个逻辑里。为什么要管着不让它升值？因为对出口的依赖还在。汇率升值意味着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变贵，订单可能流失。在扩内需尚未完全做好的当下，出口是不能丢的饭碗。但管制也有代价。一边是出口，一边是汇率；一边是短期稳定，一边是长期市场化。没有完美解，只有取舍。八十年代陈云有个著名的“鸟笼理论”。鸟不能捏在手里，会死；也不能让它飞出笼子。他所谓的笼子就是国家计划，鸟就是市场。要在计划指导下搞活经济，不能离开计划的指导。这个理论今天读来，依然精准。战略投资者制度、上市公司治理规则、国资监管体系，都是在鸟笼里给资本划定的飞行空间。但问题在于，这套规则设计得再精妙，执行起来往往是另一回事。最近在看各省“三资盘活”的材料——国有资源、资产、资金如何盘活、如何创新模式。读着读着，有种奇异的熟悉感。像小时候看的大炼钢铁故事。1958年，为了完成1070万吨钢的目标，全国动员了9000万人上山，砍树挖煤，找矿炼铁，建起几百万座小土高炉。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提出“钢铁元帅升帐，其他停车让路”。一套完整的运作逻辑清晰可见：先定目标，再动员资源，然后用数字证明目标达成，最后把一切问题掩盖在“经验材料”里。 今天的三资盘活，用的是同一套语法。第一，目标导向。2023年湖南提出“三个尽可能”——一切国有资源尽可能资产化、一切国有资产尽可能证券化、一切国有资金尽可能杠杆化。2025年湖北跟进，全省清理出的国有“三资”高达21.5万亿元。目标是刚性的，必须完成。 第二，资源动员。湖北洪山人工智能大厦，六年前还是一栋入住率不到30%的“鬼楼”，通过资产证券化在上交所发行CMBS，一次性融资3.01亿元。湖南把学校、医院的屋顶变成光伏发电站，大冶把废弃矿山变成氢能仓库。黑龙江铁力市的水库淤泥拍出6000多万元，齐齐哈尔的水库淤积物处置权拍出8.39亿元。所有能动的资源都要动起来。第三，数字游戏。黄冈的一家粮食储备公司、生态农业公司、贸易公司，本身没有发债资格，但通过“化整为零”的供应链ABS，成功融资4.99亿元。天津把零散的写字楼、停车场、商铺打包进信托，解决了“单个资产太小不值钱”的问题。最魔幻的是数据资产入表——青岛华通把“企业信息核验数据集”列为无形资产，南京扬子国资把“3000户企业用水脱敏数据”计入资产。一套玩下来，账面资产上去了，负债率下来了。第四，后果掩盖。齐齐哈尔的水库淤积物项目，中标方是一家刚成立十天的国有独资公司，注册资本2.7亿但实缴资本为零。有分析测算，这个项目二十年合计投入成本约19.33亿元，而产出几乎不可能覆盖成本。为什么还要做？因为可以以项目“未来收益权”为质押，向银行申请绿色信贷——这是“左右手”的财务腾挪。个例是真的，普遍性是假的；方向是正确的，执行是有偏差的。这套叙事手法，和大炼钢铁时期有什么区别？还有一个词，这几年听得特别多：内卷。企业为了争夺有限市场，竞相压价，利润空间被大幅压缩。从新能源车、光伏组件，到外卖平台、电商领域，中国企业几乎在每个产业链条上都陷入了“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价格战。 为什么卷？外部需求收缩、内部结构性困境、地方产业政策推动、超大规模市场的“赢者通吃”预期——多重因素叠加，企业除了卷，似乎没有别的选择。但中国人恰好有这种天赋，在扭曲的环境中内卷，还自命不凡。这天赋是什么？是在规则有限时，把竞争转向内部，把压力转化为深度，在单一赛道上不计成本地投入。这也是一种适应力，一种生存智慧。但代价呢？创新被抑制，幸福感被侵蚀，对根本问题的回避。有时候看新闻，会觉得我们啥都在学新加坡。1994年苏州工业园区开建，后来淡马锡热了二十年，再后来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落地重庆，2025年还在签“共建数字陆海新通道”备忘录。国企改革学淡马锡，职业教育学南洋理工，连英语教师都送到新加坡培训。但学来学去，总有点“东施效颦”的意思。淡马锡的治理核心是“一臂之距”——政府负责任免董事会，但不参与商业决策。而我们的国有资本投资集团和运营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很多还是行政任命，既要市场化收益，又要承担地方战略任务、甚至化债任务。目标打架，权没真放，怎么可能学得像？ 更深层的原因是：我们需要的可能不是“学新加坡”，而是把新加坡当做一个“接口”。