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新闻媒体年会”在台北开幕首日，主办单位把象征新闻自由的“金笔奖”颁赠给迄今仍受监禁的两名伊朗女记者哈米迪和莫哈马迪。她们因为报道伊朗“道德警察”在阿米尼头巾事件中的暴行，被逮捕入狱迄今。
世界编辑人协会会长拉莫斯在宣布奖项时，谴责伊朗政府罔顾人权，压制媒体，封锁新闻自由。她也感叹，因商业模式的不定，科技的演进，当权者更容易操弄民粹和社群媒体，破坏媒体的公信力。她说，言论自由仍极脆弱，产制有品质的新闻也较以往更为不易。
拉莫斯的忧心其来有自。她来自墨西哥，过去20年，墨西哥有150多名记者遭到谋害。墨西哥政府算是民主政体，但民主体制并不代表民主治理。政府有意无意的放纵或不积极作为，让新闻记者的生命和新闻自由受到威胁与戕害，更削弱了媒体的监督力量。
再看另一民主政体的美国。本月十六日，越战密件的吹哨者艾斯柏格过世，这距离1971年他将该国防密件交由《纽约时报》在6月13日刊登，正好52年。当年身为军事分析师的艾斯柏格，将美国对越战的7000页机密报告交给《纽约时报》，引起轩然大波。尼克森政府下令纽时停止刊登该密件，但纽时拒绝遵从;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最后纽时胜诉。这场媒体硬杠上当权者的诉讼，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试金石，也成为言论自由的里程碑，更牵动后来法院在水门案中对《华盛顿邮报》的判决，继续为言论自由开路。艾斯柏格是民主国家“吹哨者”的代表人物。
但新闻自由并非一条康庄大道。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有人预言自由民主体制将遍地开花:人们看到东欧解放、中国大陆转型，中东和非洲地区出现民主运动，但自由民主体制本身的发展却也遭到挫折和质疑，其中之一，便是言论自由在民主国家发生质变与逆流。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在五月的世界新闻自由日上说，对新闻自由的攻击，仍在全球各个角落发生。去年有五十五名记者和四名媒体工作者在线上丧生，但他们并非死在战场，而是在家中或采访场合受到致命攻击。在集权或专制国家，新闻自由受到的迫害，即更频繁。更讽刺的是，新闻自由在民主国家也一样受到威胁。以美国为例，意识形态的对立，已使言论自由的面目模糊不清，美国人对媒体的信任度也降到新低。北溪二号海底管线遭爆破事件，美国政府明明事先知情，却故意让假消息散播，企图掩盖真相。此外，媒体在俄乌战争中选边的心态，也伤害了阅听大众追寻真相的自由与权利。
新闻自由在自由民主国家发生的质变和逆流，一方面是科技的发展使传统媒体的商业模式崩塌，假新闻和偏激言论在意见自由市场流窜，更折损人民对媒体的信心。另一方面，则是掌权者以意识形态为掩护攻击新闻媒体，不仅逃避监督，也激化对立。
在历史的长流中，言论与新闻自由的挑战其实未曾稍减，只是形式不同。世界新闻媒体年会在台北举行，正有助于人们省思新闻自由在不同制度下的不同挑战。
《纽约时报》董事长沙兹柏格上月也在国际新闻自由日发表演说称:“当新闻自由受到侵蚀，民主制度本身的侵蚀，也随之而至。"在越战密件揭发后的半个世纪，此警语提醒我们:民主和自由不是喊口号，而是要以行动争取、呵护、坚持和奋战。新闻自由是民主制度的核心与灵魂，媒体人须时刻自我警醒和惕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