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又称八九民运、八九学运、天安门事件或六四天安门事件，中国官方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广义上指1989年4月中旬开始的以悼念胡耀邦活动为导火索、由中国大陆高校学生在北京市天安门广场发起、持续近两个月的全境示威运动。狭义上指六四清场，即1989年6月3日晚间至6月4日凌晨，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下令镇压的“叛乱”。
六四事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的爆发标志着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大陆推动的后期政治体制改革失败，赵紫阳、胡启立、鲍彤等温和派高层事后被撤职，而胡耀邦已在八六学潮后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于是1980年代被不同程度推动的自由化改革也就此停止，此后官方只批准了很少数量的游行活动。
六四事件的后果除了造成政治环境大幅度收紧，经济方面的影响也直接导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放缓，直至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才重新提速。不过，由于六四事件发生后不久，邓做出退休的决定，故其任内推行的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被延续下来，此后完成了三任领导人的权力交接，直至2018年修宪后被废除。
迄今在中国大陆，六四事件仍然是高度敏感的事件。除非必须提及该事件的场合（如悼词等），事件相关用语一般不会出现在官方媒体，民间评论往往会被官方屏蔽，评论人也可能触犯法规而遭到处理。为了规避审查，民间往往会使用各种代号指代六四事件。
官方称法
自1989年以后，中国官方也用数个不同的名称指称六四事件，并被怀疑疑似借由修改事件称呼的方式，逐渐降低事件对往后社会大众的影响。在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发表后，中国政府将其定性为“动乱”，后于6月3日升级为“反革命暴乱”。事件结束后以“六四风波”指称。后来在江泽民执政后期和胡锦涛执政时期，中国官方将当时的冲突改成更为中立的名称，也就是今日持续使用的“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或“1989年政治风波”这类短语。
现执政时期将“反革命暴乱”与“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并行使用。
经济危机
自1950年代以来，中国便长期透过中央制定的计划定价机制，让商品的价格稳定处在较低水平，但也减少了制造者增加产量的诱因。改革开放后，在经济改革初期，中国政府采取部分产品价格固定、部分商品允许价格波动的价格双轨制作法。但因市场上长期产品短缺而物价较高。部分人则可利用权力以低价购入产品，之后再以市场价格贩售，时谓“官倒”。此外，政府的货币供应量增发过多且过快，造成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工厂无法获得利润；但1988年减少货币供应后，又使得许多金融贷款无法正常兑现。1988年，邓小平在北戴河会议上同意以市场经济为基础，让价格体系得以恢复正常。
价格管制将放松的消息传开后，随即引起民间恐慌，各地民众大量提领现金并购买商品囤积。不到两周内，政府便立即撤销价格改革的政策，但价格闯关带来的影响明显延续一段时间，民间社会面临快速通货膨胀的问题。在官方提出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报告中，指出北京市的物价于1987年至1988年期间增长30%，许多工薪阶层因为无法购买大众商品而感到恐慌。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许多无法获益的国有企业也被迫削减成本，让过去拥有工作保障与社会福利的铁饭碗开始面临生活的压力。
社会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官倒、权钱交易、腐败、特权、贫富分化扩大等问题。此外，改革派领导人设想知识分子会在往后发挥主导的功用，领导国家实施更多的经济改革政策。尽管政府陆续设立新的大学，并增加各校的招生名额，但情况并未如计划设想般实际发生。一方面因国家所指导的教育体制，并未充分和市场需求不断增长的农、轻工、服务业与外国投资等领域结合；另一方面因专精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生，则必须进入有限的就业市场。新开设的私立企业并不接受国家分配毕业生，然而高收入的工作则由具裙带关系者取得。其中条件优厚的工作岗位都被取得后，剩下的职位往往是绩效较差的部门，掌握实质权力者则在该领域并无专长。
面对惨淡的就业市场和有限的出国机会，知识分子与学生们认为凭借处理政治问题，从而能使以上问题得到解决。这让北京市各个大学的校园中出现了以研究政治为主的小规模“民主沙龙”社团，这些组织逐渐激发了学生参与政治的兴趣。受到中国的经济社会逐渐朝向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名义上仍保留的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也面临信任危机。对于民营企业的审核制度，则让许多不良的商人能以宽松的法律优势致富，甚至常在过去强调“没有穷人”的社会中炫耀拥有的财富。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也普遍对于国家的未来感到幻灭。
派系斗争
当时，人们希望中国政府能做出其他改变的作为时，结果政府部门迟迟没有进一步的动作。在改革开放的政策制定和实施后，面对伴随而来浮现的种种问题，领导高层之间在处理办法上出现分歧。但尽管内部因为意识形态而浮现派系冲突，双方人马都需要获得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支持，才能实施各项重要决策。
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主张进一步实施政治自由化的方针。借由设立允许多种想法的渠道，让民众能够表达不满，并进一步支持改革。改革派成员还包括：胡启立、万里、彭冲、习仲勋、田纪云、鲍彤、阎明复、李锐等。
另一方面，以中共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为首的激进反改革派，则认为改革开放已经施行过多政策。因而认为重新加强控制以确保社会稳定，并与中国官方书面的社会主义主张一致。保守派成员还包括：王震、李鹏、薄一波、姚依林、邓力群等。
政治体制改革
主条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 政治体制改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体制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俗称“8.18讲话”），指出权力过分集中是中国当下官僚主义的“总病根”。邓小平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议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提倡民主集中制，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全面修宪建议。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八二宪法》，该宪法也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四部宪法，收入了许多宪政主义的内容和条款，为改革开放奠基。
随着改革开放的加速，中国社会出现了官倒、权钱交易、腐败、特权等问题，经济改革亦受到了原有政治体制的阻碍。1986年上半年，邓小平再次提出“政治改革”并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和制定，同年9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立，成员包括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10月，赵紫阳提议的中央政改小组办公室成立，具体负责人包括鲍彤、严家其、贺光辉、周杰。