新加坡是普通法体系，法治透明度高，又是强政府模式，在中西方之间当了几十年中间人。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可翻译、可转化”的参照系——既能拿到国际认可的标准，又能保持自己管得住的节奏。但接口用久了，会不会忘了自己本来的样子？这感觉很奇怪——既清醒，又无力。清醒的是，终于知道这游戏是怎么运转的：投资饥渴症驱动，软预算约束兜底，父爱主义撑腰，制度套利落地，目标导向、资源动员、数字游戏、后果掩盖收尾。无力的是，看懂了又能怎样？明天还得去跟那五十多家银行打交道，还得做那些为了跑流水而存在的贸易，还得在材料里写“创新模式、多方共赢”。唯一的好处是，不再骗自己了。知道哪些是现实，哪些是叙事；知道哪些是真盘活，哪些是设租寻租；知道哪些案例能学，哪些学了就是下一个雷。看懂之后然后呢？不知道。我是真的不知道。
女权主义走偏的背后支持力量---对罗翔，劳东燕为代表的进步法学的反思
本文旨在对近年来以罗翔、劳东燕教授等为代表的、主张“法律应主动向弱者倾斜”的流行思潮，进行一次根本性的法哲学与科学反思。本文将指出，此种将法律视作“实现正义的主动工具”乃至“矫正历史不公的倾斜性杠杆”的思维，实为一种深植于现代性的“理性僭妄”。它不仅背离了西方法哲学中更为古老与审慎的传统，更在根本上违背了二十世纪以来复杂系统科学的基本认知。本文将首先正本清源，从思想源流与科学原理两个维度进行批判，继而提出一套基于“敬畏”的、更为谦卑与可行的行动框架。上篇：双重批判——解构“哲学王”的蓝图一、法哲学批判（一）西方篇：从“代天行命”到“理性僭妄”罗翔们的理论根基来自西方，我们先来追朔西方源头。即便在西方，将法律视为可随人意“倾斜”的工具，首先就是一种深刻的历史性遗忘。西方法律思想的古老基石，源于一种对超越性秩序的敬畏。自然法思想与普通法的“宣示理论”认为，真正的法律如同自然规律，是源于神意或宇宙理性的客观存在秩序，需由人类谦卑地“发现”与“宣示”。布莱克斯通将普通法描述为王国中固有的存在，法官的职责仅是将其阐明。其核心智慧在于“代天行命”，承认存在高于人类意志的正义源头，并为世俗权力划定了禁区——“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然而，启蒙运动的“祛魅”摧毁了这一敬畏的根基。当“上帝死了”，留下的真空迅速被“主权者意志”和“人类理性”填充。法律实证主义完成了第一次僭越：法律沦为命令。随之而来的，是更深刻的第二次僭越：用理性武装的现代国家与法律，不自量力地接管了“救世”使命。法律不再满足于定分止争的古典职能，而被期望抚平一切创伤、纠正所有不公。这正是试图以立法在人间建造“没有上帝的上帝之国”。那些呼吁“法律天平应当倾斜”的现代“哲学王”们，正是这种理性僭妄的化身。西方保守派和进步派的争论至今任然不休，罗翔们却不加思索的引进法律能动主义，认为西方即是先进。二）东方篇：老子与韩非子的双重警示西方启蒙传统以理性僭越神性，而东方的古老智慧却从未陷入这种狂妄。恰恰相反，老子与韩非子从不同维度揭示了人类理性的边界与人性的冷峻——前者指向对“天道”的敬畏，后者指向对“人道”的正视。老子：敬畏天道与“无为”的法哲学老子是中国法律思想史上第一个提出“道法自然”的思想家。在老子看来，宇宙间存在一种超越人类意志的根本秩序——“道”。道并非人格神，而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本源性存在，是万物运作的客观法则。真正的法律智慧不在于“制礼作乐”的人为建构，而在于对“道”的敬畏与顺应。“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间的法度，不过是天道秩序在人世间的延伸与映射，而非人类理性凭空创造的产物。基于这种深刻的敬畏，老子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根本主张。这里的“无为”绝非消极不作为，而是“积极不干预”——听任事物遵循其自身秩序自然兴起，而不以人类有限的理性蓝图强加干涉。老子明确指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这正是哈耶克所激赏的“自发秩序”——社会是无数个体行动的产物，而非任何单个头脑可以人为设计的产物。老子对“有为法则”的无情批判，本质上与本文对“理性僭妄”的质疑异曲同工：那些自以为掌握了正义蓝图、试图通过法律“主动向弱者倾斜”的现代“哲学王”们，恰恰违背了老子“无为而治”的根本训诫。