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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漫长的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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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关陇贵族集团,集中权力是隋唐两代皇帝所必须面对的历史课题,一切制度、人事都得为这个目标服务。而且,这注定是一场漫长的博弈。

公元581年二月十四日,杨坚接受了北周静帝宇文阐的禅让建立了隋朝。从上位的那一刻起,杨坚就非常清楚一个事实:

他是被关陇集团选出来的皇帝,代表了关陇集团的利益,必须与这帮人共享权力。

是的,本质来说,北周到隋朝的过渡只是皇权人事的变更,因为主宰者依然是掌握土地、财富、军队、社会地位等优质资源的关陇贵族。

所以,隋朝的皇权是非常薄弱的,时刻存在着被关陇集团“变更”的可能,杨坚要想将皇权和家族绑定,实现大隋江山的千秋万代,就必须得摆脱关陇集团对皇权的决定权。

作为一个政治老手,杨坚太明白凡事不可操之过急的道理,北周宣帝宇文赟就是他的前车之鉴,必须得以时间为杠杆牢固地掌握朝政并取得一定的军功之后才能正式向关陇集团亮剑。

开皇八年(588)十月份,杨坚下令于寿春(今安徽寿县)设置淮南行省,以晋王杨广为尚书令,负责灭陈事宜。二十八日,隋军五十一万八千将士分八个不同的方向进攻南陈。次年(589)正月二十,隋军进入建康城,陈后主被俘虏,南陈灭亡。

南陈灭亡不仅意味着南北在地理层面的混一,天下一统,更意味着杨坚可以挟灭陈的军功坐稳皇位,压制关陇贵族,同时还可以通过引入江南士族进入庙堂的方式来打破关陇贵族对于大隋庙堂的垄断。

当庙堂形成关中、关东、江南三大势力的制衡之势时,大隋天子的皇位也就稳了。

开皇十年(590)五月,隋文帝下诏:“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

翻译过来就是,隋文帝取消了军籍,落实了府兵制军民合一的本质。表面上看,这是隋朝军制的改革,但其根本目的却是为了打破关陇集团对于军队的掌控。

当军权由府兵将领转移到皇帝手中时,皇权就已经取得了对贵族的压倒性胜利。同时,隋文帝还将官吏的任命权收归朝廷,规定:

六品以下的官吏由吏部任命,六品以上的由尚书省任命。

当然,此时的关陇集团依然强悍,杨坚要想彻底打破关陇集团对大隋庙堂的垄断还得继续发力,而且还要将这种政策延续到下一代。这个时候,太子的人选就相当重要,谁能够延续自己的政策,谁就最有资格作为储君。

传统的说法是,隋文帝夫妇是被杨广的表演给骗了,从而废了太子杨勇。实际上,杨坚废太子的理由并不充分,因为杨勇并没有大的过错,真正让他作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是,太子杨勇和晋王杨广是两条路线的代表:

太子杨勇代表关陇集团的利益,晋王杨广的基本盘是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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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立杨广为太子,江南士族才能逐渐渗透进帝国的庙堂,形成与关陇集团分庭抗礼之势。这是事关帝国前途命运的大事。

而杨勇如果继位的话,不仅无法实现这个目标,可能还会使自己之前的努力全部付之东流。如果大隋的话语权继续被关陇集团掌控,那么大隋天子就彻底沦为了傀儡,甚至有被赶下台的风险。

所以,为了帝国的千秋万代,杨坚就必须得换太子。

从这就可以看出,储君之选,能力是一方面,皇帝的个人态度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路线的选择,谁能代表帝国此后的发展方向,谁就有机会胜出。

为什么秦始皇放弃公子扶苏而选择少子胡亥,原因就在这里,因为胡亥是法家的忠实拥趸,能够延续始皇的政治路线。

而杨广也没有辜负父皇的期望,上台之后就迅速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增加进士科、营建东都洛阳、修筑沟通南北的大运河...

