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槽，翻到这篇1959年的文章，我愣了半天。薛暮桥老先生要是知道六十年后有人对着“按劳分配”四个字吵成狗，不知道会不会气得把茶杯摔了。不过说真的，把马克思那段“消费品的分配是生产条件分配的后果”搬出来当开头，那个年代敢这么直愣愣写的人不多。但我就奇了怪了，他一边说社会主义取消了资本主义假平等，实现了真平等，一边又说“资产阶级式的权利”还留着残余，这话怎么读怎么拧巴。你说平等吧，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最后家里人口多的照样穷得叮当响；你说不平等吧，人家又确实没剥谁削谁。这不是自己抽自己脸吗？哦，我知道，理论上是过渡，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可这“低级”低到什么时候是个头？文章通篇没提一句具体例子。农民公社里干一天活记几个工分，跟工厂里八级工资制，那能是一个“劳动数量质量”吗？他说的复杂劳动简单劳动多得一点，谁来判断复杂简单？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在那儿摆着，一个清华毕业的工程师跟一个扫地的老大娘，叫“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差别”，可生产队里那个记工员，凭什么比下地干活的老把式多拿俩工分？就凭他会拨算盘？这种事放今天都能吵翻天，放1959年，谁敢吱声？真有敢吱声的，早给安个“资产阶级思想”帽子批斗了。所以我说这篇文章写得好，好就好在它把该说的道理说了，不该说的矛盾也露馅了——“资产阶级式的权利”这个说法，我倒觉得不是马克思骂人，是薛暮桥自己心里发虚。他一方面得说按劳分配比资本主义公平一百倍，一方面又知道这个“公平”底子里还是拿劳动换钱，跟那个“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商品逻辑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要是真觉得这东西天经地义，何必强调“在平等基础上保留着一定程度的不平等”？这不就是承认了嘛！承认了又不敢说透，只能往“生产力不充分发展”上推——生产力它招谁惹谁了？什么时候才算充分发展？一万年够不够？毛时代搞大跃进，天天嚷着“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食堂吃垮了，饿死人，那不就是把“按需分配”提前硬上弓，最后真“按”不动了吗？薛暮桥写这篇东西的时候，大跃进还没凉透呢。你品，你细品，他这话里话外是不是在跟那帮冒进的人唱反调？他说“劳动对人们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负担”，这话放1959年，谁信？那时候宣传画上农民笑成一朵花，说劳动是光荣是快乐，你跟我说“沉重负担”？这不是拆台吗？但拆得好，拆得妙，拆得那些吹牛皮的鸦雀无声。真话有时候就是难听，难听也得有人说。不过我又想，他说的“证券”就是工资，那工资是不是就真按劳动数量质量发了？我给你讲个事儿，我爷爷当年在厂里，八级钳工，手艺绝了，带出来的徒弟都当车间主任了，他还是八级，为啥？因为评级那年他嘴笨，不会跟领导表功，名额被一个会拍马屁的顶了。你说这叫按劳分配？这叫按“领导印象分配”。后来改革开放，计件工资了，多干多拿，我爷爷眼睛一亮，说这才叫天理。结果干到五十岁，眼睛花了，手也抖了，干不过二十岁小伙子，工资立马掉下来。他倒没抱怨，就说了一句：人老了，就不值钱了。我当时小，不懂，现在想想，按劳分配这四个字，背后全是人血汗跟眼泪。“有劳动能力而不劳动的不能参加分配”，这话听着硬气，可那些因为工伤断了手、得了尘肺病的工人，他们有劳动能力吗？没有。那他们活该饿死？薛暮桥没提。当然，有人会说有福利保障，有集体福利事业，可那会儿的集体福利是啥？厂里分个宿舍都得论资排辈，更别提大病小灾了。