此外，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著名论断，揭示了一个更深刻的洞见：天地无所谓对特定对象的偏爱，它只是客观地运行自己的法则。任何试图以人类意志“倾斜”天道的做法，都是对人类有限性的遗忘。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中，追求所谓“向弱者倾斜”的“人间正义”，其后果往往适得其反——人类越是试图以自己的“仁慈”干预系统，系统越是以其冷酷的非线性后果回敬人类的傲慢。老子的智慧，为本文的批判提供了来自东方的哲学根基。韩非子：正视人性博弈与制度设计的冷峻理性如果说老子的智慧在于昭示“天道”的不可逾越，那么韩非子的价值则在于他对“人道”——尤其是人性博弈本质——的冷峻洞察。这位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以其惊人的现实主义，为本文的批判提供了来自东方的制度设计智慧。韩非子思想的核心，建立在对人性的清醒认知之上。他直指人性本质为“自利”，人皆“好利恶害”——君臣之间、父子之间甚至夫妻之间，本质上都是利益交换关系。这一预设，与本文所强调的“敬畏人性的博弈性”如出一辙：任何涉及重大利益的规则，必催生策略性套利，这不是道德败坏的问题，而是人性的底层逻辑。基于这种人性论，韩非子构建了“法、术、势”三位一体的制度框架。其中，“法”是公开颁布的成文法典，要求“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术”是循名责实、信赏必罚的治理技术；“势”则是确保制度得以推行的权力基础。更值得注意的是，韩非子以道论为理论核心，强调“法”的权威最终来源于“道”的客观品格，主张“因道全法”——法律之所以具有普遍约束力，正是因为它承载了“道”的客观性。这与本文所倡导的“敬畏制度的演化性”形成深层呼应：法律不是设计者的主观意志，而应成为具有客观品格的规则体系。韩非子关于“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的论述，对当代倾斜性立法提出了深刻警示。他认为赏罚标准必须适当——“奖赏是人们可以得到的，惩罚是人们可以避免的”。反观那些“向女性倾斜”的主张，如果倾斜意味着“降低证明标准”或“赋予诉讼特权”，那么被制造出来的就不是正义，而是一个人人皆可表演套利的利益场。韩非子的智慧在于，他从不幻想用“道德高调”替代“制度审慎”，他相信的是公开明确的法律、不打折扣的赏罚。这与本文下篇“做‘舞台搭建者’，而非‘救世主’”的功能定位若合符节：法律的角色不应是根据设计者的“道德直觉”对特定群体倾斜，而应成为一套客观、公开、可预期的规则体系。东西方合流：如果说西方自然法传统因启蒙的“祛魅”而堕落为理性僭妄，那么东方的老子与韩非子则从未失去这种双重的敬畏——对天道的敬畏与人性的正视。二者的思想合力指向同一个结论：真正的法治，既需要敬畏高于人类意志的客观秩序，也需要正视人性中不可避免的博弈性——而这两者，恰恰是那些呼吁“法律天平应当倾斜”的现代“哲学王”们，最缺乏的两种敬畏。二、现代科学批判如果法哲学批判揭示了其形而上学的傲慢，那么现代科学则从实证层面宣告了其方法论的彻底破产。复杂系统科学：宣告精密社会控制的原理性不可能。 社会是典型的复杂适应系统，具有非线性、涌现性等特征。控制论的“必要多样性定律”指出：控制系统的复杂性必须至少与被控系统相当。当这一条件被违反时，结果不是“效率低下”，而是系统性失控。黄石公园狼群扑杀、澳大利亚野兔引入——每一次拍脑袋的“科学管理”都引发了比不干预更严重的恶果。因为你无法用比社会更简单的立法条款，去控制社会的行为。而任何试图通过“倾斜性”立法达成理想正义的企图，在科学上等价于精确控制飓风。博弈论：揭示“善良规则”下的策略性反噬。 博弈论证明，在给定规则下，理性个体必然策略性地最大化自身利益。一旦法律明确向某一身份标签倾斜并赋予实质利益，就立即创设了强大的博弈激励。系统性的策略性表演与欺诈将是数学上的必然均衡。设计者制造巨大利益又想“精准帮扶”的理想，几乎不可能是稳定的纳什均衡。演化论与认知科学：否定静态设计与完全理性。 制度如同物种，是在与环境互动中演化的，绝非一次性的静态设计。同时，政策设计者自身受制于有限理性与认知偏差——过度自信偏差（高估自己预测后果的能力）、确认偏误（只寻找支持自己立场的证据）、可得性启发式（被个案情绪绑架）。卡尼曼所说的“无知的确定性”，正是理性僭妄的心理学根源。那些自信满满地宣称“法律应当向弱者倾斜”的学者，不仅无知，而且不知道自己无知。