邓小平的政治改革出发点是，在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前提下，实行党政分开、提高行政效率、革除官僚主义弊端、推动经济制度进一步改革等，但不能照抄西方的宪政制度，他强调：“不能放弃专政，不能迁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绪。...... 要搞一个增强行政效能的体制，机构要精简。......讲民主必须要和法制联系起来讲，把法制搞起来，才能有稳定的社会环境。我们的行政机构应该很有效能。 ” 与此同时，其他人士还公开提出了“多党制”、“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司法独立”等架构。虽然这些与邓小平等人的中国官方改革观点可能有所不同，但在当时比较宽松的政治气氛下，并没有受到过多的抑制与打压。
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主持了开幕式，赵紫阳作了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该报告由鲍彤负责起草，提出并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和设想，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概念。该报告的第五部分详细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将邓小平1980年的“8.18讲话”作为改革的指导性文件，阐述了许多符合宪政主义的内容，其中包括进一步实行党政分开、权力下放、提倡法治和监督、完善选举制度等。十三大还首次实行了差额选举，赵紫阳正式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鲍彤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不久后鲍彤又被任命为中央常委政治秘书。1987年底，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成立。
民间新思潮
中国人民要现代化，首先必须实行民主，把中国的社会制度现代化。民主并不完全像苏联缔造者列宁编造的那样，仅仅是社会发达的结果。它不仅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达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这个发达阶段以及更加发达的阶段中得以存在的条件。————魏京生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早在1978年的拨乱反正时期，魏京生等中国知识分子便开始呼吁政治改革，并在北京市西单民主墙张贴持有不同政见的大字报。此时民众被允许宣传政治自由和民主化的短暂时期，又被称作“北京之春”。但尔后魏京生在1979年3月遭到逮捕，西单民主墙也于同年12月时被迫封闭。1983年，保守派在发起了“清除精神污染”的左倾运动。
1986年夏天，曾于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天体物理学教授方励之开始在中国各地大学展开个人访谈之旅，主要谈论的内容包括自由、人权、权力分立等内容。随后方励之成为当时社会大受欢迎的人物，他的发言记录也在学生间广为流传。对此邓小平曾警告方励之主张崇拜西方的生活方式、资本主义和多党制度，将意味着损害中国的传统价值观、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受到方励之的演讲、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新开启以及世界各地爆发的群众运动影响，学生在1986年12月发起抗议活动，反对改革开放的步伐过于缓慢。其中参与示威游行的学生提出许多诉求，这包括有经济自由化、民主、法治等要求。虽然这次抗议最初是在合肥市附近进行，但很快地学生运动便蔓延至北京市等各大城市。对此中央开始指责抗议学生试图煽动文革式的动乱。
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被内部指责对抗议活动的态度过于软弱，以及因为没有适当处理这次事件而引起社会动乱。胡耀邦遭到保守派人士大力谴责后，在1987年1月16日被迫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但保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在胡耀邦辞职后，保守派在邓小平的支持下顺势展开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左倾运动，开始打压支持胡耀邦观点、政治自由化和西方风格者。这项运动也制止了学生运动的发展，并且使得政治环境一度封闭起来，但胡耀邦也因而获得改革派人士、知识分子以及学生们的欢迎。但该运动此后遭到了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反对，赵紫阳认为左派利用了反自由化运动来反对和否定改革开放，并以此说服了邓小平，该运动随后于1987年中期逐渐结束。
国际局势
主条目：东欧剧变和冷战
在八九民运发生的同时，自1989年2月波兰团结工会在圆桌会议中争取到合法地位后推动政治改革，东欧和中欧的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相继发生民主化革命，谋求结束原本的共产党专政。
胡耀邦逝世
学生立起胡耀邦的巨幅画像，并在周围摆上花圈
1989年4月8日，曾经在80年代先后担任中国共产党主席和总书记的胡耀邦因心脏病发作住进北京医院。4月15日，于北京逝世，随后引起学生强烈回响与悼念，并成为群众聚集的最初动力。大学校园里陆续出现许多歌颂胡耀邦的宣传海报，呼吁政府重新审视胡耀邦的观点。几天过后，大多数海报开始提到更加广泛的政治问题，包括有新闻自由、民主制度、以及官员贪污问题等。4月15日以后，一些悼念胡耀邦的民众也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自发组织小规模集会。同一天，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也在校园内设立胡耀邦的灵堂，北京当地学生陆陆续续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4月16日，位于西安市和上海市的学生也开始组织类似的小规模学生聚会。
在部分大学生主导下，原本单纯悼念的活动转向要求政府控制通货膨胀、处理失业问题、解决官员贪腐、政府问责、新闻自由、民主政治与结社自由等。4月17日，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为了纪念胡耀邦而制做了大型花圈，在同一天有更多群众集结在天安门广场上。下午5时，500名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共同抵达靠近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东门，表达哀悼胡耀邦之意。之后来自不同背景的演讲者举办公开演说，内容包括有纪念胡耀邦、讨论社会问题等。由于被视为将阻碍人民大会堂的运作，因此警方很快便介入示威群众的聚会，并试图说服学生离开天安门广场。4月17日晚上，3,000多名北京大学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进行学校学生的游行活动，很快地近千名来自清华大学的大学学生也参加游行。两队学生抵达天安门广场后，很快就与先前聚集在广场上的群众会合。随着活动规模的增大，聚会活动逐渐演变成为示威抗议，学生们开始起草并向政府提出七项要求：
*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
严惩殴打学生和群众的凶手，要求有关责任者向受害者赔礼道歉。
尽快公布新闻法，保障新闻自由，允许民间办报。
要求国家领导干部向全国人民公开其本人及家属的实际财产收入，严查官倒，公布详情。
要求国家有关领导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误对全国人民作出正式检讨并追究责任，要求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
重新评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并为在期间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彻底平反。
强烈要求新闻机构给予这次民主爱国运动以公正如实及时的报道。*
4月18日上午，王丹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要求政府接受七项要求。一些群众聚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吟唱爱国歌曲，另外学生也在天安门广场上主办演讲活动。此时王丹和另一名学生郭海峰进入人民大会堂，与全国人大信访局的局长会面。王丹和郭海峰向信访局局长提交七项要求。信访局长表示会向上级部门提交七项要求，但希望学生不要静坐，回到学校。王丹和郭海峰表示未能确认转交前不会停止静坐回到学校。王丹和郭海峰回到人民大会堂外静坐后，又第二次进入人民大会堂，要求一定要人大常委级别以上的负责人出面接受七项要求，才会停止静坐。信访局长表示会向上级反映。之后北大研究所会主席李进进向静坐学生表示，他会代表学生进入人民大会堂递交请愿书，但如果人大代表接受了请愿书，学生应该离开。学生们同意了李进进的呼吁。于是李进进进入人民大会堂交涉。下午六点，人大代表宋世雄、刘延东站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与静坐的学生打了个照面。