从大业元年(605)开始,杨广简直就是密集性出击,一切都是为了摆脱关陇集团的控制并给帝国庙堂进行大面积换血的节奏。

说实话,杨广要不是坚持三征高句丽引起了帝国大范围的农民起义,他还是能够完成父皇的政治目标的。杨玄感的失败案例就足以证明,关陇集团在初期是不具备武力挑战大隋皇权的实力的。而李渊等勋贵也是在后期大隋的天下被农民起义彻底搞乱,隋炀帝躲到了江都无法自救的情况下才起事的。

可见,隋朝的灭亡,隋炀帝的失败完全是因为他对辽东的执着呀。

实际上,大隋到大唐的过渡也是关陇集团内部的人事变更,代理人由杨家“变更”为李家而已。由于李渊是在关陇集团的支持下才建立大唐的,所以他就必须得代表关陇集团的利益。

大唐的政局又回到了隋文帝初登帝位时的局面,等于是杨坚和杨广白忙活了一场。

为什么李渊非常坚定地以建成为太子,又将秦王府的文臣武将屏蔽于庙堂之外,就是因为:

建成和皇帝李渊深度绑定,代表关陇集团的利益;而世民的基本盘是关东诸将。

为了继续得到关陇集团的支持,维持内部稳定,李渊就只能支持建成而打击秦王集团。

也就是说,武德年间的储君之争实际上是关陇和关东两大阵营之争。

最后是,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成功拿到了储君之位。但他虽然将关东诸将引入了大唐庙堂,可关陇集团的势力依旧强大,所以他就必须得在两派之间寻找平衡。据统计:

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间(627—649),共任命了28位宰相,除掉沿用武德年间的6位之外,其他的22人中,有11人出自关东。

从任用宰相的比例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太宗是有意在各方势力之间搞平衡,并不会让关东势力一家独大,因为,关陇集团的势力依旧强悍。

即使太宗想通过编写《氏族志》重新给门第排序的方式来扶持寒门、稀释关陇贵族对于庙堂的垄断,依旧是没有成功。

可见,即使是李世民这样的天降猛男也不能一朝解决关陇贵族对于皇权的束缚,还得通过时间来消化。

随着新一轮的储位之争,晋王李治被立为储君之后,大唐的庙堂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贵族的天下。李治即位之后,长孙无忌继续打击异己,其将关东士人的代表尚书左仆射李勣排挤出局并利用房遗爱事件大面积打击政敌就是具体表现。

永徽初年,大唐庙堂彻底成为了关陇集团一家独大的格局。李治不仅不能决定太子的人选,就连哥哥吴王李恪的命,他都救不下。

大唐的天子竟然被逼到了被权臣和贵族在朝堂上哭的尴尬地步。李治想立武则天为皇后,拉着十车珠宝主动去舅舅家示好,但长孙无忌理都不带理。

为了破局,李治就广泛联合以李义府、许敬宗等出身寒门的大臣并将关东士族的代表李勣争取了过来,以废立皇后为突破口向关陇集团开炮。

最后的结果是,李治取胜,长孙无忌、来济、柳奭、韩瑗等人不是被杀就是被流放。

李治的胜利不仅意味着皇权的回归,更意味着关陇集团遭受重创,此后再也不能左右皇权。

但这种局面依然得持续下去,如果让关陇贵族再次抬头很可能就会复制隋朝的悲剧。所以,李治就必须得将重用寒门的政策延续下去。

显庆四年(659)六月,朝廷颁布了《显庆姓氏录》,规定:以当代为标准,只要做官进了五品,就可以进入这个族谱。

显然,李治是以重新界定门第的方式来打破关陇贵族对于庙堂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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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李治在给太子李弘娶媳妇这件事上选了出身寒门的裴居道的女儿,就是不想让贵族的力量再次抬头。武则天让李显娶了出身寒门的京兆韦氏也是出于这种考虑。

至于李治为何会放弃章怀太子李贤,也是为了巩固寒门执政的局面。李治知道,李显背后的人是皇后武则天,而武则天是寒门势力的代表。自己百年后,李显和武则天是可以继续将打击贵族重用寒门的政策贯彻下去的。

按照这个逻辑推测,李治放弃李贤就顺理成章了,即使李贤没有什么大的过错,但为了帝国的江山,李治也只能放弃他。

甚至在驾崩前,李治还留下了这样的遗诏:“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

这话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对李显个人能力的怀疑,让武则天帮衬着李显执政,更重要的是,只要权力掌握在武则天手中,大唐才能保证用寒门给帝国庙堂换血的政策不变。

还是不想让自己的努力一朝付之东流。

此后,关陇贵族才慢慢退出历史舞台,帝国才解除了贵族政治对皇权的束缚,天子才成为了真正的天子。

从隋文帝到武则天,这是一条漫长的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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