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看到这个题目就想骂人，但骂的不是基层，是那种明明啥都明白还装作啥都改不了的拧巴劲儿。你说基层干部委屈，我信，真信。我家有个亲戚就在乡镇干了二十来年，他喝酒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我记到现在：“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线线都得穿，穿错了就扎你手。”他能不知道果农那棚子该拆不该拆？他知道。但他更知道下个月考核表上有一栏叫“文明创建整改情况”，那栏要是打了红叉，他这半年就算白干。所以他半夜睡不着，早上天不亮就出门，带人去拆一个六十岁老农民的窝棚，拆完还得在台账上写“已劝导群众配合工作”。你问他心里难受不？难受，可难受能当饭吃不？不能啊。 但是，我要说但是了。这篇文章把责任全推给上级，说基层只能被动执行，我就觉得不太对劲。不对劲在哪儿呢？你看那个执法队员，面对记者都能说出“我们也理解农民的难处，也知道不合理”，说明他脑子是清楚的。脑子清楚，手却照拆不误，这中间缺的是什么？缺的是一个人愿意为那个“不合理”承担一点个人风险的瞬间。也许他上前说一句“这个棚子先不拆，我回去帮老农写个申请材料，看能不能按生产设施报备”，也许他拍张照片往工作群里一发，问一句“这事儿有没有变通空间”，也许他就在现场耗着，不拆也不走，等电话催他他再说“我正在做工作”。这些事他能不能做？能。做了会怎样？不一定被处分，但很可能被领导记一笔“办事不力”。所以他不做。这不是“无能为力”，这是“不想惹麻烦”跟“不敢惹麻烦”加在一起的合力。 再说那个果农，挂个广告牌也好，搭个窝棚也好，说白了就是想守住自己这点收成。瓜果烂在地里那是天灾，被人偷了那是人祸，两个他都担不起。他求过谁？他大概连去镇上找领导的勇气都没有，更别说写什么信访材料。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牌子立起来、把棚子搭起来，用最笨的法子护住自己的命。结果牌子被拆，棚子也要被拆，执法人员还告诉他不合情合理但符合规定。规定？哪个规定写着农民不能在自己的地里搭个草棚子守自己的瓜？真要找，肯定能找到，比如什么“农用地临时建筑需审批”“不得影响村容村貌”之类。但你让一个老农去审批，他连表格从哪儿领都不知道。这就像你让一个不识水性的人先考个潜水证再下水救自己孩子，这不是扯淡吗？ 文章里说基层干部长期跟农民打交道，最同情他们。这话我也信。但同情归同情，行动呢？行动就是一边同情一边拆。你拆一个窝棚容易，拆完以后呢？果农晚上睡不着，天天蹲地头守着瓜，守不住就骂人，骂着骂着就上访。然后基层又花一大笔钱去截访，去酒店门口蹲点，去火车站堵人。这套流程我太熟了，我们村就有。有个老乡因为宅基地纠纷，跑了五年信访，每次都被劝回来。劝他的干部换了好几茬，每一茬都请他喝茶，每一茬都说“老哥，你的问题我记下了，一定帮你反映”，最后呢？宅基地还是那个宅基地，信访接待室的沙发倒是让他坐出个坑来。你说是这些干部坏吗？不坏。他们工资不高，工作不少，周末还得加班应付检查。可问题就是，他们把所有精力都花在“别出乱子”上，没人花在“解决根子”上。因为解决根子太难了，太慢了，还得罪人。而“别出乱子”只要把人摁住就行，摁不住就哄，哄不住就耗，耗到你认命为止。 文章里还说到信访一票否决制，说现在虽然取消了，但基层观念里还是重中之重。这我完全赞同。但我要问一句：为什么一个已经取消的制度，还能有这么大威力？难道基层干部都是自己吓自己？不是的。因为上面虽然取消了正式的一票否决，但各种变相挂钩还在。比如某个地方上访人数多了，通报批评，约谈主要领导，取消年度评优资格，项目资金砍一截。文件上白纸黑字不写“一票否决”，但实际效果比一票否决还狠，因为它是一点点扣你的资源，让你四处漏风。这种软刀子最磨人。基层干部不是傻瓜，他们看得懂这种潜规则，所以宁可干出截访这种荒唐事，也不敢赌那一回。 