新华门事件
示威学生曾一度聚集在中南海新华门静坐抗议，但最终遭到驱离
4月18日上午，在学生留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同时，数千名学生则聚集在中国领导人居住的中南海入口新华门处，要求领导高层和学生之间展开对话==。警方随即限制学生进入中南海内部，学生则决定原地静坐示威以表达不满。当天晚上，新华门前聚集了北大、人大、北师大、政法大学等校二三千名学生，围观群众六七千人。学生“会聚新华门是因为至今政府没有一个人出来表态”。学生多次齐声高呼“李鹏出来！”的口号，并六次试图冲开警戒防线而未成功=。4月20日凌晨时分，大批警察和多辆大巴到场围着在新华门前静坐的学生，警察将学生拖上大巴。在这过程中学生和警察发生冲突。有学生被打伤=。新华社援引北京市公安局消息指有4名警察被掷来的砖块、瓶子打伤=。许多学生认为他们遭到警方虐待，有关警察采取暴力驱离的传闻也迅速蔓延开来=。
新华门事件激怒了许多校园里的学生，许多过去没有积极参与政治事务的学生也因为这次事件，而决定加入抗议活动=。在这段期间，一群自称“工人代表”的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则到处发布两份具挑战中央领导集团统治的传单。
江泽民与《世界经济导报》
4月19日，立场靠近改革派的报纸《世界经济导报》决定出版纪念胡耀邦的专题报导。其中一篇由严家其所撰写的文章中，便对北京市学生发起的抗议活动给予正面评价，并且呼吁重新审视1987年要求胡耀邦下台的作为。不过在得知中央政府的立场渐趋保守后，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要求《世界经济导报》删除相关的长篇敏感报导内容，但《世界经济导报》则以空白页刊登的方式抗议文字审查。最后江泽民马上解除总编辑钦本立的职务，其果断的行动赢得保守派的正面评价。
学运组成
由于胡耀邦曾经出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职务，中央决定为其举行国葬，仪式最后决定在4月22日举行，北京市人民政府下达命令封闭广场以举办葬礼。约有十万名学生则在前一天晚上无视命令，游行进驻至天安门广场。此时各高校的学生组成了“学生行动临时委员会”，该委员会向当局提出七项要求，并且提到另外与胡耀邦有关的三点要求，分别是要让广场上的学生瞻仰胡耀邦的遗体；让广场上的学生代表进入人民大会堂参加胡耀邦追悼会；在胡耀邦追悼会结束后，让他的灵柩在天安门广场绕一圈，让在场的数万名学生为他最后送行。不过中国官方治丧委员会拒绝了学生代表的所有要求，只答应向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同步播放胡耀邦追悼会的现况。当局还要求在广场的学生向东移动，腾出广场西边的场地，以便让追悼会参加者的车辆能够通过，学生们接受了当局的要求。在4月22日当天早上10点，包括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内的中国领导高层皆前往人民大会堂内部参加典礼，并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发表悼念词，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主持仪式。尽管整个国葬过程向学生直接播出，然而由于纪念活动只持续了40分钟便宣告结束，学生们到11点也没有看到胡耀邦的灵车，这使得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情绪更为高涨。这时学生们开始越过天安门广场西边的路，涌到人民大会堂前静坐。他们向官方提出了3点要求，分别是继续要求胡耀邦的灵车绕着天安门开过；与总理李鹏会面；希望官方媒体能够公开报道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们对胡耀邦的悼念活动。但官方还是没有接受学生们的要求，也没有派官员与学生见面。虽然保安人员封锁了人民大会堂的东大门，但仍有数名学生共同突破封锁线。随后有三名学生（北京大学的郭海峰、张志勇，中国政法大学的周勇军）跪在人民大会堂的阶梯上，表示要提交请愿书，并要求获得国务院总理李鹏的接见。然而三名学生跪了40多分钟，没有任何领导人自人民大会堂出现，这使得绝大部分学生感到失望与不满。学生行动临时委员会决定撤离天安门广场，但准备罢课抗议。4月22日下午1点30左右，学生们开始撤离天安门广场。他们经过新华门时，高呼“和平请愿，政府不理，通电全国，统一罢课。”
4月21日至4月23日期间，学生们开始筹划成立真正的活动组织。而在4月20日，北大民主沙龙开会，学生们决定不承认官方的北京大学学生会并且自己组织学生会，名字暂定为“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筹委会”，由丁小平、王丹、杨涛、封从德等七名学生领导。在4月23日，另一个学生组织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宣告成立，并选举当时就读中国政法大学的周勇军担任主席，而北京大学学生王丹、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吾尔开希·多莱特（以下简称“吾尔开希”）也被推举为各自学校的学生代表。但后来实际主持工作的是社科院研究生王超华、北大研究生封从德（第三任主席）和北大学生杨涛（第四任主席）。随后北高联呼吁北京市的所有大专院校全面并无限期的罢课，以表抗议诉求。然而这样一个独立于管辖范围外的组织成立，挑战了中国政府对学生的管理地位。另外一方面，位于湘潭市的湘潭大学学生也发起抗议行动，并且获得许多学校教授支持。同时武汉市当地的大学学生也组织起来，共同抗议湖北省人民政府。
然而在4月22日黄昏，长沙市和西安市爆发了严重事故。其中包括在西安市有人纵火焚烧车辆、房子，并且抢劫靠近西华门的商店；而在长沙市也有38家商店遭人抢劫，最后这两个城市共有超过350人遭到了逮捕。随着国家局势变得更加动荡，赵紫阳立即与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多次会议。对此赵紫阳强调要求学生停止进一步的抗议活动，而各自回到大学就读；他亦要求动用所有必要措施来解决动乱行为，而不同级别的政府应该与学生进行开放式对话。李鹏则要求赵紫阳谴责示威群众，并认为应该要采取更加积极的防治措施，不过赵紫阳最后驳回了李鹏的看法。尽管领导高层就回应学生运动的方式意见分歧，而与赵紫阳关系密切的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等人也建议赵紫阳继续留在北京市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但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仍然依照原计划，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的邀请，于4月23日飞往朝鲜进行国事访问。4月24日，北京35所大学全面罢课，上海、天津、长沙、西安、南京等各大城市高校纷纷响应。4月25日，北京43所高校约6万余名学生继续罢课。北高联向政府提出三项要求，要求政府答应才会复课。这三项要求是：1、与国务院有代表性的官员对话；2、政府对新华门事件公开道歉和惩罚凶手；3、国内传媒如实报导学生运动。
四二六社论
为了抗议政府对《四二六社论》的定性，数百万名学生与群众发起了四二七游行，游行队伍举起写着“民主万岁，人民万岁！”、“廉洁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横幅
赵紫阳前往朝鲜访问后，便由留在北京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总理李鹏代理领导党政机关。4月24日，李鹏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以及国务委员兼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陈希同会面，希望能了解天安门广场上的情况。对此北京市官员想尽快解决危机，并认定抗议活动是一场阴谋，旨在推翻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以及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主要领导人。在赵紫阳缺席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议认为必须立刻向示威群众采取态度坚决的行动。4月25日上午，杨尚昆和李鹏前往邓小平的住处会见邓小平，邓小平同意政府采取强硬立场。邓小平还表示应该借由大众媒体适当地发布“警告”，借此抑制因为不断传播而扩大的示威活动。
