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是怎么运行的呢？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员，都在不停地和不同的人或组织打交道，但如果让你回答上面的问题，可能不知道从何说起。这个问题牵涉面实在太广，即使其中任何一个小点，都有无数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各种资料用浩如烟海来形容都不为过。
本篇文章将挑战这个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用通俗、简洁的语言，在一万多字的篇幅里，让你即使没有相关社会学的知识储备，也能彻底理解社会运行的基本法则，从而可以获得看透古今的神秘力量，解开心中隐藏已久的疑惑。
社会如何运行这个大问题，可以拆解成三个小问题，因此本篇文章也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讲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它如何形成和演化的，社会运行有什么基本的特征及要求？第二部分讲稳定是社会的内在要求，统一的价值观（包括各种宗教及理念）是社会正常运转的必需品，重点介绍儒家思想的独特之处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第三部分分析经济是社会运行中的基础作用及财富的分配法则。
第一部分，从绿林军看社会的演化及特点
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它有什么特点，它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如果一开始就讲一大堆概念，这样可能让读者感到枯燥无味，如果从原始社会讲起，它离现代社会的时间太久远，难免产生距离感。本文以西汉末年的绿林军作为切入点，先谈谈一个组织是如何建立的。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建立新莽政权，王莽试图通过改革来解决当时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土地兼并，但最后王莽还是搞砸了，这就出现封建王朝最为忌惮的情况，社会上出现了大量流民。荆州江夏郡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慢慢聚集到了绿林山，这就是后来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绿林军，他们最后攻入长安，杀死王莽，新莽政权随之覆灭。
绿林军的首领是王凤、王匡。那么绿林军是王凤王匡两个人组织起来的吗，王凤王匡两个人振臂一呼，那些流民就自然聚集到他们的麾下吗？他们是不是一开始就把推翻新莽政权作为自己的目标呢？实际情况都是否定的，江夏郡的绿林军和山东的赤眉军一样，他们首先是一群没有饭吃的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四处流浪，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大的抱负，也没有具体的目标，只求能活下去。这群人最初组织很松散，也没有领袖或带头人。
当流民慢慢聚集起来后，他们之间难免因为食物等原因产生各种矛盾，面对“群龙无首”的局面，自然需要有人站出来。王凤、王匡两人可能受过一定的教育，他们主动替大家调解纠纷，出谋划策，并逐步获得得大家的信任，并建立了威信，两个人也被推举为首领。在王凤王匡的带领下，这些难民逐渐有了较为严密的组织，人数也发展到七、八千人。
从绿林军的组建过程可以看出，我们绝大部分人都不喜欢混乱，一个组织天然需要有一个领袖型的人物，不然就是好莱坞电影《饥饿游戏》的场景，每个人都像生活在丛林之中，大家遵守黑暗森林法则，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在缺乏安全感的情况下，到处都将是陷阱与杀戮。有强大组织能力及号召力的人也会脱颖而出，维持组织的稳定，达成共同的目的。当然，这个领袖在组织中不可能为所欲为，其个人权力会受到较多的限制，如果领袖对组织没有价值，将会被迅速抛弃。领导者和组织内的其它成员，是一种共生的关系。
在组织内部，权力很难直接继承，新的领袖必须获得群体内部大部分人的认可。如果把奉系军阀比作一家公司，张作霖占股很大，但并不是完全听命于张作霖的家族企业。张作霖不可能让他的儿子直接接班，而是让张学良进入东三省陆军讲武堂，不断培养自己的势力，有自己的班底。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虽然继任东北保安军总司令，但东北军内部勾心斗角，以张学良的威望根本不能完全控制东北军。东北军虽然拥有30万之众，却没开一枪就丢了东北。
