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二十届四中全会公报将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技自立自强” 置于突出位置，当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破除壁垒的力度持续加码，一个清晰的信号已然释放：中国正迈入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 的新周期。“十五五” 这五年，不是简单的政策轮回，而是在 “不变颜色” 的前提下，对 90 年代改开精神的继承与超越，一场关乎国运的深度重塑已然启幕。
一、历史镜像：改开基因的当代复归
1992 年南巡讲话掀起的改革浪潮，以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的魄力打破思想桎梏，催生了中国经济的黄金三十年。而今 “十五五” 的战略布局中，这种改开基因正在强势复归 —— 同样以思想解放为先导，同样以市场激活为核心，同样以特区试验为突破，不同的是时代赋予的新内涵。
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的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 原则，本质上是对 “一个中心” 的制度确认。与 90 年代破除计划经济束缚不同，当下的改革更聚焦于 “高质量发展” 的质变：90 年代的工业化侧重规模扩张，如今的新型工业化强调人工智能赋能的产业升级；彼时的特区侧重政策洼地，现在的浦东方案、海南自贸区更注重制度型开放的标杆作用；当年的承包制激活了农业生产力，而今湖北的国有资源改革已升级为 “经营权市场化配置 + 资本运营” 的系统工程。
这种历史重演绝非偶然。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压力，与 90 年代初的困境有着惊人相似：外部遭遇全球产业链重构与科技封锁，内部存在体制机制障碍与增长动力转换难题。正如 90 年代用 “发展是硬道理” 破局，“十五五” 也需要以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的共识凝聚合力，这既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更是现实的迫切需求。
二、改革深水区：三重突破激活经济新动能
“十五五” 的改开攻坚，正从市场化、国资改革、特区建设三个维度同步发力，构建起 “三驾马车” 驱动的增长格局。这轮改革的犀利之处，在于敢于触碰深层次利益格局，用制度创新释放蛰伏的发展活力。
（一）市场化攻坚：统一大市场的破局之战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正在上演当代版的 “打破条块分割”。“十四五” 期间已清理 4218 件妨碍公平竞争的规定，2025 年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再减 11 项至 106 项，这些数字背后是对地方保护主义的精准打击。从北京轨道交通 22 号线跨京津冀联通，到长三角新能源汽车 “4 小时产业圈” 成型，物流与产业链的畅通正在重塑经济地理版图。
这场改革的核心突破在于 “制度统一”：不仅要打通商品流通的 “毛细血管”，更要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全国统一。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查处的 239 件行政性垄断案件，如同 90 年代清理 “翻牌公司” 一样，剑指政府干预市场的越位行为。当 1.85 亿户民营经济组织能在全国范围内公平竞争，当外资企业以同比 10.4% 的增速涌入市场，市场化改革的红利正在加速释放。
（二）国资改革：湖北样本的示范效应
湖北国有 “三资” 改革的实践，为全国国资激活提供了可复制的范本。咸宁市桂花林场的改革路径极具启发：在保持国有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将 4.2 万亩林地 20 年经营权以 2.53 亿元挂牌出让，通过 “国企 + 民企” 合作模式引入社会资本，创新 “林下贷” 实现未来收益的资本化运作。这种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的改革，比 90 年代的承包制更具系统性，既守住了国有资产底线，又赋予了市场主体充分的经营自主权。
“十五五” 期间的国资改革将呈现两大特征：一是重组新建并举，通过专业化整合提升产业链控制力，如同 90 年代国企脱困攻坚般力度空前；二是分类施策推进，对竞争性领域国企强化市场化考核，对公益类国企创新运营机制。湖北的实践证明，只要制度设计到位，国有资源完全可以实现 “保值增值与活力激发” 的双重目标，这为全国国资改革提供了重要参照。
（三）特区升级：制度型开放的先行探索
浦东方案与海南自贸区的最新布局，标志着中国开放从 “政策优惠型” 向 “制度创新型” 的质变。与 90 年代深圳 “杀出一条血路” 不同，如今的特区试验更聚焦于 “规则对接”：海南在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数据跨境流动等领域的探索，浦东在金融市场开放、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突破，都是为全国制度型开放积累经验。