这次会议成为中国高层首次对抗议活动的正式评估，而重要问题的决定仍然以邓小平的意见为准。李鹏随后依照邓小平的意见下令起草一份公报，并向中国共产党各个机构和高阶官员要求应该设法对付示威群众。4月26日时，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四二六社论），指责“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阴谋推翻中国共产党和现行的政治制度。然而这项声明激怒了学生，认为这是中国官方故意要对付抗议活动。最后社论并没有令学生放弃示威活动，反而促成更多学生愿意团结，并共同表态支持学生活动。社论发布的当天晚上，长春、上海、天津、杭州、南京、西安、长沙、合肥等城市发生规模不等的游行示威，抗议四二六社论。
在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组织下，有五至十万名来自北京市各大学的学生在4月27日集结游行，经由街道前往天安门广场。学生团体成功通过警方设立的封锁线，并沿途受到以工厂工人团体为首的市民广泛支持。组织活动的学生领袖希望借由这次游行展现其爱国性质，特意淡化反对共产主义的口号；其中游行学生主要强调“反官僚、反贪腐、反任人唯亲”这一问题，不过学生仍强调会继续“拥护（中国）共产党”。这次示威游行迫使中国政府做出让步，同意与学生代表会面。4月29日，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袁木会见由政府批准的学生社团代表。尽管会谈中讨论了包括报刊编辑、新华门事件、民主自由等广泛议题，并获得一些实质成果，然而包括吾尔开希等学生领袖则表态拒绝出席。
五四对话
4月30日，赵紫阳从朝鲜平壤返国并重新掌握权力。然而随着外界要求中国政府对学生示威活动的态度更为软化后，内部相关的讨论冲突反而更为加剧。以赵紫阳为首的温和派，主张继续与学生展开对话；以李鹏为首的强硬派，则主张应该强硬地反对抗议活动继续进行。在5月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议上，赵紫阳和李鹏再度针对这一议题有所冲突。当中赵紫阳认为先前强硬派的作法已经证明并无实际的效力，因此政府特别允许这次活动才是唯一的选择。
对于李鹏认为国家的稳定发展应该优先于任何事项，赵紫阳则反驳说中国官方应表态支持扩大民主和提升透明度的要求。最后在赵紫阳强力推行下，政府决定展开进一步的对话。赵紫阳随后开放新闻媒体积极报导抗议活动的发展，并在5月3日至5月4日期间发表了两次同情示威群众的演讲。赵紫阳发言中提到学生关切政府官员贪腐的问题是正当的，同时认为这次学生运动应该被视为一种爱国表现。在5月4日当天，有十万名学生在北京街头游行以纪念五四运动，同时再度重申先前示威游行所提出的要求。新闻媒体工作者首次参与游行，这些大部分来自央媒的记者编辑，打着“首都新闻工作者”等横幅，喊出“新闻要说真话”，是当日最震撼的口号，《人民日报》记者的游行队伍，记者们骑着单车前往广场，还举著一些标语牌，上写着“人民日报、属于人民”“一人拍板、集体负责、全民遭殃”等字句。当天，北高联宣布《新五四宣言》，呼吁推广民执政体。上海、南京和广州等地学生也游行上街，呼吁政府与学生对话。而赵紫阳的发言实际基本上否定了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内容，这让很多大学生都满意政府所做的让步。5月4日结束时，除了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外，所有北京市的大学皆宣布罢课行动结束，随后大部分学生也逐渐失去参与抗议活动的兴趣，新闻自由获得口头保障，多数人主张以对话渐进推动民主。
学生分歧与绝食
主条目：天安门绝食
1989年5月10日，浦志强参加北京学运游行，要求“办报自由”和“结社自由”
正当学生自治会所选举出来的正式对话代表团已经准备和中国政府展开对话之际，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组织领袖不愿意由正式对话代表团单方面控制整个抗议活动。在面对学生团体内部不和以及参与群众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包括王丹和吾尔开希等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学生领袖要求采取更激进的作法来恢复抗议声势。其中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所提出的“对话”只不过是一种诱骗学生就范的方式，因此自5月11日开始动员学生准备进行绝食，希望能够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定性。
最后学生决定在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高调对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前两天，自5月13日由柴玲宣读《绝食书》展开绝食抗议；其中学生领袖认为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必定安排在天安门广场进行，因此借由绝食抗议便能作为筹码来迫使政府满足他们的要求。此外绝食获得社会大众广泛的同情，进而使得学生运动成为一种道德行为并且受到群众的追捧。而北京的抗议活动促使得其他城市的大学也陆续组织了抗议和罢课行动，同时有很多学生也纷纷前往北京市参加示威游行，其中在5月13日下午便约有3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整体来说于天安门广场上进行的示威活动仍保有秩序，来自北京不同地区的大学学生每天发起游行以表达抗议要求并且表示团结，同时许多学生也会在行进过程中齐唱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运动著名的《国际歌》。在5月中旬，学生发起绝食行动，促使中国各地四百多个城市陆续集结抗议，表态支。
戈尔巴乔夫访华
1989年5月，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历史性访问中国
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是1950年代末中苏决裂后第一位正式访问中国的苏联最高领导人，两国关系恶化前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曾于1959年访问中国，作为国宾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10周年大会。苏联领袖相隔30年再次访问中国，象征两国关系改善，因此中国领导人非常重视这次国事访问。
5月上旬至5月中旬时有关采访六四事件抗议群众的审查限制获得明显地开放，国家媒体开始播放包括绝食在内关于同情抗议群众的影像。然而由于担心示威活动将会失控，邓小平要求在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期间应该清除广场上的抗议群众。为了达成邓小平的要求，赵紫阳决定仍使用柔性办法并且指示他的下属马上与学生进行谈判。赵紫阳相信此时仍能够成功借由爱国主义吸引学生的关切，并且让学生了解到如果在中苏首脑会议期间让其他人士知悉内部有动乱迹象的话会使得全国难堪。5月13日上午全国政协副主席阎明复召开紧急会议，并且邀请到重要的学生领袖以及包括刘晓波、陈子明以及王军涛等知识分子。阎明复说表示政府已经准备与学生代表展开直接对话，但前提是学生必须先撤离天安门广场以举办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的欢迎仪式，这样也使学生领袖们之间陷入分歧。
5月14日时，以戴晴为首的知识分子在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的许可之下直接通过政府审查在《光明日报》提出意见，呼吁学生应该要尽快离开天安门广场，但是许多学生却认为知识分子是为了政府发言而拒绝做出让步。当天晚上，以阎明复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与担任学生代表的沈彤和项小吉展开正式谈判，其中阎明复肯定学生运动的爱国性质并且恳求学生从天安门广场上撤出。虽然阎明复的诚意成功促使得一些学生愿意达成妥协，但是随着不同派系的学生间无法事先进行协调或者提出连贯的要求而使得会议变得越来越混乱，不久学生领袖在得知政府并不愿意承诺公开直播问题的谈判过程后宣告会议无限期中止。之后阎明复直接前往天安门广场尝试劝离学生，甚至表示自己愿意被学生挟持以换取撤离的决定，然而学生之间并没有理会其劝告。而在隔天阎明复还向李鹏询问是否愿意应学生要求正式退回四二六社论的内容、并且将学生运动定调“爱国民主运动”，但这些建议都一一遭到李鹏的驳回。
