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春节还有两个多月，火车站就能看到不少背着蛇皮编织袋的农民工兄弟，以及拉着“现代蛇皮编织袋”的年轻人，他们早早开始返乡。
城市里的活肉眼可见地减少，他们不再等到腊月抢火车票了，而是提前回家，至少省下了漂泊在外的吃住成本。
研究留守儿童问题的学者有些不得不中断了研究，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的研究对象不再是留守儿童了，因为他们的父母陆陆续续从城市回到了乡村，短期内也不打算再远走他乡去打工了，因为工作不好找。
返乡潮确实在加剧，2024年跨省打工的农民工占比，比10年前下降了将近20%。曾经在大城市的烈日和寒风中和泥搬砖、晚上睡大通铺的农民工兄弟，彻底返乡了。
返乡潮里的另一只大军是大学生，今年高校毕业生返乡比例超过了40%。他们虽然抱怨“城市放不下肉体、乡村放不下灵魂”，可至少乡村不用高价租房，不用花钱点外卖。
60多年前，中国有过一轮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那是一种自上而下、稳定社会的政治选择。
而如今的回乡潮是一种自下而上、维持生计的个体选择。
留守儿童的家庭团员了，情感问题解决了，但生计问题却浮现了。
据统计，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月薪普遍在 6000元以上，返乡后收入大多缩水一半以上而且不稳定。返乡大学生挑战更大，乡村、小县城很难找到专业匹配的工作。
一直以来都是望族留原籍，家贫走四方，除非是“县城婆罗门”，否则返乡的大学生大概率得脱下孔乙己的长衫，去卷外卖快递等体力劳动。2023 年县域农村调查显示，返乡群体中 35% 的家庭收入下降超 40%。
我认识的一个河北农民家庭很有代表性。这对夫妻曾经在北京打工，疫情期间，在餐馆打工的妻子，因收入下滑选择回老家，她在县城找了一份蛋糕房的工作，月薪3000。只有之前在北京收入的一半，而且全月无休。去年蛋糕房突然要么发不出工资，要么只能发三分之一。
眼看着客人减少，快维持不下去了。由于收入下滑，蛋糕房先被消费降级的老乡们优化掉了。而之前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干临时工的丈夫也在去年失业，后来丈夫干起了电工活，但因为房地产不景气，电工活时有时无，收入相当不稳定。
这夫妻俩要养六口人，家里有两位老人和两个孩子，而农村老人的退休金只有两百元。
如今这样的家庭都在消减开支。于是更多小生意做不下去了，造成更多家庭收入下滑，这样自我加强的循环就像湖面上的涟漪一样一圈一圈向外扩散。
农民比城市人看起来多一样生产资料：土地。不过，一亩地无论是自己种还是出租出去，一年的收入都只有几百元，这还没有考虑到今年秋季华北地区连续阴雨所带来的秋收难问题，很多农民种地甚至还要倒贴，但他们得不到社会的哪怕一点关注。
返乡潮和挣钱难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回乡只是为了消减在城市的高额花销，至于找到工作，难度系数只会比城市更高。
最近农业农村部的一次会议上提出，要防止形成规模性返乡和滞乡。我们的政策措辞向来是不喜欢制造焦虑的，官方用防止这个词，大概率说明已经形成了明显的返乡现象。
去年人社部发布了数据，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累计达到1,300万人。
当时人社部的态度是，通过创业担保贷款、税费减免等政策支持返乡创业。
但一年过去了，态度发生了180度转弯。毕竟1300万返乡人，在现在的经济形势下真正有多少人有创业的本钱和勇气呢？
大概率要么被动躺平，要么打零工维持生计。而随着返乡人越来越多，乡村有限的就业机会实在是养不起这么多老乡了，而且这会让基层的治理难度大大增加，给本就不富裕的地方财政再平添一些压力。
而且，除了防止规模性返乡滞乡之外，政策还提出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如今的农村，各种新建的漂亮房子，穿梭在村里的小轿车，看起来确实富裕了。
但大家都知道，这不是靠农村和农业自己造的血，而是过去20年，2亿多农民工到城里打工，把钱寄回老家才实现的。农村脱贫靠的并不是农业，而是城市里的工厂流水线、建筑工地和服务行业。
如今一下子上千万人返乡，相当于很多国家的总人口数量了。不是政策不想让老乡们回家，这本来就是他们的家。只是，好不容易完成的全面脱贫攻坚战，现在又有了新的挑战，不得不重视起来。
而且，大规模返乡还会造成财政压力。想想几亿打工人在城里租房、吃饭、购物等等，每笔消费都会给国家纳税，还把一部分钱寄回老家，老家的亲人再消费。
一个人同时给两个地方贡献财政收入，但这种优质的人力资本一旦被迫回老家躺平，就彻底退出了经济流通，瞬间从吃的是草挤的是奶的优质资源，变成了社会的负担。
除了经济帐之外，还有更大的隐形压力，就是乡村治理。历朝历代，没有工作和收入的农民都是社会治理的挑战。
明朝末年，小冰期气候导致气温偏低，海南岛竟然下雪，农作物减产、饥荒频发。1637-1643年发生的“崇祯大旱”是近500年最严重的旱灾之一，波及华北、西北23个省份，干旱导致蝗灾、鼠疫，加剧粮食减产。