代理人基建模（ABM）的仿真结论： 多个独立研究团队的计算机仿真表明，在针对模糊身份标签（而非可验证客观状态）进行倾斜性政策时，长期演化结果惊人一致：短期表面“成功”（弱势群体收入上升），中期策略性表演者大规模涌入、真正弱者被挤出，长期社会信任崩塌或政策被暴力推翻。没有一次仿真出现“稳定、可持续的倾斜性正义”。ABM的结论来自数学推演，而非意识形态。任何声称“我们可以通过更精妙的设计避免这种结局”的人，都面临一个实证负担：请给出一个可重复的仿真证明。三、哲学王们的无能勤奋与搬弄是非禅宗有个很有名的公案：知云和尚与石头禅师行至江边，见船夫推船入江，压死不少虾蟹。知云追问：“这是乘客之过，还是船夫之过？”禅师答：“皆非其过。”知云大惑：“那究竟是谁之过？”禅师厉声喝道：“是你的罪过！ ——船夫谋生计，乘客为渡江，虾蟹为藏身，各安其位，本是无心之举。而你无中生有，自造是非，非要安立一个‘罪过’——这难道不是你的过错吗？”今日某些进步法学家，与知云如出一辙。看到任何不公现象，第一反应不是冷静分析“法律能否解决、成本几何、套利如何防范”，而是迫不及待地寻找“加害者”与“受害者”，用道德话语为一方站台，在复杂的社会因缘中硬生生切割出“压迫”与“被压迫”。本文并非主张无所作为、坐视不管——恰恰相反，真正负责任的“作为”，恰恰始于对人性博弈、制度演化、知识有限性的清醒认知。我们所批判的，是那种无中生有、搬弄是非的思维习性：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却制造了对立、收割了道德优越感，并将真正复杂的治理难题简化为一场“谁更正义”的口水战。而且他们不可谓不“勤奋”。著书立说、网络布道，以饱满的道德热情不断输出“法律应当向弱者倾斜”等话语。然而，这是一种“无能的勤奋”：用高密度的道德输出，掩盖其在制度设计根本问题上的系统性无能——拒绝追问筛查机制、执行成本、套利防范，回避复杂系统科学的基本结论。正是这种“无能的勤奋”与“搬弄是非”的思维习性，使其比任何蓄意的恶更具破坏力——因为蓄意的恶可以被识别、被抵御，而披着道德外衣的理性僭妄，却会裹挟着善意一路狂奔，直至坠入悬崖。他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道德激情，而是石头禅师那一声棒喝之后的“默然无语”——承认人类理性的根本有限性，承认自己的方案经不起追问。本文给出这个刺耳的诊断，不是为了羞辱，而是为了警醒：知云和尚的“谁之过”，本身就是最大的过。四、执行之困进步法学家们可以只画美丽图纸、就像家里装修请了不负责任的设计师从不考虑实际施工中承重墙与排水坡度等实际问题，自信握有理性蓝图，可以像工程师一样为社会“设计正义”，但如何落地呢？他们不管。施工的脏活累活与可能的结构性灾难毫不属于他们的范围，要么是基层执行不力，要么是民众愚昧跟不上时代，总之不是他们的错。我们就以国内争议最大的倾斜——对女性的倾斜为例，来看看按他们的图纸，干脏活累活的人怎么施工。第一层：筛查——谁是真正的弱者？“天平要向女性倾斜”。好，请问：谁是真正需要倾斜的“弱者”？家暴受害者是弱者。但一个脾气暴躁、也动手还击的女性算不算？一个长期遭受冷暴力、但没有物理伤痕的妻子算不算？一个经济依赖丈夫、但心理强势的妻子算不算？如果你不能给出可操作、可验证的定义，那么“帮助弱者”就只是一个空洞的能指。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或自己同情的一方装进去。而一旦你试图给出定义（比如“有三次以上报警记录”），问题又来了：那些一次都不敢报警的真正弱者被排除在外；而那些精于表演、善于制造记录的人则轻松入围。更致命的是，任何涉及重大利益的倾斜规则，都会立刻制造一个巨大的利益场。套利者和表演者会像闻到血腥的鲨鱼一样涌来。他们会学会哭泣、学会伪造伤痕、学会制造证据链。你拿什么分辨他们和真实的受害者？你分辨不了。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设计筛查机制。你只是喊了一句“要倾斜”，然后指望世界按你的道德直觉运转。第二层：执行——基层有能力执行你的精密制度吗？也许你会说：我们可以设计一套精密的筛查标准——需要调取三年内的报警记录、医院伤情鉴定、邻居证言、心理评估报告……好。现在请你到基层派出所看看。一个民警一天要处理几十个警情，他有时间、有精力、有专业知识去核查这些材料吗？还是说，他会本能地选择最省事的办法——看谁哭得大声、谁伤得更重、谁更会讲故事？一个法官一年要审几百个案子，他会认真审查每一份证据、排除表演的可能吗？还是说，他会依赖“经验法则”“政治正确”——“女性声称被家暴，大概率是真的”？