最后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期间学生仍然决定继续留在天安门广场，也使得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为戈尔巴乔夫访华举行的欢迎仪式上改在北京首都机场内进行。这次中苏首脑会晤于中苏交恶30年后进行，除了标志中苏关系恢复正常外，同时也被视为中国领导人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突破。然而相比之下由于学生仍然坚持在天安门广场上进行运动而为这次会谈带来尴尬，进而促使得许多原本偏向温和派的领导高层也开始转向愿意实施“强硬派”的作法。其中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在人民大会堂内举行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高峰会时，学生群众则在附近天安门广场上发起示威活动。而在5月16日戈尔巴乔夫与赵紫阳会面后，赵紫阳则在国际新闻媒体前告诉戈尔巴乔夫表示邓小平在中国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对此，邓小平认为赵紫阳的这句话是要将处理学生运动失当的过错归咎于他。这项言论标志着邓小平和赵紫阳两个中国最高层领导人之间决定性的分裂。
局势升级（连续百万人游行）
上海时装商店挂出声援学生运动的横幅，表达对1980年代末中国通货膨胀的不满
绝食抗议的作法很快便引起中国各地对于学生的支持和同情，至此原本于四月底声势衰退的抗议行动重新获得声望。
在5月16日至5月18日期间数百万名居住于北京市的各行各业居民共同发起示威游行，此次游行打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北京市最大规模游行人数纪录，一些媒体报道人数达300万，而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对5月17日当天的不完全统计则称有120万左右的各界民众参加了游行，北京市公安局对参与大游行的机构有一份不完全的统计：北京高校60余所，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机关46个，科研单位18个，北京市的中专、中学、小学60余所，新闻出版单位14个，外地的大学22所，北京的工厂、公司78个，医院9个，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宗教18个，农村2个，文艺团体6个，体育界3个，饭店、财贸7个；而参与者还包括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警察人员、国务院等国家机关和中央直属机关人员、中国共产党党员或者是基层的政府官员，同时许多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及政府资助的工会也鼓励其成员公开参与游行活动。
此外一些中国民主党派党员致信给李鹏以表达意见，而中国红十字会也特别下达通知并且安排大量人员前往天安门广场为绝食群众提供医疗服务。北京1000多名知识分子联署发表了《五一六声明》，声援学生，批评政府对学运的动乱定性。作家巴金、诗人艾青、学者季羡林等参与签名。首都新闻界的游行人士开始打出了本社(台)的横幅，人民日报的“旗帜鲜明地反对4.26社论”和“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今日无新闻”的横幅，讽刺新闻审查制度。四个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会主席费孝通（民盟）、孙起孟（民建）、雷洁琼（民进）、周培源（九三）向赵紫阳致函公开呼吁信，信中肯定学生诉求，并“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尽快会见学生，进行对话”。民革中央主席朱学范和十二位人大常委亦分别发出紧急呼吁，并被人民日报刊登。全国政协委员、一级教授侯建群和赵敏顺走在游行示威的最前面，他们的横幅是：“强烈要求政府立即答应学生三点要求”“救人更要救国”。根据新华社报道，七十七岁高龄的著名学家季羡林亲身前往广场探望学生，在学生的搀扶下一步一颠地走进绝食学生中，拥抱着仰卧在地上的弟子，老泪纵横。署名著名作家“冰心老人”的横幅写着“学生爱国，我爱学生！”数学家陈景润和王元共同疾呼“学生们的负担太重了，让我们承担一些吧！”]歌唱演员李谷一、舞蹈演员陈爱莲等人来到纪念碑下学生的指挥中心，她们30多位政协委员到此是为呼吁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督促政府尽快对话。
在天安门广场，甚至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为表明态度在博物馆楼顶升起在运动中具有象征性的V字手势旗，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和工作人员亦组成队伍手持横幅走出故宫表达对绝食学生的支持。游行中罕见的出现了往来不参与社会运动的宗教人士，佛教的和尚举起“金刚怒目 大雄无畏”“弘法自由 广度众生”等标语，基督新教的基督徒、神职人员与神学院教职人员亦在游行中举起十字架，伊斯兰教的各少数民族穆斯林举起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经文支持学生，并借此表达尊重穆斯林习俗的诉求。北京市数十间医院的医护人员身穿白大褂参与游行，并志愿为绝食中身体不适的学生提供救助，一些医生在劝导学生过程中激动落泪；包括首都钢铁厂、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铁道部等在内的各产业和组织及大中企业的工人参与游行，部分工人乘坐重型汽车，周边县区的农民更乘坐农耕载具组成车队前往市中心参与游行，一度造成交通中断；北京市有公安干警志愿前往广场为学生派发饮料，也有人数众多的公安警察人员的游行队伍沿途游行向群众比V字手势，赢得群众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游行队伍经过人民大会堂东门时，不断呼喊:“不给官倒贷款！”“冻结官倒帐户！”；海关总署的声援队伍喊道:“官倒走私，铁证如山！”；人民法院的法官也到现场声援；中国警官大学的700多名学生18日凌晨自发来到广场协助学生维持秩序，保证了从广场东南口至前门之间救护车道的畅通无阻；中小学生亦参与游行，并有身戴红领巾的小学生呼喊“我和哥哥一条心”等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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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对大游行及绝食的报道
随着媒体报道限制的打破，广播电视报纸在这一刻开始刊登社会各界的声援，5月17日到19日这段日子也被评价为“中国记者最自由的三天”。中国中央电视台首次在电视新闻中播出了天安门广场上情况的如实报道，而央视的部分新闻工作者和职工亦组成人数庞大的游行队伍前往长安街游行，并且拉起巨大的横幅，点名要求时任广播电视部部长兼央视台长艾知生辞职；而人民日报5月18日在头版刊登了以《首都各界百余万人游行 声援绝食请愿的大学生》为标题的新闻，成为该报历史上“最具政治开放性”的版面，以极大的篇幅详细报道了北京市各行各业的人在游行中的诉求和对绝食学生的同情，甚至直接引用了在游行中出现的部分反政府标语，并统计列出了多个参与声援的工厂和医院等单位组织的名称，而人民日报社过千名职工也参加了游行，其中不少在新闻届有名望的高级编辑记者亦在其中；工人日报连续刊登《北京电子管厂万名职工发出呼吁》等工人阶级层面表态和参与民运的报道以及各总工会干部对工人呼吁的积极回应。
而在戈尔巴乔夫离开中国后，许多外国记者仍决定继续留在中国并且报导于首都北京市进行的抗议活动，这使得学生运动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并且也让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呼吁中国政府保持克制。
除了北京当地，来自中国各地的学生陆陆续续涌进首都北京市以参与学生运动；而在中国各地四百多个城市也爆发规模不一的抗议活动，其中包括中共福建省委、中共湖北省委以及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机关甚至都遭到学生示威游行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国中央领导高层迟迟没有针对北京发起的示威活动有明确的定位，这使得地方当局不知道如何处理当地的学生运动。而且因为示威活动合并了许多范围广泛且关注点不同的社会议题，这使得中国政府无法清楚分析哪些议题可以谈判，乃至于不清楚示威活动提出了哪些诉求。与此同时由于绝食抗议的行动其本身便具有“牺牲特质”，这使得无论是权威性还是合法性都因此而逐渐丧失的中国政府感到十分棘手。在种种因素所形成庞大的压力情况下，中国政府内部开始讨论将戒严作为一种应对示威活动的可行手段。
5月18日，李鹏在人民大会堂首次与学生代表会面，并且希望能够安抚受到大众关注的绝食行为。在会谈中学生领袖再次要求中国政府撤销《四二六社论》并且肯定学生运动为“爱国举动”，但对此李鹏则表示政府主要关切的是因为绝食而送往医院诊治的患者。尽管这次讨论仅取得了少数实质成果，但是学生领袖也因此得以在国家电视台重要节目上有了出现的机会。5月19日凌晨，赵紫阳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陪同下前往天安门广场，而听闻消息陪同前往的李鹏则是抵达广场后马上离开。赵紫阳在凌晨4时50分时借由扩音器直接呼吁学生结束绝食，并且告诉学生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那一天。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5月23日，北京再次举行了百万人大游行，游行队伍喊出让李鹏下台的口号。