所以说，按劳分配理论上很美，实操起来全是缝，缝里塞的是权力、关系、运气、出身。再往深里说，薛暮桥引用马克思那句“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后果”，生产资料公有制了，生产条件人人有份，听起来多好？可公有制里谁说了算？厂长跟工人，都是劳动者，但厂长能决定你这个劳动“质量”怎么评。工人代表开会？那会儿工会就是个发毛巾的组织。生产条件分配不均，消费品的分配能均得了？他把资产阶级骂了一通，说人家利润按资本多少分配，可他没想想，社会主义社会里，除了工资，还有各种隐性的“资本”——你是干部，你能分到大一点的房子；你爸是领导，你能进好学校；你在城里，你有粮票肉票，农民连饭都吃不饱。这玩意儿不叫资本，叫特权。特权比资本还恶心，资本至少明面上承认“我挣的就是我的”，特权却是披着“公有”的皮，干着“私吞”的勾当。薛暮桥肯定知道这些，但他没法写，写了就得倒霉。他能兜个圈子说“资产阶级式权利残余”，已经是胆肥了。要我说，这篇文章最狠的一句是“还必须让人们根据自己的收入省吃俭用地来安排自己的生活”。省吃俭用，这四个字真是直戳肺管子。啥叫省吃俭用？不就是告诉你，即便社会主义了，即便没有剥削了，你还是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意思么？那跟资本主义底下的工人有啥本质区别？区别当然有，那边给资本家具乐部当燃料，这边给自己家攒家底，但眼前的日子不都是紧紧巴巴的？他说的“为自己的劳动”和“为社会的劳动”，社会扣掉的那部分拿去搞集体福利和扩大再生产，可问题是，扣多少？谁定的？凭什么我干一天活，十个工分里要扣掉三个拿去建钢铁厂，建出来的钢铁厂是造拖拉机还是造炮弹，我问都不能问一句？1959年那会儿，全民大炼钢铁，好好的锅砸了去炼一堆废铁，那不也是“为社会劳动”么？为社会就是为废铁？真服了。所以我现在看这个按劳分配，总觉得它就是个理想化的模型，拿尺子量得清清楚楚，可一落到地上，地上是泥巴，是坑坑洼洼，尺子根本放不平。他提到“劳动还比较长、强度还比较高”，还说是“沉重的负担”，搞得好像等到机械化了，自动化了，劳动变轻松了，按劳分配就能完美执行似的。扯淡。你看现在，程序员996，送外卖的风里雨里跑，流水线工人站十二个小时，哪一样是轻松的？自动化的工厂反而让工人更像机器上的螺丝钉，计件工资算到小数点后两位，一泡尿的工夫都可能扣钱。这叫按劳分配？这叫按“剩余价值榨取率”分配！当然你会说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咱们讨论的是社会主义。那我问你，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企员工，考勤打卡、绩效评分、末位淘汰，哪个不是按劳分配的现代化变种？变来变去，那点工资除去房租吃饭养孩子，还能剩下啥？薛暮桥说“劳动者所获得的，至多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生活”——他这句话本来骂资本主义的，结果放今天，多少打工人看了不得哭出声？马克思要是活过来，看见那些天天喊着“多劳多得”的资本家老板，估计也得笑死。不是笑老板，是笑这话被偷走用了几十年，还他妈挺好使。不过话说回来，薛暮桥有一点讲得在理：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原则真是顶天立地。你看现在那些躺平的、啃老的、炒币的，要都是按劳分配，他们早饿挺了。还有那些明星，一部戏片酬几千万，他提供的劳动是啥？是陪导演睡觉还是抠图？我真想把他拉到生产队里去，让他按工分领大米。可惜啊，按劳分配在娱乐圈就是个屁，人家按脸蛋分配，按流量分配，按资本分配，就是不按劳动。薛暮桥要是能活到今天，看到这光景，不知道会不会把“资产阶级式的权利”这句话改成“资产阶级式的性权利”。扯远了。我其实想说的是，这篇文章放在1959年，有它的战斗性——在那个放卫星吹牛皮的年代，能把“按劳分配”跟“资产阶级式权利残余”联系起来，等于是在提醒那些狂热的脑子：哥们儿，咱们还没到共产主义呢，别做梦了，老实干活，别指望白吃。