这种开放升级的战略价值尤为关键。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需要通过制度接轨赢得国际信任 ——“十四五” 期间货物贸易突破 6 万亿美元、服务贸易首破 1 万亿美元的成绩，印证了开放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十五五” 将进一步扩大制造业开放，推进电信、医疗等服务业试点，这种 “全方位开放” 比 90 年代的 “出口导向” 更具可持续性，也更能抵御外部风险。
三、现代化征程：新质生产力引领的结构变革
“四个现代化” 在 “十五五” 时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协同推进，必须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引擎。这与 90 年代的现代化路径相比，实现了从 “要素驱动” 到 “创新驱动” 的根本转变。
二十届四中全会将 “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 列为核心目标，直指当前的 “卡脖子” 痛点。与 90 年代引进技术消化吸收不同，如今的科技攻关更强调原始创新：在新能源汽车、光伏等优势领域巩固领先地位，在高端芯片、工业软件等短板领域集中突破。这种 “扬长补短” 的策略，正在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体系，为新型工业化筑牢根基。
新质生产力与 “四个现代化” 的深度耦合正在产生化学反应：工业领域的机器人生产线、农业领域的精准种植技术、城镇建设的智能基础设施、乡村振兴的数字赋能，共同构成了现代化的新图景。湖北桂花林场用卫星遥感技术管护林地、用资本运营激活林业资源，正是这种融合发展的生动案例 —— 传统产业通过科技赋能实现升级，新兴产业依托制度创新加速成长。
城镇化的新路径更凸显质量导向。与 90 年代的 “土地城镇化” 不同，“十五五” 的城镇化强调 “人的城镇化” 与 “产业城镇化” 同步推进。城市工作会议部署的 “优化区域经济布局”，正在引导人口与产业向优势区域集聚，既避免了过去的 “鬼城” 陷阱，又通过城市群建设提升规模效应。这种 “高质量城镇化” 将释放数亿人的消费潜力，为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
四、机遇与风险：大洗牌时代的生存法则
任何改革周期都伴随着机遇与风险的共生，“十五五” 也不例外。这场深刻的经济重塑，既可能催生新一轮财富创造浪潮，也可能面临经济过热、通胀压力等挑战，这与 90 年代的经济波动有着相似的逻辑。
改革红利释放将带来三大机遇窗口：一是新质生产力领域的投资机会，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成为增长蓝海；二是区域发展的差异化机遇，浦东、海南等特区以及长三角、粤港澳等城市群将形成政策高地；三是国资改革中的市场空间，国有资源经营权开放将为社会资本提供新的入场通道。90 年代抓住个体户、外贸、房地产机遇的群体实现了财富跃升，而今拥抱新质生产力、跟随政策导向的市场主体，同样可能成为新周期的赢家。
但风险预警同样不容忽视。大规模改革与投资刺激叠加，可能重现 90 年代初的经济过热现象，通胀压力需要警惕。从历史经验看，改革推进越快，越需要做好宏观调控的 “平衡术”—— 既要保持改革力度，又要防止资金 “脱实向虚”；既要激活市场活力，又要守住金融风险底线。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 “统筹发展和安全” 原则，正是对这种风险的前瞻性应对。
对个人与企业而言，应对这场大洗牌的核心策略在于 “三个转变”：从依赖政策红利向拥抱市场竞争转变，从传统产业路径向新质生产力领域转变，从封闭思维向开放合作转变。正如 90 年代需要抛弃 “铁饭碗” 思维，如今更要打破对传统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当湖北的林场能通过股权合作实现转型，当民企能在统一大市场中公平竞争，证明唯有主动求变者才能在改革浪潮中立足。
结语：在改革浪潮中把握历史主动
“十五五” 重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更高层次的螺旋式上升。这场改革的深刻性在于，它既要完成 90 年代未竟的市场化攻坚，又要应对新时代的科技竞争与安全挑战；既要实现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又要推动发展质量的根本变革。
90 年代的改开证明，唯有打破思想桎梏、勇于制度创新，才能释放经济活力；“十五五” 的实践将进一步印证，唯有坚持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坚守 “市场化改革” 方向，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对每个市场主体而言，这五年既是考验更是机遇 —— 抛弃陈旧观念，紧跟政策导向，拥抱新质生产力，方能在这场历史性洗牌中抢占先机。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改革的浪潮奔腾不息。“十五五” 的大幕已经拉开，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创新为动力、以开放为支撑的新时代正在到来。抓住这五年，就是抓住未来三十年的发展主动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