天安门毛泽东像污损案
在1989年5月23日下午2时，3位来自湖南省浏阳市的青年鲁德成、喻东岳和余志坚毁损了北京市天安门所悬挂的巨幅毛泽东画像。三人最初为了声援主张反对贪腐和要求政治改革的六四天安门事件抗议学生而在5月19日前往北京市，然而他们则主张完全推翻现政府并且建立民执政府。尽管余志坚和喻东岳曾经向学生领导人提及建议和宣言但并没有获得答复，之后认为无法和学生有进一步对话的三人于5月22日开始策划针对毛泽东画像的破坏行动] 他们先是于附近购买了20颗鸡蛋并且填满油漆，之后就抵达画像附近准备展开行动。三人先是于天安门城楼悬挂“五千年专制到此可以告一段落”和“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标语，不久便将盛满颜料的蛋壳扔向毛泽东画像上。之后鲁德成、喻东岳和余志坚分别被人民法院判处16年有期徒刑、20年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
戒严令
随着示威活动不断升级并且扩大，最后作为军方最高领导人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决定采取果断行动。一连串游行后，以邓小平及李鹏为首的强硬派决定以武力解决示威，陈云、杨尚昆和李先念等多位保守派亦支持出兵。5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邓小平的住所召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赵紫阳不断让步的处理方针遭到了其他成员的批评，其中李鹏和邓小平宣称赵紫阳于5月4日发表的和解谈话使得学生不再惧怕中国政府。邓小平警告说如果北京市进行中的抗议活动不迅速平息的话，意味着中国将冒着经历另外一次内战或者是文化大革命的风险，而他的意见亦得到其他保守派的支持。邓小平随后表示应该宣布戒严以表达政府无法容忍抗议活动持续进行的立场，同时为了证明戒严有其作用而决定将示威群众描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倡导者的“打手”，并且指称是幕后筹划的人士试图打击现政府的统治并且进一步实现他们个人的野心。
同日傍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中南海制定有关戒严之计划，期间赵紫阳表示由于无法实施戒严而准备辞去职务，同时他也不确定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投票做出的戒严决定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之后胡启立亦表示他并不愿意实施戒严，但相对的李鹏以及姚依林都表态支持宣布戒严的决定。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乔石则提到虽然他反对政府再做出进一步的让步，但是他本人并不认为实施戒严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而杨尚昆和薄一波则强烈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必须遵循邓小平的命令，之后杨尚昆更动用其权限开始调动军队进入首都北京市。
5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军方领导人以及中共党内元老会面。邓小平亲自主持会议，并表示：实施戒严是唯一的选择，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宣布他“错误地”选择胡耀邦和赵紫阳担任他的继任者，并且决定从此将赵紫阳隔除在高层领导会议外。邓小平还誓言要强硬处理赵紫阳的支持者，并且对此开始进行宣传工作。5月20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实施戒严，并且从5个大军区中动员了至少30个师的兵力，其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24个集团军中便至少有14个被要求部署军队。其中多达250,000名士兵最终被送往首都北京市进行部署，其中有一部分军队则借由空运和铁路运输前往各自的目的地，而广州民航当局甚至还事先安排普通机票以准备随时运输部队。当天下午，杨尚昆当面明确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为指挥，全权指挥戒严行动。然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部队进入城市后随即遭到大量集结的群众拦阻，在受到大量群众包围军车队伍并且阻止其进退的情况下使得部队在郊区无法继续前进。抗议群众也纷纷向士兵发表演讲并且呼吁后者加入他们的行动，同时示威群众还提供士兵食物、饮用水和相关用品。此外叶飞、张爱萍、萧克、杨得志、陈再道、李聚奎、宋时轮七位上将致函戒严部队指挥部和中央军委，呼吁军队不能镇压群众，建议不要让军队入京，强调“人民解放军的枪口不能对着人民群众”。在部队迟迟无法向城市内部推进的情况下，中央军委于5月24日下令所有军队撤退至各个城市外的基地驻扎着。然而尽管示威群众成功逼使军事部队撤离被视为抗议活动“扭转颓势”的表现，但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仍然不断于中国各地调动部队以准备展开之后的行动。
撤退与留守
与此同时学生运动的内部分裂则更为加剧，5月下旬学生所组织的抗议活动由于没有明确的领导人或一致的活动，情况变得越来越混乱，同时伴随着天安门广场上聚集著大量群众使得示威队伍出现严重的卫生问题。侯德健建议学生领袖进行公开选举以选出学生运动的发言人，但是遭到学生团体的反对。另外一方面王丹则认为近期中国政府将有可能发起军事行动以镇压示威活动，因此主张让学生先从天安门广场暂时撤回校园并且另外组成相关团体，但这个建议则遭到主张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强硬派学生反对。随着派系冲突日益增加，各个派系开始争夺位在广场中央的学生广播中心，期望能够借由控制扩音器的方式掌握学生运动的控制权。各个派系也开始派遣一些学生前往火车站迎接来自全国各地声援的学生们，并趁机将他们拉到自己的派系之中以获得支持。学生团体开始指责其他派系的成员别有用心，这包括有勾结政府成员并且试图借由学生运动以获得个人成就。
5月26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发布《关于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迅速结束动乱的指示的紧急通知》，要求全体党员认清当前的严峻形势，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必须坚守工作岗位，并协助行政领导做好工作，团结广大干部和群众不要上街、不要去天安门游行或搞所谓的声援活动。5月27日，香港将近三十万人则参与在跑马地马场举办的《民主歌声献中华》活动，不少香港名人应歌唱邀并且表示对北京学生的支持。隔天，在李柱铭、司徒华和其他组织的领导人领导下，香港150万名群众聚集在于香港岛发起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而同一天世界各地也发起了全球华人大游行的活动。而在这期间，包括美国日本等政府也针对中国发出旅游警告。之后北京市的报刊上则陆续发表许多呼吁学生离开天安门广场并且结束抗学生运动的文章，其中在6月1日于《北京日报》刊载的《天安门广场啊，我为你哭泣》这篇文章中指称由于示威运动内部混乱和无序而使得作者感到失望；但是这些文章也使得许多不愿意离开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感到愤怒并且开始组织抗议行动，数千名学生便列队自行游行至北京街头以表达不愿意撤离天安门广场。随后刘晓波、周舵与高新三名知识分子以及台湾歌手侯德健宣布发起第二次绝食活动，并且希望能够借此重新提振民主运动。而由于长期占领天安门广场后许多学生都渐渐感到疲累，这使得原先学生内部的温和派与强硬派之冲突也渐渐停息并且开始展开对话。之后刘晓波等人在发表的声明中提到绝食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公开批评政府，同时提醒学生们他们现在的事业是值得奋斗的，并且促进学生能够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以提出继续改革的要求。
6月2日晚间，一辆警方吉普车在行进时不慎撞击4名平民并且造成3人死亡，这件事造成示威群众开始担心军队和警察试图进驻天安门广场。对此学生领袖随即发出紧急命令，要求在主要的十字路口设置路障以防止部队进入城市中心。6月3日上午，学生和居民则发现有身穿便衣的军队试图携带武器进入城市，学生团体随即将其抓住并且把武器交还给北京市警方。学生随后于中南海的门口外进行抗议活动，但是遭到警方发射催泪瓦斯驱赶。另外一批没有携带武器的部队从人民大会堂出现后很快遭到抗议群众包围，并且在混乱中造成数人受伤；之后双方原地坐下并且开始吟唱歌曲，最后部队撤退回到人民大会堂大厅内。3日傍晚，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的新闻广播称戒严部队将会镇压动乱，并警告市民不要前往天安门广场。