可放在今天，这文章又有点不够劲。他给的四个理由——产品不丰富、劳动时间长、劳动能力有差别、头脑有资产阶级狭隘观点——哪一条现在过时了？全都过时了，又全都没过时。产品确实丰富了，但丰富的产品卖不起价，房子车子手机，哪个不是吸血的？劳动时间倒是法律上缩短了，实际上呢？微信一响，工作就来了，24小时待命，这叫缩短？劳动能力差别依然在，但差别被教育内卷放得更大，鸡娃鸡出来的“复杂劳动”，跟六十年前的“复杂劳动”根本不是一回事。头脑里的“资产阶级式权利狭隘观点”？我看大家脑子里全是“按闹分配”“按关系分配”“按命分配”的算计。所以你说这文章有没有价值？有价值，它是面镜子，照出理论跟现实之间的那道沟。但你真拿它指导生活？拉倒吧。我舅在国企干了三十年，去年退休，退休金四千。我表弟研究生毕业，进了私企，天天加班到十点，工资一万二，还了房贷剩两千。这俩人，一个按工龄分配，一个按“奋斗”分配，哪个是薛暮桥嘴里的按劳分配？谁也说不清。社会就是这么个社会，名义上都是按劳分配，实际上满嘴都是生意。我有时候想，与其纠结按不按劳，不如想想按劳之后那笔“为社会的劳动”到底去哪了。文章说归社会保管，用于集体福利扩大再生产，这个“保管”可真够黑的。保管得好了，你退休有养老金，生病有医保，孩子上学有补贴；保管得不好，那就是产能过剩的水泥路、烂尾的开发区、公费吃喝的发票。薛暮桥当年肯定觉得，国家是人民的，社会是人民的，社会保管就是人民保管，不会有蛀虫。可现实教做人啊，有些保管员，比地主老财还能糟践东西。我不是说公有制不好，也不是说按劳分配错了，我是觉得，光强调按劳分配，不强调监督那个“社会保管”的人，最后全白搭。你把劳动成果交上去，指望人家给你盖学校医院，人家拿去盖办公楼买豪车，你连个屁都闻不着。这年头，谁还敢把劳动成果全交上去？所以才有那么多私营企业，那么多个体户，大家宁愿自己干，自己攒，也不愿意让那个“社会”来保管。这到底是谁的锅？薛暮桥写文章那会儿，估计做梦也想不到，几十年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会自发地往“资本主义”那边跑。这能怪老百姓觉悟低吗？不能，是你那“按劳分配”的账，压根没人算得清。我看完这篇文章，脑子里一直转着那个词——“证券”。他说劳动者领一张证券，换消费品。这话朴素得可爱，好像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个巨大的食堂，你干活给饭票，饭票换馒头。可现实是，证券变成了银行卡，银行卡里的数字被通胀一点一点咬掉；证券变成了公积金，你取出来得等到退休，或者得编个理由骗银行；证券还变成了积分，落户积分、纳税积分、信用积分，积来积去，你发现一辈子都在给系统打工，系统还嫌你不饱和。薛暮桥要是年轻五十岁，拿着他的“证券理论”去打工，估计也会被老板忽悠着把工资掏出来买公司内部股票，然后眼睁睁看着股票当废纸。所以说啊，按劳分配不是不好，是太好了，好到咱们这些俗人配不上。你想想，得有多纯洁的人，才能做到“提供劳动要取得报酬，领取生活资料要支付代价”而不在心里骂娘？得多有理性的人，才愿意承认自己笨手笨脚所以少拿钱，还心悦诚服？反正我做不到。我要是开公司，我肯定想让员工按劳分配，多干多拿，少干滚蛋，最好天天把“能者多劳”挂嘴边。但我要是员工，我就想按需分配——我缺钱，钱就给我；我缺房子，房子就分我。这不就是人性么？社会主义要跟人性对着干，那不碰得头破血流才怪。薛暮桥说“劳动人民头脑中还有资产阶级式权利的狭隘观点”，这话搁现在，相当于说“你们这些人觉悟太低，不配按需分配”。说得对不对？对。可你要是把所有人都想成圣人，那你还建什么社会主义？直接建天堂得了。我倒是觉得，马克思那句话应该反过来说：生产条件分配的后果，从来不只是消费品的分配，更是权力的分配。谁掌握生产资料，谁就能决定“劳动”怎么被定义、被计量、被定价。公有制把生产资料交还给人民，可人民这个概念太大了，具体到工厂里，就是厂长和书记说了算；具体到公社，就是支书和生产队长说了算。他们也是劳动者，但他们劳动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能多拿一点“管理劳动”的报酬。