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老实话，我看完这份五十年代的指示文件，心里头翻腾得厉害。倒不是说对错的问题，就是觉得那个年代的空气，跟现在完全两个味儿。你看那个“五反”斗争，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这五个“反”字列出来，搁到今天看，其实挺讽刺的——现在哪个企业不搞点猫腻？哪个承包商不偷工减料？更别说那些做假账的、套国家资金的，抓出来枪毙都够了。可那时候人家是真刀真枪干，还专门发指示，要在大中城市搞统一战线，把最反动的资本家孤立起来，该抓的抓，该毙的毙，一点不含糊。我就琢磨，那会儿的资本家得有多怕啊？百分之六的反动资本家陷于孤立，百分之一到二的最反动要惩办，数字看着不大，但你要想想一个城市几万户工商户，百分之一那就是几百户，每家背后都是几口人吃饭，说逮捕就逮捕，说没收就没收，这种压力现在人根本体会不到。 我爷爷那辈就是做小买卖的，开个杂货铺，不算资本家，但也经历过那段。他跟我说过，当时街道上天天开大会，敲锣打鼓，工人师傅站在台子上揭发老板偷税漏税，底下人全举着拳头喊口号。他说其实那时候心里也怕，就怕哪天被划成“不法工商户”，哪怕只是偷漏了几块钱的税，被拎出来斗一顿也够呛。后来他看人家运动搞到后来，有些铺子老板吓得晚上睡不着觉，主动把钱交上去求宽大。文件里说处理原则是“斗争从严、处理从宽”，还要防止“虎头蛇尾”，可实际上到了基层，不少地方是“斗争从严、处理也严”，甚至有些工作组为了凑任务数字，把没问题的也给整成有问题了。这种东西，文件是一回事，底下执行是另一回事，哪个年代都一样。 不过说实话，这份文件本身倒是有它一套逻辑。你看它讲策略，讲利用矛盾、分化瓦解、团结多数、孤立少数，讲要形成“五反”统一战线，还讲大约三个星期就能形成——这说明中央那会儿挺清楚自己要干啥，不是瞎折腾。而且它特别强调要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这就比单纯抄家没收要高明点。资本家要是全被整垮了，工厂停产，工人失业，国家也没好果子吃。所以后来五月那份指示就赶紧踩刹车，说定案处理要合情合理，别只顾多罚多补多没收，还要团结资本家发展生产。你看这弯转的，前面还在喊“坚决彻底”，后面就变成“宽大与严肃相结合”了。这大概就是政治，进两步退一步，张弛有度，既得吓唬住人，又得让人继续干活。 但我就想不通一个问题：那个年代靠群众运动整资本家，今天看来到底管用不管用？你说它管用吧，确实把那些不法商人给镇住了，偷工减料的事少了一阵。可你说它不管用吧，运动一过，该来的还是来。人都是逐利的，只要市场还在，只要私心还在，你光靠政治高压压得住一时，压不住一辈子。现在不也一样？八项规定那么严，照样有人吃喝公款；环保督察那么厉害，照样有企业偷排。所以“五反”这种运动，它的效果恐怕更多是立威，让人知道怕，至于真的把“五毒”清干净，我看悬。不过也得承认，那会儿是真有信仰，真信毛主席说的，真信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你要让现在哪个工人冲到老板办公室去揭发他偷税漏税，人家还怕丢工作呢。 再琢磨一下文件里那句“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就会陷于孤立，国家就能很有理由地和顺利地给他们以各种必要的惩处，例如逮捕、徒刑、枪决、没收、罚款等等”——这个“等等”用得真吓人，到底还有啥手段没说出来的？那时候的资本家在哪儿都是弱势，共产党要整你，你跑都没地方跑。香港还能跑，跑到香港的后来也有，但大多数还是留下来了，留下来就得接受改造。我有时候想，这些人里头，有没有被冤枉的？肯定有。文件里自己也批评那种“计算过高”“不肯合理降下来”的倾向，说明当时乱算账、加码整人的情况不少。可中央是中央，底下是底下，一个运动下去，泥沙俱下，浮夸虚报有时候比真问题还多。所以你看后来那些搞运动整人的，最后不也被“补课”了吗？ 另外我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就是北京市的报告里说“靠拢我们的工商户已占多数”，这说明什么？说明政策执行过程中很注意做思想工作，不是光靠刀子。工商界里头有顾虑的、骑墙的、观望的，都得争取过来。那时候叫“统一战线”，现在说白了就是利益重新分配的同时把人心也稳住。你想想，几万户人家的生意、积蓄、命运，全捏在这份报告里，捏在那些数字和百分比里。百分之六、百分之一到二，这些数字冷冰冰的，但落到每户身上就是倾家荡产，就是妻离子散。