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这篇，想起我小时候住南门那一带的事儿。我们院儿里有个回族老大爷，卖羊杂碎的，人特别好。有一回我感冒，我妈去他摊上买个啥，他非说西药不清真，让我妈去哪个巷子里抓草药。我妈当时还觉得人家好心，后来才知道那草药里不知道掺了啥，吃了两天脸都肿了。现在想想，那会儿就有这种影子了，只是不像现在拎得清。 文章里点名的那三本书，我是在单位资料室翻到的，旧得发黄，还盖着“内部参考”的章。说实话，我当时翻了几页，第一反应是“这写的是啥玩意儿”，匈奴跟维吾尔咋能划等号？那塔里木盆地挖出来的那些个古尸，头发是黄的还是黑的？这事儿初中历史课本上就写着呢。可坏就坏在，要是有人专门拿这个去给那些文化程度不高、又对现实不满的人讲，添油加醋，人家真能信。因为普通老百姓，谁去翻《史记》啊？你给他一本印刷精美的书，说这就是咱老祖宗的历史，他信的几率大得很。所以文章说“蔓延全疆，造成严重后果”这话，我信，真信。 不过，我有点不同看法。文章把“双泛主义”说得好像就是个外头飘来的病毒，一沾上就完了。可我老觉得，病毒也得有宿主才能活啊。那阵子为啥那些东西能传开？除了境外势力煽动，咱自己这边是不是也有股风？比如有一阵，社会上到处讲“民族特色”，连工厂做个铁皮水壶，都得印个“民族花纹”，不然就卖不出去。单位里评先进，要是汉族同志多了，还有人嘀咕“这不行，得平衡一下”。这种土壤，不就是给“泛伊斯兰”和“泛突厥”掺沙子用的吗？你光说扫除，扫帚得先捏在自己手里不撒手才行。 再说那个“清真泛化”，文章列了一长串，什么清真牙膏、清真香皂、清真厕所，看着是挺荒唐。可我得说句公道话，这事儿不能全怪老百姓。你到菜市场看看，有几个卖肉的敢不挂“清真”牌子？你不挂，回民不买，汉民也觉得你这肉不干净，生意做不下去。谁逼的？是那些穿长袍的拿刀逼的吗？有时候就是市场自己卷出来的。我有个朋友开小超市，进了一箱某品牌的饼干，包装上本来就有“清真”标，结果隔壁店的跑过来跟他说：“你这标不对，那个阿訇没念过经，得贴新标。”他还真花钱去弄了个新标贴上，一箱饼干多花了二十块。你说他信吗？他不信，但他怕事儿。所以文章里说“一些地方政府和单位不明就里，搞宗教搭台经济唱戏”，我看不是不明就里，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怕担责任罢了。 还有一点，文章里批判“神权政治论”，说“除了真主以外不能服从任何人”，这话听着极端，可你知道它是怎么进到人脑子里的吗？我认识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学法律的，回了喀什老家。他跟我说，他们村有个年轻人，本来考上了公务员，体检都过了。结果他爹娘死活不让去，说公家发的工资是“哈拉姆”，吃了要下火狱。小伙子在家绝食三天，最后还是没去。你光说那是宗教极端主义，可对那个爹来说，他是真信啊，信得连儿子前程都不要了。这种信，是单靠宣传能转过来的？我觉得更得靠发展，靠让老百姓实实在在看到，当公务员也好，种棉花也好，孩子上学也好，日子是越过越好的。日子好了，那种“不信主就活不了”的劲儿自然就淡了。 文章里还提到“杀一个异教徒胜做十年功”这种鬼话。我听到过一个更邪乎的版本，说是在南疆某个村，有人跟小孩讲，你只要拿刀捅个汉人，你爹娘在阴间就能住上大房子。你说这种话，但凡是个人听着都得炸。可他们为啥敢这么编？就是因为有的地方，娃娃们连学都不上，十来岁就在巴扎上混，认字都认不全。你给他说地球是圆的，他说你撒谎；你给他说真主爱和平，他说你懂啥。这种脑子，就是极端主义的空房子。