再以唐朝节度使为例，也能说明组织和领导者的关系。很多人一听到节度使，可能一下就联想到割据一方的土皇帝，呼风唤雨，对内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如果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唐代的节度使过得并不轻松，如果他不能给手下士兵及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只会被抛弃。魏博节度使田布为了安抚手下的骄兵悍将，不但散尽家财，还把军中的老卒当做兄弟一样看待，最后还是免不了被下层士卒逼着自杀的结局。
有了绿林军、奉系军阀及唐朝藩镇的例子，我们对“组织”这个概念就有一个感性的认识。社会显然是一个更大的组织。为了深入讨论社会的特点，我们就要引入美国社会学家库利提出的一个概念——初级群体。
个体的人在社会中很难单独生存下去，必然和其它人结成一个个群体。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来看，初级群体是最早出现的一种群体类型，如远古时期的原始人群、氏族公社时期的家庭、部落等。就一个人的发育成长过程来看，家庭、邻里、儿童游戏群伙伴均为幼儿最早加入并在其中活动最多的群体形式，初级群体是连接个人和社会的第一道桥梁。
绿林军、唐朝藩镇、学校、政党、企业等组织的成员更多，在组织形态上较家庭、部落等更为复杂，这些组织的存在都有较为明确的目的，比如工厂企业创办就是为了赚取利润。如果不能持续盈利，工厂或企业只能倒闭。这些较为大型组以我们可以称之为中级群体。
就社会而言，它明显超越了中级群体的内涵及范畴，是一个更大、更复杂的群体或组织。如果不高兴了，你可以离开一家公司或组织，但个人和社会却是鱼和水的关系，除非你远离现代社会，到深山老林中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只要你活着，你就要面对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及约定俗成的社会规则。
随着城市的建立和社会分工不断深化，人类需要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分工协作，这样逐步形成了民族、国家等概念。国家或民族成为社会的基本形式，因此社会也可看成是群体发展的高级阶段。工业革命后，蒸汽轮机、集装箱、互联网、飞机等让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全世界80亿人口变成一个整体，在国家之上，整个人类社则可以看成是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或者称之为超级群体。
从人类发展史来看，由于生产力不断提高，社会总是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不断向上发展，组织结构越来越复杂。农业革命后，中国从氏族社会的部落城邦逐步转入中央集权社会，当外国的坚船利炮敲开中国的大门后，中国就从中央集权社会开始向现代社会艰难转型。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一些松散的部落联盟虽然有了现代国家的外壳，但它内部组织仍较为原始，如土库曼斯坦、巴基斯坦等国家。有些国家因为和外界联系较少，它的社会发展很早就停滞了，如菲律宾国内就是山头林立，被数十个家族控制，并不是真正意义的现代国家。
社会是群体的高级阶段，初级及中级群体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必然会继承初级群体及中级群体的一些基本特征，也会形成一些新的特征。
东汉鼎盛时人口高达5500万，但到了西晋重新统一全国，只剩下不到900万，人口损失超过了80%。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大的动乱，都可能损失半数上以的人口，如秦末农民战争、如五代十国，全社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因为战争、瘟疫等原因，很多民族或国家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在残酷的竞争中如何生存下来，这是任何组织、群体优先考虑的问题。因此，稳定也是全社会最基础的要求，也可以说是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不能动不动就系统崩溃。社会运行过程中必然建立一系列的制度，这些制度不可能照顾到每个人的利益，社会成员必须做出一些牺牲。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经常发生前任苏丹去世后，其诸子往往兄弟相残，血溅宫廷。为了破解继承危机以免国家分裂，争斗中获胜的新任苏丹一登基就会将其他活着的兄弟全部用弓弦勒死。当时的民众对这种残酷的斗争表示默认，给出的理由是：社稷不安要比死几条人命更糟糕。这种残酷的政策带来了奥斯曼帝国的强大，因为登基者是残酷竞争的优胜者。直到1603年，因为合法继承人是两个未成年孩童，无法确保他们都能活到成年，新任苏丹处死兄弟之惯例才被废除。