清场令
6月1日，李鹏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关于动乱的实质》报告，指称示威群众为恐怖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还指出抗议学生并不打算撤离天安门广场，同时示威活动也获得广泛支持。随后国家安全部也提交报告，强调资产阶级与自由主义已渗透到中国各处，西方观念给学生带来负面影响。安全部亦认为美军部队介入学生运动，期望借此推翻现政府的统治。这份报告在中国政府内部成功营造出胁迫感，为之后的军事行动提供理由。同时中央政治局也收到戒严部队指挥部的报告，指出部队已经做好协助稳定首都现状的必要准备。种种因素让大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接受了戒严的必要性和合法性的说法，也同意之后借由武力清场以解决政治危机的方案]。
6月2日，随着学生的抗议运动有所增加，高层以武力解决政治危机的看法更加巩固。同日，高层再度召开会议，最终同意实施清场以“能够结束暴乱并且恢复首都秩序”。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可能和平地完成天安门广场的清场任务，但如果示威群众不愿配合的话，部队也被授权得以使用武力完成任务。国内报纸当天还报导军队部署于北京市十大重要关键地区。
6月3日下午4时30分，李鹏、乔石和姚依林3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见军方领导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北京市长陈希同和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最后确定有关戒严实施的具体办法。会议确认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必须果断采取强硬措施扭转局势。会议决定当日夜采取行动，“由周衣冰同志统一指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力量，迅速开进天安门广场，坚决执行戒严任务”。在清场的当天晚上，领导人分别于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监督执行状况。
军人抗命现象
主条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六四清场的抵制
在此期间，不少解放军高级军官和士兵对清场令持抵制态度。
第38集团军指挥官徐勤先少将以“军令不全不合法、没有正式书面通知”为由拒绝服从动员令，后被军事法院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其因这一举动被媒体评价为“抗命”军官，2009年徐勤先在接受《苹果日报》采访时表示："已经过去的事情，做了就没有什么后悔的。"
第28集团军6月4日早上在木樨地被群众包围，士兵在受到市民源源不断的质疑和哭诉，并目睹北京市面的情景后，军心动摇弃车不顾，整支部队就此停滞不前。受28军的状况影响，戒严部队指挥部派遣直升机到西长安街上空督战，用高音喇叭呼喊28军受阻就坚决反击，结果被28军的高射机枪扫射将其驱逐。下午五点整支部队撤走，28军成为唯一成建制没有抵达上级所指定的戒严执勤位置的部队。事后军长何燕然和政委张明春因“执行不力、指挥错误”被降级调任。
木樨地冲突
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之一丁子霖之子蒋捷连于6月3日晚11时左右在木樨地复兴门外大街中弹身亡
6月3日晚间，各个国营电视台陆续警告北京市居民留在室内不要外出；但受到前两周成功阻挡军队的激励，大批市民仍然走上街头以阻止部队行进。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从北京市各个方位逐步向天安门广场推进，分别由第38集团军、第63集团军和第28集团军负责西面；空降兵第15军、第20集团军、第26集团军和第54集团军负责南面；第39集团军和卫戍第1师负责东面；以及第40集团军和第64集团军负责北面。晚上10时左右，第38集团军在广场西方约10公里的长安街五棵松十字路口开始向示威群众开枪。群众对于军队下令实弹射击感到惊讶，进而开始向部队丢掷物品。当天晚上，32岁的航天技术人员宋晓明成为首位被证实的死者。之后军队遭指控使用了射入人体会碎裂，从而造成严重创伤的达姆弹。10时30分，由于民众将双节无轨电车推到路上并放火焚烧，行进中的军队被迫暂时停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约5公里的木樨地，试图清除这些临时路障。住在附近公寓的居民亦出面试图拦阻军方车队，但第38集团军再度开火，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根据天安门母亲运动调查后提出的死者报告中，共有36人在木樨地死亡。另外士兵还向木樨地附近的公寓开火，造成在建筑阳台或室内有人因而遭到枪杀，这包括数名在公寓观察事态发展的中国高级官员。第38集团军最后以装甲运兵车将电车车厢撞开，并持续与尝试仓促搭建路障或组织人链的示威群众对峙，之后部队行经长安街经过南礼士路、复兴门、西单到天安门期间都有造成伤亡。而负责南面的空降兵第15军伞兵也使用实弹进行射击，并且在珠市口、天桥和前门等地也造成平民伤亡。但是亦有说法认为该类说法均为远距离观察导致的失真，在现场的CBS记者罗斯也称并未有士兵开枪，而仅仅试图驱散人群，这使得究竟是否发生开枪事故存疑。
有说法称部队使用实弹进行射击并且造成死伤反而激怒北京市的居民，其中一些人开始以棍棒、石块和自制的汽油弹攻击士兵，甚至纵火焚烧军车。中国大陆当局以及其支持者表示军队主要是为了自我防卫而动用武力，并且提出部队的伤亡证明使用武器正当，而在报告中便有士兵在街上遭到活活烧死或者是被其他人殴打致死的纪录。而根据吴仁华的研究指出在6月3日晚上10时军方开火后群众才开始向部队做出反击。不过在驱离过程中，亦有学生和居民试图保护遭攻击的士兵，而大多数的军事单位则拒绝执行对平民开枪的命令。
进驻天安门
1989年7月，清场完成后中国军队的坦克
我们强调，和平斗争的原则使学生民主运动能够得到各类人士的参与。很多工人和平民表示，士兵们全副武装就是为了杀人，我们武装起来自保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坚持和平斗争。这种斗争的最高原则就是牺牲我们的生命。听完我们的广播后，学生们迈着稳健的步伐走出帐篷，坐在广场上，做好了面对子弹和刺刀的准备。我们正在进行一场爱与恨的战斗，但不是以暴制暴。如果我们像那些士兵一样失去理智，用棍棒等“武器”去对抗他们的机枪，那就是最大的悲剧。我们只是在等待奉献生命的那一刻。————柴玲在逃亡后在香港接受采访时解释
晚上8时30分时，由于军队的直升机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空使得示威学生在各个大学校园呼吁学生加入其行列。晚上10时，示威学生依照预定时间在民主女神的基座附近举办天安门民主大学的成立仪式。但是10时16分时，由政府控制的扩音器警告说部队可以在实施戒严期间采取任何强制执行的措施。晚上10时30分，随着看见军队以实弹射击的目击者陆陆续续从北京市区西侧和南侧进入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学生与群众也了解到有关暴力事件的消息。在午夜时分，学生扩音器则宣布一名学生在靠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西长安街遭到杀害，这使得待在广场上的群众陷入忧郁情绪。学生指挥部副总指挥李录随即要求学生保持团结，并且坚持以非暴力的手段以争取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凌晨0时30分，吾尔开希则指控一名北京师范大学女学生在晚间离开校园后遭到杀害，之后吾尔开希便因为突发昏厥而被救护车带离广场。而在这时候，仍然有70,000人至80,000人继续留在天安门广场上。
大约凌晨12时15分，军方开始发射照明弹以提供夜间照明，并且第一辆63式装甲运兵车自天安门广场西侧出现并且从广场前的道路快速通过，大约五分钟后出现第二辆装甲车，两者均往东长安街驶去。凌晨12时30分左右则有2辆装甲运兵车抵达天安门广南侧，学生便陆陆续续向军方车辆丢掷水泥块。之后其中一辆装甲运兵车突然发生故障而无法移动，示威群众便用棍棒破坏车辆并且以浇上汽油的棉被放火焚烧。而因为车辆遭到焚烧而紧急逃出的3名军人则被示威群众殴打，但学生则组织警戒线并且护送3人到位于广场东侧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急救站医治。之后在承受极大压力的情况下学生领袖曾经一度放弃非暴力手段并且准备展开报复行动，其中柴玲便曾一度使用扩音器呼吁学生准备对抗“无耻的政府”。但最后她和李录同意继续维持和平手段的做法，并且没收学生所持有的棍棒、石块和玻璃瓶等可能被视为武器的物品 。