你的制度越精密，执行层面就越无法执行。 任何复杂的规则，在进入基层后都会被简化为几项粗糙的“经验指标”。而这些指标一旦固化，就会成为新的套利靶点。这不是基层懒惰或者不想办好事，而是他们的资源，知识和能力根本无法完成你这种设计，并且如果你设计的越精细，套利者会越兴奋，因为真正的弱者甚至无法理解整套制度。你问：如何防止制度被简化和扭曲？答案是：无法防止。这不是执行者的错，而是任何自上而下制度的宿命。第三层：结果——你怎么证明你的制度真的帮助了弱者？好，就算你过了筛查和执行两关。你推行了倾斜制度，统计数字出来了：家暴防卫认定率上升了X%，性侵立案率提高了Y%。你满意了？可这些数字能说明什么？上升的可能是真实受害者，也可能是套利者。立案率提高可能是因为标准降低，也可能是因为执行者为了完成指标而放松审查。满意度调查？被救助者面对回访人员，会说出真实感受吗？还是出于感激、害怕、或不想麻烦别人而说“挺好的”？你也许会说：那我们派人深入社会，定期回访每个被救助的妇女。可你算过成本吗？司法系统有这个预算吗？回访本身会不会变成新的控制？回访者怎么判断“真正被解放”的标准？结果层是无法闭环的。 最终，你只能选择相信自己的道德直觉，相信“立案率上升=正义得到伸张”。这是一种信仰，不是证据。如果说以上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保障房套利等是过去，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个最新发生的现实：国补严苛规则下的套利常态。国家财政补贴设有客观标准（车型、发票、行驶里程）、层层审核与刑法威慑，然而审计署2024年报告显示：仅新能源汽车补贴领域，被抽查的13家车企中就有7家存在骗补，涉及数十亿元；2025年“以旧换新”补贴核查中，多省发现商家虚报交易、伪造信息，单省涉案千万级。连发票可查、车辆可验的领域都堵不住套利，请想象一下——当套利标的变成家庭财产分割、房产加名、彩礼返还、精神损害赔偿时，局面会如何？后者发生在高度私密、证据极易伪造的亲密关系之中。国补的教训已经提前写下了答案：任何产生可货币化利益的规则，无论设计多么精良，都会在博弈中迅速长出套利的荆棘。三层追问与国补的实证之后，剩下的并非净土，而是一个被制造出来的、巨大的利益场。在倾斜的初期，我们或许帮助了部分弱势的妇女，但是随后套利者便蜂拥而至，将亲密关系中的信任“兑现”为法律战场上的利益。每一分通过表演与策略获得的“补偿”，都来自被冤者的名誉、财产与亲情，以及整个社会信任网络的永久性损伤。而真正的弱势妇女，此时因为不懂表演、不懂流程，以及怀疑门槛的提高被排挤出了市场，并且这种以撕裂社会为代价的倾斜，是完全不可逆的，且绝非道德高调可以弥补。因为它伤害的是我们最基本的社会单元——家庭。而家庭背后联系着国家，无论是男性的集体退场，还是生育率、结婚率的崩塌，其重建都将无比艰难。结论：双重批判的汇流东西方哲学与科学的批判在此汇流，共同指向同一结论：相信凭借人类理性可以设计社会蓝图并通过法律强制实现“地上神国”的思维，是一种双重的虚妄。其根源在于缺乏三种根本的敬畏：不敬畏人性在重大利益前必然的博弈性；不敬畏制度进入现实后必然的演化与畸变；不敬畏人类知识在面对社会复杂性时的根本有限性。老子的“道法自然”与韩非子的“好利恶害”，从东方视角为这一结论提供了古老而冷峻的佐证。国补的套利数据与ABM的仿真结果，则从实证层面宣告了这种理性自负的破产。下篇：谦卑的智慧——基于“敬畏”的实践框架批判之后，必须建设。真正的智慧，在于重拾敬畏：既要敬畏高于人类意志的客观秩序，也要敬畏社会自身演化的、涌现的智慧。法律的角色应从“理性工程师”的幻想中退出，回归其更谦卑、更坚实的本分。一、哲学基石：三种不可违背的敬畏敬畏人性的博弈性：承认趋利避害是本能，任何涉及重大利益（尤其是家庭财产、核心权利）的规则，必催生策略性套利。这是所有制度设计的起点，而非可忽略的干扰。敬畏制度的演化性：承认制度一旦进入现实，必会被简化、异化、腐蚀。设计者必须预设其畸变，并为之设置凋亡与纠错机制，而非妄想一劳永逸。敬畏知识的有限性：承认我们无法确知谁是“真正的”弱者，无法全盘预测政策的长期连锁反应。必须放弃“全知全能”幻觉，以试错与监测的心态推进。二、核心原则：社会行动的四大铁律任何旨在“帮助弱者”的社会行动，必须遵循一条核心智慧：让对真正需要帮助者而言是无价之宝，而对套利者而言是鸡肋。清晰的识别：必须基于“客观可验证的情境与行为”（如特定伤害证据、严格经济审查），而非模糊、永久性的身份标签（如性别、种族）。这是防止目标偏离与资源错配的第一道防线。