由于土地兼并、灾荒等，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流民，这才有了后来国家命运的改变。
如今，一大批年轻力壮的中青年人待在老家，没有稳定工作，在城里打工时，他们忙着996，彼此又不熟悉，邻里之间大多也不认识，可回到乡村，不仅有大把时间，再加上之前在城里见过世面所谓有思想的一群人聚在一起，很难不形成社会治理的挑战。
那么，这场离开城市、返回乡村的逆向流动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呢？中国的城市化率还不算高，到底发生了什么？
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大发展，主要是两个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工业化是投资建厂搞生产，城市化是把人吸附到城市里来，起初是为了更好地搞工业生产，实现规模经济，后来还能搞人员服务。人多了，需要衣食住行，娱乐消费，于是服务行业又提供新的工作岗位，再吸引更多人进来，更多人又需要更多服务，如此循环不断。
城市化虹吸进来的人主要来自于农村，经济发展的齿轮转动，这些来打工人的命运齿轮也跟着转动起来。我国城镇化率，从1996年的30%上升到了目前的67%。也就是说，已经有9.4亿人属于城市人口了。
不过，城镇化率统计的是常驻人口，不是户籍人口，也就是说，2.8亿农民工虽然在城市打工，但他们没有户口，并不享受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属于“就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的“半城市化”状态。如果减掉这2.8亿人，城镇化率在50%左右，跟发达国家平均78%的城镇化率还有差距，比如美国是82%、日本高达92%。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返乡潮，不是偶然的市场波动，而是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赶上了西方国家低端产业转移，以轻工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爆发，民间投资和出口进入黄金期。
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巨大虹吸效应，农村人口迅速城市化，1996年至2010年，城镇化率从30%上升至50%，年均增长1.37个百分点。
劳动密集型产业拉动的经济增长还呈现出明显的“涓滴效应”：社会财富从无数的工厂流到一个个打工人的口袋里，然后农民工兄弟又让钱从城市流到了乡村，经济发展给普通人带来了直接的获得感。这十几年是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 “黄金契合期”。
不过，那时候的农村，年轻力壮的人都往外跑，留守儿童问题出现了。老乡们虽然被统计进了城镇化的数据，但他们的身份没有转化，无法享受城市的教育医疗服务。养老也没有保障，他们的根儿依然留在农村和土地上。
于是，一旦要是失去工作，这个他们与城市连接的唯一脐带，命运的齿轮就会开始反向转动。2008年就是这个转折点。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出口断崖式下跌，随后国家启动“四万亿投资计划”。
泼天的资本改变了经济的增长模式，使中国经济从“重出口”转向了“重投资”。资本喜欢杠杆和效率，而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杠杆低，挣钱慢，还容易陷入内卷和过剩。
于是，资本密集型的基建和房地产逐渐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就是这种转变，财富流动的涓滴效应消失了，变成了马太效应。
这种变化的本质，是因为不像劳动密集型普惠性，资本密集型的收入传到模式更像是艾滋病毒，只能靠母婴、血液以及性传播。“四万亿投资”落地，央国企收入开始大幅增加，各种包工头、拆迁户暴富，而流到普通人手里的财富比例逐渐减少。
城市对农村人口的虹吸效应开始下降，因为确实用不了那么多人，城市化的步伐开始减速。特别是过去几年，房价下跌，房地产投资腰斩，大批建筑行业的农民工兄弟要么找不到工作，要么不能及时拿到工资，城市又没有给他们提供任何福利和保障，只好返回老家。很多没有选择回家的，也是那些无奈还着月供的小白领。
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当一个国家成为制造业大国之后，下一个阶段就是向以内需消费为主的经济转型，而服务消费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一个更高级的就业蓄水池，毕竟服务不像出口，需要竞争卷价格，本国人之间的服务本可以有更高的溢价，提供更高的收入。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国，本该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升级，可我们好像成了世界经济规律的另类。内需就是起不来，不仅起不来，消费还在降级，和我们越来越升级的制造能力、越来越优质的工业品产出产生了不可思议的背离。