不同社会对首领能力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定居民族和游牧民族的首领产生方式就有很大的差异。草原民族流动性很强，无法建立完善的官僚机构，这个时候就需要能征善战的首领，这样才能带领本族群在强敌环绕的情况下立于不败之地。草原民族首领的继承规则如果采取父死子继，可能会出现很多小孩首领，这样不是族群分裂，就是被其它部落征服，草原民族的接班人多采用兄终弟级，未成年领袖给不了族群或部落安全感。
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必须需要建立较为严密的组织，社会是由许多不同的人群、团体和组织构成的，这些组织可以是正式的（如政府、企业）和非正式的（如家庭、社区团体），同时社会还会制定一些制度来规范和引导社会成员的行为，例如法律、道德、经济制度等。
任何社会及组织都有生命周期，在激烈竞争中，只有不断变革，锐意进取，不断适应新的环境及挑战，才可能让国家或社会保持稳定，才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所有社会都必须优先考虑稳定问题，这就需要从精神及物质两个层面展开论述。
第二部分 统一价值观将够提供最低社会运行成本
在谈社会稳定的精神因素前，先说说印度总理莫迪的各种神操作。最近几年，印度一直是国际的热点，如将国名改为婆罗多，海外锡克教的领袖频繁被刺杀，导致印度与加拿大闹出外交风波，还有对国内其它宗教采取歧视性的政策，这些操作背后都是莫迪政府为了塑造印度的民族认同，他试图用印度教把散装的印度强行地捏合在一起。
印度曾经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它在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从来没有像中国一样大一统过。目前印度有超过100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化和传统。印度教徒虽然占总人口80%，但还有将近3亿人口信仰伊斯兰教、锡克教，这都成为散装的印度的根本原因。
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只有全社会成员共享一套价值观才够凝聚人心，指导社会成员的行为和决策，进而形成和维持社会的秩序。有人可能会问，靠武力及金钱难道不行吗？只要大家看过好莱坞的电影，会发现那样成本将非常高，即使把全社会打造成一个超级兵营，最终还是会崩溃。当大家都通过公认的道德、规范来调节自己的行为，自觉地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转，这样全社会的运行成本将降到最低。
建立国民认同，是现代国家一道必须越过的坎，印度对这一点也心知肚明。当人类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世界格局正发生着急剧变革。在外力冲击下，印度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分崩离析，印度教也成为莫迪政府的唯一选择。
我们再把目光投入中亚地区。在这个地区，历史上就没有出过什么持续长久的大帝国。这和中亚地区破碎的地形有关，各绿洲之间被沙漠或戈壁分隔，各游牧民族大都依附于某一片绿州。游牧生活注定了他们难以集中更多的资源，不可能过上很奢侈的生活，无法建立集权政治及完整的官僚体制。
自然灾害对生活的摧毁，让草原居民终生充满无力感，无法以理性的角度来理解自然的残酷。
面对艰苦的自然环境，频发的自然灾害，草原居民只有接受自我修炼和精神拯救的方法，这个时候，伊斯兰教的苏菲派给他们提供了最佳的精神归宿，他们通过灵修能够达到与神秘力量的交流体验，这种体验超脱一切世俗痛苦和欢乐。
伊斯兰教内无等级的制度，统称“兄弟”的平等关系，又让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简单来说，苏菲派的伊斯兰教组织特点就是简单而扁平。
不同的民族或社会都会寻找适应自身的精神信仰。据《汉书.西域传下》记载，西汉时有一个龟兹国王来长安参拜过之后，觉得汉室依照儒礼而定的皇家仪仗气度非凡，于是回到龟兹之后也仿照着搞了一套仪仗，出门前呼后拥，坐下了三呼万岁。结果遭到西域其他诸国的嘲笑，说他非驴非马，最后这种尝试也就无疾而终了。西域及草原民族富于激情而不喜欢约束的性格很难接受中原文化的繁文缛节。
