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刷到这条的时候我一口茶差点喷手机上。不是激动，是堵得慌。从三月十号出事，到三月十一号抓人，再到三月二十一号报请核准，然后一直等到现在最高检点头——这几个孩子杀人的时候十二岁多，不满十四，按老早的规矩这个岁数捅破天也就是训诫一顿、家长领回家、档案一封，过两年谁都不记得。现在不一样了，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摆在那儿，得最高检一家一家地核准，才能把人拉进刑事程序里。这一步走出来了，是好，但你说我心里舒坦吗？一点儿也不。 我不赞同现在网上那种“终于正义了”的欢呼。真的，冷静想想，这案子走到今天靠的是什么？是全国人盯着。是一拨一拨的转发、热搜、骂声，是无数人拿着手机在评论区吼。你要是个普通农村孩子死在被窝边上，家里没个会说话的、没个懂网络的、媒体不来，这事能不能走到最高检那一关？我不敢说不能，我也不敢说能。法律是死的，流程是死的，但流程是人在推的。没人推，它就是一张纸在抽屉里躺着。 我表姐在县里初中教语文，教了十七年。她跟我讲过一件事，我到现在想起来还后背发凉。她说有一年班里一个男孩天天被三个同学堵厕所，拿拖把杆抽，抽完了还让他自己擦地上的血。孩子回家不说，他妈后来发现孩子洗澡不肯脱衣服。她找班主任，班主任说“孩子之间闹着玩”，她找年级主任，年级主任说“没有证据不好处理”，她报警，派出所来了俩人，问完话让孩子“以后有事告诉老师”，就走了。后来呢？后来那孩子转学了。转学就完事儿了。那三个打人的，一个进了重点高中。我表姐说她那天在办公室哭了半宿，第二天照样七点二十站讲台上讲课。她说她现在看到学生打闹都不敢多管，管多了家长来学校闹，校长找她谈话。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所以邯郸这案子，我最想骂的不是那三个孩子。十二三岁的孩子能干出这种事，肯定不是一天两天长出来的。是家里没人管？是手机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天天灌？是在学校已经欺负人欺负了半年一年，老师看不见、看见了也不想管？还是管了没用，家长来了句“我家孩子我知道，不可能”？我不想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但我知道一点：一个孩子敢把同学骗出去、动手、还想着埋了，这不是冲动。这是心里早就没那个“怕”字了。不怕老师，不怕家长，不怕警察，也不怕死。那这个“怕”是谁给他拿走的？ 我看评论区一堆人喊“死刑”。我理解，真的理解。换了是我家孩子，我可能比他们喊得还难听。但是我说句不好听的，咱们得先把法律这块儿捋清楚。不满十八岁，死刑是判不了的，这个不是今天才有的，也不是最高检说了算的，是写进刑法的，动这个得人大开会。这三个孩子就算按故意杀人罪顶格判，也判不到死刑。大家骂归骂，心里得有个数，别到时候判下来一看不是死刑，又骂法院骂检察院，那就骂错人了。 还有人吵“无期还是有期徒刑”。按现在的规矩，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能判的最重就是无期。真要判无期，那也是这三个人这辈子基本交代进去了，出来的时候四十多，人生最好的年纪全在里面。有人说这不够，有人说这已经够了。我自己的看法是：判多少年我其实没那么在乎，我在乎的是那个“核准”的开关是怎么按下去的。这次是按了，因为全国人在看。下次呢？下下次呢？这个才是要命的地方。 还有个事我特别想吐槽。文章最后那句“进一步加大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力度”，这话我听了不下五十遍了。每次出大事，结尾都是这句。加大，加大，怎么加大？谁去加？哪个部门加？加到哪一步算加大？我老家那个镇上，初中有两千多个学生，专职心理老师一个，还兼着教政治。留守的孩子一大半，爸妈在广东、在浙江，一年回来一次。爷爷奶奶管不住，手机想玩就玩，夜里刷到两三点。这种地方你跟我说“加大预防”，拿什么加？多贴两张海报？多开一次班会？开完班会孩子该干嘛干嘛。 我不是要黑谁，我就是烦那种说完了就完了的话。真要预防，就得有人在具体的地方干具体的事：班主任发现孩子身上有伤必须上报，不上报要担责；学校发现霸凌不能“内部处理”和稀泥；家长把孩子扔在家里一年到头不打电话的，村里得有个人上门问问；派出所接到孩子报案的，得留档、得回访，不能问完话拍拍屁股走人。这些都是笨活儿、累活儿，没人愿意干，也出不了成绩。但不干这些，就永远有下一个王某某。 说回这三个孩子本身。有人讲“他们也是孩子，要给机会”。我给不了。不是我心狠。你想想那个被杀害的孩子，他有没有机会？他连长大的机会都没有了。我也不是说要拿他们当畜生对待，该走的程序走，该给的权利给，辩护律师该有还是有，这是法律的体面，不是给他们的恩赐。但“给机会”这三个字，麻烦先给受害者家里留一份。人家孩子没了，还得在法庭上听对面律师说“被告人年幼、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你想想那是什么滋味。 我还看见有人说“这案子判了也没用，震慑不了”。这话我也不完全同意。有用没用，得看后面。真判了，真进去蹲了，至少在那些正在欺负人的小孩脑子里能钉进去一根钉子。哪怕只钉进去一根，也比现在强。现在很多小孩是真不知道害怕，觉得“我才十三，杀人都没事”。这种念头一旦有了，你指望他自己良心发现？鬼才信。 我自己小时候也被堵过。初二，放学路上，俩比我高一头的男生拦住我要钱，五块。我给了。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怎么跟我妈说，最后没说，怕她跑到学校去闹，闹完了我在班里更待不下去。那阵子我每天绕远路走，多走二十分钟。现在回头看，五块钱的事，屁大点事。但我记得那种感觉，记得那种“没人能帮我”的感觉。所以我看见这种新闻就格外上火。孩子在学校里受了欺负，他能找谁？他找老师，老师让忍；他找家长，家长说你惹人家干嘛；他找同学，同学怕被连累。最后他就一个人扛着。扛到哪天扛不住了，要么自己出事，要么别人出事。 所以我最想说的是，别光盯着这三个孩子的判决。判决是终点，前面那条路才是关键。三月十号之前，有没有哪个老师看见过什么？有没有哪个同学知道点什么？有没有哪个家长听过孩子回家念叨过谁谁谁被打了？这些“有没有”，才是真正决定这条新闻会不会有下一集的东西。要全是“没有”，那就完蛋了，说明我们这套东西全是摆设。 最后再说一句可能挨骂的话。我不太信“重判就能吓住人”这套。吓住的往往是本来就不敢干的人。真敢动手的那批，脑子里压根没算过成本。真想少几个这样的案子，光靠法院那把锤子不够，得靠学校里那些啰嗦的班主任、靠村里那些爱管闲事的邻居、靠那些愿意接孩子电话的爹妈。这话听着特别没用、特别鸡汤，但它就是实话。锤子落下来的时候，人已经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