但我还是那句话，理解归理解，不能光理解就完了。文章把问题归结为上级政策和考核机制，这当然没错。可上级也是人组成的，政策也是人定的，考核办法也是人写出来的。为什么这些“人”就不能往下走两步，到田埂上看看那个窝棚呢？为什么非要坐在办公室里看手机里的照片，然后皱皱眉头说“这影响形象”？农民的瓜果烂在地里不形象吗？农民晚上睡不好觉守着田地不形象吗？我觉得那个破棚子比广场上那些千篇一律的花坛真实多了。花坛谁种谁摘没人管，窝棚却是农民的一口饭。你把窝棚拆了，那口饭就没了，这形象到底是给谁看的？ 我觉得问题的核心在这儿：很多政策制定者，他们根本不知道农民是怎么活的。他们以为农民跟城里人一样，厨房里缺个螺丝刀就下楼买一把，哪知道很多农民连把像样的钳子都没有，搭个棚子全靠捡来的木棍和旧塑料布。他们看到的就是一个“违章建筑”，没有看到那背后是一个老人在烈日底下弯腰摘瓜，汗珠子滴在地上，摔八瓣，抬起头来还怕有人来抢。这种感受，那些坐在空调房里研究“人居环境整治标准”的人体会不到。他们只看到了图片上的“乱”，看不到图片里面的“苦”。 文章里还提到专家教授想当然制定政策，这个我特别有感触。我记得前几年看新闻，有个专家说“农民可以把土地流转给企业获得租金，再去企业打工赚工资，收入翻好几倍”。道理讲得天花乱坠，但他没想过，那些六十多岁、字都不认识几个的老农民，企业要吗？就算要，搬一天的砖，晚上腰疼得爬不上床，第二天还能干？租金能有多少？一亩地一年几百块，够吃几个月的药？专家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他离地太远了。他看见的是数据，是模型，是“可以节约劳动力成本”，而农民看见的是一年四季的天气，是种子涨没涨价，是化肥是不是又掺了假。 还有那个“文明创建”的事情。文明是什么？文明不是一个棚子拆不拆的问题，文明是人与人之间能不能互相体谅的问题。你执法人员站在地头，要是能弯下腰帮老农把两个西瓜抱到三轮车上，那我觉得你就算没拆棚子，也是文明的。可你要是开着皮卡，下来五个人，三下五除二把棚子掀了，拍几张照片回去交差，那这文明就变味儿了。它成了挂在墙上的一张纸，成了广场上的一排标语，成了领导嘴里念得滚瓜烂熟的几句口号，唯独不是老百姓心里那一句“这日子还有个盼头”。 再说基层政府，他们老说“上面压、下面挤，我们能怎么办”。这个难处我承认。但我见过不一样的基层干部。以前我们县有个乡长，人家就是敢顶着不办。有一回上级要求限期拆除沿路所有彩钢瓦棚子，不管是不是违建。他跑了一星期，把沿路一百多个棚子挨家挨户走了一遍，统计出哪些是住人的，哪些是堆柴火的，哪些是养鸡鸭的。然后他写了个报告，说这批棚子涉及多少户人的生计，拆了以后这些人住哪儿、东西放哪儿、禽畜怎么办，实在不行他愿意写保证书，用个人信用担保这批棚子没有安全隐患。上级催了三次，他拖了三次。后来这事居然不了了之，也没见他倒大霉。这说明什么？说明有些事不是一定不能顶，而是大多数人连顶一下的勇气都没有，直接默认了“顶也没用”。当然我也知道，那乡长后来调走了，去了个闲职，明升暗降。但那一百多户人到现在还念叨他的好。 所以你看，基层不是完全无能为力，只是“为力”的代价太大。大到一个普通干部扛不起，他家里有老有小，他不敢赌。这我能理解。但我不能理解的是，整个系统里为什么把“不出事”看得比“办成事”重那么多？一个干部，一年处理一百件老百姓的急难愁盼，只要出了一件上访，就全盘否定。另一个干部，啥也不干，报表填得漂亮，检查配合得好，年年评优秀。这不是鼓励大家当缩头乌龟吗？缩头乌龟当久了，哪还有心思去给农民解决啥窝棚问题？他们脑子里全是那个考核表，表上有个格子打架，他就去拉架；表上有个格子写“拆除违建”，他就去拆违建。至于那农民晚上睡在哪儿，瓜会不会被偷，不是格子里的内容，所以跟他无关。 文章里有一句话写得挺实在：“问题不在基层，而是在上级机关。”我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同意的是，很多政策确实拍脑袋，考核确实太僵化，责任确实层层往下压。