所以我觉得，文章里说“要取得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的胜利是长期艰巨任务”，这话没毛病，但“长期”到底是多长？要是光靠文件开会，那恐怕比长城还长。 再说回那三本书。文章引了蒋新卫的说法，说民族分裂势力要“解构历史记忆，改变认同意识”，这话说得挺学术，但说白了就是挖祖坟。他们不光挖匈奴的坟，还挖啥“喀喇汗王朝”“东察合台汗国”，恨不得把每一块砖头都刻上“这不是中国的”。可问题是，咱们这边有些学者，写文章的时候也爱走极端。比如有的汉人学者，一口咬定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汉族的地盘，说维吾尔人是突厥来的外来户。这种说法，跟那三本书有啥本质区别？不也是在解构吗？只不过反过来解构罢了。你用法宝打妖怪，法宝也沾了妖气。所以我看啊，去极端化，不光是去那几个宗教极端，还得去去这种“学术极端”。不然两拨人吵起来，老百姓听谁的？ 我还想说说“清真医院”“清真通道”这个事儿。文章把那当作笑话，我也觉得可笑。但笑完之后，得琢磨琢磨：为啥有人敢提“清真厕所”？因为有一阵子，有些地方真就搞了“民族服务窗口”“双语通道”，给人感觉就是，少数民族同志跟汉族同志用的不是一个医院一个厕所。这种“区分”搞多了，慢慢地就有人觉得，我们是不是得有自己的医院、自己的厕所，再进一步，是不是得有自己的国家？你看，逻辑就是这么一层一层递进上去的。所以文章批评“清真泛化”，我举双手赞成。但我说句不中听的，有些地方搞“民族团结一家亲”，结对子，吃顿饭，拍个照，那当然好。可要是平时啥事儿都分得清清楚楚，就“一家亲”的时候亲一下，那能亲得起来？ 另外，我注意到文章里有一句“强迫男人留大胡须、女人穿蒙面罩袍，强迫人们不看电视、不听广播、不读报刊”。这句话让我想起我一个远房表姐，她嫁到和田那边去了。有一年我去看她，她整个人裹得只剩俩眼睛，我问她热不热，她说热，但不敢脱，因为出门有人盯。我问谁盯，她就支支吾吾。后来我走的时候，她偷偷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个电话号码，让我回乌鲁木齐给她打个电话。我打了，她哭着说，她老公被洗脑了，说看电视是“恶魔的眼睛”，家里电视砸了，手机也收了，她连娘家人都不让见。我当时气得肝儿疼，但要报警吧，她又不让，说会连累孩子。这事儿过去七八年了，也不知道她现在啥样。所以我看到文章里写“损毁身份证、结婚证”，真的一点都不夸张，他们连户口簿都给撕了。你说这种事儿，不狠狠治行吗？不行。可治的时候，也得给那些被裹挟的女人留条活路啊。光抓“骨干”，那些跟着跑的妇女儿童咋办？总不能一辈子都靠偷偷塞纸条吧？ 文章里说“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具有极端性、欺骗性、政治性和暴力性”，这四个性，总结得没错。但我觉得还少了一个——“反复性”。这东西跟野草一样，你今年铲了，明年换个地方又长出来了。为啥？因为根还在老百姓的日常里。比方说，我楼下有个烤包子铺，以前生意可好，后来老板不知道听了谁的，非说面粉不清真，得从啥“专用渠道”进货，成本翻了一倍，包子卖得贵了，客人也少了。你说他是极端分子？他不是，他就想做个生意。可他那套“专用渠道”的观念，就是极端主义给他种下的。你光把他抓起来没用，得把那个“专用渠道”的牌子摘了。可摘牌子的人呢？有时候又是那个“专用渠道”的供货商。这就成了一个圈儿。 我还想提个反面的事儿。前几年有阵子，网上对“清真泛化”骂得凶，有些人在评论区里说“回回就应该滚出中国”之类的话。我看着心里也堵得慌。你说，这算不算另一种“泛化”？把极少数人的邪劲儿算到整个民族头上，这不也是“泛伊斯兰”的反面镜像吗？