问题在于，管理者凭什么自证他的劳动比钳工、比农民更复杂、更有质量？凭文件？凭会议？凭那个亩产万斤的汇报？薛暮桥在文章里把复杂劳动简单劳动说得轻巧：“复杂劳动比较简单劳动多得一点报酬”。这话现在听着，跟“资本家的风险大所以利润高”一样，都是为既得利益者背书的漂亮话。我有个朋友是写代码的，天天嚷嚷自己脑力劳动多累，说楼下保安大爷就站那儿看门，凭什么跟他拿差不多的时薪？可有一天保安大爷救了个中暑的小孩，动作那叫一个麻利，我朋友呢，键盘都敲不利索。你说这算不算复杂劳动？算个屁，人家那是复杂体育劳动加复杂医学判别能力。判断劳动的质量，这玩意儿本身就不可能客观。你让薛暮桥来打分，他也打不明白。所以按劳分配从来就不是什么科学计量，它就是一个政治口号，一个用来让底层人觉得“只要努力就能过得更好”的安慰剂。安慰剂有没有用？有。1959年那会儿，工人们信这个，干劲冲天，大庆油田铁人王进喜跳进泥浆池的时候，肯定没想过按劳不按劳，他只觉得国家需要油，油就是命。那种纯真，现在找不着了。不是因为人变坏了，是因为后来大家发现，跳进泥浆池的人，未必能分到油；分到油的人，未必会跳泥浆池。账算细了，人心就凉了。但我也不想全盘否定。薛暮桥有句话我还是认的：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社会通行的分配原则，比资本主义的按资分配强，强的不是结果，是起点。至少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名义上归了劳动者集体，不再是给地主资本家先扣一道油水。虽然那个“集体”有时候吃相难看，但吃相难看可以骂、可以改正，制度设计上不存在地主资本家那种天然的对抗。资本家的利润是工人剩余劳动变的，天然带着剥削的胎记；社会主义的“为社会劳动”部分，理论上最终回到劳动者身上——虽然可能回得晚，可能被截胡，但性质不同。这区别，不能因为今天分配不公就把孩子跟洗澡水一起泼了。你说是不是？我自己写到这里都糊涂了，到底想夸还是想骂？管他呢。反正薛暮桥这老头，文章写得有骨头，敢在1959年说“劳动是沉重的负担”，敢承认“资产阶级式权利残余”，在那种“放卫星放得人人喊饿”的空气里，还咬着牙把马克思的原意掰扯清楚，起码是个说实话的人。就冲这点，我敬他。但他那套按劳分配的理想，拿到今天，确实满身窟窿。窟窿里填的，是通货膨胀里缩水的工资，是私企老板画的大饼，是躺平青年被骂“懒汉”的委屈，是那些拼了命却买不起房的人半夜爬起来算账的迷茫。你要是问我按劳分配到底公不公平？我这么说吧：如果明天太阳照常升起，咱还是得上班干活，干完活领工资，工资不够花还得再干。按劳分配从来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选项，它是铁链子，拴着每一个没有生产资料、兜里没有存款、家里没矿的人。链子长一点短一点，日子好一点差一点，但你始终拴在“劳”这个字上。薛暮桥说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我大概等不到那天了。但我闺女能等到么？她要是问我，爸爸，为什么要上学？我说，为了以后能按劳分配多拿点。她要是再问，那我多拿了钱，能不上学了吗？我他妈就答不上来了。算了，大半夜的，越说越丧。这篇文章比我的年龄都大两轮，里头有些话已经锈了，有些道理却还硌人。我记得马克思那句“消费品的分配是生产条件分配的后果”，真正要命的事，生产条件到底掌握在谁手里。名义上公有，实际上呢？你手里的手机，是你买的，但里面藏着多少服务器跟算法在替你老板跟你分配你的劳动时间？咱们这个年代，按的不只是劳，按的还有命，有学历，有关系，有身体损耗，有时运风水。薛暮桥当年没算准这些，其实也不怪他，谁又能算准五十年后的人一边刷着短视频一边骂加班呢？反正我是看透了。按劳分配这面旗，不能倒，倒了更没底；可旗底下的人，不能只顾着喊口号，得时不时抬头看看，那些“为社会劳动”的果子，是不是落进了自己人的口袋。要是没落好，别讲什么道理，直接掀桌子喊重分。这才是活人干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