精准的帮助：必须提供“赋能”与“服务”（如技能培训、法律援手、心理支持），而非直接给予“可货币化的利益”或“诉讼特权”（如赔偿金、财产优势、降低证明标准）。这是避免制造套利标的核心。有期限的扶持：必须预设“终点”与“退出机制”。任何特殊政策应自带“日落条款”，以防止制度僵化与福利依赖。社会总成本有限：必须预先计算并公开承认政策的直接财政成本、间接经济成本，以及最根本却最易被忽视的——社会信任成本。在诸多成本中，社会整体信任成本的撕裂最为隐蔽，也最为致命。以“向女性倾斜”为例：女性占人口的一半，任何以性别为标签的倾斜性政策，无论初衷多么善良，都在事实上将一半人口划为“被倾斜方”，另一半划为“承担倾斜成本方”。这种制度化的身份对立，必然催生男女两性之间的猜忌、对立与敌意——男性感觉被污名化、被剥夺，女性则被固化为“永恒的受害者”。亲密关系中的信任一旦被系统性腐蚀，其后果远超任何政策所能带来的那点“帮助”：婚姻变成博弈，生育变成风险，合作变成算计。当一项政策以撕裂社会最基本的信任纽带为代价，去换取对某一群体微小的、往往被套利者截留的“帮助”时，其净收益几乎必然是负数。三、重新定义“帮助”：赋能、清障、托底在展开具体路径之前，必须回答一个根本问题：本文是否反对“帮助弱者”？绝不。我们批判的只是那种以破坏规则普遍性、制造法律特权为代价的、自上而下的道德倾斜。真正的帮助，需要被重新定义。帮助不是施舍，而是赋能。直接货币化的利益（赔偿金、财产优势、降低证明标准等）必须慎审对待，而真正的帮助，是提升弱者自身的能力——技能培训、教育机会、法律援助、心理支持，使其从“被保护者”成长为“自立的个体”。帮助不是倾斜，而是清障。 法律不应为某一身份标签设置特权通道，而应拆除普遍存在的、客观可验证的障碍——如明确歧视行为、保障基本程序正义、提供底线救济。清障之后，让个体在公平规则下自行竞争。帮助不是包办，而是托底。 法律无法替代个体的生命责任。社会能做的，是确保没有人被彻底抛弃——基本生存保障、紧急避险通道、公平的教育与医疗起点。托住底线之后，剩下的路必须由个体自己走完。四、历史唯物主义的回响：力量从来不是恩赐的上述定位，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洞见高度一致。纵观历史，无论是工人运动还是妇女解放运动，那些真正改变弱者命运的时刻，从来不是来自于资本家的良心发现，也不是来自于男性的道德恩赐，更不是来自于某条“向弱者倾斜”的法律条文。工人阶级的崛起，不是因为工厂主突然“仁慈”地提高了工资，而是因为工人组织起来、罢工、谈判，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熟练工人变得不可或缺，因为他们的被需要价值倒逼了制度的改变。妇女获得选举权、受教育权、就业权，不是因为男性立法者“开恩”，而是因为工业化将女性大规模卷入社会生产，因为战争让女性证明了自身的能力，因为她们在经济与社会中的实际力量迫使旧秩序不得不让渡空间。法律在这其中的角色是什么？是事后确认，而非事前创造。法律可以加速旧特权的瓦解，可以巩固已经发生的权力转移，但它无法凭空“赋予”一个群体它自身不具备的力量。那些指望通过“倾斜性立法”直接赐予女性优势的主张，恰恰颠倒了因果关系：不是法律让弱者变强，而是弱者变强后，法律才可能有所作为。因此，本文的核心主张——赋能而非施舍、清障而非倾斜、托底而非包办——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在法治领域的必然推论。真正的慈悲，是帮助弱者获得自己的力量，而不是永远做规则的“被倾斜者”。因为任何由他人赐予的特权，也随时可以由他人收回。唯有扎根于自身生产力与被需要价值的解放，才是不可逆转的。五、不可逾越的红线：不制造可套现的巨大利益场上述“精准的帮助”原则，指向一个更根本的禁令：法律与政策的设计，必须避免创造任何可以“低成本、快速、大规模”转化为货币收益的套利标的。 帮扶不能变成一张可以直接兑现的支票。历史上和珅在灾民粥里撒沙子的典故，正是这一智慧的极致体现。粥里掺了沙子，投机者嫌弃“不值得”而退出，但真正饿到濒死的灾民仍会喝——因为对他们而言，活下去比口感重要。沙子的功能不是剥夺帮助，而是过滤掉那些不是真正需要的人。将此智慧转化为现代政策语言：任何帮扶措施，如果以“直接给钱”“降低证明标准”“赋予可货币化的诉讼特权”等形式出现，就等于在粥里撒了金子而非沙子——它会吸引无数套利者蜂拥而至。相反，好的帮扶设计，应当让收益形态难以快速套现（如技能培训、心理支持、法律援助服务），或者让套利成本远高于套利收益（如要求严格的客观证据、设置较长的审核周期、将收益转化为不可转让的非货币形态）。