我认识的回族朋友，大部分都是老老实实过日子，他们也讨厌那些极端的。有一次我跟一个回族兄弟喝酒（他喝，我吃菜），他说：“那些留大胡子的人，见了我们这些不留胡子的，骂我们是‘叛教者’。你说他们算啥回回？他们跟汉人过不去，也跟我们过不去。”所以啊，去极端化的目标，应该是让那些正常的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同胞能安安心心地过自己的日子，而不是让一些人借机搞民族对立。 文章末尾没看全，但我觉得它想说的是要“坚持去极端化”。这个我支持。可怎么去？我觉得不能光靠“堵”，还得“疏”。像文章里批判的那个“神权政治论”，你把它批倒批臭，容易，但那些信了的人心里咋想？他们从小没人告诉他们，除了神之外，还有法律、还有公德、还有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你要是光告诉他说“你错了”，他更来劲，觉得你这是“卡菲勒”在迫害他。你得有耐心，让他的孩子上学，让他老婆出去工作，让他生病了去医院而不是喝符水。日子变了，脑子才变得了。 我有个同学在兵团一个农场当干部，他跟我说过一件事。他们场里有个维吾尔族职工，家里穷，孩子多，以前整天被一个啥“伊玛目”游说，差点把女儿送去“学经”。后来场里帮他搞了个蔬菜大棚，又帮他老婆在加工厂找了份工，一年下来挣了六万多。那“伊玛目”再去找他，他直接把人轰出去了，说：“你再让我孩子退学，我跟你拼命。”你看，这就是实惠的教育。比发一万张传单都管用。所以文章说“在新疆取得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的胜利必然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我完全同意。但“长期”不是空等，得天天做实事儿。 不过，话说回来，文章里有些表述，我也觉得有点“一刀切”。比如它把“清真泛化”列为极端主义的一种表现，这没错。但有些“清真”标签，其实是商业行为，是市场细分，甚至是出口需要。像“清真方便面”“清真火腿肠”，你要是真去较真，里头根本没猪肉，只是换了牛油。你去问厂家，他说他做这个，就是为了多卖一份钱。你把那也当成“泛化”去打击，那就伤了正常产业了。我这么说，不是替那些乱贴标的人说话。我是觉得，得区分“自发的市场行为”和“有组织的宗教捆绑”。你要是分不清，眉毛胡子一把抓，反而让极端的家伙钻空子，说：“你看，政府连清真的牌子都不让挂了，这是要消灭我们的信仰！”这话一传，本来不极端的人也慌了。 还有，文章里反复提“双泛主义”，但没说清楚，这玩意儿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流毒”。照我看，这种东西得放在更长的历史里看。奥斯曼帝国垮了，泛突厥主义就在中亚游荡；伊朗革命起来，泛伊斯兰主义又借了东风。咱新疆地处交汇处，别人家的风吹过来，咱这儿就起沙尘暴。所以除了“堵”和“疏”，还得“固沙”——得让本地人自己有定力。定力从哪儿来？我觉得，从教育来，从经济来，也从对自身文化的自信来。你看吐鲁番那些老桑皮纸师傅，他们知道自己的手艺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你让他信“维吾尔独立”，他第一个啐你。因为他的根扎在这儿，几百年了。 我再说个有点跑题但相关的事儿。文章里说“强迫人们不看电视、不听广播、不读报刊”，这确实是极端主义的表现。但我得说，有些极端的苗头，其实是从“不看”开始的。不是他们不看，是周围人都在看一些很烂的东西。比如那阵子，某些地方流行看那种讲“末日”的碟片，啥“世界要毁灭了，只有信某人才得救”。