再说回到绿林军，王凤王匡他们在控制了绿林军后，并没有自己称帝，而是扶植了汉室宗亲刘玄作为皇帝，史称更始帝，他们从前台走向了幕后操控。这不是王凤王匡不想自己称帝，这是一个中级族群向高级群体转变的过程中必然面临的问题，必须强调合法性及正义性的来源。当时的老百姓还认可汉家天下，如果王凤王匡他们直接动员绿林军去推翻新莽政权，绿林军就不见得愿意听他们的了，高级群体更需要一个精神的象征，这个只有汉室宗亲能给。
和绿林军同时期的赤眉军也选择了同样的道路，他们立另一个汉室宗亲刘盆子为帝。在秦末农民起义军中，项梁及项羽起义后也面临类似的情况，如果自己单干，就会遇到号召力不足的情况，他们立楚怀王熊槐的孙子熊心为楚义帝。
中国人为什么要费心地给自己找一个皇帝，最后还有很多人发自内心地拥护这套看起来等级森严的落后制度，而墨家提出的“兼爱非攻”思想更具有现代性。全社会拥戴一个皇帝说来还是农耕社会的最优选择，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只有这样这样保证最低的社会治理成本，也能够解释儒学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原因。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中华民族占据的地方非常独特，它是一块足够大又相对封闭的独立地理单元：东面临海、西南面是热带丛林、西面是青藏高原及帕米尔高原，只有北面的游牧民族够对中原地区构成威胁。
反观印度，西北面有一个开伯尔山口，游牧民族很容易通过这个走廊直下印度平原，温迪亚山脉横亘在中部，将印度分为南北两部分，另外印度境内河流相对独立，这就在客观上促使不同部落形成相互独立的小王国。欧洲的地理单元同样非常破碎，海岸线不连贯，光是半岛就足足有五个。阿尔卑斯山脉、比利牛斯山脉、喀尔巴阡山脉和挪威边界山脉等阻碍了各个区域之间的联系。
在中国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环境中，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及信仰——儒家思想，它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一个最根本、最基础的凝聚力。
中国传承千年的君主专权的社会治模式可以追溯到武王伐纣。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在孟津举行战前的动员会，周武王发表的慷慨激昂的演讲被记录下来，这就是《尚书•泰誓》。周武王用“天命”将普天之下的老百姓和天子联结成一个整体，希望建立了一君万民的社会秩序，通过官僚体系来管理众多的部落及地区。这可以看成是一场无论怎么褒扬都不为过的伟大精神革命，直接奠定了中华民族3000多年的基本政治格局。
“古以君权为神授，统治者自称受命于天，谓之天命”。天子或皇帝定期祭祀天地，远道赴泰山封禅，都是为了彰显自己“代天牧民”的崇高身份，“奉天承运皇帝”的名号，写在每一张圣旨上，最终逐步形成大一统的观念。
这种“代天牧民”的思想让东西方两个社会有了本质的区别。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天子”这套体系，把神权和皇权区隔开了，这让中国一直保持世俗化的政体。而在中世纪的欧洲，因为生产力落后及地理单元的破碎，无法建立集权秩序，教权作为低成本的发展模式，填补了权力的真空，形成庞大的教会，以此维持整个社会的基本稳定。
中国一君万民的治理结构，带给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第二大区别，即中国的“天命”降于一人，但西方却是降到某一个民族。中国是天子代天牧民，统治者会借助神权获得合法性，用君权神授去掌控百姓，在天子之下，不同的群体都是平等的，“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对于异族可以通过教化的方式，让他们成为帝国的一员。
但西方的宗教理论，却认为只有自己这个群体或民族才是天选之子，不信他们宗教的都是异教徒。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地球南北极之间划了一道线，就把全世界轻易分给葡萄牙及西班牙两国，这让欧洲人在征服美洲屠杀印弟安人时，没有一点心理压力，在以色列对加沙地区普通民众的狂轰滥炸时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孔子痛心于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提倡复兴周礼，恢复周朝鼎盛时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可惜孔子还是生不逢时，有生之年都没有找到施展报负的机会，直到汉武帝时，在董仲舒的建议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的宏愿最终成为现实。