凌晨约1时30分，第38集团军和空降兵第15军的队伍前沿分别到达天安门广场的南北两侧。他们开始封锁天安门广场四周并且将里面的示威学生和前往支援的居民分隔开离，而在过程中也杀死数名示威群众。同时第27集团军与第65集团军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出现，而第24集团军也于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始部署。在遭到军队包围之后，数千名仍然留在广场上的示威学生与群众则开始往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聚集。凌晨2时后，部队开始尝试对人民英雄纪念碑旁的示威群众施加压力；而学生广播则不断呼吁军队放弃使用武力，并且提到：“我们是和平请愿，是为了祖国的民主自由，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请你们顺从人民的意愿，不要对和平请愿的学生采取武力……”大约凌晨2时30分，几名工人则开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架设其从装甲运兵车上拆解的机枪，并且发誓要向杀害许多示威群众的部队报仇。之后在侯德健劝说下工人们选择放弃武器，而刘晓波则在纪念碑的栏杆公开砸坏另外一枝没有子弹的步枪以重申非暴力运动的立场。
群众撤离
之后，曾在木樨地看见军队枪杀民众的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邵江呼吁由知识分子带领示威学生与群众撤离广场，并且表示已经有太多人丧生。刘晓波原本表示不愿意撤离广场，但最后仍被说服，并且和周舵、高新和侯德健一同与学生领袖商讨撤离问题，不过包括柴玲、李录和封从德等人在听到撤离意见后最初都拒绝撤离。凌晨3时30分，在隶属于中国红十字会的两名医生建议下，侯德健和周舵同意先行尝试与士兵进行谈判。他们随即乘坐救护车抵达天安门广场东北角并且与第38集团军336军团政治委员季新国会面，季新国随即向戒严部队指挥总部转达请求并且获得同意为学生开辟往东南方安全撤离的通路。凌晨4点时天安门广场上的灯光突然熄灭，同时官方的扩音器宣布：“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不过此时学生们则是一同唱起《国际歌》，并且认为军队准备执行最后一项清场任务。
凌晨4点30分时，天安门广场重新开启照明并发射一连串的红色信号弹。与此同时，部队开始从四面八方逼近纪念碑，随后部队在聚集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示威群众周围10米处重新部署。而侯德健回来后先是尝试说服事先知情的学生领袖接受他与部队的协议，在大约4时32分侯德健透过学生的广播表示他先行和部队达成谈判，然而许多第一次知道这次会谈的学生则气愤地指责他过于胆怯。封从德之后则在广播中解释由于已经没有时间召开紧急会议，而将以口头表决的方式决定示威学生之后的集体行动。但尽管“坚守”的声音比起“撤离”还要来得更加响亮，封从德仍然表示“撤离”意见较为多数而决定带领群众撤离天安门广场。不过大约在4时40分时，穿着迷彩服的士兵冲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并且破坏学生的广播设施；而其他部队则殴打数十名在纪念碑旁的学生，并且扣押或者破坏他们的相机和录音设备。随后士兵开始强制驱散在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的群众，之后也有学生和教授尝试说服仍然坚持坐在纪念碑底层的学生离开。
大约早晨5时10分学生们开始离开纪念碑，示威群众们手牵着手往广场东南角安排的通道撤离，不过由于当时坐在广场北部的学生颇多，因此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是从广场北侧离去。而这时军方则要求那些拒绝离开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必须加入撤离行列，除了以对空开枪的方式要求剩下的群众撤出广场外，并且还调动59式战车部队封锁前往广场的道路。而据从北侧撤离的学生所说，军队在纪念碑北面架起机枪向学生扫射。在确认所有示威群众都离开广场后，军方派遣军用直升机运送大型塑料袋并且命令士兵开始清理广场。北京医护人员对香港记者说，军队将广场的尸体装进塑料袋，由军用直升机运走。而6月4日早上6时，已经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队伍在沿着西长安街自行车车道上准备走回校园时，西单邮电局方向有3辆从天安门广场出发的坦克发射催泪弹并且冲撞人群，造成11名学生受伤。6月4日上午数千名先前撤离的示威群众、清场行动中伤亡者的父母以及被政府举动激怒的工人尝试从东长安街重新回到天安门广场，但是当人群靠近部队时士兵则随即往群众处开枪射击作为警告。然而由于有数人因而遭到部队枪击，之后暂时撤离该处的不满群众便又会尝试重新前往占领广场空地。之后群众多次尝试进入天安门广场内，但是军队则持续负责管理广场并且持续两周都不向大众开放。
1989年6月4日 凌晨4时半，戒严部队开始对天安门广场实行清场。约5时左右，广场上的学生开始撤离，戒严部队同时进驻天安门广场。至5时半，整个清场过程结束。 ————国史网http://www.hprc.org.cn/gsgl/dsnb/dsj/1989/200912/t20091225_4247101.html
官方定调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他们是支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虽然有一些同志一时还不理解，但最终是会理解的，会支持中央这个决定的。《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把问题的性质定为动乱。“动乱”这两个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对的就是这两个字，要修改的也是这两个字。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我们有一批老同志健在，包括军队，也有一批各个时期参加革命的骨干还在，因此，事情现在爆发，处理起来比较容易。处理这一事件的主要难点在于，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一小撮坏人混杂在那么多青年学生和围观的群众中间，阵线一时分不清楚，使我们许多应该采取的行动难以出手。如果没有我们党这么多老同志支持，甚至连事件的性质都难以确定。一些同志不了解问题的性质，认为这只是单纯的对待群众的问题，实际上，对方不只是一些是非不分的群众，还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滓。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不懂得这个根本问题，就是性质不清楚。我相信，经过认真做工作，能取得党内绝大多数同志对定性和处理的拥护。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确。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人民要求反腐败，我们当然接受。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提出的所谓反腐败的口号，我们也要当好话来接受。当然，这个口号仅仅是他们的一个陪衬，而其核心是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处理这件事对我们军队是一次很严峻的政治考验，实践证明，我们的解放军考试合格。如果用坦克压过去，就会在全国造成是非不清。所以，我要感谢解放军指战员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暴乱事件。尽管损失是令人痛心的，但可以赢得人民，使是非不明的人改变观点。让大家看看，解放军究竟是什么人，有没有血洗天安门，流血的到底是谁。这个问题清楚了，就使我们取得了主动。［…］总之，这是一个考验，考试是合格的。虽然军队里老同志不是很多了，战士们大都是十八九岁、二十岁出头的娃娃，但他们仍然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在生命危险面前，他们没有忘记人民，没有忘记党的教导，没有忘记国家利益，面对死亡毫不含糊。慷慨赴死，从容就义，他们当之无愧。我讲考试合格，就是指军队仍然是人民子弟兵，这个性质合格。这个军队还是我们的老红军的传统。这次过的是真正的政治关、生死关，不容易呀！这表明，人民子弟兵真正是党和国家的钢铁长城。这表明，不管我们受到多么大的损失，不管如何更新换代，我们这个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是最可爱的人！同时，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的敌人是多么凶残，对他们，连百分之一的原谅都不应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