文件背面全是人血汗泪，可站在国家立场上，又好像不得不这么做——刚建国那会儿，上海那些投机商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把大米和棉纱炒到天价，老百姓日子过不下去，不收拾他们行吗？所以我对这种历史事件的态度一直是矛盾的，你说它对吧，它确实抓了一批该抓的人，也整顿了经济秩序；你说它错吧，那种运动式的整人方式又让人害怕，总有人被误伤，而且后遗症特别大，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全都破坏了。 我记得有老工人讲过，五反那会儿最有意思的是工人揭发老板，白天斗争会上义愤填膺，晚上老板给工人递支烟，工人照样接。这说明啥？说明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简单的阶级对立，更多还是人情世故。运动是政治，可日子是人过的。政策下去以后，落到每个铺子里，每户人家里，就变成了具体的吵架、后悔、害怕、忍气吞声。资本家的老婆可能还得跟工人媳妇借煤球，转天两家男人就在会场上面对面。你说这种生活它真实不真实？太真实了。所以我看这份文件，感觉它既是最高层的精密部署，又跟底下老百姓的实际生活隔着一层。中央说“精密部署”，可下面的人哪懂什么精密不精密？就是跟着喊口号，把平时看不顺眼的商贩揪出来斗一斗，有时候还有私人恩怨掺和进去。这种事儿，文件上写不出来，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 再说回那个“斗争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这话写得好听，但实际操作起来，什么算严，什么算宽？全是模糊地带。有的地方为了立功，把人家小商小贩算成资本家，把偷漏十块钱税算成严重违法，非要整出个“五毒俱全”来，最后定案的时候又“从宽”掉，让人觉得像是恩赐。其实这就是政治手腕：先把你吓个半死，再给你活路，你还不感恩戴德？可你要是骨头硬一点，不认罪，那就从严处理，抓进去关几年。所以“从宽”的前提是你得服软，得自认有罪。那时候的资本家哪个不是人精？一看势头不对，赶紧认罪，主动交代，甚至互相揭发来表忠心。人性在那种高压下面就是被这样揉搓的。 不过也不能把话说绝对了，那会儿确实有些商人赚黑心钱赚得没底。比如给志愿军做炒面，里面掺沙子；给前线做军鞋，用纸壳当鞋底。这种人不处理，天理难容。所以“五反”能得民心，就是因为这些罪行摆在那儿。文件里说“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合在一起看，就是一场全面清理。党政军内部有腐败分子，外面的商人也跟着行贿搞名堂，里外勾结，不刮一遍大风怎么收拾得住？我猜当时中央也是知道底下烂到啥程度了，才下这么狠的手。 可狠归狠，运动这东西有个很大的毛病，就是没法精确制导。你本意是打击百分之六，结果底下为了显示成绩，非得整出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来。你本意是处理百分之一到二，结果地方上为了完成指标，抓了百分之五。文件里自己也说了，有的地方计算过高，要求多补多罚多没收，忽略了发展生产，这不就是搞过头了吗？所以五月那份指示才赶紧纠偏。你看，从一月到五月，才四个月，政策就调整了。说明什么？说明运动搞得差不多了，该出的气出了，该立的威立了，再搞下去就得伤筋动骨了。中央那帮老政治家心里门儿清，什么时候该紧，什么时候该松，拿捏得死死的。 我看这份文件的另一个感触是，那时候的“统一战线”策略，跟现在做群众工作其实也有点像。你看它说要“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就好比现在搞反腐，既要靠群众举报，又要团结大多数干部，只打少数“老虎”“苍蝇”。策略上永远是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这种思路我倒觉得挺实在，比起那种一竿子打倒一片要聪明得多。而且文件里明确要求“利用矛盾、实行分化”，这就更现实了——资本家跟资本家也不是铁板一块，有守法有违法，有罪大恶极有轻微过失，分而治之才能让人心服口服。只不过手段有点冷，把人当棋子拨来拨去。 最后我想说，历史这东西，回头看总觉得清楚，可身处其中的人都是懵的。我们今天拿着文件复印件评头论足，说这里激进那里温和，可要是换我们活在那个年代，面对那种运动洪流，恐怕连自己能不能活下来都难说。所以我不太敢轻易给“五反”定个对错。它是一段历史，一个过程的工具，有它的合理性，也有它的暴烈面。文字记录下来的只是表面，背后那些伤痛的、隐忍的、得意的、冤枉的故事，早都随着人消散了。只能留下一声叹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