春秋战国时百家争鸣，为什么最后却是儒家胜出，法、墨、道、名、阴阳等各流派都无法与之争锋呢？这其实是一种双向奔赴，皇帝选择儒家是看重儒家能够给社会提供一种稳定的秩序，同时也给皇权提供了合法性，有利于形成一种稳定的社会治理结构。当皇权衰落时，很容易造成天下大乱。
儒家思想如果脱离中国就会水土不服。辽国被金灭亡后，其中一支在耶律大石带领下向西征服了整个中亚地区，建立西辽。耶律大石本人有非常深厚的儒学功底，他曾试图依照儒家的办法来治理中亚，包括开科取士来发现人才，但最后还是失败了。
儒学有很强的同化能力，让大一统的思想成为整个民族深深的烙印。南北朝的时候，南匈奴已经高度汉化，匈奴人刘渊精通五经、史书，有非常深厚的儒学造诣。刘渊率部在中原地区建立了汉国，追尊三国时期的刘禅为孝怀皇帝，建造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的神位进行祭祀。
后赵王朝的建立者石勒，是五胡中的羯族人。他在襄国做皇帝后，对自己国家的人称呼羯族人为胡人很是恼火。石勒制定了一条法令：无论说话写文章，一律不能出现“胡”字，胡瓜在这个时候被迫改名为黄瓜。元与清都是少数民族政权，他们最终都被汉化，尊崇儒家学说，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
在儒学的理论体系中，非常重视秩序，孔子将这个称为礼，君主的能力却成为次要的了，君位继承的稳定性上升到首位。早在3000多年前，周公姬旦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这样能尽量减少变数，和草原民族领袖产生的方式完全不同。
当然，儒家理论并非一成不变，孔子的儒家思想后世进行过不断的改造，孟子就强调对君权的约束，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的观点，董仲舒在孔孟的基础上又加上了“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等思想，如果帝王做了错事，必然遭受到上天的报应。
佛教传入中国后，儒家理论受到巨大冲击，也可以说是一千多年发展历史中最为灰暗的时刻，佛教提供了一个比儒家更宏大的世界观，这让有很多人抛弃儒家开始信佛。唐朝的韩愈表面上极力排佛，实质则是回应佛教所提出的问题，试图补齐儒家学说的短板。宋代的程颢借鉴佛道，直接把儒家伦理奉为宇宙的主体，以天理论道，避免了儒学的理论危机。
但欧洲爆发工业革命，儒家理论再次迎来至暗时刻，儒家传统的中心—边缘—蛮荒的差序格局被普遍平等的民族国家所取代，中国不再是世界的中心。中国的封建王朝在欧美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毫无招架之力，众多人也纷纷抛弃儒家理论转投西方的自由民主。中国在思想领域的被动局面随着马克思共产主义的引入才出现改观，共产主义为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想象力格局，二者的互动打破了传统思想的桎梏，中华民族重新焕发了蓬勃向上的生命力。
第三部分 经济是社会正常运行的基石
如果将社会比作一艘在海中航行的船只，意识形态或以说精神信仰便是这艘大船的方向舵，它为全社会指明方向，那么经济则是它的动力系统，没有经济这艘大船根本跑不起来。
只要我们研究各种社会问题，很多时候会发现其实是经济问题，进一步分析，又可以细分为财政问题、财富分配问题，或者是金融问题等。因此，搞懂经济的运行规律是理解社会运行的重要前提，这正好契合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句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我们虽然都是经济的亲历者，生活中时时处处都在和钱打交道，各种媒体上充斥着有关经济的各种新闻，也能听到众多经济学家在那里传经布道。但经济是什么，我们从哪里开始了解经济，这又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难题。经济学牵涉面太广了，这给普通人学习经济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这个局怎么破呢？我们可以从一段马克思的经典论述中找到解开各种经济谜题的钥匙。
马克思及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开篇就说，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必须能够生活，首先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它一些东西。这个意思非常简单明了，肚子吃不饱，衣不蔽体，居无定所，其它一切问题都免谈。