反面的教训已经足够多。国补之所以套利严重，正是因为补贴直接以“现金返还”“购车抵扣”等可货币化形式发放。同理，在家庭法领域，如果“向女性倾斜”表现为“离婚时女性无论如何就该多分财产”，那就是在制造一个巨大的货币化套利场——婚姻变成了一场谁更会表演的博弈。而如果帮扶让套利空间极小，收益无法快速变现，且需要付出真实的时间和精力成本，就是相对好点。六、正面案例：对象明确、套利可控、社会影响小那么，是否存在相对可接受的倾斜性措施？答案是肯定的，但必须满足求助对象明确、套利可控、社会影响小、受益群体人数相对有限这四个条件。以下几个例子可以作为参照：贫困地区高考考生加分政策。这项政策的对象非常明确：户籍和学籍均在划定贫困地区的学生，且有严格的资格审核与公示程序。套利成本极高——要想骗取加分，需要提前数年将户籍迁入贫困地区、在当地完成学籍、通过层层公示和监督，稍有不慎就会被举报。受益群体占全国考生比例较小（通常为几个百分点），加分幅度有限（通常为5-20分，而非直接录取），不根本性地破坏分数线的普遍性。虽然仍存在少量套利案例（“高考移民”），但其规模远小于国补等货币化政策，且持续被纠错机制打压。孕期妇女的劳动保护。劳动法规定不得解雇孕期女职工、不得安排重体力劳动和夜班。其对象清晰——需要医学证明的孕期状态，套利空间有限——孕期有明确的时间窗口（约9个月）和可核查的医学证据（产检记录、出生证明），且保护的是“特定生理状态”而非永久身份标签。受益群体虽大，但每名女性一生中受益时间极短，且利益形态是非货币化的（工作岗位保留、劳动条件改善），难以直接套现。未成年被害人的司法保护。在司法程序中为未成年被害人提供作证庇护、法律援助、不公开审理等特殊安排。其对象明确——以年龄为标准，套利空间极小——儿童身份难以伪造，且利益形态为服务而非现金，无法快速套现。社会共识度高，几乎无人反对。这些案例的共同特征在于：它们不是基于模糊的身份政治（如性别、种族）进行永久性倾斜，而是基于客观可验证的、临时性的状态（贫困地区户籍学籍、孕期、未成年）提供有限度的便利。其倾斜的幅度小、期限短、对象清晰，因此套利者难以大规模涌入，对社会普遍规则的侵蚀也极为有限。相反，那些以“性别”为标签的永久性倾斜（如“女性在离婚财产分割中自动多分”“降低女性在家庭暴力案件中的证明标准”），因其对象模糊（谁是“真正的弱势女性”无法客观界定）、套利空间巨大（表演成本低、收益高）、受益群体占人口半数（影响范围过大），必然陷入上文所述的套利黑洞与信任崩塌。七、可行路径与必须接受的“无奈”在以上原则和案例的基础上，帮助行为应遵循以下路径：从“分配正义”转向“程序正义与赋能”：尽可能避免创造“套利标的”，帮助的形态应是提升能力、扫清障碍，而非直接分配利益。在“不破坏普遍性”的前提下操作：帮助的设计应尽可能不破坏规则的抽象性和普遍性外观。上文列举的正面案例——高考加分、孕期保护、儿童司法保护——均是在不根本动摇普遍规则的前提下，针对小范围、临时性状态做出的有限调整。设立“防火墙”：坚决不降低核心司法程序的证明标准；警惕任何制造“法律身份特权”的话语与立法。同时，必须痛苦地承认：在上述限制下，许多在道德上令人心碎的个案，将无法通过法律得到“满意”的救济。一个遭受家暴但无法提供“完美证据”的女性，可能无法获得她所期望的判决；一个因贫困而无法获得优质教育的孩子，高考加分未必能彻底改变他的命运。法律体系的功能是有限的——司法是解决社会争端的最后一道防线，且功能有限。它擅长处理事实相对清晰、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问题，但拙于处理情感纠葛、历史积怨和复杂的人际伤害。很多伤痛，需要家庭、社区、心理咨询、社会支持网络等非法律机制来共同修复。接受这一限度，不是冷漠，而是一种在认清人类理性与制度能力之边界后，所必需的、深刻的成年人的责任感。结语本文的批判，并非针对“保护弱者”这一目标本身，而是直指那种企图通过破坏规则普遍性、制造法律特权、以浪漫蓝图替代复杂实践的危险方式。那些只负责道德正确、不承担任何后果的“图纸设计师”，其缺乏敬畏的轻率言论，正在系统性地腐蚀社会信任的根基。一个文明社会当然应关怀弱者。但真正的慈悲，是理性的慈悲；真正的正义，是系统的正义。它要求我们在每一次充满善意的冲动之前，都进行慎审的自我审问：你的筛查机制何在？你的执行成本几何？你如何验证结果？你，又是否准备承担所有未曾预见的代价？在这之后，才开始你带有责任感的善意。历史唯物主义早已告诉我们：弱者的真正解放，根本力量源于自身力量的增长，而非来自他人的道德恩赐。法律的角色，不是替弱者倾斜天平，而是把公平的天平摆正，然后退后一步——把舞台让给那些正在积蓄力量的、真实的、活生生的弱者自己。文明社会能做的，是确保没有人被彻底抛弃。
