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倡导积极婚育观，努力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标志着我国生育政策重心正从制度构建向价值引导深化。

回顾近几年的经济工作会议，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次年国务院即出台《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

2024年进一步提出“制定促进生育政策”，并于2025年正式实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对一孩、二孩、三孩家庭统一发放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持续至儿童年满3周岁。

然而，政策推进面临严峻的人口现实。2022年至2024年，中国人口已连续三年负增长，结婚登记数量亦持续下滑，预示未来出生人口存在再度探底的风险。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积极婚育观的培育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物质保障之上。

若年轻人连基本的生存与发展都充满不确定性，便难以具备承担婚姻与养育责任的信心与能力。这不仅是个体层面的困境，更是当前推动积极婚育政策所面临的根本性结构性挑战。

当前，青年群体就业压力突出，失业率居高不下；同时，劳动力市场普遍存在“35岁门槛”，导致中年劳动者陷入“上有老、下有小，工作朝不保夕”的双重焦虑。失业后沦为灵活就业人员，缺乏稳定的医疗、养老与工伤保障。

在此背景下，“先立业再成家”变成了一句空话——因为“业”本身就立不住。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几年的生育支持政策多聚焦于生育后的服务与补贴（如育儿津贴、托育供给、产假延长等），却较少触及婚育决策的前置条件：稳定的就业机会与可预期的收入水平。

因此，倡导“积极婚育观”不能仅停留在宣传口号或末端激励层面。正如许多年轻人所发出的诘问：“我们成年人都活得如此艰难，又何必让孩子来到这个世界？”

这种犹豫并非冷漠，恰恰体现了一种深沉的责任感——他们不愿子女重蹈自己疲惫不堪的覆辙，更不愿下一代一出生就背负高房价、教育内卷与职业不安全感的沉重枷锁。

真正的“积极婚育观”，绝非仅靠一纸文件或媒体上几句“结婚好、生育好”的倡导就能实现。若社会仅寄望于年轻人“乐观一点”“想开一些”，便以为其能轻松跨越高房价、社会保障不足与职场压榨等结构性障碍，无疑是脱离现实的。

事实上，当基本生存尚如履薄冰，生育便不再是自然的选择，而成为一种充满风险的奢侈行为。

试想，当985高校毕业生被迫送外卖、硕士生争相考取基层编制以求一份稳定，社会流动通道收窄，“读书改变命运”的信念动摇，谁还敢对未来几十年做出长远规划？

年轻人需要的不仅是收入，更是生活本身——有时间约会、散步、旅行，而非日复一日地加班至精疲力竭。

一句“生一个孩子国家给3600元”的政策宣导，在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对许多家庭而言，这笔补贴尚不足以覆盖奶粉开支，遑论学区房、课外辅导与长期养老储备。

真正的出路，不在于催婚催生，而在于系统性改善青年生存环境：

强化就业保障，打破年龄歧视，规范裁员行为，扩大高质量岗位供给；

提升生活品质，严格落实八小时工作制，保障法定休假权利，推动工作与生活平衡。

中国今日的繁荣与发展，是几代中国人筚路蓝缕、艰苦奋斗换来的成果。

这片土地的未来，不应由他人来继承；我们亲手建设的家园，理应由我们的子孙继续守护与开拓。

若因现实压力而任由人口结构持续萎缩、生育意愿不断走低，那么，欧洲部分国家外来移民“鸠占鹊巢”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