不同意的是，基层也不是白莲花。基层在执行的时候有大量自由裁量的空间，他们选择最省事、最不担责、最能应付检查的做法，这也是问题的一部分。比如那个窝棚，拆之前就不能先问一句“你家的瓜还有几天熟”？熟了就等两天再拆，让老农把瓜卖了，这很难吗？不难。但拆了以后呢？万一老农的瓜被偷了他又来闹，那案子上又写一笔，多麻烦。所以不如趁早拆，拆了干净，他闹也没凭没据。你看，这不是制度的问题，这是人心的问题。人心要是硬了，再好的制度也会走样。 写这么多，我也不是想骂谁。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看不得农民为难。我老家那片儿，现在种地的都是五十往上的老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那些老人种点菜，种点玉米，自己舍不得吃，背到镇上卖，一天卖几十块钱，中午连碗面都舍不得吃，就啃个从家里带的凉馒头。他们哪懂什么“农业设施用地备案”？他们就知道，该种的时候种，该收的时候收，收回来是自己的，少了就去骂那些手脚不干净的人。你让他们去办手续，他们连村委会大门往哪边开都要问三遍。可我们的政策偏偏就不考虑这些人。它考虑的是大城市郊区的现代化农场，考虑的是招商引资进来的龙头企业，考虑的是“规模化经营”“标准化管理”。这些词儿一出来，那些拿锄头的老农民就得靠边站。这不是他们不努力，这是有人把他们忘了。 我觉得，真要减少社会矛盾，第一条就是让定政策的人到农村住上个把月。别住农家乐，别住村委宿舍，就住到农民家里，跟人家一块儿下地，一块儿啃凉馒头，一块儿半夜听狗叫。你住上一个月，再回去写“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施方案”，你下笔的手就会抖一抖。你知道那个棚子不是“乱搭乱建”，是人家一钉一锤敲出来的一间“安全屋”。你知道那个广告牌不是“影响形象”，是人家急得没法子才想出来的求助信号。你知道了这些，再谈什么“规定”，你的语气就不会那么理直气壮了。 可现在的现实是，定政策的人不下来，下来的人不当家，当家的人怕担责。一层一层，全在自保。农民是最底下那层，他们没法自保，只能被风吹雨打。你说社会矛盾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不是农民不讲理，是讲理的地方不在这儿。等他们把窝棚拆了，把广告牌拆了，把委屈憋回肚子里了，那个“矛盾”不是消失了，是埋土里了。埋深了，过几年再炸，就不知道要掀多大的浪了。 所以我的看法跟文章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文章觉得基层是无奈的，上级是问题的根源。我觉得应该说，每一个环节都有问题，基层的“无奈”里有不少是“顺势而为”的偷懒，上级的“考核”里有不少是“官僚主义”的惯性，专家的“建议”里有不少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想当然。大家都不傻，都知道哪儿疼，但都假装没看见，或者看见了，觉得疼的不是自己，就继续往前走。那个果农站在地里，看着执法人员把自家窝棚拆了，他哭不出来，也骂不出来，就想说一句“我们只是想要生存下去”。这句话你让谁都听见了，可谁都没停下来。拆棚子的人停不下来，因为后面有考核；考核的人停不下来，因为上面还有更大的考核；上面的人停不下来，因为再上面还有“形势稳定”这顶大帽子。一顶一顶压下来，最后全压到那个老农身上了。他能不觉得累吗？他能不觉得难吗？ 行吧，话赶话说了这么多，也没个啥结论。就盼着哪天那个果农的窝棚能合法地盖起来，哪怕一个小小的棚子，能让他在里头喝口水、歇个晌，看着自己的瓜一个不少，安安心心地卖出去。这个要求高吗？我觉得不高。可就是这不高的事儿，办起来比登天还难。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