经济学虽然包罗万象，但本质上是一个物质生产系统，这应该成为经济学研究的起点。货币、银行、贸易等都很重要，但它们都是这个物质生产系统的子系统，是维持物质生产系统正常运行的重要手段而不应该成为经济学的全部。个人或政府的决策对经济的运行有重要的影响，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经济还有自身的客观规律，否则人们早就驯服了经济这头怪兽。
物质生产的最终成果从形态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形的商品，这些东西看得见摸得着，比如手机、房屋、书本，家里消耗的天燃气等，另外一类就是无形的服务，它不会留下实物的形态，比如你去电影院看一场电影，去健身俱乐部锻炼了一个小时，或者律师帮你打了一场官司，这些服务给你带来了身心的愉悦，或者获得了某种收益。
顺着物质生产这条主线，我们会发现物质生产系统是由一个个生产主体来承担的。生产主体可能是一家超市，一家工厂或企业，一个街边的摊或理发店。生产最大的特点是会购进代销货物，或者原辅料、电力等，经过工人的辛勤工作，通过销售货物或提供服务后获得销售收入。收入减去支出，就是他们的利润。生产主体必须要有输入，同时也要有输出。政府机构、警察或公益性的图书馆等他们也提供服务，但没有收入，这不符合生产主体的特征。
在工业革命之前，物质生产系统相对比较简单，农民种植各种作物，各种作坊加工生产出种食品、器物等，商贩负责运输及贩卖，这个时期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全社会的产出深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如果出现极端天气，当年农作物可能减产或绝收。
但工业革命后，物质生产系统变得异常复杂，表现出一些全新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农业仍然很重要，它关系到吃饭的问题，但农业生产在全社会总产出占的比重越来越小。其它生产基本上不再受到空间及时间的限制，对土地的依赖度较来越小，只要开动机器，各种商品便会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
第二个特征是生产活动变成社会化大生产，任何一个小小的商品，比如一支小小的钢笔，都有非常多的生产环节，可能需要十多个行业及上百家企业共同协作才能造出来。复杂的商品如手机、大型民用客机等，它们的生产链更长，需要世界上众多国家、上万家企业的协作。
在社会化大生产中有两个概念非常重要：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被人们消费掉，但有些生产出来的商品不会直接用于人们日常消费，这些商品就被称为中间产品，比如汽车制造厂购进的发动机、挡风玻璃、钢板、大型机器等，这些商品组装成汽车后才走进千家万户。这些不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的商品就叫中间产品，直接被人们消费掉，不再进入生产环节的商品则被称为最终产品。
第三个特征是生产系统变得越来越脆弱，货币政策、金融系统等对物质生产系统的影响越来越大，可能一些风吹草动，就爆发经济危机。如1929年10月29日，当天纽约华尔街股市暴跌，在短时间内迅速传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大量工人失业，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作为生产主体是物质生产系统的承担者，企业可以说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枢纽，企业也是所有收入的最终来源。怎么说呢，因为所有社会成员都直接或间接地和物质生产系统打交道。企业中有老板，还有普通的打工人，打工人靠着工资养活全家，政府对企业生产进行监管并收税，企业几乎把所有社会成员串连了起来。
按章纳税是企业对国家应尽的义务，税收成为政府主要的收入来源。政府用这些税收给政府的雇员发工资，救助弱势群体，开展各项公共事务。企业还将支付场地或房屋的租金，金融系统主要为生产提供资金服务，企业付出的代价就是支付利息。老板给自己发工资，也用利润或借助银行扩大生产规模。
我们可以把整个物质生产系统理解为所有的生产主体都在不停地生产商品或提供服务，这些商品及服务全部被放到一个篮子里。而企业发放工资给工人、向国家缴纳税收，资本获得相应的收益，这些放进另外一个篮子，左边的篮子是供给，右边的篮子代表需求。
经济学看起来很复杂，根据前面的梳理，经济可归结为最个最基本的问题：一是如何做蛋糕，另一个就是如何分蛋糕。做蛋糕和分蛋糕之间的具体关系如何呢?
