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段时间，互联网上的某些人对“1644”史观进行了无底线的攻击，甚至冠以分裂国家的名头，却对于这个概念背后的核心思想和概念没有详细的理解，纯粹的以发泄情绪为务，令人贻笑大方。要知道，这个概念并非是互联网首创，而是来自于曾经的清史第一人萧一山先生及其著作《清史大纲》。
萧一山（1902-1978），中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清史研究的开山宗师，被誉为“清史研究第一人”。其与孟森并称为中国清史研究的两大奠基者，又与简又文、郭廷以并称当代著名研究太平天国史专家。
他幼年时代受家乡两位抗清义士事迹的激励，萌发了民族主义意识。早年便以国史假手外人为耻，不满日本学者稻叶君山《清朝全史》的谬误，立志撰写符合民族立场的清代通史。萧一山毕业于北京大学，受教于梁启超，学术生涯深受其新史学思想影响，大学毕业后即执教于清华大学。
抗战期间，他积极投身民族救亡运动，当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还创办《经世半月刊》、筹组“经世学社”，以学术发声助力抗战，并于1944年撰成《清史大纲》，书中观点得到了当时史学界相当部分学者的认同，并引发热议。1948年赴台任教于台湾大学，同时担任监察院委员、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职，晚年屏绝外务潜心修订《清代通史》。
萧一山从教50余年，为海峡两岸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如在清华执教期间被誉为文学院四才子的钱钟书、吴晗、夏鼐、张荫麟等均是他的学生。又如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时，后来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教育家的黄现璠也曾是他的高足。且学术成就辉煌，著有《清代通史》、《关于中国的大英政府文书总目》《清代学者生卒及著述表》《中国近代史概要》《清史大纲》《曾国藩传》等几十部专著，论文几百篇。其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也贡献卓著，先后著成《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太平天国起义记》等书。
《清史大纲》是萧一山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另一本为极为庞大浩繁的《清代通史》），书中的核心学术基调是民族革命史观，而“1644史观”正是这一基调的具体深化与核心载体，其核心内涵可概括为五大要点，完整贯穿于《清史大纲》的历史叙事中：
第一、界定1644年清军入关的核心性质为“异族入侵”，而非传统史学认知的“改朝换代”
这一观点在《清史大纲》中被反复强调，萧一山认为满洲集团是华夏文明体系之外的异族，“既无历史之溯源，又无史学之意义”，清军入关是通过武力征服建立民族压迫政权的过程。书中详细记载了清朝推行的“满汉分治、旗民有别”特权制度，以及剃发易服、圈地、投充、逃人法等严苛政策，指出这些政策不仅严重侵犯汉人生存权益，更是对华夏传统文化的强制摧残，直接激化民族矛盾，成为清代三百年社会动荡的导火索，也为后续反清运动埋下伏笔。这一认知构成了《清史大纲》评价清朝统治的基础前提。也是后世国内部分清史学者及国外的新清史对满清本质认知的思想基础之一。
第二，确立1644年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萧一山先生提出，提出“一部清史，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的著名论断，还进一步将1644年至1945年的民族革命进程划分为三个递进阶段：
1644-1860年为第一阶段，核心任务是反对满清殖民统治，各类反清运动均围绕推翻满族民族压迫政权展开；
1860-1911年为第二阶段，核心任务转变为反帝反满清，随着西方列强入侵，民族矛盾从单一的满汉矛盾扩展为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封建统治的双重矛盾，反清与反帝诉求相结合；
1912-1945年为第三阶段，核心任务聚焦于反帝，清朝灭亡后，帝国主义侵略成为民族危机的主要来源，反抗外来侵略、维护民族独立成为时代核心。
这一论断是《清史大纲》的核心学术主张，也是“1644史观”的关键逻辑起点。
萧一山在书中明确指出，1644年标志着贯穿清代的民族革命正式启动，“反清复明”成为初期核心口号，而上述三阶段划分则清晰勾勒出民族革命随时代变化的演进脉络。此后三百年间的各类反清运动，从清初的农民军联合明廷抗清、郑成功抗清、三藩之乱，到贯穿整个满清统治时期的天地会长期起事，再到中期的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一直到满清末期的辛亥革命，均分别对应不同阶段的核心任务。
《清史大纲》中，将民族矛盾界定为清代社会的主要矛盾，认为正是满清时期极为激烈的民族矛盾支配着中国近代社会的一切变动，这一观点也成为书中解读近代历史事件的核心逻辑。
第三，强调1644年清军入关是华夏文明发展的重大顿挫，直接导致中国社会长期停滞。
《清史大纲》在论述清朝前期统治时，重点分析了1644年后清朝专制统治强化对社会发展的阻碍：军机处的设立使君主专制达到顶峰，大规模文字狱严重压制思想自由，窒息了明末以来的启蒙思潮与资本主义萌芽；闭关锁国政策则让中国与世界近代化潮流隔绝，错失发展机遇。
萧一山在书中特别指出，满洲统治集团为维护自身特权，刻意压制汉人的创造力与进取精神，使中国社会从明末的开放进取逐渐转向封闭保守，这正是19世纪中国在与西方列强竞争中全面被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层历史根源，这一论述也深化了“1644史观”对历史进程影响的解读。
第四，以1644年为逻辑起点，为清代各类反清运动提供历史合法性论证
这是《清史大纲》民族革命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1644史观”的核心价值导向之一。
萧一山先生在书中坚决反对传统正史将天地会、白莲教等秘密会社反清活动污名为“盗匪”行径，而是明确将上述民众自发地反抗满清统治的活动界定为民族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汉民族极其他民族共同反抗满清殖民统治的正义反抗。
在《清史大纲》中，萧一山先生详细的梳理了郑成功经略台湾图复明、太平天国运动抨击清朝统治等历史事件，认为这些运动都是1644年以来民族革命浪潮的延续，体现了汉民族捍卫华夏文明的精神内核。而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在书中被定位为1644年以来持续三百年民族革命的最终胜利，完成了“恢复中华”的历史使命，为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构奠定基础。
第五，辩证看待清朝统治的“政治成功”与本质局限，避免片面化评价。
当然吗，《清史大纲》并未对满清的统治采取一边倒的全盘否定，而是客观承认其统治策略的一定成效：满族统治者精准把握中国社会基层特性，通过“一松一紧、一张一弛”的双重政策掌控社会秩序，在漫长历史中逐渐被动的在相当程度上同化于华夏文明，这一过程彰显了华夏文明的强大生命力与包容性。
但萧一山在书中始终坚守核心立场，强调这种“政治成功”并未改变清朝民族压迫的本质，其专制统治对社会活力的长期压制，最终导致中国发展停滞、落后于世界潮流，最终被历史淘汰，这一辩证视角也让“1644史观”更具学术深度，避免了单纯的民族情绪宣泄。
从两者的关联与历史价值来看，《清史大纲》为“1644史观”提供了宏观的著作载体与完整的历史叙事框架，而“1644史观”则赋予《清史大纲》鲜明的学术内核与时代精神，使该书突破传统王朝史观的束缚，开创了民族革命史观的清史研究范式。
《清史大纲》和1644史观诞生于抗战最为艰难的烽火岁月之中，华夏文明面临有一次甲申国难的威望时刻，因此两者均带有一定的民族救亡情绪，但不可否认其重要的学术与历史意义：不仅为清史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推动了民族革命史、秘密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还为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提供理论支撑，强化了近代民族国家建构，其学术价值与历史影响至今仍不容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