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最后一代”成为理性选择
近年来，中国的婚育与人口问题引发持续讨论。出生率断崖式下滑、结婚人数持续下降、不婚不育逐渐从边缘选择转为主流态度。官方与部分学者通常将其解释为“价值观变化”、“个人主义盛行”、“年轻人不愿承担责任”等等……我发现这些解释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忽视了房间里的大象，它们都回避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制度本身是否仍然值得被延续。因为当一个社会的年轻世代，集体选择不再进入婚育与代际再生产，这往往不是情绪问题，而是一次系统性的理性退出。
从“多子多福”到“最后一代”，这不是观念突变，而是激励崩塌。中国社会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从“多子多福”、“养儿防老”，到“不婚不育”、“最后一代”的急转。这种转变常被误解为文化断裂，实则是经济激励结构的彻底反转。因为在任何社会，生育从来都不是单纯的道德行为，而是一项长期投资决策。它至少依赖三个基本条件，可负担的生活成本、可预期的阶层回报和稳定的社会保障兜底。当这三点同时消失，生育行为必然萎缩，这是最基本的人类行为逻辑，与意识形态无关。
一个常被忽视的核心问题是分配结构，而非个人选择。当下关于人口问题的主流讨论，存在一个系统性误导，它把结构性困境，包装成个人价值观的失败，但现实恰恰相反。有人说中国社会一代人吃尽三代红利，这是基本事实，而不是什么情绪宣泄。因为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十分罕见的多重红利叠加，例如城市化与土地财政红利、房地产货币化红利、人口结构红利、全球化低成本制造红利……这些红利使得特定一代人得以在低竞争、低成本、低风险环境中迅速完成阶层跃迁。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他们“受益”，而在于——当红利耗尽后，整个制度却选择优先保护既得收益，而非重建公平分配机制。
中国事实上早已完成从“机会”到“资产垄断”的制度转向，在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社会本应进行结构调整，用公共福利替代家庭兜底；用制度保障缓解代际不公；用税收和转移支付平滑财富集中……但现实选择却是房地产彻底金融化、土地财政长期依赖；教育、医疗、养老高度市场化；风险系统性向年轻世代转嫁……结果就出现一个极其反直觉的社会现实，学历越来越高，回报越来越低；工作越来越努力，生活却越来越不稳。于是婚育在这种结构下成为“理性亏损”。如果将婚育视为一项理性决策，大家会发现其成本与回报早已严重倒挂。因为房价意味着长期负债、教育意味着无限竞赛、医疗意味着不可控风险、养老意味着个体自担、就业意味着高投入低回报……因此在这种条件下，“不婚不育”并非是逃避责任，而是在拒绝进入一个高度不对等的契约关系。
“社会思潮论”？这不过是一种精致的责任转移罢了。我看到很多所谓的“砖家”将人口问题归因于“躺平”、“享乐主义”“女性意识觉醒”，我认为这本质上就是一种制度免责机制。因为你一旦承认这是分配问题，那就意味着有人获得了不成比例的利益、有人承担了过高的代价、有必要进行制度性再分配，而这恰恰是最难被既得结构接受的部分。于是，问题被不断简化为“年轻人不努力”、“不懂感恩”、“不肯吃苦”，仿佛只要调整心态，就能解决系统性失衡。
人口危机，其实是对现有秩序的否决票。历史上，真正危险的从来不是人口下降本身，而是人口下降背后的社会信号。当一个社会出现这些现象，年轻人普遍认为未来不可预期、婚育被视为风险而非希望、个人努力无法改善长期处境……那么，人口下降并不是失败，而是一种集体理性选择。它不是反抗口号，也不是政治运动，而是最安静、却最彻底的否决方式。
问题不在于“推倒谁”，而在于“重建什么”。情绪化的“清算叙事”并不能解决问题，真正有效的路径只有一种，即制度重构，而非道德审判。包括但不限于，房地产去金融化、建立真正的财产与遗产调节机制、强制代际转移支付；公共化教育、医疗与养老体系；将社会再生产成本从家庭转回国家……这些并非激进主张，而是现代社会维持人口与文明延续的基本条件。
不是年轻人拒绝未来，而是未来拒绝了他们。中国的人口危机，不是年轻世代的道德失败，而是一个社会在分配、保障与公平问题上的长期逃避的集中爆发。当一个社会既不愿为下一代让渡利益，又要求他们承担延续文明的责任，那“不再生育”并不是自私，而是清醒。
人口的终结，从来不是因为人不想活，而是因为这个系统，已经不再值得被复制；这个文明，也不再值得被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