那里面讲的都是啥玩意儿？比恐怖片还玄乎。你说那是宗教极端？我看更像是文化上的饥饿。要是一个人天天能看上好的电视节目、读到有意思的报刊，他才不会去信那些胡咧咧。所以去极端化，也得把好作品往基层送。不是送那种板着脸说教的，是真正好看的、有烟火气的。 文章里批判“宗教至上”论，说反对一切现代文明。这事儿我感触深。我表哥是个修自行车的，有回他给一个戴白帽子的老乡修电动车，那老乡问他：“你咋不礼拜？”表哥说：“我忙着挣钱养家。”老乡就摇头，说：“挣钱是假的，礼拜才是真的。”表哥就笑着回了一句：“你这电动车骑起来也舒服吧？那也是‘卡菲勒’发明的。”老乡愣了半天，没说话，骑着车走了。你说表哥这种回答，比讲那些大道理强多了。可是，要是表哥自己没点底气，他不敢这么回。那些极端分子就是欺负老实人，你要是跟他争，他就说你“破坏民族团结”；你要是不争，他又觉得你好欺负。所以我觉得，普通老百姓之间的这种“硬气”，也得有人给撑腰。文章说了那么多“主义”，我觉得最要紧的是让每个普通人都理直气壮地相信：我过好日子，就是对的。谁不让我过好日子，谁才是坏人。 但是啊，文章里有一句我特别同意，就是“三本书的问题集中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的严峻性”。改革开放没错，但国门一开，苍蝇也跟着飞进来了。那三本书能出版，说明当时出版社把关不严，也说明相关部门的警惕性不够。现在回过头看，要是那时候就狠狠处理，不让那三本书流传，后来那些事可能不会闹那么大。可历史没有假如。我得说，现在网络上也有类似的书，改头换面，叫什么“维吾尔人的千年史”“西域的秘密”，在抖音上还有人讲。我刷到过一次，评论区里点赞的还不少。你说气人不气人？所以啊，光清算那三本书远远不够，得建立一套长效机制。文章说“长期艰巨”，我信，但这机制具体是啥？是审查？是普法？还是更多的好作品？我觉得都得有。 另外，我还想提个不同的角度。文章里把“清真泛化”和“圣战殉教进天堂”放在一起，都归为歪理邪说，这没错。但我觉得，“清真泛化”的迷惑性更大，因为它看起来不暴力，甚至挺“温和”。比如“清真盐”“清真水”，你觉得荒唐，但支持的人会说你“不懂信仰”。他们还会说，这不是强迫，是自愿选择。可你要是真在那样的环境里，你就知道，那不是自愿。我有个朋友做电商，卖某品牌洗发水，有次一个买家问“这洗发水清真吗？”他实话实说“不清楚”，结果对方给了个差评，还拉黑了他。你说这是不是强迫？这就是一种软强迫。所以我觉得，光批判“清真泛化”还不够，得让商家知道，如果你不是出于宗教需要，只是为了避免麻烦，那你实际上是在帮着那套逻辑扩大地盘。这个事儿，得靠市场监督，也得靠消费者自觉。文章没提这个，我补充一下。 最后，说点掏心窝子的话。我是土生土长的新疆人，汉族的，我最好的朋友里有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我们一起烤羊肉串，一起喝伊犁大曲，一起骂天气。我们从来没觉得谁跟谁不一样。可这几年，有些东西确实变了。变得不是我们，是那些夹在中间的别有用心的人和被他们忽悠的人。文章里讲“三股势力”，讲“双泛主义”，讲“极端性、欺骗性”，这些词儿我都认。但我觉得，最根本的，是得让每个普通人心里那杆秤立起来。谁对我好，谁让我的日子过得好，我就信谁。那三本书再能编，能编得过实实在在的暖气、公路、学校、医院吗？编不过。所以，去极端化，说到底就是要把日子过好，把理讲清楚，把坏种铲掉。这活儿不容易，但得干。 写完了，有点长，乱糟糟的。但这就是我想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