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需要把持续进行的生产活动人为地分成一段一段来进行研究，这一个时间段可能是一个月，一个季度或一年，或者不是固定的时间段，这个时间段都有一个开始的时间，自然就要有一个结束的时间。
我们会惊奇的发现，在任何一个时间段内，一个特定的区域中所有生产主体发放的工资、缴纳的税收及资本最终获得的收益正好可以把所有的最终产品购买完。即右边篮子里三大部分的收入最后正好等于左边篮子里的商品及服务的价值，实现一个完美的平衡。
每年新创造出来的最终产品如果换个名称，就是GDP。GDP因此也分为三部分：劳动者赚得的工资、政府获得的税收及资本获得的收益。GDP既然能够表示财富的总量，同时也能反映财富的分配，财富的创造和财富的分配在GDP中完美地结合起来了。
《一本书看透经济学》对上面的等式进行了严密的论证。该书独辟蹊径，没有采用传统的分析方法，而是继续斯密、马克思、李嘉图等没有走完的路，将经济学的大夏建立在企业财务会计的基础之上，用通俗的语言去讲解释最基本的经济学理论，说明货币、银行、保险、进出口等在物质生产系统中起到的作用，可以帮助初学者真正掌握经济学的基础原理。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基本上理解社会运行背后经济起到的基础性作用，它囊括了所有的社会成员，是一个无比巨大及复杂的分工协作体系。
在理清了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后，我们就能够理解社会这艘大船如果要在大海中恣意驰骋，必须处理好两个问题，一个是想方设法把让蛋糕做大，另一个是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平衡各方面利益的分配机制，把蛋糕分好。
把蛋糕做大，最关键的提高生产力，如春秋末期铁制农具的大规模运用、李冰父子治理都江堰，让四川从关中抢走天府之国的美称，唐中后期稻麦轮植技术的大规模推广、明朝末期美洲玉米、土豆等农作物的引入等。当然，人类历史上第二次生产力的大爆发则是工业革命，马克思曾对资本主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资本主义100年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超过了以往一切时代的总和。
很多问题只在发展中才能获得解决，各国政府或地方努力追求的经济的高速发展。蓬勃的经济发展将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也增加了凝聚力。
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分蛋糕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
在原始社会，因为生产力低下，整个社会的产出有限，只有采取原始的公有制，才能保证每个社会成员能生存下来，以维持族群的延续。
在农业革命后，因为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开始出现剩余，私有制、家庭及国家开始出现，土地公有制被土地私有所取代，出现了地主这一阶层，财富的分配向地主倾斜，皇权权则凭借国家机器获得税收。
在中国的几千年封建社会中，王朝建立初期，因为人口较少，有大量耕地可供国家分配，整个社会充满活力，经济繁荣。但随着土地不断兼并，大量自耕农破产，如果政府不能进行改革，必然出现大量的流民，这将可能导致天下大乱，最终发生改朝换代，历史不断循环。
在财富的分配格局中，中央政府收入对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如果中央财政崩溃，将严重地削弱政府应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能力。如明朝末年，崇祯皇帝既要平息内部的农民起义，又面临后金的的威胁，虽然明朝末年工商业已经较为发达，但就是收不上来钱，明朝的崩溃也可以归结为财政的崩溃。
工业革命后，因为生产方式的变革，社会财富的分配的主体变为工人、政府及资本。因为资家占有生产资料，在财富分配中，他们占有主导地位，这也成为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根本原因。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也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人口出生率下降，在众多国家中韩国最为明显，社会低收入群体生育意愿大幅降低。
虽然中国和美国在社会制度上差异很大，但在生产组织方式上都是社会化大生产，不同生产主体之间都通过货币进行交易及结算，都应归为商品经济。在商品经济中，让经济主体进行充分的竞争是保持经济的活力的内在要求，否则就成了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缺乏激励机制，全社会很容易变成一潭死水。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贫富差距拉大又成为无法逆转的趋势，收入分配的改革也成为所有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
社会主义制度中，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掌握了国民经济众多关键的行业，这有利于缓解财富分配的失衡，是人类发展史上重要的革命。
因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我们暂时还难以突破商品经济的桎梏，社会大部分成员为了生存都要进行劳动。但目前AI技术迅猛发展、人工合成淀粉及蛋白质的技术已经走出实验室，核聚变也在突破的前夜，人类很可能摆脱能源的束缚，第三次大生产力的革命已经不再只是想象，马克思设想的物质极大丰富有可能成为现实，共产主义社会已经变得不再那么遥不可及。
人类的历史最远可以追溯到距今约3000万年前古猿，但直到一万年前，人类才迎来生产力的第一次大爆发——农业革命，人类终于走过漫漫长夜正式步入现代文明。直到18世纪，人类才开启了工业革命，直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真正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仅仅只有十多个，仅占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强。
目前人类社会面临着着众多的挑战，贫困、饥饿、疾病、战争、瘟疫等困扰着很多人，我们都期盼着改变，希望这个世界越来越美好。只要我们掌握了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我们将有强有力的理论及思想武器，人类社会必然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