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有人走上街头表达不满,回应往往不是倾听,而是“添乱”“吃饱了撑的”“境外势力”。这不是偶然的情绪化反应,而是权力话语的精密产物,是现代治理理性的一次成功示范。
法国哲学家福柯早就指出:权力不是暴力的显现,而是“规训”的扩展。
它不再通过显性的压制来维持统治,而是通过塑造“合格公民”的标准,制造出一整套对抗、排斥、驯化异见的机制。
从“主体”到“顺民”:
主体性的丧失,并不总是以枪声或监狱的形式展开。现代主体的构建,本身就是规训的结果。
当一个人从小被教导要“听话”“顾全大局”“不要惹事”,他已经开始内化国家权力对行为的边界。他会在愤怒时选择沉默,在痛苦时压抑自己,在看见不公时保持距离。
不是因为他认同这种现实,而是因为他被训练得不再拥有表达不满的语言与位置。
于是,当街头有抗议者出现,多数人第一反应不是思考其诉求,而是回头质问:“他们是不是有病?”——这个反应,本身就是归训的证据。
“添乱”不是一句脏话,它是话语规训中的高明构词。它完成了三重污名:
否定合理性:表达变成无意义的骚动;
剥夺主体性:你不是“诉求者”,而是“制造混乱者”;
制造自我审查:让未上街的人也对表达失去信心。
福柯会提醒我们:这就是“真理政体”的运作方式——谁有资格说话,什么话可以说,哪些话必须被排除,构成了权力最深层的结构。
官方话语总是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它以历史的灾难为例证,将“秩序”建构为生存的唯一基础。
但在这种稳定幻象中,“抗议”就成了“灾难的回声”,“不满”就被等同于“动乱前兆”。人民的主体性因此被双重抹除:
在记忆中,被恐吓;
在现实中,被剥权。
这不仅仅是话语上的误导,而是一种深层的治理策略:“稳定”不再是目的,而是压制的正当性来源。
自由不是从压迫中逃脱,而是重新争夺构成主体的位置。
当人们开始重新质疑“谁在说话、为何说话、我们为何被沉默”,真正的主体性就开始重建。而在此之前,我们必须敢于指出:
每一次将愤怒者称为“添乱”的时刻,都是归训完成的证明。
而每一次不再沉默的发声,都是主体性的萌芽。