内因就是我前面说的，资本的回报大大超过了人力获得的回报，居民的存款每年都是一二十万亿地增加，这其中当然有大家节衣缩食剩下来的，但大多都是社会的举债变成了少数人的存款，这让“老百姓”高达165万亿的存款数字看清来既震惊、又魔幻。
2009年之前，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产业占主导，于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上升，但2009年之后，由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占主导了，45%这个比例开始停滞不前，大幅低于同一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
2018年之后，又来了个外因。面对特朗普的贸易战和高科技卡脖子，中国开始投入更多资本在高科技和高端制造业上。
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不是热战，而是以科技战的形式打得刺刀见红。
跟房地产基建行业相比，高科技产业属于资本密集的加强版，疯狂砸钱也不一定能见响，需要持续不断地砸钱。这就使得分配的改革起码在目前显得力不从心。
想想一个芯片制造厂，一年的资本开支可能是几十上百亿，可一家服装厂一年几百上千万的流动资金就够了。但从雇佣人数看，服装厂很可能超过芯片厂。
而且，芯片工程师的月薪是普通工人的数倍甚至数十被。从财富分配角度看，高科技行业也是马太效应，只是房地产行业的老登们退位了，科技新贵或者说小登们开始登场积累财富。
而且，在中美科技竞争最白热化的AI赛道，技术越进步，人力被替代的可能性就越高，萝卜快跑替代网约车司机，家政机器人替代小保姆，人工智能难以让普通人获得更多的财富，它只会加剧财富向最顶端集中。
今天，我们似乎看到的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中国经济，一面是我们成为关税战中，唯一可以跟美国平等上桌、直接掰手腕的经济体。而另一面是，物价通缩和消费的持续低迷。
今年上半年，北京市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67%，住宿业降幅更是高达 92.9%，平均每家上半年只赚了3.7 万元。
官方公布的10月份居民新增贷款数据，往年这个数据都是正增长，疫情之前的5年基本维持在四五千亿的体量，即便疫情期间最惨的两年也只是-180亿，-346亿，而最新数据是-3,604亿。
负数说明大家不光不借钱，反而在提前还贷，因为对未来没有信心，担心以后失业了还不上钱。
有人认为贷款减少可能仅仅是因为楼市崩了，其实减少的3,600多亿贷款里，跟卖房相关的中长期贷款只占700多亿，反而是短期贷款减少了2,800多亿。短期贷款减少的主因就是消费严重萎缩。
消费下滑，冲击着各种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企业，也加剧了各类打工人的返乡潮。经济发展的齿轮依然在快速转动，可普通人命运的齿轮却转不动了。
美国的铁锈地带是产业变迁和个人命运背离之后留下的时代伤疤。
1950 年的底特律是全球制造业的灯塔。福特汽车工厂的流水线 24 小时轰鸣，这座 “汽车城” 聚集着 180 万人口，一个蓝领工人凭借收入就能轻松养活全家。那时的五大湖区支撑着美国 60% 的工业产出，被誉为 “美国的心脏”。
但随着制造业外迁，仅五大湖区就失去 了100 万个工作岗位。 2000 年，底特律人口锐减到 70 万，废弃的工厂，街头毒品交易，底特律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城市，剩下的就是“乡下人的悲歌”。
因为美元长期不得不被人为高估所带来的制造业劣势，特朗普许诺给铁锈地带的制造业回流，可能永远也实现不了。
如今，作为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国，返乡潮也在用一个个活生生的家庭故事发出信号，中美科技竞争的宏大叙事，无法完全兑现每一个家庭的柴米油盐。
返乡潮不是简单的“人口逆流”，它折射出中国经济转型中最真实的阵痛。我们生产了全球30%以上的工业品，自己却只消费掉了全球的13%。
这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吗？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也许是种无奈。
但我知道，宏观经济的齿轮转得再快，最终也要咬合到“人”的生存与尊严上，这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