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立平，男，1955年5月7日生于辽宁。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2006年被《南风窗》评为”公共利益年度人物奖”。
前几天我说：“在眼花缭乱的变化面前，在莫衷一是的纷争之中，不要模糊了一条最基本的边界——文明与野蛮。”
▌我们不要迷失，在文明与野蛮之间
几个月前我曾经提出过国家的方向感、精英和上层的安全感、老百姓的希望感的问题。在新的国际环境之下，这几个问题，尤其是前者，就显得更为现实。
这当中最关键的是，如果在一时一地的是非还难以澄清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模糊一个最基本的坐标，这就是文明与野蛮。
有人不承认文明的存在，说文明与野蛮都是相对的。这是一种相对论的诡辩。
我们承认不承认有生活得好一点与生活得坏一点的区分？承认不承认生活中有幸福和痛苦之分？在与野蛮相对应的意义上的文明，指的就是人类为了活得更好一点，在文化、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制度安排等方面所获进步的积累。人类的历史就是脱离野蛮朝向文明努力的过程。
我曾举例说，农村常有土地纠纷，有的地方是用古老的群体械斗的方式来解决，今天更多的是用现代法律的方式解决。这其间文明与野蛮的区别有疑义吗？
往大了说，在国际上，用不断的战争征伐方式来解决争端，与用建立国际组织、订立国际条约、谈判妥协的方式解决争端，这其间文明与野蛮的区别有疑义吗？
在国内政权更迭上，是用死伤无数、血流成河的方式来实现，还是用人们认可的程序与选举的方式来实现，这其间文明与野蛮的区别有疑义吗？
在公共事务上，由少数人专断与能有更多的人参与，从而使更多人的意志能得到体现，这其间文明与野蛮的区别有疑义吗？
在社会生活中，一部分人有力量歧视和压迫另一部分人，与平等相处，在真正的平等不能实现的情况下，至少保障法律和权利意义上的平等，这其间文明与野蛮的区别有疑义吗？
这样的区别还可以不断列举下去。
当然我同意说，有些情况下确实不是非黑即白的，比如佛教徒与基督教徒、无神论者对生活状态及其意义的理解就会有明显不同。但文明与野蛮的大致轮廓是不能否认的。否认了这个，世界上也就没有了是非。
在文明与野蛮之间，我们这个民族付不起迷失的代价。
▌划分文明与野蛮，比划分中西更重要
西方文明在进入非西方世界之前，你说那是西方的，这是对的。但西方文明作为强势文明进入了，跟你的文明已经发生了碰撞，你再说寻找自己特点的文明那是不可能的。
尤其是晚明以来，中西文化的交汇使人类的融合之势和文明层次的更迭之势、上升之势已鲜明地呈现出来，我们现在还试图去找一个碰撞之前的中华文明的政治规则，肯定是徒劳无功的。
所以，未来的文明一定不是既定文明历史发展的结果，而是一个文明间相互碰撞的结果。但是这一点中国人自己没有接受。
长期专心致力于既定的中华文明，这对中国可能是一个出路，但对人类则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没有人类情怀，我们常常不能摆正主次、先后、轻重、缓急，我们为既定文明辩护的热情远远超过了对文明未来的谋划。
所以我觉得，今天中华文明的自我辩护如果一定要以美利坚文明的衰落为前提，这是非常好笑的。
这是排斥的文明形态，不是高级的文明形态。世界现代史表明，凡是迈过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文明形态没有一个被打回原形，被打回原形的都是现代转型中中途夭折的文明和国家。
大英帝国虽然衰落了，但英国是落后国家吗？不是，它还是最先进的国家之一。
我们无法说明未来中华文明会是什么样子，因为它不是我们在书斋里可以归纳出来的，而是我们的下一代或者下下一代干出来的。但文明的交汇永远比文明寻找自身的特点重要一百倍。
希腊文明之所以逐渐领先世界2500年，是希波战争导致西方文明深刻地吸收、融汇了中东文明，同时也宣告了希腊传统文明的终结。
新生的一种文明是优势文明。中华文明真要有出路，先得对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持开放态度，得把西方文明好好消化、好好创新，否则别指望。
所以我强调，中华文明还有未来，一定是远东文明跟中东文明、西方文明汇合起来，然后再次融合，实现文明升华的结果。换句话说，中华文明是要成为人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区域发展的文明形态，是给人类带来福祉，而不是我若“崛起”，别人就必“衰败”。
当然，中华文明的另一种未来可能是往回走，重回封闭。最近几年，我们把西方说得一塌糊涂，有点接近于1914年梁启超去欧洲看过之后写的《欧游心影录》，对欧洲大失所望。这个心态非常糟糕。
划出文明与野蛮的界线，比划分是他们的文明市场还是我们的文明市场更重要。
文明发展的最大状态是跟野蛮划出界限。文野界限，从政治立规上说，第一，把人当人来看待，而不把人当手段来对待；第二，权力必须规范、平和、有序交接，约束政治上的权力滥用。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这点上，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