你发现没有？2026年的年轻人，突然集体“不爱花钱”了。我表妹月薪8000，上个月居然存了4000。我问她怎么做到的，她翻了个白眼：“就是不想花了。以前觉得年轻就该对自己好一点，现在发现，银行卡里的余额才是真正的安全感。”这还真不是个例。2026年一季度，年轻人储蓄率创近五年新高，而外卖、奶茶、冲动购物的订单量却在持续下滑。豆瓣上有个“丧心病狂攒钱小组”，成员超过800万人，每天讨论的不是怎么省钱，就是怎么存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低欲生活≠躺平，是另一种清醒很多人一提“低欲生活”，就联想到“躺平摆烂”。但我观察了一圈发现，选择低欲的年轻人，恰恰是活得最清醒的一批人。他们的日常是这样的：不追新款手机，一部用5年以上；衣服只留基础款，全年不买新衣；不点高价外卖，自己做饭，月生活费控制在500元以内。听起来很苦？但人家精神状态反而比以前好了——不用每天算花呗账单，不用月底靠泡面度日，不用因为一次意外就陷入财务危机。社科院2026年发布的《青年生活状态监测报告》说得很清楚：低欲生活是年轻人主动选择的理性生活方式——不被消费主义绑架，不盲目内卷内耗，精简物质需求，守住内心安稳。低欲≠躺平。躺平是不努力、不负责；低欲是认真工作、踏实生活，只是不再被世俗标准绑架。二、他们到底在怕什么？年轻人选择低欲生活，表面看是“省钱”，背后其实有三个深层恐惧。第一，怕努力白费。2026年高校毕业生1270万，创历史新高。16-24岁青年失业率16.1%，也就是说每四个年轻人里，就有一个还在求职路上挣扎。我认识一个28岁的程序员，连续加班36小时，晕倒在工位上。醒来后他想了很久：“我拼命工作到底为了什么？买更大的房子？开更好的车？这些真的能让我快乐吗？” 出院后他辞职过上低欲生活，每月开销4000块都不到，反而觉得整个人轻松了。第二，怕负债压身。前几年消费主义话术满天飞：“女孩子要对自己好一点”“年轻就要及时行乐”。结果呢？花呗、信用卡、网贷轮番用，工资刚到账先还账单，月底瞬间清零。一次意外就能彻底击垮：一场小病、一次裁员、家里急事，毫无积蓄的年轻人瞬间慌了手脚。经历过消费主义的毒打，年轻人终于清醒了——透支未来换来的快乐，都是假象；握在手里的存款，才是成年人最大的底气。第三，怕生活失控。2026年，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经济波动、职场裁员、物价上涨……年轻人发现，生活越来越不可控，意外和明天不知道哪个先来。没有稳定工作、没有足够存款、没有兜底保障，一旦遇到变故，瞬间陷入绝境。低欲生活，就是他们对抗不确定性的武器：降低欲望，减少需求，精简生活，才能降低风险，守住安稳。三、新消费哲学：该省省，该花花但省钱不代表降低生活质量。2026年年轻人的省钱方式，比上一代人聪明多了。我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年轻人在某些领域省钱省到极致，但在真正在乎的领域却毫不手软。比如，不喝奶茶，但舍得买200块的游戏皮肤。不点外卖，但愿意花300块看一场演唱会。不换新手机，但健身房的年卡毫不犹豫。这种“该省省、该花花”的消费哲学，比以前的“精致穷”理性多了。此外，信息差变小，薅羊毛成为必备技能。什么平台优惠券、会员日折扣、积分兑换，年轻人门儿清。我认识一个深圳女生，专门研究各种薅羊毛技巧，去年一年光返利就省下7000多块。她说：“省钱也是一种能力，证明你脑子好使。”二手经济也在崛起。闲鱼、转转的活跃用户数创下历史新高，其中25-35岁年轻用户占比超过60%。买二手不等于穷，而是一种更理性的消费态度——电子产品的贬值速度太快，买二手能省30%-50%；家具家电的二手性价比更高。写在最后2026年的年轻人，正在用行动重新定义什么叫“人间清醒”。他们不再被消费主义裹挟，不再用物质证明自己，不再活在他人的眼光里。他们学会了与欲望和解，与焦虑共处，与不确定性做朋友。有人说这是“生活降级”，但我觉得这是“认知升级”。当房子不再是稳赚不赔的投资，当工作不再是铁饭碗，当“努力就有回报”变成一句空话，年轻人唯一能抓住的，就是手里的存款和内心的平静。低欲生活，从来不是妥协，而是他们在不确定的时代里，给自己筑起的一道防火墙。那么问题来了——你是选择继续“精致穷”，还是开始“人间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